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笼山》原创小说

鹿城飞侠

那时贫穷落后的乡村与大城市相比的确有天壤之别，两个青年的到来让乡下人开了眼界，然而从没有干过农活的两个人能受得了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吗？继续关注！

憬悟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5-12-11 14:10
那时贫穷落后的乡村与大城市相比的确有天壤之别，两个青年的到来让乡下人开了眼界，然而从没有干过农活的两 ...

谢谢飞侠关注！当时的条件是贫穷，当时下放的青年人是准备承受艰苦而努力奋斗的。

憬悟

      七天没离开仓库的姑娘们终于有人关照了，怕“掉了脑袋的犟驴”曹队长不但安排了一位大婶教姑娘们烧饭，还每天安排一个社员为姑娘们来回挑水。挑水，农村家庭生活中最重的体力劳动，一桶水都有姑娘们的体重差不多，不但要到村外的吃水塘里去挑回来，遇到刮风下雨或者冻土化冻，泥泞的道路常常摔的人仰桶翻。

      挨过训的曹队长安排了专人为姑娘们挑水，姑娘们感谢不尽，因为姑娘们爱干净，用水量大，小件衣服洗换勤快。

      城里下放的姑娘并没有带来多少“上海小姐”的娇气，尤其她们是“文革”中的毕业生，是来插队落户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洗刷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是来割修正主义尾巴的，面对艰苦和困难，她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冬天的太阳，懒洋洋的挂在空中，在北风的驱赶下没有了温暖。

      姑娘们带着曹队长为她们准备的扁担、簸箕，很快就投入到大队的土路基建，参加生产，体验劳动去了。

      乡村的简易土路，就地取材，用满山的碎石和遍地的黄沙土铺成。

      每年的雨水把路面上的泥土冲下了路沟，路面上只剩下面目狰狞的犬牙交错的乱石块。所以每年一到冬天，修路、修堤，都属冬天农田基本建设的项目。

      大队把面目狰狞的路面分段承包给各个生产队，生产队再安排劳力来把泥土挑回到路面上，铺撒均匀，再撒上一些沙土，当时看表面松软平整，完好如初，然而这种路面就怕夏季的暴雨。在农村，这样的土路年年被暴雨冲刷的面目全非，年年冬天又修理的完好如初。然而这样修理路面的劳动虽然重复，但也不累。

      其实四个姑娘都是普通劳动家庭的后代，丁香和陈招娣还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丁香在家时是家里的老大，一些买煤劈柴的粗活从小在家就做习惯了。只是挑担子一时不适应，从小没锻炼过。

      陈招娣有点单薄，在四个姑娘中她显得有些瘦弱，偶尔还戴上一副近视度不深的眼镜，标致的脸盘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她一根扁担挑着两头比肩宽的簸箕，簸箕里装了两团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两块泥土，走路晃荡，颀长的身材像扭秧歌。

      曹队长说陈招娣颀长瘦弱弯腰挑担子像水沟里的小米虾。

      曹队长远远的看着挑担子的陈招娣，心里还是犯着小嘀咕，他还在打小算盘，他希望在体力劳动面前，让承受不了劳累的姑娘们自己主动提出辞退返城，他也真好就坡下驴，送四个“祖宗”回家，这是最理想的和他没有任何干系的结局。

      令曹队长没有想到的是意志坚定的姑娘们咬着牙坚持干活，尽管累的小脸绯红汗水满面的，却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曹队长又有点害怕了，他又担心了，因为上面说了，姑娘们有什么磕磕碰碰的地方叫他“提脑袋来见”，万一要把哪个姑娘累坏，这杨委员能饶过他吗？曹队长是又怕又惊的注意着四个学生的变化，尤其是瘦弱的陈招娣。

      姑娘们没有让曹队长为难，就连最矮小的郭琴也没有让曹队长为难。

      挑担子只是体力与技巧的结合，难不住城里的下放学生。只要开始不吃重担，学起来快得很，仅仅劳动了三天，一条路段还没有修完，四个上海姑娘已经能像模像样的挑担子了，尤其是体力较强的曹爱珍，挑担子走路和社员基本上就没什么区别。

      曹队长感到有点奇怪了，问曹爱珍：“你会挑挑子？”

      “我们在上海用井水，也经常挑，只不过铁皮水桶比这儿的木水桶小得多。”

      “哎？上海女孩也有会挑挑子的？”曹队长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的感觉稀罕。

      发现曹爱珍也会挑担子，曹队长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农村女性最重的劳动就是‘挑’，其它插秧、锄草都是‘轻功’，重活难不倒她们，轻功就甭说了。

      姑娘们不但没有叫苦，四个人还相互之间主动的用调换着挖土和挑土来调整自己的体力，她们互相照顾，互相轮换着劳动工具。

      站在远处注意观察的曹队长，眉毛开始有点舒展了，他看到姑娘们起步的决心是认真的，尤其是七天七夜没有逼走她们的认真。曹队长心里明白，农村里除了男劳力耕地，女人最重的农活就是‘挑’，除此之外，不用学习，不用看报，祖祖辈辈、老老少少的就是在农田里‘拖’，一年到头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农田里‘拖’。

      曹队长心里有点满意了，女孩子在农村只要能挑，能拖，能给丈夫生孩子，就不用操多少心烦多少神，说不准到时候一嫁人，或许还嫁得远远的，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新农村思想意识的曹队长轻松的从怀里掏出来一支烟叼在了嘴上。

      数天的劳动，和农村姑娘嫂子熟悉最快的还是四个下放姑娘。村姑村嫂就喜欢围着看姑娘们的衣服，女人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叽叽咋咋的像一群停在树枝上的鸟儿一样热闹，不但说话自由，还能直接一边抚摸翻看，一边啧啧羡慕夸赞姑娘的棉袄漂亮，夸赞姑娘的毛衣漂亮，夸赞姑娘的袜子漂亮，甚至连姑娘们使用的手纸也夸赞羡慕了起来。

      “五里湾大队的条件最好，是全公社的一块‘鱼米之乡’，整个大队除了秧田就是鱼塘，没有一块旱坡地。”这是在劳动间歇休息的时候社员们告诉姑娘们的。

      曹队长又竖起了耳朵，他一边眯着眼睛观看着姑娘们听后的反应，一边似乎叹息似乎暗示的说：“我们这儿穷，每天工分就三毛九分钱，五里湾要六、七毛钱一天，冲郢子和糟坊差点，一天的工分两毛钱都没有。你们那时候去五里湾多好。那儿不但工分高，连地都是白银土的，雨天都不黏鞋，离县城也近，就五里地。我们这儿是黏土层，那土一见水，走路连鞋都拔不出来。我们这儿的黏土是命里注定的穷地方啊！”

      曹队长依然是犹犹豫豫有意无意的把好的生产队一年的收入和生活说的如花似锦，把自己的生产队和差的生产队说的“一年忙到秋，肥田收瘪稻”的那种“三个指头留两个指头推”的话语。

      不管曹队长揣摩着什么样的心事，几天以后，从姑娘们得知的消息传递到冲郢子这儿的时候，周文亮和王仁明心中才明白，青年人只知道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插队落户干革命，以为天下农村是一家，其实根本还不知道生产队也有收入差的穷队和收入好的富队之分，更不知道种庄稼的土质也分白土、黑土、黄土、红土以及沙土和黏土的区分。土质不同，土地的肥沃和贫瘠也不一样，产量和收入都不一样，而更可怕的是和黄土打交道的“庄稼人”，他们认定：庄稼人不用上学，不用读书，识不识字都一样的“种地”。

                                                                             （待续）

鹿城飞侠

四个姑娘的表现令人吃惊，是啊，农村虽苦，但也磨练了她们。继续关注1

筱欣奕奕

憬悟 发表于 2015-12-11 11:52
为了给社员留个好的影响，早点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早点把自己溶入到贫下中农的队伍，全体下放的 ...

同学们开始入乡随俗了，吃苦耐劳干革命

筱欣奕奕

憬悟 发表于 2015-12-12 11:31
七天没离开仓库的姑娘们终于有人关照了，怕“掉了脑袋的犟驴”曹队长不但安排了一位大婶教姑娘们烧饭 ...

四姑娘和曹队长都要互相适应，不容易。
继续关注，问好老师

憬悟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5-12-12 20:39
四个姑娘的表现令人吃惊，是啊，农村虽苦，但也磨练了她们。继续关注1

谢谢关注！文革时期和现在，人的思想是大不一样的，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过去，写出来都没人看的;P。

憬悟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5-12-12 21:34
四姑娘和曹队长都要互相适应，不容易。
继续关注，问好老师

谢谢奕奕！事物总有一个磨合启动的过程。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取，运动中青年人的奋斗是可取的。

憬悟

      冲郢子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两户姓王，两户姓秦，两户姓徐，其余十多户有魏、夏、江、雷、崔等人家全是单一独门的“姓”，没有多少户人家一个祖宗姓的大户姓的人家。他们都是远代和近代逃荒而来的庄稼人在这里落户，形成了三五户在一起的稀稀落落的村庄。他们不是“先人”祖居在此的，村庄里没有家谱，没有宗祠，没有牌坊，更分不出老少辈份，贫瘠的土地上没有积攒起来的文化，更没有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长的原始族民。
      周文亮和王仁明的祖籍都是江苏的，他们的父辈都是在解放前期去上海谋生落脚的，对农村的映像也以为安徽和江苏老家是一样的。
      停留在父母心中的农村还是老家扬州的那种“孩子可以上上私塾念念书”“祖宗的祠堂就在大蒋庄”“我们扬州酱小菜最有名，早上吃早饭好”的那种格式，是陶渊明式的乡村田野，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款式，是本家家族拥有的八九间草屋，虽然有点简陋，倒是有点情趣，榆树、柳树遮住草屋背面的屋檐，桃花、梨花浓艳芬芳，开在堂屋的前面。孩子们去那样的环境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父母的心目中不算太差。
      可是父母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也带“州”字的地方竟是欧阳修在《醉翁亭》里有意回避的穷地方。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玡也。”这是北宋时期被皇帝贬谪滁州的著名“酒翁太守”欧阳修老先生留下的文章，老先生在醉意朦胧时一口气写下的这篇二十一个“也”字的文学大作，竟在九百年之后扎扎实实的让60年代的一大批都市知识青年领教了他的醉意。
      科举出生的老先生虽被贬滁州，然而他一辈子没有经历过国家动荡的日子，天灾人祸与他无关，他是在给皇上缴功，描写的是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借山水之意说明他在滁州治理有方，指望皇上早点赦免他，重新召他进宫而委以重任。他向皇上汇报的是“西南”的一个角，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而知识青年是凭着一颗红心，满腔热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革命、斗争后不顾路途遥远，告别双亲，拖箱扛包，背井离乡来上山下乡、来战天斗地、来插队落户，来真正体会农民生活的。
      知识青年翻遍了四岭八乡，没有找到老太守说的“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的“滁人游也”的那种惬意。出滁城向北步行60里，这一片土地连一条象样的土路也没找到，到处是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坑坑洼洼的黄泥岗，途经沙河集一直到明光嘉山，能收入眼帘的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衫破烂不堪的穷苦农民。
      安徽和江苏不一样，皖南和皖北又不一样，村和村积攒的文化底蕴也不一样。尤其那个经历过天灾和失误的年代，严重的自然灾害洗刷过的乡村根本找不到陶渊明式的田园，找不到欧老先生的轻松。周文亮和王仁明插队的地方是连肥皂火柴都很紧俏的乡村，是孩子们从小就不用上学的乡村，是连拳头粗的一棵树也没有找到的穷山秃岭。
      贫穷、不但是生活上的艰苦，更是文化的落后。想象和实际的差距越大，青年人受影响的情绪越波动。
      生产队按照公社的统一要求，首先要给知识青年讲阶级教育，讲生产队的发展斗争的历史。忆苦思甜是下放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修之课，是“开门之课”。
      冲郢子忆苦思甜教育的课是下午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举行的。
      平时栓养九头老牛的地方，是生产队最大的室内场地，靠墙角的地面上楔着排列有序的牛桩。今天为了开会，饲养员大老许和大老徐，早早的把九头老牛全牵放在了屋外晒太阳，把牛棚里里外外的也全打扫清理了一遍。
      午后的阳光，懒懒洋洋，照射在牛背上，像镀上了一层金光。冬闲的老牛嚼着包裹着浸泡黄豆的稻草卷子，享受着饲养员精心准备的“冬令补品”，悠闲地躺在冬日的阳光里，舒坦的摆动着尾巴。
      王仁明走在开会人群前面，经过一头站立的老牛身边，僵立的老牛突然扑扑啦啦的一滩牛屎拉地上堆起脸盆大的一个圆堆，饲养员大老徐粗哑的嗓门吼了一声：“吆！懒哪，送你拉屎不拉，人晒太阳你拉屎。”
      大老徐一边吆喝老牛一边拿起抄板来清理牛粪。
      跟在王仁明后面来牛棚开会的张二林跟着叫了一声：“王仁明，帽子掉了。”
      王仁明下意识的摸了头上帽子一把，围拢过来的社员哈哈大笑。王仁明戴着东北的棕褐色的无檐大棉帽，和老牛拉的一滩棕褐色的牛屎差不多大小，都是圆的，王仁明自己也笑了起来。
      大老徐拿着抄板走过来，一板抄起牛粪，端到牛棚的墙根下面，用两手团了一团，像摊面饼一样把牛屎扒糊到了墙面上。
      牛棚朝阳的土墙面上，早就贴满了一团一团摊得像面饼一样的牛粪，晒干了的牛粪会铲下来整齐的码堆在牛棚里，干牛粪铲落后的墙面从墙脚到人手够不到的地方又留下一圈一圈圆的痕迹。
      牛棚里，民兵队长胡大海亲自布置着十分简单的会场，没有标语，没有横幅，没有幕墙，只有大嘴魏大银从仓库搬来的一张破桌子放在中间做讲台。雷贵良也从自己家里搬来了两条长板凳，其他三十来个社员家里有凳子的自己带条凳子，没带凳子就在牛棚外的大草堆上抓一把干稻草铺垫在屁股底下。
      站在讲桌边上等待批斗的是生产队的三个“戴帽子”的阶级敌人，一个是地主张聪明，一个是坏分子许承厚，还有一个是伪乡长秦振槐。原来每天在劳动休息时总和知青们远远的还相当有礼貌的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三个人是头上戴帽子的阶级敌人。
      王仁明一看就小声惊讶的对周文亮说：“啊？是这三个人？”
      周文亮也很吃惊的说：“是啊！我们一点不知道，息盼时还每次都给他们递香烟抽，挺礼貌的，没人提醒过我们，不会说我们阶级立场有问题吧？”
      “没人提醒，谁知道呢！脑门上又没写地主两个字。我倒还觉的这三个人不声不响像是有文化的人，特别是老秦，他还偷偷的塞过熟鸡蛋给我的呢。”
      “这就是农村活生生的阶级敌人？真不知道。”
      “······”
      地主张聪明和伪乡长秦振槐是念过私塾的，是村里老一辈当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两个识字人。张聪明在土改划定成分的时候家里有耕牛，有几亩好地，真好够“达标”地主的，所以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地主，是夏天晒红冬天泛白肤色较好、一说话就带笑的脸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地主，平时看上去挺和善的，也是三个人当中唯一有老婆有孩子的地主，而且他老婆每天都是穿洗的干干净净下地劳动干活，从不和人打闹调侃。
      秦振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府里是“多方面”打交道的一个伪乡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还和新四军有过来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得已混饭吃”的乡长。据说当年风光的时后曾娶过两个老婆，两个老婆解放后都和他划清界线“不辞而别”的走掉了，现在是一条苟延残喘的“老狗”“老光棍”。
      只有坏分子许承厚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是现行坏蛋分子，此人从不啃声，干什么脏活累活都不啃声的“闷头驴子”。
      或许就是有“帽子”的原因，平时这三个人在生产队干活都十分老实，今天站在被批头的位置上，王仁明和周文亮心头反而有了怦怦跳的感觉。
      一直想进队委会领导班子的大嘴魏大银带头站起来高呼了几声口号，围坐在下面零零落落的有人跟着哼了几声，口号的响声不大，像是鼻腔里发出来的声音连字语也很模糊。王仁明和周文亮几乎都跟着只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聪明”后也嘎然而止了，而且“打倒”是重音，后面“地主张聪明”是带拖着的模糊不清的低音，后面几个“打倒”的声音更是用鼻子哼哼着哼出来的，气氛有点奇怪，面对面之间，谁也不想把自己的声音特显出来，连魏大银自己带头高呼的声音也一声比一声低了下去。
      会议的开场显得苍白无力，不是那种义愤填膺的高呼，“主战方”一下子就失去了斗争的气势，这是王仁明和周文亮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革命气势的失落感”。
      不识一字的老农许承业，被胡大海点着“大老许”的名走上了讲台。
      大老许穿着一件空壳子的破棉袄，腰里箍着根草绳，和电影里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农民装束是一样的，他光脚趿拉着鞋，却和秦振槐穿的一模一样的黑袄裤，只是没有秦振怀洗刷的干净，大老许的胸口衣襟上有鼻涕眼泪长期积累而留下的光亮反射。
      站起来的大老许站在桌子的左边，三个坏分子站在桌子的右边，胡大海坐在桌子的中间，魏大银就像挂单一样在胡大海坐凳边上弯着腰挂了半个屁股，三十来个社员就围着桌子散了一圈。
      大老许还没有开口，双眼已有眼泪，他控诉说：“解放前我在地主老财家做雇工，那就是一个苦啊！帮人家耕田，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下地干活啦！干迟了地主不高兴，抽鞭子赶老牛快点，地主也不高兴，他舍不得我鞭牛。迟也不好，慢也不好，犁深了不好，犁浅了也不好，那就是遭罪呀，那时我就害着眼病，两只眼睛一年到头泪流不止，至今都没好，肚子吃不饱，没力气干活，身上又没衣服穿，后来我不在他家干了，流落到这儿冲郢子来了，我住下以后，我家老二老五都来了，过去的日子哪有现在的日子轻松。”
      说着说着，他扬起的左手挥手一指，指向西面的一片乱坟岗，说：“就是前几年不好，闹灾荒，我们村子有···”
胡大海马上站起来摇手大喊：“喂喂！讲过头了，讲过头了，你又要乱说了，只准讲解放前，别乱提什么前几年，从头开始讲。”
      原本底下议论的声音比发言者还响的场面一下子出现了笑声满堂的尴尬。老农大老许被胡大海制止也立马终止了声音，稍停顿后，老实憨厚的笑伸着脑袋望着胡大海说：“俺没说错，是真的，是真的苦。”
      大老许没有内容的“内容”说的滑稽可笑，令在场社员和队干部都咧着大嘴笑了起来，滑稽的场面令接受再教育的周文亮和王仁明一头雾水。
      主持会议的胡大海自己先笑了，打着圆场说：“地主老财是解放前的事，西边坟岗是解放后前几年发生的事，一个解放前、一个解放后，不能乱说，忆苦思甜，只能说解放前农民的‘苦’和现在的‘甜’，你老是说错。”
      胡大海解围的说：“解放前的苦，是阶级苦，解放后是自然灾害没收到粮食，不能放在一起瞎扯。下面叫你家二爷上来说说。”
      胡大海不耐烦的要换许二爷上来说说。
      二爷是大老许弟弟，是村里的老少二爷，大名都被人忘了，满脸皱纹，一辈子光棍，没娶过老婆，平时村里老老少少都叫他“二爷”，是村子里老一辈爷们最喜欢调侃的“老童子鸡”，和秦振槐关系最好，秦振槐平时也喜欢逗他说自己愿意嫁给二爷，给二爷做“老婆”，死活缠着讹二爷打鸡蛋给“老婆”吃。
      胡大海点二爷名，二爷笑的满脸皱纹，死活不肯上台来。
      胡大海没办法，继续主持会议，手指着坐在人堆里真和村嫂们纠缠拌嘴皮的杜伯昌说：“算了，算了，下面还是请会计杜伯昌讲话。”
      会计杜伯昌中等偏小的身材，在社员中间能算是小白脸了，剃着一个两边分叉露着后脑勺的锅盖头，能说会写的他小学没念完，但在生产队已经属于有文化的现代人了。
      杜伯昌连屁股都没有摞位子，就在原地坐着，两手操在袖筒里，开口就来了一句地方的歇后语：“我的嗨唻！刚才是小孩鸡巴挂镰刀、危屌险，讲的不对箍子了”。
      接着又说：“都是一个村子里住的，家门口的塘自己都知道深浅，谁肚子里有几个字大家都知道，自然灾害不能说，那不是解放前的事。”
      然后又按他的语言面向王仁明和周文亮自我介绍说：“我是会计，就是大街上掉了裤子赶快提起来别把蛋露出来的‘快纪’。”
      接着又说：“张聪明土改时家里多条牛，当时他要是上交了也就没事了，这样我们村里就连个地主也没有了。”
      “许三爷许承厚是许大爷家最小的弟弟，见过世面打过仗，当错了兵，要是跟国民党去了台湾也不会在这儿种地了。”
      然后他没有说秦振槐，话锋一转说到插队的知青头上来了：“上海孬子到我们这边来就是上级要他们好好地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他们在上海，我的嗨唻，是楼上楼下、是电灯电话，住的是楼房，走的是柏油马路、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住的、吃的用的，都比我们农村强百倍，舒服惯了，舒服的连韭菜和小麦都分不清，现在就是要他们到农村来，向我们贫下中农学习，好好种地，好好地改造思想，和我们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然后他语气肯定地说“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
      杜伯昌的“我的嗨唻”的说话，老婶子们都很赞赏，连抽烟的老农也在频频点头。

      会议还在继续往下开。
      副业队长雷福兴首先自己站了起来。副业队长个子高高的，空壳棉袄的颈子袒露着松塌的头颈皮，大喉结上下摆动发出公鸭子般的声音说：“我是副业队长，我‘富’个屁，是聋子的耳朵做摆设的，我连鸡都没敢多养一只。一家一户不准超过十五只鸡，我还跑丢了两只。俺们生产队里没有豆腐坊，没有粉坊，什么副业也不能干，没有副业，我算啥门子副业队长？还不是和大伙一样早出晚归的下田种地？生产队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分钱现钱，还干啥副业队长？”
      雷福兴的牢骚话引发会场一阵嗡嗡的责怪声和几句赞同声。
      再接着是政治队长秦振雨讲话，老队长干噎着嗓门说：“要想富就得朝土地要粮，朝土地要粮大伙就得起早摸黑的干，要提早出勤，早上出工的哨子小胡从南边吹到北边，都吹了三遍了，一个一个的都懒得不肯出来，咱们庄稼人不起早下地干活怎么能行？我不也天天早上鸡都没叫就起来牵老驴外出了吗？”
      这时，身板厚实，虎背熊腰的主管生产的王队长接着秦队长的话讲起今冬来春怎么搞生产，眼下要做些什么？过了年要做什么？明年想种多少亩山芋？多少亩绿豆？还有花生、大麻、油菜、芝麻、大青豆，还有下凹子的哪几片水田春天时一定要贴贴田埂，否则到夏天会漏水。还有什么人家的鸡毁了多少麦子，什么人家的猪没关好，王队长说鸡、猪再不看管好他到时候再看见就要骂娘了。
      王队长唠叨完生产的安排，会计杜伯昌又接着补充说：“今年哪，分配是个问题，我这几天脑袋都挖空了，还是按老方子抓药，怎么算账一个工分值也就三毛钱都达不到。现在不是一个山芋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的时候了，现在是有多大的洞爬多大的鳖。”
      然后他话题一转：“明年更困难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明年增加了两个下放学生，还有老娘们肚子里的几个小孩明年要出来，粮食就这么多，人口要增加五六口子，明年能有两毛钱一天就不错了。”
      杜伯昌的话又引发一阵嘘嘘的议论嘈杂声。
      会议的发言全是几个队委在说各自的工作苦楚了。
      队长秦振雨趁机把周文亮和王仁明两个知青在他家吃了一个星期饭的问题提了出来，要求从队里拿点粮食补助。
      秦队长的意思刚吐露出来，副业队长雷福兴和会计杜伯昌一听就不愿意了。
      雷队长一口咬定说：“孬子在你家吃饭，我的嗨唻，给你家送肥皂、火柴，你都用不完。你再从队里拿粮食回家，这事不好办。”
      雷队长说到“我的嗨唻”时嘴和鼻子都撅起来了。
      秦队长一听这话当场就不高兴了，和雷福兴、杜伯昌争吵了起来，秦队长老婆也跟着帮腔说：“这话好讲不好听。”也跟着吵了起来，四个人讲着吵着，乱成了一团，细嗓门的、公鸭嗓子的、激动而粗哑的、洪钟变破锣的、秀才说书的，一阵嗓门交响曲，一个个争的面红耳赤。王队长也帮着雷队长和杜伯昌，胡大海忙打着圆场，原本安排好给知识青年讲阶级斗争忆苦思甜的教育会议，就这样让队委会几个小干部乱七八糟的搅流产了。
      原本是新来的两个知青为感谢秦队长对他们的款待而送给秦妈妈的几盒火柴和几条肥皂给秦队长带来了麻烦，在雷福兴和杜伯昌眼里是秦队长收受知青的重大“好处”而宣扬开来了。秦队长实事求是的提议，不但没讨到粮食补贴，还遭到了队委会的反对。更为收了学生两条肥皂背上了“黑锅”。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三个阶级敌人早就坐在底下的人堆里“吹牛”去了。
      一场教育大课就这样乱七八糟的吵得不欢而散结束了。

      太阳西沉，晚风卷着尘土和炊烟。有点冷了，屋外的老牛“哞”“哞”的叫归了。成群归来的麻雀挤在矮墙头上，咭咭喳喳地叫唤，连各家各户的鸡群也在大门口外边徘徊着准备进窝了。
      王仁明和周文亮走在回“家”的田埂上，他们忍住想发出得嘲笑，互相猜疑的用上海话问了一句：“老队长秦振雨和那个伪乡长秦振槐都姓秦，都是“振”字辈，住在同一口月牙塘边上，是不是沾亲？”
      又相互摇头说：“有点搞不清楚”。
      “还有地主张聪敏的儿子张孝华，前几天我们干活时还听到社员在背后讲张孝华真在和王队长家女儿王友兰提相亲的事呢？在我们上海听说是阶级敌人躲都嫌慢，他们怎么还谈起亲家来了？”
      “都是一个村庄的，你没听杜会计说话吗？他喊坏分子许承厚叫许三爷，和上台讲话的大老许，还有二爷，他们是兄弟三人，所以连口号都没人喊。”
      “背后是听说这事，我还听说王队长老婆嫌张孝华个子矮了。王队长老婆说耕地时张孝华跟在牛屁股后面比牛屁眼高不了多少，不是嫌他家成份不好，是嫌他个子矮了。”
      周文亮说：“杜伯昌说我们上海人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来接受改造的，这话都快把我们归类到坏分子里去了。还有明年人多口粮少的问题，好像我们成了村里的负担了。又是负担又是‘坏分子’，听得心里怪不舒服的。”
      王仁明也说：“谁知道我们上山下乡是为了什么目标？生产队社员和我们一样搞不清楚，你说杜伯昌满嘴歇后语的土语就叫文化？甚至可以讲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我们来插队落户，哈哈哈···”
      “老农大老许说西边坟地里死了好多人，这哪儿是阶级教育？简直乱弹琴了，放在城市里他就成反革命了。”
      “也奇怪的很，这个生产队怎么没有60岁以上的老人，像一刀切一样整齐，大老许、胡大海父亲、杨浩喜的父亲，包括秦振槐，这四个人才五十出头，算是年龄最老的爷子辈了，上面年龄一个没有了，农村没有老人？奇怪？”
      “不过你看社员真可以，你看大老徐，一滩牛粪他就用手扒拉扒拉贴到墙上去了，恶心死了，这事叫我们干怎么办？”
      “农民，讲话诚实的很，包括队委会，我们给秦队长老婆送了两条肥皂两盒火柴，你看老队长给他们气的直蹦。”
      “妈的，今天给花秃子张二林讨个大便宜，拉在地上的牛粪就像盘在头上的缠头帽子一样，给这些乡下人笑死了。”
      开完会后的两个年青人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带着一脑袋糊涂的教育走进了家门。
      他们诞生在新中国，他们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走来，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看到乡村的“活生生的阶级敌人”，他们更看到了本乡本土、沾亲带故的社员是如何相处、如何阶级斗争的，还有更令人费解的不准说的“西边的坟地。”                                                                              （待续）

雪山飞鸿

憬悟 发表于 2015-12-9 10:1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此地任刺史的时候留下的著名诗句。
     ...

四个知青姑娘满怀革命激情投身农村！:handshake

雪山飞鸿

憬悟 发表于 2015-12-10 10:06
曹队长是铁了心不想要这四个插队的上海姑娘，他重复着认定的死理。      他对荣振海会计说：“一个祖 ...

呵呵，淳朴有时和愚昧联系在一起，做出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雪山飞鸿

憬悟 发表于 2015-12-11 11:52
为了给社员留个好的影响，早点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早点把自己溶入到贫下中农的队伍，全体下放的 ...

记忆犹新啊！好像昨天历历在目！问好!:lol

鹿城飞侠

这忆苦思甜会开得真够热闹的，“ 开完会后的两个年青人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带着一脑袋糊涂的教育走进了家门。”，西边的坟地又是咋回事呢?继续关注！

筱欣奕奕

憬悟 发表于 2015-12-13 08:17
冲郢子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两户姓王，两户姓秦，两户姓徐，其余十多户有魏、夏 ...

农村生活的见闻，每天都觉得新鲜。
继续关注，问好老师

憬悟

雪山飞鸿 发表于 2015-12-13 12:57
记忆犹新啊！好像昨天历历在目！问好!:lol

谢谢飞鸿关注！青年时期，生命最旺盛的时期，这时期发生的两件事，文化大革命与上山下乡，使我们终生难忘的事件，把这故事留给历史还是有点意义的。:handshake

憬悟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5-12-13 14:38
这忆苦思甜会开得真够热闹的，“ 开完会后的两个年青人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带着一脑袋糊涂的教育走进了家门 ...

谢谢飞侠关注！“西边”的事，一般作品里面不给写，胡大海打断大老许的讲话是艺术加工，会场上贫农大老许是直接说出来的，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西边的事”。;P

憬悟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5-12-13 21:22
农村生活的见闻，每天都觉得新鲜。
继续关注，问好老师

谢谢奕奕！我是想比较全面真实的写出下放时期知青的劳动、学习、生活、快乐、悲伤、爱情、心中的渴望和周边的环境，有一点按时间顺序往下写的感觉，不像其他小说那么有艺术性，关键有点懒，不想花很多时间来进行穿插和颠倒的加工。;P

憬悟

        腊月，数九寒天。
      干燥的风吹打着光秃的丘陵，一群在寻觅食物的麻雀，被人惊起，像刮起一阵风似地飞起，又像弹丸一样坠落下来，在茅草屋的顶上和稻场的大草堆上乍起乍落。
      乡间干燥的泥土路上，刮起一阵一阵被风沙扬起的尘土和碎草。杨委员步履匆匆的从西边的牛岗地穿过来，绕过大老许的房屋，转过生产队牛房的西山墙，和秦队长真好迎头相遇。
      “真找你！”杨委员迎面喊住了想回家的老队长。
      秦队长笑脸上应：“杨委员来啦！”
      杨委员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两个下放学生呢？”
      “他们和东边郢子的几个学生从陈营镇搭上运沙的汽车，回上海过年去了。”
      “什么？才来几天？怎么早就回去过年了？”
      杨委员一边吐着嘴里的沙尘一边责怪着秦队长：“呸，呸。我一个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挨着检查，我还没有走得过来，你这儿的人都已经放跑了，走得太早了吧！”
      秦队长陪着笑说：“不就是搭上汽车了吗，不花钱，能不答应吗？再说下放学生能在这儿住几天？早晚还不都是走。”
      “胡说，谁说早晚都得走？这一次宣传的是插队落户扎根农村干革命，扎根！知道什么叫扎根吗？不能抱临时的思想，你看之前来的上海下放户来到这儿都有八年了，走了没有？知青再来个八年十年呢？明年我们还要准备统一部署、统一盖房，给他们安家呢。”
      秦队长尴尬的憋着嘴陪笑，嗫嗫嚅嚅的说：“安家？安什么家？···”
      不等秦队长说出来，杨委员就抢先说：“你先带我看看他们住的地方，不见人，见到住房也是交待。”
      秦队长指着杨委员身后牛房后面的仓库说：“就住在后面的库房里。”
      推开堆满种子的仓库破门板，一股驴骚味扑鼻而来。两张空荡荡的床在驴铺的边上。
      杨委员瞪圆了眼睛问：“睡这儿？和种子？和老驴睡在一起？”
      秦队长更有点尴尬了，喉咙里发出嗯嗯的声音。
      “胡屌闹！你们家的孩子也和老驴睡在一起？”杨委员带着粗鲁的地方语骂了起来。
      秦队长脸红了，十分尴尬了，结巴巴的说：“不就是··不就是生产队穷，没有···没有闲余空置的房子吗!”
      杨委员瞪着眼睛虎着脸说：“不能报临时的思想，不能睡在驴铺里，没房子，把自家的堂屋让出来，你闻闻这股骚味，能住人吗？安排下放学生是上级党委布置的工作，要重视，过了年，县里统一拨款，统一盖房，要做长期的安排工作，后面还有应届毕业的学生要下来，你要重视，别把小队长给我搞丢了。”
      秦队长唯唯诺诺的不敢应话了。
      “你立即想办法调整，不能让知识青年和老驴子睡住在一起。这几个学生回家一宣传，影响多恶劣，而且是大上海来的学生，你叫我胖子的脸往哪放？”
      秦队长陪笑而试探地说：“老五保户死了，要么把那间房拾掇拾掇给他们住？”
      杨委员没看过五保户那房子是啥样，只是说：“哪家不死人呢？只要能住人就行，只是牛房、驴铺不能住。”然后接着说：“一定要改，春节后我还要来检查，我还有好几个生产队要去看看，记住了？没盖房之前不能让知识青年和老驴子睡住在一起。”
      说完，带着一种不满意向东边的生产队赶去。

      早到的春天，阳光和煦。朝阳的山坡上，星星点点的野草刚刚吐出绿叶儿，偶尔能看到一朵两朵开着紫色的兔嘴花儿了，满山坡的麦苗片片泛绿、茵茵待发了。
      过完春节，转眼已是阳历三月天了。
      生产队的五保户老头前年就死了，那独门一户、有些年头的土房子是村里最矮的一间，土坯墙的西面有点朝外倾斜，屋顶上的稻草烂得都发黑了，墙面还裂着长长缝隙。
      有点倾斜的破草房生产队在年后就安排给了周文亮和王仁明居住。
      从仓库搬出来据说还是公社领导春节期间下来检查知青安排居住的情况时，杨委员给了秦队长严肃的交代：“不能让知识青年和老驴子睡住在一起。”
      住了几个星期的仓库结束了，再也不用夜里喂老驴起来添料、更不用“享受”老驴的尿骚待遇了，王仁明主动争取得来的“弼驴温”的大事结束了。
      春风吹来了生机，也吹响了农耕大生产的号角。
      春寒料峭。清晨的水面，还结着薄薄的冰层，生产队的九头老牛已经开始起早带黑的在水田里翻耕着块块农田。
      已经开始灌水的稻田里，穿着空壳棉袄的壮劳力，没有棉裤，只是一个个将单裤的裤腿卷提到大腿上，赤着脚，忍着冻，踩在薄冰渣渣的水田里，忍受着透肌砭骨的寒冷。农夫们挥动着牛鞭，寒冷中喊着高昂的带着劳动号子的吆喝声，跟在牛屁股后面扶犁躬耕。
      尽管薄冰渣渣割破了腿脚，然而一阵阵驱赶老牛的吆喝声，一阵阵水田里的划犁声，拉开了备耕农忙的序幕。
      尚未开犁的农田里，肥田的红花草像一片一片漂浮的红云，覆盖在待耕的土地上。开犁时直接把红花草犁翻后压在泥土里沤烂，是极好的氮肥。
      尚没灌水的旱地稻田里，也烧起了一堆一堆的“烧包”。
      “烧包”就是拣大的土坷垃码成空心的土堆，然后在中间空心的部位烧上一堆干牛粪，黄土坷垃被燃烧的牛粪熏烧成了黑色，然后再把熏烧成了黑色的土包扒拉开来，均匀的在地里拉平，这是农家上等的基肥。
      从生产队的牛房里挑出了大堆晒干的分量很轻的牛粪，干牛粪就是一个冬天粘扒在牛棚墙面上晒干的，吃草料的牛的粪便含有大量的草纤维，晒干以后点火就能燃烧。
      田野的上空飘起了阵阵带着草味的浓烟，淡淡的保留着青草的香味弥漫其中。晒干后能燃烧的牛粪没有臭味。
一堆堆的粪包，像一座座坟头，冒着滚滚的浓烟。乡野里没有什么农活比烧粪包轻松了，周文亮和王仁明第一次参与“烧牛粪”的农活，轻松而又好奇。
      花秃子的张二林特别喜欢和下放学生靠近乎，农田劳动的时候总喜欢跟在周文亮和王仁明的身后。张二林歪着破瓢似的嘴，指着冒烟的土包调侃下放学生最高兴的话题则是：“孬子家祖坟冒烟了，出妖怪了，跑到我们乡下来种地了。”
      一阵哄笑，天地间回荡着粗野奔放的笑声。
      张二林说牛粪是“帽子”，烧包是“祖坟冒烟”，乡土语言比喻的生动笑话连被讽刺的王仁明和周文亮也跟着笑了。
      张二林更得意了。
      备耕的同时是植树造林的好时机，秦队长从公社背回来小半麻袋的槐树树种，交给民兵排长胡大海，又由胡大海分派给了魏大银和江开文带领的两队青年民兵班开始漫山遍野的植树造林。
      丘陵地貌，乍暖还寒的早晨，山岚烟岫，似薄雾，似青纱，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牛粪还有炊烟里柴草的香味。
      农田的四边有很多边边拐拐空地，房前屋后，塘埂路边，没有树的乡村，到处都是植树造林的好地段。
      江开文从家里带来了一只簸箕，把分来的树种盛放在里面。小山坡上，植树造林的青年人用锹挖出一个个的小坑。
      周文亮望着簸箕里的树种，一粒粒比花生大的树种，通体溜黄，他给每一个挖好的地坑里认认真真的放上一粒种子，然后用脚把土盖上，再踩上一踩，然后再到下一个坑里往复循环的做着同样的动作。
      江开文走过来笑着说：“一个坑里放一粒种子太少。”
      周文亮不解的问“那放多少？”
      “至少三颗。”
      “树种要放三颗吗？长出来以后不拥挤吗？这是什么树种？”
      “这是槐树树种，反正去年也种了，从没有长出来一棵树苗，所以多放点，没事。就是都长出来也没事，它们之间自己会一个坑只活一棵树出来的。”
      没下过种子没种过树的周文亮认认真真的每数着三粒放进一个坑里。
      临近中午的时候，种完树的魏大银带领的一组队伍过来了，魏大银问江开文：“你们还没有种完？”
      江开文回答说：“上海孬子不知道，他们一个坑里就放了一粒种子。”
      花秃子张二林看周文亮每一个坑里数着认真的一二三，又来嘲笑了，他冲着王仁明和周文亮笑着说：“植树造林是义务工，孬子真孬，你以为种金豆子啊？还一颗颗数，你就一把一把往坑里放。马上插秧了，你去数稻秧，看看每亩田需要多少粒稻种。”
      女孩们捂着嘴笑了。张二林自鸣得意的摇头晃脑。
      王仁明奇怪的问大家：“一把一把放能长得出来吗？”
      “去年也没长出来，和我秃头一样，别想长出毛来啦！你一颗种子一颗种子的数着种，我们三天也种不完。”
      青年人哄堂大笑。
      张二林得意的连花秃子脑袋都红亮了：“吃饭也数，看看一顿能吃多少饭粒。”
      周文亮和王仁明无奈的跟着一起笑了。

      趁着麦子还没成熟的育秧阶段，农忙还没有全面展开，田敏伟和黄大国从城东乡翻过雾笼山又跑到冲郢子来了，异地他乡，分散在两地的老同学重新相见，格外的亲热。
      田敏伟生性聪敏活跃，黄大国更是幽默多趣，周文亮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三个人在一起整天笑声不断、怪戏连台。
      望着五保户留下的那间有点歪斜的破草房，黄大国第一个幽默起来了：“房不在好，能住就行。歪而不倒，把鬼吓跑。”
      “酸、酸、酸！”田敏伟邹着眉歪着嘴一脸酸相：“我那年大串联跑到福建，看到土地公公的破庙都是砖砌的，比这房子漂亮，这泥土堆得墙还歪而不倒唻，还什么鬼都吓跑了？你看看这屋顶的草都烂黑了，都烂出沟来了，再看看这墙都有裂缝了，这么一尺厚的土坯墙，倒下来都能把你压成肉饼子，是鬼都跑不掉。”
      周文亮一边高兴地招呼，一边大有感慨的说：“这辈子长见识了，原来只以为房子都是用砖砌造的，现在明白了，黄土泥巴堆堆也能堆成房子住，就是有一条，土墙怕漏水。还有那个牛粪，从来没想到过，居然能当炭火烧，比稻草还熬火。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农村要不要造公共厕所是无所谓的事。”
      “哈、哈、哈···”同学们都会心的大声笑了起来。
      乡村里，除了供销社，没有小店。供销社的货架上稀稀拉拉也没有什么商品，几匹布，几瓶酱油，几包香烟，最大的商品是一口水缸里装了半缸比黄豆粒子还要粗的盐。学生自己也没有菜地。找不出能吃的东西招待同学校友。周文亮和王仁明开始满村子寻找采购。
      春雨后的乡村，道路泥泞溜滑。
      走到大老许家的门口，只听见“呲”的一声，一个黄乎乎的大家伙不知道躲在什么破地方的，一下子闪电般的蹿到了他们面前。两只凶恶的红眼珠，四个尖利的犬牙，像盆子一样张开的大嘴，疯狂地扑了上来。一条狗敢上，其它在边上闲溜而望着他俩的狗也趁势蠢蠢欲动的围拢了过来。
      这条敢领头的恶狗，突然袭击把王仁明和周文亮都吓得不轻，人都来不及反应，措手不及，忙转身躲闪。两条腿的人没有四条腿的狗灵活，大黄狗一步箭穿，一口就咬住了王仁明的雨靴子。周围闲溜的三四条狗也趁势一起围了上来。
      周文亮一声吼着不让其它的狗上来。王仁明摔倒在地，满身泥泞，带帽檐的棉帽子也滚到了一边。小腿跟子立马留下一对犬牙洞眼，血顺着脚跟流了出来。
      该死的、胜利的大黄狗竟叼着王仁明的一只雨靴齿高气扬的摇着尾巴跑回家了。
      王仁明脸吓白了：“妈的，这条狗每次看到我都想冲上来。”
      也被吓过多次的周文亮脸也白了说：“其它狗没它凶，我每次走这边也怕它，速度太快，搞不好就是一条狗王。”
      两个人非常沮丧，受到突然袭击的王仁明，脸都给吓得惨白。弯腰捡起沾满泥水的帽子，丧气地跟着大黄狗后面来到了老农大老许家讨鞋。
      五十岁上下的大老许，看上去好像都快赶上周文亮爷爷的年龄了，满脸皱纹，农田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显得特别苍老。
      西北角一间土胚房，空空荡荡放着几件农具，泥巴垒砌的灶台边上的一只喂猪的瓦盆子，早就被猪拱成两半儿了，是用铁丝箍着在用。双层小芦干编夹起来的锅盖扣在水缸上，锅盖上放的一只水瓢也是用麻线缝合起来的。
      靠东面的两间坯房，一间堂屋一间厢房都没有窗户，里面散发出一股怪怪的秽气。
      堂屋里垒得鸡窝和供宝书的柜台全是泥巴垒砌的，里厢房的光线更暗，床也是泥巴垒砌起来的，整个家除了一张歪歪倒倒的吃饭桌子和四条板凳一副水桶，其它就和老队长家里一样，没有一件像样的木制家具。
      大老许知道了两个学生招待朋友的困难和来追狗讨鞋的洋相，他满脸无奈的叹口气，一双有病的眼角依旧迎风掉泪，和那天忆苦会上一样的在流着泪水。
      大老许一边歉疚的陪着笑脸，一边从灶膛里抓一把“百草灰”撒在王仁明流着鲜血的脚后跟，然后骂骂咧咧的操起泛红油亮两头带尖刀的椿树扁担奋力的挥向了坐在院子里给主人邀功摇尾的大黄狗。

     晚上的一顿狗肉烧的满村子飘着香味，大铁锅煮狗肉，放点酱油放点糖，农村社员家里烧肉不放糖。六十公分的大铁锅烧了满满一锅，用大脸盆分盛了满满两脸盆的狗肉。
      “狗肉香十里”，满村子飘散着狗肉的香味。
      田敏伟安抚着被狗惊吓的王仁明，王仁明说：“没事，咬咬得不狠，表皮咬破了。只不过刚才被那条恶狗猛一下子窜上来时没提放，吓了一大跳，魂都吓出来了。”
      黄大国还不知道吃在嘴里的狗肉就是咬了王仁明的这条狗，狠着说：“找它主人赔，农村有规矩，‘狗咬一口，大米五斗，’找他算账去。”
      事情发生在自己生产队，王仁明还是想息事宁人的，于是说：“算了，狗肉都进你肚子了，还大米五斗唻，大老许家穷得连木箱子都没有一个，就一栋破草房都不够赔五斗米的钱，那双见风就淌泪的眼睛都没钱治，赔个屁。我已经被他家这条狗吓过几次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只要一走到他家门口，它一见到我就冲上来，每次都被它吓得不轻。现在算彻底解决了，都烧成狗肉啦！”
      黄大国这才明白吃在嘴里的肉是这条咬了王仁明的狗。
      生产队也来了好多闻到狗肉香的社员，胡大海、雷贵良、魏大银都跑来凑热闹了。
      只要有人来，田敏伟是最热情好客的。在田敏伟的建议和安排下，把两个箱子摞在一起当桌子用，从两户社员家借来的长条凳子围了一圈，社员和学生们一起有坐有站、称兄道弟的喝着山芋老白干酒“打狗夯子”。
      酒席上，大呼小叫，学生和社员划拳行令、捣杠子、猜数字的拼酒。
      在部队当兵待过三年的胡大海一手抱着自己的儿子，一手拿筷子夹着狗肉说：“这狗肉烧的不错，又香又烂，又有味道，孬子有糖，烧出来味道有甜味，就是不一样。我们农村有一句土话叫狗吃狗欢喜，所以吃狗肉要起哄吃，闷吃狗肉要得狂犬病的。”
      胡大海来吃狗肉还要说出吃狗肉的道理。
      皮肤白净的雷贵良是副业队长雷福兴的儿子，老两口就这一个独苗，去年刚娶了媳妇，胡大海调侃他说：“‘狗跑窝、香十里’，我们小贵良去年跑窝，娶了一个媳妇带回来了。”
      “什么叫跑窝？”黄大国有点不解的发问。
      魏大银大着嘴巴说：“就是老母猪发情要找公猪交配。”
      大伙一阵哄笑，话题全转到发情、交配上去了，喝酒也来劲了，一起指着老大不小还没有娶媳妇的魏大银责问他：“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跑窝？不发情？”
      魏大银苦恼中说出了实话：“穷呀，谁不想抱个大姑娘睡觉呢？我母亲守寡，身体又不好，不能下地。我是家里老大，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前年去当兵了，部队就在你们上海。大弟弟当兵时对我说过，吃再大的苦也要送老三去上学，现在全家就我一个劳力，谁愿意嫁给我呢？”
      接着他用筷子指着脸盆里的狗肉说：“就这一条狗，我半个月的工分都不够买的。一条大狗在我们这儿要值五元钱呢，五元钱在我身上三个月也花不完。”
      黄大国若有所悟，喝酒前的“狗咬一口，大米五斗”的话再也没有吐得出来。
      雷贵良总是喜欢给大嘴魏大银戳轮胎放气的出他的洋相，他要调侃调侃魏大银，对田敏伟说：“这幌子有目标，他是暗中发情，两眼总盯着一个大辫子呢！”
      一条粗黑的大辫子扎在脑后的姑娘叫夏玉兰。乡村姑娘劳动的身材，高挑挺拔，青春期特别的健美丰满。大嘴魏大银对这姑娘是垂涎三尺，在田间劳动，只要夏玉兰在魏大银身边经过，大嘴大嗓门的魏大银立马就会变调，其声音变得绵羊绒毛般的细腻，村里的明眼人心里都清楚，因而雷贵良老是拿捏着魏大银这只“发情不敢嚎的公猫。”
      魏大银也喜欢人们拿他和夏玉兰的名字放在一起说事，他心里舒服，比吃蜜还甜，他嘴上阻止“不能乱说”，心里就希望人们给他添油加醋的说合他和夏玉兰，就好像把距离都拉近了一般。
      田敏伟一看魏大银喜气浮上的脸色就知道雷贵良没讲错，他倒上一杯酒放在魏大银面前说：“大辫子是真的假的？有这人吧？没有雷贵良喝，有？你喝。”
      酒桌上的人，喝酒是最谦虚的，都希望人家多喝，自己少喝，同时也是最怕在酒桌上被别人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而罚酒三杯的。
      雷贵良得理不让的高叫：“没这人我喝。你敢说你心里没有大辫子？没有她我骂大辫子你别难受噢！”
      魏大银是舍不得洗刷“大辫子”的，假谦假让的红着脸被田敏伟不费事的灌下去一杯酒。魏大银心里高兴，只要大伙把“大辫子”往他身上拉，喝醉都高兴，何况都是村里的青年人在一起，他巴不得让大家把他和大辫子按在一条船上说成是“天地一双”呢。
      田敏伟乘机又把空酒杯给他倒满。
      胡大海心里也明白，他帮魏大银解围，他拉着雷贵良要找他划拳，一个村庄的青年人，总有一物压一物的本领。
      只见胡大海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比划着手指。
      雷贵良高唱着：“螃蟹衣，巧八角，两头尖尖这么大的壳，背上壳、背下壳，五金魁首摊你喝！”
      喝酒划的令像诗歌一般的美丽，从没有玩过这样游戏的下放学生情绪高涨，手舞足蹈的跟着唱酒令，满房间都是“螃蟹衣，巧八角，两头尖尖这么大的壳···”的声音。
      狂呼乱叫的声音里，城市和乡村的青年欢乐无比。
      雷贵良伸出拇指和食指，胡大海耍赖，伸出的手指始终是食指扣半个的两个半手指，他的手指能算三也能算二，雷贵良吵着是“三”，胡大海搅合着说是“二”，趁着酒性，两人挣得脸红脖子粗，争执不下，胡大海抱在怀里的孩子被他们的争持吓的哇哇大哭。
      小孩哭，大人叫，四个知青情绪高涨，从来都没有划过酒拳，也没有和农村青年这么贴近的坐在一起比高低、拼酒量，都跟着敲筷子在边上帮衬着乱喊“老虎！”“杠子！”“杠子打老虎”的吆喝着看输家喝酒。
      那晚，离家的孩子喝的满脸红光、晕天黑地，忘记了异乡，忘记了故乡。

      席终人散。晚饭后恢复了平静。
      箱子上的煤油灯闪动着火珠，火珠里袅袅的飘腾起一丝黑黑的细烟，摇摇摆摆的消散在腾升的空间。四个年青人第一次在茅草屋里围坐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这样正经的坐着。
      带着三分醉意，田敏伟先吹起他和黄大国在火车站与周文亮分手后的经历：“我们出城后汽车没把我们送多远就到了公社了，我还以为到了，离县城挺近的，心里还算乐意。谁知道下车后我们四个人分在笼山小队，我的个乖乖！跑死了，乡下人说‘望山跑死马’，笼山小队就在雾笼山脚下，看看不远，跑起来有十多里路远，是最远的一个生产队”。
      喝足酒的田敏伟口渴，端着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喝下一口水，接着说：“不过现在看看倒也蛮好，翻过雾笼山就是你们公社了。到你们这边比到我们公社还近一点呢，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黄大国的嘴角使劲儿抽动了一下叹气咬牙说：“这地方太穷，真的没想到，要知道这么穷当初不如去黑龙江农场就好了，集体生活总要好些，不至于连菜都吃不上，我们住下后四个月连口菜都没有吃的。”
      黄大国的“太穷”和“这么穷”都是拖着重音说出来的。
      黄大国接着往下说：“光看报纸上邢燕子、董加耕一颗红心下乡插队的报导，具体的生活没看到，她们是否也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来插队，队长都不关心，连住的地方都不肯安排，开始的时候还叫我们睡在鸭棚里。”
      周文亮也说：“报纸？报纸不可能说没有菜吃的话。我们整个生产队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报纸。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和老驴在一起睡过呢。现在这房子是五保户死了给我们住的，没有什么房子空等着我们来插队用的。到现在连床还没有呢！但有一点好！”
      周文亮有一种感激的笑笑：“烧锅的稻草生产队里由我们随便烧，从来没有谁讲过烧多烧少的话，比社员强多了，我们是成把捆的往炉膛里塞，社员是窝成一个个像蚕茧团子一样放进炉膛的。今天的一顿狗肉就被我们烧掉一大堆稻草，要知道社员家里连烧锅的草都很困难，每家每户都要抽出几天的时间去三四十里地之外的珠笼山里去砍荒草，然后再装车拉回来，挺不容易的，这就是照顾。”
      王仁明也说：“场地上的草倒是随便我俩烧，我们不像社员那样会节省着烧，我们是大把大把的往炉膛里塞，烧的很浪费。就是和老驴睡一起时被驴尿骚的气味逼得透不出气来，到现在我都感觉身上有股驴骚味，这一辈子恐怕都洗不掉了。”
      田敏伟说：“我们队有新盖好的仓库房子，我们那个一只眼的老队长不肯给我们住，说我们在这边住不了几天会走人的。冬天没鸭子了，他把春天养鸭子的看鸭棚扫扫叫我们进去住，四面透风，还漏雨。开始我们不知道有空房子。住了半个月有点熟悉了，我们发现笼山脚下有空房子，我们四个人就对一只眼的队长讲你有新公房空着不给我们下放知青住，让我们睡在四面透风的鸭棚里，你不支持我们上山下乡干革命，小心我们要斗你，要给你挂大牌子，揪你到公社去，说你破坏上山下乡。然后我们自己直接搬到仓库新房子里去住了，他也就算了，默许了，也没有叫我们出来。”
      大家听了一阵笑，黄大国眨巴着眼睛说：“不吓唬吓唬他，他还不想给我们住呢。小竹竿子围起来的鸭棚，到处是冷风。”
      周文亮问黄大国：“你们那儿孩子上学吗？”
      黄大国讥讽说：“上个屁，全队没一个孩子去上学的，连学校都没看到。说老实话，没想到农村这么贫穷这么落后，我们是来体验贫穷落后，谈不上什么再教育，或许这个再教育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穷困与落后。”
      王仁明说：“不知道这个再教育要教育我们多少时间？当兵还有个三年复员的期限，当农民要当多少时间呢？”
      夜深人静。青年们在一起诉说眼前插队的贫穷与困难以及后面前途的迷茫与担忧，谁也说不出来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待续）

鹿城飞侠

周文亮和王仁明总算搬出了驴圏，有了安身之处。两个好朋友的到来，让他俩倍感亲切，同时也了解到别处的情况。狗肉大餐吃得畅快淋漓，"夜深人静。青年们在一起诉说眼前插队的贫穷与困难以及后面前途的迷茫与担忧，"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更严峻的考验。继续关注！

筱欣奕奕

再教育的期限是多久呢？城市孩子开始担忧未来，思考人生。继续关注，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