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奕奕的小说《风筝,从这儿起飞》,很有感触。我也回忆一下我的中学生活中的两件事。
一
1955年,就在我们准备高考的时候,肃反即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起初,我虽然也看了报纸上批判胡风集团的各种材料,但总感到这些事与我们无关。不料,高考刚刚结束,我们全体高三毕业生就被召回学校,参加肃反运动,并且要求每班必须揪出一个“反动”学生。有的同学家在外地,高考后已经回家,但是学校说:如果不回来参加运动,高考的成绩就宣布无效。他们只好匆匆赶回来。 在领导的部署下,我们高三乙班揪出的是同学W。我和他不熟,平时的印象是:他有些女里女气,说话带有娘娘腔,喜欢西洋音乐和所谓带有小资情调的新诗。甲班揪出的则是一位短跑运动员T,好像平时脾气比较急躁,爱和人争吵,会说一些牢骚话。两个班都连续开了几天会,批评各自的肃反对象,也互相参加别班的批判会。在会上,大家大声疾呼,高呼口号,揭发他们的种种劣迹,质问他们是何居心。他们两人与胡风集团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之间,原来是可以这样恶言相向的!我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正常,而只是觉得新奇和一丝隐隐的恐惧。 这两位同学遭到批判之后,自然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又被允许上大学了。后来听到的消息是:W在那以后回到了家乡天津,在街道工作,没有再去读大学。而T则更为悲惨,他去了大学,在整风中对肃反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于是又被打成“极右”,其后的命运则不得而知了。 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严酷诡异的因素已经渐渐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是基督徒,于是老师便布置一位和他来往较多的同学,监视他的言行。那位同学到他家去过多次,看到他家只有老母亲,生活异常困苦,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言论,便把这些情况悄悄告诉了我们。还有一次,一位同学来找我,很秘密地和我商量:我们的语文阎老师讲课是不是有问题,该不该揭发。起因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学习了一篇课文古诗《羽林郎》,其中说到羽林郎冯子都调戏酒家胡女,“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而胡女的回答是:“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然后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按照课本上的解释,“不惜红罗裂”这两句的意思是:我(胡女自称)不惜把你的红罗撕裂,更不要说让你轻贱我的身体。而当时俞平伯先生恰好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首诗。他认为,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胡女客气地对冯子都说:君不惜撕裂红罗来赠给我,我又何惜自己轻贱的身体?然后转到:但是“男儿爱后妇……贵贱不相逾”,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一种委婉但又坚定的表述。阎老师在讲课时同时介绍了这两种说法。这本来是一种学术讨论,但是,随着俞平伯先生由于《红楼梦》遭到批判,他的各种言论也被认为都是错的、别有用心的而遭到批判,所以那位同学才来和我讨论老师是不是有问题。还好,经过我们两人的商议,觉得阎老师一向很好,这次讲课也不算什么问题,于是终于停止了揭发老师的念头。
由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那时,我们已经逐渐在接受一种教育:要时刻警惕身边的人和事,对“反动”的思想和言论要及时发现并予以揭露。学校还多次号召我们:对身边的“坏人坏事”,主要是指所谓“反动”的言论进行揭发,最好写出书面报告。这样一种教育,我在小学时是没有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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