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难 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孤独,凋零! ————黄永玉
文革之中,读书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习惯了读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 我曾经是属于那种有文章就要读的人。记得作家孙犁曾经描写过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读书成癖。他结婚之前,用旧报纸裱糊了新房。于是,他利用下雨不能出工的日子站在炕上,仰着头读完了报纸中所有的内容。看了这段描写,我觉得感同身受: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但是,文革一来,几乎所有的书都不能读了。 文革初期,图书馆还没有关闭,但是在里面只能阅读到毛选、马恩列斯文选和鲁迅选集。我在那里看完了鲁迅全集以及鲁迅诗集,看了四卷马恩选集。这时候,我甚至连马恩选集也看得津津有味,觉得其中有好多妙笔。 但是在此之后,图书馆彻底关门了。我过上了没有书看的日子。
我家里原来有一些书,包括中外小说、诗词诗话、京剧剧本(我父亲喜欢京剧),当然还有业务书。文革一来,这些都成了犯忌的东西。例如,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打倒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惨死了,《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惨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苏修作品,马克吐温、狄更斯是美帝、英帝作家,《水浒》、《西游》作者是封建文人……记得有一次参观抄家成果展览,里面展出了这样一段唱词: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千里关山何日返?缺月儿何时再团圞?这是京剧野猪林里林冲的唱词,某个京剧爱好者手抄了下来,却被说成了变天账。于是,我们便把家里的书全部偷偷销毁了,外文的业务书更是不敢保留。在一个阶段里,我们天天看到的报纸消息是:某个作家又被揪出来了,某本书或者某个电影又被宣布是黑作品了,总之,似乎没有可以被允许看的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众场合,除去毛选之外的任何书都是不能读的。有一位外语教师在干校值夜班,拿了一本《三国演义》看,结果遭到批判,书也被没收。马恩列斯的书同样不能读。如果读了马列,工军宣队就会说:为什么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要读那些呢?什么意图?! 从干校回来以后,公开出版的书籍也是寥寥无几。《牛田洋》这类的所谓小说,大家是不看的。人们要看书,只能通过私下偷偷借阅,还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弄丢,不要暴露!
这十年里,给我留下印象的书实在不多。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买来看过多次,虽然对他抑杜扬李,把杜甫说成地主阶级的观点颇有腹诽,但是郭氏汪洋恣肆的文风还是能够吸引我看下去,况且其中还引用了不少李杜的诗作。除此以外,我通过互相转借读了杜牧、李贺诗选和《桃花扇》(半本),并且做了摘录。实事求是地说,我逐渐喜欢上了古典诗词,和看这些书是很有关系的。
有一次,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是一本资料丰富,内容浩瀚的作品。作者是一个记者,二战之后,他查阅了档案馆中有关的大量资料,描述了希特勒德国从兴起到衰败的过程。看了这本书,我惊讶地发现,文革中的某些做法与希特勒德国惟妙惟肖。
还有一次,一位同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借来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的内容虽然并不通俗易懂,但是由于当时可读的书太少,况且在毛给郭的诗中又有“十批不是好文章”这样的句子,大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所以求借的人很多,看这本书需要排队。后来,这本书竟然找不到了。那位同事既惋惜又气愤,向当时的军工宣队告了状。工军宣队也追查了一阵,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文革后期,上级交办一项任务:完成PDP8上面的数控线切割机自动编程软件。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到复旦大学拿到了他们的类似软件编译程序。应该说,编译程序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下的书,而是用汇编语言写的一段程序,很厚很厚,历来被人们叫做“天书”,意思是很难看懂。我们坐火车从上海经杭州到长沙,我一路就用来琢磨这本“天书”。看了一次,不懂;再看一次,毫无头绪……就这样一次次地看到长沙,住进旅店。我忽然发现:懂了,全懂了,豁然开朗!由这件事情,我开始养成了读程序的爱好,并且相信了“顿悟”的存在。这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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