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

剪烛西窗

黎明之前

大约1974年初，基础课部解散，教师们分别被分到工科各系。这时，正值我校建起了计算站。我由于大学时读的是计算数学专业，所以要求去计算站并且得到批准。需要说明，想要去计算站而得到批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到了计算站后，才知道有一些同事由于出身或者运动中的等等问题想来而不可得，一些左派们只要义愤填膺地说一句：“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无法如愿了。

我到了计算站以后，主要任务是向各科研单位的人们介绍计算机的使用，并且帮助他们上机，此外也要承担各种科研任务。1975年，上级交来一个任务：在PDP-8小型机上实现数控线切割机的加工程序，仿制日本富士通的一个软件。他们分配一个小厂负责研制PDP机，738厂和我校负责软件研制，我被分配参加研制并担任我方的负责人。开始工作以后，我们了解到复旦大学有一个类似软件的编译程序，就决定到复旦去求援。我们在复旦拿到了他们的编译程序，虽然和我们的机型、代码不同，但是读了以后了解了思路，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件工作引起了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兴趣，文革结束后由他们牵头，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关于数控线切割机床加工软件的交流会，出版了几本书，包括我们的工作，为此，我还被借调到出版社一个时期，负责这些书的编辑。

顺便说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我们出差上海时，曾经顺路到苏州游览。下了火车，先到旅店登记处去排队，等待分配旅店。轮到我们的时候，738厂的一位同志出示了工作证。那位负责分配的工作人员就把我们分配到一家小旅店。738那位同志问：“前面的人都是分到大旅馆，为什么把我们分到小旅店？”那位工作人员回答：“你们不是工程师吗？你们知识分子爱安静，小旅店有单间啊。”我们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想不到这里还这样尊重知识分子！确实，当时的大旅馆都是大房间。我去上海时，曾经住过地下室，一个房间可以盛下上百人；去广州时，有些旅馆房间里都是上下铺，对旅客不分男女，一律按来到的次序安排入住。能够住到带有小房间的旅店，真要感谢苏州的工作人员！

来到计算站，我全心投入业务工作。这个时期与工军宣队们也较少接触，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插手具体工作。但是，心情也并不轻松，种种事情沉重地压在头上，压在心里。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正在梦中，忽然觉得床猛烈地摇动，还听到同宿舍同事老B的焦急喊声：“西窗！快起来！地震了!”

我一骨碌爬起身，和老B一起匆匆逃出室外，逃出楼外。大操场上陆续站上了不少人，大地还在摇动。有的同事急忙赶去实验室、机房，有的则无奈地等待着天明。因为仓促，不少男女同事还穿着内衣内裤，只好等到地震暂停时跑回楼里，取出必要的衣物。

天亮了，我乘着早班车（幸好，还有公交）赶到母亲家里，发现母亲的住房已经倒塌。她说：昨夜地震一起，一扇山墙就向内倒下来，幸亏墙下正好是一座大立柜，挡住了这面墙，……险啊！

等到母亲所在的街道开始搭建防震棚，我又赶回西郊自己的家。妻子单位已经在大操场上开始搭建防震棚。同样，我们学校也建起了防震棚。此后，我就来往于三处的防震棚里。

几天以来，余震不断，大的余震同样可以使人感到头昏目眩。防震棚里面潮湿，拥挤，有一次，一个人夜里起来方便，不小心摔了一跤，旁边的人在梦中惊醒，惊呼“地震了！”把大家都惊动了起来。有时候，我和妻子，还有她来京出差的姐姐就睡在大马路旁边，新华书店的门口。那里是一片水泥地，正好睡觉。后来，很多人发现，有一座楼里住了一位地震学家，他坚持不住防震棚，说是要忠于自己的理论。于是，我们每晚就去看他的窗口，只要那里还有灯光，我们就回家去住了。

有几次，我因为值班晚上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夜里，我被有节奏的、很像钟表走动的声音惊醒，找来找去，原来是一把锁挂在桌子的抽屉上，由于摇动而持续发出响亮的声音。

除去开始的几天，大家还是在上班的。各种传闻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有亲人好友死于这场灾难。但是，大家记住的还是关于幸存的好消息,例如说，某个人要去唐山出差，因为没有买到车票，躲过了一难；有几个人出差到唐山，原定28日回去，他们买了很多肉（那时供应是极为紧张的），因为怕肉坏了，就坐在旅馆外的树林里聊天，结果幸而生还。还有人传说：北京、西安，这些古都都不会有大地震，等等。这恐怕也反映了人们还是期望美好吧。

可恨的是当时的报刊，不但不报道真实消息，反而继续，甚至借此加紧鼓吹四人帮的一套。还记得他们引用洪秀全的地震诗：“胞们宽心乐逍遥”，真是恶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件事情给人们带来了极大震动。在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人们心中仅有的的一点希望。我记得，1975年董必武同志逝世。当广播中传来哀乐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脸上都变了颜色，因为那时早已知道了周总理身患癌症的消息。等到听到广播是董老逝世时，大家又松了一口气。这样说似乎对董老不敬，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周总理逝世连同邓小平挨批，给人们的印象是：完了，没有希望了。所以，其后的十里长街万人夹道送总理等等，都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反映。

其实，人们对于邓小平复出后整顿工作被否定直到周总理的逝世，早已满怀怨气。胡耀邦在中科院工作120天，切实地抓了“五子（票子、房子、妻子、儿子、火炉子）登科”，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大得人心。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左派们发言时，下面嘘声一片。还有人递条子说：不认识被批判的胡耀邦、李昌等人，希望他们站起来让大家看看。李昌起立时（胡耀邦没有来），下面竟然热烈鼓掌。大会进行中，人们纷纷跑到场外休息，致使记者们要想拍照，竟然找不到相对满座的区域。

大约从3月下旬起，就陆续有人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到了清明那几天，广场已是人山人海，花圈、挽联、诗词，到处都是。在学校，我们也是用各种方法表达对于周总理的哀思。记得同事老李写过一首词，前几句是：“日无光，月无光，遍地哀思遍地霜，巨星陨东方”。晚上，我们没有回家的同事经常聚集在办公室，共享这些诗词，还有人为邓小平再次遭到打击吟咏张元干送胡铨的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我那时住在西郊，平时很少去天安门，我们的邻居经常到那里去看，抄录了不少悼念周总理，抨击四人帮的诗词，回来后就与我们共享。临近四五的几天，又出现了收缴花圈，破坏现场的情况，更加引起群众不满。四月五日当晚，我乘车经过长安街，特意在中山公园站下车看看。下车以后，刚好听到广播吴德讲话，要大家离开广场。我看到，中山公园和文化宫大门内已经都是武装人员，门外又有不少运送他们的大卡车，广场上仍然喧腾。我转了一圈，看看情况之后就回家了。事后知道，就在当晚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武装人员野蛮殴打广场上的群众。在此之后，再一次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情况。

在学校里，工宣队开始“清理谣言”，要大家交代听到过和传播过哪些“谣言”，从哪里听到的。但是，人们纷纷用各种形式来对抗，例如有人说：谣言嘛，听到过，是在公交车上听人讲的，是谁讲的不认识。有人说：在公厕里听隔壁女厕里面的人讲的，我总不能跑过去看看是谁吧？党支部书记L很关心我，他私下问我：会不会在广场上被便衣看到过或者拍照过（确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揪出”的）？我说：不会。他说：那我就放心了。工宣队还要大家交代曾经抄出过的那些诗词的作者，于是，小赵写的诗，我们就说是赵朴初写的；老刘写的诗，我们就说是刘伯承写的，工宣队员们也无可奈何。那时，确实也在流传着不少诗词，例如有一首据说是刘伯承元帅赠给邓小平的诗大约是这样的：今日方知蜀道难，□□□□为轩辕。太行月下共思论，卧龙跃马定中原。贵在功成身不退，拼将白首挽狂澜……。这个当然很可能只是传说，刘帅的诗不会如此蹩脚，但是却反映出人们对于邓小平的期望与肯定。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基层相当多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还有传来的康生讲话：今后要根据思想来划分阶级。学校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们也感到紧张。738厂的一位女工程师看到我们彼此议论，惶惶不安的样子，好心地建议说：要不，你们今后就到我们厂来办公吧。我们只有苦笑：那怎么做得到！但是，这位好心人的话，我却一直记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首先是来往密切的同事向我透露：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是谁抓的他们，担心这又是一场内斗，会不会是毛远新之流年轻的更凶恶的极左派上台。后来，终于听到抓他们的是老干部们，大家才感到欢欣鼓舞。那时担任我校一把手的某某也在一次会上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于确认了这一消息。其后，就是正式公布四人帮倒台了。

老党

那一段的过往，您叙述出来特别有味道，脉络清晰，助人回忆。

-听雨

阅读了西窗老师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九七六年，三大伟人相继逝世，加上唐山大地震自然灾害，确实是黎明之前。据说邓小平三起三落，他的第三次被起用让大家又看到了希望。粉碎了四人帮后，结束了十年动乱，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人们怀念周总理的场面，就是在“十年长街送总理”里感受到的。没有经历那段历史，对这些的了解只来自书本。

浪淘沙

一段难忘的历史！{:soso_e160:}

剪烛西窗

感谢各位！请来诗词版玩！{:soso_e160:}

子曰

想不到西窗老师竟然是工科的！看来现在的分科教育毁人不倦啊！

剪烛西窗

子曰 发表于 2015-3-15 22:45
想不到西窗老师竟然是工科的！看来现在的分科教育毁人不倦啊！

是的，分科教育弊多利少！

侯诗杰

您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份历史档案见证。

剪烛西窗

侯诗杰 发表于 2015-3-18 10:13
您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份历史档案见证。

是啊，经过劫难，见证了历史: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