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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我的诗生活2012-10-30 09:4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影响力——诗话中国 梁平篇
梁平:我的诗生活
问:王西平,1980年生,在《星星》、《诗歌月刊》、《民族文学》、《诗林》等刊物发表诗歌若干,有诗作入选《中国诗典(1978—2008)》、《非非评论》2009年选本、《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以及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2009年中国诗歌年选》。系《核诗歌小杂志》主编、《黄河文学》杂志首届签约作家,某媒体记者。
答:梁平,1955年12月12日生于重庆。当代诗人。先后毕业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生专业。1975年下乡当知青,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重庆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秘书长、《红岩》杂志社总编辑。2002年1月,从重庆调入四川,担任《星星》诗刊执行主编、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诗集《山风流人风流》《拒绝温柔》《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琥珀色的波兰》(中英文对照)《诗意什邡》《巴蜀新童谣100首》《远与近》(波兰版)《三十年河东》《家谱》等10部诗集。长篇小说《朝天门》1部。吕进、蒋登科编著有《梁平诗歌评论集》。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梁平 遥想与记忆
问:说说您出生的丰都吧。再谈谈您的家族背景吧,以及父亲和母亲。
答:丰都不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籍是丰都,我曾经在一首题为《丰都》的诗里写到过。丰都是古代小说中的鬼城,非常遗憾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总是阴差阳错。但是我很多次梦见过丰都,似是而非,即清晰有含混。我父母出生在那里,大概是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家族遭土匪袭击,就跟随我的爷爷举家到了重庆。那时他们很小,我父亲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去了当时的国民党21兵工厂(就是现在的长安厂)当童工。母亲很漂亮是童养媳指定到的梁家,我父亲在他那一辈是老大,所以母亲跟到了重庆,随了我父亲。父母亲很小的年龄就颠沛流离,没有什么文化,后来一直在厂里当工人到退休,二老均八十有余身体尚好。
问:在《重庆书》中,您表达了对一个城市的缅怀,在您的记忆中,有哪些是事和人是永远逝去的,以致于让您如此缅怀呢?
答:重庆是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在《重庆书》的自序里特别强调了“我不是对这个城市的缅怀”,而是在对这个城市几千年历史的追究、对这个城市的血缘以及我的血缘的指认,勾画出我所以为的城市精神。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生长的地方必然给这个人留下精神胎记,而这个人无论在哪里无论生活得怎样都不应该忽略或者责备自己身上的胎记。
问:1975年,您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那个地方叫五里坡,从地图上看,周围是猫儿山、狮子山、鹅蛋山、鹞子岩、肖家坡、一碗水,您还提到过猴子山……很有趣的名目。说说在五里坡的生活吧。
答:那个叫五里坡的地方是与我的青春同在的地方。我当知青已经是知青运动的尾声了,因为不知道有多么的苦,所以下去的时候还是很激动,估计这样的激动和青春有关。我下乡的地方是川东的江津,长江流经这个地方成了个“几”字,很有点意思。江津在明朝出了个辅相江渊,大学士,虽位高饱学,却一直没有成为朝廷的重臣。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也是一个大才子,后来落难在江津红墙院落魄潦倒,靠卖字为生。江津的五里坡实际就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地形,整个大队几乎就是一条五里长的半坡,田少土多,一年有半年时间吃红薯和玉米,红薯出来吃三个月,玉米出来吃三个月,所以现在城市里的人时兴吃这两样杂粮,而我,只要一看见就满嘴冒酸水。那些名字都是因为地形而来,川东属丘陵地带,小山包很多很常见,一个山包一个名字,有的有故事,有的没有故事,如此而已。
我在五里坡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分给我住,土筑的墙,隔了个小间砍了两根树,去稍去枝去叶,在土墙上穿两个洞,钉几块木条,堆一大堆稻草,铺上席子,就是我的床了。那时没有电,一盏煤油灯伴我春夏秋冬。我在那间屋子里因为没有书看,把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几乎翻“泡”了,后来估计比原来买的时候要厚了几倍。农活很苦,但是没有多久就把我调到“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搞宣传,写表扬稿、刻钢板、编战报。干这份差事,我常常想起《红岩》里写的那个地下党员成钢,就是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的那份《挺进报》,就觉得很有点成就感,呵呵。
问:您曾经带着儿子到当知青的地方去过年,用您自己的话讲“说是过年,实际就是带着他在我当时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去走了一遭”。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五里坡有什么变化呢?
答:带儿子去我原来下乡的地方是我一直存有的一个念想。家族里几乎连在农村的亲戚都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儿子对农村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应该带他“走一遭”。30年前的五里坡我原来居住的保管室还留下残垣,好像已经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了。因为离县城很近,区域划分已经成为江津区主城区的辖地,尽管那里有了比较规模的产业区,原来的模样几乎荡然无存,但是五里坡还在,那里还有我接任指挥长主持建设起来的一个水库,至今碧波荡漾。灌溉依然,还为城里的人增加了一个休闲去处,有了“农家乐”,有了小船,可以观光、垂钓。
水库涵洞口的石栏上还留有我在那里留下的一副时代痕迹很重的对联,上联是“汗水浇灌创业志”,下联是“铁臂开出幸福泉”。这是水库落成的时候,涵洞口按照惯例要有个对联,我是指挥长,三年吃住在工地上,当然要我写两句,于是写了,拿了张报纸用毛笔写了,再由石匠把它拓刻在两边的石栏上。那年,我24岁。
问:带着儿子去五里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认为这是一次自我“复苏”之旅,还是让儿子去印证和穿越一个叫“梁知青”的“过去”?
答:没有那么崇高的“复苏”之旅,就是想去看看。儿子的最大收获我无从了解,但是当时几岁的儿子,居然现在对那次的“过年”记忆深刻,我以为够了。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据说第一首诗就是发表在《工地战报》上,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还记得那首诗大概的意思吗,能否晒出来让大家看看?
答:现在看来是不是诗都无所谓,如果自己以为在写诗了是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读唐诗宋词,懵懵懂懂,也开始四言八句的凑,凑个顺口。而且劲头很足,自己写了厚厚的两个笔记本,只可惜在人生的无数次转迁中弄丢了。刚下乡就上了在猴子山改田改土的工地,后来看我的字写得好,就叫我在工地上编印《工地战报》,这比抬石头要轻松得多。我也很珍惜这样的“器重”,就认真编报,往往要配合版面就得填充一点四言八句,所以也没有什么刻意,有了“天窗”就自己补上几句。其中有四句“层层梯田铺稿签,滴滴汗水写诗篇,贫下中农创大业,公社处处涌诗泉。”这份战报后来被来采访的四川日报的记者看见了,我记得当时他以很惊讶的神情望着我,这真是你自己写的呀?我说是啊。然后他回成都没多久就把这首四言八句的“诗”发在了四川日报上,一个字未改,取了个名字叫“公社处处涌诗泉”。这就应该算上我的第一首发表的诗吧?我没有觉得把这首诗拿出来晒有什么难为情,这是一个人的印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己走的路,无论姿势怎样,自己必须要记得。
问:您将自己九十年代的诗歌,定义为“简单、尖锐”,并将这一特点归结到“小时侯留在脑子里的重金属的轰鸣”。“金属的轰鸣”这怎么讲呢?这种时空与时空的穿插,以及诗歌与物体的对应,跟您的出生环境有关吗?
答:我是在长安厂长大的,长安是大型兵工企业,当时制造重机枪。我的母亲在靶场工作,于是我有机会经常带去靶场,看新枪的测试。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靶场的叔叔们违规地弄去打过机枪。靶场的机枪都是固定死了的,只需要上前勾动扳机就行了。那时没有护耳耳机防震,只是在耳朵里塞些棉花,打了下来耳朵里会长时间保持轰鸣。尽管我很兴奋,但是我母亲骂了我和我身边的叔叔们,十分坚决地制止了我的这种冒险。很奇怪的是,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我会时常想起那种感受,时常梦见自己在靶场。我喜欢这样的刺激,喜欢这样不绝于耳的尖锐和简单。后来写诗了,后来在诗歌里的尖锐和简单,我以为与这个绝对有关系。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制造这样的效果。
问:如果将您的年龄以十年作为一个单元,那么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哪个阶段对您的成长甚至一生影响最大,为什么?最好以影响的特别事例来说明。
答:无疑是下乡的那些岁月。应该说,上山下乡尽管这样的运动后来遭到了质疑,但是一个年轻人突然被放进一个落差巨大的环境去生活,一切让你自己去面对,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对于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作为人的个体意识的自觉。我是十八岁下乡的,城里长大的孩子,那个年代的兵工厂是很吃香的,生活也苦但是比起大多数孩子来讲,又是优越的。下乡以后,我不再是父母最疼最爱的宝贝了,我开始以一个独立的成人,独立思考,独立生活。我不是支边的知青,没有集体生活,最简单的事,比如一顿饭煮不熟,半生半熟也得吃。比如买一下块肉,刚煮在锅里闻到肉香,就开始拿刀子一块块割下来放在嘴里,没等到肉熟就看不见肉了。自己在生产队里的工分是自己年终的报酬依据,知道自己的工分不公平,不能去向爸妈告状,没有人出主意,只有自己独自在夜里想好一大堆理由,第二天找队长评理,直到说服队长把自己的工分提高。从此我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的生存必须得依靠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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