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1 10:02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六章我看“文学不再高姿态”

   近观报纸上一篇文章，作者在摘选《王蒙文存》中论点和论据之后，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不再高姿态。”该文大致情形如下：
   1、“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针对上述现象，王蒙先生指出，那种愤懑文学是“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的，并认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里面，“文学必须被排挤到边缘去”等观点是悲观的之后，即刻亮出了个性观点：“中国曾经重视文学，那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现在，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文学不再具备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甚至于不再具备那种煽情的作用……”(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果说，上面“文存”中所阐述的现象及其描绘的社会现实，是对当下文学“悲观”性的专业化认识，而且都是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依王蒙先生的分析思路，尤其得出了“文学不再高姿态”的结论，也的确够得上新奇和卓见了。
   新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在文学形式及其内容上，是否就只有作者分析的那样一种事实呢？若换个角度思考，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在“革命”成功之后，在而今人文环境之中，上文概括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体现在社会文化和民族精神上的一些“不景气”现象，或许正是源于当初革命阶段在文学理论上某种狭隘而偏颇的认识所造成呢？对于如此并非复杂事实上的关联化质疑，“文存”作者不知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故意避讳，也就不再展开探究了。
   另外，单就某一类事物的性质而言，譬如：“神经”的存在情况。其客观事实是这样的：“神经”在动植物机体上最为发达，仅以人类感觉神经为例，“用进废退”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那么，其中“废退”化了的神经，究竟是完全被吸收而转化成了其它组织细胞呢？还是基本组织其实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有一部分基础细胞，发生了异化或突变罢了。其实，如此追问和疑惑，只要再进一步深究，并不难得出客观事实样结论；再者，若能够进一步追究，即：所谓“异化”和“突变”的东西，是否都必是进步的、成功的玩意儿？是否“异化”“突变”的一定会较其之前的组织神经的机能更为优秀了呢？针对这样一些质疑、困惑性问题的解答和研究，大概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及其科学事实，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艺性话题或社会化课题了。
   所以，进一步想问一下：发展经济是否也是/也有“革命”（因素）？是否唯有政治革命才能有文学“神经”上的敏感？文学是否只崇尚“革命”二字？在诸如此类问题上的探讨和思考，不但有可能会达到个性与共性方面的文学思想性统一；进而，还可以在此大言不惭地指出，唯有如此广泛性思考和社会化探究上局面之形成，而非某种格调单一压力下的众口一词或溜须吹捧，才有可能发现和探明艺术文学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他们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上的相互作用与价值意义。
   2、“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也没有了。”(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若把上面一句话作为“文学不再高姿态”的一种说法或阶段性依据。的确，可以令当代民众及其关注社会未来的学者们，都哑口无言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说法和依据里面，若还能够生发出来某些“神经”性压力的话，其实，本该把这些归纳分析和结论性的堪称“压力”的话语，放置在有着“作家”“艺术家”“文艺大家”等头衔的人物当中，并且无论作为一种探讨、评价还是当成批判、棒喝均可，而不应作为现今大众文化生活中“文学不再高姿态”的口实和判断。
   在“文存”中，把鲁迅先生依然视为“精神导师式的作家”。而且，在上述话语后面，针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成因，归功于“前革命时代”的特殊氛围，并热情地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之下，文学就是那个风，起码是风之一……”。由此，作者又直言道：“现在，文学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高姿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呜呼！这是正常的。不知道要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优秀的作家圈子及其群落里面，才刮得起“这是不正常”的文学之风？
   3、“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这样一段话，尤其使人不容易理解，但却是让人们特别容易做出明确选择的一种观点或说法。不容易理解的是：既然“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主，都不能保证文学质量”。那么，究竟什么能保证文学质量哪？如果类似的诘问，尚且没有明确的结论和答案。那么，仅凭这样一种观点或说法，又因为该言论者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高大上”之影响。于是，我自己就首先在此高呼：“不要开放了！不要言论自由！不要民主吧！好让文学质量尽快提高起来啊！”因为，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质量文学”崇尚者，并把那种能够保证“文学质量”的人类社会，当作毕生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生活。
   经过上面“断章取义”式学习和思考后，眼下尚且还能有一点“自由意志”的我，已决定马上就去购买一本“不再高姿态”的当代文学代表性新品和杰作《青狐》了。
附注：上述引用文字见于2004年1月19日《山东商报》20版，文章标题《我为何书写“性”（王蒙回应〈青狐〉风波）》。
（2004年元月20日草。2014年5月修。2015年11月整修于济南。）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七章读傅光明先生《书生本色》的启发

    傅光明先生的《书生本色》一书，时断时续地读着。受其内容启发，重新拿起了老舍先生《文学概论讲义》。
    说起来，老舍先生这个小册子，认真读习已有三遍之多了。大学时，初读的感觉，已很了然；毕业后重读，更记不得多少；而今读来，才发现老舍先生文章中许多认识和思想，早已根植头脑中了。
    文字的功用与文学是两个范畴上的东西，或讲在形式和内容上处于不同层次。一个是工具，或说是一种材料，如同红、黄、兰、黑的染料；而另一个是学问，或直讲为艺术，如同用不同色 染料，通过构思和搭配而成就的绘画作品。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被广泛认可，只是充当着“传经布道”的工具，特别在文学理论上，文学始终徘徊在文字功利用途上，未曾上升到绘画和音乐那样“纯”艺术欣赏的地位。其实，也正是因为文学这一地位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执着艺术情怀的人们，在文学创作上始终找不到“北”，并且也让那些无论先天的才子或是后天的能人们，其生平，或落得自惭形秽，或成了离经叛道的罪魁，或变本加利地作了帮闲和抢手，或懵懂间被遭疯癫与戕害。当文学及其定位在概念和定义层面都不能明确的时候，一旦遇到社会管理局面松垮迟滞之际，所谓文学作品，极易演变成为撩拨原始本能、迎合世俗胃口或者故能玄虚的欺人和自欺，甚至于用颠三倒四的字句排列，来张扬或充当貌似的创新。
     “象牙之塔”“为艺术而艺术”在生于五六十年代一波人的印象中，已是被批倒批臭的东西。然而，抛开这种“定格文饰”或讲“固定思维”，若用心去探求此话语原创者的动机和论点。于是，人们将会不难发现，其中耐人回味、催人奋发、号召人们去自尊/自重/博爱的情愫，仿佛要比照本宣科或不假思索的一味去迎合、批驳或颂扬，都来得更多了一些发自肺腑的愉悦和沁人心脾的慰籍。
    其实，人们无须劳神于争执是否有“纯”艺术的存在，仅仅是谋求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凡超越自然存在的一切基于人类个人或群体的创造物，无论其为文字、音乐或色 性的作品，还是石头、钢铁或化工型的伟业，我们完全可以都视其为纯艺术性东西，并以此来赏玩品鉴。而且，在这里，不该有派别、民族、地域文化或信仰上的禁忌和避讳；在这里，人们只是渴望欣赏到不同观点、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的思辨者，给予各自必有立场的展示和表演罢了。毋庸置疑，文明社会，快乐人生，都希望搭建起来一个在格调情怀上“姹紫嫣红”样式的文艺舞台。
    上述看似单纯舞台性的描绘和期盼，如果始终不会出现。那么，广泛民众得不到知识阶层或经院学者或时代精英们，对于这一世界及其各色角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理解和认识，尤其又无法分辨这里面诸多“理解、认识和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之际，由此，随后而来的只能是某一种“异化”文明国度的崩溃或消亡，而且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文明的民族，也必定逐渐沉沦而失落。
    单是在汉文化生活中，就曾经有过太多的怯懦和沉默，有着太久的旁观和冷漠，更不必用“太多”或“太久”的话语，去揭示或评述类似“刚愎自用/盲信盲从、孤芳自赏/妄自菲薄、雍容大度/小肚鸡肠”等明显两极分化及人格分离样的个性品质和人物特征，以及伴随的社会乱象……而类似这样的人格矛盾和生活形态，亘古至于今，已经给予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危害、灾难和恶果，何其残酷啊！
    综上所述，仅是我个人在读罢傅光明先生《书生本色》后的一点启发吧。
（2002年12月草，首发2002-12-07 20:44《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重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八章追念闻一多先生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甲申年，屈指算来，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或许农历闰二月缘故吧，近几日寂静夜里，尤常听到布谷鸟一声声刺穿长空似的鸣叫。偶或路过郊外，一片片一垄垄低矮的麦禾，已见到了黄澄澄金灿灿的硕果。
　　济南的天气，今年格外有些特别。往岁此季的干风热浪，变成了似江南样的和风细雨，更奇特的每每于夜深人稀时候，空中便会飘下一阵骤雨，让白昼平添了几分清爽和亮丽。
　　天气的爽朗，温度的适宜，即使八小时忙得不亦乐乎，入夜寂静时，却仍不愿睡去。于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平装书《古典新义》（作者闻一多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一版）阅读着。
　　过去在朱自清和周作人两位老先生的追忆文字中，约略晓得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文献的考据学方面造诣颇深。只可惜，闻先生做学问，对自己要求的过分苛刻，许多研究成果未曾结集成册，人已喋血街头了！
　 十年前，济南市区一所百年老校图书室搬迁，许多注销书被当作废品处理了。那日，中午下班回家，听父亲提到这事，我赶紧跑过去，在一间废弃大教室地面上一大堆书里，挑选了一麻袋零乱的旧书，其中就有手边的《古典新义》（分上下两册）。
    《古典新义》读来十分吃力，不仅是其中生僻字颇多，主要原因是闻一多先生对于汉朝之前经书章句的注释解说，也是旁征博引、古色古香。所以，非饱学精古之士，如吾浅尝辄止之徒，虽有狼吞虎咽的情趣和野心，却苦于无从下口。
　　本文标题《追念闻一多先生》，虽正是因为《古典新义》一书而来，但并非以评论此书为目的。一个学者文人能够被世人一再追念，必有其原因。究其根本，或其德养，令人敬畏而钦佩的无以复加；或其才学，奇丽而魁秀的叹为观之；或其知识，博大而精深的惊世骇俗；或其作为，为民族、民生和民权之幸福而忘我献身。除此之外，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间，还有一些人的名姓，之所以被登记入册，并被人们一再提及，通常只是因为时空中一个偶然事件，正巧发生在了其身上；再者，也就是某些时代或时段内，经常是权势阶级，为了某种目的和意图，把某个人或某一类人当作榜样和标志物，给予大肆宣扬和推广。不过，在今日中国，更有些其它情状，像是一个人单凭金银的光辉，就可以荣登某些榜首，并不尴不尬地在山石书本上刻名留字；再有，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国内国外（不管真假）的学历、学位证书，就可以标榜为知名学者和博士；而且，更有一些人物，大概沿袭所谓“官本位”意识，一但升官加爵，即刻“德才学识”也就“等同一身”，那吹喇叭、抬轿子以及公开或暗地里要求签字或摄影留念的会蜂拥而至，即便当事人不想招风惹蝶或哗众取宠，亦且难为了。
    上面玩味类似“家喻户晓”“名垂青史”起因的闲话，绝非影射或针对某些姓氏名谁的无聊感慨，而是针对世间某些地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揭示、纳罕和思考。事实上，一般日常生活中，但凡一个人若要夸奖其它的人或事，本应像是投出自己的一张选票一样，完全可以是主观随意的行为。然而，在某些国度或区域性主流文化中，或直说在主流媒体宣传里面，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褒扬或贬低的尺度问题，或直言，就是人们究竟应该依据何等标准来评价或批判世间万物是非对错问题。对此，直到今天，起码在我自己的生活周围，总感觉缺乏稳定性，若用“朝令夕改”和“朝三暮四”形容之，确乎有点过分；若说是“飘忽不定”“因人而异”，确乎更接近“实事求是”，甚至这里面的“人”，还可以明确地指出一定不会是你、我、他或她，并且都不一定就是领袖、伟人或学者，最经常的只不过就是大小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公司部门的“一把手”而已。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判定真理标准是否确立“实事求是”原则的社会化大讨论，曾鼓舞并引领了举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和奋发方向。然而，面对随之而来且一波三折的诸多事件和现实矛盾时，像“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实话实说”等诸如此类自然而朴实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得到真正细心呵护和积极引导。
    所谓“窥斑知豹”，虽有狭隘的一面，但历来鉴古明今，可以开创未来。对于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误解。这种误解源于两个方面和多层次上的因果。
    最初，在语文、历史或政治课本中，相关闻一多先生的大名，无一不着墨于“挺身而出，公开抗击反动、残暴、独裁政府时的大义凛然……”这样一个方面。对此，我曾经窃思：“如此作为，尤其喋血的事实，足堪称勇士和壮举了。但这种作为，与是否是著名学者？又与学问高低何干呢？”
    另外，在一些文学刊物上，经常可以见到闻一多先生的诗歌。但以我自己的文学见识和喜好判断，若仅凭这样一些诗歌，也不足以张显闻一多先生文才和学识吧。随后，于读习哲学或文史类书籍之际，尤其在民国时代诸多人物著述的章章节节之间，我才逐步认识到闻一多先生致力于“汉文学”的研究、普及和宣扬，的确是颇具匠心的。而且，像这样一种“颇具匠心”的印象，也并非我自己读闻先生作品的直觉感受，仅仅是通过书本上闻一多先生一些同事、同僚、朋友等诸多议论和评价之中获悉得来。于是，我又想：“有这么好的素质和学问，何故要涉足政治时势呢？安心做自己的专业学问，不是一样利己利国吗？如若用“韧”的精神去战斗，不是同样可歌可泣吗？”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并历经九十年代的审视和反省后，对于文化媒体关于某一个人物的任何正反面的宣传，我自己反正都不再是听之信之了，更不会去随声附和，而是通过读习查阅某人物自己或他人书写的作品，尽可能了解其生途中的结交经历，察实其亲情间的感情取舍，进而明确并判断其作为，在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进步意义上的真正价值和实在意义。
　《古典新义》一书可能不是闻一多先生学识水准的集中体现，也更不会是其人格魅力的全部所在。但此书中，针对古典文句的考据上，其精益求精、探微索源的风范，尤其在一篇论述庄子文章中，坦露出来的达观、明智和超然的风范，再联想到闻一多先生于理想与现实的大是大非面前，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前赴后继的慷慨壮举。于是乎，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俯首扼腕了。
    我不想再进一步揣摩闻一多先生是由于过度的善良和自信，而出乎意料身亡的。更不想类比或想象过去和今天是否有轮回，是否有惊人相似的一面。但是，我始终坚信：
    社会是进步，并向前发展的。民众的自觉性和判断力，一定会伴随着对物质索取的厌倦，而转向对精神食粮飞跃式爆发般的渴求。在精神和物质世界轻重交替的前行中，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公正而客观的判断。
（2004年6月草，首发于2004-06-05 22:27《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整11月修。2015年11月修整。）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4 09:28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九章读闻一多先生的《庄子》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概在初三和高中时节，特别喜欢找寻和读阅人物传记。因为，最初读书爱好，我是由看小说引起的。所以那时候，凡借阅或自己购买的传记书本，内容多数是一些因写作而出名的人物。
　　在中国，人物传记始终围着帝王将相转悠。涉及古今哲学、教育或文学大家的传记，虽然也读到过一些单行本，但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少。此刻，能够让我想得起来，并能够随口说出的，除外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册《朱元璋传》，再就是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蒋介石传》吧。类似情况，相关国外人物的就显著不同了，像是《但丁传》《伟大的叛逆者…雨果》《毛姆传》以及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等，凡涉及政治、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人物传记，不仅是品种繁多，而且内容充实饱满，甚至一些优秀作品读过后，能够影响人的一生。
　　我的上述说法，似有崇洋媚外之嫌。或许有人即刻出来，例数国内传记文学的佳作，给予反驳。其实，崇洋媚外也好，实事求是也罢，国内传记文学不发达，却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且不说时代较远的唐宋八大家，也不讲像《金瓶梅》这样今天也弄不清作者的文学奇葩，更无须深究生前寂寞、死后扬名的罗贯中、施耐庵、曹学芹等汉文学的顶尖人物。其实，即便近代文学大家，像鲁迅、老舍、巴金等等，若能通过一部作品，获得其人物思想、经历和生活的全景；若能通过一部作品，展示其人物的个性魅力、精神风貌和艺术思想；若能通过一部作品，借助其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得以辨清文化进步的趋势和方向。那么，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但能够让堪称伟大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而且也一定会给华夏文坛，带来恩泽万代的莫大福祉。
　　哲学是文学的灵魂，而许多哲学家的系统学说和完整思想，却最经常的是通过将其抽象化理论转为世俗格调的文艺作品后，才赢得了社会传唱和深思，并得到世人理解和认同。类似这样认识的由来，虽说源自我个人学生时代对萨特思想及其主义的探索。但是，这样一种认识是否具有普遍性质，或说，它是否仅是一种近代文化现象，而非恒定不变的社会真理。而像此类的困惑和质疑，其实至今令我纠结，并难以释怀。
      近来，闲暇读习闻一多先生著述的《古典新义》（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一版），仅其字词的古奥，令我常有读不下去的心焦。一日，任意翻阅中，见到闻先生写的一篇特白话的传记文章《庄子》。在一气读罢过后，此番身心的敞亮，正应了“山露小口、别有洞天”的比喻。
      “儒、释、道”的哲学精神和生活理念，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不依其是否读过或读得懂其三家经典作品，而为条件和理由。因为，这样一种精神和理念的影响，散落在日常人际活动间的角角落落里，并潜移默化地侵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和骨髓之中。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借疯子之口，发出了“中国亘古以来的书本上，全部用鲜血写着‘吃人’二字”的愤慨。如此呐喊，既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就在今天和未来，凡华夏民众在走出国门，并面对世界多样化文明之际，针对汉文化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都必须应该拥有并保持的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而且，在这种清醒和批判之中，不能够停滞在指出传统文化中“吃人”“骗人”“自欺欺人”或“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的两面性”等缺陷上，更需要于这样一种批判精神下，大胆传承民族菁华，自觉吸收外邦精髓，积极建构融合全球文明光 的新社会和新人类。
　　中国“道学”演变成“道教”，从内容到形式上，和东方“儒”“释”思想观以及其它地区的哲学或宗教比较起来，都不乏鲜明个性和智慧光芒。在汉文书籍之中，着重批判或颂扬“黄、老、庄”的文本，过去和现在都不难找到。眼下，能够遇见闻一多先生这样一本篇幅不长而文词欠雕琢，却又是极其精炼，特别在思想表现上，更是十分明晰而一目了然的《庄子》，无疑是我生平之间，极其难得的幸事！通过此篇《庄子》，不仅可以颖悟《庄子》其人其书何以受到中国文人雅士热学而吹捧的缘由，而且从中也可显现出闻一多先生在考据学方面的造诣。
      近来，连阴天不算，甚至大雨滂沱起来。这种鬼天气之下，找上门来咨询或要求解决难题的人事，相对少了许多。于是，工作之间萌生了把闻先生《庄子》抄录一遍的想法。
      闻一多先生《庄子》一文，原载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的《新月》第二卷第九期上。现见于1956年印刷的《古典新义》一书中，其中单字词、逗点和排版，依然如旧。或许今天利用电子图书，可找到闻一多先生此书的现代版本。不过，出于学习文化、温故知新和练习打字的目的，决意自己标点，逐字地敲击。
　　下面是前两天完成的闻一多先生《庄子》的第一部分。有喜欢的读者，建议还是找原文来读。因原文中有些老字词，普通字典上查不到，故暂以“X”代替；至于标点，是我自以为是的产物，如果有损闻先生的文章，首先在此致歉！因有此顾虑，故仅贴出该文《庄子》的第一部分，其它章节就不再继续了。
（2004年6月20日草，首发于2004-06-20 14:05《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整。）
  附录：

《庄　子》

作者：闻一多

“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迳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论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惠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X系履而过魏王。”这两则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接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辨，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圆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的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伤害人的身分，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词，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了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之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见到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象，像庄子那人，朱门大厦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子什么事？况且王后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日里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里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和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者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呆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地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虽是画家所谓“得其神思”。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个方面，综合的看法，何尝不俨然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专，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踏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子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到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的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得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后，庄子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扬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哀，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对没有注意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的，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有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严遵等都是西汉的人，西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出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哪？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是为那永久的赫煊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突然浩大起来，崔撰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此，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未完，还有（二）至（五）。）

克谐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章“冰心散文”杂感

      公休长假，远离城市“春节”的迎来送往，身居偏僻工业基地的社区住宅。虽说，这社区如同城市缩影，从外部休闲、娱乐、购物天地，到家庭内部现代电器及其应有设施，琳琅满目，一应俱全。但是，来此做客的我，却总摆脱不掉“无法交流”而来的隔膜和孤寂。
      午饭后，亲戚们各自回家午休去了，一时无法入眠的我，在外甥房间里，找到一本中学生读物《冰心散文集》。
      对于近代中国文坛上知名的女作家，若让我不假思索地罗列名姓，即刻想到的会是丁玲和冰心。不过，所谓“知其名”，并非源于对她们作品的阅读，而是来自读书学习中众多信息的影响和印证。
      记得就在春节前，有一天马路上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而正是于这种“不得不”的悠闲里，从收音机听到了一篇追忆姐弟情深的文章。那文章话语中间，无处不坦荡着手足亲情，除了庸常的一份体贴和关爱外，甚至还多了一份不常见的哀怜！是的，其中有着哀痛和怜惜：哀痛，弟弟先于姐姐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残酷；怜惜，曾经有的天各一方、世道多舛，姐弟间不能如愿见面与抚慰的缺憾。
      聆听着广播员迟缓、动情的朗诵，当时就觉得作为文化名人的该文作者，把人世间的一份庸常情感，于轻描淡写之间，却给人们存留下了一份永远值得颂扬与赞美的真挚品质和宽广胸襟。但是，听过之后，我却没能记得清楚，其作者究竟是冰心啊还是丁玲呢！
      此刻，在手边的这本《冰心散文集》中，没有见着上面“听”到过的那篇回忆文字，但从已阅读过的前面章节里，通过作者对其童年和学生时期的追忆片断，我即刻明确下来，当初我听到的就是冰心老人的作品。
      健在的中国名人大家中，一般少有“自传”面世，尤其在新中国前后，像是文艺界的知名人物，甚至生前就没有多少客观纪实性的文章流传，而有的最多是针对其作品作者生前死后的社会地位，或迫于形势需要，所给予的一些极其片面并近似粉饰性的褒贬，而其中仿佛盖棺定似的言辞，不外乎：或天资聪颖、功名卓著，崇高而伟大；或狼子野心、勾搭成奸，且遗臭万年。
      也就在我手边的这本散文集中，冰心老人谈到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外国友人曾经鼓励过她写自传性文章，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从中了解到那一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文化。”然而，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之际，冰心先生类似自传性文字，也仅仅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而已。
      眼下，这本普及教育式的散文集，内容上包括前后两部分，分别是冰心先生于文化革命后回忆性文字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性认识，于其中间插入了的一小部分作者在解放前的佳作。翻阅过此书，让我感受最多的：一是冰心先生通过其作品，倒出了家庭背景、社会乱象和个人命运之间，相互水乳交融、遥相呼应和一波三折的生活景象；再者，就是作者的一些个性体验和人文情怀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通过读习此本《冰心散文集》，我一边借助一些由外文再翻译回来的话语文字，一边品味和探求着西方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和着墨处，与此同时，却又不免愤恨自身未能精通外文，而无法明确这些转译过来的字词话语，究竟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否也会屈从时代需要，而改换或删节了作者的本愿和初衷呢？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仅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国内始终缺乏立于艺术自身规律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和研究过我们民族自己的卓有成就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和作品价值，更缺乏足够的爱心和毅力，去真正关心和爱护过这样一些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的人格尊严与行踪归宿。抛开诸如个性背景和政治地位对于他们文艺创作上的影响和佐佑，仅是针对新中国文艺近百年的事实而言，如若能够甄别“对社会文化进步卓有影响者”与“在社会形态转化中通过文艺手段推波助澜者”这样两类文化人，并对他们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个人命运和艺术创作，进行客观性分析比较。那么，任何人都不难从“冰心散文”中，找到文学艺术有限与无限的概念，不难从中辨别作品与人品的良莠是非。
（2004/1/27农历年初六草。2014年9月3日修。2015年11月重整。）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4 09:55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一章读《围城》一点感受

    从实习生手中，借来据说是化了六元钱的新版小说《围城》。
    此刻，读阅钱钟书先生《围城》之间，诸多情节和心理剖析，颇感熟悉，如同在读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作品，像威廉•毛姆的《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或萨特的《理智之年》或加缪的《局外人》，甚至还有些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境界韵味。仅凭直觉，小说《围城》中人物，在举止言谈上，不失一种拘泥“阶级”格调的风范，在矫情或故作性情节之间，尚合乎世俗情理，尤其许多细枝末节上点拨，颇令人叫绝。其中，面对时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在貌似随意的评论、素描和感慨中，不乏一针见血和远见卓识。相较而言，现今小说，于评述和描写之间，流于平庸、琐碎和肤浅，在标新立异之中，尚欠缺力度、内涵和境界，特别在人物特质之表里，尤看不到优雅气度和理性胆识。由此而言，小说《围城》通过电视剧传播后，于大陆终成一种景观。这不得不说明，民众鉴赏力，虽经扭曲和压抑后，终能有时间和机遇，去显现出其本该达到的文艺水准和鉴赏力度，进而，也使优秀的艺术作品，终于赢得了其应有的尊重、地位和荣誉。
    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已临风光之位，但其在新中国后的沉寂和作文之转向，虽有明哲通达之处，也使其在文学界的地位甚难确立。这既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可悲！亦是一位文化学者的可悲！
    前些日子，与妻子闲聊起来高中时节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像福楼拜、莫伯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举世瞩目的一些小说。虽然一说起来，仿佛我个人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艺术人物，简直“能”的都已经了如指掌似的。其实，我自己很清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曾经认真读过了其中少数几篇原作外，更多的是通过读习各种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就是在美学、哲学和心理学之类著作中，通过相关于文艺大家其人其作的议论和评说之间，才获得如此多的了解和认知，尤其对其中的某些精 片段或经典故事，确实借助这样一种途径，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　　
    许多年来，对于国内文学，我自己读习较多还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民国时期的名家名作；再者，则是由学校教育，或通过读闲书，所知晓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的短篇时文（即散文、随笔等）。对于近代文学，尤其是大陆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性时尚性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不是十分重视！究其原因，自认为其中欠缺全球背景下现代人文学者应有的思想高度，特别是缺乏深邃且更富有哲理式突出个性风格样的东西。　　
    此夜，对于闻名已久的钱钟书先生《围城》，一气读罢了大半。其作品，虽是相关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的反映和感叹，但在直觉上，该作品欧式文学的味道很重。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特色”，使其更易于在世界文化层次上，进行交流和沟通吧。　　
    揭去中国解放后对“新文学”的包装，置身于民国时期“大陆文艺”作品，其中的文学价值、人文情怀和市民生活的知识境界，从中亦不难发现，充斥着一种绝非局限于中国本土的世界性“大时代”的都市风采，相较于近四、五十年来国内农村化文学潮流，确乎更能给人们一种视野、心胸、思想和人性觉悟与个性素养上的自然、文明和大气。　　
   中国大地，于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让社会逐步回归到走向繁荣经济、人心向上的人文环境。事实上，这样一种环境出现，不能单纯视为少数人觉醒或刻意引导使然；这样一种环境出现，也不仅仅是某些文化人、权势阶层或利益集团营造的结果，而应是大众化、普及化、公开化或曰“现代化”社会文明的主观渴求和客观需要。所以，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相伴的，原本也应是不断涌现出来一种新的人格、新的品质和新的社会形象和人物典范。目前，影视艺术虽说也在极力想象着去塑造出这种新的形象出来，但像这样一类人物形象，最终会从哪里出现呢？可以肯能地讲，其绝不会从少数“代表”式暴发户中走出来，而必定是在具有大众化基础水平上，并拥有时代特征的一些独立性思想、精神和人格的成就者。　　
    此时此刻，在阅读沉思《围城》之际，于朦胧中仿佛看到了国内文艺的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关于“文艺思想”的切入点，在这世纪之末，似乎才开始走上了正道。如此途径的觅得，决非是少数事件和格言造就的，而是通过痛创、反思和种种体验后的一份灵性发现和自然觉察。　　
    进入九八年，每一次随笔和妄言，总爱提及八九年毕业时的影响和情怀。是啊！也就在这九八之末，才似偶然而非偶然的读书和触景生情之中，真正有了眼下心智上的升华和醒悟。　　
    就人生之境界而言，孔子所谓“四十不惑”，也只有步入九八年以后，才逐渐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自身原有的困惑，还是那么的多！曾经在中西文化思想著作，即“文、史、哲”学习中，自认为茅塞顿开的真知灼见和启蒙话语，其实仍然是鹦鹉学舌、盲人摸象而已，真正弄通、弄懂人世间的卓越道理，必须还要有更深刻的体验和心智的憔悴。
    经过两个周五的深夜与凌晨，《围城》终于被消化掉了，如同吃一道闻名厨师的美餐，每进一口都有一种格外的欣喜和庆幸的满足。但吃过以后，却也记不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曾经令身心有那么美妙的的体验。此刻，惟能狠狠地说一句“不错”。如是而已。
　其实，除了内心急切渴望读罢此书的压力外，之所以长夜苦读中，还另有因由。那就是消化病房中，尚有几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姑念着随时而来的医生责任，也不甘心卧榻就眠。然而，将至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啊！仅能是例行公事地下个“临床死亡”的结论。呜呼！如此这般地读书。
　文学与现实本来就不遥远，事实上他们贴切的，有时比人们想象的距离，还要更贴近一些。生活中，远近行走着的人人、家庭、城乡和国家，一桩桩一件件的琐事和常见不鲜的绯闻、异趣，以及此起彼伏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类似这样的一切，无一不是文学作品中类似而形象各异的章节故事。其实，如果一定要去弄清他们的差别，无外乎有的跌宕起伏、离奇曲折，而有的平淡恍惚、似有若无罢了。
    医生与作家仿佛有着天然的姻缘。或许因工作性质使然，医生们于俯仰之间，可看到更多真实的人生场面，尤其面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或针对疾病缠绕而诱发的世间百态，甚至就在审视光鲜或惊骇躯体时的思想和心志性转化，甚或就在冷眼面对医药科学技术究竟“能”与“不能”之际，都会获得一份份通常人们少有的猛醒和觉悟。而作家，在艺术化地表现人生和社会时，经常需要逼真地描述或客观性剖析。而当其文字所反映的形象、心理或矛盾，愈是真切地接近事实时，也就愈发容易被医生所感受；同样，若作家不真实的“再现”，也易被医生所察觉。所以，或许正是这样一些仿佛“浑然天成”的职业敏感与性格脾性上联系，激励着诸多“白衣天使”们，他/她或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专业，而成为众多“弃医从文”者中的一个又一个。
    钱钟书先生半个世纪前的人世感悟和人生话语，在今日看来似乎已遥不可及，甚或有些矫情且稚气。但是，就在当下“猝读”之间，如同当初阅读《尘埃落定》中获得的古拙而慷慨的气概一样，亦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欣喜和清醒。
    总之，《围城》在文学史上是应有其地位的。这种地位的赢得，就在于此书中反映了其时代、其生活、其民众（尤其一部分知识分子）具体表现在心理、情感和理性上的觉悟水平和认识高度，并给予了艺术性升华。仅从这一点上，《围城》一书远较革命文学或帮闲文学，来得更会有艺术性和“史”的价值吧。　　
（据1998年11月日记整理，2014年11月修。2015年11月再整于济南。）

克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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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二章闲话周作人先生的《中年》

    常言“书不厌百回读”。这话，即真也假。　　
    说其假，假在那个“百”字。若不理解其字义泛指“多次”意思，而苛求其为具体数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虚假的。因为，再好的文章典籍，任何人能不厌其烦地读上百回，不能说是没有，事实上必定也是微乎其微；而说它不假，除了把“百”字理解为多次，即变得简单外，应着墨在“不厌”上。“不厌”就是“不厌倦、不厌烦”，甚至可引申为“可以、能够”。书本作为被动物体，即使国宝级珍本或不能市人昭世的禁书，本身就没有“烦不烦”“可不可以”的意志。所以，“书不厌百回读”就是一句绝顶的大实话，而作为任何一个读书的人，只要那书本有足够吸引力，而且人们又乐意去做的话，尤其在现如今凡事要做到极端/极致，即能赢得瞩目和聚焦的风尚之中，某个人或某些人成百上千次，只是读习一本书，这又有何难呢？！
    周作人先生一个小品文，名曰“中年”。应该说，仅是着一篇文章，我自己就已经读过N次了。之所以其数目不能确切，因为每次翻阅枕边的此位周先生文集，眼光不免就会停留在此文章上。每次细细读罢，常常禁不住掩卷长叹，亦沉思不已。那么，就这样一篇，粗算起来，亦不过千言的短文，对我何来如此吸引力呢？　　
    话说当年“三十而立”之后，不知因为何故我一直郁郁寡欢、疑神疑鬼，更经常会暗思忖三十六岁上将是我一生转折的年头，或凶或吉必有所变故。究竟为何有这样预兆，当时甚或今天依旧不很清楚的。有时于书中读到相关这一年头种种的讲究，亦不过是将信将疑，并没能明确下来任何具体观念和态度。如此纠结心态，直到我在周作人先生《中年》中，当读到了“我们乡间称三十六岁为本寿，这时候死了，虽不能说寿考，也不是夭折……”之际，幡然醒悟，我开始定睛细瞧周围一些显达名士，尤其是以往社会上诸多故旧人物，每每遇此“年头”上，便撒手人寰的事实。于是乎，我才开始相信，这三十六岁之年头上，确乎要比民间“七十三”“八十四”更有些“鬼门关”的味道哩。　　
    “……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摘自周作人《中年》）　　
    现今社会下，“中年”应从那一年算起呢？单位开运动会时，通常三十五岁以上就划入了中年组。单从周先生此文章中看，好像也是这个意思。由此来说，我自己步入中年，已经多时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对周先生此文，尤其是上面一段话，格外应引起警惕。　　
    少年老成，而中年风流倜傥的近乎放纵。这看来非为今日之时俗，而是沿袭已久的民风了。其中原因究竟是个文化心理问题呢？抑或就是人体生理或病理因素？对此，我自己虽急于解答，但却自觉力所不及。其实，相关此类文化心理性分析和探究，在《中年》一文中，已经给予了一些颇有些刺骨的揭示。所以，感兴趣者不妨搜索原文一读吧。　　
    关于周作人先生的生平故事，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略晓知其为“亲日汉奸、反动文人”的批判话语，其实远胜过了“散文家、诗人、翻译家”的现代名声。特别是对其为鲁迅先生二胞弟的身份，我一直都是将信将疑。好在我自己没有窥探名人家史，尤其是涉及人家夫妻、兄弟、妯娌间矛盾细节的偏好。因此，即便类似“家丑”样传言，亦有所耳闻的故事，我依然将其暂且搁置一旁，首先致力于读书识人，而不是因人废言。　　
    周作人先生的人品究竟如何？今天的我始终不敢放言诋毁，亦不能斗胆颂扬。究其原因，并非过去耳闻过什么问题，根本所在其实也十分简单，即：了解甚少，事实不详也。所以说，不仅是对已过世的人物，就是对于一些尚健在的且颇有些争议或喧嚣正酣的人和事。作为一名读者，若能获得来自各方公正、客观、公开性的评说信息，那一定是前世造化、生逢其时了；若没有这样的幸运，凡看到东西，却全是一个鼻孔冒出来的气息……依我看法，不如什么也别看，即便是看了也别说，不妨冷眼静观其变吧。
    今天，重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后，仅从《中年》一文话语间，却约略体会出，周作人先生为何时常于文章中喜欢谈性说癖的缘由。
    “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摘自周作人《中年》）
    事实上，假仁假义、阴谋诡计、虚张声势、暗箱操作等等德行与做派，无论在古代，还是今朝，都颇被世人尊崇，并且已经当作各式各样“成功”“有效”的巧智和技能了。所以，读罢《中年》，如若说，我自己还能视周作人先生为当代文人的话，究其根本，是因为从其文字之间，痛彻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并得出来这样一种结论：现代文学的使命，与其说“抑恶扬善”，毋宁说仍旨在“去伪存真”。
（2004年8月14日草。2014年4月修。2015年11月重整于济南。）　

克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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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三章 也谈“知难行易”

    大约十年之前，在生活和工作闲暇中，尚不懂得分门别类的学习，只是以自己臆想或一念之差，或就是随缘地读着这样那样的书籍。单位图书室的存书，除了医学论著和专业杂志外，所谓“文、史、哲”类书刊，确实不多。但就在这不多的存储中，却有幸见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文集。　　
    孙中山先生被称为国父，是略有耳闻的。所谓“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语句，则是中学教材上，偶尔也要求应知道的。不过，如同对一切陌生事物一样，我自己虽然没有了孩童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偏执，但始终保持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倔强。
   说起孙中山先生文存的数量，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回忆当初我自己所读过的此类文献，在内容上，主要是一些通电、训敕和少数相关三民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的论述。但是，就在时间不长，而数量上也不是很多的一段阅读经历中，能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却是在孙中山先生行文之中，闪现或昭示着一种不可小觑的信念，即“知难行易”。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知易而行难”，这应是再通俗不过的生存道理，例如：平日里，老师及父母经常是这样要求的，而街坊邻居，甚至每个人自己，也都清楚这样一些信念“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因为，只要依此而行为，即使不都能心想事成、事随人愿，也一定会生途平安、身心康健了吧。然而，事实上，且不言历史真相如何，仅从周围某个人生活实际出发，却时常会有一些鲜活醒目的案例和刻骨铭心的痛楚，都在清清楚楚地提醒并告诉你：简单的生活道理，其实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更加之，大千世界，最常见的是“事与愿违”，而最稀罕的竟然就是“心想事成”。于是乎，人们经常会发出如此感慨：“看着/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由此，人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客观结论：“知易，而行难。”　　
    我自己对“知难行易”的沉思，确实只有一个来源，也就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敬畏，以及由此而来的读书学习。因为，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让人们不难明了“圣人先哲也有肉身俗心”的客观实事，但就我个人而言，却经常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些之所以拥有“圣人”“先哲”“大德”之名声者，在其思想认识中，必定应有更多“真知卓见”吧。　　
    曾经于日记和随笔中，谨慎小心地探讨和分析着“知难行易”的得失利弊。时至于今，虽确信个人作为和社会实践中无不契合着这一哲理，而真正将其道理剖析得透透彻彻，说得明明白白，却深感力不从心！　
    生活中曾经历过一件事情，让我愤懑、清醒而又糊涂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在全国闹“非典”风波后不久，朋友接待一位台湾医生，特邀我作陪。席间，该台湾同胞像是十分认真地询问了我诊治“非典”的具体措施，还特别提及到在台湾流行的一些相关大陆如何处置“非典”病人的传闻。此刻，我所以在这儿选用了“处置”一词，是因为从台湾同行口中所获悉的那些国内诊疗“非典”的手段，简直无异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我自己作为曾经为落实“防非”措施而奔忙行走的人，实事求是地说，在“非典”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级医疗单位为了减少社会损失和保护民生利益，工作上是不遗余力且尽职尽责的，但医疗条件的不均衡和机制上相对落后与不合理，使防治类似“非典”这样传染疾病的措施，尚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理想标准和先进水平。即便如此，海峡彼岸的社会舆论，竟然在当今信息流通如此高尖端科技手段下，甚至在医疗界专业人士的心目中，尚存有着如此一些确乎是天方夜谈、信口雌黄的偏见，这也足以够得上“滑天下之大稽”了。然而，在这样一种感到滑稽的情节外，人们可能禁不住要问：“除了针对‘非典’，是否对国内的其它情况，也存在如此荒谬绝伦的看法和议论呢？”或许，有人还会进一步问道：“这种荒谬的社会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眼下，就在舆论焦点愈来愈凝集在海峡两岸矛盾之际，尽管冲突双方不再是宿怨难解的国共两党政见上相悖，但在文化源头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两岸民众须用理性头脑，针对种种仿佛已是毋庸置疑的症结问题，应给予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思考，而且必须切忌随声附和、盲信妄从的惯性言行。因为，任何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的意气用事，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鹬蚌相争的结局，其所损害的只能是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大凡是知识分子一般不难理解何谓“因噎废食”的危害，也容易批判地分析“因人废言”的得失。近来，见到一本民国十九年再版的《现代教育评论集》，其中一篇王去病先生标题《党化教育与行易知难》的文章，在其文结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戴季陶先生所作的《知难行易》载在《新生命月刊》第二期，于建设三民主义之基础一层，言之颇详。”对于王去病先生的文集，我虽尚未读完，但从已读的章节中，略晓得：民国初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仅从民生教育理论上，“知难行易”是其哲学性的纲领，但在学校教育中，究竟推崇“党化教育”还是强化“全民素质教育”上面，于见仁见智之中，总体趋向上是两相兼顾，而后者为本。　　
    “知难行易”作为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的观念，其不为孙中山先生所首创，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不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正如清末古文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其《论学杂著》中，时常强调的圣人之言一样：“为学之初，必在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行不远，立不成（久）。”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任何个性的坚定，任何民族的强盛，必有其所依赖的颠扑不破的信念为后盾，且需要拥有崇尚真理、抛弃偏见的勇气，而一切“文明而进步的真理”是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是任何逆历史潮流的阻力，亦无法抵挡。
    “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两者的论述和针对性，原本不必固执一端，而抹杀对立面，对于不同层次问题或不同事务的矛盾，在选择解决办法和策略之际，这两种思路和办法，只有在灵活运用之中，才能无坚不摧。但是，视野和角度若放置于世界和宇宙性高端问题层面，而这一层面在文化意识中也正是哲学领域话题，其实也正是在一层次或领域的思辨中，“知难行易”则是人类认知智慧上最闪亮的光辉，亦如同中国秦汉之前，华夏世界已经进步并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一样，其对个性能力提升和社会文明进步，业已创造出来极其辉煌炫目的“秦汉文明”成果。那么，秦汉之前类似思想认识是如何表达的呢？翻开《吕氏春秋》，人们可以找到类似这样一句话：
    “由其道功名不可逃，尤见霹雳知雷霆将至……”
    上述《吕氏春秋》行文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知难而行易”，而其道理，亦在其言中。
（2004年7月草于济南。2015年5月修，同年11月整于济南。）

语哲

选题好，也有知识点。但“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论述有点儿绕。“台湾人看非典”作为杂谈对本文负面作用不大，但既不是“知易行难”也不是“知难行易”的最佳佐证。行文结构要重视捋清。这个小问题前文都存在。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29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四章 由皮锡瑞到郑玄

    2011年的济南，自立秋后，即雨水不断。今晨至昏，更是连绵。
    近月，睡前，翻看皮锡瑞《经学通论》。粗算十年间，此书本已是第二次阅读，但真正读进去，还是近来的事情。
    儒家经典，传承于今的“五经”，于以往自学中间，仅以为《尚书》，存有今古之别，而未分清，凡其经学，均有今古文字上的纷争，且其中间，还有诸多历史故事，并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公案。
    中华文明，虽说是推崇“儒学”，但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不只是近代，亘古至今，却始终难以割舍“道”“释”的精要。之所以如此，除了汉初曾有过“独尊儒术”的专项政治运动之外，依我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唯有儒家著书立说人物之中，很早就出现了“孔子”这样一位集大成的杰出典范。
    孔夫子，用其一生梳理了前朝文化经典，并依个人之力，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校雠训诂。孔子之后，于一二百年中间，虽也有类似人才出现，但在此类人物当中，泛指对中华文化贡献方面，东汉的郑玄，堪称旷世奇才。所以，在华夏文明传承史上，针对郑玄其人其书，本应该浓墨重 ，给予突出性彰显。
    今日，不过大半个上午的时间，于百度上，我细细品咂着关于郑玄公的零星介绍。从中约略感到，郑玄其人其书之奇，在于入门之时，虽起自可谓“旁门左道”的术数方技，但在转入经学研究之后，却立显触类旁通之能势，表现出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在华夏历史上，山东有此样人物值得可贺，而高密有此等人物，当属庆幸也。
    郑玄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生平经历，也正是人生一世之间，符合“言行举止”颇为“相得益彰”的个案范例。而且，无论是谁，只要追寻其生死足迹，尤其是后进经学人士，都足以透视而明了：一个人置身于自然时空和各自生活环境下，若孤注一掷于文化研究，所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程度和学术高度。
    话说时光荏苒，到清末之际，有一位皮锡瑞先生，其在经学方面的心得和成就，仅从时空上粗算起来，与郑玄公相去千年之遥，而其两者在生平背景当中，却有诸多形似和同性的东西。例如：一样诞生于王朝末路之际，并同样是处于党锢之争和穷极思变的外部环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两个人物，通过比较性的读习和思辨，对于眼下或未来，凡是热衷钻研中国文明事业的人们，不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精致独到的见解，甚至就是一种颖悟和猛醒的功效。
    当下，在倡导弘扬华夏文明的大好形势下，单是就儒家经典而言，既不能一味研究现代出版的经文品种，而不去细致了解现今经文与诸朝代“古本”，在字词和语义上的异同；更不能固守“儒家一门”之言，而视其它各家各派，都是旁门左道，弃若敝屣。
    事实上，在探求知识文化的道路上，自古至于今，“融会贯通”“殊途同归”始终是扫清覆盖在世间大千万物上面“浮尘积垢”的必要手段，也是达到“辨其象、识其形、悟其道”的必经之路，亦就是严谨治学和经院研究的行为规范，即：所谓“成功之路”。
（2011年8月18日草。2014年12月10日修。2015年11月重整。）

克谐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31 编辑 [/i]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34945&ptid=63846][color=#999999]语哲 发表于 2015-11-25 14:50[/color][/url][/size]
选题好，也有知识点。但“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论述有点儿绕。“台湾人看非典”作为杂谈对本文负面作用 ...[/quote]
语哲兄所言志道明理诚是:handshake

原本有计划，最后一并简述此辑本在内容择选上的大致所以然。故先传上文，后作此说明。

如同此本首段文字坦言一样，此辑本是为自费出版的整理。在其它网站，《读书杂谈笔录》收集杂文原有近五十余篇，虽说还是在另一个网站《话说：其人其书》的修订本，但仅是在这个书本目录之下，原本字数已达13万之多，而其中个别篇章，屡遭无法上传或屏蔽或删节。故此，于本网站再现之际，确似如履薄冰，不愿意节外生枝。
自费出版因字数关联到费用问题；另外，就是审查、编辑。仅这两项，在自我意愿上，必须要能够承受且基本满意才行。此前，私下与中介朋友约定，计划在7万字33篇之内。所以到了最后几篇，斟酌衡量再三，还是落脚在自我始终纠结的几个话题上面，自觉比较好一些吧。

关于“知难行易”的话题，以往一旦涉及，我一直都是喋喋不休的“自以为是”。其实，但凡畅所欲言，“自以为是”的质疑、判断或解答，都应该是自然心态和行为，若不是自以为是，人云亦云，起码我自己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对于“自以为是”的言行举止，如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面对由之而来的或褒或贬，或就是打杀灭口之类似回应，又如何对待呢？或沉默，或据理力争，或改弦更张，或以牙还牙、或欣然接受……总之，不一雷同。但是，这其中，自以为是者，若强词夺理、狡诈诡辩，又将会是何样结果？对此，鄙视，唾弃，不置一词，任其自生自灭；或使个小伎俩，类似关进疯人院，限制其言行自由。其实，像上述一些情态和事象，在国内一直都不是稀罕玩意儿。所以，聪明人，一般都不会公开表现为：xxx就是一个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的人。但是，一般人都不会排斥，甚至都会特别赞许：xxx是一个引经据典能够自圆其说的人。于是乎，仿佛，前一类人就是那种“小写的人”，而后者，自然会受到百般奉承，因其为“大写的人”啊。其实，想像一下，到外太空鸟瞰人类社会，亘古至今的历史，这样两类人究竟有何区别？孰是孰非？对此类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大写的人”的确就是大写的人，而“小写的人”的确就像是疯子、傻瓜！不过，在这种看法之后，我自己还会琢磨，并不得不说：那些“小写的人”也是一类人啊，即便就是偏颇、固执和思维错误，依然有其存在的个性理由和人生道理。难道他们的痛苦和烦恼，就不是人间的矛盾和问题了吗？！

关于“引经据典”来“自圆其说”的写作方法方式，就在我起步接触网络论坛之际，不说那个网站，有一个可能是网名或真名（注：当时国内网管一直呼吁“实名制”，并还有过至少一次的签名活动。但直到今天，大概就在这儿，仍不乏当时签名后，依然从未间断过匿名发文者。）叫“曹x丹”者。当时，其应该就是一个六零后，而更可能是七零后，大概已经读破万卷书了，每每发文言论，旁征博引，必有出处；而且，还是不厌其烦地详实注明其出处。因为，就在没有网络之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凡我自己的文章中，我刻意删去了“我、自我、个人、自己、个性的”等这样字词，至于其原因，直说就是怕招人嫌。但是，正是因为受那位曹先生的启发。之后，我开始不再排斥表现“自以为是”特征的段落字句。之所以如此张扬个性，其实远不是只因为一个曹先生的原因了，而是我自己已经意识到，与其发扬和“拉大旗作虎皮”类似的做派和文风，倒不如“实话实说”“有一说一”来到坦然、顺心和自在，尤其是针对一些古典“经史子集”的读书感受，原本就是个性化的，何必非要表现出“古人依然”的境界、高度和水平呢？！

学生时期，至今不知因为何故，我一直感慨：‘语言落后思想，而文字落后于语言。”而这里所用的“落后”，实际就是一种“不能如实反映出来”的说辞。因为那会儿，就是在读书的同时，或在入夜无眠之际，脑子里面真的纷繁芜杂，就像过电影一样，也可说就像是精神医学中的所谓“思维奔逸、幻听幻视”一般。总之，有一大堆想法或看法，或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感受，在脑海里上下翻飞；甚至还和朋友、同学畅谈过这样感受认识。对此，即便我在初三时，便有了书写日记的习惯，但还是无法将其中想法、看法和感受，完全变现成文字，或直言，使其成为一篇像模像样的“作文”。

拉拉杂杂闲扯这些玩意儿，貌似又开始思维奔逸了。实质上，上述言论，亦不过间接说明，上面后三篇文章何以显得如此“散漫、跳跃、混沌和玄虚”的问题。因为，关于哲学领域的一些极端问题，我自己至今仍然恍惚着，亦如同面对一本经书，即国内凡敢自称是“文化人”者，必定都会公开或私下里翻阅过的《易经》一样。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在其诸多之所“见”中，又有多少是对古人的超越和新解呢？对于《易经》，以我个人理解，即便大圣人朱熹先生的《周易本义》，不能说完全就是离经叛道吧，倒不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杂言中的只言片语，来得更加实在和卓越，但就其二位贤德大圣之学易心得，若和郑玄比较起来，真的不能同日而语了。

总之，对于这本文集，尤其后三篇，若读者有闲暇无聊之时间，不妨一阅，亦不妨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