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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经历 大约在1971年春夏之交，一批教师从茶淀农场回到学校，我也是其中之一。回校的原因是准备招生，但是，事实上面临的还是各种大批判。此后不久，就发生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事件。 后来知道，1967年5月，北京农大出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5月底，北京钢院也出现了一个“五一六兵团”，后来他们又与北京外院“六一六兵团”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当年8,9月份，“五一六”被报纸点名批判，其后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清查，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到了1971年2，3月，又出现了“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再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采取以往审干的做法，使用“坦白从宽”、“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等做法，声势极大。用韦君宜等人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全都消失了”，“理性全都消失了”！
这个运动刚开始时，我是认为，学生中或许会存在着五一六分子，因为我曾经从大字报中看到，我校有的学生在周总理召开的会上受到过总理的严肃批评。但是我又认为，周恩来总理的威信在当时是领导人里面最高的一位，对他腹诽的人很少，所以五一六即使有也不会多，教师里面尤其如此。所以，我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去看大字报，看人们互相揭发，互相质问。虽然，我也看到了针对我们的大字报，质问我们的战斗队为什么叫五一六——文革初期，我们基础课的一些教师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取五一六通知的名字叫做五一六——也只是一笑而已，认为是个误会。我也参加了若干次揭发会，被揭发者中有些也是我熟悉的教师，但我觉得那些揭发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没有想到，运动马上整到了我的头上。那天，工宣队通知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教化学的教师Ld，也毕业于北大。他要我交代参加五一六的经过。我说，没有参加过。他忽然拿出几张纸，问我说：“你认不认得Lt的笔迹？”，Lt也是基础课的教师，和我很熟。我说：“认识。”他就让我看那几张纸，上面写的是：我们某年某月在某个房间参加了五一六，建立了五一六战斗组，等等。刚刚看到这里，Ld就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喊道：“你还有什么说的？！”我简直晕了：Lt是我很信任的同事，他怎么会说我们这个五一六战斗组就是五一六？于是，他们不容分说，马上宣布对我隔离审查。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不准回家，到食堂吃饭或者去任何地方时要有人跟随监视，宿舍里同住的都换上了我的专案组成员，宿舍的窗子也被钉死了，大概是怕我跳楼。很快，他们不准我使用自己的书桌，我只能在会议室里看书写东西。然后，他们在我的书桌里大翻大查，终于发现了我的一个笔记本，其中被撕掉了若干页，于是就来追问我：撕掉的那些页上写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撕掉？这个本子我已经使用了很久，撕掉的页，可能用来打了草稿，可能用来写了便条，用到了哪里，我当然想不起了。我反驳说：本子上面的页码是我自己编号的，如果撕掉是由于不正当的原因，我何必用自己编了页码的本子？于是他们就开会对我批斗，而且连夜穷追不舍。我受不了这种折磨，只好编造了一个回答：那些页上是抄的陈毅诗词，这是因为，第一，当时陈老总也在被批判，抄了他的诗词又撕掉怕被别人看到，可以理解；第二，陈老总虽然在受批判，但是却没有被打倒，抄写他的诗词，算不上严重问题；第三，当时的确在流传着油印本的陈老总诗词，我也很熟悉，便于应付下一步的追问。果然，他们要求我背写出那些内容，以证明我所说的。我就根据记忆写出了很多首陈老总诗词，总算是过了一关。 接着，他们要我交代参加五一六的“罪行”。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当然没什么可以交代，但是这样又过不了关。负责我的工宣队员姓刘，是一个年轻而嘴脸丑恶的家伙，说出的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使我无法回答。我只好说：“我只会形式逻辑，用形式逻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这时他便要咆哮一通。有一次，他竟然对我吼道：“你不交代问题，比蠢驴还要蠢！”气得我真想当场顶他一句：“你才是比疯狗还要疯！”，但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下，除去压下火气又能如何呢？他们的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例如，好像曾经有人以“杨柳窗”的笔名在《红旗》还是什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只因为其笔名中有一个“窗”字，他们就硬要我承认，那就是我的化名。实在无法过关，我只好交代那些平时想到过或是议论过的话题，例如，“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这话不科学：思想不是固体、液体或者气体，怎么能融化在血液中？“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是科学的：既然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那么真理就该有自适应性；还有，我曾经在和同事议论当时形势时说过这样的话：文革原来是一个笑话、一场闹剧，等等，不料，不久以后，报纸上就批判了类似的话，我和同事都很吃惊：怎么批的和我们说的一样？于是，我每天要干的就是回顾自己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 他们还要我交代还有谁是五一六，这些我可实在交代不出，幸好他们也没有过多地追问。我只是看到，五一六一天天地多起来，往往某个人前一天还在专案组，第二天自己也成了五一六。还有，一些前一阶段比较活跃的人物，比如造反派头头，这时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把很多人都说成五一六，于是自己便轻松了。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例子，例如，有一个同事也被说成五一六，他无法辩解，就想了一个回答。他说：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有一次来我校（这是事实），他就是那一次被王关戚叫去个别谈话，由他们发展为五一六并且单线联系的。这个回答的妙处在于，此后他可以随便回答，反正没有对证，运动一结束，自然一风吹掉没了事。这种方法，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出的。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某论坛看到一个穷凶极恶的毛左说：文革中挨整的人总还是有问题的。这种话纯属丧心病狂。根据我的观察，在各次运动中挨整的人，既有原来政治上很积极的，也有原来工作中很有成绩的，还有原来平平淡淡不为人所注意的，可以说毫无规律可循。不管是谁，只要一旦受到注意，就逃不脱挨整的命运。如果按照文革的逻辑，当前论坛上的作品，无论新诗旧诗、散文小说，我可以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会被说成是“反动”的！在当时，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人写的诗，明明就是写景的，却被贴出大字报声讨。作者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甚至连郭沫若都不得不说，他的作品统统都该烧掉！
被隔离审查的日子是痛苦的。我的母亲已经年老，儿子刚刚三岁，妻子和我关系很好，这时都不能相见。我想念他们，更担心他们为我牵肠挂肚，这些思念整天压在心头，其痛苦可以想见。有的时候，不禁想到在清队中自杀的同事W，临死前和妻子泪眼相看却说不出话，他固然痛苦，他妻子岂不更加痛苦？有时候，我又想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同学，他们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发往边疆，远离亲人和家庭，我的命运是否也会如此？这时候的心情，简直是生不如死。 有一位同样经受过隔离审查的朋友，事后曾经做过以下几点回忆，转录在这里： “人是社会动物，人不能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如果你将人的社会性剥夺了，人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当时我被单独囚禁，暗无天日，不能与人说话，完全与外间隔绝，情绪极度下沉，非常痛苦,曾萌生自杀念头……这种剥夺人性的折磨，令我出现失眠、心律不齐、便秘、体重急降等征状。甚至令我萌生自杀念头。” “扣押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人可以很脆弱，生命可以无缘无故的消失”,“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一瞬间失去的时候才觉得是那么的珍贵，如阳光、雨水、吹风和月光等等。” “自己不断质疑是否人生所有决定都错了，才会落到这死胡同？作为知识分子一直努力，却落得这下场”。 我也是一样。隔离期间不能和人交谈，甚至连邻居的七八岁的孩子到我的房间来玩，对我都投以警惕和敌视的眼光。除去受批斗，受审讯和写材料，其他的时间只能独自沉思默想。有时看到墙壁上水迹形成的花纹，都会把它们想象为母亲或者妻子的面貌，伤痛不已。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失眠，头昏，有一次甚至一阵眩晕，从床的上铺跌到了床下。每当外出买饭或者做其他事情，看到阳光、月光和雨水，都会感到十分难得，值得珍贵。还有，我的性格本来比较活跃，喜欢和同事聊天，开玩笑，辩论，也曾被大家认为教研室里的“名嘴”之一。但是，从那以后，我变得寡言了，和人谈话往往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大家聚会时更是听得多，说得少，甚至对别人的发言感到厌烦，没意思。那时候，我很盼望有一次重新分配工作，如果有，我一定会选择去工厂或农村，彻底摆脱学校的环境！
我的专案组的成员们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也在观察他们。有些人是不得已被分配参加的，对这种搞法并不以为然。例如教力学的Ly，是一个红脸膛的胖子。平时，只要周围没有旁人，他就会笑眯眯地和我拉家常，说新闻；即使在批斗会上，他也只是应付性地说几句：“你有什么问题就说吧”。还有一些人，也是被分配参加（因为那时可用的积极分子实在太少了），却抱着一种受宠若惊，幸灾乐祸的心理，力图表现得积极一些。例如教外语的老Z，感兴趣的就是在批斗会上盯着我，每当我想坐得舒服一些跷起二郎腿，或者顶撞了工军宣队，他就要对我训斥几句，其实他为人还是不坏的。剩下的极少数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想要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了。例如，前面说过的首先对我发难的Ld，虽然同是北大毕业生，但是由于能力差，平时无所作为，这时便格外积极，但是他的能力实在一般，这时虽然趾高气扬，但平常也不过是躺在房间里，肚皮上放个收音机，边听边和女积极分子们打情骂俏。而教力学的Lj则比他能干得多，搜查我的笔记本，从中找出我“反对文革”的证据，就是他的杰作。Lj是山东人，其形象也酷似康生，眼镜后面一双充满了冷酷光芒的眼睛，一口山东话永远是训斥别人的口气。我注意到，每次运动中都会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是却善于创造性地理解上级精神，把运动搞得左而又左。基础课在文革中死人最多，Lj这种人恐怕脱不掉干系。但是，这类人在运动后又往往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照样受到重视。 王蒙在《中国天机》里曾经写道：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或她一无所长，业务上‘政治’上资格上学历上相貌上体形体力上都抬不起头来，一搞运动，原来他或她不能望其项背的名人高人头儿脑儿，眼看着被揪被斗被封杀，眼看着他们尴尬狼狈丑态百出，他或她是何等的舒畅啊。甚至于，这样的弱者还有可能在运动中得到组织的‘信任’，去看管训诫折腾被揪出来的能人名人高人，那又多么威风！ 我也看到过对待‘有问题’的人任意辱骂的人，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辉煌就是曾经掌握了对于什么什么‘分子’的专政权，专政之所以必要，不一定都是政治社会的需要，也还有个人情欲上的需要。” 这段话可以当做对Lj这类人的写照吧。 这个期间，有一件使我内心感到自责的事：有一个积极分子S，某天夜晚多喝了酒，骑着车在大马路上飞驰。对面开来一辆卡车，他竟然朝那卡车冲去，结果被撞死。据说，他的身体上没有什么伤痕，而内脏却被震得粉碎了。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我竟然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幸灾乐祸的情绪。我想，S平时训斥别人时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愚蠢的笑容，这次，他可能也是愚蠢地笑着朝卡车冲去，结果就……。事后，我很惊讶于自己的心怎么会变得这样冷硬了，那毕竟是个同事啊！而且，也是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变得神经质起来，看到感人的资料会有落泪的冲动，又往往在最不该笑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想要发笑，要硬压才能克制住。唉，这个时期，人都变成野兽了！
在这个期间，大约1971年秋季，我还曾经和其他一些人回到茶淀一次，参加那里的生产。回到茶淀，已经物是人非，一片冷落，公路不了了之，房子不再盖了，只是种种庄稼。在这里，每天忙的是干活，批斗会不大开了，但是心情并没有随之而好转多少。特别，随着留守人员的减少，人们情绪更加低下，工宣队也更加放任。讲述淫秽的笑话成了常事，男女关系也更为混乱。记得有一对野鸳鸯，男方是一般职员，女方则是高学历的副教授，他们乘着大家上工的时候，躲在宿舍里寻欢作乐。这两人被抓出时还曾经让人们惊奇了一下，觉得他们本来是很不般配的一对，但是问题出在那时，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整不出我更多的问题，只好开始放松，也允许我回家度过周末。见到妻子，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她安慰我说：“放心吧，我永远是你的”，然后尽量陪我出去游玩。记得就是在十一前一次游览八大处的时候，在门外看到了放大的林彪题字，而回到家里就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我们在惊愕之余，也感到庆幸和解气：文革中翻云覆雨的大人物又倒了一个！回到学校，我偷偷告诉那些还在隔离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从中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1971年秋季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也使得我们这些教师看到了一线希望。记得我曾经在所谓的交代材料里面写道：论起耍阴谋，我比不过那些权术家们；但是，到了讲台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这方面我自信不会输给他们！ 实际上，我已经深深怀疑无处不在的以职业论贵贱的理论。凭什么，一个人做了工，务了农，当了兵，无论年轻年老，无论文化水平，他就应该天然凌驾于众人之上，他的觉悟就该让大家仰望？在这种理论之下每个人的地位遭遇姑且不说，社会又怎能发展？我不能不怀疑，这是某些人、某些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用来压制批评，制造打手的理论。 果然，不久之后，对我们的控制全面放松，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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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2 23: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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