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依据这个宣言，西山会议派于12月2日通过决议：“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9名共产党分子的国民党籍。”接着，他们在12月4日再次议决：“开除主席汪精卫党籍6个月，及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身份，同时判决汪精卫主要罪状如下：
一、任凭鲍罗廷操纵本党中央，并操纵国民政府。
二、廖仲恺被戕后，听鲍罗廷之唆使，放逐胡汉民。
三、对于在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潜赴湖南从事发展共产党运动的毛泽东，特地擢任为中央宣传部长。”
蒋介石听说以后，悲叹道：“他们希图标异，真正是国民革命的‘捣乱分子’。当此正需团结之时，怎么能突然提出分共呢？如此不把我刚组建起的第一军给分化拆散了吗？”他思之再三，决定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告成作序时，表明自己在此时的态度。故曰：
“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中正奉总理命创办本校者，正欲穷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嗟呼，总理逝矣，先烈之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爽者，唯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唯此而已。此一级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之血统也。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兹预以答后吾死者之问曰：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之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直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阐明革命之理，实行国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分，而实现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吾愿未亡诸同志，由静安虑以臻于路格致正，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尤望诸同志开成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则幸矣。------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开，而况于人乎？况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讨论国民党的团结办法。在会议上，他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校内准许共产党活动，（凡有一切动作）但均应公开。也就是要求共产党不能搞秘密活动；二，总理准许共产党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跨共产党。所以，本校国民党员如有愿意加入共产党者，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批准。也就是说，国民党员不准私自加入共产党。
会后，蒋介石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希望周恩来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告诉他，并进一步提出：为了保住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第一军。周恩来不敢擅自做主，说此事关系到两党合作，需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蒋介石也就没有继续逼迫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还只有28岁，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政治家，与比他大11岁的蒋介石相比，还差了一大截。我们说蒋介石已经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了，作为政治家不但要有自己的主义，还要有自己的目标、策略和措施。他从与苏联合作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利用苏联和共产党，他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讳言过。作为军事家，蒋介石的嗅觉很敏锐，他能够很早就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和结果，也知道什么时机是最佳时机。他的实力增强了，他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来。这一点非常好理解，就像是毛泽东后来讲的一样，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蒋介石要的合作，是以他为主的合作，和他合作的人：一不能左右他的思想；二不能夺他的权；三不能在他面前搞阴谋。
蒋介石为什么此时开始转向？除了他拥有了势力，也是他要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暗号，是给在北京开会的西山会议派看的。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在孙中山灵前痛哭流涕，在蒋介石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被边缘化后无奈又无助的一种哀鸣。在他们没有开会之前，蒋介石还把他们看做是个人物，此会一开，反而告诉他，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主子。这不是一伙贫民，是一伙拥有非常财力的商界大佬，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比苏联人援助要多得多的金钱。为了拿苏联人的武器和金钱，我们国民党人可以委曲求全，去赞同他们的共产主义，为什么不能同西山会议派合作，而赞同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去呢？何况共产党人也就是区区千把人，没有他们也许更好。所以，蒋介石开始一面高呼同苏联人合作，一面开始进行分共的尝试。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这时他必须学会用苏联人打压西山会议派，让他们成为落水狗，这样再救他们时，花费的代价就最低；同样，他也必须利用西山会议派，增加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要价的砝码，一方面让他们出钱出力，一方面迅速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他相信苏联人为了团结他这个两次东征的英雄，会不惜血本的。不过，蒋介石此时做的并不过分，而且是显得明人不做暗事。他向苏联人和共产党人就是表明：一，我相信三民主义，而且要用忠孝来推行三民主义；二，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我不允许有第二个主义影响它们。更何况军队里讲的就是一切命令听指挥，怎么能有不让服从我蒋介石命令的主义和共产党人呢？
这个时候，蒋介石采取了既宣传中国传统思想，又赞扬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两手策略。他在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中，首先就是用孔子的《大学》开头的，他大讲《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亦哉革命之学也。------”他同周恩来的谈话，就是想表明自己追求纯正三民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他对共产党是有言在先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看出来，因此，才会有4个月后周恩来的惊慌失措。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只要讲话，就必称赞苏联和共产主义。12月11日，在总指挥部宴会中俄人员时，蒋介石发表即席讲话：“我且不说我们现在没有受俄国人指挥，即使有这件事的时候，我可能老实说，只要把他革命先进国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只要力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之故，并不是什么耻辱。”
12月25日，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党部同志书》，更是将这一表演推到了极致。他说：“------本党不幸，值兹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主义可即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自赴北京西山，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布议案，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褊心，而不惜阻扰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旨意，此已有中央党部及各地党部起而辟之矣。------中正承总理训诲甚久，他无所求，唯愿与诸同志迅速完成国民革命。------关于共产党之问题，彼辈所以主张排除，不外两种理由：第一，‘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之三民主义，根本冲突，故共产党在本党内，亦根本不能相容。’------总理已言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矣，故第一说决非总理之意，此在彼辈亦未始不知。于是有第二说，谓‘总理之特许共产党加入，乃欲共产党完全化合于本党，而非本党为共产党所同比。今则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之危险。’------总理盖严词警告反共之同志，而又决定仍容许共产同志之在党也。总理之所以如是，乃总理之伟大，总理首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然包括共产主义，始我真正之三民主义，而决不惧共产主义将蚕食三民主义，------。若不求自强自立，且不自悔，即严拒一切主义者于千里之外，亦终于自行崩溃，鱼烂而亡耳。------关于汪精卫同志，上海民国日报加之罪者凡三，盖无一而任意捏造。------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乎同志之口耶？-----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诬，当永以自勉，并愿我同志共勉焉。”

常昶昶

蒋介石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天，即1925年12月31日，由汕头返抵黄埔，以浙江省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恭维苏联和共产主义吗？就是为了参加这次全会。就在这一天，国民党中央以全党名义授予蒋介石一枚金质奖章。蒋介石挟得胜之威凯旋，在广州市掀起了一阵旋风，让蒋介石成为此次参加大会最为瞩目的代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把它们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小资产阶级有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阶层——学生界、中小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什么心态呢？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毛泽东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第二军的军长是谭延闿，和毛泽东是老朋友了。以后，《中国青年》在1926年3月出版的116、117期上又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引起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却是大吃一惊。

筱欣奕奕

学习党史，感谢常老师，问好{:soso_e181:}

常昶昶

七十八
张作霖惹恼了苏俄，苏联人决定对张作霖进行报复，迅速启动了郭松龄的反张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杨卓说的奉军军官反叛张作霖的计划。早在1925年初，加拉汗和奉天特工站负责人库兹涅佐夫，就给莫斯科汇报了策划郭松龄反张的计划。过了一个月，新成立的以驻北京苏维埃全权代表加拉汗为首的苏联特工“北京中心”，收到了一封发自莫斯科的密电：同意北京、奉天两地计划的密电内容，即策划郭松龄反对张作霖。但考虑到京奉两地属敏感地区，所以请张家口的军事顾问团利用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在中共北方局的协助下做好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工作。
该密电很快转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所在地苏联顾问团特工组负责人普特纳手中。普特纳与普里马科夫制订了如下计划：
1、请中共北方局的李大钊及部下通过李德全去做韩淑秀的工作，再由韩淑秀说服她的丈夫郭松龄反张；
2、利用冯玉祥的关系接触说服郭松龄反张倒戈。
李德全是冯玉祥的第二任夫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她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指示：利用自己与韩淑秀的同学关系，向她宣传民族革命，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并力争由她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丈夫郭松龄。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李德全每次和韩淑秀见面，都要向她讲述民族革命的道理。李德全还把苏联顾问团的汉语翻译维什妮可娃-阿基莫娃介绍给了韩淑秀。阿基莫娃的真是身份是苏联红军情报局的谍报员，她能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汉语，在苏军军事顾问团里，她既是随行翻译，又是特工组组长普里马科夫的助理。接受教育的韩淑秀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到了家里后，她又及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讲给丈夫郭松龄听。在二人互相的交流中，郭松龄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25年10月24日，张作霖命令郭松龄去天津编组队伍，准备对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作战。这就给郭松龄与冯玉祥合作反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郭松龄说通了奉军的直隶督办李景林一起参加反奉，并与冯玉祥签订了冯、郭密约。全文如下：
甲（指冯）乙（指郭）系同志结合，为达到下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
    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
    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四、开发边疆，保卫国土。
1、直隶、热河均归丙（指李景林）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张，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两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
2、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部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清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可以实力援助之。
五、以后两军，犯下列条件之一者，此约无效：
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
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借款。
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六、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悉以国民公意，甲、乙、丙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
七、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冯玉祥（印）14年11月20日                  郭松龄（印）14年11月20日
1925年11月25日，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内，以特命全权代表加拉汗为首的特工“北京中心”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郭松龄将军举义反奉。加拉汗要求各地苏联军情人员：一是为郭松龄的举义在国内外大造舆论；二是为郭松龄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三是为郭松龄提供奉军的军事情报。会议结束后中共北方局于11月28、29两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奉倒段的斗争，以配合郭松龄的反张军事行动。
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3日，于滦州倒戈反张，将原来奉军的第三方面军的6个步兵师、2个独立炮兵旅、11个重炮团及2个辎重团，约7万名军人，改编为三个军。11月25日，在接到冯玉祥的反奉通电后，郭松龄就率主力部队向山海关进发。郭松龄在30日，将他的司令部移驻山海关，将所部正式改称为“东北国民军”。
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是一场正义的行为。我不能否认郭松龄的思想中，的确有正义的内容，但是，我也不能否认他假如打倒了张作霖以后，在东北是否能够抵抗苏联人，是否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外蒙古。苏联人一直都在想让东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肢解中国。在郭松龄宣布反奉的同一天，张作霖在沈阳正式发布了讨伐令。该讨伐令称：
“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为苏俄利用，实为东三省之公敌。为东三省计，为民国计，非讨伐不可。”
面临灭顶之灾的张作霖，在冷静分析局势之后，决定利用日本人。日本人则也想趁张作霖遇到危机，在东北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两方面就有了合作的基础。日本人具体提出的是让张作霖履行《满蒙新约》的有关条款及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张作霖早已学会了袁世凯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所以满口答应，并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白川义则的代表斋藤参谋长提交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日本提出的五项要求是：
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2、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线接轨和联运；
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本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日本政府于12月7日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以保护日本利益为名，向张作霖和郭松龄双方发出警告：指出“日本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末点起约20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着影响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常昶昶

这个通告，表面上是对张、郭两军发的，实际上却是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靠背。张作霖依据南满铁路同郭松龄作战，郭松龄无法绕到张作霖的背后攻击他。日本人不仅保护了张作霖的后背，还主动向他提供了大量的军费，并派出高素质的顾问、参谋、特工人员辅助张作霖。有资料统计，当时约有8600余名日本各级军官协助奉军反击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但是，郭松龄一样有苏联人为他提供军费和军事顾问，所以，两个人是扯平了。
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夫妇二人被抓，25日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苏联人的企图又一次失败了。郭松龄的倒戈，使张作霖更加痛恨冯玉祥和躲在幕后的“苏俄赤色势力”。于是一向睚眦必报的张作霖，决定报复苏联人、冯玉祥和中共北方局李大钊。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会场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会场，被鲍罗廷支持的国民党左派主导了这次大会。代表们高举着苏联共产党斧头镰刀的旗帜，许多飞机从莫斯科飞越领空而来。在代表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大会给鲍罗廷授予了一个银制的镌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宝鼎。但是，正是在这种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得意忘形中，国民党人左派的大部分人开始觉醒，认为不能再让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左右我们的国民党了。
在这次大会上有三个必须提到结果，这都在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一个是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说明国民党新的代表人物出现了；一个是被囚在莫斯科的胡汉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明大多数的国民党人认识到了苏联人的危害，需要胡汉民这样的右派；一个是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减租减息的议案，获得了通过，从而为12年以后的抗日根据地，通过了一个在国共统治区都合法的农村经济政策。
这一时期，蒋介石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明星人物。他的神奇还在继续，他的部队很轻松地拿下了美丽富饶的海南岛。因此，蒋介石被共产党人也称作是“一个成就非凡的人。”1月4日，国民政府大摆宴席，宴请与会代表，蒋介石即席发表了演讲，语惊四座。他说：“------各位同志能相亲相爱，倘若我们依照这四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就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我对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常常抱着极大乐观和希望，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此种工作，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
蒋介石信心满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我蒋介石是伟大的，你们要大力地支持我；二，因为我伟大，所以国民党也是伟大的，共产党人不要试图代替国民党；三，在上述两个前提下，大家如果相亲相爱，就会马上看到中国的统一。当然，他也有隔空喊话的意思，你们谁要是看准了我，就立即站到我的在一边来。但是，苏联人、共产党人、国民党的右派都没有听懂蒋介石在说什么，还以为他在大吹大擂呢。
隔了一天，1月6日下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听取了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作的军事报告。蒋介石说：“各位代表！今天，军事委员会委任谭延闿同志和中正报告两年来广东军事的经过情形，现在，谭同志委托中正来报告。-----”
蒋介石从民国12年广东面临的极度危险的形势，讲到平定商团之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东征。他的演说不断被掌声打断，当他说到“我现在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确定有了力量，可以向外发展”的时候，会场更是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总概起来，有13年积极的准备，才有14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只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成功，当在不远！”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最后说：“最后还要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效，实在是三民主义的力量战胜的，革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忱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武装。”
蒋介石在台上讲话时，毛泽东就坐在台下，蒋介石的报告，尤其是他最后的两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这个时候，在军事上蒋介石是一个实践者，而毛泽东还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能够判断出这场东征平叛的意义，以及取胜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蒋介石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看得见、听得懂的军事老师，从此他研究了蒋介石5年，终于把他研究透了。
1月11日，孙科从上海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下午，蒋介石就去找孙科谈“团结本党办法”。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孙科是孙中山的唯一血亲，是三民主义唯一的象征；宋庆龄不是，现在她刚刚30出头，她要是另外嫁了人，怎么能代表孙中山呢？孙科与右派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孙科的叔叔伯伯。实行三民主义是不能把孙科撇在一边的，在中国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里，把孙中山的儿子造成自己的反对派，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俄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难道中国人不懂吗？
孙科认为要使本党团结，自然就是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人了。孙科告诉蒋介石，这些人正在上海筹备他们自己的国民党“二全大会”来和广州的二全大会分庭抗衡，他过来就是看看有没有缓和的余地。蒋介石心里也很明白，这些右派对他来讲比共产党和俄国人有用处，他们和自己的盟兄张静江、虞洽卿、孔祥熙等大财团关系密切，把这些人抓到手里，就等于抓住了军队发展的经济后盾，这可比受俄国人掌控自由的多了。于是，他对孙科说，他主张“西山会议案不提于此次大会，或者保留至第三次大会再决。”可惜西山会议影响太大，与会代表不可能不闻不问，因此，蒋介石向孙科表态，一定让大会从轻处理。

常昶昶

大会上，果然有代表提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议案，蒋介石则提出了缓办西山会议派的提案。大会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提案，“弹劾西山会议派”的议案，终于被列入了大会议程。蒋介石眼见阻挠不成，为了设法减轻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并准备下一步的中央委员选举，就在1月12日晚上即大会正式讨论此案的前夜，急匆匆地召集了国民党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出席大会代表的紧急会议，并邀请汪精卫列席。会议讨论了“对第二次大会提案及选举名单”，直到次日凌晨1时后散会。这次蒋介石派别的会议，由蒋介石统一了各人的思想和行动步调，决定一致要求大会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案，并请汪精卫出面向大会提出建议。
1月13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案，首先由路友于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四项处理意见：一、谢特、邹鲁拟永远开除党籍处分；二、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汉、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处以暂时开除党籍1年之处分；三、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怆、张知本拟以用书面警告处分；四、戴季陶拟由大会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路的报告之后，汪精卫向大会提出了修正意见，建议“把第二项暂时开除党籍的都并入第三项办理。”此案经过激烈的争议，由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于16日会议正式通过。依照大会决议案，分别给予谢特、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林森、张继、居正、沈定一、石青阳、茅祖汉、傅汝霖、石瑛、覃振、邵元冲、叶楚怆等12人书面警告，戴季陶仍按原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在1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全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他在提案中说：“本党革命，原为求大多数民众之生存，三民主义，自重民生，士兵为农工化身，为民众之一部，且为革命前途之一员。无论平时战时，实较其他民众为尤苦------。若不急速从事实际上之改善，为兵者，将不免对革命事业有所怀疑------。一官所得，数十倍于一兵，虽事有劳逸，级有高低，而何至若是悬殊，若不急速从事饷章之改革，为士兵者，对革命之特点，即将无所认识。”
蒋介石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对台下的毛泽东又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士兵当兵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当官多拿饷？的确是一个军队的大问题。蒋介石这样做除了有改变军队性质的原因外，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从财政上，为自己掌握的军队多争取一些军费；二是在广大的士兵面前树立起爱护士兵的形象。没有疑问，他的目的达到了。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在军事方面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作出决议，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统一归黄埔军校管理，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有很多人都在计较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高低，那我告诉大家，在这次二全大会之前，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中的地位高于蒋介石，之后则是蒋介石开始高于毛泽东了。
1月15日，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请辞第一军军长职务，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开始由何应钦接任。1月2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和杨匏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扶摇直上，一下子迈进国民党的高层，成为仅次于汪精卫、谭延闿的第三号人物。但谭延闿因为不是国民党正统元老，又无“鸿鹄之志”，处处对蒋介石迁就忍让，所以，蒋介石名为第三号，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地位的急剧上升，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权派汪精卫，一方面是广州没有看清楚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为此，蒋介石也十分闷闷不乐。1月25日，他携朋友徒步登上广州的白云山，“游安期仙居”，“过能仁寺，访方瑛墓”。在山上吃过晚饭才下山。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又一个人登上白云山顶，“骋怀四兆，犹不能稍解郁衰，因叹如何可使我驰责释复，达隐居目的。”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苦痛至极”？
原来。汪精卫为了制衡蒋介石的突然崛起，拉着谭延闿亲自跑到广西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会商两广统一的事情，而且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将李宗仁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与此同时，苏联顾问团以“参谋团”名义，不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决议，消减了军校的经费，以至延误了拨发官兵的薪饷，引起了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人阴谋破坏党军将士对自己的信赖，而且此举是汪精卫授意苏联人干的。这样看来。苏联人和汪精卫已经开始提放他蒋介石了。
蒋介石不是一个善于作秀的人，他的不快就写在了脸上。汪精卫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看到蒋介石的不快后，为了安抚他，2月1日在军事委员会上提议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这就让蒋介石有了统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正当名分。国民党二全大会闭幕不久，鲍罗廷就开始和蒋介石一起讨论广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筹备国民革命军北伐事宜。对此，蒋介石也非常热心，因为，北伐是孙中山一生的志愿。然而，一切都被斯大林的一纸调令改变了，蒋介石迅速地同右派结合在一起。
苏联人在反对张作霖的斗争中又失败了，他们迁怒于鲍罗廷在中国三年的工作没有任何实际的进展，就调鲍罗廷回国，派来了一个曾经帮助过土耳其反抗英国人的季山嘉代替鲍罗廷，希望季山嘉迅速调动国民革命军出兵北方。蒋介石的朋友加伦也被改派到了冯玉祥那里，鲍罗廷和加伦一起北上，秘密会见苏联代表，讨论了未来中国的政策。鲍罗廷知道，中国的事情将变得很遭，因为季山嘉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没有他强有力的协调，这两个人将走向分裂，而苏联人站在谁的一边都是错误的，都会成为被攻击的敌人。

常昶昶

季山嘉是一个典型的沙皇式人物，外强中干。下车伊始，他就开始哇哩哇啦地对中国军人大家指责，认为中国军人贪劣成性，没有土耳其军人厚实，这极大地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更让蒋介石难以忍受的是，他弄清了调走加伦的真实原因：苏联人调整了以广州为中国革命中心的战略，把冯玉祥的张家口当作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冯玉祥站在反对张作霖的最前线，而广州则远离张作霖；二是，中共北方局完全听从苏联人的指挥，而广州的共产党人时不时还同共产国际闹点别扭；三是，中共北方局在冯玉祥那里占有主导的地位，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却要靠苏联人为他撑腰。
这还不算，更让蒋介石窝气的是，季山嘉否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略，决定“北伐从缓”，现在的中心工作，就是要优先支持冯玉祥攻打张作霖。苏联人要求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或者蒋介石离开广州去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练兵。这就彻底让蒋介石看清了苏联人帮助孙中山的真正目的。所以，当季山嘉把苏联人的建议向蒋介石提出后，蒋介石立即说他们的这个建议是“儿戏欺人之谈”。
这一下，蒋介石惹恼了季山嘉，季山嘉就一头扎进了汪精卫的怀抱，鼓动汪精卫开军事委员会通过他的提议。蒋介石这就更对苏联人和汪精卫有看法了，认为他们就是对自己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是想把他调离中央，架空他的权力。是可忍，孰不可忍？刚当上国民党中常委的蒋介石，一气之下就要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及所兼各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接着，蒋介石还想动身去苏联莫斯科，找斯大林当面谈一谈。他让人在香港换好了外币，和他的机要秘书陈立夫一起坐车去码头。就是在路上，陈立夫对他说：你不应该离开广州，否则，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将来由谁当呢？蒋介石一听大悟，立即让司机开车回家。
既然“无法解决辞职问题”，又无法离开广州，要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蒋介石就必须“自强不息”。“人在于自强”，蒋介石“甚悔”辞职之举，觉得自己“太无耐力”了。于是，他决定“积极干去”。蒋介石改变了策略，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汪精卫和季山嘉展开了进攻。蒋介石一旦把谁当作敌人，谁就该倒霉了。
而就在这时，受共产国际支配的共产党人开始做蠢事。他们在广州四处散发传单，说蒋介石是新军阀，攻击蒋介石不听从苏联人的安排；同时，汪精卫也派有自己在第一军的嫡系师长王懋功展开倒蒋活动。汪精卫现在是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了一个嫡系。蒋介石是一个很有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的人，共产党人和汪精卫又为他提供了一个清洗异己，纯洁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绝佳机会，他如果不动作，反而成了一个傻子。
蒋介石把目光盯在了两个关键的岗位上，一个是汪精卫的亲信王懋功，他的部队驻扎在广州，假如不解决就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危险；另一个就是中山舰的舰长李之龙，中山舰是海军中最大的军舰，是对远离广州陆地的黄埔和长洲要塞危险最大的水上雄狮，不能让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蒋介石一切谋定而后动，他首先投石问路，向汪精卫的嫡系师长王懋功开了刀。
2月26日，蒋介石突然将王懋功扣押，罪名是“图谋不轨、倾覆本党革命势力”，宣布撤掉王懋功的第二师师长职务，派人将其押送上海。然后，蒋介石直接去找汪精卫说：“既然中央不同意我辞职，那就让季山嘉回他的俄国去。”
蒋介石向季山嘉下达了驱逐令。汪精卫和季山嘉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来对付他们，让他们一下子成了下软蛋的鸡。斯大林、汪精卫、季山嘉根本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系统和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系统和关系之外，没有人承认上级的权威。苏联人以为换一个顾问会有一样的权威，汪精卫以为他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军队没有他的命令，军官们不敢乱动。然而，这些军官都是蒋介石提拔和培养出来的，他们岂会听从别人的命令？在中国，除非你自己把自己的军权交出去，没有人可以解除你的职务。从这一点上来看，毛泽东的伟大就可见一般了。
蒋介石公开站在了季山嘉的对立面上，季山嘉手足无措，只得表示愿意辞职。苏联人失策了，他们不得不急令还在北京的鲍罗廷回广州。然而，复返的鲍罗廷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权威，蒋介石不听他的了。这以后的鲍罗廷要想让蒋介石继续北伐，就必须求着他，所以，位置颠倒了过来，蒋介石成了主人，鲍罗廷成了真正的军事顾问。为了苏联人的倒张事业，鲍罗廷只好亲自率领北伐军战斗在第一线。
人的心理就是系于一线之间，如果你怕一个人，你就可能怕一辈子，如果你不怕这个人了，这个人就可能怕你一辈子。鲍罗廷本来的地位是靠紧跟孙中山的鞍前马后，在国民党中央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是因为他大多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意志。然而，他的权威被斯大林说给否定就否定了，派来了一个狗屁不是的季山嘉，一下子就让人们通过鲍罗廷建立起来的对苏联的尊重化为泡影。
人们对苏联人不那么尊重了，自然鲍罗廷也包括在内。因为，蒋介石通过和季山嘉的斗争，看到了一个对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不论你如何正确、强硬，都不敢和国民党破裂，因为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更厉害的人物，要求他们必须团结和利用国民党。因此，一开始怕国共合作破裂的心理没有了，而国共合作破裂反而成了一个对付苏联人的杀手锏，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辗转腾挪的巨大空间。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转换间，蒋介石完成了化蛹成蝶的痛苦过程，接下来他要证明一下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常昶昶

蒋先云接替贺衷寒成为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他的这个秘书是文武双全的，不像是陈立夫担任的是机要秘书。这个侍从秘书的军衔是上校，相当于团级，在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出任的国民革命军的职务中，应该是最高的了。叶剑英虽然比他的职位高，可当时叶剑英还不是共产党员，叶挺这个时候还没有从苏联回来，能够和蒋先云比肩的是李之龙，像徐向前等都是蒋先云手下的兵。蒋先云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因为蒋先云非常的精明能干。尽管明知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还是对他信任不疑，甚至在分党以后也没有赶蒋先云走。这样蒋先云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信使。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东征回来，蒋先云就想去看他，可是接着就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蒋先云去了几趟都没有见到毛泽东。这一天，蒋先云随蒋介石从黄埔来到了广州，闲暇无事，就又去拜访自己的老领导。毛泽东正在办公，看到蒋先云，甚是高兴，拉着他问长问短。三年不见，蒋先云也有说不完的话要对毛泽东说。他详细向毛泽东介绍了蒋介石、周恩来和黄埔军校，介绍了两次东征的经过，最后还给毛泽东带来了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的序。
毛泽东看蒋介石的文章，就让蒋先云看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看了蒋介石的文章，感觉到蒋介石文如其人，英俊、潇洒、帅气，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上，他见到蒋介石脚穿马靴，走路咯咯有声，脸上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气，为中国能有如此人物而兴奋不已。说实在的，毛泽东早已看不惯苏联人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他希望国民党中能够出来一个人物替代苏联人在国共合作中对地位，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苏联人来掌握中国革命的航舵。
听蒋介石在大会上的发言，再看他的文章，毛泽东知道蒋介石已经是一个博古通今，既信仰三民主义，又精通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军阀的军事家，他的一些军事思想尤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一丝忧虑，他看到蒋介石把忠孝仁义放在了推行三民主义的首位。这可能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皇帝，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但是，毛泽东更大的忧虑则在于：如果蒋介石主导国民党，那么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了，就必须学会和蒋介石合作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只有处于仆从的地位才能维持合作的不破裂。
常言道：惺惺相惜，高手之间总是相互敬重的，只有和高手过招之后，才能找出自己身上的破绽，才能让自己迅速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为有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物而兴奋不已，因此他决定探一探蒋介石的底。看到蒋先云也将自己的文章看完，毛泽东问道：“怎么样？有什么看法？”
蒋先云说：“润之，没有想到你把中国分析的这么透彻，让我顿时明白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也明白了什么样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这个戴季陶和我们蒋校长是盟兄弟，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戴季陶是个右派，蒋校长却是个左派。对了，蒋校长在汕头市总商会讲话说：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大富和小富之家，共产只适宜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毛泽东说：“这就是这个阶级的特性，他们总是粉饰自己的阶级如何对社会有益而无害。我的文章不是写给他们看的，是想让我们共产党人看的。判断是不是革命，就是看这支军队、这个党依靠谁。现在蒋介石东征依靠人民群众，那么他的行动就是革命的，假如他哪一天依靠了大资本家，那就是反革命的。而蒋介石是一个中产阶级，正是处于这个阶级的动摇性上，他向左走就是革命，向右走就是反革命。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中国没有独立革命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要人人数不多，要钱钱又不多。人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这边，钱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边。要获得统治权，要么你有权，要么你有人。我最担心的是蒋介石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革命，依靠人民群众；而在获得权力后，依靠大地主、大资本家的钱，从而走向反革命。”
蒋先云说：“这可怎么办是好呢？如何防止他只革命，而不反革命呢？”
毛泽东说：“对蒋介石进行试探，看他终究是要革命，还是要反革命。如果革命我们就继续支持下去，如果反革命就要尽快乘他立足未稳时剪除他。”
蒋先云说：“对，未雨绸缪吗。怎么试探他呢？”
毛泽东说：“你把我的这篇文章带给他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不过，千万不要说你来过我这里。就说你是偶然在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上看到的。”
蒋先云说：“好，我知道了。”
毛泽东说：“记住代我问恩来同志好，我的文章也给恩来同志看一看。我就不留你一起吃饭了，为了保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分开吃吧。”
蒋先云笑道：“我本来是想请你大吃一顿的，也好，我就省了吧。”
蒋先云告别毛泽东，见到蒋介石，把毛泽东的文章给蒋介石看了。蒋介石看到后，大吃一惊，心想：毛泽东果真是人中龙凤，把中国的一切都看透了。是啊，中国的领导力量不是戴季陶所提倡的资产阶级，而是除此之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工人和农民。我就是在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钱能不利用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毛泽东还是一个书生，不知道养军队是需要钱的，工人和农民有钱吗？的确是，毛泽东要突破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经过一番考虑的。
蒋介石嘱托蒋先云，平常注意收集毛泽东发表的各篇文章，蒋先云应允下来，只要有机会就会给蒋介石收集来毛泽东的文章让蒋介石看。这项工作，蒋先云直做到他在北伐的路上牺牲。

筱欣奕奕

慢慢细读中，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七十九
张作霖平了郭松龄的叛乱，1926年春，开始利用自己控制北京的有利条件，向苏联政府在北京的代表机构——大使馆，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汗发起了挑衅式的攻击。同时，张作霖与吴佩孚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共同向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3月12日，日本的军舰引导着奉军的舰船，意图突破国民军布下水雷所封锁的大沽口港口，导致守卫港口的国民军与日本军舰交火。日本就借此污蔑中国政府破坏《辛丑条约》，纠集了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当然，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遏制冯玉祥的国民军。
3月17日，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以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决议次日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8国通牒示威大会。大会通过严驳8国最后通牒等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李大钊、赵世炎等参加了游行，共产党人王一飞临时代替国民党左派徐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预先埋伏的军警，先是以大刀、木棍向群众乱打，继之又开枪射击，打死40余人，重伤200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大惨案”，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等领导人。张作霖更是在4月下旬，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京报》主编黄明江与邵飘萍，并予以杀害；同时，以“赤化嫌疑”为名通缉400多位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及进步人士。在1926年夏天，张作霖正式宣布，不再承认加拉汗为苏联政府特命全权代表的身份，并指出：“为避免引起更大的麻烦，请苏联政府立即召回加拉汗先生。”加拉汗被驱逐回国，苏联大使馆成了一个空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就躲在这里度下了余生。6月2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方联合发布了“讨赤”令，苏联人在中国北方开辟的反对张作霖的中心，彻底失败，中国境内的反苏反共活动大肆猖獗起来。无奈，斯大林只好把目光又投向了广州。

两次东征的此成功，及新近拓展的疆域迅速扩大了广州政府的税源，宋子文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管理的中央银行建立了白金储备，给广州货币带来了在中国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稳定，广东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宋子文随之又入主财政部，他简化了税收体系，引进了更多更有效的税收方法。政府对于土地税的依赖降低了，财产拥有者，比如商人、工业主被重新课税，赌博重新合法化，但需要交纳重税。还有奢饰品的消费、汽油、饭店、鸦片与娼妓都要课以重税。结果，在1924-1926年间广州政府的税收收入成倍地增加。另外，政府还发行了大批的债券，政府可用于开支的钱有了，军队的装备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当然，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在银行的私人存款提高了6倍。这就是1926年的广东经济情况，北伐是要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的，现在的广州政府已经有了北伐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接连几天都在读《革命心理》一书。3月6日这天，蒋介石的体会更深刻了，他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力之动力。”7日，教育长邓演达报告：“有人在散布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据查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
“廖案”中，蒋介石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甘味无穷。现在他已经决心要架空汪精卫和赶在季山嘉，并趁机清除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本来他还想再等一等再对共产党下手，没有想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反蒋宣传”，蒋介石决定利用好这着好棋。
3月8日，蒋介石又去拜访汪精卫，向他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的合作，必须定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不料，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谈话内容，至此，蒋介石感觉到汪精卫已经开始在寻求苏联人和共产党人对他的支持，而且已经“勾结已深”。为了明人不做暗事，蒋介石还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汪精卫改弦更张。信中说：
“------自弟由汕回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限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限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同志责，兄亦不能辞其责任也。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
3月8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仪式，蒋介石对学生专门讲了主义和严守纪律的问题：“------我们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义的基础就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现的方法实在是不同的，不过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相同的。现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义，不晓得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义，而排斥共产主义；或者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民主义，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本校长对于三民主义的观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认识清楚。------本校第一是注重纪律，大家都要拿铁的纪律来互相监督；第二是无论学生、士兵都要养成他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因为要不使他做人家的机械或傀儡，给人家来利用，这就是本校的教育方针。------只要以后我们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费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那么就和我们总理亲自在我们目前训诫我们一样了。------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希望各位人人学总理，人人继续总理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并且要希望各位学生的思想魄力、气度胆量，都要学到我们总理一个样子。这样，个个学生都是我们的总理了，革命岂有不成之理。------”
3月10日上午，蒋介石又听说了种种不堪入耳之谣言，但他却处之泰然，未尝抱一悲观，自谓“吾以至诚待人，终久能谅解。”近日，反蒋传单不断，疑、谤、忌、诬、排、害，渐次明显。这些传单和谣言，经查并不是来自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而是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右派分子制造和散发的，目的就是在于挑拨蒋介石同汪精卫、共产党以及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人物是戴季陶，他对蒋介石知之甚深，知道蒋介石的性格多疑，因此就设圈套挑拨蒋介石反汪、反共，从而让蒋介石为他们所用。
其实，蒋介石并不是像戴季陶想象的那样，戴季陶和蒋介石明争暗斗10年了，哪一次占了上风？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他说过：“我从来的意志，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的，决不能听人家包围来改变我的主张的”，“应该怎样主张，就怎样实行，就没有听从旁人的主张采随时变更的，或者受人包围，另外做旁人的一个留声机。”

常昶昶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上午9时，蒋介石往中央党部行礼，至哀敬，并发表感言。因追念孙中山，就把孙中山曾经给他写过的一些手书整理成册，并请谭延闿作跋。下午4时，汪精卫给蒋介石打电话，邀他和季山嘉一起谈论北伐的事宜。蒋介石与二人见面后，感觉到与汪精卫和季山嘉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汪精卫和季山嘉联合起来，想逼蒋介石离开广东，并暗示蒋介石如果不离开就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当面说要辞职，两个人又不准。蒋介石想他们是不是想让自己陷入弃职潜逃的困境？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实施他的计划，于是他打电话召周恩来从第一军的驻地汕头来到广州。
周恩来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前夕，从汕头回到过广州一次，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蒋介石向他提出的问题。经过商定，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计划把共产党员全部从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撤出；并计划在国民党二全大会的选举中，少选中间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以此回击蒋介石。没有想到他们的策略是错误的，在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上，不仅没有抑制住中间派，而且右派的势力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周恩来和陈延年受苏联人思想的影响太大，鲍罗廷根据苏联的社会党分裂时的情况，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是左派，少数人（孟什维克）是右派，几乎没有中间派，认定在中国的党派里中间派也一定是少数。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历来都是中间派占大多数，这是孔圣人多年的“中庸之道”教育的结果，好人要得势得团结中间派，坏人要得势，也要团结中间派。好坏的区别就在于中间派对你的认可程度，从不取决于你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理解这一点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毛泽东。
周恩来没有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做沟通，也许他认为和陈独秀做沟通是多此一举。因此，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中间就缺少了一个最起码的调停人，周恩来必须直接面对蒋介石的挑战。周恩来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名单。周恩来因为已经和陈延年、鲍罗廷商量过，因此不同意把名单交给蒋介石，但同意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蒋介石为什么急着办这件事？因为，共产党人是汪精卫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腿和传声筒，没有了共产党人，汪精卫就彻底失去了对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控制，就使汪精卫和季山嘉成立真正的光杆司令。
周恩来离开蒋介石，把蒋介石的要求及时地告诉给苏联顾问的翻译兼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张太雷把情况告诉给季山嘉，季山嘉不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他没有对蒋介石采取任何措施。这就让蒋介石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决定清除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季山嘉没有办法，但是汪精卫和周恩来等不得，他们决定针对蒋介石采取行动，汪精卫、季山嘉、周恩来还有邓演达、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都参与了行动。汪精卫、季山嘉坐镇指挥，邓演达和陈碧君负责探听蒋介石的行踪，周恩来则负责利用工人纠察队绑架蒋介石。蒋介石的耳目遍布广州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蒋介石的眼睛。蒋介石决定先调离对他威胁最大的中山舰，他指示一个亲信——海军学校的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令他将中山舰调黄埔港候用。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到黄埔军校，整整停了一天一夜，在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意之下，又于19日晚上驶回了广州。李之龙没有让军舰熄火，而且军舰上的炮衣也退了下来，随时可以开炮。
调开了李之龙，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来见汪精卫，谈论陈肇英的问题。根据周恩来的说法，陈肇英是虎门的要塞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肇英走私被李之龙抓住了，就报告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处理陈肇英。蒋介石是为了保护陈肇英才对李之龙下的手，周恩来把蒋介石想的太简单了。蒋介石对汪精卫说：“陈肇英的事是李之龙挑拨离间，是共产党人试图以陈肇英走私来污蔑本党。他们试图篡夺革命之心，已是路人皆知。若不于此时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我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
蒋介石对汪精卫说这些话也就是例行公事，下午他就与各干部密议，一直到4时密定。蒋介石下达命令说：“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以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敝履乎。此时再不决心，尚待何时？此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今日事只有奋斗，以期毋恭所生，不负初衷。”蒋介石说得是义正词严、大义凛然。
20日早晨，天色刚蒙蒙亮，蒋介石就在孙中山于1917年曾经用作基地的一家水泥厂建立了总指挥部，调动军队包围了广州火车站和中央银行。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发布了戒严令。接着中山舰被占领，李之龙被逮捕；士兵们包围了罢工委员会总部，解除了1000多名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黄埔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本来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要撤离，但是他们幻想能够逮捕蒋介石，因此就没有撤离）被悉数扣押；士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季山嘉的寓所和汪精卫的住宅，监视他们的行动；由布博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刚到广州就被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
稳操胜券的蒋介石来见汪精卫，汪精卫此时由于气急交加卧病在床。蒋介石告诉他，他的行动只针对共产党，并不会伤害他。蒋介石对他说，他的行动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个主席，是怕万一失败了，政治上的责任就由他自己来负。汪精卫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蒋介石说李之龙欲绑架他，并试图炮击黄埔。事后，周恩来则说：蒋介石此举是为了“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

常昶昶

在黄埔的周恩来，看到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被扣押，立即渡江来见蒋介石，劈头就问：“请你告诉我，黄埔的事是不是你下的命令？”
蒋介石料到周恩来会来找他，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共产党分明是想把我从黄埔军校赶走嘛！我说过，黄埔是我的，我不会让它被你们分裂的。”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只是你的借口。我希望你在事情还可以挽救的时候，下令释放被捕的人。”
蒋介石说：“人嘛，我是会放的。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要反对共产党。我们在一起共事，不一直很愉快嘛！”然后，顿了顿他又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我还有事。晚上，我们再商量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蒋介石说完，就从侧门走了。周恩来心想离晚上还有10多个小时，自己在这里不是白白耽误时间、贻误战机吗？因此，他也想离开，但是他被卫兵很礼貌地挽留了下来。周恩来知道自己被软禁了，就这样，一直到晚上，蒋介石也没有露面，但是派人告诉他：“想让他放人可以。但是必须答应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立即交出名单。”
所有的行动和努力都白费了，事情走了半天还是走到了出发时的原点，周恩来只得答应立即把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来。这里说明一下，蒋先云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也在撤离之列，但是蒋介石没有让蒋先云撤走，他可能是想保持一个与毛泽东之间相联系的纽带。
周恩来离开蒋介石的寓所，连夜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商讨对策。周恩来首先发言：“我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再退让妥协，要进行反击。”
聂荣臻说：“我赞成反击。蒋介石反共嘴脸已暴露无遗，再退让，只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周恩来接着分析说：“现在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的，另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我们的人。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有两个是共产党员。营以下的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蒋介石搞下台。”
陈延年说：“我知道恩来说的都是事实。可是你不能忽略一个根本的问题：你说的这些人能够调动军队吗？他们难道没有被蒋介石扣押起来吗？你还是副党代表兼政治部的主任，你现在敢回到第一军去吗？就算你说的对，我们把蒋介石搞掉了。那5个军的军长不同样是军阀吗？只要我们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同样会反共反人民的。我认为必须从根本改变我们的策略。”
陈延年是对的，最后大家决定还是请示党中央，由党中央决定如何处理。如果一开始周恩来就请示党中央，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个被动的情况了。蒋先云及时把情况传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的意见是党中央应该吸取这次教训，迅速以刚刚组建的叶挺独立团为中心，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成一支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领导的军队，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遂把自己的意见也上报给了陈独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此时在广州，不属于任何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他是在独立进行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所以，与广州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一个蒋先云。
3月22日早上，布博诺夫让俄国领事馆派人去询问蒋介石，他这样发动事变是对人的问题，还是对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告诉他们“对人不对俄。”领事馆人员把情况向布博诺夫作了汇报，布博诺夫经过了解，原来是蒋介石对季山嘉不满，就表示季山嘉等蒋介石不满意的苏联顾问都可以立即回国。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查办李之龙、季山嘉等十余苏联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三项决议。
蒋介石就是为了颠覆汪精卫和季山嘉之间的联盟，在如戏剧般地显示了自己不可替代和否定的权威以后，他迅速地平息了事端。他撤走了包围罢工总部的士兵，并对工人纠察队表示了歉意；李之龙被释放，一切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获得了自由。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23日，张静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支持蒋介石的行动，并带来西山会议派愿意与蒋介石和解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在金钱上给于大力的帮助。蒋介石的心里有了底，就开始对汪精卫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当天给汪精卫写信：谴责他偏袒共产党，拒绝对党的忠诚。同一天上午。他又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各军军长都表示赞同蒋介石的行为。下午，蒋介石又去找谭延闿和李济深等研究制裁苏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具体办法，并向汪精卫提出了“左派同志------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了”的建议。蒋介石对这几天的变化心得是：“事前反对此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
3月24日，布博诺夫带领着季山嘉等一行10人离粤回国。在离开之前，布博诺夫和第一军的军事顾问斯博潘诺夫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布博诺夫指出了苏联顾问的许多错误，但表示愿意继续与苏联合作，并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布博诺夫也向蒋介石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图。此次，蒋介石在军事上占取了优势，更明白了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
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以及在广州的苏联顾问，经过研究认为，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压倒蒋介石，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因而拒绝继续刺激蒋介石，否定了毛泽东发展自己武装的建议，决定向蒋介石妥协。于是，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已经暴露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陈延年闻得此迅，气得大骂父亲陈独秀是“混蛋”、“老糊涂”！真是咄咄怪事，共产党人不孝如逆子也。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8个月，在1926年年底奉命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让汪精卫的处境可谓惨极了。开始时，汪精卫对蒋介石目无主席的僭越行动大为吃惊，愤怒不已，认为蒋介石这是造反。因此，汪精卫曾经要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军长“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是没有得到各军军长的支持。由此看来，周恩来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后来苏联方面和共产党都对蒋介石妥协，就让汪精卫感觉到自己这个“主席”已无法行使权力。3月23日，汪精卫声称自己“病了”，需要到外国去就医。25日他最后公开露面一次，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就不知所踪。
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解除了后顾之忧，汪精卫玩失踪，是想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为了抵消汪精卫被迫离职造成的不良影响，又耍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小花招。他向军委会提出了“自请处分”的呈文，在26日向“失踪”的汪精卫写信请假，同时发函给各军军长和宋子文，说他也要“休养”，请他们“促汪出山”。随即带陈立夫跑到虎门，怡然自得观看海景。蒋介石说是休养，实际上他是想看看各军军长和宋子文真正的态度是什么。宋子文和各军军长也知道蒋介石的用意，所以，蒋介石刚到虎门，27日宋子文就代表各军军长来劝驾了。蒋介石不好意思马上回去，就乘船到蒲州、香山等地游玩了两天。这时，有人报告，汪精卫躲在乡下的一个农房里，蒋介石赶忙回去找到了他，汪精卫只得把中央的印信全部交给蒋介石，然后就动身去了法国。汪精卫走了，胡汉民却回来了。4月1日，蒋介石回到黄埔主持时局大计。

常昶昶

汪精卫当时是被公认的左派，是国民党左派的精神支柱，汪精卫一倒，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是非常痛心和不满的，黄埔军校和广州的许多大中学校都公开贴出了“打倒新军阀”的标语。这些情况让蒋介石认识到需要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在对待共产党人的问题上，蒋介石是只有进攻，没有退让。所以，在4月2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解决。“整理党务案”共有九条：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外有任何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凭心而论，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蒋介石的这9条可谓中恳之极，对建立一个有集中纪律、统一意志的政党至关重要。孙中山30年的革命缺陷之一就在建党和管党上，蒋介石深知其害，早就思谋良策，如今终于可以展示自己在党务管理上的政治家气魄来。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和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合作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改变合作的思路，吃亏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在看到蒋介石的9条“整理党务案”后，只有一声长叹，国民党的屋子空了三年我们都没有进去住，现在他的主人出现了，如何投机取巧的想法都已经成为过去。今后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脚踏实地地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可是什么是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呢？毛泽东开始陷入了深思。这是他必须进行的思考，因为他就在被整理之列，他是蒋介石提到的第4条中应该整理的宣传部部长。
蒋介石在提出整理党务案后，为了转移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在4月3日，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介石主张在本年的6、7月份开始北伐。此时张作霖和吴佩孚正在联手对付冯玉祥，出兵北伐这是最好时机；否则，冯玉祥一旦失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就会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盘踞华中和华东，而且英、日也一定会援助云南的唐继尧，以牵制两广。到那个时候，如果再北伐就困难了。
蒋介石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北伐的方略上，蒋介石提出：联合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联络苏联，牵制张作霖；联络川、黔以牵制唐继尧；联合湘、赣争取孙传芳中立。北伐的第一目标是攻占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在接下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做出了如下的规定：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退出军队；在军队的中共党员必须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苏联顾问，蒋介石则要求他们辞去一切行政官职，只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鲍罗廷此时还在北京支持冯玉祥与张作霖开战，蒋介石做出了对苏联顾问工作职责的限制正当其时。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召开他们的国民党二全大会，闻讯后，立即给蒋介石发来了贺电，祝贺他“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要他“去恶必须彻底”，还应该继续“清理党籍”，勖勉他“努力为之”。右派们这时还以中央自居，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是新的主子了，他们像教育小孩子一样教导蒋介石，让蒋介石十分恼火。于是，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严词谴责西山会议派：
“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
4月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讲话，又谴责西山派的二全大会为“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蒋介石的北伐建议，实质上反映了国民党内外、军队内外的意向，是中国浩浩汤汤的潮流。而这个问题由他提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立即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采纳。4月16日，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共同推选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之内，蒋介石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一直躲在一旁希望苏联人和共产党反击蒋介石的汪精卫，看到大势已去，就在4月20日，打电报给国民政府，说自己已离开中国去法国看病，政府主席一职由谭延闿代理。这样，谭延闿就成了政府的代理主席。
4月24日，鲍罗廷回到了广州，见局势已经是这样了，就接受了蒋介石的城下之盟。稍后，蒋介石就开始和鲍罗廷谈整理党务案问题，逼迫鲍罗廷同意他提出的9条办法。鲍罗廷还想作最后的力争，策划共产党带领工人在“五一”节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蒋介石则随即展现出了他的强硬，他让士兵上好刺刀在工人游行的沿路站岗，还在十字路口建有掩体，掩体内配有机关枪和大炮。在向苏联人和共产党人做出示威的同时，蒋介石则在工人的集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工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革命行为，并表示他和他的军队永远站在广大的工人这一边。接下来，工人的五一游行被蒋介石所主导，共产党人失去了作用。
鲍罗廷被震惊了，他到今天才看到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的魄力丝毫不亚于斯大林。面对这样的人物，任何抱有侥幸的企图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他不想让共产党人因为反抗蒋介石而流血，他同意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

筱欣奕奕

国共之间的故事。学习。期待后文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八十
19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研究现在所处的形势之后，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鼓励蒋介石尽快北伐，发表《中共中央通告》，继续承认蒋介石是左派，“中山舰事件”说明在“左派内部当有许多误会。”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在5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谭延闿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革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借口，提出了《整顿党务案》。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行动，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的“团结。”他派张国焘、彭述之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中共党团意见不一，讨论了7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只得按照陈独秀同他商定的“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方针，强令大家签字接受这个提案。在反对退出国民党的人中，毛泽东表现的最为激烈，无奈他环顾左右，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只有拒绝在提案上签字，以表明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不同。会议后，陈独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

对于工农大众，蒋介石现在还是需要依靠的，所以他一再向中央社记者表明：“我是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5月2日，蒋介石以《工农大联合》为题做报告，他对工农群众在统一广东、肃清一切反革命和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说了不少赞美之词。他说：
“没有农工的帮助，国民革命军也决不能成功这样快。------反奉战争起后，北方铁路工人颇给与奉军以打击，虽然他们力量不厚，但国民军能维持到现在，仍是农工的力量。如果国民军此后仍能为工农谋利益，他必然可以恢复，又能和我们南方革命军联合，一定可以打倒奉直军阀的。同时在河南方面，因为国民第二军平时纪律不很讲究，岳维峻有时还要压迫工农，所以虽然有农民协会等团体，从全国革命的观点上面想帮助二军，但一般民众总恨二军的骚扰，到底被直军利用了去，红枪会成了国民二军的致命伤。这件事实在是军队最大的教训，平时不能严格的爱护民众，即使有革命的大题目，仍必失败的。”
蒋介石是非常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的，他看到了民众对军队的支持关系到军事上成败，因此，他是不可能不利用民众力量的。5月3日，他在黄埔欢迎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农协、教育大会的各位代表来军校参观，并发表演讲。他说：“革命基础，是要工农学联合起来。必定要这四种人联合起来，革命才能成功。”“并要大家都来指挥监督军队，军队才不至于成为军阀。”
1926年4月，被吴佩孚收买的湘军第三军军长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湖南内战爆发。5月2日，叶部宣布“讨赤讨唐”，攻占了长沙。“唐”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蒋介石的师弟，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唐生智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后为赵恒惕部下，1923年12月22日，赵恒惕因湘西蔡钜猷部收编未成，向湘西下总攻命令，唐生智乘浓雾渡过湘江，将蔡军包围击溃，随后在湘南训练军队，扩充实力，兼湘南善后督办、水口山矿务督办，逐步脱离了赵恒惕的控制。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唐生智跑到洛阳见吴佩孚，请求吴佩孚支持，同时还派人前往两广联络，窥测南方形势。1925年1月12日，北伐军左翼总司令程潜被他诱拘于湖南汝城，后又释放。1925年秋，因赵恒惕任用私人，唐生智便于赵恒惕和他的部下叶开鑫、贺耀祖反目。11月熊克武从四川退到湘南，唐生智收编了熊克武一部分入湘部队。同年冬天，中共湘区书记李维汉派夏曦、王基永去衡阳，向唐生智提出反吴佩孚驱逐赵恒惕、与国民政府合作等7项要求，唐生智基本赞同，进一步表示支持广东国民政府，还送2000元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活动经费。
1926年1月26日，汪精卫与谭延闿、宋子文、甘乃光，由白崇禧陪同到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及湘军的唐生智、黔军彭汉章的代表商议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议定将广西李宗仁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唐生智的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2月4日，唐生智的代表叶琪在广州面见蒋介石，18日湖南代表到达广州联系国民政府。赵恒惕发现唐生智产生了异志，就与吴佩孚密谋除掉唐生智，被唐生智识破，遂在衡山宣告“反英、讨吴、驱张”的政治主张。唐生智接着就集中军队逼向长沙，并电请广西李宗仁“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同时，还派代表面见吴佩孚，请吴佩孚谅解他驱赵的“苦衷”。
3月13日，赵恒惕被迫弃长沙而去，16日唐生智自衡阳来到长沙，电邀湖南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硎、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来长沙共商善后。3月25日，唐生智将入瓮中的刘硎扣押，免去未到长沙的叶开鑫的职务。派第四师骑兵旅长何健向叶开鑫部发动进攻，唐叶战争爆发。3月25日，蒋介石派陈铭枢和白崇禧来长沙和唐生智联络。3月20日唐生智的军队进入岳州，叶开鑫退守湖北。
4月19日，吴佩孚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由湘鄂边境向岳州进攻，唐生智败退，5月1日自长沙退往衡山。唐生智在衡阳向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求援，应唐生智的请求，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团赴湘援唐。李宗仁的桂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七军以后，也由广西进入湖南。在部队向湖南进军的同时，李宗仁来到广州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李宗仁说：
“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谈到北伐呢？”
蒋介石的话让李宗仁非常吃惊，他经过了解才知道，广州还没有做好北伐的准备。原来，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还没有接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蒋介石北伐的命令，所以鲍罗廷的态度谨慎，既不便于表示赞成，也不便于公开反对。于是就让共产党人出面反对北伐，陈独秀在上海公开表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反对北伐。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都是斯大林搞的鬼，他担心蒋介石成功太快，虽然打倒了张作霖这个苏维埃的敌人，却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生长出蒋介石这样的反对苏维埃的强人。斯大林对北伐的前景不明，让蒋介石连日来忧心忡忡，于是决定重提整理党务案，给苏联人一点教训。

常昶昶

5月15日上午9时，国民党全体中央执委会委员出席24人，推荐蒋介石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蒋介石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林伯渠、任朝枢一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1、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2、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3、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4、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意义。以上四事，吾人认为是双方合作之理论基点，为实行此基点，解除党内纠纷计，特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
关于国共协定事件，会议提出：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是对于总理与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和批评；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3、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可充任。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4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6、最高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7、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斯大林一误再误，看到中国的局势已经无法扭转，就又想讨好蒋介石，逼迫中共中央接受了这8条意见。这时斯大林接受了布博诺夫的建议，制定出来一个策略，一个既让蒋介石北伐打击张作霖，又架空蒋介石的方法：他想让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以后，在武汉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并把蒋介石排除在外。斯大林的这个策略，从而为蒋介石发动“4.12”反共反苏政变奠定了基础。
湖南的唐叶之战，已不是湖南的局部问题。唐生智战败，吴佩孚的大军就会进逼广东，孙传芳也会从闽赣两省进攻，这将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广东国民政府必须迅速援助唐生智反攻长沙。5月20日，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5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下午，蒋介石主持军事委员会，他说：“改革国民党欲成为一真正不妥协的革命党，应以党员资格整理党务，而非以军人干政也。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能奋斗之青年，辐辏国民党旗帜之下，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已彻底之革命党也，如言不彻底，则俄国革命迄今岂有彻底耶。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现在最要紧一着，即在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一致对外也。”
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公开发表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宣言上说：“如果国民党领导机关认为此种方法（整理党务）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疑义的。”中共中央也致函国民党中央：“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陈独秀能有什么办法吗？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得到了共产党中央的承认，从历史的角度讲，共产党也的确无权指责蒋介石。蒋介石不是共产党人，他根本不需要考虑共产党人是什么感受，他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考虑国民党的利益有什么错误吗？如果说有什么错误，那一切的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蒋介石说的“第三国际”的，是苏联的政治、军事顾问的，陈独秀也没有错误，他的大多数黑锅都是替斯大林背的。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一次屈辱的经历。在这次合作中，除了造就蒋介石的崛起外，共产党的遗产就是死人、死人、继续地死人。因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在苏联人帮助生下来的早产儿，必须重新来过。
共产党人现在就是一个走路还要跌跤的儿童，对未来世界的认知处于混沌状态，而此时的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却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5月27日，蒋介石在高级训练班开学训话时说：
“------虽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把整个儿的团体分裂起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件必有的事，是革命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们要是不经过这个阶段，革命一定不会成功的。与其说是一种退步，不如说是一种进步；与其说这是分裂，我们倒不如说是团结，这是诸位明白的。------我们须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与别国不同，若是实行国民革命，一定不久便可成功，而实行共产革命，至少都要三十年乃至一百年或许不会成功。照这种情形看来，中国现在是需要国民革命，领导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现在中国却有两个党，有中国国民党，同时也有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党在事实上是不能并成一个的，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群众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因此共产党既然不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不能加入共产党。那么，不是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吗？且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这两种势力发生冲突，一定会使革命失败，一定会教反对派敌人乘机来破裂革命战线。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大处注意，要懂得需要一个革命中心，如大处不注意，而专注意小处，仅说亲爱、团结等的口头语，仍归无用。如法国革命便因革命指挥不统一，发生了多头政治，彼此冲突，结果革命不成功，内而造成拿破仑的帝制，外而造成梅特涅的专制。反之。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唯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我们又知道国民党员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而取消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中国现时正切需这样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国民革命，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是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共产党）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示，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目前的重要问题，即是怎样使革命有力，怎么使革命成功，怎样使革命的势力集中，指挥统一。这些问题，不单是口头讲，而要实地实行才行的。我们在本班的诸同志，就要去努力研究，努力实行，若是我们不弄清这些，开本班也是无意识、无成效了。”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吗？不论从他的立场来看，还是他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认识上来讲都是正确的。我想苏联人也好，中国共产党人也好，从没有去正面地研究过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当然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当从蒋先云手中拿到蒋介石的这篇讲话稿时，陷入了深思之中。

常昶昶

军事委员会于5月21日发表时局宣言，决议北伐，并且北伐先遣队已经出发，可是蒋介石为什么还迟迟不动呢？李宗仁和李济深经过分析，认为蒋介石还缺乏一个头衔，有了这个头衔，蒋介石肯定马上动起来。于是，二人向蒋介石表示，如果立即出兵北伐，他们愿意推选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听到这样的承诺，立即命令李宗仁定期北伐，并支付20万元款项作为军费。
6月14日上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的决议，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授权他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次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了委任，接着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是孜孜不倦的，既努力学习，又善于总结经验。自1925年冬至今，他已阅读了好几本不平常的书籍，包括《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泰戈尔传》、《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革命心理》等。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事蜩螗，前途茫茫，倘思羌无把握，唯有可守者数语，以为进行方针：一、解决复杂军队；二，多用纯粹革命分子；三、消灭反对势力；四、巩固后方治安，尽一分算一分而已。看法国革命史，乃曰：俄国革命之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决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
法国的经验有何值得珍视之处？蒋介石总结说：“旧体制崩溃之后，新体制之高层机构实由丹敦而产生。他所创立之公众安全委员会总揽内政外交，又有任命将官之权。但是罗伯斯皮尔将此主政较温和之丹敦送上断头台，又将更激进之赫伯亦送上断头台。最后罗伯斯皮尔本人亦被送上断头台。可是公众安全委员会之大权并未因之而中断。此项权力经过热月反动及5人执政期间，曾由巴拉及西野掌握；他们以之交付与拿破仑。拿破仑便发动并推广对外战争，因此，将一部分问题外界化才算将大革命结束。”
蒋介石非拿破仑，他比拿破仑伟大的多了，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寿89岁而终，从没有被外国人放逐过。蒋介石已经体会到革命过程中非人身因素所主，有如政权由暴力制造，暴力又靠恐怖及憎恨支持，当中之问题尚可外界化等。蒋介石亦非列宁，他比列宁更接近人性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列宁的思想是空中楼阁，如今他建立的苏联早已解体，他的思想在自己的国内遭到唾弃，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仍在，三民主义仍有2300万人在实践着。因此，蒋介石远比列宁伟大。
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柱。在军队中，他把对他忠贞不二的人放在了关键的位置上，把新兵的招募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他解除了右派的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吴铁城的职务，指控他贪污了40万元的税金，目的是消除来自右派的军事威胁；共产党担任国民党部长的职务被解除，其中包括谭平山和毛泽东；解散了孙文主义研究会，这是个不受自己支配的右派组织；他把陈果夫招来在组织部建立中央统计局，其任务是查出一切试图反对他的人和党派；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外交部长叫陈友仁，其任务是到香港达成结束罢工的协议，以改善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
在孙中山逝世16个月以后，蒋介石就成为广州的军政首脑，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把号称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府与一个以中央集权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政党结合了起来。这个政党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蒋介石一直是独立自主的，他在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上，没有依赖任何人。
6月16日举行黄埔军校成立二周年纪念式，谭延闿讲了话，蒋介石致词，蒋先云报告本校516名烈士的事略。现在黄埔军校的规模已是刚成立时的12倍还多，黄埔的发展速度和蒋介石的上升速度一样快。可以说，蒋介石的羽毛已丰，能够鲲鹏展翅九万里了。
7月6日，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他的老朋友加伦将军又回来作了他的军事顾问，鲍罗廷仍为政治顾问。由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北伐军总指挥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发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提出北伐的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建立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常昶昶

毛泽东研究了蒋介石的讲话，他发现蒋介石对中国革命认识得非常清楚，也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革命不同历史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有所不同。蒋介石选择了一条近路，一条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道路，他试图在不破坏五千年来中国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中国改朝换代的革命，实现中国的统一。如果中国仍然处于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成一体的历史时期，蒋介石无疑会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甚至可以与唐太宗比美，可以开辟出一个远比朱元璋、康熙和乾隆时代更伟大的盛世。
可惜，时代变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了，在它的外部有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着它；在它的内部有着资本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工人要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在左右着它。这四股力量在交织着，在消灭着中国传统的两个主要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就必然会给中国大多数人带来更多的苦难，就会出现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贫富差距，就会带来更大的革命动机和革命力量。这样简单的国民革命不能修饰中国的太平，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才能转化成新的阶级的革命，才能让已经发动起来农民阶级感到不满足，才愿意去进行继续的革命。如果现在让农民去跟着工人闹革命，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为农民有着直接的利益诉求，那就是让日子过好一点。因此在农民的心中，有钱的资本家说话要比穷光蛋的工人说话有力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是在给自己挖坟墓，毛泽东心里想。
毛泽东不满意蒋介石国民革命的地方，不是因为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他认识到这样的革命不能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不能让中国人尽快地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一百年，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顶端，这是毛泽东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最具体的目标。中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已经落后西方国家100多年了，如果按照蒋介石的革命思路来发展中国，中国最终还要受制于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忠孝思想和逆来顺受的性格，时间一长，中国岂不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可能它的状况会比印度好一点，但比土耳其能好到哪里去呢？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跳跃式的发展，需要在独立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之外，以自己为主来发展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进而来改造世界，而这就需要有一条不同于一切国家的革命道路。如何不同呢？它参加革命的主体应该与一切国家不同，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应该和一切国家不同，因此革命的过程也一定与其他一切国家不同。蒋介石不会听毛泽东的，毛泽东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实践这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综合考察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同于18、19世纪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同样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立专政，也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中国的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主权，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既革命民众的统治。”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提出来的，他开始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和蒋介石的双重夹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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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蒋介石怎么突然变卦了呢？”
圣人道：“蒋介石没有变，他本来就反对联俄，只不过联俄是孙中山的主张。在孙中山在世时，一切由孙中山做主，他不便说些什么，更不允许做些什么。再者，那时也轮不到他说话。现在他有说话的机会了，自然要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做出调整。”
姜子牙道：“这和苏联顾问的思维模式和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有关。苏联顾问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顾问。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他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接受和实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人不仅把自己当作了保姆，而且还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可以让国民政府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也许廖仲恺、汪精卫还是政治和军事上襁褓中的婴儿，但是蒋介石早已长大成人，而且还是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缜密思维的政治头脑。他的革命历史和军事斗争时间比苏联哪一个人的都长。因此，他们的建议，尤其是那种说话的口气，是无法让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所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在季山嘉到任后，更是表现的尤为充分，所以蒋介石的时机成熟了。”
韩非道：“布博诺夫是苏共的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当时他正在率领考察团考察广州。他的具体使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设想，苏联人是否就是想在广州布置自己的军队，作为反击吴佩孚的主体力量？”
圣人道：“这一点不可以做假设，但是，他直接的目的则是考察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
姜子牙道：“是的。布博诺夫经过对广州的考察，尤其是在考察过蒋介石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以后，他发现蒋介石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是非常高的，已经不次于苏联红军；汪精卫只是徒有虚名，反蒋和试图控制蒋介石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季山嘉和汪精卫的反蒋联盟计划是他否定的，他宁可牺牲汪精卫和季山嘉也要继续利用蒋介石，维持与他的合作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根本没有反击蒋介石的机会，他们必须接受布博诺夫的决定。布博诺夫的地位，既比季山嘉高得多，也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高得多，他在斯大林那里一言九鼎。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能在宣传上把蒋介石说成是右派，并真的把蒋介石推向右派；共产国际还是要继续认定他为左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秋天，将蒋介石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布博诺夫的目的还是想利用蒋介石。”
韩非道：“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算什么呢？”
圣人道：“它只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从理论上讲，他是没有独立自主能力的，它的一切都要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
姜子牙道：“想理解这一点，打个比方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它的一切行动和决策都要听共产国际的。没有办法，他们在国内反对的人都是有钱人，没有人给他们捐款，他们又不会办实业，没有经济来源，更没有税源。他们就像是一个子公司，一切开支和预算都要靠总公司拨付，共产国际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总公司。所以，那些所谓的职业革命家不过是共产国际招聘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不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不行的。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吗。”
韩非道：“润之呢？润之不拿俄国人的钱，他怎样生活？”
圣人道：“这就是为什么润之不呆在上海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让他当宣传部长，就得给他钱，不给他钱，他就得回老家去。”
姜子牙道：“所以，润之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去向了。他为什么不给共产党工作，而给国民党工作，就是他宁可拿国民政府的钱，也不去拿俄国人的钱。这可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知道为什么在上海工作的一切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吗？原因就是他们在拿苏联人的钱。蔡和森、周恩来、刘少奇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无法与润之在领袖的位置上去竞争，就在于他们有这样一个被苏联人圈养的不光荣的历史。”
韩非道：“润之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看就是在说他自己。对了，为什么本回的题目要用‘攀险觅伴侣，悬空识翔健’呢？”
圣人道：“革命就如登山攀险，在润之攀登的过程中，往往是孤身一人，他是孤独和寂寞的，他需要伴侣。”
姜子牙道：“悬空才能看清山川河流，才能识得路径，才能看到天下英雄。蒋介石是天下的英雄，当蒋介石已经崛起为一座高山时，绝大多数的人都看不清自己前面的路了。只有润之因为已经腾升空中，可以背负晴天朝下看，看清人间城郭。他看到天下英雄，唯有蒋介石一人，因此，中国革命，换句话说，要实现他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也只有翻过蒋介石这座高山，他才能做到。因此------”
韩非道：“因此，润之从此要开始寻找翻越这座高山的途径了。”
圣人道：“当他找到这个途径时，他身上的第二层茧衣也就脱掉了。”
姜子牙道：“那我们还等什么？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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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继续学习党史，感谢常老师
问好，静待下文{:soso_e183:}

常昶昶

  第二十一回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翻

                                   八十一

国民党整顿党务案后，毛泽东当不成宣传部长了，他为自己找了一个新工作，就是担任国民党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革命比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点最起码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是它不分阶级，把农民运动也作为了自己革命的一部分，不像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作为自己的主体内容。因此，中国的农民起来了是国民革命的功劳，毛泽东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可是，在国民党有所发展以后，就不再重视农民运动了，毛泽东就是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创办于1924年7月。最初由林伯渠建议，在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派陆海丰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为讲习所的第一任主任。农民讲习所一共在广州举办了6期，第一、二期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三、四、五期在原东皋大道1号。1926年3月份，第六期迁到中山四路番禹学宫，由毛泽东任所长，萧楚女任教务长，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彭湃、邓中夏、李立三等同志担任教员。

前5期农民讲习所，主要培养广东、广西、湖南等8个省的农民运动干部，韦拔群就在这里学习过。不过还是面窄人少，第一期只有30多人，所以5期加在一起也没有第六期招收的人多。第六届的学员是来自全国26个省区的农民运动干部400多名，在这些学员中有毛泽民、王首道和来自井冈山的农民运动干部，日后他们都成为毛泽东进行农村革命实践的先锋。

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讲习所属于短期训练性质，全部课程共252个小时，最多的课程是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23个小时，其他的都是几个或十来个小时的课程。

讲习所在对学员的教育中，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调查、参加实际斗争的有机结合，在学员中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出版《农民问题丛刊》，调查农村的实际问题，如地租率、田赋、抗租减租、地主财富的来源、团防的情形、兵祸及其影响、农村组织状况、妇女的地位等36个专题，此外还组织了两次实习，分别到韶州（曲江）农村和海丰农村实习，参观农民协会，深入农民家庭访贫问苦，学习当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本期讲习所以后，毛泽东把讲习所搬到武昌举办第七期，不过那是1927年3月份的事了，届时再说。

随着自己对农民问题研究的日益加深，毛泽东在1926年7月，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首先告诉人们，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到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只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并支持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全国人口的80%；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民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最要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要解决农民问题。

紧接着，在9月份，毛泽东又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联系在一起，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问题在现在的革命中，不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革命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特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特色。”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可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为此，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提出了《农民问题讨论案》。他在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国共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农民部出版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全文转载。由此，毛泽东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毛泽东的思想是他自己的，是独一无二的，后来被加上了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签，实在是为了团结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人。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毛泽东无论如何正确，都没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伟大。经过共产国际打击的毛泽东，只好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此来带领他的洋共产党人同事来干最土的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原始的悲哀。大家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些，才会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人的根本差别在哪里；才会知道王明，为什么那么地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