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5月，唐生智进兵河南，来到漯河，大战在即，粮食却运不上来。给汪精卫去电，汪精卫也没有办法，现在路途不通，运输不畅；给鲍罗廷报告，鲍罗廷也是干着急不出汗。唐生智急得没有办法，正在六神无主时，他突然想起了毛泽东，就急忙给在武汉留守的幕僚、湖南教育厅长周鳌山去电，着他务必找到毛泽东，让毛泽东帮忙把远在湖北的军粮运到河南漯河前线。周鳌山找到了毛泽东，告诉毛泽东说，唐总司令来电话，请务必帮忙把军粮运到前线。毛泽东一听，说道：“北伐也是我们的事，我一定帮忙。你放心好了，我马上通知各地的农会，保证三天运到。”果然，三天之内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漯河前线。由此，唐生智对毛泽东更是敬佩得不得了，在武汉到处宣传毛泽东是“农民之王。”
毛泽东有着这么大价值，苏联人和共产党中国中央并没有看到，可是武汉的国民党人都看到了。因此，毛泽东联络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很轻易地就让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从而为农民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汪精卫已经是大权在握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手下不仅有衷心拥护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而且还有唐生智和张发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武汉政府更加稳固，北方的威胁已经没有了，而且还有冯玉祥在河南给它当挡箭牌，南方和西方也是一片支持声，就剩下东方蒋介石这一个威胁。现在，汪精卫就是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利用苏联人的支持打垮蒋介石，自己好一统天下；二是在一统天下后，如何摆脱苏联人和共产党人。
在宁汉的矛盾冲突中，冯玉祥的态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唐生智与张作霖的血战时，冯玉祥一直在潼关作壁上观，等到张作霖败退时，他挥兵沿陇海路快速东进，占领郑州。在这次的北伐战争中，唐生智的北伐军牺牲大约14000人，而冯玉祥只损失了40人。因此，此时冯玉祥是以逸待劳。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反蒋，6月10日，他带领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的代表团来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冯玉祥是地主，汪精卫的到来就表明是他有求于冯玉祥，而不是冯玉祥有求于他汪精卫，因此冯玉祥处于优势地位。在谈判中，冯玉祥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汪精卫同意将河南让给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撤回湖北；同意把北伐战争的指挥权交给冯玉祥。双方公开的协议是：裁撤北京、西安政治分会，设立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和政务；在河南的各军通由冯玉祥节制指挥，武汉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一律撤回武汉；同时，将冯玉祥的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
但是，冯玉祥还提出了一个秘密的要求，这就是要求汪精卫把俄国顾问赶回老家，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国民政府之外。汪精卫早已准备这样作了，鲍罗廷的超然地位，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正在遭到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大多数的忌恨，与南京找到共同点的时机已经成熟。汪精卫认为与冯玉祥达成联盟，将会增加自己与蒋介石争夺党内最高领导权的砝码。谁知他的女人气，没有获得冯玉祥的好感和信任，认为这个人不足以领导一个有4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因此，在见过汪精卫之后，冯玉祥还准备见一见蒋介石再作决定。
在郑州会议两个星期后，蒋介石在徐州迎接了冯玉祥。冯玉祥到徐州，而不是蒋介石到郑州，本身已经表明蒋介石的实力和威望远比冯玉祥高。在冯玉祥和蒋介石没有见面以前，他们二人其实已经发生了联系，蒋介石的儿子在莫斯科学习，冯玉祥的女儿也在莫斯科学习，他们已经是同学了。提供这个信息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从苏联回国，一开始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做顾问，他向冯玉祥介绍了他的女儿和蒋经国的同学关系。
在为期4天的会谈中，冯玉祥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蒋介石答应每月为冯玉祥提供200万元的经费，并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统帅，他同意奉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军政首脑。没有等到回郑州，冯玉祥在徐州就向汪精卫发去了电报，内容是：激进分子已经钻进国民党内并试图控制国民党，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鲍罗廷立即回国，而愿意离开的国民党左派可以到国外去“休息”，唐生智将军则应该和他合作。最后是“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在争取到冯玉祥的支持以后，蒋介石下达了对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共产党人的逮捕令。感到风云变化的邓小平立刻离开冯玉祥的军队，到武汉去找党中央。接着，蒋介石又与张作霖和山西的阎锡山进行了谈判。但是，张作霖中断了与蒋介石谈判，突然命令孙传芳的军队反攻徐州。蒋介石凑手不及，被打了个大败，匆忙离开徐州回到了南京。就是因为这件事，蒋介石在南京遇到了何应钦和白崇禧联手发起的对他的挑战，他们试图代替蒋介石成为南京新的军事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宣布辞去自己所担任的职务。
南京形势的变化，给汪精卫带来了机会，如果他这个时候和南京达成协议，那么，他就是国民党的中央主席。这个时候鲍罗廷仍然坚持认为“冯将军是我们的朋友，他（汪精卫）也是我们的朋友”，对他们深信不疑。这一悲剧就是鲍罗廷一手导演的，和陈独秀没有一点关系，却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有着极大的关系。
罗易是一位印度人，在共产党的五大上他听了毛泽东的提案，感觉到乡村道路的确可能是一条新的革命的途径。罗易的家乡印度和中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单纯像苏联人那样去理解乡村，所以，他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毛泽东进行土地革命的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为此召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对罗易的提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做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四点措施：用一切办法协助工农运动，并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吸收新的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扩大国民党地方党部；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群众，组建一支新的革命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与蒋介石有关的反动军官。

常昶昶

6月1日，这份电报发到共产党中国中央，这时的共产党领导层看到以后，哭笑不得。陈独秀称“犹如在粪坑里洗澡”。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多次武装革命的建议，陈独秀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也多次向鲍罗廷他们提出。但是，都被斯大林给否决了。因为据说托洛斯基赞同这种武装斗争的政策，所以，斯大林就强调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不准共产党人挑战国民党的权威。鲍罗廷在见到这个指令以后，认为是愚不可及，并认为是共产国际内出了托洛斯基分子，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就这样这个电令没有向党内传达，被压了下来。
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左右为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思考了好长时间以后，作出了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他邀请汪精卫到他的寓所做客。汪精卫这个时候已经从郑州回武汉几天了，他接到冯玉祥从徐州发给他的电报后，正在左右为难，他需要一个借口，一个分共反苏的借口。汪精卫不知道罗易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狐疑地来到罗易的寓所。在一阵客气寒暄之后，罗易问汪精卫：“鲍罗廷是否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给你看了？”汪精卫说自己还没有看到，于是罗易把电报原文和中译文递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看了，只是一笑，说道：“这是什么意思？”罗易说希望国民党合作，以此来表示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共产国际的敌人。汪精卫当场并没有表示什么。
汪精卫独自酝酿了大约10天，考虑成熟，到了7月14日，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秘密会议，他拿出来共产国际的电报，表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它违背了俄国与孙中山先生先前签订的协议。如果我们不合作，就会被视作是共产国际的敌人。因此，必须立即分共，把苏联顾问送回国。”分共和反苏，对国民党的左派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他们就是靠亲苏和亲共才有了现在的位子，因此，遭到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坚决反对。但是大多数的国民党人主张分共反苏，宋庆龄孤掌难鸣，至于邓演达，才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分共反苏的决定通过了。
当天，预感不妙的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分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坐轮船去苏联。与她前后出走的还有邓演达。邓演达也发表辞职宣言，谴责汪精卫等人曲解三民主义、背叛三大政策的行径，然后秘密离开武汉，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异国他乡，宋庆龄和邓演达发生了一段恋情。这段美丽的故事被蒋介石知道了，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在邓演达回国不久，即被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之死让宋庆龄一下子清醒过来，现在她的身份已经不能再谈恋爱了，于是30多岁的宋庆龄从此独守一生。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中央常委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为”，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远比蒋介石更加凶狠的大屠杀。共产党人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中，这一次的损失更大，因为损失的不仅是共产党人和工人，还有湘、鄂、赣的农民运动。

周恩来是5月下旬来到武汉的，他提出的“东征讨蒋”没有人响应，接着他又提出到湖南去发动农民暴动，可建议同样遭到了鲍罗廷的拒绝。汪精卫的反共反苏嘴脸彻底暴露，鲍罗廷无计可施了，这是他一个绝望的时刻，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7月中旬，共产国际派来罗米纳兹接替罗易。12日，共产党中国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当作替罪羊免除了一切职务。（苏联人要他去莫斯科，陈独秀知道去那里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结，因此他拒绝去那里。陈独秀没有了去处，他只好重新组建自己的组织，鲍罗廷说他是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干脆就研究什么是托洛斯基主义吧。）临时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
7月27日，鲍罗廷被汪精卫客客气气地送到了汉口火车站，坐火车离开了武汉。与他同行的有6个俄国人、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美国记者几乎从中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参与了它的全过程。鲍罗廷后来经蒙古回到了苏联，斯大林需要一个为他的中国政策失败承担责任的人，鲍罗廷正合适，于是就被软禁起来；后来他成为莫斯科一家英文小报的主编，直到死去。加伦也离开了中国，虽然蒋介石一再挽留他，可是他没有办法同共产国际作战。加伦回国以后被任命为运东地区的司令，负责和张作霖的东北军、以及后来的满洲国作战，1937年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枪杀。
罗米纳兹刚来到武汉时，还强制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坚持共产党人应该留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由于国民党的左、右两翼都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傻子也得改弦更张了。于是上书斯大林取消了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
为了准备应付突然的灾难到来，需要紧急地撤退大批的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这项繁重而艰巨的组织工作，压在了周恩来的头上。因为5人临时中央内，李立三、张太雷已经去了九江；李维汉则是刚从湖南来到武汉，对武汉的人事关系还不熟悉；张国焘是一把手，自然不能承担具体的工作，何况他也只是一个会空谈的人。
7月下旬，临时共产党中国中央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初步确定为自己掌握的叶挺和贺龙部，以及影响的其他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汇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会后，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聂荣臻等人传达，并让聂荣臻去九江通知有关同志，做好起义准备。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他们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因此向中央建议单独依靠自己掌握的军队，在南昌举行起义。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第4军第25师的第73、75团，以及朱德在南昌的军官教导团和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约2万余人。

常昶昶

为什么去南昌？因为朱德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市面好控制。九江谈话会提出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同意。7月24日，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加伦和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把南昌起义的部署正式确定了下来。
这次行动是极端保密的，严格遵守纪律已成为周恩来的习惯。这时，邓颖超已经从广州来到了武汉，他没有对邓颖超吐露一个字。广州在“4-15”清党时，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因为难产没有能够活下来。由于邓颖超在医院，所以当敌人对广东区委机构进行搜捕时，她躲了过去，与她一起的其他3个同志则被捕了。敌人在四处抓捕共产党，陈铁军化装成医生到医院通知她赶紧离开。邓颖超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上海，可是不知道周恩来躲在哪里？就想起了“伍豪”这个化名，于是就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周恩来看到了这个启示，和邓颖超会见后带她和岳母一起来到了武汉。
周恩来7月26日在陈赓的陪同下赶到九江，他召开由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参加的会议，报告了中央的意见。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潜入南昌，住进了朱德的寓所。

筱欣奕奕

这段历史不了解呢，学习中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八十六
6月下旬，朱培德发现了朱德的共产党员身份，礼送朱德“出境”。朱德离开南昌来到了武汉，见到了周恩来，介绍了他在江西半年里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提出可以考虑在江西发展革命力量。此时的周恩来满脑子都是东征反蒋，所以他赞同朱德的建议。在临时中央组建以后，讨论武力反蒋时，就建议中央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是一个错误，地点和地域上的错误，江西是蒋介石的统治基地，这里政局稳定，没有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基础，在这里搞起义，前边我们说了就是找死。7月21日，朱德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返回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前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了南昌市及周围地区兵力部署情况，精心绘制出标明军事要点的南昌市区图。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住在了朱德的花园角2号。朱德把近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又向周恩来作了介绍，还说明：“南昌现在的几个驻军团长都是跟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只有军官教导团一个营和几个直属连，加上公安局的一部分警察，也就几百人。”
周恩来看到朱德提供的南昌城防地图，非常高兴，他对朱德说：“第11军24师叶挺部和暂编第20军贺龙部是日可达南昌，第4军25师周士第部正向南昌集结。起义的兵力共有两万多人，远远超过南昌的国民党驻军。”
贺龙3月份在鄂城对部队进行了整训，于4月下旬挥师北上讨奉。贺龙的独立师一马当先，奉命打开了武胜关的通道，肃清京汉铁路两侧之敌。接着，在5月中旬继续率部北上，突破沙河天险，星夜奇袭逍遥镇，取得了歼敌炮兵5个团的辉煌胜利，继而在岳飞大战金兀术的临颍小商桥浴血奋战，大败奉军，为临颍决战胜利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临颍大捷后，贺龙挥军北追奉军，俘敌卫队，把奉军赶到了黄河以北。6月2日，贺龙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与冯玉祥的先头部队会合。
这次北上讨奉，贺龙的独立师被河南军民誉为“钢军”。武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独立15师出奇制胜”、“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即使是汪精卫来到前线后，也不得不承认：“贺龙的独立师战绩很大，伤亡不少。”由于贺龙在北上讨奉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6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独立15师扩师为军，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6月26日，贺龙从河南班师回到武汉，受到了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时，唐生智、汪精卫、蒋介石的各式代表纷续而至，名为拜访，实为拉拢。对此，贺龙虽十分反感，但也不得不虚以应酬。周逸群为了贺龙的安全，当然更是为了防止贺龙在各种诱惑面前动心，把贺龙的公馆从汉口市区，迁移到鲍罗廷公馆的三楼内，与共产党人日夜都在一起。
7月上旬的一天，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周恩来到鲍罗廷公馆专程拜会贺龙。贺龙对周恩来闻名已久，经周逸群引见后，自是十分高兴，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听共产党的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决心同蒋介石、汪精卫拼到底！”这次会面开启了贺龙与周恩来之间长达40年的深厚友谊，使贺龙在多年的探索中找到了归宿，也使山穷水尽的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找到了贺龙这支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
7月上旬，武汉三镇上空阴云密布，两湖农民自卫军和武汉工人纠察队被迫解散后，许多部队中被驱除或“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纷纷来到武汉，但又无法藏身。据此，贺龙命令20军各部，凡属驻扎地点统统挂上20军的军旗，禁止其他反动军警搜查。这一举措，曾保护了300多名共产党员骨干。当时，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还有朱德受命回南昌，都是贺龙派船从武汉送到九江的。
正当武汉形势日益紧张时，一天，周逸群向贺龙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建议，拟将在武汉、鄂城、大冶和外省逃往汉口的工人纠察队和大批共产党员骨干编入20军序列。贺龙满心欢喜，非常感动地说：“我带了多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队伍和武器。现在共产党不同了，给我补充力量，工农群众也愿意到我部队里来。”
很快，贺龙把这批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编为20军教导团，任命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侯镜如为团长。这个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红军将领，如蔡中煕、陈赓、唐天际；有的成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如范长江。广东的著名农民领袖彭湃和湖南的农民领袖郭亮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余部，也编入了20军。
7月15日前几天，贺龙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将20军拉出武汉，先后在鄂城、大冶、石灰窑一线集结。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贺龙在大冶召开了连以上军官训话会。他旗帜鲜明地说：“汪精卫‘反水’了，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第一，解散队伍，回家务农，这是一条自杀的路，我们不愿意走；第二，跟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工农，这是一条反革命的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三，就是跟共产党走，东征讨蒋，消灭反动派，这是一条革命的路。”最后，贺龙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贺龙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7月23日，贺龙率部队进入九江，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也经受了右派将领百般拉拢。在贺龙下榻的九江大饭店，朱培德设宴款待，邀他到庐山开会。当晚，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介绍各省市代表在九江饭店拜会贺龙，贺龙十分欢喜，与众人热情地交谈。谭平山征求贺龙对南昌起义的意见，贺龙表示完全拥护，并同20军高级军官打了招呼，一切听共产党的指挥。第二天，有客人拜访，自称是叶剑英，让贺龙颇感意外。

常昶昶

叶剑英从何而来？叶剑英在江西吉安任新编二师师长。当时，江西吉安革命气势很盛，共产党也很活跃。叶剑英率领新编二师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思想更加倾向进步。“4-12”政变后，宁汉对立，何去何从？是归南京，还是去武汉？叶剑英经过慎重思考，最后决定“弃宁归汉”，走上革命反蒋的道路。革命对于像叶剑英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意味着要抛弃真正的荣华富贵。
当时，叶剑英作为一师之长，按照当时委经制费的规定，军费每个月有10多万光洋，除去开销，一个师长一个月可以净落3万元。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当蒋介石的师长是非常优厚的，很多人都争破头皮到蒋介石的阵营来。可是叶剑英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生乐大同。”叶剑英亲自起草了一封“通电反蒋”的电文发了出来，在宁汉两地军界引起了轰动。
叶剑英通电反蒋以后，新编二师有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并不想背叛蒋介石，他们纠集起来反对叶剑英。对此，叶剑英发表声明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我才反对他。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要靠他送给我的‘巴掌’，而是靠我对革命的认识。”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让南京政府的军界大为震动，国民革命军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为这件事，特意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将信将疑，说真的，他对叶剑英还是真的很不错。待蒋介石派人去落实真相时，叶剑英已经离开吉安来到了武汉。
来到武汉，叶剑英先去拜见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长谭延闿。谭延闿在汪精卫来到武汉以后，把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让给了汪精卫，他并不想出面去和蒋介石骂仗。谭延闿为叶剑英安排了住处，并带他去参加一些会议，以让他结识武汉军政两界的要人。一天，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员身份的政府阁员齐集一堂。叶剑英即席发言，阐述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兴师讨蒋的主张，博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师长也作了反蒋的讲话。就是这样，两位自觉的革命家、非共产党员相识了。过了几天，叶剑英在一次集会上接到了他的师兄朱德。朱德非常高兴，叶剑英也是非常亲热。会议上，有各方面的将领，叶剑英即席谈话，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个什么？我说我反蒋不要什么东西，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们打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革命的人！”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在大会上夸赞他讲得好。
当时，武汉左派革命者有一股游学苏联之风，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但是，没有去成，叶剑英正在苦闷与彷徨的时候见到了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援闽”粤军中工作，和叶剑英是老相识。张发奎是在李济深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任第12师师长，攻占武汉后，升任新组建的武汉政府方面的第4军军长。这时张发奎正雄心勃勃，急欲网络人才，当即邀请叶剑英到第4军军部工作。于是，叶剑英随第4军参加了第二次北伐。从河南回师后，第4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4军的参谋长，军长是黄琪翔。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叶剑英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在朱德的帮助下，叶剑英决定跟着师兄参加共产党。于是在白色恐怖中，经李世安当介绍人，周恩来同意，叶剑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继续做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于7月下旬来到了九江。
九江，此时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真正成了一个大兵营。这里除了第4军，还有同属于第二方面军的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24师，以及金汉鼎的第9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和第4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以北一带。一天，汪精卫偷偷上了庐山，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命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南昌与九江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在其集结以后，以3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军情急如火，叶剑英本来与叶挺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密码联络不安全，便连夜下山来找叶挺。
叶挺，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因为剪掉了辫子、支持广州黄花岗起义而被捕，获释后入惠州府立中学。同年，受到武昌起义的鼓舞转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14年12月叶挺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然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叶挺毕业后，经国民党元老何子渊介绍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任支队副官，并加入国民党。
1920年，孙中山命令建国粤军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在黄皮战役中，叶挺一举击溃了4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升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副。1921年，调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保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叶挺回国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任处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不久，奉命转肇庆，参与组建第4军独立团，并出任团长。1926年随第4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北伐，在北伐中大战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第4军获“铁军”称号，叶挺获“北伐名将”之美誉。北伐军进入武汉后，部队扩编，叶挺升任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和叶剑英是建国粤军中的老相识，在武汉又成了同志，其情分就更加不一般了。
叶剑英见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他们商定立即通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以及高语罕。叶挺和贺龙分别通知他们，因为叶剑英认识贺龙，所以就负责来找贺龙。贺龙听完叶剑英介绍的情况，立即决定和叶挺会晤。为了掩人耳目，派人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雇了一只小船，约叶挺在小船上紧急磋商。叶剑英、贺龙、叶挺三人经过商量，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执行张发奎在德安集中的命令，而是，直接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先将车皮让给叶挺。
7月26日，贺龙进抵南昌后，军部设在了子因路中华圣公会内。当时，谭平山、恽代英等许多党的重要骨干随同驻扎这里。贺龙与他们的关系融洽，几乎无话不说，无事不商。27日，前委书记周恩来达到南昌后，当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起义的有关重要事项，决定贺龙任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20军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11军军长。
这个空官提拔许愿的习惯是从武汉政府学来的，但是武汉政府还有兵可招，把空额都填满了。而周恩来的这个决定，除了提拔了一些空官职外，不仅没有增加战斗力，反而使大批的人脱离了第一线，减弱了战斗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后来在周恩来主导中央时，在红军中被延续，直到红军长征到黔西改编时，才逐步改变了这种人浮于事的习惯。
次日，周恩来代表前委会会见贺龙，委任他为起义军总指挥兼代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嘱咐其有关事项。贺龙表示：“我听共产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常昶昶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形势非常紧张。这时刘伯承已经帮助贺龙拟定了起义计划，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在九江的张国焘一天发来两封电报，告诉周恩来，要等到他到南昌以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张国焘是受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纳兹的委派去南昌的，张国焘本来不愿意去，是李维汉做他的工作，要他去考察一下南昌的情况，看看是否符合起义的条件。这样张国焘才动身南下，走到九江时就先给周恩来去了两封电报。7月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后，仍然坚持罗米纳兹“起义要取得张发奎同意，并一致行动”的意见，反对现在就发动南昌起义。
我们现在说是南昌起义，其实当时的计划就是搞兵变，建立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军队，共产党并没有想自己建立政府。所以，让张发奎一同反蒋、反汪是上策。但是张发奎也是一个投机政客，他反蒋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官职。现在张发奎的官职已经够大了，以他的资历和政治见解，无论如何是代替不了唐生智和蒋介石的，所以张发奎不会再向前迈出一步。
张国焘不切合实际的坚持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周恩来、李立三等前委的坚决反对。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表示自己要辞职。会后，李立三找到张国焘，告诉他起义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不能在有任何改变和延误了，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31日，会议继续进行，争论仍未停止，这时传来消息：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人上了庐山，而且有针对贺龙、叶挺部采取行动的迹象。
贺龙与张国焘只是一面之交，不好明里表示强硬，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对张国焘说：“这次要拉张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贺龙的话意思很明白，如果拉上张发奎，我的位子摆在哪里？所以，拉张他就不干了。张国焘担心张发奎拉不来，再失去贺龙，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南昌起义得以顺利进行。事后，贺龙跟周逸群谈起这件事，周逸群说张国焘就是个“老鸡婆”，从此这句话记在了贺龙的心里。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指挥的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都还在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6、9军各一个团的部分兵力，共约3000人驻守南昌。这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31日中午，党的前委和起义军主要将领在20军召开紧急会议，贺龙列席参加。在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下，决定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并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出命令，各部队作好起义准备。当天下午，贺龙召开20军营以上军官议会，严肃宣布：“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旧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并且告诉部下说：“我们大家在一块儿都已很久了，我们今天要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今后，我们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入夜，贺龙以总指挥的名义：命令起义部队封锁道路，断绝交通，各部进入战斗准备。起义部队统一脖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马灯和电筒上贴红十字，口令是“山河统一”。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接到朱德派人送来的报告，说起义计划泄露，应该立即起义。于是，周恩来当机立断，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部队，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城内3000多人的敌军。
为什么如此的顺利呢？这主要是朱德的功劳，他把城内几个守军的团长都请到他的公馆喝酒、打麻将。贺龙的起义部队中有人向守军透漏了要起义的信息，当守军派人通知他们的团长时，又被朱德扣了起来。所以，朱德才派人通知周恩来，让贺龙提前发动起义。起义部队从凌晨两点到6点，迅速解决了群龙无首敌军，控制了南昌城。8月1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起义。林彪在这个师第73团当连长，随同参加了起义。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部到达南昌集中。
南昌起义胜利了！总指挥部的5层大楼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和海外党部代表列席的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贺龙、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当选为主席团主席。这时宋庆龄、邓演达还在去苏联的路上，所以实际的主席就是贺龙和谭平山。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为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当晚7时，起义军参谋团会议在20军的总指挥部召开。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和苏联军事顾问参加，研究了南下广东的计划和政治纲领。会议上，周逸群代表贺龙发了言：“贺龙部队多为湘鄂川人，知道两湖农民运动基础好，兵源容易补充，语言也容易交流，南下并非他们的本愿。”言下之意，就是贺龙反对南下去广东。可是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中国中央这里，他们的眼中只有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根本不知道除了广东还能到哪里去？所以他们还是确定去广东。贺龙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他们的错误的决定。
8月2日，革命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20军军长、廖乾五为党代表，周逸群为第20军第3师师长；叶挺为第二方面军前敌代总指挥兼11军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朱德为9军副军长，朱克清为党代表，周士第的25师划归叶挺的第11军指挥。全军共三个军，2万余人，其中一半的部队是贺龙的20军。
8月3，贺龙以代总指挥的名义发布《告全体官兵书》，这是声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檄文，宣言书称：“我们此次的革命行动，是实行土地革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斗争。”在同一天，汪精卫命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并发出了对贺龙和叶挺的通缉令。8月4日，按照预定计划，20军以1师1团为前卫先行开发，其他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他们的计划是沿抚河南下，经瑞金、寻邬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

常昶昶

8月5日，贺龙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率领全部工作人员离开南昌，冒着烈日酷暑浩浩荡荡向南进发。朱德的9军为先头部队，比后续大部队提前两天的路程，负责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和划定宿营地。朱德的先头部队首先遇到了老同学杨如轩师的阻拦，朱德对老同学说，他的部队，以及后续部队都是受宋庆龄指挥的，希望他放开通道让他们回到广东去。杨如轩听信了朱德的话，果然没有阻拦起义军南下。不料，6日抵达抚州后，被裹进来参加起义的第10师师长蔡廷锴，在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驱逐以后，率部折向赣北，脱离了起义军，使起义军一下子减少了5000余人。随之，唐生智安插在29军的参谋长陈浴新也带领700余人逃往武汉。这样加上半路上开小差的，等起义军到达临川时，总兵力只剩下1.3万人。
起义军在进入广昌以前，由于酷暑行军，长途跋涉，加上内部叛逃，敌人造谣中伤，沿途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为此，起义军在临川休整3天，贺龙召开起义军连以上军官训话，慷慨陈词地痛斥反对派对起义军的污蔑，号召部队振作精神，坚定意志，继续南下。周恩来等前委领导人，也分头给部队做动员、上党课。
8月22日，贺龙与叶挺从广昌分途前进。8月25日，朱德的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第8路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余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集黄绍竑部9000余人由南雄、大庾向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和叶挺决定对敌各个击破。贺龙挥师猛攻，打败了壬田的守军，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以叶挺为主力，在贺龙、朱德的配合下，打响了会昌战斗，激战至30日，又歼灭钱大钧部4000余人，攻占会昌城。两战共歼敌6000余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也损失近2000人，其中朱德的先头部队损失了300多人。
8月底，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经周逸群、谭平山的介绍，与郭沫若一道加入了共产党。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读誓词，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分别讲话祝贺。宣誓以后，贺龙向周恩来、周逸群、谭平山等深深表示感谢，被编入中央特别小组生活。9月初，起义军又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将其驱赶到百里以外。会昌战斗以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
朱德的先头部队来到长汀，在这里有一个英国的浸礼会医院，它的院长叫傅连暲，是一个基督徒。朱德把伤兵放在他的医院里医治，其中就有陈赓和徐特立。在这里朱德见到了彭湃，由彭湃的农军带领越过闽粤边界进入广东。接着来到了东江地区，这里已经没有了男人，朱德见到的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的丈夫或父亲都参加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这些妇女和儿童以为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回来了，所以载歌载舞地迎接他们。
朱德对这些人印象深刻，这里的妇女都得到了解放，她们都是天足，在田地里干活，还唱着一首又一首悲戚而富有战斗性的民歌。朱德曾经在10年以后还记得这些民歌中的《十愿》，这首民歌共有十节。他拉着手风琴唱给史沫特莱听，开头是：
有情哥，何必长久处远方，
收拾行李回家乡，
为了革命献力量，
反租抗税要多帮忙。
结尾是：
有情哥，小妹十愿已唱完，
对付白鬼莫惊慌，
工人农民手牵手，
我拿刀来你拿枪。
“白”字被用来形容反动派，是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从远古时代以来，“红”就代表太阳，代表欢乐、希望和新生活；“白”则代表死亡。一个人故去，在中国都是披麻戴孝，孝即白色。在戏台上，红脸代表着忠臣，白脸代表着奸臣。有了这些常识，也就知道了为什么用红军和白军了。
9月15日，贺龙率领起义军由江西抵达福建长汀、上杭后，前委和起义军总指挥部一起讨论了进入广东的作战计划，即准备在汕头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扩大武装力量。贺龙同意起义军以主力取潮、汕，以朱德一部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的敌人；在取得潮、汕以后，再经揭阳出兴宁，由五华取惠州。
9月22日，叶挺的第11军第25师周士第部占领广东省大浦县三河坝，划归朱德指挥，这样林彪也成了朱德的兵。贺龙、叶挺的其他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24日，张太雷代表中央前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成立中共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在南方局下面成立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主任。临时南方局负责指导广东、广西等区域内的一切暴动及政治军事事宜。
在会议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三河坝的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前委决定，第20军周逸群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其他主力约6500余人向西迎击东进之敌。
9月28日，贺龙、叶挺分别率部向揭阳进军，在揭阳县山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起义军奋力将敌击溃。起义军继续向汤坑地区进军时，在汾水村又与3倍于我的敌军遭遇。贺龙、叶挺分头率部向敌人轮番进攻，相持两天两夜，未能突破敌军的包围。9月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已无力再战，不得不撤出战斗，向陆海丰转移。当天，黄绍竑率军进攻潮安，周逸群经过抵抗后撤出，黄绍竑占领潮安。接着，汕头也落入敌手。
10月3日，贺龙、叶挺部与从潮安撤出来的周恩来等人在流沙会合。整个局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前委和总指挥部在流沙开会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决策是部队继续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人员愿意随部队可留下来，不愿意的就地分散。
贺龙、叶挺率部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总指挥部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冲破重围，到达陆丰。和贺龙等人分手后，周恩来生了重病，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石魂的帮助下，由叶挺、聂荣臻保护，靠一条小船向香港偷渡，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与海浪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来到了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养好病以后去了莫斯科，叶挺和聂荣臻则去了广州。郭沫若去了日本。李立三、张国焘、贺昌等人在海边找到一条小渔船，也到了香港，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上海。

常昶昶

贺龙、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在彭湃夫妇的向导下，经神泉港来到香港，然后又经香港来到上海。共产党中国中央决定派贺龙、刘伯承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没有去，在上海住了下来。刘伯承则于1927年11月份来到了苏联，先是进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时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就读。在苏联安定下来以后，刘伯承写出《南昌暴动始末记》，详细地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总结出起义的四项“根本弱点”和8条“行动的错误”。
四项根本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力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指导。8条行动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计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
刘伯承指出了他所能认识到的问题，但他没有说出最根本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时的党中央不行；一个是没有领袖人才，既没有军事领袖人才，也没有政治领袖人才。共产党不是一开始都正确，在毛泽东领导它之前，它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它之所以成为光荣、正确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
其实刘伯承也隐约说了出来，在8条行动错误中，前5条都是说的这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条，党的领导不力。这时党的最高领导人，5个人中有3个在南昌，即张国焘、周恩来和李立三，可他们都不是成熟的政治领导人；第二条，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苏联人历来不欢迎农民，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哪一个是农民？他们哪里懂得农民？他们舍近求远，从湖北来到南昌投靠朱德，就是他们只熟悉城市，不熟悉两湖的农民运动；第三，作战指挥不统一，这时的政治领导人不懂得军事，军事领导人不具备军事统帅的资历和素质。
就是因为南昌起义，才让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退出了中国最大军队统帅的竞争行列。在这之前，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可和朱德比起来，他们缺乏作为统帅的最根本的两个素质：一是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一是与蒋介石比肩的资历。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在共产党没有伟大、正确起来之前，人民和将士、以及世界各国相信的是这个统帅的资历。朱德为什么排在毛泽东的前面，成为朱毛，就是他的牌子的号召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但是，在讲究势力的南昌起义中，朱德没有说话的权力，他只是一个只有上千人的相当于团长的副军长。
想一想起义军是如何顺利南下的？是朱德对拦截的同学杨如轩说了话，杨如轩放贺龙和叶挺过去的。为什么在江西没有遇到朱培德部队的拦截和追击？是因为朱培德和朱德是同学；为什么南昌起义能够那么顺利？同样是因为朱德。如果把起义军的总指挥说成是朱德，也许根本没有那么遭。要知道朱培德、金汉鼎、杨如轩都是朱德的同学，这个时候他们打的旗帜还是国民党的旗帜，领导人说的是宋庆龄，所以，他们不会去打朱德，事实上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在广东韶关还有一个军是朱德同学范石生的，范石生本来就和蒋介石有矛盾，如果再获得范石生的支持，朱德就能带领南昌起义军在江西生存下来。可是，不经过血与火的历练，没有人承认朱德。
关于刘伯承说的第四条、第五条，对他们来说都是存在的，但对朱德来说，都不存在。朱培德的三个军和范石生的一个军，再加上南昌起义军，近10万人，朱德可以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在江南造出一个新的三强争霸的局面。可是一切都过去了，南昌起义失败了，只是因为朱德，才让它光照史册。该跑的人都跑了，朱德还在战斗，因为他不知道贺龙、叶挺怎么就这么的不经打，说失败就失败了。

   

筱欣奕奕

南昌起义，再学一遍，关注细节。
常老师辛苦了，问好{:soso_e181:}

常昶昶

八十七
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自“马日事变”以后，逃到武汉的湖南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他们对毛泽东如泣如诉地讲述了许克祥的残暴和共产党中国中央的不作为，他们希望毛泽东回到湖南去领导他们同许克祥作斗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面临是否与共产党决裂的问题。
在毛泽东一生中有三次与共产党决裂的机会，第一次是1924年底和1925年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都在思考是否脱离共产党，重新举起新民学会的大旗。但是理智告诉他，重新举起新民学会的大旗就是倒退，他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这是在和毛麓钟讨论《三国演义》时得出的结论，因此他还是决定留在共产党内，等待时机，来改变这个党。
在两年以后，毛泽东受到了苏联人的直接打击，按说他应该离开这个党，但是他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在这个党里有着一批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良好的革命初衷，只是自己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才去依靠苏联人。假如他毛泽东能够用行动证明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改造这个党的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毛泽东还是要留下来。6年以后，贺子珍也给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就更是有顾虑了，他对贺子珍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硬是忍耐了下来。至于他说了什么，届时再说。
既然想利用这个党，就像当初利用列宁主义一样，那么就要改造这个党，让这个党成为自己“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杠杆。而要改造这个党，就要领导这个党。现在还不是毛泽东出来领导时候，他现在不过还是一个口头的革命理论家；要领导这个党，就必须开辟出一个新天地，让他们对毛泽东趋之若鹜才行。何况现在是苏联人在当家，毛泽东还是暂时远离中央的好。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都有被猜忌远离中央的先例，自己学一学他们还是可以的。
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远离中央，自己就可以做主，就可以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应付、糊弄中央这些政客、党棍，毛泽东自信就是老翁戏孩童。为什么说他们是政客和党棍？大家看看，历史上有几个向上爬的人或为了保护自己的即得地位而罔顾事实的人，不是政客和党棍？这时，正好有了机会，五大以后，李维汉调到中央，湖南没有省委书记了，毛泽东就要求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结果还真被批准了。
谁知道，毛泽东回湖南不到10天，就又被召到武汉参加中央7月4日在武汉召开的常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是老调调，他讲了自己在湖南准备“上山”的打算。毛泽东说：“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既无办法。”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逐步获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除了获得蔡和森的支持之外，也获得了瞿秋白的支持。因为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了，共产党实在是无路可走了。瞿秋白7月20日在《中央通告农学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提到：“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斗争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其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毛泽东回到湖南又是不到一个月，“八七”会议召开了。这是一次在汉口召开的秘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武汉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期一天。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
“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了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省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的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管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从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常昶昶

随后，瞿秋白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农民、职工和组织问题议决案。在《农民斗争之议决案》中，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往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这个议决案一半的正确，一半的错误。错误是太左了，暴动是应该有地点、有计划的，不能动不动就是总暴动。这就是苏联人带给的中国人的新思维，要不就是全面的右，要不就是全面的“左”。所以在陈独秀之后，就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
会议最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来的，名单只是把陈独秀给踢了出来，保留了五大上选举的政治局结构。蔡和森一见到名单，毛泽东还是一个候补的中央委员，立即站起来激烈反对，他说道：“毛泽东应该进政治局，如果名额不够，我可以退出”，
看到蔡和森的态度如此的坚决，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李维汉进行了简单的商议。瞿秋白同意他们两个换一下，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感到这样太吃亏了，最多给毛泽东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但是蔡和森还是当中央委员好。这样，蔡和森变成了中央委员，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名单是：政治局委员9人，他们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他们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组成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负责牵头。这里，我们看到李维汉上升的最快，而刚刚爬上临时常委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又跌了下来。爬的快，跌的也快，李维汉后来因为紧跟王明，连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进去。
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感觉和毛泽东在一起就是接地气，所以他想让毛泽东同他一起去上海中央工作。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不愿意当职业革命家的，尤其是拿苏联人的钱去当为苏联人服务的职业革命家。所以，毛泽东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指定由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新的省委书记。同时决定从南昌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给湘南特别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特别提出的要求，因为会议上议定由毛泽东担任湘南特别委员会的书记，领导现有的工农军，夺取郴（州）、宜（章）、汝（城）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
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接受湖南省委的指挥。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担任的最小一个官职，不过非常接地气，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要到斗争的第一线。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到了井冈山，还要受到湖南省委的领导，根子就在这里。
8月中旬，毛泽东带领全家人离开武汉回到长沙，住在了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楼。毛泽东的一生中和很多数字有缘，他总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有一个数字和他结缘。为什么是这样？很多人说是巧合，为什么总是在毛泽东身上巧合，而不在我们身上巧合？毛泽东天人合一，他的每一次的重大行动，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他的周围，向人们发出一种暗示。8是什么？是八卦，是伏羲人祖创造文明社会的开始。所以，8就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八角楼的8，是毛泽东亲身去实践武装革命的一个开始；井冈山的八角楼，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起点；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军队被改编为八路军，这个8则是他走向胜利的开始。
闲话少叙，从8月18日起湖南新省委在沈家大屋举行了多次的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等。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到会监军，就是督军团。由于毛泽东这个时候是中央特派员，所以他的官最大，会议由他主持，其他人先发言。在易礼容和夏明翰发完言后，毛泽东既不同意易礼容的右倾，也不同意夏明翰的“左”倾。毛泽东说：
一、没收土地必须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多，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像易礼容主张的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一切地主分给农民。二，没收土地，要由我们的党制订一个土地政纲，具体规定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对于没收土地的地主，须适当的安排，不能像夏明翰说的不给出路。四。宣传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只征收农业税。
关于起义中的旗帜问题，在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了同样的规定。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再用国民党的旗子，湖南的秋收起义时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这是党的重大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共产党的道路指明方向。
会议讨论了起义中的政权问题，共产国际代表主张用苏维埃，有的代表主张用“民选革命政府”。毛泽东则认为都不可：一、中国革命的重要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应扩大宣传工农民主政权。二、在我们起义军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已经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要“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立工农政权。

常昶昶

不过，毛泽东的主张最终没有別过共产党中国中央，苏维埃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地区政权的名字。不过，这个苏维埃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这是以工农合作为基础的。关于工农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表述清楚。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主张工人就是一切，而毛泽东主张只有农民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为了调和这种关系，毛泽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它表述清楚。这个以后再说。
关于起义的区域，湖南省委的设想是在全省鼓动农民起义，并把起义区域划分为湘东、湘南、湘西和湘西南四个区域。但是在实际执行时却遇到了困难，一是没有路费让人去，二是没有人手去。由此可以看出前面说的让农民发动总暴动，就是一句空话，可是真的“左”到家了。所以，毛泽东建议只发动湘东各县的起义，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东的中心是长沙，包括长沙周围的7个县：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和岳州一同起义。
关于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在湖南省常委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一、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起义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护卫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主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起义中的宣传工作，湖南省委准备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并提出了10个宣传口号：1、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2、暴动！打倒省政府！3、暴动！打倒“国民政府”！4、暴动！杀土豪劣绅！5、暴动！农民夺取土地！6、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7、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8,、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9、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10、暴动！胜利万岁！
第9条宣传口号是毛泽东加上去的，这是毛泽东真正看待中国革命力量的心态，在他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就是只会动口不会动手。起义的领导机关，湖南省委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地方工作。起义的日期定为：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7县开始起义，15日长沙起义。
看一看毛泽东在起义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就知道南昌起义之前基本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就是仓促上阵。从此，也就知道周恩来等人与毛泽东的差距在哪里了，也就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可以打败蒋介石了。在现在人们的意识里，好像共产党可以打败蒋介石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共产党根本就没有理由可以打败蒋介石。蒋介石对共产主义、对苏联、对斯大林的了解，远远比大多数的共产党人要多得多。蒋介石可以把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中，受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党，怎么可能战胜蒋介石？记住，共产主义不可能战胜三民主义，就像是苏联已经灭亡，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还在一样。蒋介石是被毛泽东打败的，毛泽东打败蒋介石的是依靠他的新民主义。
新民主义和三民主义有90%是相同的，只有10%不同，其不同地方：第一在民权上是主张90%的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点比国民的概念有革命性。100%的国民做主，就没有了革命的对象，也就没有了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所以，蒋介石可以依靠资本家和地主，并没有什么错；第二是在民生上，以改善90%的人民生活为主。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唯一合理的地方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可是蒋介石却放弃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与他的对决中，毛泽东举起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在武术的对决上，叫做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身。只是，现在毛泽东还没有武功，他需要学习。学习就得有师傅，蒋介石就是他的第一个师傅。他说起义需要有一二个团的兵力来支撑，就是从蒋介石的实践中得出了的结论。毛泽东说道：
“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了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候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毛泽东从1926年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听了蒋介石的报告以后，就开始研究蒋介石的成功之道。毛泽东没有去过苏联，不知道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看到了在蒋介石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毛泽东学的第一招兵法就是在军队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不过，这个真的还需要进行改造才行。这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似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在毛泽东这里和蒋介石那里最终是不一样的。
8月下旬，毛泽东将杨开慧和岳母、孩子送回杨开慧的老家板仓。毛泽东在板仓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到了长沙，这是他和杨开慧的生离，但也是最后的一别，如果再相见已经是49年后的天国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分离以后，已经是神皇后的杨开慧在天国迎接了毛泽东上天。知道为什么贺子珍、江青无论如何都不能和毛泽东生死相守吗？就是因为天上有杨开慧在等着毛泽东。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整编部队。根据湖南省委会议决定，将各县零散的农军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能够把这些农军集合在一起的只有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不辞劳苦地一个县一个县地跑，终于把大家都召到一块。

常昶昶

第一师共有5000余人，湖南省委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下辖四个团：第1团团长钟文璋，由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两个营和平江县的农军组成；第2团团长王新亚，由安源工农革命武装编成，主要是安源的路矿工人；第3团团长苏先骏，由原武汉政府警卫团1营和浏阳的农军编成；第4团团长邱同轩，由收编的土匪组成。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为总指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这支部队。
前委关于起义的部署是：第1团夺取平江，第2团夺取醴陵，第3团夺取浏阳。在三路得手以后，分三路向长沙推进，在长沙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省城，建立湖南省工农革命政府。看一看这个计划，就知道当时的中心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这不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制定的，制定这个计划的人，都是希望在城里生活的人，包括师长余洒度在内，没有人愿意去农村过艰苦的日子。
一切布置就绪，毛泽东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的易绍钦，一起从安源赶往铜鼓，他们将随3团苏先骏行动。不料，在半路他们被民团给抓住了。在团丁押解他们去团防局的路上，潘、易二人为了掩护毛泽东，就向两个方向逃跑，吸引团丁们去追，从而给毛泽东造成了逃跑的机会。毛泽东从小就是浪里白条，他又看《水浒传》入迷，所以就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池塘里。然后，迅速掐断一个芦苇杆噙在嘴里，潜入水中。
潘、易二人被追了回来，毛泽东不见了踪影，团丁四处搜寻，连野草堆、芦苇丛都仔细搜了个遍，折腾了一个时辰，也没有找到毛泽东。团丁们纳闷，难道毛泽东有上天入地之术？怎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无奈，团丁们只好押着潘、易二人翻过山坳奔团防局去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经历，也算是有惊无险。估计团丁们已经走远，毛泽东才从水中钻了出来，向另一条路走去。
毛泽东在池塘中陷的时间太长，两脚淤进了泥里，出水时拔出来了两只脚，鞋子却陷进了泥里。毛泽东顾不上找鞋子，又一次成了赤脚大仙。天已经黑了，毛泽东只好赤着脚连夜赶路，不想路上还把右脚给扎烂了。毛泽东一瘸一拐地翻山越岭，走的都是山间小路，还光着脚，其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有人会说，毛泽东是神，一生都没有受过伤，为什么这一次让他把脚扎烂？这是一个伏笔，是有很大的深意的。至于是什么深意，日后大家自会明白。
当毛泽东一瘸一拐地奔了上百里的山路，赶到铜鼓肖家祠堂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这一天是中秋佳节，第3团的官兵们正在准备会餐，毛泽东的到来使大家非常高兴。饭前，他和全体干部见了面，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然后和大家一起会餐。
9月9日，湖南省委开始组织部分群众破坏粤汉铁路和株洲到萍乡的铁路，切断了铁路运兵的交通。9月10日，第2团在安源率先起义。11日第2团两次进攻萍乡不下，于是放弃萍乡，西进老关，缴枪10余支。接着，第2团又攻克醴陵，缴枪7-80支，后因为形势紧迫，敌人来攻，只好退出醴陵，经老关北上，15日顺利攻克浏阳。不想，进了浏阳就是掉进了敌人的包围圈，17日，第2团在突围中损失兵力三分之二以上，团长王新亚牺牲；第1团11日在修水起义，当天从修水出发进攻平江长寿街之敌地方武装。当第1团的先头部队刚同长寿街守敌接触，主力进到金坪时，邱国轩的第4团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牺牲200多人，两个营被打散，团长钟文璋失踪，余部向浏阳转移；毛泽东所在的第3团11日在铜鼓起义，即从铜鼓出发攻占了浏阳东北的白沙镇。12日，第3团攻占东门市，敌军两个营的兵力分两路包围了第3团。第3团与敌人激战6个小时后，向上坪撤退。
毛泽东因为脚伤，红肿溃烂不能行走。第3团的战士找来一把竹编的圈椅，绑上两根长竹竿，让毛泽东坐在椅子里，由战士抬着他行军。知道为什么要让他的脚受伤了吧，第一就是说毛泽东开始坐轿了，他已经与众不同了。当然，更是在提醒毛泽东，他的革命需要战士们抬着他前进，才能成功，没有战士们的热爱和拥护，他连路都走不了。客观上，这让毛泽东节省了体力，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冷静地分析敌情和决定部队的前进方向。
17日，当毛泽东得到各团的报告后，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来议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以前委的名义通知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这就是权力，一个改变共产党命运的小小的前委主席的权力，假如毛泽东坐在长沙城里，不知道后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得悉毛泽东擅自改变决定，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大骂毛泽东，说毛泽东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脱。”
毛泽东则将其说成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日晚，在里仁学校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向与会人员说道：“现在的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各路起义军均受挫折，应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寻求立足之地。”为什么毛泽东主张向南？因为毛泽东是湘南特委书记。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多数人认为有道理，只有师长余洒度反对，坚决要打长沙。余洒度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坐在课桌上，一会儿又跳下来，拍着桌子大肆谩骂毛泽东，说毛泽东是“胆小鬼，右倾，怕死！”
毛泽东镇定自若，对余洒度做着耐心的说理解释工作。总指挥卢德铭是余洒度的老长官，在资格和威信上都可以压得住他。卢德铭说：“现在敌人正集中兵力要消灭我们，如果攻打长沙，等于送上门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常昶昶

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否决了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作出了暂时“应退往萍乡”的决议，准备在短暂的休整以后，南下湘南。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在空场地上向只剩下1500多人的残兵败将，发表了讲话：“同志们，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就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军队，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会变成一块大石头，一定会打烂反对派那口大水缸！”
这个比喻正确至极，因此，毛泽东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他的话，义无返顾地追随了毛泽东。这些人中有宛西先、何挺颖、何长工、罗荣桓、谭政、黄永胜、张宗逊等。
9月20日，起义军由浏阳文家集出发，开始向萍乡进军。部队经桐木、小现，22日到达萍乡芦溪宿营。23日拂晓，部队刚从芦溪更田村宿营地出发，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保安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便从萍乡赶路迎击起义军。9月23日，起义军在芦溪镇东15华里的山口岩村遭到伏击，年仅23岁的总指挥卢德铭，及40余名起义军战士牺牲。毛泽东痛惜不已，说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卢德铭是经孙中山面试，被破格录取的黄埔二期生，有“黄埔奇才”之称，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是先锋团中的先锋连，在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身先士卒，屡立奇功，被提拔为1营营长。有诗赞道：“血战两桥敌胆寒，四连直捣武昌城。铁军个个英雄汉，多次冲锋有德铭。”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被任命为警卫团团长。因为参加南昌起义晚了一步，待到南昌附近的新县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就将部队2000多人带到了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休整待命。后来卢德铭和夏曦联系上了，夏曦就让卢德铭等人单独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卢德铭在途径武汉时，见到了党的负责人向警予。向警予指令卢德铭回部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卢德铭的牺牲，让部队笼罩在失败的沮丧情绪中，不断地有人开小差，部队已经不足1000人了。“部队会不会中途垮掉？能不能按预定的计划退往湘南？”毛泽东不得不一边行军一边思索下一步的出路。正在这时，宋任穷气喘吁吁地从屁股后面追了上来。
宋任穷是受江西省委书记王泽楷的派遣，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信。毛泽东打开信一看，信中说：宁冈有党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条枪，2-300人。毛泽东看完信以后，喜上眉梢，立即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改去宁冈。宋任穷自此该跟着毛泽东了。
宁冈在井冈山，那里有袁文才和王佐的农军武装。其实早在研究秋收起义的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2团团长王新亚就向毛泽东介绍了井冈山一带革命斗争的情况，曾建议毛泽东一旦起义失败，就投奔到井冈山去找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江西人把磕头拜把的兄弟称“老庚”，说明袁文才和王佐是拜把的兄弟。
毛泽东率领部队折向宁冈，9月25日来到江西莲花县甘家村，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人甘明山、贺国民热烈欢迎起义军的到来。他们向毛泽东反映：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县城失利，牺牲了30多人，被捕70多人。所以，请求毛泽东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毛泽东一听，义不容辞，答应了他们的要求。25日下午，在甘家村召开了军民大会，枪毙了6个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接着，就冒雨攻打县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消灭了守城的保安队，砸开了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自卫队员。同时，毛泽东还命令部队打开官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这时毛泽东做的第一次分粮给群众的事儿，让他看到这种做法是多么地受群众的欢迎，从此分粮食、浮财给农民，成了毛泽东获取农民拥护的基本方法。在打下县城以后，毛泽东还让部队到大的商户和工厂主那里筹款，从中获得了筹集军费的方法。这是毛泽东的军队获得生存的基本方法，从有钱人那里获得钱财和粮食，分给群众和养活自己。逐步地，这种方法在农村演变成“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为的是筹款养兵，“分田地”则是为了争取农民的广泛支持。
9月29日，起义军离开甘家村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三湾村地处九陇山区，是茶陵、永新、莲花、宁冈的四县交界处，有50多户的人家，环境幽静而安定。部队到达三湾村，就把敌人甩到了后边，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于是，部队就在这里驻扎了下来。毛泽东20天以来从没有怎么的安然过，他有时间对这支不到1000人的部队作出从长计议了。
这天早上，毛泽东起床很早，他出来遛弯。毛泽东漫步在三湾村，只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让人心旷神怡。村中央有一棵好大的樟树，粗的需要4-5个人牵手才能合抱住。毛泽东上前摸了摸这棵大樟树，心想：大概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樟树下面有一块草坪，草坪的后面长着一棵棵巨大的枫树。此时，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一棵棵红枫就像是一束束的火炬，烧红了半壁江山，映红了半边天。毛泽东不由得诗兴大发，信口吟道：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气沉，霹雳一声暴动！

常昶昶

毛泽东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他走到哪里都要和当地的老人聊天、谈心，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就在毛泽东转身要回营地时，他看到一个白胡子的老人正在看他，就去和老人搭讪。老人仔细打量了一下毛泽东，开口说：“长官是一个贵人，这课大樟树正是你的龙兴之地”。
毛泽东一听，感兴趣地问道：“为什么呢？”
老人指着四周的山说：“这里是九龙山，九条龙汇聚之地；这村叫三湾村，三，就是天地人三才，湾，就是转运；村子地处四县交界处，一是表示四通八达，二是表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地有四方东西南北，人有四位前后左右；大樟树则是表明一是可以受到中华千年历史的庇护，二是说可以大大彰显、树立名声。”
毛泽东问道：“怎么才能做到彰显名声呢？”
老人告诉他：“看到那些枫树了吗？要像它们一样红遍天下才行。”
毛泽东笑道：“有理。可是这里的人为什么不能龙兴呢？”
老人：“天地人三才，这里有天、有地，没有可以和天、地相配的人。长官是贵人，方可应在这个‘人’字上。”
毛泽东问道：“怎么才可以顺天应人？”
老人说：“三湾村，就是三弯存。拐三个弯，三个一起弯，才能生存、发展、龙兴。”
毛泽东听到这里，向老人躬身一礼，说道：“受教了。”
老人一笑，说道：“路是相通的，但不是直的。从这里到北京你需要拐三个弯，换三次旗帜，住三个地方，会三次师，收编三路人马，打三次大仗。至于第一步该怎么走，全在你的自心，我教不了你的。你只需要记住是不过三，有三次以后就可以成功了。”
老人说完扬长而去，毛泽东却陷入了历史千年的沉思中。自黄帝开启中华人类社会以来，中华已经转过两次大弯，一次是禹王实行家天下，开辟了“王”的时代；一次是始皇帝实行中央集权制，开辟了帝制时代。从孙中山起中华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的大转折时期，现在仅仅是刚弯了一下，又被蒋介石给掰直了；同样，中华自有军队以来，也在经历着第三次的大变革，蒋介石开启了军队变革的先河，可是他又放弃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转回头来，让军队又变成了少数人利益的维护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变革军队是变革社会的第一步，社会的变革都是由军队的变革引起的。因此，在中华这第三次大的变革中，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对军队进行大的变革。
可是变革军队才哪里开始呢？首先要改变决定的性质，毛泽东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决定都是私人的，不是王的，就是皇帝的，现在则是军阀的，蒋介石也想把军队变成他自己的，这就是倒退，不是前进，所以他的革命是进行不下去的；我毛泽东要继续进行革命就必须改变军队的性质。怎么改变它的性质呢？要靠信仰和理想来领导这支军队，我没有钱给他们发军饷，唯有给他们理想。恩师曾经说过：现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是党团政治时代，因此，就把它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吧，这样就可以把身边的共产党员紧密地团结在自己身边，帮助我来管理这支军队。至于怎么运用这些共产党员，还要仔细地考虑清楚。
其次，要改变这支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过去经常说，军匪一家，现在要军民一家。恩师说过：人民是水，是汪洋大海，那这支军队就应该是鱼。这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就应该是鱼水关系，怎么才能做到呢？要考虑几条纪律出来。
第三是什么呢？要进行三弯才行呢。毛泽东正在思考着，他看到师长余洒度又在拿马鞭打他的卫兵。官兵要平等，当官的怎么能够打战士呢？官兵平等，就要树立起为战士服务的精神，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要彻底废除体罚战士，要发挥战士的主观能动性，要让战士们感觉到官兵一致。看看现在的官长，脚蹬马靴，手拿马鞭，像是什么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大官僚的形象，怎么能为战士服务呢？
想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自己穿的长衫，笑了：我这也是脱离战士吗？哪有穿着长衫的军队领导人？毛泽东的思考在脱离城市那个群体以后，更加契合实际了，不再认为穿长衫是有知识、有地位的象征了，反而认为这是脱离战士群体的象征。正是这种思考，让毛泽东彻底地抛弃了城市，他让卫兵用自己的长衫去老表那里换一家粗布的上衣穿在身上，还向卫兵学习如何打绑腿，军人不会打绑腿，是军人吗？
一切思考成熟，准备就绪，毛泽东开始对部队进行整编。于是，三湾改编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起点。毛泽东一开始，先宣布军队所要遵守的纪律，然后对大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拉郎配，捆绑不成夫妻。革命军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给回家路费。不过事先声明，人可以走，枪必须留下来。”
纪律严格，不发军饷，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不说，还得给老百姓干活，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军队？兵油子、想靠当兵发财的、家里有办法的、没有革命信心的都走了，看着一批批的士兵离开部队，毛泽东的心在流血，他担心人都走完了。第一天，走了近200人，第二天走了近100人，第三天走了几十个人，第四天没有人走了。清点一下剩下的战士，还有700人多一点，好兆头。毛泽东高兴了，七上八下吗，说明这么做是对的。
接着，毛泽东把这700来人缩编成一个团，愿意留下的，都是服从毛泽东指挥的，所以他可以做到一言九鼎了。拆除师的空架子，余洒度成了光杆师长。毛泽东把这个团编成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将多余的军官成立军官队，伤兵编成卫生队。后来，军官队发展成为军事学校；卫生队发展成为军队医院。这个团，毛泽东给起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最后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过去5000人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占到部队的10%以上，所以有充分的党员可以使用，不像原来那样一个团里的党员不到2%，没有办法实行党的领导。毛泽东规定班排有3个党员以上的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支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员同为军队的首长，营、团建立党委，重大行动由党委会研究决定，发布命令，必须军事首长和党代表共同签字方能生效。什么是党的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不过现在还是个雏形。
水到渠成，毛泽东重新任命了干部。干部是执行自己路线的筋骨和神经，又是输送自己思想血液的血管，所以一定要配备执行自己命令的干部。为什么在军阀部队里，总是关系网？因为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只有关系才信得着。在这个新型军队里，谁信得着？当然是有着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不过，不能是执行共产党中国中央路线的共产党员，否则，毛泽东就有麻烦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在确定这些原则时，就为自己今后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因为，他现在可以代表中央，可是到了真的有了中央时，他就代表不了了。
毛泽东新任命的团长是陈浩，副团长徐怒，参谋长韩北剑；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西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荣，党代表何长工。没有设二营，可能是因为人数实在太少，就先留着，等待以后扩编时再补充上去。随着部队的扩编，军官队后来发展出来军事学校，卫生队发展成为后方医院。可见毛泽东这样编制部队，是有他的道理的。
为了建设新型的军队，毛泽东召开了改编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部队里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在党代表指导下，开展宣传、文体活动，参与伙食管理，监督民主制度实行；同时强调，军队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党指挥枪，不准任何官长以军权拒绝党的领导。
毛泽东的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军队内的民主和党指挥枪，因为还没有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曾经带来灾难。军队内的民主，因为没有注意控制绝对民主的发生，让很多官长在战场上失去了指挥的权威，从而导致了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失败，就是1928年的“八月失败”。为什么民主会导致失败？民主是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不是战斗和生产中的，绝对的民主就是保护落后，就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非常讲究民主，但是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民主同样具有两面性，所以，没有对民主的消极性进行控制。
关于党指挥枪的问题，本来是为了解决毛泽东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因为在这支部队中，只有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最高，所以党指挥枪，就让他领导这支部队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从而有利于实施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略。但是，随着这种模式在红军中的推广和实行，所有的军队都变成了共产党中国中央的军队，变成了“左”倾的支撑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包括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以，一切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实在是毛泽东用实践总结出来的。
整编后的第二天，部队集合在大樟树下面的草坪上，身后的枫林将战士们的脸蛋映得红扑扑的，大家都在等待毛泽东来讲话。毛泽东一出现，就给战士们带来了新奇：他右手柱个木棍，脚还没有好，走路一瘸一拐的；身上的长衫不见了，换上了和村民一样的粗布上衣；裤腿不再敞开着，也打上了规矩的绑腿；脚上，包括受伤的右脚都穿的是和战士们一样的草鞋。“毛委员和我们一样了”，战士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在团长的陪同下来到部队前边，对大家说：“我现在也与大家一样了，不仅穿的一样，今后还要和大家吃的一样，同甘共苦。”
他的话让战士们感到惊奇，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把左手一挥，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不是升官发财的。一个贺龙同志是个军长，一个月可有几万块大洋的军饷，可他也参加了在南昌的暴动，不要钱了，为的什么？就是为了实现让穷苦人当家做主的理想。可见理想比大洋值钱多了。同志们，是要理想，还是要大洋？”
“要理想！”几百名战士齐声回答。这回答声让群山震撼、枫林点头，围观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又挥了挥左手，笑道：“很好！不过我相信，20年以后，只要我们保持革命理想，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我们要做这个国家的主人。”
“真的吗？”“那简直是太好了！”战士们议论纷纷，几天来笼罩在它们心头的阴霾被毛泽东几句话拨开了，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
毛泽东接着又大声说：“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们还必须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还要能战斗，不怕牺牲。贺龙同志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革命了10年，当了军长。我们现在有700人，奋斗20年，岂不是可以出几十个、上百个的军长？那时，我们有几十个的军，乃至上百个军，还不能打下全中国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是我们革命的火种，要知道，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毛泽东是讲话的高手，他用大家都知道的贺龙作例子，来说明革命成功并不是水中月、镜中花和空穴来风，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下子就让恹恹待毙的700名病猫，变成了嗷嗷叫的小老虎，战士们的就精气神都有了。毛泽东从战士们的反应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建军原则是可以成功的。在一个物质世界里，靠空洞的理想，而不是靠实实在在的白花花的大洋，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在中国和世界的建军历史上，毛泽东都是第一个创造性的伟大人物，任何一个军事统帅都无法和他相比拟。
毛泽东最后成功了，否则，他的行为将会被描述成最可笑的、最痴心妄想的精神病患者。天人合一，什么是“天”？理想就是“天”，当这个“天”和无数的人都结合在一起时，不成功是违反天理的。

筱欣奕奕

仔细阅读中。。。
常老师辛苦了，奉茶问安{:soso_e183:}

常昶昶

八十八
南昌起义军主力挺进潮、汕后，朱德奉命指挥第9军和第11军的第25师驻守在三河坝的汇诚，以作为后卫。一个军和一个师，听起来人数蛮多的，其实第9军当时不过几百人，都是原来教导团的战士，第25师不到3000人。所以加起来也就不过是蒋介石编制的一个团，即3000多人。大家必须了解当时国民党军的编制，否则很难理解红军号称的一个师、甚至是一个军，为什么无法和蒋介石的一个团打阵地战。
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和韩江的汇合点上，汇诚在河的西岸，几乎无险可守。这时朱德得到情报，敌人分三路重兵围攻汇诚。钱大钧率部从松口由北向南进攻；王文瀚率部从大埔侧击；黄绍竑部从潮州由南向北进攻。三路敌人企图将朱德部一举歼灭。朱德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经失利，以为敌人又增兵来攻击起义军，所以决定誓死抗击敌军。其实，三河坝之战是可以不打的，不过，不打这一仗，大家也不知道朱德的指挥才能，也就没有后来跟着朱德去撞大运的思想了。
部队处于敌军的三面包围中，朱德深深地感到汇诚的地形十分不利，就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人一起，到城外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想从不利中寻找出有利条件，从劣势中寻找优势。孙子曰：“吾可以往，彼可以来，四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经过朱德的实地考察，他发现在河的东岸有一座小山，绵延30余里，正是孙子所说的“高阳”之地，于是朱德决定移兵到河的对岸。
当天晚上，朱德命令船工连夜开动“大和号”轮船，把部队从汇诚移防到江东的东文部、笔枝尾山和龙虎坑一带。指挥部设在田氏宗祠，部队迅速在80米高的笔枝尾山上及龙虎坑一带，挖掘了长达30余里的战壕，构筑了工事，还在笔枝尾山的山顶布置了三挺水龙机关枪，做好了阻击从梅江、汀江、韩江进犯敌人的准备。
在当地农军的协助下，朱德把附近河面上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到东岸，只留下一条小船作游船监视敌情。三天后，也就是10月1日早晨，钱大钧部率先攻到，占领了汇诚，开始渡江。朱德在白天坚持对敌人半渡而击，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渡过河来；晚上，则命战士在河道中间拴上一条条的绳索，绳索上再拴上鸭子。所以，只要敌人夜里偷渡，鸭子就会“呱、呱”地叫起来，这时在笔枝尾山山顶上的三挺水龙机关枪就会集中火力扫射过去，彻底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偷渡企图。
朱德适时抓住战机，不断地变换战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样连续阻击敌人三天，都没有让敌人渡过河来。天时、地利、人和是打胜仗的前提。这个时候，“人和”首先出现了失衡，敌人其他两部也到了，总兵力达到了近20000人，几乎是朱德的6倍，他们不仅可以组织起正面的进攻，而且可以派别的部队绕开正面从朱德防御的两边渡江，然后对朱德进行侧击。更要命的是，老天也不帮忙了，第四天一大早，忽然起了大雾，整个小山头、河面都笼罩在浓雾里。能见度太低了，数十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敌人趁着大雾开始组织偷渡。
朱德为了争取主动，命令部队撤离滩头阵地，把敌人放到岸上，再从山头由上自下进行射击。敌人抢占了滩头，立即对朱德的阵地发起了波浪式的进攻。朱德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将军，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不断地变换战术，让战士们灵活地打击敌人。敌人攻击一天也没有再前进一步，天黑了下来，就停止了进攻。利用这个间隙，朱德依然下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
经过简单地商议，由周士第带领一个营负责监视敌人，朱德率领主力2000余人和伤员于当天夜里撤出战斗，沿韩江以西闽粤边境南下，满怀希望地在潮、汕地区与贺龙、叶挺部会合，岂知走到潮州东北的饶平，遇到了第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余人的队伍，方知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潮、汕被敌人占领，南昌起义失败了。
朱德大惊失色，连忙问道：“恩来、伯承他们呢？”
周邦采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只知道分头突围了。朱德不禁怔住了，愣了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怎么会这样？”
朱德还是不相信他们怎么会失败的这么快。敌人没有了对手，在潮、汕地区和三河坝有4万多人，就一齐向朱德这2500来人包抄过来，起义军处于极大的危险中。怎么办？大多数的人都主张立即解散。想想也是，连贺龙、叶挺都无法应付的战场局势，朱德怎么能行呢？要知道朱德在党内没有地位，在11军和20军中没有丝毫的威信，仅仅是因为在三河坝阻击敌人，才临时划归他指挥的。25师的干部战士还是听周士第和李硕勋的，可是他们也动摇了，主张立即解散，不愿意解散的就到海陆丰去找彭湃。
朱德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在饶平全德学校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朱德在会议上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暴动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现在我们每人手中不只一条枪，有的人手中还有轻机枪，迫击炮也有几门。弹药和现款虽然不多，可是钱我们可以向地主去筹，弹药可以靠打击敌人获得。我完全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把革命进行到底。”
朱德的话并没有获得周士第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的意识里，朱德不过就是比他们的岁数大一点，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的。但是在中下级的军官中，朱德的讲话却获得了支持。支持朱德的第一个人是陈毅，接着是王尔琢、毛泽覃，还有林彪。毛泽覃1921年加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25年秋随毛泽东赴广州工作，曾经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任书记，参加了南昌起义，任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那么陈毅是怎么来的呢？
陈毅1927年4月中旬，从四川脱离虎口到达武汉后，被中央军委分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党的工作。陈毅到军校后，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组成中共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准尉文书。7月下旬，军校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随张发奎“东征讨蒋”。8月4日，教导团来到九江，突然被张发奎交了械，原因是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八一”暴动。当天晚上，陈毅秘密召集共产党干部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一）连夜出发到南昌去找起义军；（二）可以回乡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的党员留下。大约有200多名共产党员留了下来，另外组成一个支部，随张发奎来到广州，成为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陈毅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教导团，决定星夜去南昌，同行的还有特务连连长肖劲。8月8日，陈毅和肖劲在抚州追上起义军，见到了前委书记周恩来、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当时，赣东有一支自称“农民建国军”的武装，表示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步枪。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肖劲去联系，但是没有联系上。陈毅就被周恩来分配到第25师73团任团指导员。陈毅接受任命就往三河坝去25师报到，谁知道没有赶到三河坝，朱德带领部队撤离了下来。陈毅追上了朱德，从此就和朱德一起战斗了7年。

常昶昶

周士第和李硕勋以找党组织联系为借口，离开了部队。周士第后来脱党到了东南亚，回来后在蔡廷锴的部队当兵，直到福建事变爆发后，才又投奔了朱德，而朱德这时已经是红军的总司令、林彪是军团长、陈毅是军长了。李硕勋离开朱德到了上海，后来牺牲了，他留下一个儿子叫李鹏，被周恩来收为养子。25师的官兵，看到自己的师长和党代表都走了，大多数的人也都散去了，只留下王尔琢、周梓昆、林彪等几百人。这个时候，朱德的部队就剩下了一半人，即约1200人左右，其中的一半是教导团的，还有农军100多人，近2000人的25师留下来的也就是500来人。
“只要还有200个真心实意干到底的人，这支部队就有希望”。朱德信心满满，他在16年前就是带领200人一步一步地成为少将旅长的。朱德提出部队应该到湘南去，因为那里农民运动搞得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朱德的意见获得了陈毅、王尔琢的支持。于是，朱德带领部队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开始了艰苦的转战历程。10月17日，起义军在武平打退了钱大钧两个团的进攻，接着又在溢口石迳岭击溃了当地团防的阻拦，进入了赣南山区。
10月下旬的赣南山区阴雨绵绵，天气逐渐变得寒冷，官兵们仍然穿着起义时发的单衣。长途的艰苦行军，擦破了他们的皮肉，磨损了他们的衣衫，寒冷、饥饿、痢疾、疟疾无情地纠缠和折磨着部队。更可怕的是，朱德手里的钱用完了，部队开始挨饿。朱德同陈毅、王尔琢商量到地主那里筹款。经过侦察，在江西九连山发现了一个大地主，朱德派部队包围了他的家。地主无奈，只好拿出2000快大洋给朱德作军费。这一次打地主，虽然解决了朱德的燃眉之急，但是也给部队带来危险。赣南的地主都知道了这件事，对起义军加紧了防备，到处都是对起义军打冷枪的地方武装。
因此，进入赣南以后，虽然摆脱了广东军阀部队的围剿，但是不断地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土匪的袭扰。朱德只得带领部队避开大道和城镇，在山林中前进。这个时候，原73团7连的连长林彪找到陈毅，要求离开部队，另外寻找出路。为什么呢？林彪感觉到老是这样走路太窝囊，认为朱德有点胆小怕事。朱德已经42岁，林彪才21岁，两个人有代沟，思想不一致。朱德是稳中求胜，林彪总是兵出妙招，险中求胜。正是他们的这种差别，让他们最终分道扬镳，林彪最后转投到毛泽东的麾下。
最后，因为到处都是地主武装和民团的关卡，林彪感觉到自己单独走更危险，所以又折了回来。对于林彪的这一经历，现在都说林彪是动摇了，是逃跑。这是不公正的，周恩来走了是不是逃跑？周士第走了是不是逃跑？如果他们是，那么林彪就是，否则林彪就不是。其次，林彪和他们任何人都不一样，林彪的两个堂兄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林彪即使回到湖北去，他也会成为林育英手下的得力干将。正是因为有他的两个堂兄在，所以他才向陈毅打招呼；所以他才有可能看不起朱德和陈毅，认为跟着他们未必就是革命的出路。是啊，贺龙、叶挺、刘伯承哪一个人的名头不比朱德大？他们都不行，朱德能行吗？
林彪的走而复归，倒是让部队暂时稳定了下来。因为林彪的行为告诉大家，一个人单独跑更危险。但是，却给朱德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让他被革命激情烧热的头脑迅速地冷静了下来。朱德心想，部队不是自己的，自己不具备对部队的天然领导权力，干部和战士对自己并不了解，信任度也不够，革命光靠激情还不行，还必须让大家知道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才行。
这个时候，部队捡到了一个人，自称是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的一个班长，叫粟裕。粟裕从哪里来？粟裕和林彪同岁，湖南怀化人，侗族，是民族神首派来下凡的。他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的班长。起义军失败以后，粟裕是不甘心失败的人，他听说朱德还带领部队继续战斗，就孤身一人追了下来。粟裕经过一个月的野人生活，终于追上了部队。朱德听到粟裕的故事，非常感动，心想：向往革命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只要把革命的理想给大家讲清楚了，大家会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朱德继续革命的。
于是朱德同陈毅、王尔琢商量对部队进行整编的事情。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抽时间开个大会，整理一下队伍，提高部队的士气。于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整”，即整顿、整编、整训开始了。部队来到了天心圩，朱德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先对部队进行整顿。
这天黄昏，朱德将部队集合在天心圩小河边的沙滩上，亲自给部队讲话。他号召大家继续革命向前，无论如何不要脱离部队。朱德说：“我们25师是北伐的老底子，我们要继续发扬叶挺独立团的战斗精神，保持战斗荣誉。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掌握着，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在此困难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坚信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朱德的话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向大家讲了俄国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后，国内面临一片白色恐怖。有人以为失败了就离开了革命队伍；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成为十月革命的骨干。坚持下去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可以当家做主；半途而废则可能从此失去参加革命的机会。我们最终要打到南京去，到那里去住洋房、吃洋面包。
陈毅也发言说：“起义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容易得很，但在失败的局面下，做英雄就难得了。只有经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跟着朱军长坚定不移地革命下去。”陈毅接着说：
“朱德是谁？大家还是娃娃，可能不知道，这里我有必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家知道朱培德是谁吧？朱德和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被称为‘模范二朱。’朱德同志在10年以前就是少将旅长了，他和蔡锷是战友，就是他紧跟着蔡锷将军把袁世凯推翻的。他是国民党中的元老，比蒋介石的资格都老，他了解在广东、江西和湘南的一切敌军的情况。这些敌军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他的部下，见了他都是要让路的。知道我们的起义军在从南昌撤出来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是因为拦截我们的部队师长杨如轩是他的同学，所以就给我们让路了。朱德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欧洲的德国学习过。他不仅精通中国的战史，而且了解世界的战法。所以，只要紧跟着他，我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陈毅是新来的，在部队中并没有多大的威信，但是当他把朱德给大家介绍以后，无形中增加了朱德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也使战士们对前途重新燃起了希望。在部队中有威信的是王尔琢。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生，比林彪大4岁，参加过平定商团的叛乱和第二次东征。1926年夏，王尔琢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任第3军26团团长，率部杀入江西，在攻打南昌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屡立奇功。在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之后，拒绝蒋介石提拔他当军长的机会，带领所部的共产党员一同出走。后来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安排他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敌第4军第25师74团担任参谋长，秘密从事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这样，就阴差阳错地成了朱德的部下。
王尔琢手下还有一个基本完整的营跟着他，25师留下的人基本都是他的部下。所以王尔琢说话大家都是听的，王尔琢支持朱德出来领导大家进行革命。他接着陈毅的话说：“朱德同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依然地放弃了高官厚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说明了什么？说明共产党是有希望的，是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大家必须服从朱军长的指挥，只要大家遵守命令，像朱军长说的打到南京去，不是没有可能的。”

常昶昶

有了陈毅、王尔琢的大力支持，部队就获得了统一的认识。于是朱德才开始成为这个部队的等当然领导。解决了大家的认识问题，接下来的是进行整编。部队从天心圩出发，朱德给每个连队发了120块大洋作为这个连队一个月的伙食费。有了钱，也远离了九连山，可以离开山林回归大路前进了。
从山林里出来，部队来到信丰城。战士们两个月不食人间烟火，到了繁华的城市，一些士兵开始破坏军队的纪律。他们钻进酒楼大吃大喝一顿，把嘴一抹说道：“老子为百姓拼死拼活，这顿酒饭就算是犒劳我们几个兄弟了！”更有胆大妄为者，拿着手榴弹来到当铺，把导火索掏出来，让老板给他们当钱花；还有的是逛花街柳巷，一身的旧军队的流氓习气，根本没有一点革命者的味道。林彪还在这里嫖过娼，并染上了轻微的性病。
这一天，朱德和陈毅正在同城里几个有名望的老者开座谈会，忽然接到报告：一家当铺被一伙士兵给抢了。朱德一听大怒，让陈毅先去火速处理，自己随后就到。陈毅查明情况，查获了3名主犯，报于朱德，朱德决定公开将3名抢劫主犯枪决，并贴出安民告示。朱德感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对部队进行进行整编，剔除部队中的害群之马。经过研究，整编开始，朱德把部队召集到操场上，对大家说：
“愿意离开部队的，不愿意接受革命军队纪律约束的，只要把枪留下来，就可以领路费回家。革命是自愿的，不是强逼的。留在这里的就必须接受纪律的约束，不准违反群众纪律。否则，定然严惩不殆！”
那些看到在朱德手下不能再恣意妄为的兵油子和流氓无产者，立即把枪架起来，领路费回家。朱德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忧虑和失望的情绪刺痛着他的心，他真担心人都走完了。还好，终于没有人走了，清点一下人数，走了300多人，还有不到900人留了下来。接着朱德召集了一次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
朱德对大家说：“剩下的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就是革命的钢铁战士。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会迅速发展起来。我敢保证，出不了三个月，我们的部队就会发展10倍以上，现在的排长可以当连长，连长可以当营长。”
陈毅特别强调了要以朱军长为榜样，学习他不屑高官厚禄、目光远大、意志坚定、一心为工农的高贵品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干部会议上，朱德成立了一个没收委员会，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有权没收地主的财产，其他人不准私自没收地主的财产。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朱德的部队不仅恢复了生机，而且开始有附近的农军投奔他。
部队从信丰继续前进，两天以后来到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庾。在大庾休息了一个星期，很多农民和煤矿工人志愿参加朱德的部队。北伐时，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这里留下一个运输物资站，站长不仅把里面的被服和物资贡献给朱德，而且还让留守的士兵都加入了朱德的部队。从信丰整编到大庾不到10天，朱德的部队就增加了一倍，达到了近2000人。这样连一些还对朱德心存疑虑的干部战士，都开始对他佩服起来。看来在三个月以内发展成为真正的一个军是不成问题的，朱军长真是如有神助。
部队扩大了，需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需要统一思想，需要进行重新的编制，需要对部队进行训练。朱德把主要的干部：陈毅、王尔琢、毛泽覃等召集到一起，研究了下一步对军队进行整训工作的安排。首先，朱德整编了党、团组织，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支部把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领导，改变了过去党组织停留在上层机关只做一般宣传被动的局面，发挥了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什么毛泽东和朱德都不约而同的在党组织上下工夫？对他们来说，党、团员是可以信赖的，他们既有军纪约束，又有党纪约束，使用起来比较顺手。当然，更重要的是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增大了，把支部建立在连上有了条件。因此，这也给毛泽东和朱德一个启示，那就是要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并把党员的数量固定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上，才能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和战斗力。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接着，对军队进行整编，取消了25师和9军的编制，把所有人合编为一个纵队，由朱德任司令员，陈毅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机炮大队。取消旧的军官指挥制度，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部队该称为工农革命军，朱德和毛泽东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出身农民。
在以后的20多天时间来里，朱德在崇义县的上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训。在这时原来脱离部队的200多名战士重新归队。更让朱德欣喜异常的是，秋收起义的部队——张子清的一个营因为和毛泽东失去联系，转战来到赣南，部队有500多人与朱德合兵一起。朱德通过与张子清的交谈，了解了毛泽东的情况，吸收了毛泽东关于在部队开展军事民主的思想，又对军队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使两支部队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基本上一致起来。
部队几近3000人，为了搞好这次整训，朱德亲自编写教材并授课。他给战士们讲战略战术，讲武器的使用，讲队形，讲地形。通过朱德的授课，大家才真正感觉到，朱德不愧为一个军事大家，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这次整训中，感受最深的是三个人：一个是陈毅，他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素养就是在朱德的授课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一个是毛泽覃，毛泽覃感觉到他的哥哥不愧为一个天然的政治领袖，但是在部队的管理和训练上，缺乏朱德应有的素质。所以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这两支部队联系到一起，这样就可以做到互补，那么中国革命不就很容易成功了？一个是张子清，他也是黄埔学生，在听了朱德的课以后，感觉到朱德的水平比黄埔军校的教官要高多了。这样就促成了三个作用：陈毅成了部队中朱德最坚定的维护者；毛泽覃则提出要去找毛泽东，让两个部队合兵一家；张子清则在两支部队会合以后，为维护两军的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部队在崇义县进行军事训练时，是两天一大课，一天一小课，提高了战士们的战斗素质；到了上堡，朱德又把军事理论和当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的战术问题，教大家怎么从打打仗变为打小仗，即打游击的问题。他把一线式的战斗队形，改变为“人”字式的战斗队形；以构筑纵横交错的火力网，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减少部队在运动接近敌人时受到的火力杀伤。朱德凭着他多年的丰富经验，要求每个战士熟练使用武器，打仗时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以减少弹药消耗，提高命中率；强调在进攻中学会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作无谓的消耗。
部队经过“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使广大的官兵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加强了组织纪律，提高了军事素质。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就像是魔术师，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山时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在朱德率部转战赣南的途中都重现出来。朱德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和领袖气质，以及远见卓识一个一个地克服了这些难题。正是有这样相同的经历，所以朱德和毛泽东才会在一起合作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