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过年期间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拜年”,除夕一过,人们便忙碌着给亲朋好友拜年。鄙人丙申猴年春节,按原计划是回老家过年的,谁知道,单位编排假节日值班安排表,刚好轮到我与其他几位同事除夕值班,只好修改原来的计划,改为年初二回老家给亲朋好友拜年。除夕值班,好在鄙人是白天值班,晚上由两位未成家的同事顶上,这就给我留有时间守岁和安排年夜饭及“封财门”等系列活动。
除夕夜的天空格外灿烂,繁星闪烁,天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香味。窗外孩子们的烟花、鞭炮爆响声和竞相追逐的嬉闹声,道出了羊年已成为过去,猴年已然来临的喜庆。按照惯例,我得提前给远在老家的父母亲拜年,尽管年初二要回去拜年,但还是要提前用电话的方式给父母亲拜年,这样父母亲会更开心一点。记得有一年春节,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兄妹几个没有在除夕那天赶回老家,与父母亲一起吃年夜饭,父母亲也很理解我们,说没关系,年初几回来就行了。可是到了除夕夜十点钟,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为什么还不给他们拜年?没得解释,我说对不起,赶紧给他们拜年!还立即通知兄弟姊妹几个,让他们赶紧打电话给父母拜年,弟妹们也照我的说法提前给父母大人拜年了。除夕夜的时钟刚过十点,我就打电话给父母给他们拜年,接听电话的是我父亲,父亲一听是我的电话,很高兴,我们之间说了很多吉利祝福的话,父亲告诉我,今年的除夕很热闹,兄弟姊妹几个,除了我这个小家庭缺席之外,其他全部到齐,年夜饭开了两桌还坐不下,说等我这个小家庭到了的话,开三桌还有一点挤……。我听了父亲一席话,仿佛看见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心里也顿感欣慰。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卑幼者必须叩头致礼,谓之“拜年”。主人家则以点心、糖食、红包(压岁钱)热情款待。拜年的传统正确时间应该是除夕零点以后,这个时候新的一年真正开始大家互相祝贺,而早于零点就属于拜早年,而这个时候新年并未到来拜年显得有点敷衍,如果晚于正月初十就属于晚年了,这个时候新年的喜庆气息已经淡去,早年和晚年都属避免遗憾的应急或补救性质,民间有谚语:“有心拜年十五不晚”。
我清楚地记得,童年的时候,每逢过年,正月初一这天,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新衣,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之间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我们几个小孩的拜年方式,是跟随父母亲到亲朋好友家拜年。由于家族庞大,亲朋好友很多,拜年的任务也随之“繁重”,有时候几个兄弟姊妹要分成两组,一组随父亲,一组随母亲,可大弟弟很特别,他跟着母亲去拜年,还没有拜完,他又跑到父亲这个组来了,后来,大伙发现了他这个“秘密”,原来是这样做能多收“压岁钱”,我们都被大弟弟的精明和“狡猾”所折服。
拜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 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也就是说在宋代,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帖致贺。元代的欧阳玄《渔家傲》词:“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 明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春场》:“正月元旦……夙兴盥嗽,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长少毕拜,婣友投笺互拜,曰拜年也。” 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明代人对贺年片的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 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 清阮大铖《燕子笺·购幸》:“有心来拜年,端午也不迟。”丁玲《过年》:“在堂屋里,把红毡打开,铺在蒲团上,大家互相磕头作揖拜年。” 秦汉以来万千的风首朝贺。自明清开始,拜年次序是:首拜天地神帙,次拜祖先真影,再拜高堂尊长,最后全家按次序互拜。对尊长要行大礼,对孩童要给赏赐,平辈间拱手致语。拜亲朋的次序是: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等,直至十六日。现代多行团拜,岁末邮寄贺年片和贺年信。
丙申猴年的正月初二,鄙人按计划,带上家人,正式踏上了回老家给父母及亲朋好友拜年的征程。一到郴州高铁西站,便坐上了在车站等候已久的大弟弟那辆面包车,直奔老家。这几年家乡变化很大,那条坑坑洼洼的破路不见了,被一条崭新的、宽敞的柏油路所取代,路两旁除了种有樟树等绿化树之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还有沿途的太阳能路灯,能与珠江三角洲相媲美。八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便到了老家,车一停稳,大弟便从车尾箱里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鞭炮,用根烟点燃,随即便响起了“噼哩叭喇”的爆竹声,这时,父亲和先期抵达的弟妹等亲人们,便陆续从父母的老宅中走出来,迎接我们一行的到来。大伙相互拜年寒喧了几句,握手拥抱便入屋喝茶,有着“机灵鬼”之称的小外娚第一个跑过来,双手拱揖,说:“大舅舅,过年好!恭喜发财!”这时,我已意识到要发“红包”也即压岁钱了。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红包,给每个未婚的晚辈们派发红包,参加工作的少一点每个红包三百元,未参加工作的要多一点,每个红包六百元。按湘南的习俗是参加工作的晚辈,长辈可以不给红包的,但晚辈们说我们是在珠三角生活工作了多年,应该按广东的习俗派红包,没办法,鄙人只能听从他们的意见,二十多年来都是按广东的习俗派发红包的。这样一来就“拖累”了在福州、郴州等地工作的弟妹们,他们也只能跟我学样,按我的方式派发红包,当然晚辈们收取的几百元红包是发不了什么财的,而是讨个好的意图和感受过年的气氛。由我拉开了拜年发红包的序幕,接着是几个弟弟妹妹派发红包。给晚辈们派发完红包之后,就应该给长辈们派红包,先给父母亲派,父母亲的红包最大,也是份量最重的,其次要给叔叔、姑姑等长辈们派,给叔叔、姑姑等长辈们派红包是要等到去他们家拜年的时候才派的。
吃完晚饭,家人开始各种娱乐活动,有看电视的,有打麻将的,有玩纸牌的,也有玩手机的等,形式丰富多采。过了一会儿,在深圳工作的大侄女,她是我们家族微信群的群主。她突然宣布开始抢红包,这下可热闹了,那些看电视的,以及玩手机的“低头族”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有几个打麻将的和玩纸牌的年龄较大的人,却对抢红包无动于衷,因为有的根本不会玩微信,还有的对微信这些三、五几元的红包不感兴趣,所以他们继续玩他们的麻将或纸牌。鄙人不喜欢打麻将和玩纸牌,也加入了这个由年轻人为主体的抢红包大军,不知道是手机的原因,还是年龄大,手脚慢的原因,一晚上群里发了一百八十多个红包,我只抢了四十多个,成绩最好的是正在台湾读大学的小侄侄,他抢到了一百三十多个红包。红包大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快没电了才结束,我是手也麻痹了,眼睛也抢花了。微信抢红包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拜年方式,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之后的几天里,给亲朋好友拜年忙过不停,以鸡鸭鱼肉为原料的家乡土菜,让人垂涎三尺,本想管住自己的嘴,谁知道吃惯了酒店的菜肴之后,看见家乡的美食,实在是忍不住,饱食了几天,过了把嘴隐,回来再加强锻练,消耗拜年期间因多吃了家乡的美食而增加的热量。好在我同亲朋好友们打了招呼,不要将我回家拜年之事告诉我的同学和之前的同事,否则,我的肚子是撐不住的,后果难以预料。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拜年的形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电话,短信,微信,视频等方式。早些年人们在大年初一的这一天,都会走东家串西家挨着个的给朋友拜年,给村里的长辈拜年;电话的普及之后,便改为电话拜年了,打个电话报平安,一句温馨的问候连接着分居两地的朋友的心;再后来手机已成为人人必备之物,可谓人手一个,极其方便,有事随时可以联系,有些话不便当面说就拨通手机,再不就发条短信,说明意图,避免了那些尴尬的场面,同时也省去了路途遥远之苦,当然,短信、微信拜年之风也随之盛行起来,每每新年将至,拜年的微信、短信就会像雪花一样飘然而至,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人认为过年、拜年很烦,但鄙人却认为烦也值得。老祖宗留下来几千年的传统习俗文化,应该继续并且发扬光大。虽然有些地方要与时俱进,但绝对不能简化直至消失。不堪设想,如果中国没有过年、拜年的传统习俗文化,那还是中国吗?鄙人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国人过年过得好,拜年拜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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