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运涛 于 2016-1-2 06:50 编辑
我的少年时代,全国都在讲政治挂帅,小学生也不例外。那时对未来也没什么期盼,最终大家都是要上山下乡的,所以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被特别重视,政治进步才是重中之重,从小学就是这样。小学的政治进步就体现在加入红小兵上,以加入红小兵为荣,以不加入红小兵为羞,以越早加入越光荣,越迟加入越落后。
雨天
我的第一位班主任长着天然卷曲的头发,年龄已经不算年轻,她讲课的风格我已经全都记不起来的,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考试。 那时所有的考题都是老师抄在黑板上,同学不抄题直接答题在卷子上。我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所以我的父母希望我做个有知识的人(尽管有了知识在当时也未必能有什么用处),在入学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四则运算和认识很多汉字,所以一年级的题对我来说,简单至极,老师边写板书还得边换粉笔,边监督课堂纪律,所以写题并不快,往往是我已经写完答案,得停下笔来等她写下一道题。 她把全部题抄完,用两手拍打完粉尘时,我也答完了题,但老师一再强调下课交卷。我没事可做,于是拿出本子,撕下一张纸叠起了飞机,又变成裤子、衣服、帆船等消磨时间。 到了成绩出来那一天,是个狂风暴雨的天气,教室的门被风刮开,灌进来的雨水,把前几排的同学书桌上的书本都打得湿乎乎。老师进来,怒气冲冲,直接到了我的桌前,一把就揪住我的领子,喊:“去!把你的家长找来!”到了门口,把我扔到瓢泼大雨中就关上了教室门,我们家只有一把伞,父亲早晨撑着它送我上学后,又拿着它去上班了,我没有任何雨具,走在无遮无掩的泥泞的路上,鞋子一下子就灌包了,浑身也马上湿透了,并滑了几跤,到了父亲单位时,成了个小泥人。我把上班的父亲找到学校,尽管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但也觉得是非常丢面子的事,心里惴惴不安,中午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讲,老师怀疑我考试作弊,成绩是假的,父母当然相信自己孩子的超群智力,任何难题都不需要抄的,何况是全班唯一的满分,能去抄谁的呢?书上更没有题和答案了。问清我是因为老师不让交卷,无聊而在下面折纸时,父亲后来又跟老师去解释。由于每次的作业成绩,老师也知道我是没有作弊了,但对于我在下面折纸的行为却坚决不可谅解,在学期鉴定中重重地写下了“生活散漫”的评语。 至于我热烈期盼加入的红小兵组织,则是根本没有希望了。
雪天
后来我不得不转学到了另一所小学,红小兵的中队长和我是一个学毛选小组的,由于我的作业做得又快又对,他就经常抄我的作业,做为回报,他热心地帮我加入了红小兵。 红小兵的红领巾戴上不到一周,上了一堂算术课。 班主任给我们讲乘法,她说,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这个数自己,一乘以零为一,二乘以零为二,我在下面举手,老师不知我想干什么,喊我:“运涛,有什么事?” 我说:“你说的不对,任何数乘以零应该都等于零。” 她恼了,“难道说,你交了三筐肥,每筐三十斤,我一筐也没交,我们两个就是零么?捣什么乱,你给我出去!” 我说:“就是零吗,你举的例子不恰当。” 她不由分说,上来就把我的红领巾扯下去,又揪我到教导处,说:“罚站一天!你不听老师讲课,也别影响别人!” 尽管没收红领巾意味剥夺了政治权利,是最严重的惩罚,但我心里并不难受,我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真理,即使罚站也是光荣的,就象无数的先烈坐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也算是为了真理啊。 我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北风狂哮,想到自己毕竟是维护真理,所以立得很直,教导处里没有去上课的教师中有的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坐一会儿,我没有坐,有的让我走一走,别把腿站麻了,我也没走,就是笔直地站在那里。 几个课间班主任回教导处,故意不理我,我也没理她,我决不想妥协的,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到了中午放学时,我依旧没有认错,因为没错可认。她恼羞成怒,说:“运涛,你有本事,你不认错,你就别去上课,下午继续罚站,直到你认错为止,再去上课。” 下午的上课钟声敲响时,我按时站到了教导处,没有去上课,又是笔直地站了一下午。教导处的老师纷纷劝我认错,回到课堂去听课,我没有吱声,眼睛看着雪花在窗上扑打着,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激情,我想起了吉鸿昌,他就在雪天就义的,在雪地上写了那首荡气回肠的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第二天我连书包都没有带到学校,也不想上课了,又到教导处去站立,班主任却不让我站了,允许我回班级上课。我自己始终没有认错,虽然她也没有认错,但我仍然有一种胜利的自豪感。 被没收的红领巾却没有发还,我反觉到了自由,以后红小兵的活动,我想参加的就参加,不想参加的就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了红领巾,但也没有被宣布开除,说是还是,说不是也不是,每天到校必须检查的“四有”,我只能是“水杯、苍蝇拍、手帕”的三有,没了红领巾,红小兵干部拿我也没辄。 但每学期的学生鉴定上“生活散漫”的评语却如影随形,一直相伴我到告别校园生活。
晴天
近六年的小学,我只有一条红领巾,一直躺在班主任的办公桌里,倒也为家里省了再买红领巾的钱。一直到小学毕业,班主任才把红领巾退还了给我,红领巾犹是全新的一样。 到了中学,开学是个大晴天,我理直气壮地戴着红领巾去上学,因为按规定,我还是红小兵的年龄,不够当红卫兵的。学校老师并不管我的事,其他学生却没有人戴。后来红小兵改称少先队,我也就不再戴了。 初中的班主任并没有看过我的小学鉴定,但她每学期也都给了我“生活散漫”的评语,或许就是因为我是戴着红领巾进入了中学的。 在政治挂帅的时代,“生活散漫”不算是一条罪状,但绝对不是什么优点,我参加“红小兵”的前前后后就象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梦,“生活散漫”更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评语,迄今我也没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 正如冰心的诗中说的:“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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