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已经拥有8个军、10万人，除李济深统领的第四军和第五军大部分留守广东，第七军一部分留守广西外，其余各军先后出师北伐。鉴于敌众我寡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加伦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根据这一方针，在兵力部署上，分为东、中、西三路用兵。中路以第四、七、八三个军共约3万人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进攻任务；以第二、三、六军共约3万人，进入湘东、湘南，警戒江西方面的敌军，驻扎在潮州、梅县的第一军警戒福建方面的敌军。东路（右翼）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在湖南西部，贵州的黔军首领袁祖铭“恳请收容”，经过吴玉章的调停，委任袁祖铭为国民革命军的西路（左翼）总指挥，彭汉章、王天培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和第十军，贺龙部被改编为第九军第一师，贺龙任师长。
1926年7月1日，蒋介石宣读了北伐动员令，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地球上的最大的战争。动员令称：“本军继承总理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对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有数万人参加的一个仪式上，宣誓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身边，孙科举着孙中山的画像，蒋介石用他洪亮而又高亢的声音说：“如果不流血，这个国家就会沉沦”。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将一面蓝色的旗帜授予蒋介石，旗帜上写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主义”。然后，蒋介石跨上一匹白马，脚踩马镫驱马向前，举手加额向部队的士兵致敬。
自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战争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浙江、江苏几大战场展开。蒋介石把前线的指挥权教给各路总指挥以后，他自己则在韶关坐镇，重点集中在外交、政治操控和对财政、组织的管理上，做好北伐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同时，他也尽力在做敌军的瓦解工作，与东南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进行谈判，促使湖南和江西的高官们改变立场。到7月底，蒋介石已经诱使敌军阵营中的6个将军加入国民革命军。这虽然极大地扩充了蒋介石所直接控制的军队数量，但是也在进一步改变着他的军队性质和革命的方向。
唐生智将军指挥他的联军，在逼近省城长沙时，吴佩孚的军队放弃了这座城市，而由工人组成的“维持和平团”在离开时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农民协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知道为什么湖南的工人和农民手中有那么多武器吗？其来源就在于此。湖南战场是北伐军主要战场，北伐军进行了长沙、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等战役，在10月10日攻克武昌。在这两个多月的战役中，共歼敌2万余人，吴佩孚的主力除少数败逃鄂西、河南，大部被歼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场的胜利。在战斗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叶挺独立团，纪律严明，作战勇猛，屡立奇功，军威远振，该团所在的第四军被人们誉为“铁军”。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研究决定迁都武汉。
武汉已经占领，蒋介石就发动了对江西省的进攻，在三个叛变的敌方司令官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由北向南发起进攻时，江西的南部也被迅速地占领，省会南昌也在进行白刃格斗后被占领。江西战场的战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9月中旬至10月上旬间。当北伐军包围武昌时，孙传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9月1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北伐军在24小时之内撤回广东，并纠集浙、闽、苏、皖、赣5省军队组成5个方面军进入江西，准备分路进攻北伐军。19日，北伐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五军的一部，分别由湖南南部和广东北部向江西发起攻击，先后攻占了一些城市，并一度占领南昌。但因敌军兵力集中，战斗十分艰苦，北伐军的伤亡数字非常高，有一半的营级军官、高达80%的连排级军官阵亡或负伤，攻入南昌的部队又被迫退出。第二阶段，10月10日，第四、七军攻克武昌，结束两湖战场战斗，主力转入江西战场，由北向南进攻。10中旬，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反孙，宣布自治，形势发生了对北伐军有利的变化。11月初，北伐军再度发起总攻，重创敌军，第二、三、四、六、七军协同与孙传芳作战，进展顺利，11月8日再克南昌，俘获敌军4万余人，孙传芳败逃南京。
随着胜利的到来，广州的政治领导人都随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去了武汉，蒋介石则带领他的将军们来到南昌。为什么蒋介石到南昌？因为蒋介石下一步关心的目标是他的家乡浙江、自己的发迹之地上海和中华民国的第一个首都南京。而苏联人关心的是国民政府的主导权，以及在主导国民政府和直捣北京。因此，当蒋介石还在准备横扫江浙时，针对他的阴谋正在进行。放下武汉暂且不说，单说蒋介石将北伐军总司令部刚迁到南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召叶剑英前来见他。
7月开始北伐时，叶剑英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此时第一军军长由王柏龄代理。叶剑英随第一军来到了江西。在刚才我们说的江西战场的第一阶段，王柏龄想争夺攻占南昌的首功，一到南昌前线就急于攻城。叶剑英认为据守南昌的孙传芳部人数众多，比第一军的人数占优势，且地形也于我不利，所以他力主不打，向王柏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以暂时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孤军深入，结果遭到了孙传芳的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只身逃脱，险些当了俘虏。
李宗仁的第七军攻入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辅时，碰上了硬骨头，久啃不下。蒋介石遣第一师驰援，叶剑英又作为参谋长同代师长王俊赶到王家辅。叶剑英观察战场，看到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就向王俊建议将主力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可获大胜。王俊不听，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正面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跑了。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经吃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一个消耗战，只缴到了几个破枪。蒋介石闻报大发雷霆，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去，对王俊大骂一通，说他不是“带兵人才”，声称要撤他的职，还是叶剑英在旁边紧劝，才让蒋介石消了火。
第一师是蒋介石的起家之本，他非常重视第一师的建设，王俊不是师长之选，让蒋介石的心中不净。因此，他一到南昌就把叶剑英找来了。蒋介石一见叶剑英，寒暄了几句话后，就直截了当对叶剑英说：“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感觉到事发突然，摸不清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第一师是蒋介石的心肝宝贝，第一任师长是何应钦，部队也骄傲的很，很难管束。于是，叶剑英就推辞说：“校长，我身体近段时间不太好，等打完仗再说如何？我还是继续当我的参谋长吧。”
蒋介石没有勉强叶剑英，但他没有忘记叶剑英。说真的，蒋介石是非常欣赏叶剑英的，早在平商团战乱和第一次东征时就，就看到了叶剑英的军事才能；何况叶剑英出生在梅县，曾经忠实地追随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所以，他想把叶剑英培养成自己一个心腹战将。平定了江西，蒋介石把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6、7千人，编为新编第二师，就在1927年初任命叶剑英为师长。
北伐中，叶剑英的战场在右路军，贺龙的战场则在西线、也就是左路军。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5年，便缀学在家。少年的贺龙是村里的哥哥头，加入了哥老会，学得一身的江湖本领。他仗义疏财，敢于同一切恶势力抗争。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经三度入狱，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虽几经起落，但还是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发展起来。唐生智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时，贺龙率军由贵州的铜仁进入湘西编入唐生智部，被任命为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这时，湘西各县民团相继归附贺龙，使他的部队一度猛增到20个团的兵力，成为湘西参加北伐的劲旅。

常昶昶

7月，贵州的黔军首领袁祖铭归依国民政府，他的部下彭汉章和王天培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广东革命军在出师前，将贺龙部列为“湘黔友军”，编入彭汉章的第九军第一师，贺龙任师长。划归彭汉章指挥以后，贺龙为了促使左翼军早日北伐入湘，就先将彭汉章请到沅陵，表示只要他离黔出兵，贺龙愿率部前驱。接着，贺龙又将湘军叶开鑫部的姚继虞旅长和贺耀祖的参谋长毛炳文请到沅陵，叫他们顺应潮流，不要与北伐军为敌。同时，贺龙还在沅陵动员支援北伐，参军参战，为左翼部队进军作了必要的准备。
7月13日，北伐军进占长沙后，贺龙与友军杨其昌两师于8月3日进占常德，当即通电讨吴，决心“为民众争人格，为国家伸正气，誓与祸国殃民之吴贼不共戴天。”这时，北伐军总部已经决定三路分兵北进，直捣武汉吴佩孚的巢穴。左翼北伐军的任务是进攻鄂西，钳制长江上游之敌，配合武汉中路军唐生智部正面进攻，直逼武汉。而这时，吴佩孚在长江上游结集5个师8万部队，可能从左翼对北伐军形成夹攻之势。如果左翼北伐军仍然在贵州按兵不动，将无法完成进攻鄂西，掩护中路、牵制敌军的战略任务。
8月14日北伐军总部下达总攻击令，左翼部队因总指挥还在贵州，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贺龙为了北伐大局，毅然联络杨其昌一起直接向蒋介石急电请命，要求派川中老将吕超赶到常德前来督师指挥。蒋介石采纳贺龙他们的建议，速令吕超在8月20日赶到常德代理前线总指挥。8月中旬，在贺龙即将出师前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宣传科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左翼宣传队来到贺龙部队。贺龙满怀喜悦，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一见如故，相处融洽。
周逸群与贺龙同岁，出身于贵州铜仁县，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贺龙驻兵贵州铜仁时结识他的父亲，常在一起谈论他。贺龙终于见到了周逸群，和他相谈甚欢，谈他从铜仁换防到湘西，又从湘西谈到参加北伐；周逸群则从自己离开铜仁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然后又被派到这里做宣传工作。
贺龙希望周逸群能够从广东多派一些人来帮助改造部队，周逸群非常钦佩贺龙重视人才，他向贺龙说，广东也派不出人来，建议部队开办政治讲习所，招收有文化的学生，自己培养人才。贺龙完全同意周逸群的意见，当即派人赴省城聘请教官，就地招收学生，很快就在常德开办了政治讲习所，先后培训了800多名学员，为改造贺龙的部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天，贺龙开门见山地向周逸群提出：“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因为党内规定，不准在友军内部吸收高级将领入党，周逸群只好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了，时间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这些话从此贺龙就记在了心里。经贺龙的挽留，周逸群留在贺龙的部队为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将情况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作了汇报，湘区委员会的指示是：“一是促其出湘入鄂；二是在军事上扶贺（龙）制王（天培）。”将贺龙当作可以团结的朋友。
9月，当中路北伐军进攻顺利，在汀泗桥、贺胜桥连战皆捷之时，贺龙极力敦促代理总指挥吕超率部进攻鄂西。9月5日，贺龙、杨其昌、贺耀祖的三个师在湖南醴陵召开左翼军北伐誓师大会。贺龙信步登台，慷慨激昂地说：“这次北伐，不日即下荆州，会师武汉，我贺龙当以头颅和热血拼命到底，不拿下荆沙，决不收兵！”
9月10日，因贺耀祖师奉命调回右翼，贺龙率先与杨其昌两师进攻鄂西。14日，贺龙师攻占公安县城。但是，在21日，敌军卢金山、于学忠、刘建章、张福成、王都庆等师卷土反扑。贺龙与杨其昌、吕超三人分头率部与敌军连战5个昼夜，终于全歼敌王都庆师部3000余人，迫使敌主力师卢金山部派出代表求降。这一仗打败了吴佩孚在长江上游的5个师。鉴于敌军求降，加上右翼北伐部队在南昌失利，为慎重起见，贺龙奉命到武汉总部报告军情。总部命令接受敌军求降，迅速整理部队，以备再战。
11月中旬，随着南昌右翼战场转败为胜，北伐军总部决定攻击宜昌之敌。贺龙从武汉经长沙重返澄州，在杨其昌、王天培部队的配合下，率先肃清长江南岸之敌，继而从沙市过江，于12月17日首占宜昌。是役，贺龙师击毙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敌数千，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实现了他“不取得荆沙，决不收兵”的誓言，使北伐军左、中、右三路部队胜利会师武汉。
在宜昌，贺龙乘胜扩兵，将部队扩充为5个旅、15个团2万余人，虽说是一个师的编制，可比一个军的兵力还多。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向中央报告说：“贺龙名属彭汉章，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有实力的，当以贺龙部为最。他有兵力2万余人，有枪1万余支，能用者7000余支，其部下皆受贺指挥。------纪律较王、彭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
宜昌会战结束，贺龙奉命警备鄂西。由于贺龙拥有实力，且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当时以反共著称的右派何健，对贺龙这支左派部队非常眼红，他们勾结地主、商人告状，企图通过上层瓦解贺龙的部队。为此，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吴玉章前来宜昌调查。吴玉章经过调查发现，是贺龙的部队支持农民运动，极大地损害了地主、商人的利益，遂向鲍罗廷建议将贺龙的部队调到武汉驻防。贺龙部调到武汉后，脱离了左翼序列，编入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贺龙仍然任师长。
我们已经三次提过吴玉章，这个吴玉章是怎么回事？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首先宣布荣县独立，脱离清王朝。民国初建，代表蜀军出任参议院参议、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出国来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都是经过他的手，送往法国，因此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恩师。
1922年到1923年，吴玉章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由于他在欧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就在学校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并在刘伯承养病期期间结识刘伯承。吴玉章和他学校的老师恽代英、杨闇公等人还创办了《星期日》等刊物，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马克思主义。吴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之命从事统战工作，刘伯承就是他统战的第一个对象。具体详情，稍后再说。
北伐三军中，叶剑英在右翼，贺龙在左翼，聂荣臻则在中军。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重庆江津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都是留法同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周恩来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习期满，聂荣臻等人于1925年5月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王若飞先领他们去见了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手里拿着一张纸，是事先分配好去向的人员名单。陈独秀先向等待分配的同志宣布了分配的去向，然后又逐一简单地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大家回国。
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去南方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具体工作由广东区委再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加强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聂荣臻、叶挺被分配到去广州，聂荣臻问陈独秀，到了黄埔应该怎么做？陈独秀也不知道怎么做，只是说：“你们将要参加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了成功，就是好事情。”
聂荣臻和叶挺来到广州，在广东区委见到了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们和周恩来相识于法国巴黎，同学、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经过研究，叶挺去第四军任参谋处处长，在北伐前夕奉命在广东肇庆组建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北伐。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之战后获得“北伐名将”之誉，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扩充，叶挺升任第十一军24师师长。聂荣臻则随周恩来去黄埔军校工作。
周恩来嘱咐聂荣臻说：“广州的革命形势很好，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正在积极策划夺权阴谋，广东的大小军阀也在上下捣乱，暗杀廖仲恺的案子还没有了结，要小心。”
聂荣臻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书记，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聂荣臻主要是管党的工作，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军事方面的活动。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很多，只有少数是公开的，大部分都是秘密的。聂荣臻筹划党团活动的内容，宣传扩大党的影响。那时，聂荣臻几乎每周都去广州一趟，向区党委汇报黄埔的情况，接受指示。在区党委的时候。聂荣臻经常去听一些报告，通常都是鲍罗廷讲，给他记忆犹新的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的报告。聂荣臻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湖南农村出身的教书先生有相当高水平。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聂荣臻去黄埔军校不久，蒋介石就第二次东征去了，所以他没有见过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汇报工作，船快到广州时，遇到了中山舰。只听中山舰上有人喊他上船，聂荣臻上了中山舰一看，全是共产党员，人们不准说话，他觉得出问题了。这样，聂荣臻也被软禁在中山舰上，直到下午软禁结束，聂荣臻才上岸去找区党委机关。这时区党委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大部分人都疏散警戒去了。

常昶昶

中山舰事件，由于共产党人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但是撤出来的共产党人很不服气，周恩来、聂荣臻经常和同志们议论如何进行反击。可惜，处于幼年还很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在突如其来的中山舰事件面前，束手无策，只有退让妥协。紧接着就是北伐，国民革命军中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一直打到长江以北，使大革命到达了高潮。
1926年5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北伐军广东区委特派员，10月随先头部队攻入武昌城。当天就在武昌中和里组建湖北省军委，由聂荣臻出任湖北省军委书记，负责向北伐各军及武汉军校等单位分派干部。经过他的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聂荣臻还经手分配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林彪。
林彪刚20岁，他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迥龙山区林家大湾，原名林育容。林彪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林彪童年在村里读私塾，1920年春入白羊山八斗湾浚新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恽代英和林彪的两个堂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林育南和林育英（张浩）。
林育南比林彪大9岁，1915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不久结识了教员恽代英，参加了由恽代英发起的，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1919年他同恽代英、陈潭秋、施洋等一道领导了武汉的“五四”运动。
林育英比林彪大10岁，他家住林家染铺湾，18岁开始当织布工人。五四运动后，林育南从武汉向他写信，介绍了五四运动的情况，让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誓不做亡国奴”。于是，林育英便串联林洛浦等人，在林家大湾、林家染铺湾开展爱国宣传运动，宣传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到庙里去打泥菩萨。1920年春，恽代英、林育南想办学校，林育英就邀请他们到他的林家染铺湾办学，自己也发动一些人一起成为浚新学校的发起人。这个学校教的是新知识，师生平等，又学习又劳动，深受群众的欢迎。
1921年7月上旬，为了酝酿成立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恽代英等来到林家大湾找林育南商量。恽代英在林家大湾期间，召集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等2-30人开会，并成立了“共存社”。他们在开会期间，一块生活、有说有笑，有时还“打牙祭”，几个人凑钱买点花生，边吃边聊。林彪等少年躬逢这一在偏僻的乡村很难碰到的盛事，一天几趟往学校跑，用非常尊敬的目光注视着恽代英、林育南等，似懂非懂地聆听他们讲革命道理。
1922年，林彪到武汉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曾经缀学半年，后来复学。1925年19岁的林彪在学校期间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秋他由林育容改名为林彪，赶到上海报考黄浦军校。为什么要跑到上海去？据说，林彪在出生时，家门前的大树上万鸟汇聚，家人甚感奇怪，就找人为他算命。算命先生说林彪是大富大贵之人，上仙转世，树上飞来的鸟儿都是他前生的部下，如果长大当兵有韩信之能，只是也会像韩信一样不得好死。所以，他的父亲就记住了这句话，虽然尽力培养他，但就是不让他当兵。
湖北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到武汉，都是林彪的熟人，就想让林彪去广州报考黄浦军校。可是父亲坚决反对，林彪就错过了前三期的招生，最后，还是林育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对父亲说去上海求学。就这样林彪来到了上海，找到张静江的招兵报名点报名被录取。随后乘轮船从上海来到广州，被编入入伍生团。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林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林彪在黄埔军校毕业以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二团第一营第3连实习。
林彪在黄埔军校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掌握了一个初级指挥人员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他日后发展成高级指挥员打下了军事方面坚实的基础。1926年10月，林彪实习结束北上，来到中共湖北省军委请求分配工作。此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叶挺独立团正在扩编，聂荣臻就把林彪分配到了叶挺独立团。按照惯例，林彪首先在部队担任见习排长。其后，他的部队由武汉乘船东下去江西攻打孙传芳部，孙传芳在11月上旬被打败。11月下旬，林彪随部返回武昌，驻扎在南湖。12月独立团被改编为第25师73团，林彪任排长。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英租界附近，开枪打死打伤参加庆祝北伐胜利大游行的群众，引发了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月5日，武汉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林彪随73团参加保卫大会。这一时期，73团的主要任务就是随时准备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1月底，林彪接到了家里的来信，说是他父亲病了，希望他回家看望，于是林彪便请假回家。林彪回到家，才知道父亲还是不想让他当兵，为了拴住他，还给他找了一个姓汪的姑娘，逼他成婚。林彪无奈和汪姑娘拜了堂，趁家里人不备就偷偷地离开了家，回到武汉。林彪在家前后仅呆了三天，据说当时正是春节。回到武汉的林彪给家里写了信，表明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希望家里让那位汪姑娘另找婆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从未回过家，但是他还牵挂着汪姑娘的下落。当听说汪姑娘孑然一身在娘家生活时，就让叶群拿出一些钱由公社干部转交给汪姑娘。汪姑娘上世纪60年代因病去世，当在处理她的遗物时，大家发现林彪给她的那些钱一分未动地存在她的枕头下面。
1927年4月20日，林彪随73团继续北伐到河南的驻马店，参加了上蔡、东西洪桥的战斗，取得了实战的经验。5月下旬，北伐军回师武汉，在石灰窑担任警戒，6月移驻鄂城。7月中旬，73团移驻九江。8月1日中午，林彪随73团在马回岭参加起义。起义后才部队开往南昌，与主力汇合。从8月3日起，他的部队冒着酷暑南下，归入朱德麾下，此时林彪已经是连长了。

筱欣奕奕

学习林彪的故事。
问好常老师，静待下文{:soso_e181:}

常昶昶

八十二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在9月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投身农民运动。10月下旬，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带来两个儿子返回湖南，自己则离开广州来到上海。陈独秀对毛泽东讲了蒋介石反对农民运动的情况，他也认为农民运动做得有点过火，希望毛泽东制定一个能够让国民党满意的农民运动方案。毛泽东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农民运动状况，他向陈独秀表示，必须对农民运动状况进行调查。为了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他没有在上海停留几天，便于11月下旬开始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农民运动状况。毛泽东联络了江西、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一方面让他们安排自己的考察行程，一方面商办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宜。
毛泽东的第一站来到江西考察，在南昌他见到了郭沫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郭沫若的回忆里，他感觉毛泽东“静若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男人女相是智慧的象征，佛祖就是女相。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1914年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了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同年，又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上海创立上海文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本占据的台湾的早期的新诗创作。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应蒋介石之邀来到南昌，就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郭沫若是个诗人，又是历史学家，他既有历史的凝重感，又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就是没有柳亚子先生的望气之能。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历史常识，得出了和孙中山一样的结论，不知是高看了自己，还是小看了毛泽东，他没有意识到他眼前的这位教书先生就是中国未来历史的书写者。
这个时候，按照官方的说法，叫做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述，正确的事实是，当时的北伐导致了原有的农村权力机构失效，压在农民头上的强权突然消失了，广大的农村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农民没有人管了，不就是没法没天了？根据党史研究的资料，湖南农民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是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的毛泽民、贺尔康、王首道等30多名学员，他们派往各县的农民运动工作人员有203人，发展农民协会会员则有200万人，能直接影响的群众多达1000万人，当时湖南农民大约为2000万人，也就是说有50%的农民都受到了影响，可见其影响有多大。但是这种组织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的，基本上是无效的组织，真正的领导力量还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利用好这一大好的形势。
被压迫的农民像干柴一样被迅速地点燃起来，就像是大森林失了火一样，熊熊燃烧、四处蔓延。一直在森林里称王称霸的老虎、野猪、狼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农村的地主、富农和中农就是老虎、野猪和狼。在整个农村，地主的人口大约占3%，富农的人口大约占7%，中农的人口大约占20%，贫下中农约占50%，雇农约占20%。在知识分子中，出身地主的大约占10%；出身富农的大约占20%；出身中农的大约占60%；出身贫下中农的不到10%。这是一个权力结构，一个说话权力的结构，一个在政府、军队中处于管理岗位的结构。而决定一个政府性质的关键就是在整个说话权力中占60%的中农，不照顾好中农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一个政权考虑的不是它的具体人民的阶级结构，而是代表的各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结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在国民政府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大学教授中、在社会的知名人士中间，包括在共产党人中间，有80%的人家庭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农民们的最大的伤害。于是咒骂农民运动的人铺天盖地而来，这种咒骂既包围着蒋介石，也包围着陈独秀，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并无可指责的。当然，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还不是当权者，他还是一个造反者。因此，蒋介石、陈独秀的立场就被认为是出了问题，其实他们并没有错。
在几个月前还赞扬农民运动的蒋介石，这个时候受到了反对农民运动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包围，他只得出面对共产党喊话说：农民运动做得过头了，认为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因此是“糟都很”。陈独秀周围的人也在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越轨”，警告陈独秀，如果任由农民运动继续开展下去，将破坏国共的统一战线。陈独秀浮在共产党的上层，不知道下面的农村出现了什么情况，何况他一开始就是反对农民运动的。所以，陈独秀开始跟着蒋介石向右转，指责农民运动“左倾”，并提出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来抑制农民斗争活动的开展。
毛泽东在11月中旬，来到长沙，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亲身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了解到农民的迫切要求。因此，他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就是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农民运动，建立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武装力量；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作为我们组织和获得农民们支持的手段；建立我们自己的农村根据地。毛泽东的立场也没有错，他的立场是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农民运动和农民们的热情必须利用起来，而且他已经认识到这就是改造中国的入口。

常昶昶

老实讲，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他也非常尊重陈独秀，可在中国的社会各阶级和农民运动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不能让毛泽东对陈独秀越来越失望。毛泽东的思想远远地高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他总是孤独的，也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和同时代的人相处。不过好在他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实践，现在还不是他出头露面的时机。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农民的中心问题，因此毛泽东的革命关注的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工人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工人的革命就是罢工，而罢工只是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农民的革命才关注政治问题，也就是政权问题。毛泽东已经摸索到自己进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的大门口了。

毛泽东的实地考察需要一个多月，我们先让他考察着，看看中国的西北。在北伐军胜利进军时，在与张作霖和吴佩孚作战中失败后，退驻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在苏联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加入了北伐军的阵营。1926年9月8日，从苏联归国的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誓师参加了北伐。准确地说是东征，因为冯玉祥是从西往东打，不是由南往北打。随后，国民联军经甘肃进军陕西，于11月占领陕西全省，在北方策应了北伐军的进军。
说完了西北，我们再看看西南。1926年5月13日，经过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原名刘明昭，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少年时就投笔从戎，立志报国。1911年在开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军，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占丰都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在他养病期间结识了吴玉章，又经过吴玉章结识了杨闇公。在吴、杨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后，根据中共中央“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展自己的武力”的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决定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并试图创造新的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向四川先后派出了朱德、刘伯承和陈毅三人，这里我们先说刘伯承。
8月，刘伯承再次随吴玉章出川，途径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四川的军事运动情况。根据中国中央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的谈判，签订了促进四川国民革命的《六条协定》。10月，刘伯承以国民党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授予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离开广州，途径上海时，再次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和广州方面的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1月中旬杨闇公和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成立了由杨、朱、刘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这次军委会以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刘伯承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指示后，又提出了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设想。军委会反复讨论后决定：争取驻顺庆、合川的三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后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作策应，并把该部迅速北调，在顺庆汇合后，将两支部队扩编为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的6个师，使之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共中央的军事发展思想和苏联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企图利用旧军队通过控制领导权来改造军队。这是一条被孙中山实践了15年都没有实践得通的路，可是他们还是要去做，并认为这是一条捷径。蒋介石的成功已经揭示出一条新的出路，可是共产党人没有实力办军校，因此，共产党人建立军队还得创造出一条新的道路。
为了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11月下旬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指出北伐军连连获胜，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这实在是一件可庆幸的事。”但是，我们“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
在北伐军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的冲击下，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分别于1926年12月1日和3日提前发动。刘伯承与杨闇公等紧急磋商后，按既定部署赴合川，领导黄慕颜起义后驰援顺庆，主持、指挥泸、顺起义军。9日，刘伯承率领黄部抵达顺庆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起义成功后的形势，协调各起义部队的关系，严明纪律，安置城内民众的生活。次日，刘伯承主持召开起义军改编誓师大会，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他在向起义军官兵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同时，刘伯承还委任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路司令。
这时，四川军阀迅速纠集起来，开始调兵遣将向顺庆城反扑。本来刘伯承主张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转移，与国民革命军的左翼北伐军汇合。但是，为了等候泸州起义部队北上汇合后一起走，他又决定坚守顺庆孤城。从12月13日开始，刘伯承指挥起义军坚决抗击几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由于战况不利，刘伯承才不得不撤出顺庆，暂且退到开江县休整。在开江县，“刘（伯承）、黄（慕颜）部队，军风纪律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并推动了该地农民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不久，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在万县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刘伯承到泸州指挥泸州城的起义军。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刘伯承在1927年1月下旬来到泸州城，全权指挥泸州起义的部队。这时，泸州城内的起义军内部开始发生变质，有的军官四处抓钱、中饱私囊；有的则自恃起义有功，拒绝执行北援顺庆的命令，而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对此束手无策。刘伯承的到来，对整肃内部、稳定军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常昶昶

首先刘伯承命令整顿各路部队，统一指挥，集中城内军政财大权于总指挥部；其次，分派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各起义军中担任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刘伯承不断地检查部队的素质，督促他们训练，还筹办军政学校。此外，为克服来自军民的财政困难，刘伯承下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21万元给起义部队，并改善税收、财政机构，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活动；在起义军内部实行财政公开、公平分配。很快地，泸州城内社会稳定、经济回升、市场好转，民众称好，军人满意，成为在四川颇有影响的革命城市。
对此，川军军阀刘湘坐卧不安，他先是坐镇重庆，指挥军、警、特镇压重庆市民的游行示威，又捣毁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省农会、市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闇公不幸被捕，惨遭杀害，造成了重庆“三、三一”惨案。随后，刘湘派军队进攻泸州，并加以围困。就在这时“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四川，刘湘更加有恃无恐。他撤回防备北伐军的部队，进一步加大对泸州的围城力量，使围困泸州的兵力达到28个团、7万余人，是起义军的10倍。刘湘企图依靠强大的兵力，一举拿下泸州城。
刘伯承根据各路敌军的情况和需要防守的重点，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第五路军防守长江、花江沿带，第六路军重点防守龙透关城墙脚下，并集中控制使用船只。命令防守部队在大、小河沿岸地带挖掘战壕、安置尹刃钉。城内各街口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以柜台做成活动路障，准备进行巷战。
龙透关是入泸州城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险峻，关乎全局。围城敌军先后20多次攻关均被击溃。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在数团人的伴攻下，进攻龙透关。刘伯承一面将预备队移至龙透关加强防御，一面连夜派出一个连到关外构筑工事隐蔽。第二天，当敌军“敢死队”攻到关下时，守关部队正面出击，预伏城外的部队从敌后杀出，前后夹击，连续3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敢死队”丢下200具尸体溃退。敌人猛攻不下，就又施离间计，他们派出很多奸细混入城内，到守军各部游说，进行策反，以作城外敌军的内应。刘伯承命各部严加查核，并处决主犯10余人。
守城至5月，围城敌军还在增援，泸州城已被围数月，粮食、弹药已极为紧张。但由于刘伯承注重整肃内部，粉碎了反动分子破坏，城内秩序井然。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民众称赞说：“泸州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只有刘伯承的革命军，不拿、不抢、不抓灰。”当时的《国民日报》也报道：“泸州城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不过，潜在的危机开始突出，原期待的援军非但不来援，反而兵出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城内守军有些军官不仅不支持刘伯承弃城撤退的计划，而且准备与城外敌军合应，出卖刘伯承领取重赏。情况紧急，在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再的劝告下，刘伯承只好带领少数人离开泸州城。刘伯承在旅途中险象环生，他夜行晓宿，经大足、铜梁，由达县翻越秦岭，最后经郑州来到汉口。这时，已经是1927年7月11日。
四川军阀林立，这时的刘湘在重庆坚持反对国民革命军的立场，而在万县的杨森则试图寻找新的出路。面对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形势，杨森坐不住了。杨森和李大钊是熟人，李大钊曾经多次劝他改旗易帜，杨森则一直在观望。1926年7月以后，北伐军把吴佩孚、孙传芳打得狼狈逃窜，杨森这才急了。想想吴佩孚是何等的英雄盖世？杨森是吴佩孚的学生和老部下，连他一向佩服的吴佩孚都不是对手，自己怎么能行呢？于是就派自己的秘书喻正衡去北京找李大钊。喻正衡和陈毅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到达北京后就先找到了陈毅，向陈毅说明了缘由，陈毅立刻带领他去见李大钊。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至夏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结识蔡和森、周恩来等人。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运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李大钊接见了喻正衡，对杨森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军很高兴，当即决定派陈毅回四川去做这项工作。8月25日，陈毅经武汉来到四川万县杨森的司令部。但此时杨森还是想脚踏两只船，他接受了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省省长之职。因此，当陈毅把李大钊的介绍信递上去时，杨森吞吞吐吐地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军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
陈毅见杨森态度暧昧，便婉转地劝他：“你最好先将部队改造好，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
杨森一听不让他直接与吴佩孚开战，马上神气活现地说：“我要出10万大洋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并说，“第三国际也派代表来和他接洽，要他参加世界革命。”
第二天，杨森为陈毅介绍了那位第三国际的代表，陈毅一看是朱德。两个人没有在法国相会，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两个人分别介绍了自己的来历。杨森处有朱德在，9、10月间，中共重庆地委安排陈毅去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冀旅任党代表。在达县的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不久，又奉命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11月，陈毅在重庆与刘伯承相会相识，不久随刘伯承参与了顺庆、泸州起义的组织工作。12月下旬，陈毅与刘伯承分开，到合川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部的主任由师长陈书农兼任，副主任是陈书农的族叔陈梦云。陈梦云是陈毅在《新蜀报》工作期间，结识的好朋友胡兰畦的丈夫，因此对陈毅的工作非常支持。

常昶昶

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就和宣传部长范英士一起恢复政治部原有的刊物《武力和民众》，陈毅亲自撰写复刊宣言，该刊在合川军民中间有力地宣传了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接着，陈毅又以师军事教育团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陈毅除每星期去讲一次政治形势课外，还将自己选编的《社会进化史》、《武力与民众》等作为自学教材发给每个学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找个别学生谈心，了解情况，不到两个月，便在教育团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党小组。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陈毅又在合川瑞山公园主持召开纪念会，借此扩大革命影响，激发民众革命热情。
正当陈毅在合川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在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日，消息传到合川，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险的代理师长王学江急忙约陈毅、范英士赴宴，试图就此逮捕他们。一个在县政府当差的工友悄悄告诉陈毅，这是王学江和县长设计的“鸿门宴”，叫他们小心。陈毅和范英士商量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梦云。陈梦云对陈毅、范英士的安全也非常担心，决定亲自送他们离开合川。
第二天，陈毅和范英士在陈梦云的护送下，悄悄地离开合川，经铜梁、璧山，于4日下午到达重庆附近江北县陈梦云的一个姓尹的朋友家。陈毅在尹家吃过晚饭后，就和陈梦云等分手单独进入重庆，去探听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的情况。陈毅进入重庆后到处扑空，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只好去找郭勋祺。
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现虽在刘湘属下任副师长，但思想比较进步，与共产党有接触。陈毅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吃惊不小。此时的重庆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尽被破坏，到处都是在搜捕、枪杀。郭勋祺把陈毅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掩护几天后，让他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一个了“买办”。然后，让陈毅坐上他的大轿，在他的副官和卫兵的护保护下，把陈毅送上了去武汉的轮船。
武汉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陈毅在这里认识了徐向前。徐向前1901年出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为贫困而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学校辞退。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9月曾临时编入孙中山的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徐向前留校任排长，他的连长就是蒋先云。1925年春，徐向前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夏，徐向前离开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河南的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先后担任教官、参谋和团副。这是一支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假革命军队，蒋介石曾经批评过这支部队，它的军长是岳维峻。1926年春，国民二军在岳维峻的带领下，参加了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战争。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转战到河北保定，被奉军截断退路，在向山西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红枪会的沿途打击而溃散。徐向前便和几个同乡就离开部队，暂时回到了五台县老家。徐向前在老家只住了几天，就悄然离去，经天津、上海于11月份到了武汉。武汉此时已经是国民革命的政治中心，许多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在武汉。徐向前很快找到了他们。在同学的帮助下，徐向前被安排在武汉军校学兵团担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的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武汉分校”，有“黄埔第二”之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男生有986人，女生有195人，大批的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都在这里工作或学习。后来和徐向前结婚的黄杰，就是女生队的入伍生。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光荣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学员，在两湖书院校舍中，学文习武。
在军校的学习生活中，徐向前认识了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群，并在1927年3月份经二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向前第一次去粮道街参加党的活动，便见到了周恩来和陈毅，从此和他们结识。在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后，感觉中国的革命正处在危机关头。
人生的旅途不是笔直的一条大道，往往走着、走着，不是眼前突然出现个岔路口，就是迎来狂风暴雨。1927年，对徐向前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6月的一天，徐向前突然接到党的地下交通送给他的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找毛泽东”。事情就是这么的突然，叫人徐向前一时不知所措。“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军界、政界中，几乎无人不晓。可是徐向前真的去找他时，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在哪里？在上海？在广州？还是在武汉？是在九江，还是在长沙？徐向前漫步在街头巷尾，想找到那个交通问一问毛泽东在哪里？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交通员不见踪影。这时，徐向前打听到消息说，革命军、警卫团都向九江开进，于是，徐向前也就乘船来到九江。
在九江，徐向前没有找到毛泽东，只有靠着黄埔军校的牌子，来到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司令部当参谋。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到处都在屠杀共产党人。“八一”南昌起义后，号称“革命将领”的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训话，公开宣布：“共产党员三天之内保护，三天之后不负责任。”向共产党员下了最后通牒。徐向前连夜离开九江，又乘船回到武汉去找党组织。
徐向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哪里找得到中共的高级领导机关？因此，徐向前在武汉一无所获，就于9月到上海寻找到党的中央军委机关。此时，党中央决定发动广州起义，那边的赤卫队中缺乏军事骨干。徐向前来的正好，于是就派他前往广州工作。这样，徐向前成了彭湃的手下，却无缘第一个成为毛泽东手下的军事干部，直到近10年以后才归入毛泽东的麾下。

常昶昶

八十三
随着江西、福建战场的胜利，和孙传芳主力的瓦解，北伐军主力遂转向苏、浙、皖战场，夺取上海、南京就成了蒋介石的唯一目标。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继续进军：西路以第四、八军为主力，沿京汉线对付河南之敌；东路以一、三军为主力，由福建攻取浙江；中路以第二、六、七军为主力，由江西沿长江向安徽进军。在浙江，因浙军周风歧、陈仪两个师先后起义，北伐军进军顺利，2月19日攻占杭州，沿沪杭路向上海和苏南挺进。
北伐军的胜利发展，直接威胁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6年11月26日，驻武汉外国领事团向武汉革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2月16日，武汉三镇30万群众举行反英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奉军军阀和干涉中国革命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对英实行经济绝交，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立即收回妨碍中国革命的租界。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10万市民连日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讲演，英国巡捕趁机挑衅，遭到民众反抗，于是英领事调集水兵登岸干涉，刺死我海员1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4日晚上，在刘少奇、李立三等主持下，武汉各界200余团体的500名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提出对英斗争、处理惨案8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领事馆提出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依法惩办凶手、撤走英国军舰，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武装、租界由国民政府管理等，并限英领事在72小时内以圆满答复，否则即敦请武汉国民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轮内河航行权和撤销英领事裁判权。
5日，武汉40万人举行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汉口英租界，驱逐了英国的巡捕。同一天，武汉国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决议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负责处理租界内公安市政事务，并派出卫戍部队进驻英租界。英领事被迫将巡捕和义勇队撤离租界，移向军舰。
继汉口“一-三”惨案后，英帝国主义又在九江制造了枪杀工人的“一-六”惨案。1月6日，九江各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声援武汉人民。适逢九江码头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继续罢工。英帝国主义雇用工贼进行破坏，6日，工人纠察队捉住一名工贼，英国水兵立即登陆进行干涉，并开枪打死1名中国工人，伤数人。英舰也发炮进行恫吓，九江工人和市民为回击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勇地占领了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支持这一行动，成立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10日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2月19日、20日，英国政府被迫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中英关于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正式承认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1400里。在乡下、在县城，他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他听到了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官僚、绅士阶级，以及共产党人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毛泽东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因此，他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只有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得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决定弃取。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关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毛泽东经过考察后发现，前后大约经历了两个时期。从1926年1月至9月为第一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1月到6月为秘密活动时期，7月到9月革命军驱逐了赵恒惕，乡村政权没有了支柱，农民运动开始公开活动。此时，农会的会员大约不过3-40万人，能够直接领导的群众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社会各界也就没有什么批评。同时，农民协会会员在北伐军作战过程中，还积极地当向导、作侦探、干挑夫，所以，北伐军的军官们都是说农民协会的好话。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为第二期，即革命时期。农民积极入会，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了1000万。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彬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直接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民有了广大的组织，因此，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4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对象是谁呢？毛泽东经过考察以后发现，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并涉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以及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就是疾风暴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结果是把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和威风扫地以尽。地主的权力既倒，农会成了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实现了人们所谓的“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口子吵架的事情，也要去农会解决，农会在乡村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地主、土豪劣绅被剥夺了发言权，被逼无奈纷纷外逃。头等的跑到了上海，二等的跑到了汉口，三等的跑到了长沙，四等的跑到了县城，五等以下的只好向农会举手投降。
在清朝，各地方都造了人口册，有正册和另册两种。正册登记的都是一般守法的乡村人口；另册登记的则是盗匪和劣迹斑斑的人。现在的农会就拿这个事儿吓唬反对农会的人，动不动就会说：“把他们入另册”。那些怕入另册的人，就千方百计地设法请求加入农会。4个月前还被人看不起的“农民会”。现在变成了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的人，现在又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认为1926年10月前后是两个世界。
农民们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美。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毛泽东初到此 ，见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至国民党的上层，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都很”。就是很革命的人，受到了满城“糟都很”的议论，闭眼一想也的确是“糟都很”。
实在呢？毛泽东经过考察后认为：“这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农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都很’。-----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常昶昶

针对有的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有点太过分了”，毛泽东认为这是中间派的说法。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他们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他们要把地主“打人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打轿子；对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他们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就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就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农会为所欲为，在乡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的现象，这就是一些人说的“过分”、所谓的“矫枉过正”、所谓的“未免太不成话”。
毛泽东说：“这派人议论看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最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龙，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斗争理论。这种理论，阻碍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国民党的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为盛行，毛泽东跑到乡下，又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对此，毛泽东说：“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的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出头来。不但伸起头来了，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德国学习、生活将近3年。1923年春，朱德来到德国中部的大学城哥廷根，经过一段时间的自修，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专业学习。这里有中共旅德支部的党小组，朱德经常参加党小组的活动，和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还经常阅读《向导》、《国内通讯》等党内刊物。通过这些学习，朱德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1924年底，朱德根据工作需要返回柏林。这时，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国内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德国学生中组建国民党旅德支部，朱德还没有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就以老资格国民党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由于他是老同盟会员，功名赫赫的滇军宿将，在留学生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开展组织工作很顺利，使在德国的国民党左派力量有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朱德支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在留德学生和华侨中宣传新三民主义与国共合作政策，争取中间立场的人，同右派势力作斗争。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到柏林，朱德和邓演达一起，以国民党旅德支部名义，在柏林组织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6月，国内“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朱德又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这些活动，向整个德国和欧洲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团结奋斗精神。
这一年的春天，朱德和一些中共党员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前线同盟举行的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他从中体会到，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活动期间，他受到了德共领袖台尔曼的接见。6月18日，朱德和房师亮、廖焕星等因参加德共召集的声援中国“五卅”运动的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朱德坐了3天的监狱后被释放，但由于发现他是中共党员，就撤销了他的护照，要把他驱逐出境。正在这时，中共莫斯科支部批准了朱德赴莫斯科学习，7月，他乘船经波罗的海，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
到苏联学习，是朱德早已有之的愿望。这年的3月，他曾写信给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要求去苏联学习军事、受点训练，“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朱德来到莫斯科以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东西学习了几个月，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辩证唯物论、唯物历史观、政治经济学、中国和世界经济地理。同时，也到一些地方、厂矿参观访问，应邀做宣传中国革命的演讲。后来，朱德回忆说：“在苏联，通过实际的接触，观察世界上的问题，在认识上就比在柏林时更深刻了。同时，对中国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了。”
朱德还参加了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朱德担任学生队队长，要协助教官进行军事教程的讲解。他还经常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实践帮助大家学习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如何袭击，如何进行街垒战和如何运用游击战术。他特别注意研究苏俄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教官曾经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部队上山。”
对于朱德的回答，只有所谓正规战争理论的苏联人认为：朱德是他们所教过的学生中间最没有军事素质的人，和经过苏联军事教育的杨殷、叶挺、刘伯承等人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可是苏联的这些军事教官在上小学时，朱德已经是驰骋沙场的名将了。朱德的见解是一个只有经过战场拼杀的名将才能悟出来的精辟见解，他的思想和毛泽东珠联璧合。所以，也难怪这些年轻人不懂。

常昶昶

1926年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决定朱德等人回国参加实际工作。5月中旬，朱德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漫长的铁路线到海参崴，又乘海轮经日本神户，于7月中旬回到上海。这时，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已推进到长江流域。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中央指示朱德了解上海、南京一带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兵力部署情况，朱德通过走访上海、南京的滇军旧友，很快就完成了这项调查任务。随后，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指派，赴四川万县去做争取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
杨森对朱德曾有“虚席以待”的承诺，朱德一到万县，杨森立刻热情款待。但是，当朱德表明自己的身份，要他割断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时，杨森却犹豫了。朱德知道杨森与吴佩孚的关系深厚，感情不同一般，让他一时下决心也并非易事，便耐心、慎重地继续做工作。这时，陈毅也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杨森处，两个人就商议如何才能使杨森早日投向国民革命军的序列。
就在这时，时机来了。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商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上撞沉杨森部运载军饷的木船3只，淹死官兵58个，沉没饷银85000元，枪56支，子弹5000多发。该船到万县时，杨森派轮船检查长率兵前往查询，又遭驻万县的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的拦截和枪击，打伤士兵2人，然后，英舰掩护“万流”号逃离万县。
杨森闻报，恼怒异常，可是“万流”号跑了，他毫无主意，就让朱德帮他拿主意。朱德决定抓住这一事件，两个一箭双雕，既发动群众掀起反帝爱国斗争，同时也迫使杨森转向革命。朱德主动向杨森请缨处理此事，杨森授予他全权。第二天，刚好有英国太古公司的另外两艘船“万县”号和“万通”号，从重庆驶抵万县，朱德立即让杨森派兵将它们扣留下来，以作为交涉的资本。
9月1日，驻重庆的英领事来到万县同杨森谈判，蛮横要求杨森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扣两轮，对于赔偿事项只字不提。为了帮助杨森下定决心，9月2日，朱德在万县图书馆召开了万县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50多人参加的反帝预备会议，决定9月4日在西校场召开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预备会后，朱德派杜刚白到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作了汇报，并要杜刚白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云阳事件呼吁声援。9月4日，万县各界群众联合举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大会在西校场如期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发出了由陈毅起草的通电：《万县雪耻会宣言》，并提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六不主义和六大要求。
骄横残暴至极的英帝国主义，不但拒绝赔偿云阳事件的杨森的损失，拒绝惩罚肇事凶手，反而秘密调动“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兵船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企图用武力劫走被扣轮船。9月5日下午，英舰劫船未成，就用船上的大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当时，朱德正在寓所，突闻炮声，迅速赶往杨森的司令部，敦促他截击英船。朱德告诉杨森：“英国人在中国骄横惯了，以为没有人敢怎么着它们？如果我们迅速地对他们进行反击，那么英帝国主义就得换换思路，乖乖地向我们认错、赔偿了。”
杨森接受了朱德的意见，立即命令炮兵和江岸部队进行反击。英舰在万县的炮击中，击中了法国在万县建立的教堂的钟楼，让在万县的法国领事非常生气，命令法国军舰也向英舰开炮。英舰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在炮击中，英舰先后受伤，拖着浓烟逃去。
在此次英舰对万县沿江南北两岸街道长达2个小时的炮击中，万县军民被打死604人，被打伤398人，财产损失共计2000多万元，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当晚，朱德即拟好通电，以杨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控诉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严重罪行的通电。
9月6日，朱德除派孙壶东组织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外，还一方面做死难者的善后工作；一方面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以雪国耻，为死难同胞复仇。很快，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援万县人民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海外华侨和欧洲、苏联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也纷纷声援万县人民的抗英斗争，使万县一世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舆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杨森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迫使他只有继续向前走，坚决地同英帝国主义战斗下去。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左翼贺龙等部攻占宜昌，直接威胁到了万县。11月中旬，杨森迫于形势，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委任，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第二十军的党代表。12月底，朱德带领二十军的军官考察团赴武汉。在武汉，朱德又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交给他的一项新的任务：到江西南昌去，利用他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老关系做军事运动，现在朱培德主政江西。
为什么要朱德去南昌？这和共产国际试图夺取蒋介石的领导权有关，这时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在武汉组建国民党左派政府，把蒋介石排除在政府之外，以实施斯大林的所谓的计划。蒋介石在南昌自然是竭力反对，这一点我们后面专门讲。北伐军在北伐过程中进行了重新的编制，现在在江西的军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下属的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九军军长金汉鼎，这些人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所以，共产党就想让朱德去做朱培德军队的工作，给蒋介石来一个黑虎掏心。
朱德对杨森部的军官考察团进行了处理，愿意回万县的回万县，愿意跟他去南昌的就去南昌。军官大部分人都愿意去南昌这富庶之地，朱德就带领他们来到南昌见朱培德。朱培德一听朱德来了，非常高兴，抓紧通知王均、金汉鼎等人一起到他的军部为朱德接风洗尘。在酒席宴上，朱培德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九军副军长、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不久，朱培德又任命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常昶昶

1927年1月下旬，经过朱德的筹办，南昌市军官教导团开学，学员1100多名。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导团不仅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而且更重视对学员政治思想的教育。很快，朱德就在教导团里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一半的学员都成了共产党员，使军官教导团不仅成了培养中共军事人才的基地，而且为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月底，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花园角2号寓所。郭沫若为朱德带来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朱德说：“毛泽东和我的谈话，以及他发表的文章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现在认为蒋介石已经是反革命了。”
朱德刚回国就听到了毛泽东的大名，现在还无缘相见，听到郭沫若的话，问道：“为什么呢？”
郭沫若说：“你先看一看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会不会得出蒋介石已经是反革命的结论。”
朱德说：“那我得好好地拜读一下。”
晚上，朱德先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看到开篇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时，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接着又反复看了三遍，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了。朱德心想，革命不革命原来不在跟哪个党，而在于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接下来，朱德又通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有点长，反复看了三遍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看文章一定要看三遍，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吃透作者的中心思想，才不会一知半解、断章取义。
第二天，朱德一见郭沫若就说：“我也知道蒋介石是反革命了，因为他开始为土豪劣绅和大地主说话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中国革命的道路。”
郭沫若说：“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哪里？”
朱德说：“在农村，在农民那里，假如哪一天我有一营的兵，无处可走时，我就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农村。”
郭沫若说：“那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朱德说：“可能因你既不是军人，又不是农民吧。”
郭沫若说：“如果是这样，共产党中有毛泽东这样的奇才，再加上你这个脚踏实地的大军事家，肯定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一听说：“好啊，我可以介绍你入党。”
郭沫若就更高兴了，说道：“我要揭穿蒋介石反革命的嘴脸，让全国人民看看他的真面目，这就算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吧。”
朱德说：“好，太好了，我支持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告诉我。”
郭沫若在朱德的寓所里，用两天的时间写出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朱德成了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他看了以后非常赞同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则说，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观点，我只是拿来用了。朱德也有同感，只要看过毛泽东这两篇文章的共产党人，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哪里，他的脑子一定是灌水了。说完毛泽东后，朱德要郭沫若赶快把文章公之于众，以唤醒广大工农群众的警觉。郭沫若急忙地去发表不提，且看看毛泽东在干什么。
毛泽东2月5日回到长沙，给湖南中共湘区委员会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了他们在农民工作中的错误。李维汉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无法理解农民的行动，他也认为农民运动有些过火。这一次他遭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心里并不服气，他反对毛泽东关于农村一些革命中心理论的思想，认为这是和共产国际唱反调。后来他就成了王明的铁杆追随者，成了打击毛泽东路线的急先锋。
毛泽东离开长沙回到武昌后，开始写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本报告共分8部分。前6部分分别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糟都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我们在前边已经基本介绍了这6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说说后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第七部分“革命先锋”中，毛泽东写道：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都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许多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汤汤，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个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入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他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到：“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到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且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农民协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70%的贫农中，又分赤农、次贫农二类。------赤农占20%。------次农占50%。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占乡村人口70%，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役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管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在第八部分中，毛泽东提出要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倒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等。详细论述了要在农村打倒包括丈夫的男权在内的“四权”，普及政治宣传，禁牌、赌和鸦片，清剿土匪，废苛捐，开展文化运动和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等等。
3月5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沙出版的《战士》周报上发表；4月份由汉口长沙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凡是革命的人只要看到了这本书，就明白了这个革命的方向，和所应该依靠的力量。可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几个认同毛泽东的观点。因为这些共产党人的出身多不是农民，他们不了解农民和农村。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所以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统治一切，实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是城里人占多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于4月4日在武昌出生了。近在咫尺，毛泽东忙得孩子出生三天以后，才回家看自己的新生儿子。

筱欣奕奕

十大元帅的故事，陆续上演，欣赏
问好常老师，关注下文{:soso_e181:}

常昶昶

八十四
北伐军继续北上，在安徽因为敌军内部分化，皖军陈调员、王普部于1927年3月初起义。中路北伐军未经重大战斗即取芜湖、安庆，再沿江东下，3月24日，攻占南京。这时已经进军到上海附近的东路北伐军，在白崇禧的率领下于3月21日进抵龙华，包围了上海市区。
为了攻占上海，在中共领导下，于1926年10月下旬，进行了第一次上海武装起义，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没有成功。1926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这时，中央局委员只有5人，他们是：蔡和森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在广东，剩下的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上海。彭述之主管宣传，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兼任。周恩来名义上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到上海，把邓颖超留在广州。这时邓颖超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可由于秘密的工作，这以后他们之间连音讯都不通，让邓颖超在家里只能日夜对他担惊受怕地惦记。周恩来在组织部的工作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大起义了。1927年2月下旬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白崇禧没有及时配合进攻上海，遭到了孙传芳的全力镇压，再次失败。
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了联系会议，总结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经验教训，决议“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建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顾顺章等人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分析了这时客观形势上的两个重要变化：
第一，北伐军连连获胜，已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部队已经从南面和西面江苏南部逼近。第二，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5省的军阀孙传芳已大败，只得投靠统治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2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接管上海。因为鲁军新到上海，对环境不熟悉，防守上也有很大的漏洞。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蒋介石也派人联络了他的青红帮把兄弟，虞洽卿是上海商界的会长，手下有很多人都要帮助蒋介石夺取上海。在第三次的上海起义中，如果说周恩来发动了上海市的工人，那么上海市的商人和商团则是青红帮发动的。因此从事实角度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共产党和青红帮各起了50%的作用。
3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由西自东，经宜兴取常州；另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起义时机成熟了。3月19日，上海区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已了解的情况，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必须采取行动，最后把起义时间定在21日。行动的时刻到了，3月21日中午12时，全市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下午1时，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点集会。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次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有5000多人。（老实说，5000多人是不多的，难以单独承担起义的重任。）
起义行动，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区。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恩来和赵世炎，早晨就已经进入设在宝山路横滨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的前线总指挥部。起义打响后，发展迅速。南市最早打下来，工人纠察队先攻下警察局，再占领高昌庙和火车站。浦东、吴淞、闸北三区也相继取得胜利。下午4时左右，吴淞部委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500人左右，早晨乘一列铁栅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发现吴淞被占领，已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恩来听完，立即召集会议研究，会上，他当机立断地说：
“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入上海，那样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也会增加我们攻击北站的困难。”然后，他又指着地图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就是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
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一散会，周恩来亲率工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小队赶到天通庵勘查地形，布置兵力。他们还找到住在那里的老扳道工鲁大爷和他的儿子把路轨的道钉拔掉。黄昏前后，从吴淞退返上海的列车进入伏击圈，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到。埋伏在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击。经过一夜战斗，到次日中午，除少数人逃走，剩余的400多人全部投降被俘。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员，并把其中的轻机枪调拨给正在围攻北站的纠察队。
到22日下午，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悄悄换上便服逃进租界。下午6时，工人纠察队终于攻克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经过连续30个小时的战斗，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这个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变化让陈独秀和周恩来他们始料不及。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

常昶昶

到1927年4月初，国民党的旗帜已经飘扬在长江以南的10个省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福建、浙江、江苏、安徽，遍布江南约2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占中国的半壁江山。在整个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阵亡25000人，受伤人数大概是死亡数字的2倍；有24个军阀加入了这次北伐，使得国民革命军扩大到30个军，总计26万人。和往次战争一样，财政出现了问题，国民政府和苏联顾问在忙于往外花钱，没有人管理财政，不断有士兵因为领不到饷而发生兵变。蒋介石向宋子文要钱，威胁宋子文说，如果他不能立刻拿到150万元，就将把这当做“我们关系的最后破裂。”宋子文无奈暂时躲在了武汉，蒋介石没有钱了，在1927年1月只得停止发放军饷。
蒋介石为了钱正在寝食难安时，1927年2月间，日本派永贝俊和松室孝良来到南昌面见蒋介石，同他谈合作的问题。日本人向蒋介石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和日本合作，日本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具体数字比孙中山想要的还多。这是孙中山曾经梦寐以求的事，让蒋介石很动心，但他不想拿日本人的钱，不过可以利用日本人进行宣传。果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坐不住了，它们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就委托虞洽卿来找蒋介石。
前面我们说过，虞洽卿和蒋介石合作开公司，在孙中山遇难时还拿出6万元给蒋介石去广州救孙中山。蒋介石问虞洽卿找他有什么事？虞洽卿说给他带来了6000万元作礼物，只求他在进入上海后保护英、美、法租界和侨民。6000为是150万的40倍，可以在40个月内无军费之忧，礼物这么丰厚，条件这么的低，蒋介石如果不答应，简直就是白痴。蒋介石答应了虞洽卿的要求，但要求虞洽卿协助他收回上海，虞洽卿也答应了，就此二人一拍即合。蒋介石拿了虞洽卿的钱，肯定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没有必要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呀？为什么他对共产党人突然恨之入骨了呢？这还得从国民政府搬迁到武汉说起。
1926年12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一行30余人到达武汉。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国民党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委员有：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谭平山、唐生智、董必武等，徐谦为主席。为什么鲍罗廷要这样做？这就是斯大林试图架空蒋介石，让共产国际夺取北伐胜利果实的计划。看看这些人，在国民党中央中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的正统人物，这样，鲍罗廷就不得不把宋庆龄给推出来。
宋庆龄本来一直很低调，突然被苏联人推举为孙中山的继承者，成了国民党左派的中心。她的追求者，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就爱慕她的邓演达，成了她的最忠心的捍卫者。也难怪，自从廖仲恺死了以后，国民党左派中间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人了。宋庆龄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资历来领导国民党，只是苏联人需要一个孙中山的代表，因为孙科——孙中山的儿子是右派的代表，所以，宋庆龄才被他们选了出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宋庆龄作为一个续娶的妻子，在中国的普通百姓中间是得不到正统的认可的，何况孙中山还有儿子？
组建一个不被国民党正统人士、及普通人民认可的政府，就需要国民党的非正统人士来充当门面。谁是国民党的正统？蒋介石、朱培德、程潜、李济深就是，还有就是在法国的汪精卫；谁不是国民党的正统人士？唐生智就不是，还有谭延闿、冯玉祥也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半路加入的。知道为什么唐生智、冯玉祥和蒋介石有矛盾吗？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正因为武汉的国民政府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国民党的正统人士，所以就需要汪精卫回国来领导。这是一个畸形的国民政府，正常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受到了苏联人的控制。
鲍罗廷组建了这么一个玩意，把马克思的诞辰、巴黎公社、以及列宁逝世的日子都定为节日，中国的武汉就是苏联的殖民地，俄国人充满大街小巷，饭馆、舞厅里到处都是俄罗斯漂亮的姑娘。在农村农民得到了解放，在城市工人得到了解放，谁被压迫了？在农村被压迫的是土豪劣绅，这没有什么好同情的；可是在城市被压迫的是商人，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商人被压迫？因为庆祝、游行、示威、罢工、发军饷都需要花钱，钱从哪里来？武汉的鲍罗廷政府就向商人摊派，让广大的商人苦不堪言。于是，在城市，商人迅速地走向了左派国民政府的对立面，当然也就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面。
当武汉把蒋介石宣传为一个暴君时，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予以回击，并且把他的军事总部都滞留在那里，他尽量把所有的军事物资都运到东南的北伐军那里。此时，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党、政、军三个一把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都在南昌，他们商量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办法。蒋介石决定和谭延闿去武汉拜访鲍罗廷，看看鲍罗廷如何对待他。鲍罗廷拒绝了蒋介石的拜访，此时的鲍罗廷已经不再是寄人篱下，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子了，他要彻底搞垮蒋介石。无奈，蒋介石只有和国民党的左派们谈判，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国民党的左派主张把首都定在北京，因为那里离苏联比较近，在北京没有拿下来之前，先定都武汉；而蒋介石则坚持把首都定在南京，这是孙中山的选择，因此，在南京没有拿下来之前，应选择南昌作临时首都。老实说，宋庆龄应该是支持在南京建立首都的，因为她说过北京是她的伤心之地，她不想去北京，但她此时选择了沉默。
当蒋介石从武汉来到九江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的决定，决定免除他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一个军事委员的头衔。蒋介石愤怒了，他给武汉发出了一份电报，要求派一名代表来说明原委。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何香凝，何香凝对蒋介石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说着递上了一张传单和一封信，这张传单上说蒋介石是独裁者；信是许崇智写的，说蒋介石不守信用，违背承诺，没有让他复职。何香凝最后说：“服从命令并且承认你的过错。”
鲍罗廷以为自己掌握了权力，蒋介石也会像他一样妥协，然而，蒋介石不是他，蒋介石的手中有兵，有黄埔军校的子弟，有江浙资本家的大力支持，还有英、美、法、日在向他暗送秋波。回到了南昌以后，蒋介石决定给鲍罗廷一点颜色看看。他让流氓捣毁了南昌总工会，杀害了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以警告告鲍罗廷，没有他蒋介石的支持和保护，共产党人和他的工人组织就是一滩烂泥，任谁都可以铲除。
鲍罗廷和蒋介石较上了劲，他要国民党左派开会免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1927年3月7日至17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召开了所谓的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于10日正式开幕。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被排除在会场之外，如何召开政治会议？名不正言不顺吗。所以，毛泽东建议，全会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要事情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这样就既不违背程序，又可以讨论一些非政治性议题。毛泽东此时关心的是农民问题，他希望大会能够为他的农民议案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但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鲍罗廷的策划下，把这次大会开成了夺权大会，他们要开的就是政治会议。会议撤销了蒋介石的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选了各部的部长、政治委员会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唐生智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尔后，才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对农民宣言》，通过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惩罚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在会议开始前，湖北阳新发生了土豪劣绅用煤油烧死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的惨案，大会决定成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由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组成。会议后，委员会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前往阳新，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杀害农协人员的罪犯1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农村的反动势力，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
武汉国民政府夺了蒋介石的权，并不等于蒋介石没有权，于是，鲍罗廷想方要设法搞臭蒋介石，并让英、美、法、日痛恨他。3月17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后，鲍罗廷就指使共产党人策划北伐军士兵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日等国侨民6人，打伤数十人。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他们还把英国领事拉到新街口斩首示众，27个北伐军的士兵还残暴地轮奸了他的夫人，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日本妇女被强奸了35人。让外国人惊呼义和团又回来了，英国、美国决定报复，日本的舰队司令则接到国内指示，不让开炮。于是恼羞成怒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打死打伤南京市民2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常昶昶

这是一个丑闻，一个臭不可闻的事件，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受到了伤害，苏联人试图通过惨案挑拨蒋介石与外国列强关系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加快地把他们推在了一起。这就是事与愿违，老天不希望苏联人支配中国人，它需要蒋介石反苏。惨案发生后，4月6日英、美、法、意、日5国驻武汉公使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罚肇事者，被武汉国民政府拒绝。这时蒋介石占领了上海，英美等列强便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同它们谈判了两年，答应继续保护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至于死去的中国人，那是活该，没有人为他们赔偿。
蒋介石是3月26日乘军舰来到上海的。针对南京出现的情况，他一到上海就下令保护外国侨民。由于工人纠察队没有国民党的人来领导，他担心再出现南京事件，因此蒋介石提出：工人纠察队要归他直接指挥调动，否则就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上海总工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担心他们闹事，就决定安抚工人纠察队。蒋介石亲自带着军乐队，给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希望他们不要袭击外国人，维护上海市的治安。
黄鼠狼给鸡拜年，周恩来感到不安，在3月30日召开了特委会。针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会议上周恩来说：“看整个情形，他们已经做了对付我们的准备。他们一定会用武力，而对付民众会像江西那样雇用流氓。”是啊，一山难容二虎，一个上海市怎么能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存在呢？解决工人纠察队是早晚的事，只是蒋介石希望和平接收工人纠察队；既然和平接收不了，就只剩下武力一途了。
4月1日，汪精卫从法国取道德国、波兰、苏联，在海参崴乘邮轮抵达上海，蒋介石、吴稚晖、宋子文和陈独秀等到码头迎接。蒋介石见到汪精卫后，对武汉国民党受到了苏联人的控制很是不满，当即向汪精卫提出两件事要他赞同：一是赶鲍罗廷回国；二是分共。汪精卫答应考虑蒋介石的提议。
从4月1日到5日，蒋介石、汪精卫和陈独秀都在商议这一件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他们都对苏联人试图控制中国政府感到担心。但是每一个人对采取的策略却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还是希望只驱逐鲍罗廷，而不要分共；汪精卫则希望借助苏联人的力量，重新登上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大位。于是陈独秀和汪精卫两个人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决定以两党领袖的名义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以制约蒋介石。
4月5日，由陈独秀执笔，汪精卫同意的联合宣言在上海见报。内容即：“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两党同志果能开城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和陈独秀单独媾和，把蒋介石凉在了一边，等于是陈独秀也承认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岂不让蒋介石恼怒异常？蒋介石挽留汪精卫，希望他不要去武汉，汪精卫对蒋介石是当面一套，背后却偷偷地坐上了去武汉的轮船。汪精卫到了武汉，伪装成左派，获得了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绝对信任。但是，等他坐稳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主席之位后，他比蒋介石更恨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嘴脸就暴露了。
蒋介石其实早就对汪精卫和共产党人做好了两手准备。在4月2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反共减共”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奉命从广州赶来的李济深和黄绍竑。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怀好意。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就不能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请大家发表意见。”
李济深报告了广东在彭湃领导下的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的结论也是分共清党；黄绍竑则介绍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农民也闹起来了，同意分共。何应钦则重点谈了南京惨案，他认为南京惨案的责任在共产党身上，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白崇禧则说：“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封锁了外国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已经提出严重警告，如不制止，将发生冲突。这样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他们有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应该利用他们。以防止再出现南京事件。”
既然大家都一致同意，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决定下来。4月5日，蒋介石又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秘密会议，吴稚晖和陈果夫拟了一个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等在内的197人的“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名单，起草了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4月10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清党，并向蒋介石提出咨文。
蒋介石接到咨文后，通令所辖各军执行照办。4月11日，蒋介石下达了“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外国军队首先向工人纠察队发难，他们越过租界，在华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并立即移交给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身穿蓝衣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在闸北、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发生纠纷。随后，大批的军队出现，借口“调解工人的内讧”，乘机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接着，军队又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枪杀和拘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员。
12日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各区工人群众纷纷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集会，并从军队手中夺回了上海总工会。4月13日，10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召开群众大会，会后，冒雨游行。白崇禧早已在街道两旁埋伏好军队，等到游行队伍到来时，立即向游行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又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了上海总工会，查封了一切共产党的团体，肆无忌惮地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至15日，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下落不明。江春华等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先后被杀害。

常昶昶

在4月11日晚上，周恩来被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邀请到师部。斯烈的兄弟斯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周恩来有师生名分。周恩来早已想通过这个关系来做斯烈的工作，斯烈一直避而不见，不想这天晚上斯烈却邀请他来。周恩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哪知道他一进入斯烈的寓所就被软禁起来。罗亦农担心周恩来的安全，一直派人跟踪保护，发现周恩来被软禁，就在12日凌晨把他给营救了出来。周恩来出了斯烈的公馆，一切都晚了，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在广州开始”清党“，当天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余人，封闭工会等团体200多个。6月，李济深又进行了第二次“清党”，两个月杀害革命分子2100余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均被杀害。
4月15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宋子文等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成立国民党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中国近代史结束，开始进入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发动了“4-12”反苏、反共政变，在北京高兴坏了张作霖。张作霖早想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了，可是他对公开反苏还有所顾虑，只是加紧了对苏联的防范。1926年7月9日，张作霖在旅顺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日本南满铁路负责人安广等人商谈防御苏俄势力之“内侵”；9月12日，张作霖派靳云鹏赴南京，与孙传芳磋商合作援助吴佩孚“讨赤”；9月上旬，又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问题。
1927年2月8日，张作霖发表宣言，宣布进军河南的目的，就是“专为剿灭赤色的过激主义。”尤为过甚的是，2月底，张作霖探听到鲍罗廷的妻子鲍罗廷娜乘坐的邮轮——苏联“纪念列宁号”，正从海参崴到驶往江浙某地，准备经过此地上岸去和鲍罗廷汇合。便密令在山东、江浙沿海担任督军的张宗昌严查过往船只，扣押鲍罗廷娜以要挟鲍氏。鲍罗廷此时正在武汉耀武扬威，此举就是为了对武汉国民政府釜底抽薪。鲍罗廷娜果然被张宗昌扣押送往北京，在北京受到了张作霖的审讯。营救鲍罗廷娜成了共产党北方局的中心任务，最后，还算是万幸让鲍罗廷娜逃离北京，从而没有对鲍罗廷造成伤害。李大钊又一次刺痛了张作霖，张作霖决心对共产党的北方局来一个斩草除根。
为了躲避张作霖的追杀，当时的中共北方局和许多共产党员都暂避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里。此时苏联的大使馆，在加拉汗被驱赶以后，成为一个苏联政府驻北京的留守联络处。名为联络处，实际是暗中为了向李大钊的中共北方局提供活动场所和资金及物资包括武器的援助。1927年3月，在京津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即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拟在天津举行起义。听到这个消息，许多的外国人都纷纷逃离天津。北京警察在一次例行的搜捕中，抓到了一个在苏联大使馆当差的少年，该少年供称：近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内，正在秘密召开一个由苏共特派员及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
当情报上报给张作霖以后，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下令：立即搜查苏联大使馆，把中共“赤色”分子一网打尽。1927年4月6日早晨，数百名武装宪警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在随后的搜捕中，搜出15名苏联人员，60名中共党员，其中包括李大钊和他的两个女儿。三周以后，即4月28日，张作霖让自己的法律顾问赵新柏在日本人的报刊上发表声明，解释4月6日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原因是：“因为苏联大使馆已经变成了窝藏反政府的共产党赤色分子的老巢。在那里他们正策划拟在首都发起反政府的武装起义。”
尽管在搜捕时，大使馆的苏方人员焚毁了一部分秘密文件，但是还有100多箱文件资料被宪警带走。这些文件披露：在华的苏联外交官、商贸人员，几乎全是苏联的特工，他们在中国从事着与他们的身份不相符的工作和活动；苏联的特工人员正在进行反奉的破坏活动，大使馆成了中共北方局的重要活动场所。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与其他18名共产党一起，在4月28日被张作霖杀害，其余的41人被分别判处2-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李大钊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张作霖在搜查苏联大使馆后，于4月19日开始公开暴露苏联的秘密或绝密文件。斯大林恼怒极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处心积虑7年，在中国北方构建的情报网被张作霖一举粉碎；他试图在中国南方操控国民党的企图被蒋介石一锤砸烂。中国人真就是这么的难以控制吗？他不甘心，亲自主持会议，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分析原因、寻求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在北方，无论利用什么手段都要置张作霖于死地；在南方一定要操控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对蒋介石进行有力的反击，不能等，能尽快发动起义的就尽快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发生了分裂。共产党分裂成了三派：一派是陈独秀的中国正统派，他试图抱着与国民党合作到底的心态，反对对蒋介石进行武装反抗。因为陈独秀认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为了苏联人的利益，让大批的中国人去死。在中共的历史上，被称为右派；一派是一直紧跟苏联人的卖国者，他们根本不在乎中国人的死活，为了苏联人的利益，一定要奋力地反击蒋介石。在中共的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左”派；另一派现在就是一个人，他是毛泽东，在中央中处于绝对少数，所以他往往没有发言权。
此时的中国也分成了三派：南京的蒋介石、武汉的汪精卫和北京的张作霖，中国似乎回到了三国时代。其实这种平衡是暂时的，因为在中国以外还有两股势力在较量，一股是苏联的势力，它在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打击张作霖；一股是英美势力，他在打击武汉政府，支持蒋介石。因此，这样一看张作霖就处于弱势，汪精卫处于中间，蒋介石则处于强势。而国内的情形呢？北伐民众支持北伐打击张作霖；在武汉政府的管辖之下，民众开始被撕裂，城市中的商人开始反对这个政府，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正在让他们有钱有权的儿子和亲戚，联络军阀对农民运动进行打击。所以，武汉政府和北京政府一样处于风雨飘渺中；而南京政府的治下社会则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因此在蒋介石在治下发动起义，就是找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报告》。陈独秀的基调是一致的，他的基本观点是：过去的事件都是共产党人咄咄逼人造成的，现在的无产阶级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该进行经济斗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老实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分析，陈独秀的想法并没有错误。但是苏联人和苏联人的走狗都认为陈独秀的理论是错误的。随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刚刚到来，应该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作用，开展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最后大会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否决了陈独秀的报告。
毛泽东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考虑问题的重点和苏联人、陈独秀都不一样。毛泽东提出应该到农村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自己的武装，必要时可以拉队伍上山。毛泽东发言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历史书上是这样写的；但事实是苏联人和他们的走狗，都反对他的提案。因此，他被排斥在大会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陈独秀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毛泽东被剥夺表决权实在是他的提案违背了斯大林关于城市中心论的圣条。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在苏联人的的主导下，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把可怜的几百万中国工人阶级置于几亿人口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变成了苏联的儿子党，所以我以后会说共产党中国中央，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
共产党中国中央在思想上迅速地向左转，但在行动上却是出奇地右，他们把汪精卫、唐生智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从而为共产党人带来了远比蒋介石给共产党带来的更大的危害。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的问题，虽然表示赞成，但是认为土地革命应该由汪精卫政府来完成。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既然是汪精卫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他去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远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离他近，所以毛泽东后来一直把自己的革命定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而是由他来领导的。
大会选举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苏联人的走狗大都进入了中央，毛泽东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等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表面上还是总书记，但是他已经没有了权力。此时的中央常委，除了名义上的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关于汪精卫政变所带来的极大损失，为了给这些后来的当权派以及苏联人找台阶，统统地推到了陈独秀的头上。蔡和森是最早发现自己不应该当苏联人走狗的，他在反思中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决定支持毛泽东。此是后话，届时再说。
毛泽东此时的心里应该是苦闷的，他看到陈独秀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共产党已被苏联人全部控制，他在这里更没有用武之地了，他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舞台。毛泽东在满腹思虑中来到了黄鹤楼，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他的思想也澎湃起来，一股激情从心底涌出，于是，我们看到了《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诗：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是毛泽东在下定决心之前的心里描写。毛泽东一生有三首诗词可以看作是他作出最后政治决定的写照。这是一首，另外两省届时再说。茫茫九派就是说的来自国外的各种思潮横流中国，它们开始控制了中国南北的思想界。在烟雨苍茫中，就像是龟蛇一样锁住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人这条思想的大江。黄鹤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都向哪里去了？已经很少有人去考虑了。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实践自己的中国思想和恢复中国文化。一想到这么艰巨而伟大的使命，所以他才“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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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蒋介石经过4年的忍耐和苦心经营，终于要独掌乾坤了.。”
圣人道：“润之也终于脱掉了自己身上的第二道茧衣，要为80%的劳苦大众打天下了。这一切都发生在1927年的4月份。”
姜子牙道：“蒋介石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而润之在军事上还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学会军事斗争。”
韩非道：“这么说，润之身上的第三道茧衣就是学会怎么打仗了？”
圣人道：“对，润之必须学会打仗，才能战胜自我、战胜蒋介石、战胜苏联统治下的城市中心论这三座高山，才能让自己成为知行合一的伟大统帅。”
姜子牙道：“润之将开始自己新的征程，他在城里转了18年，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
韩非道：“蒋介石杀戮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人，二圣也没有什么可以谴责的吗？”
圣人道：“这时的共产党人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如未过冬就疯长的冬小麦，不经过残酷的屠杀雪埋，是长不出果实出来的。在农村，如果小麦疯长，还要用石滚子碾呢。有了这次屠杀，就如大雪覆盖在冬麦身上，头不能向上长了，就只能往下扎根，等到冬雪融化时，根已扎得很深，春雷一响就可以迅速地返青分蘖了。”
韩非道：“圣人是说，这对共产党反而是好事了？”
姜子牙道：“当然是好事，一些浮躁的人和事被蒋介石一刀斩平了，只有沉下心来了。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在国民党那里失败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共产党人身上，所以对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更加紧了，这样润之的处境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圣人道：“祸之福所依，没有祸事，哪里来的福？没有蒋介石的屠刀，就没有润之的枪杆子。没有苏联人对润之的无情打击，就没有共产党人的彻底中国化。”
韩非道：“圣人说的是，从此以后，中国将有一个不同的局面，这个局面如何开局呢？”
姜子牙道：“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众神齐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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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国共合作，这段历史需要好好补一补
问好常老师，辛苦了，期待下文{:soso_e181:}

常昶昶

   第二十二回    新民思想生    俄式共产窆

                                 八十五
1927年4月16日，中共特委在上海召开会议，总结经验，研究对策。会上，周恩来提出：“政治上，要承认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有左倾错误，如果继续下去会非常危险。中央的右倾倾向，特别是汪陈联合宣言制造的‘和缓’空气危害很大，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将损失很大。军事上，应该先解决蒋介石，然后北伐。要求武汉中央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案，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行动。”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向中央汇报。电文说：
“------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死伤者近400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
在说明了武汉党中央宜早日讨蒋后，电文中接着就分析了东南地区蒋介石的兵力情况，指出调度得当的话，完全可以消灭蒋介石。周恩来判断的结论是：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让。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4月18日，中共特委继续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就这次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又惨遭屠杀，总结了5条教训：
1、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
2、暴动后中央与区委组成特委，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我们对蒋曾有妥协态度。工人避免与蒋冲突，完全是让步以至于失败。
3、政权运动的宣传没有做得好，没有好好实行从下层选举的方法，使群众对于政权争斗莫名其妙；又没有抓住小资产阶级。同时，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缴械以前并未停止希望。
4、对于反帝行动的消极，是很大的错误。
5、技术工作太坏——如政治宣传不好，此为沪区宣传部的责任。工会运动无组织，此为工委的责任。军事上无整个的东南军事计划，沪区曾提出计划，此为武汉区方面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指出：“以上5点错误，沪区可以承认，并由中央惩办与指正。唯中央的错误，应由根本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武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汪精卫来到后，打着反蒋的旗号，迅速取得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
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因而，东征讨蒋只有共产党人在呼吁，而国民党人都在谈论北伐讨奉。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委员会议。
冯玉祥是苏联人扶持起来的，鲍罗廷主张立即北伐和冯玉祥会师，在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在苏联的支援下，回过头来东征讨蒋；如果此时立即东征，就会同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的冲突，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葬送得来不易的北伐大好局面。鲍罗廷的中心思想还是讨伐张作霖，这是斯大林交给他的硬任务。瞿秋白主张东征讨蒋，在攻占南京以后，再沿津浦路北伐讨奉。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取得广州，这样来打通与共产国际的海上通道，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困境。蔡和森既反对立即北伐，也反对东征讨蒋，他主张立即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和南下广东并举。
其实他们都是在纸上谈兵，北伐军过去、现在都不在他们手里，军权在汪精卫和唐生智手里。汪精卫和唐生智主张北伐讨奉，和冯玉祥会师河南，然后与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然后再东征。鲍罗廷的主张和汪精卫的思想相符，因此北伐讨奉最终获得了陈独秀、彭述之和张太雷的支持，在中央委员会上获得了通过。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除其所兼各职，宣布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第一、二、三、四方面军，统归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4月18日，国共两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继续北伐。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北伐”。北伐军开始进军河南，6月初同由陕西东进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
武汉方面进行“二次北伐”，使蒋介石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蒋介石一方面在巩固宁、沪的同时，开始北伐并占领徐州，使得南京政权得以巩固；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挖尽心思地打击和破坏武汉政府，促使汪精卫、冯玉祥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
大家都去北伐了，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武汉后，没有事干，在4月20日发表宣言，指明蒋介石等已变为国民革命的公开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祸首。22日，中共党员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董必武、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不过这一切都是说说而已。
4月27日，中共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西北理论”其实就是鲍罗廷的理论。由于遭到了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的批评，所以罪过就让陈独秀承担了。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问题，虽然认为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但认为“目前就没收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主张“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以解决。

常昶昶

毛泽东当时简直是气愤极了，他说道：“西北理论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可以断言，军阀的本质是一样的，冯玉祥是第二个蒋介石。我们共产党这篮子鸡蛋，被蒋介石一掌打在地上，已经破烂了不少，再送到冯玉祥那里，岂不是被他炒着吃现成的？江西、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我们应该上山下湖，在乡村建立我们的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而不是脱离我们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西北去，让人家把我们当兔子打。”
毛泽东的话，陈独秀早已听习惯了，所以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现。表现过激的是鲍罗廷和他的中国狗腿子，所以他们把毛泽东排除在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之外，逼迫毛泽东与他们决裂。共产党中国中央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让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能无视上千万的农民无人领导，更不能坐视湖南的农民运动被反对派打垮。他的焦急是有道理的，就在中共五大不久，汪精卫政府开始向右转。
汪精卫主张北伐的目的，是想北上同冯玉祥汇合，建立汪、冯联盟。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开始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示好。从4月下旬到5月间，汪精卫在湘、鄂、赣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严查各级党部、政府和民众团体的一切言行；通告禁止工农群众团体集会和示威游行；发布禁止工人逮捕反革命分子和没收其财产的法令；公开发表拥护工厂主和商人利益的宣言，以及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禁止土地革命的命令；对不听命令者，可以公开解散农民协会等。汪精卫的右转，加剧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造成叛乱事件不断发生。
5月17日，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和杨森的支持、配合下。在宜昌叛变，不仅不去四川支援在泸州危在旦夕的刘伯承；而且趁机向东袭击武汉。这时，武汉是空虚的，军队都在北伐前线。鲍罗廷又重演了1923年秋天救孙中山的一幕，他招募志愿者，让叶挺率部西向迎击，一举将夏斗寅击溃，才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刚解决了夏斗寅，在湖南长沙，国民党右派师长何健又开始在长沙外围屠杀工农。
在何健的支持下。1927年5月21日，驻长沙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率军1000多人，查封了省、市党部和工人纠察队，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袭击四邻的农会，制造白色恐怖。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死百余人。不久还宣布成立反共的“救党委员会”，公开宣布接受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马日事变”。
毛泽东的战友湖南省委委员郭亮和柳直荀立即决定反击。30日，他们发动近10万农军围攻许克祥；同时，约有2.5万的农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发。这时，共产党中国中央紧急命令停止进攻长沙，湖南省委只得四面通知停止进攻。可是还是有两支500人的农军没有接到命令，他们孤军进攻长沙，最后遭到了失败。
许克祥趁机反扑，在20天时间里屠杀了革命群众1万多人。1927年10月份，许克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公开反对唐生智。唐生智发兵长沙，许克祥被迫出走湘南，投靠了广东的李济深，被改编为独立第二师。
郭亮和柳直荀来到武汉向中央汇报情况，见到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对湖南农民运动遭受到的惨重打击心疼不已，希望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他们想想办法。蔡和森建议中央依靠工农的力量解决许克祥，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自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建立乡村政权，扩大武汉工人武装，趁机推翻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毛泽东则大声疾呼，让群众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湖滨的“上船”，以武装来保卫革命。可是共产党中国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意见，一再对汪精卫政府实行妥协退让，他们把许克祥的叛变完全归咎于农民的“过火”行为，反对湖南农民进行任何反抗，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命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
历史书上，对这次的妥协退让，全部归罪于陈独秀。但是以苏联人在共产党中国中央中的控制力，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许可，陈独秀是没有权力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在苏联人的眼里，农民从来都不是革命者，农民问题不应该由工人阶级来解决，而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解决。资产阶级是怎么解决农民问题的？就是消灭他们，把他们变成无产者，这样中国无产阶级不足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苏联人一贯的思想，“把农民变成无产者”严重误导了湖南的共产党员，因为湖南还是李维汉当家，而李维汉是坚决站在苏联人一边的。正是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我们才会在后来看到共产党人火烧农民的房子，把农民变成无产者的恶行发生。这是后话，讲到朱德发动湘南起义时，我们会提到。
6月30日，共产党中国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11条决议，向汪精卫集团实行全面的退让。决议认为：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工作，“并不含有联合政府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这个决议打眼一看，就是针对着毛泽东作出的，毛泽东的一切行动都被共产党中国中央捆住了。
1927年6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此时，全国工会会员已增加到290万人，在武汉建立了纠察队，队员有5000余人，枪3000支；在农民运动方面，农会会员有295万人，农民运动已经从最初的自发行动，变成了有组织的行为，他们在农村减租减息，摧毁地主政权，要求解决土地不均的社会问题。但是，共产党中国中央现在不代表农民的利益，怎么办？郭亮的请求，劳动大会上农民代表的呼声，都迫使毛泽东尽快解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党中国中央那里解决不了，毛泽东只得把目光盯向了国民党。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有足够的影响力，是公认的农民运动之王，受到了唐生智的特别尊重。说到这里还得说几句闲话，毛泽东到了武汉后，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农民运动，他开办了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会中间开展组织工作。毛泽东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中间具有很高的威信，政府和军队办不成的事，毛泽东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