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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笑话 荒唐的文革中，各种政治笑话不胜枚举。几年前，我在四海艺文论坛担任水版首版，曾经收集到很多这种笑话。但是，这里只讲述我亲眼见过或者听到直接当事人说过的几个真实的的荒唐事。
1969年“九大”时，军宣队员宣读报纸上刊载的代表名单。他读道： “……洁亮。” 有人纠正说：应该是浩亮。那军宣队员笑道：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
大约同一时间，我妻子的表弟下乡学农。回来后，他对我们说： “队长鼓励我们：‘有成分，不唯成分论。你们看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出身富农，可是人家本质好啊！不是照样当英雄吗？’” 我们猜了半天，才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面少剑波有一句唱词：“他出身雇农本质好”。那队长肯定是把“雇农”错听成“富农”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工宣队员在全校大会上宣讲形势时说道： “尼克松来访华了，要和我们谈判了。大家不要受蒙蔽，抱幻想，要知道：什么叫外交谈判？就是互相欺骗！” 我校有一个系级干部是老革命，而且曾经留苏，建校时从军工部门调到学校。工军宣队强迫他承认自己是苏修特务，几天不许他睡觉。他受不住了，就说： “好的，我承认，我是特务。” “你真是苏修特务吗？”工军宣队们追问。 “不是，我是中统特务！” 工军宣队们大为惊喜，连忙追问。那干部说：“真的，我填过中统登记表。”于是就画出了一张表格，还说：这表格现在存放在东北边境地区某个档案室。队员们于是暂时不再提审他，而到东北去查找这张表格。当时正是冬季，交通不便，条件恶劣，一路上吃不饱睡不着，吃够了苦头，才找到这个地点，拿到这张表格。看了一下，各项都和那干部所填的相同，但姓名却是另外一个人的。他们回到北京再审问那干部。他说： “是啊，填表的那人才是真的特务。” “那你怎么能知道这表格的形式？” “我在解放区是专管审查特务的。” “你为什么欺骗我们说是你自己的表格？” “我太疲倦了，想让你们也尝尝睡不着的滋味。” 工军宣队们气得要死。但是那干部已经设法运动回到他原来的军工部门，立即离开了学校。
这是一个同事说的：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军宣队首脑拿着秘书起草的稿子，拿腔拿调地读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台下响起了窃窃私议的声音。首脑疑惑地看看台下，又看看讲稿，确认没有读错，于是重重地重复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台下仍然在私议，首脑不再理睬，翻过下一页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连忙高声补充道： “吗——”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妻子的单位：有一个研究人员，生性迂阔，说话总要讲逻辑，被同事们戏称为“蠢人协会会长”。文革开始，学习林彪讲话时，他发言说： “林副主席说得对：‘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比如林副主席如果反对毛主席，我们也要……” 于是立刻就被揪了出来。他还委屈地说：“我这话有什么不对？不是说谁反对毛主席都要诛之讨之吗？”
我们单位的故事：有一次学习一个模范的事迹。那个人有一句名言：“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一个同事问道：“毛泽东思想不是气体，不是液体，更不是固体，怎能融化在血液中？”结果被迫检查。
还是我们单位的事：有一个教师，在学习“一分为二”时发言说：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因此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于是遭到了长时期的批判。军宣队首脑还曾经在大会上愤怒地批判说：这要是发生在部队，我一枪毙了他！
我校的一个学生问工宣队员： “师傅，‘知识分子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这句话对不对？” “这是谁说的？”工宣队员警惕地问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学生回答。 工宣队员松了一口气，立即大吼道： “什么伊里奇？反动！”
我的妻兄出差回来说：湖南某市的火车站前准备建造一个火炬。模型造成后，各路领导前来审查。军宣队领导说：“火焰的方向怎么飘向东面？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这不是说西风强过东风吗？” 设计师连忙说：“那就改向西面吧。”工宣队领导说：“向西面？我们东面可是小日本，你是说日本人的风强？” 大家纷纷议论：北面有苏修，南面有印度，最后只好决定：火焰直接上指。火炬建成后，旅客们走出车站，不禁感叹道： “湖南人吃辣椒真是全国有名啊，车站外面就是个大辣椒！”
我认为： 教育文化科技部门的管理者，应该是懂得教育文化科技的人。 不要相信，有这样一种部门、一种领域，凡是进入了这种地方的人，就会成为至高无上，无所不知的人。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在初中时是要好的同学。初中毕业后，一个人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另一个人进了工厂。经过七八年、十来年，前者成了教师、技术员，后者成了老工人。于是，文革中后者就作为工宣队员对前者实行“专政”了。这不是他娘的笑话吗？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遭到全面践踏的时候，侈谈某些人的“阶级感情”，似乎某些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了崇高的品质，只能是欺人之谈。 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值得尊重的。我想到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干部，其中一个是原来的同事老H。他曾经是中法大学的学生，文革前在我校担任党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他当然也被打倒，但是因为他身体很弱，而且平时和学生接触较少，所以不久就被弃置不问了。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妻子姨母的家里，和他家相距很近，所以常和妻子到他家串门。他的夫人老W也是一位老干部，和善而且爽朗。他们都欢迎我们常去聊聊，而且经常委托我为他领工资、报销医药费等等。对于H，我过去并不熟悉，只知道他书生气很重，每年会给大家做一两个报告谈国际形势。这时候，每逢我们谈到群众中对当时形势的议论，他就会兴奋起来，枯黄的脸上也泛出光 ，说道： “是啊，是啊，我们过去在‘海燕社’读书的时候，马克思就说过……” 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老H，我就会说“他笃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老干部，我是敬重的。他们之所以值得敬重，正是因为他们有文化，能够从道理上认识问题，因而也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只能把中国拖入深渊，万劫不复。 我在《不堪回首》里提到的Ｌｘ，自己在被监督劳动的情况下不忘批判罗斯鼎。还有Ｈ，由于不能从事专业而经常痛哭。这种人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引用谢泳先生的几段话： 谢泳说：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谢泳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谢泳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谢泳说：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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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7 0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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