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夺权·上篇

屡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的社论。社论号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夺权。……..

      多少事，从来急，天的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动员起来，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篇社论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夺取狂潮。上海打响夺权的第一炮后，人民日报社论称为“一月革命的风暴。”“四川夺权时，人民日报又赞为“一亿人民在前进。”由此、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夺权。一时间，到处都是夺权、夺权、夺权的汹涌浪涛 。就在这种氛围里，我们县也有人酝酿夺权了。此时、在我们总司令部里也有些人提出了夺权的主张。把县委的大权夺过来，由我们革命造反派执掌当然振奋人心，我们何曾不想呢！但是、我反复审度形势后感到；在我们目前与联总立场严重对立而主张殊异，不可能走到一起实现联合的情况下，由总司令部单方面夺权的时机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军的最终支持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公开站队，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得到各方面一致认可的左派。而这些却都是实行三结合夺权的先决条件，任何不计后果的行动都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都会给运动和我们自身带来极大的危害。眼下、我们要把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在请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件大事上。从而以我们的革命行动，坚定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与我们站到一起的决心，促进夺权时机的成熟。为此、我们召开了总司令部所属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就夺权问题展开讨论，我的上述主张在一番争论后，得到了过半数的支持。

      然而、在这个政治风云激荡变幻。，人心叵测的档口，觊觎权力者大有人在，我们总司令部不夺权却难免他人逐鹿。二月十九日这天，联总突然发布公告；宣布他们已经单方面夺取了县公安局的一切权力。公告还说，这次夺权是在全县广大贫下中农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的 ，谁胆敢阻挠，广大贫下中农造反派就进城干预，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由阻挠者负责。

      消息传出后，举县惊诧。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无疑是想先发制人，通过先夺公安局的权来投石问路，试探社会各界的反映。倘若得手，他们便可把专政工具拿在手上，在各公社农民组织的支持下，来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而夺下县委县政府的大权。此计不可谓不妙，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恰逢其时。联总走的这步棋，真可谓活学活用了毛主席当年领导中国革命的那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大戏。

      可联总却没有想一想我们的存在，想一想我们会做何反应，我们总司令部这派能让联总的这个如意算盘打成吗？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如何，一时成为全县几十万人关注的焦点。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又把我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何决策？我们连夜召开了紧急对策协调会，这个会、不但总司令部所属组织负责人悉数到场，就是县里的那四位联络员也全体出席。

      会议开拳就打，直奔主题。林甫首先通报了联总夺权和各公社农民造反组织将进城干预的情况，而后、马上就开始讨论对策问题。其实、我们所面临的抉择也只有两个；一个是实行反夺权。也就是组织人马强行冲进被联总夺了权的县公安局，同时派人把住县城通往各公社的大道，阻止农民进城并以强硬手段把联总赶出去。但这么办风险太大，容易引起武斗不说，万一伤了人或者死人怎么得了！而武斗还不止一般意义上的武斗，因为要阻止农民进城派学生去是不中用的，必须让工人上去，倘若打起来岂不是工农翻脸吗！

      其实、策动农民进城也许正是联总的如意算盘，以往他们屡屡遭挫都是由于工人出面干预的结果。所以、联总让农民进城正是让工人组织投鼠忌器！第二种选择是总司令部暂时不做出反而应静观事态发展，但这就增加了联总利用专政工具并在农民的支持下进一步夺取县委县政府权力的可能。

      会议从傍晚开到半夜，大家还是争执不下，主张反夺权的一些人个个情绪激动，恨不得立刻去冲进公安局。头脑冷静的一方却不主张蛮干。确实、凭我们的实力，和夺公安局权的那些秀才们交手，肯定是胜券在握。但是在明知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武斗的前提下，做出以武力来反夺权的决策，不是头脑发热而有悖我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吗？我感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在这毫发左右之间，我必须向会议提出一个清醒可行的意见。

      于是、我阐述了我的看法；“以我之见，在现在这个时候搞夺权，无论是谁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当前我县的形势看，根本不具备夺权的条件。试问；真正的左派大联合形成了吗？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了吗？更为关键的是解放军表态了吗？这三大夺权条件是两报一刊社论所指出的必备条件。所以、我认为联总这次夺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基于这些，我主张不以强制方式解决，但不搞强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夺权现实。我认为，当前我们要做到首要工作是向全县革命群众，特别是向广大批贫下中农彻底揭穿联总夺权阴谋。其次是尽快和解放军取得联络，阐明我们反对联总单方面夺权的严正立场并了解解放军对此事的态度。”

      发言甫毕，议论蜂起。与会者们纷纷而起的争论声响成一片，我的意见能否被接受不得而知。此时我一边观察着大家的动向，一边心里琢磨接下来说服大家的办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委派来的那四位联络员说话了；“这个见解与县委章副书记的意思是一致的，章副书记不赞成联总搞的这次夺权行动。但考虑到采取强制行动的后果，请大家用说理斗争的办法妥善解决这次夺权事件。”

      见联络员支持我的意见，大家的思想很快就统一下来，最后、会议形成三项决议；一是要求总司令部所有组织立即开展宣传攻势。二是由我和林甫去和解放军接触。三是把红色风暴造反团派往各公社，向广大贫下中农说明情况。

      会议一结束，我和林甫就连夜赶到县武装部，李部长和几位副部长一同会见了我们俩。不等我们说明来意，就开门见山的的问；“两位司令连夜而来，是不是为联总夺公安局权的事情啊？”

      “正是为此。”林甫立刻应声回答。

      “那、你们总司令部这边打算怎么办呢？”李部长单刀直入的问。于是、我便综述了联总单方面夺公安局权以来全县出现的强烈反响。指出；联总的这种行径已严重干扰了全县正在 兴起的，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我们总司令部坚决反对在全县革命左派大联合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由联总单方面搞的这次夺权行动。

      说到这里，李部长进一步追问：“你们总司令部下属组织都是什么态度？”

“当然是群情激愤啦！在我们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许多组织都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武斗，我们和联络员一道说服了大家，决定采取说理斗争的方法进行反夺权。但是这种克制是有限的，暂时的。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们想听一听解放军的意见。

      我通过这段谈话发现，解放军对联总单方面夺权一事也十分敏感和关注，而更加关心的是两派武斗能否发生。因为李部长两次问的都是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几个头头以及下属组织的想法如何。所以我在回答时虽然表示要克制，要说理斗争，但还是给部长们施加了一些压力。这就是；声明了我们克制只是暂时和有限度的，从而把发生武斗的可能性暗示了出来，并把下步行动的建议权交给了解放军，这既是摸底也是表示倚重。

      “好，现在就说说部里的意见。“李部长同其他几位副部长交换一下眼光后说道；“你们两位小将能主动来和我们沟通，这很好！解放军要支持革命造反派，这毛主席，党中央对解放军的要求。但对别有用心的行动，我们则坚决反对，你们不主张武斗很好。”

      这种表态听起来是在支持我们，但细一品味，这起话对谁说都像在支持。其实，在总司令部与联总之间谁是左派还未见分晓之时，他们也只能如此。至于如何对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既然人家不想说，我们更不便再问。然而在李部长那尚严守中立的话语中，我还是听出了一些门道，那就是解放军对联总这次夺权行动并不支持，我猜想解放军是在观察形势的发展，他们不可能坐视公安局这个专政工具被一派所夺。

      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加大了宣传攻势，发出了向全县革命群众呼吁书。呼吁书说；在全县尚未实现大联合的情况下，联总单方面夺权就是在破坏运动的大方向。呼吁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公安局内部的革命群众坚决予以抵制。同时，我们的各造反 组织开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运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一九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核心，

多出两个字。

屡扑

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