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学就肩负着两种使命: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文化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在政治气候需要的时候,政治家们会把文学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这时候,无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否愿意,文学都只能是政治的附庸,要么依从,要么毁灭;不是从属于这个政治势力就是从属于那个政治势力,可以有所选择,其性质并无不同。但是当政治不再需要这个工具以后,政治家们就把她抛弃了,由此,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起着推广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 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文学的这种“工具性”反而不是很强,虽然先秦文学有比较重的政论色 ,并没有影响到文学的独立性,从而创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思想时代。到唐宋明清,文学的政治性大大削弱,大概是因为其题材大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灵异鬼怪,或者只是为个人的境遇抒发不平而已,矛头没有直接指向统治者。那就更失去了其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所以也就被统治者遗忘了。这样一来,便诞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就生命个体而言,文学对人的作用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一个人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手指)阅读、聆听、触摸获知了文学作品传递的信息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快乐、痛苦、舒畅、郁结、庆幸、哀愁、高兴、愤怒等等,直接影响到人的情绪甚至行为,从娱乐性这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作品给人的刺激愈强烈,其反应愈大,接受并产生类似共鸣反应的人愈多,那么这部作品愈成功。 文学的本质是认识人类自身。发现、认知、揭示并用艺术的方法表达人性的善恶,扬善弃恶,追求人生的完美和生命的尊严。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家们一直追求文学的这种独立性,也就是说,不依附于政治、不依附于经济或其他势力,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并由此让自身得到社会的尊崇,但这常常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因为文学家是必须依附于政治和经济而生存的。文学没有国界,但文学家是有国界的。前一句话表达的是文学的本质,也就是人类的共性,后一句话表达的是文学存在的现实,也就是地球人目前生存的现实。 文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句话涵盖了文学的本质和目前的现状。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离开了扎根在现实土壤中的民族性,所谓世界性、全球化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很多文学作品中产生了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一说到民族性,就是“揭短”,苦心孤诣地挖掘自己民族落后、黑暗的一面,甚至以暴露自己个人、家族的隐私为荣,为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博取实际的利益,完全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进步和光明的一面。殊不知,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一时得逞,久而久之必然败坏读者的胃口,最后失掉读者,因此不仅不可取,而且失去了认真负责的态度。 无论何种民族,其人性都是共同的,不过,当今世界并非单一民族单一国家,而是多民族多国家互相并存,因此追求世界大同应该是地球人的最终目标,也许100年,200年,或者1000年、2000年,人类最终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到那时,文学以何种形式而存在、以哪个民族文化为主体或者是全新的形式、全新的文化,现代人很难预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可预知的将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一定会对地球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是以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民主富强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奢侈地高谈地球村、世界一体化,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毫无疑问,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是与人类共生共灭的,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文学,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文学的本质是反映人和人类的生活。早期的文字、歌谣、诗赋、词曲,到现代文体的散文、小说、戏剧等,不论形式、内容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其作用都是相同的。现在或将来,由于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不再需要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而文学也不再需要依附于政治或其他势力而受到尊崇,那么文学就真正回归到了她的本质,为追求人性的完美和反映人类的活动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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