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剪烛西窗 于 2015-3-10 23:43 编辑
1966年6月1日清晨，我乘坐的江轮穿出了三峡，这时才能听到广播。我在船上听到新闻联播播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在此之前，我受学校委派，到成都参加高教部召开的高等数学教学、教材工作会议。会后，我们多个高校的成员顺访了重庆大学，然后乘船东下，我到武汉后转火车回京。 听到这个消息，我是有些兴奋的。其原因是：被聂元梓她们点名的三个人中，彭佩云和宋硕我不了解，只有陆平，我从北大毕业时他是校长。他在反右中带领工作组来到北大，取代了江隆基书记（据了解内情的同学说：北大教师中被划为右派的为什么远远少于清华？就是因为江书记曾经在各种场合对教师们进行劝告提醒，实际上在进行保护的结果），补划了一大批右派（据说，比原来增加了三分之一），从此就留在北大。他给我的印象是“左王”，曾经有过“来到北大，好像进了白区”这样的话，很多我所熟识的老师、同学被他划为右派。所以，看到他受冲击，我是高兴的。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陆平的倒台并非因为他的左，而是因为他还左得不够。但是，不久之前，我和一位老同学聊天，提到陆平时，我们还是认为：他的遭遇固然也是悲剧，而且不能完全归咎于他自己；但是，他仍然罪有应得，仍然不能摘掉“左王”的恶名！
以下一段话引自天涯社区《散文天下》中燕溪的《北大琐忆》： 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却由于在领导“反右”斗争中自己“太右”而被革职，发配到了遥远的大西北。几乎与此同时，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新人口论”，与毛泽东“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人口观对立。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马寅初的战斗打响了。尽管马寅初毫无惧色，“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在强权与科学的斗争中，还是以前者的暂时“胜利”而结束。为了加强“反右”斗争的领导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江隆基调走后，于1957年10月，上面任命原铁道部副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1960年1月兼任校长（是年是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著名学者赵鑫珊1961年从北大西语系毕业，他在《我是北大留级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和摧残。”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当时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也不例外。”
回到学校以后，我发现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原校长Z先生在1965年逝世，据说是在家里用饭时把筷子一放，就此垂头仙逝，逃脱了这场灾难。学校没有人管理，不时出现一些学生召开的对各级干部的批斗会，而批斗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揭发某些干部的男女问题。有一次，学生开会批斗某个干部，我们奉命参加。有一个同事，平时少言寡语，那次开会时大概是呼口号不够积极，懒得举手，于是会后学生们又把他揪出来，单独批斗一顿。 这天，基础课委员会的党支部开会研究形势。会议开始，多数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一位年纪较大的教师，说他“革命意志衰退”，还有偷邻居的电等等，那位党员则痛哭流涕地检查和表决心。我刚刚入党不久，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无法表态，只是奇怪于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另外，大家认为，有些学生在他们贴出的大字报里点了全校几乎所有党员的名，把大家都说成打击对象，这是不对的，应该贴大字报反驳。这个意见我是赞同的，于是很快有人起草贴出了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又引起大量反驳，闹得不可开交。 另外，我很惊讶地听到，我校第一张大字报（矛头也是指向宋硕等人）的作者之一竟然是我的同事X（还有无线电系的两位教师）。X于196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在学生时期已经入党，之前在教研室担任类似于教学秘书的工作，但是因为年轻，所以没有这个名分。1965年，原来的数学教研室被分为两部分，X分到了重新上马的数学系，我留在了基础课委员会，彼此接触渐少。我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在我看来，X是一个有头脑，很稳重的人，想不到他竟会做了出头鸟。
在这里回顾一下文革初期那种波谲云诡的形势：毛泽东命令各报刊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他并未待在北京。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邓等人按照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向各高校派出了工作组。这些工作组进校以后，一方面批斗所谓走资派（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教师），另一方面则打压所谓反动学生，同时尽量控制运动在学校内部进行，聂元梓她们在北大并未得到多少支持，反而同样受到批判。可以设想，如果文革按照刘邓等人的部署进行下去，其结果大抵会相当于反右的重演。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却绝不限于北大或者高校范围，而是指向全社会，主要是刘邓等党内高干。所以，到了6月下旬，毛泽东回京，指斥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撤消了派往各高校的工作组。这样一个转折，使得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 这时，我们学校也被派来了工作组，组员大多来自部队和大庆，也有一批市里的干部。工作组进校，让各教研室推选召集人。原来分在数理系和基础课部数学教研室再次合并，我被推选为数学教研室的召集人。然后，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除去揭发各级领导外，还指斥X是“小黑帮，大游鱼”，工作组决定，对X隔离审查。 文革开始，我和一些同事交换过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还是：这次运动应该和反右差不多，跟着领导走不会错。所以，尽管我平时对X的印象很好；尽管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受到人民日报赞扬，而我校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却被定为“大游鱼”，但是我仍然认为工作组不会错，应该听从他们的安排。况且，主管我们基础课的工作组员，来自教育局的老S对我们动员说：X他们行动诡秘，有自己的联络暗号等等，属于非组织行动。所以，我主持了多次对X的批判会，会上对他做了围攻。我自己虽然没有直接说他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围攻是对的，X是一个危险人物，而且暗自庆幸自己站对了队。
大约在6月底，工作组突然通知：他们要撤离了。在此之后，学校又成为学生们的天下。 从聂元梓大字报公开发表，工作组进校直到撤离，再到其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和中学学生（包括较迟出现的红卫兵）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干部子弟。他们依仗着天然的优势，除去打击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外，更把矛头指向一切传统文化，指向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特别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表现出强烈蛮横的权势欲。摘引一段他们的代表作：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我们的老子拿下了这个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那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的革命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特别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 刻刻渗入我们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在资产阶级，高级玩艺，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受的是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白，自来黄，自来黑。羔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于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没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们的革命立场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最热爱，我们的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是次要的。为了革命更彻底，为了我们红的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光荣和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
清华附中《红卫兵》曲阜师范学院分队（宣）
1966年8月25日 通过这些浅薄幼稚而又狂妄无知的语言，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些“红二代”们的贪婪面目。
在这段时间里，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如下： 有一次，一批学生闯到教研室参加学习会。其中一个学生拿起一位老师的茶杯——上面印有敦煌的飞天美女图案——狠狠地摔到地下，喊道：“整天拿着这个，还怎么革命（革命两个字他是用极大的声音喊出的）！”这件事后，有一位同事私下里引用鲁迅的话说：“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深以为然。 又一次，同样是一批学生闯来开会。其中一个女生，首先张牙舞爪地说：“我推选我自己为主席！”大家不做声。然后，她要求大家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表态，多数人还是不做声，只有几个出身不好的表示拥护，会议草草结束。 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我大感困惑：平日里那样可爱的学生，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穷凶极恶？明明不科学的血统论对联，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狂热的吹捧？不过，到了今天，我不得不叹息：血统论还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不是吗？
这个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旧的书刊杂志、烫发、皮鞋、瘦腿裤，都在被破之列。他们一会儿说，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是欧阳海拉马的塑像）上隐藏着一个反动口号；一会儿说，“红灯停，绿灯行”是不革命的，应该改为红灯行绿灯停。我们参观过一个“抄家”战利品展览，其中展出了从某人家里抄出的一张纸，说是反动变天账，我看了一下，上面写的是：“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明明是京剧《野猪林》里面林冲的唱词！但是在当时也不敢指出。 “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是这个时期的一件大事。著名的《谭立夫讲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谭立夫也是一个大学生，引一段百度：“谭力夫，1942年8月出生于陕西延安。原籍湖南资兴。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立夫不是杀人的刽子手，他是宣扬血统论的理论家。”“‘对联’因谭立夫讲话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因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称为谭立夫路线。”所谓谭立夫讲话，是指他在辩论会上的一个发言，其中大肆吹捧这幅对联。据说，很多地方除去毛语录牌之外还竖起了谭的语录牌。其他的时间，我经常到各单位去看大字报和看批斗会。记得在文联看过批斗田汉。田汉被揪上台去，声嘶力竭地喊道：“黑帮大将田汉向党请罪！”田汉是我喜欢的作家，曾经写作过京剧《西厢记》和《谢瑶环》。在中国京剧院看过大字报，很多优秀演员都被打成了黑帮。在各大学看到的大字报则更是火气十足。还有，看了很多红卫兵出版的小报，揭发打倒了很多人，例如瞿秋白，小报中披露了他的几首诗，确实写得好，但是却被彻底否定了。关于这个时期的见闻，我曾经写过一组新韵诗，附在后面，以资参考。
在这个阶段，由部分学生发起，开了一次关于X问题的辩论会。这个会在一个很大的车棚里召开，很多人发言，但大都限于讨论X是不是个好老师。我在会上发言，承认自己主持对X的批判伤害了他，对他表示道歉；但是我也说明，对于X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工作组要对他批判，我并不清楚，还是要由工作组来做结论。会后，一些同事表示，我这个发言还算是实事求是的。这次会后，我曾经和一些同事到市教育局去找老S，询问他：X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料，老S在和我们谈话时吞吞吐吐，一再推脱，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因此，我也感到很委屈。不久，学生成立了造反组织“东方红”，他们找我了解X问题的始末。我向他们介绍了整个过程以及工作组每次召开会议的情况，他们表示这应该是工作组的问题，并且动员我参加他们。出于对他们这种态度的感谢，我就参加了东方红。当然，我的性格好静，也并没有参加其后的各类夺权活动，但是，这件事导致我在感情上始终比较倾向于东方红。事后，我曾经懊悔地想，如果我一开始就当一个逍遥派，可能更有利于观察和分析事物，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业务学习了。
然后，就来了全国大串联。我没有外出去串联，但是在学校里参加过接待外地来京的串联者们。更多的时间，我用来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段时间，我看完了当时还能够看到的鲁迅全集和马恩选集，我妻子的小表妹硬笔书法不错，她为我抄录了一份鲁迅诗集，我一直保存着。没有参加外出串联，后来想起来也有些懊悔，因为失去了一次浏览大好河山的机会。不过，幸好此后我的出差机会较多，也去了不少地方，可以弥补一些损失。
逐步地，北京的造反派们分成了两派，大学有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和以地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中学有四三派和四四派等等，两派对立，慢慢发展到武斗。我校的武斗比起多数院校相形见绌，但是也出现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武斗，即东方红派攻击并且占领了714派的驻地，那驻地恰好在我所住宿舍楼的顶层，不过事发时我不在校内，没有躬逢其盛。我校的学生，在校内没有因为武斗死亡的，但是有两个人在四川死于武斗。我没有教过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张某某、王某某。当听到他们死亡的消息时，我心里乱作一团，只是感到悲哀：两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虽然他们的同学发誓要照顾好他们的父母，但是……这样做值得吗？这样一直乱到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机关高校，两年时间过去了。 附录 文革杂忆新韵 陆氏沉沦聂氏昌 檄文马列震晴光 左公一溃群情奋 谁料从今左更狂 注：“左公” ，指陆平。他在1957年10月到北大任副校长，11月任党委第一书记，其后又升任校长。他在北大补划了若干右派，曾经有“来到北大，如同进了白区”的名言。
横扫狂飙卷地红 学林书苑尽吞声 蛇神牛鬼今多几？日日新闻看姓名
海公一议又阳谋？几许鱼儿上钓钩 反右余音犹在耳 惊弓群鸟怕出头
大小黑帮依次排 十七年事尽堪哀 可怜夫子衰年后 也向高台批斗来
一令先分左右中 如斯“工作”治愚蒙 纵横自有无穷术 从此人间恨万重 注：工作组进校，首先要求各教研室提供“左、中、右派”名单。
红色狂飙卷地沉 学园闾巷有冤魂 顽童雀跃凶徒笑 从此人间正义沦
几许名师滴血泪 百家贱户断头颅 驱将翁媪荒山里 何处深宵觅野蒲 注：文革初期，首当其冲者是中小学教师和居民中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劣迹的人。一批中小学教师被顽劣性得到充分释放的学生批斗致死，城镇和近郊居民被凶徒残害者更多，其时的公安部门置之不理，甚至公开纵容这些暴行。在大学里，一批出身不好的教师被遣送回原籍，我们基础课的一位姓徐的年老教师也被两位左派押解还乡，从此音信全无。
傅雷门灭事非殊 一代精华失路途 诺氏奖来无送处 舒公丧在太平湖 注：文革初期，傅雷、翦伯赞、邓拓、吴晗、老舍等人纷纷自杀或被迫害而死，其中傅雷等人甚至全家自尽，更不消说此后陆续身亡的陈寅恪、吴宓等等。据说，其后不久，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准备提名老舍，因其已死而作罢论。
举臂划江潮汛开 云谲波诡影徘徊 天安门上抬头望 今日名单再次排
炮打雄文一纸书 当时战友此时毒 刘公无语唯垂首 革命于今话不出
高呼万众聚燕园 迎取当今旗手还 此日驱除工作组 纷纷小将尽朝天 注：毛泽东畅游长江，揭开了批评刘邓的序幕。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刘邓分别落后，林彪排到了第二位。此后，传出了毛《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指斥刘邓等人派遣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何其毒也”。在刘、邓、周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刘少奇公开承认：“你们问我们：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我们也不知道。”在北大举行的辩论会上，江青公开攻击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从此，工作组纷纷离开高校，一批“革命小将”登上前台。
真诠马列惟一反 潘朵拉开众恶生 不要彬彬应要武 从今小将便横行
剪发撕衣寻妖孽 焚书裂画觅狰狞 可怜总理无眠夜 却为调停红绿灯
曲赋诗词归烈火 雕梁画栋付劫灰 千秋华夏多文物 至此难逃扫荡悲 注：毛泽东主席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并在天安门上对小将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自此，革命小将高举“怀疑一切”大旗，到处造反。经常在街上把行人的长发剪短或皮鞋剪掉，还不时传出某图画内含反动图案、口号的消息。小将们还提出，应该把交通指示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予以解释。至于传世的文物古建，被破坏者更是不计其数。
曾经万字江山策 无奈十年田舍翁 虎啸声中归死狱 可怜抗美旧元戎
谁念南昌起义初 西花厅里竟难居 洪湖不若孤穷叟 犹可垂竿坐钓鱼
击案如雷此尚闻 当时后悔起风云 英雄恨不沙场死 今日凋零旧日勋 注：以上分别咏彭德怀、贺龙、谭震林三位开国元勋。
于今又见凤生龙 贵胄天璜一脉红 街上相逢从容对 我家三代是工农
红绸缠臂倍加宽 腰里皮鞭系铁环 联动横行何所似 五陵恶少又重还
小论出身狱里亡 放言血统宇中扬 凭君莫话文革史 新贵犹蟠议政堂 注：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血统论广为流传。在公共场所，例如公交车上，经常会有人来审查出身，出身不好的，轻则不准入座，重则赶下车去。但是，后来多数人学会了在这种场合理直气壮地吼一声：“老子三代贫农（或工人等等）！”。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基本上穿的是石油工人服，背的是地质勘探包，这样即使乘火车都可以免检。但血统论的肇始者并非工农子弟，而是高干子弟即所谓联动队员。“出身论”的作者中学生遇罗克被判死刑，而“血统论”的狂热倡导者大学生谭立夫则被大肆吹捧，名扬全国。这些联动分子，虽然其中有些因为父辈倒台或政治需要而倒了一段霉，但大多数仍然很快进入了官场，甚至至今继续担任要职，这可能就是巴金老人倡导的文革博物馆难以付诸实施的原因之一。
乒球一战惊当世 可叹英雄谢幕时 却笑纷纷除四旧 近来名姓几人知 注：文革初期，在北京举行的乒乓球赛上，中国运动员成绩空前，连颇为中国选手忌惮的日本深津尚子也大败在李莉手下。可惜，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六十年代最后的一次辉煌，众多名将从此便告别了球坛。可笑的是，为了除四旧，运动员纷纷改名，例如李富荣改名李富勇，令观众不知所措。
当日群雄攘臂呼 愿从荣贺壮雄图 覆巢从此无完卵 猛士吞声看恶奴 注：贺龙、荣高棠是体育界威望极高的领导人。文革初期，中国准备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多数运动员曾经进行过一次抗争，要求仍由荣高棠同志领队。但这次抗议很快被镇压，从贺、荣直到大批运动员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惨遭斗争。
遍地烽烟话斗争 自将祸乱坏长城 三英魂断龙潭畔 辜负中华赤子情 注：三英：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都是从香港归来的乒乓名将，文革初被迫自杀。龙潭湖，当时体委所在地。
千秋往事影依稀 风化攸关不可违 莫向体操坛上望 而今女将尽长衣 注：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在体操比赛中，女运动员都穿上了从脖子到脚跟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衣。
最爱西哈努克来 新闻简报聚同侪 人头济济无他事 惟有乒乓聊惬怀 注：长时间内关于电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朝鲜电影，有哭有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接吻拥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就是当时仅有的几种电影。在新闻简报中，大家最爱看关于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新闻简报。这位亲王喜欢乒乓球，所以只有在关于他的影片里还可以看到乒乓运动员的表演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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