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雨的声音

父母搬家到城里时，卖掉的是九十年代初刚建的新房子。那房子是除了我们三个孩子之外，父母心血的又一件结晶。
建的时候，借鉴了当时城里才有的样式，还特意从外地运来上好的材料。房子建成后，红瓦白墙，房宽窗阔，一时成为村里建房的样板，但很少有那样堂正气派的。
父母又在房前屋后，墙里墙外种上各种花和树木，仅树就有二十多棵。树木一年年疯长，很快遮掩了房子。尤其在院里的两棵梧桐，华盖一般，护了院子，使我们在酷热的夏季免受热风之苦。刚开始，父母在院里整理出一个地方种蔬菜。树木长起来后，院里缺少光照，菜不长了，只好让院子空着。
不过一到夏天，我们就会有另样的乐趣。那些蝉蛹从地下争先恐后地钻出来，我们那小院里不经意就可收获二三百个。白天听逃跑了的虫在树梢上唱胜利的歌；傍晚，寻找地上的小洞，把徒长了两只大刀的笨虫从洞里提出来，真是无上的乐趣。
再稍晚一点，就拿手电筒往树干草叶上照，准会发现正在脱皮的虫玩着后空翻的绝技。壳里已大半是空的，依旧抓紧了树皮。那新鲜的生命尾部还没出来，淡黄的身体向后仰着。两侧的翅还是肉质，折叠着，呈现出细密的花纹。也许为了用力吧，那嫩翅正极力张开着，使整个虫子看上去如一朵娇嫩的花，在懒懒地开放。因此，我把这种抓虫方式叫做“摘花”。在旺季，一晚上摘十几朵这样的“花”是很容易的。
这样的趣事已过去好几年了。父母在卖房子时，舍不得毁掉那些树，就一块送给了买主。我想，那买主每年都会替我们享受这乐趣吧。


父母当年之所以建这新房子，是因为老屋已经开始塌掉了。为了庇护我们一家几代人的冷暖，她实在已站立了太长时间。
我印象中，那是一座黑色调的房子。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买了别人的。当时是我们街道上最好的住房，曾叫许多人羡慕，可没人说得出它建于什么时候。
老屋共分成五间，地基宽而厚，墙是夯土的，外面贴了一层青砖，足有二尺多厚，据说冬暖夏凉。像所有农村房子一样，老屋自西向东分成一、二、一、一间。两头是卧室，当中两间连在一起，既是厨房，又是客厅。厨房里安了两个泥质的灶台。无论用哪个烧火做饭，烟都要先满足了整个屋子，才能出去。
屋顶是没有天花板的，露着被烟熏黑的屋脊和又粗又黑的梁。那梁是一整块的圆木，搭在南北的墙上。偶尔的，我们可以把绳子搭上做个秋千，享受贫乏的乐趣。不过我常惊诧于那横梁之大，想象着那该是多么大的一棵树。后来老屋倒塌时，就是这圆木的一端先崩溃了，更让我吃了一惊。
由于长时间的烟熏火燎，老屋的顶上和壁上沾满了煤沫一样的灰，缠联了蛛网，从墙角和檩条上流苏般一串串垂下来。所以每到腊月二十四左右，我们都会在母亲的带领下进行大扫除。把屋里所有能搬的家具搬到院里，用抹布抹去灰尘。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抹布用温水浸湿，一会儿就凉了，硬了；淋到家具表面的水，也变成薄薄的透明的晶片。那时我知道，水结成冰，里面的灰尘是要被拒绝的。我们还要把所有的盘子和碗清洗一遍，准备一尘不染地迎接新年。
虽然心里怀了要过年的快乐，但那活却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冻得生疼的脚趾，绯红的手指，油黑的污水，横七竖八的杂物。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又乱又脏又累的一天。
要说其中还有乐趣，就是母亲用毛巾包了头，戴了口罩，像电影里的游击队长。她把笤帚绑到一根长竹杆上，先扫屋顶和墙壁。我们从外面看着，灰尘像黑色的霰雪，纷纷扬扬。扫两遍后，就让哥哥进去放炮仗，为的是用那声音把灰尘震下来。炮仗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晒过几个冬天的太阳，正憋足了劲。哥哥比我大一岁多点，不做抹家具的活，专放炮仗。他像个英雄一样，在游击队长的指挥下，布阵点火，然后快跑到屋外。我们倾听着引芯“咝咝”燃烧，然后“咚咚”几响，屋顶上又一次落下灰尘的雪。
放炮仗是我们那地方传统的除尘法。事后孩子们凑在一块，往往还要交流放炮仗的数量和感觉。现在人们住上了玻璃窗的房子，这种办法早就不用了。
清扫后的老屋让人感觉精神了许多，是一种黑色的整洁。墙上屋顶上被母亲用笤帚划出深浅长短的白道道，像谁在这里练过速描的笔法。空气里是泥土和灰尘的腥气。陈陈的家具披了岁月的沧桑，发着暗乌的光亮，让人有点不习惯。
老屋的窗是精致的木棂，糊了白而薄的窗纸。有风吹过，不能进屋，只好在窗棂上丝丝作响。声音时强时弱，伴着窗纸微微的颤动，像谁的弦在抖。
糊了纸的窗是不能动的，我们总被这样告诫。记得有一次，我与哥哥在院里玩，把木杈的头套在腰上，拖着杆当尾巴，玩老虎翘尾巴的游戏，结果距离窗太近，把爷爷新糊的窗纸戳破了，就挨了一顿好骂。不过怎样骂的已经忘了，只记得游戏的快乐。
虽然不让动，但窗纸总是要破的。破掉的纸在窗棂上参差瑟缩，像一排排洁白的牙齿，我很喜欢看那形象。


后来，大约八十年代初，周围的人都在建新房，父母就把老屋改造一下。把所有的窗换成玻璃窗，并把厚厚的墙从里面刨去一层，以扩大室内空间。
昏黑的木棂窗被玻璃窗代替了，墙壁也粉刷一新，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


老屋的门是两扇黑黑的木门，每一开关都发出吱呀声，像要说些什么似的。而且两扇门的声音是不同的，时间长了，我们仅凭声音就知道哪扇门在动。
老屋还有一个后门，很小，离地面一米多高，也安了两扇木门。记得上面贴了一副对联：“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母亲曾多次把那意思讲给我们听，好像有一股称雄天下的霸气。但我觉得那“敌”的音很好听，其余也就不在意了。那对联在门上呆了很长时间，后来成了黑红色。
老屋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封闭的胡同，是私家领地。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胡同。我上小学或上初中时，我们曾在那小胡同里喂着一只鸡。每天我都从后门爬过去，给它喂食，替它堵窝门。有一次睡觉睡迷了，从炕上下来就去爬后门。母亲还有当时在玩的人问：“做啥。”我说：“堵鸡窝。”可见当时对那项工作是很上心的。但那鸡后来怎么样了，到现在我也没记起来。


老屋的制式原来是五间，后来爷爷在东头接上了两间，就成了七间。那新接的两间里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几乎没进去过。但后来这两间被迫拆掉了。
因为东邻居家要盖新房，而且偏要盖在原处。根据所谓的规划，村里就要求我家把东头的三间房拆掉，给他家让地方。这是件不公平的事，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但没人替我们说话。
我们村里虽说都是同一个姓氏，五百年前也是一家，但人们似乎都是喜欢现实主义的，没人管五百年以前的事。他们只知道现在我家是单门独户，在村里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这在农村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意味着没人会帮你。）。
而且由于我们是非农业户口，不用下地劳动就有饭吃，有衣穿。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物质的极端匮乏，使人们对吃饭穿衣极为敏感。我家的这种情况，对当时整天在生产队劳动，却仍吃不饱的乡邻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加之七十年代中期的人们的意识里，总以两腿是否沾泥为劳动标准，划分出严格的阶级阵线。我相信我们家是被划进了特殊阵线的，而且我确信有人是愿意惩罚我们的，这从孩子的世界里也可以看出一二。
我清楚地记得，我背着年幼的弟弟上街玩。忽然一天，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理我了。我怯怯地跟在他们后面。一个我称之为姐姐的女孩恶恶地拦住我，说：“不要跟我们！你们家都不是好东西。我们整天在地里干活，你们干过吗？你们吃得是我们的血汗。你们是剥削阶级，吃人肉，喝人血。”那张义愤填膺的脸和那张咬牙切齿的嘴，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我背着弟弟听她教训，觉得自己确实错了。所以后来我很愿意拿家里的馒头给她们吃，为得是让她们和我玩。那时的我怎么懂得父母的艰辛呢。
不过贿赂是不管用的，他们很快发明了另一种惩罚我们的办法。六岁左右的我常背着一岁左右的弟弟上街，弟弟穿了当时所有小孩子穿的开裆的裤子，屁股是完全露在外面的。那些小孩子就很从容地把巴掌打在他的小屁股上。我想跑又跑不动，打又打不了，只好在原地一圈一圈地转，或者找个墙角，面向外站着，与他们对峙。听他们一边笑一边喊：“吃人肉，喝人血。”我记不清弟弟当时哭过没有，但那啪啪的响声，至今还响在我的心里。
我把挨打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破天荒地骂了一次街。我想，母亲的那一骂是管用的，他们打弟弟的行为少了。但伙伴们仍不和我玩，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仍是不友好的。就因为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却不参加地里的劳动。
而且当时爸爸的工作在外地，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六七岁到一岁的孩子度日。一头是工作，一头是家庭，加之当时的社会形势，母亲过得心力交瘁，很少顾上别的，在村里几乎没什么朋友。
所以，当村里乡里决定拆我家的房子给东邻居家让地方时，没人帮我们说话。我母亲因为不同意，还非常荒唐地被单位里点了名，当着乡里所有工作人员的面。人们常说人情冷暖，当时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吧。村里的队长，书记不断找上门做工作。孤立无援的父母被迫同意。只是原计划的拆三间改成两间半。那留下的半间后来成了我们的卧室兼书房。先是哥哥，后来是我，都在里面住过。
拆房子的时候，邻居们来热情的帮忙了，干得热火朝天。从屋顶上褪下的草，还是黄亮亮的，让人心疼。要知道，在那时的农村，覆在屋顶的草也很珍贵。谁家要换覆房顶的草，总要准备几年才行。
我从没见过家里来过这么多邻居，也没见过这么热情的笑脸，像当上主角一样，很是兴奋了一阵。
邻居的新房很快在我家房子的废墟上建起来了，像不搭配的积木，插在老屋东头豁然的缺口上。我们在剩下的屋子里长大，上学。哥哥从那半间屋里走进大学，他的生活也就彻底脱离了我们那个村子。
哥哥是个顽皮的孩子，上学早，母亲顾不上他，他就时常不做作业，甚至逃学。母亲特别生气，打过他几次。晚上，有时罚他不许睡觉，在卧室外站着。但在上夜班前，母亲又总是偷偷告诉我，在她走后悄悄叫哥哥上炕睡觉。我照做了，但哥哥不听。借昏暗的灯光，我从门缝看他孤零零地站在黑暗里，一声不吭坚持着。母亲知道后只是心疼地叹气。哥哥在上学三四年后，才知道学习，最后顺利地升入大学，成为我家“光荣军属”的门牌。父母为此特骄傲。
对拆房子的事，父母每提起仍是耿耿，为一班人的无理欺凌，为一班人的隔岸观火，为一班人的火上浇油。但有什么办法呢？在某些情况下，力量就是正义。谁让你的生活方式与周围的人不同，谁让你的家族力量不大呢？不过他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几个都还算有出息。当年那些和我们相仿的孩子，早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下地劳动了，只是用上了各种机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仍是不同。


在乡邻中，有一位住在我们胡同口的老奶奶，是我不能忘记的。她是小脚，不见得是“三寸金莲”。长瓜子脸上满是皱纹，皱纹里是尘土。她走路身体摇摆，很快，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她说话声音很大，下嘴唇像多长了一块似的。
她是个命运不顺的人。儿子因事故残了手，儿媳早亡，她带了三个孙子孙女成人。她是个好心肠的老人。哥哥上学，妈妈上班后，家里就剩下我与年幼的弟弟。我五岁多点，弟弟不到一岁。没人管没人问的。（爷爷的作用只是在小数点后第四个零后面。）只有她的家里是我可以投奔的地方。别的老太太也会对着我们叹息：“唉，大孩子看小孩子，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只有她不但叹息，还会给我水喝，替我抱一小会儿弟弟，有时还给我一小块玉米饼子吃。我感觉和她是真亲呀，到现在也是这个感觉。她已去世多年了，但愿她在天堂里能过上好日子。


母亲常常要去上夜班，晚上对付弟弟就完全成了我自己的事。我们的卧室在老屋的西头，睡在一个土炕上。上班之前，母亲把我们安排被窝里，在灯窝里点上如豆的煤油灯，告诉我们不要碰了，小心火。弟弟这时往往也是高兴的，伸了莲藕一样的胳膊，和妈妈再见。然后在我怀里睡去。我也睡去，哥哥在一旁也睡去。我多么希望一觉醒来就能看到妈妈，但不行，弟弟睡一会就醒了，哭起来。我跟着爬起来哄他。他看看灯窝里的灯，只是哭。没办法，我推醒在一旁的哥哥，不知为什么，哥哥也哭起来，我也就哭起来。记得常有这样的夜晚，我们三人在跳荡的灯光下昏暗地哭起来，没人安慰。爷爷在东头的房间里睡着了。
倒是第二天，邻居大娘说听见我们哭了，不知为什么，听了半天。疲劳无助的妈妈总是感激于邻人的倾听，虽然仅是听听而已。
这样的夜晚是如何结束的，我记不清了，最高兴的是睡得迷迷糊糊，妈妈回家了，再睡去，做梦好香。
那一盏灯的光明和满屋子的黑影还跳荡在我的记忆里。


老屋里按上电灯是我们几乎长大的事了。村里各家各户都按上了，电工才到我家问要不要按。我想这举动可能带了恩惠的意思了。本来嘛，我们不种地，户口不在村里，他们完全可以不管，却又来问，分明要表现对“异类”的宽容。
老屋还按上了有线广播。一个小喇叭挂在窗户上面，每到中午就响起来。呀呀学语时的弟弟躺在炕上，听到声音就喊起来：“哑巴响了，哑巴响了。”四脚朝天，手舞足蹈。那形象历历在目。
现在想起五岁的我帮妈妈带弟弟，感觉像英雄一样。但在当时却是无办法的办法，是伤心的办法。爷爷不操我们的心，哥哥只好早上学，我只有看孩子。因为贪玩，弟弟睡了我就跑到街上，往往让弟弟醒后在炕上哭半天。如果被回家喂奶的妈妈碰上，我就会在铺天盖地的恐惧中接受惩罚。
有时爷爷加言：“狠打这丫头，孩子哭了半天了，她还不回来。”母亲听到这话，潸然泪下。从此不再为这件事打我。后来她说：“大孩子小孩子都是孩子，一样的呀。”我想这永是母亲心头的痛了，而我却已忘记了在老屋中挨打的情景。


老屋的院子很大，平整，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在西南角的厕所后面，有一棵茶叶树，每到春天，开出香气逼人的白花，引得蜜蜂黄蜂嗡嗡乱飞，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秋天树上结下紫黑色的豆，圆圆的，不多。
这棵茶树被我排上一次重要的用场。因为村里伙伴的欺负，有一阵我颇不敢上街，很寂寞。没想到一天，那些孩子竟到我家来了。我又惊又喜又害怕。喜得是有人记得，恶意也罢，善意也罢，都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所怕的是来者不善。而且当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
正不知怎么对待他们，其中一个领头的男孩突然指了那棵茶树，气势汹汹地问：“那是什么？”
“我家的茶叶树，”我连忙回答，并心里有了主意。“别看它长得大，它可是棵小茶叶呢。”
“什么用？”
“能烧水喝，还能变呢。”我极力吸引他的注意力。
“怎么变，变什么？”他好奇了。
“你以后让他们不要打我了，我才说，”我趁机提条件。
别的孩子嘘嘘作声，说：“什么破东西。”
“那好。”那男孩却答应了。
我连忙去摘了几片叶子，折一小段细枝，放到他手里。在别的孩子神秘渴望的眼神里，我悄悄说：“回去放到你的水缸里，盖好。不要看，不要动，两天后它就变成一大缸了。能治肚子痛的。”
“真的吗？”那男孩认真地接了说：“如果骗人，就再找你算帐。”然后带人走了，我松了一口气。
两天后他们在街上碰到我，说我骗人，我竟直了腰说：“你们一定是偷看了，看了就不灵了。”他们果然就没了底气。
不过，再上街我仍是不敢从他们门前走的。而且我自以为撒了谎，也觉胆怯。这异想天开的撒谎方式，大概是从故事中来的灵感吧。
那棵茶树在建新房时被铲了，想起那一树绿叶，让人可惜。


进入八十年代后，村里人富起来，纷纷拆旧房，建新房。我们仍在老屋中固守着，老屋后来成了最简陋的住所之一。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老屋的一处房顶塌了。老屋真正的老了。虽然父亲对她进行过几次大的修补，她终于还是坚持不下去了。她像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再也容不了我们的冷暖、甜涩，无声地倒下去了。父母不得不建新房。
新房建在老屋的后面，宽敞舒适。我们有时会走到老屋曾站过的地方，找哪个位置是我们的卧室。母亲指了一处角落，说那就是我们的西房间。我们大吃一惊。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就曾容纳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吗？小时在里面哭，大了在里面临桌读书；童年的寂寞和幻想都曾在里面膨胀；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多么温暖而安全的去处呀。现在却仅靠母亲的指点才能认出了。
黑色调的老屋默默地消失了。父母精心地建起新房，打算在里面度他们平静的退休生活。然而终因我们几个都在外，他们还是搬出来了。让他们搬出的原因，我想还有一个，就是缺少朋友吧。他们前半生在外奔波劳累，已脱离了那个环境，闲下来后回去，除了那熟悉的街道，知道一些人名和面孔，就没什么熟悉的了。况且，已经实现“机械化”的乡邻，对我们的看法仍没“现代”起来。对父母退休后仍有养老金，感到不平，时常半遮半掩地说：“国家是怎么回事，闲人了还给那么多钱养着？”这些话让出了一辈子力的父母感到委屈，知音难求，只好搬走。
父亲是个传统思想严重的人。刚计划要搬走时，我们说把房子卖了，他说：“不卖，这是根呀，要给儿子留着。”但哥哥和弟弟是不会回去了。况后来乡邻们纷纷来做以房子为目的的访问，言谈中都觉得自己该得，父亲终于明白，无论给谁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房子倾注了他们太多的心血，扔给谁都不舍。于是终于卖掉，把得的钱当作搬出去的安家费。


现在我们已离开那村子四五年了。但我们仍然愿意听到家乡的消息。我们常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想着老屋里的点点滴滴：母亲用担仗挑了水，一桶一桶倒进巨大的缸里，供两天用；过年了，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里煮饺子。母亲说：“过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饺子漏馅了，不能说‘破’，要说‘挣’。”因此我们就说“挣”，一直到现在。
我时常希望在大街上碰到村里的熟人，我们会热情地互相问讯，为早年的事羞赧感叹。我希望他的眼睛是亮的，能看到很远很高的地方。


　　　　　

侯诗杰

文字平实而见深情，细节描写呈现功力。

李听圃

很有风霜雨雪忆童年的意味，文字也很流畅。

踏雪闻香

灵动，栩栩如生。一篇老屋的回忆，充满了酸甜苦辣{:soso_e181:}

单衣

卖掉的新房，塌了的老屋，入作者的笔，都带了浓浓的情，那是一种过去情感的寄托处，是思念的汇集。那里有我们生活的印记，不管是苦是甜，我们都在怀念。也写过一篇和老屋有关的 溯，不及作者的细，也不及作者的恢宏，但是对老屋的情感是一样的。好文！顶上！

鹿城飞侠

老屋的画面历历在目，撩人心弦，有幸福的回忆，也有痛苦的感伤。欣赏作者文笔，赞一个！

雨的声音

侯诗杰 发表于 2015-1-25 21:33
文字平实而见深情，细节描写呈现功力。

谢谢鼓励，忘了回复，见谅。

雨的声音

李听圃 发表于 2015-1-26 00:45
很有风霜雨雪忆童年的意味，文字也很流畅。

多谢鼓励。问好

雨的声音

踏雪闻香 发表于 2015-1-27 08:53
灵动，栩栩如生。一篇老屋的回忆，充满了酸甜苦辣

往事都是滋味复杂吧。谢谢来读。问好。

雨的声音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5-1-29 20:47
老屋的画面历历在目，撩人心弦，有幸福的回忆，也有痛苦的感伤。欣赏作者文笔，赞一个！

谢谢美评，问好

浪淘沙

对老屋的情节深深感人！文笔流畅！{:soso_e182:}

雨的声音

浪淘沙 发表于 2015-5-14 07:00
对老屋的情节深深感人！文笔流畅！

谢谢版主美评。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