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七十四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党的994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高涨的问题。大会尽管根据列宁的思想，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但还是以继续推动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为主题，从而导致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后，电请孙中山、段祺瑞等赴京主持建国大计，同时他也请来了张作霖。当然，张作霖不请也要自来，他是直奉大战的主角。1914年11月10日，由上述4人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没有进京就开始生病，段祺瑞已经失去了在政坛上昔日的雄风，就剩下了冯玉祥和张作霖两个新主角对主政中国还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于是，冯和张两个人又斗了起来，很快，冯玉祥成了被斗败的公鸡。在1925年初，冯玉祥被迫率部离开北京地区，选择华北与蒙古的交通要冲——张家口为根据地，以所辖国民军三个军的兵力，控制了周围的热河、察哈尔、绥远及甘肃地区，积蓄力量，准备与张作霖拼一死战。
张作霖入住北京，他的势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起来，这让苏联人对孙中山大跌眼镜。一直在观察国民军发展动态的苏联情报部门，借苏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地张家口，派来了乔装打扮的李大钊。会见中，李大钊劝说冯玉祥以苏联为榜样，走苏维埃式的革命道路，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军方式建设国民军；同时，向冯玉祥表示，只要冯玉祥反对张作霖，苏联政府愿意为他提供援助。冯玉祥这个时候正对张作霖恨之入骨，闻李大钊之言，自是一百二十个同意，并问李大钊怎么才能和苏联人联系上。李大钊告诉冯玉祥，他就是苏联的驻华大使加拉汗派来的，如果愿意，可以派全权代表跟他一起去北京面见加拉汗。
1925年1月29日，冯玉祥的代表，在北京秘密约见了加拉汗，当确认苏方的确是有诚意帮助冯玉祥反对张作霖后，冯玉祥的代表向加拉汗宣布：“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中国大军阀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创建新中国。’”随后，加拉汗安排冯玉祥以出国治病为借口，秘密去了莫斯科，面见斯大林。冯玉祥向斯大林表示：正式接苏维埃的建军、建国理念。他请求斯大林为他的国民军派出顾问和专家，并给予军事、经济上的援助。斯大林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每年为他的国民军提供100万卢布款项（后来又增加到每年600万卢布）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他在中国张家口、洛阳等地建立军事学校。但是，斯大林要求冯玉祥：
1、国民军必须坚持以“打倒张作霖为代表的军阀统治”为首要任务的战斗口号；
2、国民军所控制的地区共产主义活动合法化；
3、不同意冯玉祥将军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自治政府。
3月14日清晨，蒋介石再赴棉湖前线。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一天的时间，何应钦的教导团第一团，就有300多名官兵阵亡。牺牲虽然惨重，但“棉湖之役”胜利的意义，是非常之大的。继此之后，教导团连续攻克河婆、五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道孙中山已死，他驰电向孙中山告捷。
15日上午7时整，蒋介石令教导团的两个团集中在河婆，与后续部队联合，向五华、兴宁追击敌军；令粤军第七旅许济部歼击畬坑的林虎残敌，林虎率军溃退，许旅追向梅县。午后3时，蒋介石赶到河婆，召陈铭枢旅长、欧阳驹团长等开会，筹议作战计划。16日上午10时，蒋介石率部由河婆出发，在经过上楼镇时，乡民们争相向蒋介石诉说陈炯明军队的暴行。这里有壮丁9000余人，自愿携带土枪白刀协助蒋介石的校军打击陈炯明的军队，蒋介石“感其诚而许之”，把他们分配到各团。
17日上午7时后，蒋介石率军继续进发。在经过毒水嶂时，发现前方的敌踪若有若无，第二团濡滞不进，让蒋介石很是愤怒。10时，蒋介石率军进抵安流渡口，敌军犹未退尽。壮丁们奋勇向前，敌军狼狈不堪，被杀死不少。蒋介石下令许济旅奔赴丰顺，兜抄饶平、潮汕的洪兆麟部。许济旅部调走后，不能再控制畲坑，蒋介石担心林虎趁机调集主力袭击他的后路，就留下一部分校军在鲤鱼冈警戒。自己亲率主力再由安流循周江圩、锡坪间道驰进，决心到明天先取五华，当到达周江圩时，天已入夜，路长难行。蒋介石说：“此乃我不正攻兴宁，先从间道袭取五华，平生战略得意之一也。”
此时，陈炯明、洪兆麟都在梅县。蒋介石决定攻击梅县，他挥军兜抄、牵制、驰进、袭取，由周江圩出奇兵，督军疾进120里，潜伏到梅县城外，对梅县采取了包围之态势；他抓“舌头”为向导，混充陈炯明的运输队，赚开梅县城门，校军一拥而入，擒得官长数名，夺取枪弹辎重无算。此战，是蒋介石平生的得意之作。
陈炯明出逃的到兴宁县城，兴宁县城地势险峻，陈炯明下令死守城池。蒋介石观察地形后认为，地势与我不利，难以进行强攻，且还有援兵将至，苦思没有想出攻城的对策。蒋介石就连夜召集阵前会议，研究天明后的攻取计划。会议上也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又担心敌援即至，蒋介石彷徨不安，直捱到拂晓。这时枪声密集起来，敌援逼近，蒋介石甚恐有失，急忙视察敌情。在视察敌情中，蒋介石的心中豁然开朗，当机立断，命令校军攻打南门外济桥之敌，抢占新丰街的制高点，遂令局势转危为安。接着，蒋介石下令攻击西门，攻击中，又令陈诚的炮兵连架炮侧射。敌营一片混乱，从东门遁逃出城。21日晨，蒋介石率部进入兴宁县城。第一次东征的一连串战事，到此告一段落。
总结这次东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士兵之阵亡及因伤残废者，共计600余人，以第一期随余出征500之子弟，与教导团3000同志之军，死伤几逢三分之一。------呜呼！吾校同志，前赴后继，每于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时，毫无悸怖状，浩然捐生，乐如还乡，总理主义之所感也！”
当天，驰电汕头，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告捷。下午5时，粤军总司令部行营接到胡汉民的电报：“总理逝世！”真是一个惊天的讣告。孙中山的逝世，对于在广东东江作战的革命军，无疑是给予相当大的冲击。蒋介石骤然听说孙中山的噩耗，“茫然自失”。可是，军临前线，不允许他自顾沉浸在哀伤气氛中，而必须勉抑悲痛，益励初衷。蒋介石遂即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谭延闿等人联名向全国同志发表通电：“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3月25日，蒋介石撰《感言》一首：
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
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
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
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
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

常昶昶

这首似诗非诗的《感言》，表示出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怀念，对叛徒陈炯明的憎恶，以及决心履行“总理遗训”。3月27日正午，蒋介石在克服之后的兴宁县城东门外，集合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全体官兵，哀悼孙中山。蒋介石训话说：
“我们的总理已于本月12日在北京病故了。总理的死，是本校本党最悲哀、最不幸的事，也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日，对于本校的希望和教育的热心，以及他的音容、态度、思想、言论，应该如何追慕，我们静立5分钟，仔细回想一番，用志哀悼。------现在总理虽死，他的灵魂在上，也是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为孙中山开完了追思会，蒋介石又撰文哀告全军：
“顷接大本营留守胡电：‘得京电，我大元帅痛于本月12日9时30分在京逝世云’。呜呼！我大元帅毕生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实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继志述事，唯赖我军将士任之。呜呼！国步艰难，民生凋敝，至于此继，我军将士应知我大元帅既薨之后，本军救国救民之责任更重，所期万众一心，努力奋斗，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势力，实行三民主义，期慰我大元帅之幽灵！现在东江叛逆之主力，为我击破，而余气未清、首未得，本军职在杀贼，更须鼓勇直前，消灭残孽，湔雪党耻，竭尽党军责任。庶几，大元帅得以瞑目于九泉，而我军将士亦得不负我大元帅训练党军、培植将士、实行主义、继续生命之至意，望各共勉之。”
晚上，蒋介石为排消心中的郁闷，研究《孙子》十三篇，至次日毕。蒋介石写下了他的研究心得：“军事不外乎审测敌情，明别地形，奇正虚实，远近险易，行动迅速，军心团结，与顾详敌意，并敌一向而已。审机察势，便利专一。专一者，其集中之谓呼。因所感撰成战斗秘诀如下：
凡临阵时，离敌数里列阵，须一息而定，列阵时勿实敌见尤妙。列阵完毕，火器在前排列而进，或寇来冲我，或其列阵待我，俟到50步内，听官长命令，火器齐发，只有一次，兵士乘此大烟如云时，一齐涌进，须以飞走密布刺刀，让蜂丛蚁附，一齐拥上，不可毫发迟疑，短兵救之（刺刀直冲），无有不胜。此非击杀之力，乃大烟之势，跃进之雄，夺其心目，径前交锋，敌自靡矣。兵法谓：‘势险节短，始如处女，敌人开户，终如脱兔，敌不及拒’，不其然乎！------”
蒋介石在日记中总结了与敌对阵时，包括刺杀、射击等各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应该遵守的准则，这是他在具体的作战战术上，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他的这些心得在校军推广后，大大提高了校军的战斗力，同时也培养出来大批的将帅。比如：陈赓、徐向前、胡宗南等等，都是蒋介石军事思想的直接受益者。
蒋介石几天来，一直沉浸在对孙中山的怀念之中。29日，他又撰成挽联以悼念孙中山：竖联是“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横额是“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接着，又撰成挽阵亡将士联：竖联是“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催敌尽人惊”；横额拟的是“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等句。蒋介石是撰联高手，工对、意对皆能，且文题相当，感情激烈，亦经得起推敲，而且大都是即兴之作。
此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也在东征的右路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各团营的党代表们，用一种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宣传策略来鼓励农民，向他们承诺进行土地改革。这种承诺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他们纷纷当向导、传递信息并且做间谍。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被记录下来进行分析，以便作为奖惩的依据。伤者会被得到额外的奖励，死者则被厚葬。追悼会的仪式往往由周恩来主持，蒋介石参加并发表讲话。在一次遭遇战中几乎被打死的加伦，也表示了自己的满意：他满意蒋介石的指挥，满意周恩来的政治工作，更满意士兵们的作战勇猛。加伦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将军成功把两个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团带到了前线，他们的政治观念的培训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们能在前线表现得足够坚定，而且从不抢劫平民。”周恩来为蒋介石的东征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看到了周恩来的执法严明，所以“呈请任命周恩来为军法处处长。”
3月30日，在兴宁县北门刁屋坝举行“追悼大元帅及阵亡将士大会”。各军将士官佐以及县属政、学、农、工各团体，约5千余人，9时整队奔赴会场。11时开会行礼、主祭。程序是：一、肃立；二、哀乐；三、校长读遗嘱；四、校长读誓词；五、政治部主任读祭文；六、静默3分钟；七、三鞠躬（持枪者举枪）；八、奏哀乐；九、校长演讲；十、礼毕。公祭之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灵位前宣读誓言：“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31日，蒋介石急赴汕头，与许崇智相见，研究潮汕地区在收复后的善后事宜。在东征路上，因忙于行军，蒋介石除了感觉到路的两旁是否适合打仗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次蒋介石旧地重临，看到路两旁的风景，竟有不胜今昔之感，所见美丽的山水，雨后暮烟如雨，恰是仙境。次日6时前，由松口开船，经三河坝，水茫流激，下驶甚疾，欲登已不可能。待到4月2日上午来到汕头，先到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官兵。与许崇智会晤后，乘船回广州。4月5日晨7时，船到广州，蒋介石先到黄埔军校在长陡办事处少憩，改乘小轮回到黄埔。
4月5日下午1时，在军校开追悼孙中山的大会，蒋介石莅场主祭、演讲。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埔校为总理旧游地，受教于斯，蒙难于斯，感触多深，咽呜不止。”开完了孙中山的追悼大会，蒋介石又赶到广州大元帅府，拜访胡汉民、谭延闿。胡汉民告诉蒋介石：滇军已有异志，他们正悄悄地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防。蒋介石不敢在广州停留，就在晚上8时回到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第三期新生入伍，蒋介石就乘此机会与他们见面，并讲话。
4月8日，刘震寰发表宣言：反对革命政府通电讨唐。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党军第一旅，由黄埔军校教导团的第一、二两个团组成，何应钦任旅长，仍旧归蒋介石节制调遣。14日，中央又任命廖仲恺为党军的党代表。19日，陈洁如从上海来到广州与蒋介石相会。26日，蒋介石夫妇和廖仲恺一起乘船去汕头。27日，到达汕头后，蒋介石、廖仲恺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研究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变的作战计划。三人研究决定：调粤军和驻防梅县的黄埔党军第一旅回师广州平叛。会后，廖仲恺先行回广州主持大局，蒋介石则留在潮州做回师的准备。

常昶昶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并未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安宁，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原本就是借重孙中山打自己的江山。他们自视对孙中山的政府有功，在广东抢占地盘，擅任官吏，私定捐税，开烟、开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极端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在东征陈炯明时，滇军、桂军担任左翼和中军的任务。可是，他们在将部队调到东江后，却按兵不动，目的就是“养寇自重”和保全自己的实力。他们打仗不出力，但却不断地向广东政府要钱要枪。
孙中山在世时，杨希闵、刘震寰还有所顾忌，就好像是曹操一样；如今孙中山逝世，他们唯一顾忌的就是蒋介石的党军迅速壮大起来。因此，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一传到广州，杨希闵就跑到香港去勾结英帝国主义。同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也想侵吞广东的地盘，就派密使到香港，许诺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有了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杨希闵和刘震寰的胆子大了起来。从4月28日起，滇军、桂军开始不听从广东政府的指挥，纷纷从东江向广州集中。至此，杨、刘二人的叛迹暴露无遗。
孙中山逝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角逐也随之开始，现在的蒋介石还不具备冲击党的最高领袖的资格，因为他还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有资格参与角逐的是四个人：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汪精卫凭藉的是孙中山遗嘱的拟定人，在孙中山逝世时，他是在孙中山身边的唯一党内最高领导人；胡汉民凭藉的则是自己的资历，他以正统自居，在党内的势力颇有根基；许崇智凭藉的是自己的粤军总司令之职，他的支持者都在粤军中；廖仲恺由于是一个忠实执行联俄、联共的人，他的支持者主要是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
汪精卫、鲍罗廷于5月8日从北京回到了广东。汪精卫未在广州停留，就带着他的老婆陈碧君专程跑到东征前线的潮州看望蒋介石。汪精卫见到蒋介石说：“总理在临危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呼唤‘介石’。”
蒋介石听后很是感动，接着二人“倾谈党事”。汪精卫对蒋介石说：“我今后的出处、进退，要听你的一句话来决定。”
蒋介石听了汪精卫的这番话“甚感其亲爱”。这是汪精卫急于要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拉拢支持者的个人行动。蒋介石虽然没有资格角逐这个位置，但他却是每一个角逐者都想拉拢的对象。汪精卫知道要战胜对手，就一定要既获得苏联人的支持，又获得党内实力派的支持。关于苏联人的问题，因为他一直和鲍罗廷在北京陪伴孙中山，因此，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现在只需要得到党内实力派的支持了。
在党内谁最有实力？现状是掌握粤军的总司令许崇智，而许崇智和胡汉民是有矛盾的；蒋介石和许崇智有金兰之宜，又是东征的英雄，同时又得到了廖仲恺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鼎力支持；廖仲恺虽然得到了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可是在国民党内他是个少数派，胡汉民、许崇智都不看好他。因此，蒋介石只要支持他，他的胜算就在握。蒋介石也知道自己此时的政治资历尚浅，他也需要汪精卫这样的党中元老派的支持，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相互支持。怎么个相互支持？就是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当党的领袖，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当军队的领袖。
此时的两个人，就像是刚订了亲的一对恋人，卿卿我我、形影不离。当天晚上，蒋介石陪着汪精卫游览潮州夜景。第二天，蒋介石夫妇又陪汪精卫夫妇到汕头会见了许崇智。当晚，蒋介石夫妇与汪精卫夫妇一起下榻到桂圆饭店，蒋、汪二人再作长谈。蒋介石说：
“现在我国的一些青年，对本国的英雄不崇拜，反而甘为外人支配，所以，要造成崇拜总理的气氛。我建议建国军要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察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只要能够使得本国的青年崇拜本国的英雄，即使神化也是无可非议的。”
汪精卫闻言甚是赞成，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造神运动。孙中山之所以成为神，就是他们两个人造出来的。孙中山成为神，对于二人来说用处是不同的。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他们也只是把孙中山当作了自己手中的一件用来打击别人的武器。这一点大家必须看清楚，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造了很多的神，目的其实就是一个，是造神者想借助这个神一言九鼎，而不是他们真的信神。
第二天，蒋介石和汪精卫一起参加了在粤军总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5月13日，刚吃完早饭，蒋介石和汪精卫正在桂园的楼前散步谈心，廖仲恺、朱培德、加伦三个人匆匆赶来了。五个人一见面，廖仲恺便说：
“介石，现在省城局势甚危，杨希闵已集中兵力，部署作战。他把驻韶关之赵师调到了广九铁路线驻防，把驻佛山之胡师调到白云山一带布防，把廖师从市区扩展到郊区布防，俨然构成完整阵线。刘震寰也将其部自东江调集北江，把驻石龙的部队调回广州，已与杨希闵成呼应之势。唐继尧已经占领了南宁，于昨日以大元帅府副元帅的名义，通电东进，并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
汪精卫听到廖仲恺的话大惊：“怎么闹成这个样子？不是说展堂一直在居中调和吗？”
廖仲恺说：“现在已经没有和平可言，务必克日回省戡乱。”
朱培德也附和说道：“只有克日回省一途了。”
蒋介石更是忧心如焚，当晚，五个人来到许崇智的行营开会。许崇智下令卫队戒备，任何人不得出入行营。廖仲恺首先说：“我已和鲍顾问商定，此次平定杨刘，即以党军为主力，党军当马上回师。我即以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名义，组织广九、广三、粤汉铁路罢工，阻止杨、刘运兵。”
汪精卫已经从蒋介石这里了解了潮汕的情形，于是说：“潮汕未清，若此时回师，岂不前功尽弃？广州不是还有谭延闿、程潜和培德你的部队吗？何必以党军做主力呢？”
许崇智则怒气冲冲地骂道：“鸟！那些客军，都是为找饭吃才到咱们广东的，一个个顶个司令、军长的头衔，其实都是些叫花子。”
朱培德有些不高兴了，沉着脸说：“许总司令，话可不好这样说吧。”
汪精卫急忙打圆场说：“汝为是戏语罢了。”
廖仲恺没有接他们的话茬，继续说道：“平定杨、刘，即以党军为主力，当推介石为总指挥，诸位看如何？”
蒋介石还想辞谢，见众人皆表赞成，也就当仁不让了。蒋介石问道：“胡代帅何意？”
加伦说：“只要我们议定，就照此执行。现在，最好先议定此次平叛的作战方针。”
加伦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志，一言九鼎，蒋介石没有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议论。最后会议议定：此次平叛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解决广州全部滇军，再解决惠州之滇军与流溪河下游的桂军。议定毕，加伦说：“我即据此绘制地图，发给参战各部。我苏军的作战地图向以红箭头表示我军，蓝箭头表示敌军，此次，我即照此绘制。”
中国军事地图上的红蓝箭头据此确定了下来。看到军事议定，廖仲恺说：“因平叛事急，改组政府事，暂时推后。但为避免纷争，鲍顾问的意见，大元帅的人选，还是要早日确定下来，此次前来，鲍顾问委托我向汝为、介石征询人选意见。”
汪精卫心中有数，他不动声色地说：“总理临终前，特意嘱托鲍顾问，一定要回广州继续做本党的顾问。至于人选，照一般的想法，依常例，现在展堂是代理大元帅，改组后由展堂出任元首，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许崇智说：“谁都可以，就是胡展堂不能！我粤军袍泽，万万不容此等小人主持政府。”
蒋介石说：“中正一军人而已，本来无置喙余地，但是，有一个建议，请中央考虑：本党要进行国民革命，政府似不宜再叫大元帅大本营，而以正式政府为好，不妨就叫国民革命政府或者国民政府。”
汪精卫立即附和说：“介石的建议很好的吗。”
蒋介石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此，国民党的政府改称国民政府了。大局既定，加伦代表鲍罗廷说：“鲍同志的意见，政府的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就由汪同志担任。此意，鲍同志已与廖同志说过，廖同志亦赞成之。”
廖仲恺点了点头。汪精卫连连虚让：“岂敢！岂敢！还是展堂或者仲恺来做吧！”
许崇智这时说道：“那就由季新兄来做好了！”
汪精卫等的就是许崇智的态度，既然许崇智不反对，他很快就点了头。加伦说：“既然诸同志皆赞成，那就照此行事。不过，此事现在不可泄露。”
5月14日夜，在桂园住处，蒋介石让陈洁如折腾得夜不能寐。也难怪，一个39岁的男人怎么能满足一个16岁女人的性需求呢？早晨起来，他显得颇是憔悴。廖仲恺、汪精卫、加伦、朱培德要回广州，蒋介石勉强打起精神为他们送行。临行前，廖仲恺又嘱托蒋介石说：“一旦经费、枪械办妥，罢工举行，即以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驰电党军回师，接电即班师回省，弃潮汕在所不惜！”
蒋介石送走了廖仲恺等人，刚想睡个回笼觉，许崇智又来了。蒋介石解嘲说：“汝为兄，弟昨夜不能成眠啊！兴师东征，优秀分子死难数百，力克复此地。如今要回师，不得不放弃潮梅，思维再三，甚非得计，辗转不能入眠！”
许崇智并没有在意蒋介石的精神状态，开门见山地说：“介石，我是不主张打的，但是既然定了要打，必得校军和建国军全部回省，平叛才有可能。”
蒋介石注意到，许崇智称黄埔军坚持用校军，而不用中央定的党军，心想：许崇智对黄埔军校学生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啊。想到这里，奋然说：“但有8千杆步枪，尽可能由中正负责前往，歼灭广州反革命各军不成问题，其余部队仍留潮梅！”
许崇智说：“万万不可！滇桂两军数万人，校军和建国军全部回去也不足两万人，不得不全部班师。”

常昶昶

许崇智只是嘴上说说，他正不想回师广州呢。蒋介石信心满满，提出以校军一旅、建国粤军的陈铭枢旅和许济师，加上吴铁城的警卫军约一万人回师省城，许崇智率领另一半人马留守潮梅。蒋介石心里对许崇智产生不悦，就显得有些闷闷不乐。许崇智见状，连忙转移话题说：“可惜啊，这段时间，仲恺四处奔走，结果还是的让汪精卫坐头把交椅。仲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蒋介石一愣，问道：“此话怎么讲？”
许崇智说：“仲恺未免对苏俄和共产党人太亲近，外界皆云仲恺已赤化，不管是不是如此，至少他是一味亲俄、亲共的。他以为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可以帮助他取得大位，殊不知，连俄国人也明白：如果让他挑头，本党忠诚同志都会反弹，不得不推出汪精卫来。”
蒋介石点了点头，然后分析说：“汝为兄，即使如你所议，我看汪先生不过是领衔而已，实权恐还是操于仲恺之手。毕竟，汪先生没有根基，与鲍顾问的关系也很一般。”
许崇智坚持说：“仲恺一味左倾，对俄国人言听计从，对共产党人的亲近过于对本党元老。他发表了一篇叫《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说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这不是替共产党夺本党的权张目吗？军中的不少兄弟，都不值其所为，我看仲恺早晚要吃亏的。”
蒋介石可不想在许崇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想法，只是说：“现在，帝国主义仇视本党，苏俄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也是实实在在援助我们的。所以，联俄的政策还是要坚持下去。”
许崇智则不屑地说：“援助？他们居心不良，倘若不是他们的所谓援助，或许本党内部也不会有如此多的纠纷！杨希闵、刘震寰就是以反对赤化为号召的。”
蒋介石明白，许崇智是对苏俄援助的武器给了黄埔军校而不满，也就不便再继续说下去了，于是说：“汝为兄，我这就到潮州、梅州巡视校军，作战前的动员。”
随后，蒋介石离开汕头，到了潮安、潮州、梅县、海丰、汕尾，进行战前部署。蒋介石在梅县宴请党军和警卫军官长后，向部队训话说：
“中央已委我为指挥官，凡归我指挥的军队都叫革命军。------最要紧的就是我们革命军不怕死，爱国家、爱人民，遵守连坐法------。这次班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厉害，但我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算是革命军。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造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实行主义。------以前打东江的时候，洪兆麟问我们被俘虏的弟兄，蒋介石与你们吃过血酒没有？这话真是可笑------。我们所以能打胜仗，完全是以主义为中心的。”
带领军队的手段有军事和政治两种，蒋介石在这里主要就是运用了政治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带兵的将领，一定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所以蒋介石要利用自己的军队力量来改造政治、统一财政。为什么孙中山失败？陈炯明失败？许崇智失败？就是他们把军事政治分开来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刘邦、刘秀、曹操、杨坚、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等，哪一个不是军事政治家？项羽、吕布、李自成英雄盖世，可是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是单纯的军事家。
一切准备就绪后，5月21日，蒋介石以总指挥名义，电令党军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许济部、警卫军吴铁城部，同时由潮、梅回师。与此同时，又以长洲要塞司令名义，布告长洲岛戒严。

筱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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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常老师

常昶昶

   七十五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4个团体联合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166个工会团体，54万工会会员，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30多项决议案。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了执行委员会，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任总干事，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顾正红，带领工人和日本资本家进行交涉时，被日本大班（厂长）枪杀，10余名工人被打伤。这一事件成为扩大罢工斗争的导火线。16日，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日本惨杀同胞雪耻会，声援工人罢工。24日，1万多名工人举行追悼顾正红大会，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于30日发动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
30日，学生、工人及其他群众代表2000余人，在南京路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工人提出的“撤销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的四提案。示威群众遭到租界巡捕逮捕，仅南京路在老闸捕房拘捕的学生就有100余人。万余群众集合在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结果，事与愿违，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示威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运动被共产党人给无限扩大化了，他们不知道集中力量只去攻击日本纱厂这一个点，而是让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去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对，结果被被沉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全市实现“三罢”。自6月1日至13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和单位共113个，约15万人。6月4日，由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4个团体组成“三罢”斗争的总指挥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其主要条款是：“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撤销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惩凶、赔偿、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收回会审公堂”等。从这些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是政治条款，有的是经济条款。政治条款大多是共产党人主张的，经济条款则大多是商界联合会提出的。共产党人的条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提出了英日帝国主义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把自己放在了与商界的对立面。再说，假如英日帝国主义退出了上海，共产党人能够得到上海市的统治权吗？
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条款中看到了孤立共产党人的机会，它们首先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代表的“五卅委员会”进行谈判，除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四项内容，其他13项内容，英日代表全部接受。虞洽卿不是共产党人，他是商人，罢市是要受损失的，他也没有俄国人为他提供卢布让他整天没有事干地就是罢工、罢市。因此，在英日宣布接受他的条款后，随即宣布商人开市，至于工人开不开工，学生开不开学，他是不管的。而这时，学生正是放暑假时期，学生根本就不存在罢课。三罢就剩下了工人罢工，而李立三他们还要硬撑，结果若脑了奉系军阀。奉系军阀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杀害了刘华，下令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人领袖，本来可以和商界一同享受胜利的“五卅”运动，以共产党人的失败而告终。李立三、刘少奇自从离开了毛泽东，就离开了正确的指导，他们开展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是鲜血和失败外，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常昶昶

就在下令回师省城的第二天，蒋介石回到了汕头。许崇智一见到蒋介石便说：“介石，回军各部，行军不必过于着急，事或许还有余地。杨、刘已派代表来接洽。回师各部，不妨再等等。”
停了一天，蒋介石又来到了许崇智的行营，问许崇智：“总座，你与杨、刘妥协程度如何？”
“这个、这个。正在进行中、进行中。”许崇智的回答支支吾吾。
蒋介石疑虑重重地回到了驻地桂园，开始分析许崇智的态度。他感觉到：许崇智对解决杨、刘的顾虑，似乎不仅仅是担心寡不敌众、没有胜算的把握，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某种唇亡齿寒的念头；难道总有一天，许崇智和他的粤军，也会成为我蒋某人的敌人？正在思索之际，秘书送来了胡汉民拍给他的电报。胡汉民告诉蒋介石：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第二师师长廖行超，各欲伸张势力，暗与政府通款，故和平解决仍有余地，不必急急回师。
似乎回师没有那么的紧迫，为了躲避陈洁如对他的折腾，就离开汕头到汕尾、海丰等地巡视部队。在巡视中，蒋介石发布了重申砭正校风令。令中说：
“近来吾国社会之腐败，人心之恶劣，已达极点，长此以往，亡国、灭种之祸旋踵即至。------自今以往，望我同志各自振作，相与淬砺，尊主义、重人格、守纪律、尽职责、明责任、固团体、忠国事，------大众一心，努力前进------。”
5月29日上午7时前，蒋介石由汕尾起程，经流连径，正午抵海丰城。下午，在海丰县城，彭湃组织人民群众大会，欢迎蒋介石，蒋介石参加大会并检阅了人民自卫军。晚上7时，蒋介石在行营组织党军第一旅官长开会，给他们讲明回师省城的关系和应该努力的要点：
“------要知道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本党的成败，广东的祸福和中国的存亡，都有很大的关系。如这次回去不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但我们无路可走，并且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所以，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死路。------我们革命军是来救国救民的，是牺牲个人一切的幸福，来到革命党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死了，也是为救国救民而死，为主义奋斗而死，不比得在土匪军队里面，为自私自利而死，做别人的走狗、傀儡而死的------。”
转眼间，下达回师令已经8天了，到底是进是退，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在海丰行营，蒋介石对何应钦说：“敬之，你看看这个局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主事诸公狂于书生之见，胆怯无谋，犹欲以媾和误国！我现在终于明白，何以总理徒苦一生，都是这些人所误！”
感慨一番，蒋介石给胡汉民发电，向他报告班师情况，敦请大元帅大本营尽快发布讨伐令。过了两天，传来消息，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以此次为契机，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及内河近海船舶员工，同时罢工。又过了一天，探报来报：杨、刘以我故，战争一无准备，见我军日向西进，有彻底解决之意；而铁路工人亦罢工，多路均不通车，滇桂军调动受阻，遂大起恐慌。6月5日，蒋介石看到了杨希闵等发出的通电：“共产主义，无论我国人民智、德、生计程度，不足此语------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互相勾结，代为宣传，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家，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主义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
同一天，帅府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以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随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布通电，公布杨、刘叛军罪状。总指挥蒋介石下令：
“以党军第一团、第二团为主力，秘密而迅速地集结于广州附近，与建国粤军陈铭枢旅相互配合，攻击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一带及市区之敌军，占领广州；黄埔在校学生队和入伍生队配合海军攻击广九铁路线之敌，并向右翼延伸，同第一、二团取得联系，协同攻击前进，限6月10日前，各部分别完成准备，11日拂晓开始总攻击。”
部署就绪，蒋介石又发布申明军纪令：“本军回到省城，第一要保护人民，维护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论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犯纪律之罪。”为此，蒋介石下令，紧急赶制红领带，各部官兵，每人必带红领带，以示区别。
10日，滇军派飞机轰炸黄埔，投了8颗炸弹，都落在了军校的后山，可是没有一颗爆炸。得到这个消息，党军官兵雀跃议论：“哈哈哈，好兆头！”
11日拂晓，总攻开始。党军初战不利，溽暑疲劳的蒋介石一时甚为惶忧，急忙来到陈诚的炮兵阵地，亲自指挥作战。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的是炮兵科，对打炮非常在行，在他的指挥下，战局得以扭转。12日上午10日，叛军全线溃退，党军在当天攻下广州城。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布命令，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戍司令。
13日中午，蒋介石来到了大本营。胡汉民、汪精卫一看到蒋介石，两个人以惊喜和感激的语气对他说：“介石，还是党军有战斗力啊！杨、刘自恃实力雄厚，以为我们不敢动他！外界都说，我们未必真会彻底解决，结果怎么样？党军回师，一举成功！多亏党军，多亏介石啊！”
蒋介石却是一脸的忧虑：“胡代帅、汪先生，卫戍司令一职，中正实不敢受。”
胡汉民吃惊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常昶昶

蒋介石说：“卫戍司令的职责，是保护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可是，反革命派、不法军人、无聊政客未肃清，中正没有办法行使职权。中正已有耳闻，现在街面上到处都在说，要杀尽外省人。中正是外省人，是被杀的对象，难以服众，所以，中央还是另选贤能吧！”
汪精卫在旁边劝道：“只是一些谣言罢了，介石何必在意？革命，岂是谣言所能动摇的？介石就不必过谦了吧。此番平叛得胜，奠定政府改组之基，介石对本党，功莫大焉！”
胡汉民又说：“平叛、维护治安，本就是卫戍司令的职责，市面不稳，介石正可以一展身手吗。”
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辞别了胡汉民和汪精卫，又来看望廖仲恺。两个人议论了一番党事，蒋介石起身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公馆。蒋介石刚进门，何应钦就来了，向他报告说：“校长，市内秩序大乱，粤人以消灭外省人为口号，凡非本籍者，辄肆行仇杀，惨不忍闻！建国粤军籍搜敌为名，以警察作伥，大掠外省人的家室！”
蒋介石一听怒不可遏，大声说：“军阀！反革命！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
何应钦继续说：“更可恨者，他们把我军说成是匪徒，凡系红领带者皆是外省人。”
蒋介石暴怒：“匪军结尽怨毒，我革命军爱国爱民之标帜与红领带之记号，为其所污至此，可恶，可恨！传我的命令，教育长胡谦，率校队疾速省城防守！”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分布命令：“回师各部一律取消红领带！”
上午11时，蒋介石在军校主持会议：“党军现在的编制是一个旅，东征出发时，是两个教导团，本校长从前线回校，又成立了第三团；此次平叛，前方和省城俘虏的滇桂军，约在1千4、5百名之数，迅速甄别后，改编为教导团第四团，但是，其下级干部，要先开办训练班，按照本校的教育方针和课程训练。现在即可呈请中央，成立第四团，同时，拟呈文，将党军由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
蒋介石正说着，突然室外传来枪声，他急忙走到室外查看，远远望去，北校场一带，皆为叛军占领。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大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党军第一旅参谋长王俊向他报告：“报告校长，胡思舜师自惠州回援滇军，到观山后见滇军溃败，宣布投降，不意今日复叛！”
蒋介石大声命令说：“传我的命令，速调集党军对抗，务必歼灭之！调陈诚的炮兵连，要即刻赶到！”
俄顷，陈诚率炮兵连赶到，盘好大炮，对准敌阵一顿猛轰，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叛军击溃，缴获甚多。党军迅速夺回被叛军占领的山岭地，随即又尽力追剿敌军，到晚上5时方罢。蒋介石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后，坐车去大本营报告，在经过东堤时，忽然听到了枪声大作。他让司机停下车来，问卫队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卫队报告说：粤军试图袭击他的汽车，正遇上入伍生巡查班。巡查班奋力抗击，打退了粤军的攻击，入伍生也牺牲了两个人。
蒋介石闻听报告，对许崇智恼恨至极，心想：他终于忍耐不住，要对我蒋介石下手了；他既然敢对我下手，会不会也对中央、对胡汉民、汪精卫下手呢？在汇报完胡思舜复叛被消灭的经过后，蒋介石将他对许崇智的疑问给他们两个人说了，让胡汉民、汪精卫做到心中有数。蒋介石回到自己的公馆，一直在思索对付这个盟兄的办法，以至于睡不成眠。
6月14日，杨希闵、廖行超俱逃避香港。下午，胡汉民在大本营召集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会上决定将大本营改组成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合议制的“集体领导”制度。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就成立国民政府一事做出四项决议：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教育机关；2、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3、建国军、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4、整理军政、财政。
许崇智终于行动了，6月16日，他擅自将驻潮、汕地区防守陈炯明的全部粤军调回了广州；并出人意料地将潮安、梅县所属地区交与陈炯明的叛军驻防。为了使双方永息争端，他们之间还达成了一个协议：划汕头为不驻兵区，作为两军的缓冲带，陈炯明承诺不再干涉党务。许崇智的这一行动，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来说，就是养虎为患，就是明目张胆地把陈炯明引为自己的后援；所以他才没有后顾之忧，才可以把部队调回广州；才可以在广州制造混乱；才可以趁着广州政府改组之时，夺取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央召开政治会议，蒋介石不是中央委员，也就无缘参加。正好，他们去争他们的权，蒋介石就在黄埔军校召开校务会议，从容布置党军的驻军问题，以为彻底解决许崇智的粤军奠定基础。校务会议决定：校本部设在省城八旗会馆；第一师全部驻四标营及北校场，第四团暂住黄埔上庆曾家祠及雨操场，将来开往沙角等案；呈请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师师长，刘尧辰为第四团团长，俞正鹏为审计处处长，王文翰盖代管三军处处长。
6月23日，广州各界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游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按分工，义不容辞地负责组织、领导了黄埔学生军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当天，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的群众达10万人。游行队伍在经过沙基路时，英帝国主义军队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停在江面上的英国军舰也向示威群众发炮轰击。当场打死50余人，重伤12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死者当中还有儿童和女学生，造成了比上海“五卅”惨案更加骇人听闻的沙基大惨案。
在沙基惨案中，黄埔党军和学生军被打死23人，其中营长1人，排长3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接到电话报告后，“变色出涕”，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的愤怒“切齿腐心，体发高热”。当夜，蒋介石草拟《军政意见书》给军事委员会说：“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势力，与之决一死战------若吾党再隐忍坐视，畏缩不前，徒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国之无日矣。为今之计，一方面须作绝交持久；为三年、五年之计。一方面准备实力，以半年为第一期战备完成之期。------”
在《军政意见书》中，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一、关于军费问题：拟提1800万为军政费------；二、关于各军之编配：暂定名额为65000人------；三、关于各军之编制：------：四、关于军备之设施：甲、改良虎门、长洲两要塞，------。乙、恢复黄埔鱼雷局及黄埔造船厂，------。丙、整顿江防舰队，缉私船队和中山舰队，（注：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就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丁、扩充兵工厂：1、建筑炼钢厂。2、添设炮弹制造厂。3、添购制造步枪机器------。4、添设制炮厂------。5、关于军事学校扩充计划------。6、关于应设教育机关------。7、关于军费应设之机关------。8、改良士兵生活------。9、训练农团军与学生军至十万数------。

常昶昶

为了对付英帝国主义，蒋介石在办公室天天研究香港地图，他的设想是：一旦与英军发生战事，就迅速占领香港。不仅他自己在准备对英军作战，他还要求党军做好与英军开战的准备。为此，蒋介石下达了《勉校部人员尽职责令》，要求尽忠职守，努力为人。命令中说：不负责不能为国为民，不尽职不能为职员，驰职昧责之人，在国为民贼，在社会为败类，民贼败类，不杀何待？以后有旷职卸责者，不唯立即革除，且必照律严整，以肃党纪而整校风。望各勉为忠实之同志，卧薪尝胆，誓雪党耻，而报国仇也。接着，蒋介石又呈请任命何应钦为军校的总教官，严重为军校教育长，郭琦元为后方病院院长。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选出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等16人为政府委员。接着开第一次委员会议，有11名委员出席，鲍罗廷以顾问身份参与会议，掌握会议选举的主动权，不出所料，汪精卫获得了全票，当选为政府主席。为了实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海军局、航空局、军需局、参谋局和政治训练部等机构。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将各部队统一编成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这一段时间很累，先是想着对付滇桂军，接着想如何对付许崇智的粤军，现在又天天想着如何对付英军。所以，他被累病了，住进了医院。7月7日，在医院的蒋介石没有闲着，向军委会上意见书6项。其中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为第二革命根据地。这是他通过沙基惨案的刺激而产生的新想法，主要是对英帝国主义进行防备。因为，蒋介石担心北伐开始后，英国从香港进攻广州，故而想依靠第二根据地，与英国对峙。
7月8日，感觉良好的蒋介石出院，回到了他在长洲的司令部办公。谁知道病并没有完全好，他又因劳累过度，血管破裂，甚为险急。9日，蒋介石的鼻孔又流血不止，以至不省人事。随即，蒋介石又住院治疗，因为手术不良，给他造成的痛苦不堪。稍微有些好转，蒋介石在医院又向中央执委会，提出在桂林建立入伍生教练所，以备北伐之用的建议。11日，蒋介石又上书陆军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坚持将原先收编的陈炯明部的叛军，完全裁撤。
蒋介石出院不到一个星期，侍从秘书贺衷寒神色紧张地向他报告：“校长，这有一封奇怪的信，字，全是从报纸上剪贴下来的。”
蒋介石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蒋介石，鉴于你的独断专行，谨以此信着重通告你的死期来临。”
蒋介石问贺衷寒怎么看，贺衷寒分析说：“会不会是英国人？”
蒋介石摇了摇头，贺衷寒又说：“学生明白了，是许崇智，陈炯明的逆部洪兆麟、林虎的军队，已经被他收入麾下。校长则力言遣散，所以粤军对校长亦甚忌恨。”
许崇智没有夺到最高的领导权，但他兵临城下，不能不让鲍罗廷、汪精卫有所顾忌，所以，把军权和财权都交给了他。现在的许崇智是以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钱。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还积极收编陈炯明的粤军旧部；他纵容部下包烟截税，胡作非为，把持财政，中饱私囊；他不但克扣各军粮饷，也常使黄埔军校经费无着。为此，蒋介石曾经愤而提出辞去本兼各职。
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身份，向军事委员会提出6大建议，中心就是统一军事、财政。说白了，他的矛头首先就是对准许崇智的，目的是剥夺许崇智的军权和财权。蒋介石的建议得到了汪精卫的赞同，因此在军事委员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是，许崇智不但不执行这些决议，反而变本加厉，行动直接冲蒋介石而来。许崇智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这就为蒋介石在以后倒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7月26日，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作了长篇发言：“刚才主席与各位总司令、各位委员，对于军事委员会的各种方针、各种计划、各种组织都已经详细说明了。现在我单讲最要紧的军政统一问题。------各位还要晓得，帝国主义者最凶狠的一个毒计，就是挑拨中国国内的战争，使我们国人自相残杀，国家四分五裂，不能统一，不能建设。------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并不单因为它表面上压迫中国人民，实在是在深切处，看到它帝国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程度，造成经济恐慌，不得不向殖民地、次殖民地施行榨压，以图苟活。
------诸君听此，可以明白我们革命军形式上虽与国内军阀打仗，实在是无时无地不与帝国主义为敌。------就常理来说，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暗助，既有钱又有械，应大得其势，然实际上军阀在北洋及西南的，都不能延长其生命至三、四年之久。------于此可知，军阀虽有帝国主义者做护身符，但因为与人民厉害相反，不仅不能得人民之助，且遭人民激烈的反对，无论他的外援如何强大，总敌不过民众反抗的力量，所以，它的结果总是失败。
此次沪案发生，广东工、农、商、学、兵联合的兴起，足以使帝国主义者胆寒，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更引起了沿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被压迫民族壮大的独立呼声，直吓得帝国主义者向吾人发抖。-------帝国主义国内真正握政权的不过少数资本家特殊阶级，而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却一样受苦，一样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本来英法对于土耳其、比对于我们中国的压迫还要凶些。三年前，土耳其国民党直接与列强宣战，他们作战的方略，便是先放弃君士坦丁堡，改在安哥拉附近陆上守御，英法列强费了许多金钱利器，还是被他们的国民军打败，结果不平等条约废除，他们的国家、民族从此得到独立平等。
------英国人只设一家借款公司在印度，供给印度的贪官污吏及其军阀，助长印度内乱，它不费一弹，竟占领了全部印度。英国人这个用在印度的惯伎，现在用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买卖生意，只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少许用些资本，立刻就可把你压倒。------所以，帝国主义不倒，中国人做生意的，都不能自由，它要你中国银行、工厂哪一天关门，你就要哪一天关门。这是说中国今日还有半独立名称存在，如果一旦为帝国主义用经济力量亡了中国，那里不但是不许你开银行做生意，就是你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也不许你自由取用，你要提取少许，都要被它监督用度。
这不要看别的，只看台湾和韩国的富翁，在日本银行所存的钱，支取的困难，监督的严密，就可以明白了。这样看来，现在受了帝国主义的金钱，卖了自己的国家，等到国卖完以后，所得的卖国钱仍旧还给买主，你看上当不上当呢？------我们革命军以后只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打了一仗，极望中国人觉悟，再不自相残杀，这样无论哪一省来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是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

常昶昶

看了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大家认为这时的蒋介石不就是一个十分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吗？所以，许崇智听了蒋介石的话以后，对伍朝枢说：“我听介石的演说，就好像在听鲍顾问讲话。什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什么世界革命？他是真的被赤化了。”蒋介石是被赤化了吗？不是，他是一个实践的革命家，他讲究的是有用和有利。这时的他还在执政的下层，是士兵、工人、农民的代表者。一个讲究实际的人，随着地位的变化，也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合作者。
散会后，蒋介石躬身钻进了自己的座车，不知什么缘故，座车却突然发动不起来了。无奈，他只好坐上卫兵的车先离开了。经过修理后的蒋介石座车，由司机开着回公馆，在驶到东坡楼附近时，遭到了密集子弹的射击，座车当即被掀翻在地，司机和车上的两名卫士被打死。蒋介石闻报，不禁毛骨悚然，下令贺衷寒迅速调查事情真相。
贺衷寒经过调查后，向蒋介石报告说：“报告校长，学生已探明，粤军梁楷部旅长杨锦龙，命令守在东坡楼的士兵，只要见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座车便射击，务必将车内的人等一概击毙。”
蒋介石听到这里，沉默不语，贺衷寒又愤然说：“校长，恶劣粤军欺人太甚，上次狙击校长，说不定也是他们所为！如此一再暗杀校长，未免太无人性了！学生主张立即对其采取行动。”
蒋介石叹道：“采取什么行动？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党军、校队，抓紧训练，编组新军。别人越是压迫我们，我们越要争气！”
自从东坡楼事件以后，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就和陈洁如住进了长洲要塞司令部。这里与广州城隔绝，出门要乘汽艇，比城里安全许多。可是这几天，陈洁如却一直闹着要回广州去，她嫌长洲要塞太封闭了；对她来说，出门逛大街，比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所以就天天跟蒋介石吵着要回广州城里去住。蒋介石被她吵闹得没有办法，就给廖仲恺打电话，想让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有时间过来陪陈洁如说说话。谁知廖仲恺说，他在广州东山新建了两幢别墅洋房，自己住了一套，另一套让蒋介石和陈洁如搬来居住。陈洁如一听，可真是太高兴了，就催着蒋介石搬家。
在搬家当天的中午，蒋介石夫妇下车走进了别墅。负责蒋介石安全的警卫官宓照，按照惯例安排警卫事宜。这时，有警卫向他报告，说在别墅附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宓照亲自察看，果然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袖。宓照警觉起来，向侍从秘书贺衷寒和党军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王世和报告，并加强了警卫。
第二天，蒋介石出门，他的座车开到距离城门洞还有100米时，宓照和身后的警卫同时发现：在城门洞内的人流中，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正是昨天在别墅附近出没的两个人。宓照命令道：“全体警戒准备，注意右前方那两个人，听我的枪响为号。”
正当蒋介石的座车开进城门洞时，穿长衫的刺客对准汽车突然抬起了右手，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就要射击。早就有准备的宓照对准他就是一串子弹，“哒、哒、哒”，长衫男子应声倒地。座车司机处变不惊，突然一踩油门，汽车飞也似地冲出了城门。短袖刺客还没有反应过来，警卫车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从车上跳下来几名警卫，干净利索地把他擒拿；然后又将受伤的刺客架到车上，带回东山别墅审讯。经过审讯，这两个刺客是逃亡到香港的原商会会长陈廉伯派来的。
蒋介石的行踪这么快就暴露了，让他提高了警惕，当机立断地对陈洁如说：“洁如，你马上和廖夫人说，明天，即搬回要塞去住！”

     

筱欣奕奕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2-28 19:19
看了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大家认为这时的蒋介石不就是一个十分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吗？所以，许崇智听了蒋介石的 ...

一次惊险的刺伤，精 。
问好常老师:handshake

常昶昶

七十六
苏联政府援助冯玉祥，不但增强了国民军的军事实力，也对其宿敌——奉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张作霖感于事态严重，便开始向苏联谈中东铁路问题，但提出了苛刻条件。莫斯科知道了张作霖的底牌后，就向当时呆在奉天的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发出了如下信息：为尽快扭转对华关系，为权益之计，可酌情答应张作霖的“特别条件”；但是尽可能以口头承诺为主。有了莫斯科的指示，苏方谈判代表团活跃起来了，尽一切力量开展活动，游说张作霖。
在张作霖的身边，有一个亲信叫杨卓，是苏军的特工。杨卓极力欺骗张作霖，他对张作霖说：只要允准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合约，苏联将不再支持冯玉祥。张作霖受到欺骗，于1924年9月18日，指示奉方的谈判代表与苏方代表签署最后的协议。在谈判中，杨卓负责代表张作霖审核俄文的协议内容。9月20日，东北三省自治代表与苏方代表在奉天签署了《奉俄协定》，兴奋的张作霖，以为杨卓有功，就任命杨卓为奉军少将军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作霖发现苏联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既没有停止援助冯玉祥、减免债务及进行卢布赔偿，也没有禁止在东三省进行赤化宣传。不仅如此，新到任的中东铁路管理局苏籍局长伊万诺夫更是无视张作霖的权威，开始公然违背中苏签订的双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从事政治活动，明确违反了“中东铁路为一纯商业性质机构的原则。”张作霖感觉自己受到了苏联的愚弄，他开始怀疑杨卓。
张作霖指示下属避开杨卓，找来精通俄文的专家，对凡是杨卓经过手的与苏联的谈判文件和记录进行了逐句逐字地审核，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杨卓出卖了张作霖和整个奉系集团的利益。俄文的协议内容与中文不一致，中文中有苏联人在本协定签订后，苏联人不在东三省从事赤化宣传等政治活动，不再支持冯玉祥等字样；而俄文协议中不仅没有，而且还允许苏联人在东三省从事政治活动。
张作霖气急败坏，迅速逮捕了杨卓。在审讯室里，杨卓不但供出了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而且还说出来一个让所有奉军军官都大吃一惊的绝密计划：遵照莫斯科总部的指示，伺机配合奉军的被策反将领举行起义，彻底推翻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并成立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满洲人民共和国。但是，杨卓不知道苏联人策反的奉军将领是谁。张作霖恼怒异常，他立即对苏联采取了报复手段，以回敬苏方对自己的蔑视和愚弄。
首先，他以“在奉俄谈判中受苏方百万元贿赂”的罪名，判处杨卓死刑；
其次，以“造成中东铁路沿线社会动乱”罪，扣押苏联政府派出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及有关苏籍官员；
其三，以“与杨卓案有牵连并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非法活动”为由，查封了设在东北地区的多家苏联商业机构；
最后，阶段性中断与苏联政府的一切外交往来。
张作霖的上述报复措施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尤其是处决杨卓，更使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头目对张作霖恨之入骨。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别尔金曾经狠狠地对部下说：“血淋淋的事实说明，我们与大军阀张作霖是不共戴天的！”

常昶昶

听说蒋介石遇到刺客，当天晚上，廖仲恺造访，问道：“介石。怎么回事？”
蒋介石说：“仲恺兄，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恶劣粤军，对我恨之入骨，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个人生死大可不必萦怀，但是当此非常时期，革命军立足未稳，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廖仲恺说：“是应该小心。不过暗杀是没有用处的。”
蒋介石说：“仲恺兄，你也要多加小心才是啊！因改组的事，展堂兄耿耿于怀，不少人认定，精卫虽名为主席，但党政军大权，实际集于仲恺兄和俄人之手，并且痛诋吾兄是共产党的卵翼者，到处散布说吾兄已背叛本党，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可有不少关于将对吾兄不利的消息。”
廖仲恺感慨道：“是啊，昨日在国民会议上，精卫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子，告诉我有人将对我不利，我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所顾忌！’香凝劝我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可是，增加卫兵，只好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蒋介石也跟着廖仲恺感叹说：“内部纷扰如此，真是令人心寒！”
廖仲恺转移了话题，说道：“介石，我正想和你谈谈主义的。戴季陶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断言共产党加入本党是‘寄生政策’，意在篡夺本党。此书引起了共产党的激烈反对，也在本党内部引起了不少争论，浙江省党部请示中央党部指示办法。我以为，本党不继续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是没有成功可能的。”
蒋介石说：“日前，季陶也给我写来长信，痛斥共产党。季陶糊涂，为本党添乱！中央应声明此是他个人意见。此后，党员发表关于本党主义和根本政策原则之言论，应经党部决议。现在，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虎视眈眈，压迫甚急，本党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而俄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我是主张联俄的。那些恶劣粤军、无聊政客，都说蒋某人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对共产党干部诸如周恩来等人又颇重用，因此，断定我是亲俄亲共的左倾分子，甚至说我是被赤化了，作为反对我的籍口。但是，一些激进分子又说我不允许别的主义来取代三民主义，是右倾。不管别人如何看，我的主张是不会变的：共产主义是不适合中国的，这也是俄国人所承认的，总理实行联俄也是以此为前提的。所以，必须明确，我们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实行三民主义；联俄容共，是为了本党的发展，本党的主义成功。倘若实行的结果是消弱乃至消灭了本党，共产主义取代三民主义，那我是坚决反对的。质言之，本党的领导权，不能操于外人之手，这是底线。”
廖仲恺赞同蒋介石的看法，二人又谈了很多，廖仲恺把很多知心的话都给蒋介石说了，让蒋介石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他不知道，他们的这次谈话就是他们的诀别。蒋介石刚回到长洲要塞，廖仲恺便被刺身亡，时间是8月20日上午10时。
蒋介石闻讯急忙驱车赶往医院，只见廖仲恺躺在一张病床上，鲜血满身，两眼微微地睁开，嘴巴大张着，已经死去。他不禁大怮：“仲恺兄------，总理死了，犹如慈父弃养，今贼人又杀长兄，本党何其不幸！中正何其不幸！”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在中央党部的大门前遇刺身亡。刺杀廖仲恺是右派向左派进攻的信号，他们想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不料，廖仲恺的死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把一切右派打倒或者边缘化。为什么要打倒右派？对廖仲恺来说，右派是反对联俄容共的，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是孙中山进行革命时的捐款人；对蒋介石来说，他们都是党内的大佬，不论资历、金钱都在蒋介石之上。因此，打倒右派，排在蒋介石前面的国民党资深派就没有了。那么右派都是谁？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许崇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还有邹鲁、孙科、林直勉、吴铁城等等。到了西山会议派形成时，大家就清楚了。

常昶昶

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当天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则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而身价大增。汪精卫则乘此想把实权从鲍罗廷手中拿到自己手里，蒋介石是大力支持汪精卫把权力拿回来的。因此，廖仲恺之死，损失最大的是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从此失去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特别委员会实际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他们二人开始借着查清廖案，对党、政、军的一切机关和当权派进行了审查。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戒严，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借此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组成了“廖案检察委员会”，由林森、朱培德、李福林、吴铁城、陈公博、甘乃光、周恩来、陈孚木、陈述人担任检察委员。最后查明，暗杀是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的“倒廖会议”，并接受了香港英政府提供的200万元的贿赂。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孙科以及其他右派成员；他们大部分主张暗杀，少数人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是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他们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是要刺死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英国人还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省长。经过“廖案检察委员会”的调查和讨论，特委会发布命令：解散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在省城与西江之军队；通缉魏邦平、朱卓胡毅生等逃脱各犯；成立特别法庭审讯在押各犯。
蒋介石建议说：“解散恶劣军队，正是统一之良机，当召开军委会，编组国民革命军。”
鲍罗廷非常赞同蒋介石的建议，说道：“赞成蒋同志的意见。但是最好有一个议案，拿到军委会通过就是了。”
汪精卫说：“蒋校长早就有《军政意见书》呈中央，不妨请蒋校长先说一说设想。”
8月26日，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通过编组国民革命军案：
第一军：军长蒋中正，（党代表本来是廖仲恺，无人敢代替，故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汪精卫，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清；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五；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朗如。
在第二次东征后，又成立了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改编之后的国民革命军的首要任务，就是第二次东征。8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追悼大会，担任主祭并发表演说。何香凝携子女莅会，来宾中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委员林森，以及鲍罗廷等人。
追悼会后，第二天，即9月1日上午，在东山百子路鲍公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正式开会前，鲍罗廷对蒋介石说：“蒋同志，你昨天在黄埔军校公祭廖同志大会的演说，本人极赞赏。”
汪精卫也附和说：“是啊，兄弟当时听了，即颇赞成之。蒋校长说廖党代表的死，是反革命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又说，在学校里，在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还说要防止帝国主义反共产的口号来离间我们同志，中伤我们同志。不过，蒋校长说到：‘汪先生和本校长都在谋杀内的，何时死，是不得而知的’，令人甚觉感伤。”
汪精卫说完，宣布开会。军事议会上议决了三件大事：一、统一财政，设监督委员会；二、出兵东江，平灭陈炯明；三，胡汉民解职出洋。（胡汉民实际上被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学会了见风使舵，最后还是被送回国内，成为蒋介石的反对派。）会议开到11时散会，蒋介石会黄埔传达会议精神。

常昶昶

“第一次东征”只是把陈炯明部打垮，当时，陈炯明所属林虎、洪兆麟等部迫于无奈，表示愿向东征军归顺，经许崇智许可后依旧留住原处。东征军主力会广州平叛杨、刘叛乱，东江的粤军也被许崇智调到了广州。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忙着处理“沙基惨案”和“廖案”，无暇东顾，于是就给了陈炯明机会。9月1日，陈炯明再到敲起了“渔阳鼙鼓”，聚集3万多人的叛军，将留守驻潮州、梅县的国民革命军，驱赶出去，重新恢复了原来他所占的地盘；林虎、洪兆麟等人又回归到了陈炯明的部下。
为了稳定广州的社会局面，免除东征的后顾之忧，军政当局在军事部宴请广州市的商界领袖。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我敢负责任讲，我在职一天，一定尽一天的能力，保护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求各位的，就是我们要把政府变成人民的政府，军队变成人民的军队，政府和军队是要同人民合作的，各位是商界的代表，就要同政府合作。
------造谣的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人在里面办事，这就是共产的表示。关于这一点，我要简单地报告我们的历史。在五年前，俄国有位特派大使越飞来见我们孙总理中山先生，他们谈话当中，孙总理说：‘中国无论如何，只能实行三民主义，不适于实行共产主义。’当时越飞答复他说：‘你这答案非常合适，我们俄国当尽力来助你实行三民主义。’并且说：‘中国现在的国情，实在不适于共产主义，如果现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我们俄国反而不能帮助了。’所以，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
------我很希望广东商界同胞，此后要用全力来帮助党军，要这样，才能使党军行使职权，才能使广东治安完成，才能使政府实行统一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才能达到中国的自由平等。自从帝国主义在沪、汉和广东各地残杀我们同胞之后，我们已经把香港全个封锁，使他变成荒岛，虽然未到正式宣战，但已经入了战事状态中了。为什么我们敢于这样办呢？我敢说，党军一天在广东，他一天不敢来打，因为党军是拥护人民利益的，党军是人民所拥护的，有这样的军队，无论如何，他们不敢来打的。否则，英国很强的海军，有很多钱，为什么70多天不敢来打呢？这就是人民同党军合作，共同来争回广东人民的人格，不甘受帝国主义者欺侮的效果。------”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处理完第二期毕业生的事情，赶到国民政府来见汪精卫。他愤愤不平地汪精卫说：“汪主席，国民政府现在只管辖半个广东，而汝为是广东省长，把持财政，架空国民政府。现在统一军政、财政的命令，皆因许汝为阻扰，难以施行。宋子文告诉我，中央银行挤兑风潮又起，乃是许汝为任命的省财政厅长李鸿基，命将惟一支撑中央银行的火油捐收归财厅，此无异于宣告中央银行破产！”
汪精卫焦急地问：“介石，你有什么办法吗？”
蒋介石说：“许汝为善耍小聪明，纵容官军搜刮、嫖赌，谓此乃带兵之捷径，可以使部属更加卖命。如此军队，何以称革命军？”
汪精卫说：“是啊，靠这样的军队，是不能革命的。本党倚靠的，是介石你的党军啊。”
蒋介石的目的是想趁机解决掉许崇智，见汪精卫如是说，便说：“建议汪主席召谭延闿、朱培德一起来，商议应付办法。”
当晚，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四人一起，密议应付粤局办法。四人最后议定一个“圈龙拒虎”之策。粤军将领因牵涉“廖案”的很多，粤军已靠不住，为了许崇智的安全，遂由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就是让黄埔学生军把许崇智给监视起来了。
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东莞、石龙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用武力来保护他的安全和地位。汪精卫获悉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要“发兵勤许”，9月18日，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蒋介石取得了倒许的合法权力，经过紧张策划部署，在9月18日深夜，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和关隘，以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

常昶昶

9月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逮捕，送黄埔关押，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从而奠定了宋家兴起的基础。19日夜，蒋介石下令黄埔学生军对许崇智采取突然袭击，将其软禁。20日凌晨，按计划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济部没有进行抵抗即缴械，莫雄部也只是略加抵抗，接着也被解除了武装。蒋介石趁机将这两个师编入了他的第一军，这时，第一军已经有3万多人。
解决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后，在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他的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历数许崇智的罪状，说许如果不“卸职”，即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同时，蒋介石还为他自己这样做作了辩解，说他这是为许之“个人计”，不愿许“革命之生命告终。”还说，他只是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期以时日，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许崇智见到蒋介石的信后，一直打电话和蒋介石联系，可惜电话线早已被学生军切断。许崇智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于次日下午3时，在陈铭枢的武装“保护”下，登船离开广州，悄然去了上海。
蒋介石通过廖仲恺案件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甚至是连蒋介石本人在事前都始料不及的。首先，廖仲恺死了，苏联人、中国共产党人操纵国民党的杠杆没有了；其次是驱逐了胡汉民；再就是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在掌握军权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第一军的实力，使他的一个军，相当于其他军的两个或者是三个，而且让他代替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他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这样，其他各军都得归他的节制，听他的指挥；最后，廖案使许多国民党老辈的右派，不能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进身到国民党的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现在，在国民党中央中，也就是剩下一个光杆主席汪精卫了。汪精卫感觉到了自己势单力孤，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孙中山给他说过的话，那个能够制衡“韩信”的“张良”——毛泽东。毛泽东在哪里？他问谭平山，谭平山通过陈独秀了解到毛泽东还在湖南的韶山养病。于是汪精卫给湖南省国民党党部发出了指示，请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来出任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这个时候还是汪精卫兼着，他想让毛泽东替他宣传三民主义，把自己当成是孙中山的化身，并以此来控制国民党的中央，和制衡蒋介石。
不说汪精卫的算计，单说陈炯明这20天的军队又发展了1万多人，达到了4万多人，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9月27日，陈炯明叛军已经占领了平山。另外，第一次东征时，由于杨希闵、刘震寰按兵不动，在肘腋之处还留下一个隐患，就是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没有动。该地方为广州东侧大门，是东江的咽喉要地，握有惠州，对广州进可攻，退可守，是地地道道的“卧榻之旁”。陈炯明久历沙场，深懂此理，因此在惠州经营有年，想把它变成“金城汤池”。如今平山易手，平山与惠州仅百里之遥，鼓角可闻，让陈炯明叛军互为犄角之势了。
9月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编成三个纵队再次东征，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的队长。由于国民革命军已经有6个军的兵力，所以，这次东征黄埔学生没有编入，仍然留校学习。但是，抽调出两个学生大队做广州市和虎门要塞的防守部队。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周恩来作为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他遗留下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任命邵力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留在军校主持工作。
10月1日上午，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加伦一起，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和严明的军纪条文，对军饷、出发津贴、菜金，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向广大官兵公布。下午4时，蒋介石参加了东征先头部队第一师的誓师，当时，正是大雨淋漓，各官兵鹄立静听，精神饱满，预示着军行胜利。蒋介石这一次又是在雨中出征，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做龙行带雨。这一次，蒋介石真的是要龙飞九天了。

常昶昶

毛泽东一直在韶山进行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与思考。家乡的青山绿水留下了他一串串的足迹，韶山的精华之气通过他的足底、他的天灵盖，还有呼吸道充满了他的全身，让他的思路顿开。我们常说螺旋式上升，毛泽东这次回来，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也成为了父亲。这一年他32岁，人们可曾经想到，毛泽东此后需要经过32年才能再次回到韶山吗？冥冥中，就让他在韶山呆的时间长了一点。
1925年春夏之交，韶山地区遇到了旱灾。在夏收之时，出现了大批的忍饥挨饿的农民。毛泽东在16岁离开韶山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平籴”的斗争；事隔16年，他又故伎重演了一场“平籴阻禁”的斗争。16年前，他是因为毛氏族长的反对而离开了韶山冲，这一次却惊动了湖南的省长赵恒惕。因为，十里八村的土豪劣绅们已经对毛泽东奈何不得了，只有密报赵恒惕帮忙。
赵恒惕一听吓得大惊，毛泽东在城里发动工人运动闹得翻天覆地，这次又跑到了农村去闹，这还了得！他立即电令湘潭团防局迅速逮捕毛泽东。幸好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赵恒惕给县长的密电，写了信交人疾风快火地送到了韶山。毛泽东看完信，并未惊慌，他用开水泡了点凉饭吃了，才坐上邻居叫来的两承小轿，带着杨开慧母子离开了韶山。
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汇报了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把对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中共湘区委员会。这时，何叔衡告诉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他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一听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开始着手安排杨开慧母子的生活。他带着杨开慧母子游历湘江，在橘子洲头，毛泽东感慨万千，想起自己在7、8年前的湖南一师时的学习生活，心潮澎湃，挥毫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争自由。帐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曽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是我们学过的一首名诗。这首诗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经过他在韶山8个月的深思，他发现自己加入这个共产党就是一个错误，他的美好的四年年华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因此他决定要独立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活动，他要粪土万户侯，他要鹰击长空，他要指点江山，他要竟自由。从此，他不再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于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现象。一开始是蒋介石，他总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我行我素；现在是毛泽东，他也要独立于共产党之外，我行我素。最后，蒋介石的我行我素主导了国民党，毛泽东的我行我素主导了共产党。这种我行我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国外的东西进行中国化的过程。蒋介石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套上了忠孝，那么毛泽东将共产主义头上套个什么呢？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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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润之身上的第二道茧衣，他已经悟出来脱去的办法。所以，他才正式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呐喊。”
韩非道：“韶山真的有那么的神气吗？润之在韶山呆了8个月，几乎天天就是游山玩水，与农民闲聊，怎么就突然通天彻地了呢？”
姜子牙道：“这就是蒋介石和润之二人相通之处了。蒋介石也是在自己母亲的坟头旁获得了顿悟，不过，由于他的童年遗产和润之的童年遗产不同，所以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思路。蒋介石的童年遗产是：一、受辱；二、亲族寡义；三、寡母尽心尽力对他哺育，唯望他出人头地；四、家族显贵绵延。所以，他与家乡的关系是：一是与乡亲们无缘分，自己大多在家独过，他的思考也是独自思考；二是深知钱财的重要性，所以他和张静江一起搞投资；三是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四是一定要衣锦还乡。这样，他的思想受到的是封闭系统的熏陶，是垂直的，过多地体现在权力、钱财、显贵、忠孝四个方面。而润之的童年遗产也有四个：一、孩子王，受人尊重，与乡邻关系融洽；二、母亲信佛，让他慈悲为怀；三、家里新兴，即不为钱财犯愁，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家规；四、父亲虽然四个统治者，可是在他之上还有母亲、有外婆，这种统治可以推翻，不是绝对的。因此，润之回家就是如鱼得水，他可以和韶山的父老乡亲融为一体。这样，润之的思考就不是他个人的思考，而是整个韶山民众的整体思考。所以。润之受到的是开放系统的熏陶，既有上下垂直的，也有前后左右的，过多地体现在集体、开放、自由、民主四个方面。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是他自己要问的，是代表乡亲们问的。”
圣人道：“家是一个人的出生之源，家乡是一个人的发展之源。一个人的发展经历，总是和自己的家和家乡有着极大的渊源。不要小看润之在家乡的这8个月，可比他在城里8年如浮萍般的生活带给他的提示和感悟多了，更比去什么欧洲、俄国学什么革命策略强得多了。”
韩非笑道：“圣人此言差矣，那些能出外留学的皆是富人家的子弟，就像我一样。你看有几个穷苦人的孩子可以去欧洲、俄国留学的？对这些富家子弟来说，也正是因为留学才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部分的中坚干部。当然，他们是双刃剑，在推动中国革命和进步的同时，也为润之和润之所探索的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灾难。”
姜子牙道：“家和外边的世界，犹如一个人的内心和身上的衣着。有家可使自己的内心祥和而坚定；有了外边的经历可以使自己有一个华丽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也可以影响到他的内心，使他们的内心觉得自己高贵起来。”
姜子牙的话引起了众神的深思------

筱欣奕奕

圣人、姜子牙、韩非的对话，非常深刻，多读几遍。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第二十回   攀险觅伴侣   悬空识翔健

                                        七十七
毛泽东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带着杨开慧母子和岳母来到广州。自从决定和国民党合作以来，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始终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因为他认为国民党就是一座空房子，他呼吁共产党人积极进来当主人。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三阶段论，共产党人积极搬入当主人，将缩短我们革命的进程，防止国共合作分裂，控制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发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改变国民党的党员结构，削弱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内的影响。
毛泽东通过思索，正确认识到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在中国，现代工业的工人阶级不过200万人，只占全国人口的0.5%，还没有农村的地主多。再革命、再先进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不仅不是革命的，实在是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是他独立的思考，是他决心同与受共产国际控制的陈独秀中共中央划清界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开始行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职责，为国民革命思考军队所应该依靠和反对的阶级。毛泽东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一到任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展现出了他缜密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很快就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一种新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他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反击。
戴季陶在孙中山去世后，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他认为：“孙文主义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之道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因此，三民主义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他主张以“仁爱”之心去感动资本家、地主为劳动阶级的利益革命，反对工农阶级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宣扬“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他攻击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的组织”。要求中共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尽管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但是都不得要领。他们的反击非常马克思主义，很苏联式的，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看得懂和认可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这时的读书人都是富人的子弟。他们不反击还好，越是反击就越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读书人都认可戴季陶的理论，所以，陈独秀他们越是反击，戴季陶就越是精神，他的知名度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就越高。戴季陶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中，同何应钦、贺衷寒等人在广州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并在各地发展组织。
戴季陶做的有点过分了，他超越了国民党中央，自己另搞一套，让汪精卫、蒋介石都很不高兴，可是他们自己又没有反击的理论，所以就急需毛泽东这个宣传部长出来进行反击。怎么反击戴季陶呢？毛泽东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经过慎重而缜密的思考，挥笔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题目，然后写出来了一句非常吸引大家眼球，又过目不忘的一句话作为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写文章是需要时间的，让毛泽东慢慢写着，我们看看蒋介石到哪里了。10月2日，校党代表汪精卫宣言就职。这一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晚上，汪精卫就与军校的高等军官宴赏中秋明月，蒋介石作了即席演讲。10时散会，他回到了长洲要塞司令部，睡不着觉，一个人跑到屋顶上，“仰观蟾光圆溢，更深人寂，但闻唧唧虫声，喟然曰：‘如此良夜，而佳兴索然，党国危难，唯居一身当之，小子可不自勉。’”
为了使东征军军纪严明，出师告捷，蒋介石于4日又特别对第一次东征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分析，以告诫广大东征官兵。他指出的主要弊端有：拉夫、贪污夫役工钱；打骂老役夫；擅入民房随意吃喝；下级军官有的怠惰，有的嫖赌成性；官长虐待士兵，吃空额等等。6日，蒋介石率领参谋团和司令部全体人员，由广州出发赴前线开始东征。7日晨6时起床，见朝霞满天，顿觉神志振奋。当日，蒋介石电令陈炯明部叛军杨坤如自动退出惠州，否则，立即攻城。杨坤如自恃惠州是金城汤池，不理会蒋介石的电令。第二天，蒋介石即命令何应钦准备总攻惠州，他也奔赴前线亲自督战。
10日，蒋介石来到博罗行营，在战争间隙抓紧时间看《孙子兵法》，当看到《虚实篇》时，不禁叹为观止，并认为《孙子兵法》高于吴氏兵书。东征的作战计划是采取中央突破行动，一鼓作气，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惠州城的南、西、北三面环水，背后枕山，为易守难攻之地，自古以来称东江要塞，现在有杨坤如率领3000人据城固守。
对惠州城的进攻，以第一纵队为主力。10月13日上午9时半，东征军的野炮首先点燃炮火，展开激烈战斗。在东征军的猛烈炮轰之下，惠州城北门一带的楼垛已有崩落。下午4时，部队终于冲到城下，但仍未达到登城目的。此时，第四团团长刘尧宸亲挟竹梯率领敢死队肉搏前进，中弹阵亡。继伤亡过半仍然艰苦奋战的第四团之后，有步兵第七、第八团及补充团加入火线，连续冲锋数次，都未能突破火网，及至夜幕低垂，只得暂且收兵。
14日上午，蒋介石下令各部继续攻城，昨天已经牺牲极大的步兵第四团仍愿站在进攻北门的最前线。蒋介石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集中炮火于下午2时开始总攻击。第四、第八团攻打北门；第七团、补充团则攻击西门。野炮、山炮发挥全力，轰击北门。敌人封锁攻击前进道路的强大火力网，是隐伏在北门城楼傍边草棚中的机关枪，籍着城楼掩蔽，受不到炮火威胁。攻城部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把山炮调移到北门附近，专门负责摧毁这个机枪阵地。山炮调准炮口，一发炮弹便摧毁了这个机枪阵地。乘此机会，第四团官兵蜂拥冲到城下，靠起竹梯，一鼓作气，攀登城垣。下午3时左右，官兵们在缘梯爬城之际，纷纷投掷手榴弹，敌军北门防线为之崩溃，攻城部队一个接一个跃入城内。此时，杨坤如仍在城内的司令部里负隅顽抗，在东征军乘势猛攻及激烈炮轰之下，杨坤如很快就垮了下来。杨坤如负伤，只得率领残兵向紫金方面逃遁。等到傍晚，东征军控制了整个惠州城。
第二次东征成败的关键，就系乎惠州之役，东征军突破惠州就是就攻克了最大的难关，因此，声势为之大振。东征军消灭陈炯明，是孙中山多年的夙愿；打倒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大小军阀，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实践。因此，攻克惠州说是孙中山“在天之灵”的保佑也未尝不可。16日，蒋介石在惠州召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演讲，周恩来宣读祭文。
东征军在稍事休整以后，于10月17日再度东进。第一纵队为右路军，循第一次东征相同的路线前进，在掌握海丰等要冲之后，于26日到达河婆。同时，担任中路军的第二纵队，也推进到紫金方面；左路军的第三纵队，则由河源沿东江挺进，攻克五华。在东征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之下，束手无策、一败再败的的敌军，却突然在塘湖一带集中主力，反扑过来。
27日，蒋介石到达羊高圩时，没想到谭曙卿的第三师被敌军包围在华阳附近的塘湖地区，谭师纷纷溃退。蒋介石看到谭师溃退下来，就命令第四团连长陈赓前去向谭曙卿传达命令，不许撤退，随后蒋介石也赶到前线里圩亲自指挥。谭曙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也曾经组织反击，但是敌军林虎部1万多人侧击谭曙卿，第三师接着又是大溃，真是兵败如山倒，连蒋介石也无法阻止。

常昶昶

见到自己已经处于林虎部的包围之中，身边已经没有了部队保护，就剩下一个陈赓还忠心耿耿地护卫在身边。蒋介石便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说着就要举枪自杀。陈赓见状急忙向前劝阻说：“校长，你是总指挥，你的行为要对这次整个战事发生影响。这里毕竟只有谭曙卿的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经过陈赓这么一说，蒋介石也清醒了过来，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正在这时，敌人已经冲了上来，陈赓拉着蒋介石就跑。不想，跑着跑着。蒋介石把脚给崴了，陈赓就背着蒋介石跑。陈赓的个子和蒋介石高低差不多，都是不到一米七，所以背着他也很轻松。向前跑了几里路来到一条河边，正好有一条船，就乘船渡过河去，把敌人甩到了河对岸。
蒋介石脱险回到羊高圩，重新组织第一、三、十一师进行反攻，击溃了林虎部。林虎部向梅林、安流溃逃，蒋介石挥军直追，又在河婆歼灭了洪兆麟部5千余人。东征军继续长驱直入，于11月7日平定东江。此次战役称“华阳战役”，使蒋介石转危为安，又取得了最后胜利，陈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对此，蒋介石则认为是：“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蒋介石在回师后，下令拆除惠州城墙，以除后患。
对于谭曙卿第三师的溃败，蒋介石从中得出两个教训：一是作战兵力至少要达到万人以上，并集中使用；二是当敌人溃退时，切切注意其防线在什么地方，不可误中败敌的突然反击之计。从此以后，蒋介石用兵均以重兵作战，在与冯玉祥、日本和解放战争中，更是使用兵团、集团军为一地区的大作战单位，以免被敌人突袭时而无法相互策应。
但是，蒋介石只是悟出了一半的教训，另一半是他收编的军队并没有像黄埔军校的党军一样进行彻底的整编。因此，他就为自己留下了后患，一方面为了进行大兵团作战，不断地收编各种部队；一方面就破坏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黄埔军校党军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他的军队开始走向军阀部队的老路。这是后话，但是大家必须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把革命的军队带成反革命的军队的。养活大批的军队，不再靠理想和纪律，靠什么？只有权力和金钱，这就是蒋介石后来必须和权力、金钱联姻的根本，也是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根本。防微杜渐，蒋介石就是没有防像谭曙卿这样的微，才使自己逐步“贱”了起来。
蒋介石东征告捷，向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去捷报：“我军第一师，三十日由河婆向安流渡前进，行至横江，遇由罗经坝溃退逆敌主力之林、李、刘各部，痛予迎击，俘敌无算。逆敌又狼狈窜回罗经坝，为我冯部包绝，与第一师回缴敌械，几无漏网。近年作战，未有如此之痛快。此则仰赖先总理在天之灵，与我政府诸公同心仗义所致。从此粤民之大害既除，革命之障碍已清，三民主义实行有望。此则可告慰于吾兄者，而来大难未巳，决不敢以此自矜，且当益加戒慎，诸祈放怀。”
11月4日，国民政府发来嘉奖令：“该总指挥智勇兼备，调度有方，实深嘉慰。诸将士或奋勇破敌，或力战伤亡，劳苦功高，着该总指挥分别查明是报，从优奖恤”。汪精卫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发来贺电：“赖我总指挥雄谋深算，奇兵四合，使逆贼进退无路，敛手就擒，不特大快人心，抑且永绝后患，公在国家，钦感何如。谨电驰贺，并慰问将士劳苦。”
蒋介石由鲤湖起程，“士女簇围，争瞻伟度”，到普宁城，“人山人海，欢娱鼓舞之状，难以形容。”又从普宁往揭阳，“沿途群众聚萍，欢声雷动”。来到揭阳城更是“万人空巷。采烈兴高”。见此情形，蒋介石不禁感慨：“自行军以来，此为最佳气象！北方直奉之争，吴佩孚复出，一般官僚与资产阶级相与庆贺，以余观之，不值一嗤也！”
汕头收复，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11月6日上午8时半，在汕头欢迎代表的簇拥下，蒋介石从揭阳登船，午后一时，船抵汕头码头。但见“各团体列队整齐，仪容甚盛，民众簇观，万头攒动。”蒋介石下船登岸，顺外马路前往设于桥运副使署的总指挥部行营。沿途军乐悠扬，鞭炮哗叭，各工会前导，依序有枪队、步兵、汽车、卫队殿后。蒋介石下车后，在行营小憩片刻，即走出房间，向欢迎民众致谢。
7日上午11时，汕头市召开欢迎东征军大会，各机关团体以及民众约数万人，大都手拿小旗标语。蒋介石莅会，并发表了演说。会后，与会群众开始游行，沿街商铺争相燃放爆竹、高呼口号。蒋介石看到“人民信仰主义，非如昔日浅浮，革命基础已固，良用忭慰。”此日，第一纵队陈济棠部克复饶平，陈铭枢部占领阳江，击退正面的敌军邓本殷部。
在汕头闲暇无事时，蒋介石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泰戈尔传》和《列宁丛书》。他看后的感想是：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欢乐为宇宙运动的意义，是值得赞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蒋介石更重视泰戈尔的精神哲学。但是，当他看到《列宁丛书》中，列宁说的：“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联合民众，以友义的感化的训练，为必要手段”时，则称为是经验之谈，诚可学习借鉴。
11月16日，莅汕头市总商会的欢迎会，面对商界众多的质疑，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开始讲明国共之间的界限：“------我们军队自出发以来，能够不骚扰百姓，并且与百姓相亲相爱，帮助百姓起来组织，来反对帝国主义。------不过你们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是现在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最需要的主义。质言之，能够拯救中国得到独立自由的，只有这个主义。------怎样说这个不适宜实行共产呢？因为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最多的不过几百万，至于过千万的，实在是很少的，如果与欧洲英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是一个资本家。至于中等产业，只能养活他自己，更说不上是资本家。中国现在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并无大富与小富之家。这样的情形，怎样能够共产呢？所以，要请各位明白，中国决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共产是实行于大资本国家，如像英美等国，因为大资本家渐渐发生起来，不只是工农受资本家的压迫，就是小资本家，也要被压迫不能生活，大资本家如此，不共产如何能行。------因为鉴于外国大资本家的危害甚大，所以本党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许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现于中国，使全国人民都得足衣足食的幸福。------”
蒋介石发明的大资本家之说，并把大资本家当做革命的对象，这是正确的，就像是毛泽东只把官僚资本主义当做革命对象一样。可惜的是，蒋介石最后却紧紧地和中国最大的资本家结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还是和他的出身与思维有着天然的关系。
11月23日，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石瑛、邹鲁、覃振、石青阳、沈定一、邵元冲、叶楚怆，和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特、吴稚晖共12人，在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前哭祭之后，举行了一次会议，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之决议。并发表宣言：
“------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及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而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导，完全为共产党人之党团作用。------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籍以维持苏联。-----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