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爱死于誓言有悔（连载）1

李芳洲的世界

这段爱死于誓言有悔

——李芳洲2012-07-26

时针指向午夜，我懊恼地对迟到的蒋丽娜说：“你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年都回来一次，来回两三天，从不见老友，不睬同学。这次不是我到机场接人，偶然碰到你，也就依然无缘了。这么神秘，诡异，到底为什么？”她站起身，走向钢琴。坐下前，理了理旗袍裙，就打开琴盖弹起来。我怕吵到邻居，立即把客厅窗户关好，放下窗帘。听着她一遍遍重复着那支熟悉而久远，苦涩却青葱，浪漫而哀婉，连灵肉都被割裂，心痛到想哭的曲子，仿佛不堪回首的苦难年华，恍然又转身返回到现实。她十分投入地弹着，哼着。我轻声念出了歌词，“月亮高挂天上，水仙花盛开放。抬起那温柔的脸儿，像月亮吐露爱情。月亮啊！月亮！我只为你欢乐忧伤。我的拉拉呀，你是我的爱。我们共枕着琴盒，并躺在大街小巷，拉拉呀，我的拉拉。日子苦得像药，却把绵绵情话吐在梦乡……

她问：“你怎么知道这首歌？”，我说，“怎么不知道？那是一个叫邱仑的民间艺人写的，文革期间到处传唱。他好像是一个拉小提琴的，不过我未曾与之谋面。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怎么会有兴趣在走之前忆起这首曲子？”她不理我，又弹了两遍，把琴盖合上，问：“你知道歌词里的拉拉是谁吗？”我摇摇头.“是我！就是我！”她一反庄重的常态，起初只是哽咽，后来哭得稀里哗啦，使整个精致的妆容塌陷。职业习惯已使我不意外，至少不会一惊一乍地流露。只等她哭够了，递上纸巾，让她且拭今宵泪。有倾诉欲望的时候，再开始提问和聆听。

我把她拥入怀中，抚摸她的头发和脸，使她重新踩着时间的落叶，慢慢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忆往事。拉拉挣脱我的怀抱，靠在沙发垫子上。仰起头，对着我，说道：“你现在该明白我每年为啥要回来了吧？是为纪念那段无果的爱，给他孤苦的灵魂一点安慰，给我有悔的誓言，一点补偿，更为救赎自己不能免俗的卑微。我恨自己，也恨他，可是又很爱他。为了挽救这段情，我想过很多法子。可是他依旧不信，我也无法坚持，于是……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坏女人，他更无辜。跟现在那些只为有钱富豪亮灯，把物质财富视为高于感情和生命的达人来说，我还算是优秀分子。要怪就怪那畸形的时代，不信我讲出来，请你评说。"

      拉拉点燃一支烟，幽幽地开口道：“我和他认识，很有些戏剧性。大约文革还没开始，一个周末的下午，天色不阴不晴。我原本要到外婆家吃晚饭，远远听见不知从哪儿飘来的小提琴声。忽而悠扬哀婉，忽而凄楚激昂。琴声里有荡气回肠，好像有自哀自怜的情节……我是个对音乐很敏感的人，便循声找去。没见多少人围观，却看到一个长得很俊俏的青年男子，站在高板凳上，忘我地拉着《送我一朵玫瑰花》、《花儿与少年》、《森吉泽玛》、《梁祝》、《新疆之春》，最后以一支《思乡曲》结束。我一面听，一面看，竟被他娴熟高超，情感丰富，跳跃似的表演琴技征服了。我有点羞涩，囊中无钱，只好远远地站着。待他下来，很有风度的对一位老妪说‘别怕，我不是来收钱的。难得有您老这位知音。婆婆，你懂我的琴，你还想听什么吗？’老妪说‘不，不，我听不懂你的胡琴儿。’男子说‘那，那，那你咋没走呢？’老人道‘因为你站的是我的高板凳，我要等你下来，把它抬回家……’青年男子苦笑着向老人道谢，走了。我的心，有点热力在骚动。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小跑着追上去，问‘同志，你收不收徒弟？’我满脸绯红地对他说。他腋下夹着琴，停下来仔细打量我，问‘你喜欢拉小提琴？’我点点头。他说‘那我就教你吧！’就这样，我们便认识了，开始学习和恋爱。他身材廋高，皮肤白净，五官俊秀，手指修长，用现代眼观看，算得上高帅穷。他居无定所，本来有一份文工团的职业，是团里第一小提琴手。可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团被解散而失业。如果他生在今天，有那么好的琴技，人又儒雅风流，就算混到最下等，凭教琴卖艺，也会活得很滋润，还别说进艺术团和乐队了。可是生不逢时，国人那时饭都吃不饱。竹竿下面等衣服，好多农村一大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城里人也缺吃少穿，家家都千方百计设法减轻负担，谁会有闲情逸致学那玩意呢？我和他一起，学琴很少。往往被他拉琴的姿态和琴声迷倒，不可救药地爱上他，并献出了处贞。那时我们常身无分文，我愿跟他去流浪。我中学毕业也没能就业，父母给我物色对象，希望我嫁做他人妇，等待丈夫单位照顾，安置。其中有工人、技术员、小学教师，虽不算怎么好，但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是我奋力抗争，死活不肯。被打骂多次，最后逐出家门。我怀着爱情至上的信念，不知是不是读外国名著太多，完全脱离现实。一心一意，飞蛾扑火，见了棺材也不掉泪，要将爱情进行到底。谁劝跟谁急，连邱仑劝我也不肯听，差点以跳河相逼。他虽穷得一文不名，我却始终不离不弃。我父母哥哥曾威胁要拧断他的手指，看我还迷不迷他。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他四处流浪。每到一处，他拉琴，我唱歌。那年月没有酒吧，却有茶馆。年轻人有憧憬，有浪漫，有情爱。尽管没有物质金钱，也觉着快乐。菲薄的收入，得先拿去买粮票，才可以到饭馆吃面或饭。有时候钱实在是太少，甚至一点都没有，我们真的睡过大街小巷；有时候，等别人关门后，就躲在人家的屋檐下睡一夜。这样的事情记不清有多少次，反正比纯乞丐好点儿，因为我们还有提琴和爱情。”

“有一天，我们流浪到曾教他学琴的老师那儿。我两去拜见他的恩师，恩师收留了我们一周。但因自己有家，也失了业。给了我们5块钱，算是逐客和送别。临别，师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邱仑是个好孩子，可惜没生对地方。他父母是地主，被镇压了。那时他才几岁，姐姐被人收做童养媳。他在外流浪，却不懂如何乞讨。我们看着这孩子长得乖、聪明，就收养了他，还教会他一手好琴艺。本以为从此在团里，有第一小提琴手的荣誉，便可以生计不愁。唉，谁知又遇上自然灾害、粮食过关、四清运动，文工团被迫下马……邱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除了拉琴再无任何本事。再说，现在国家如不安排你工作，谁也很难找到其它生路，求得温饱。你跟了他，可少不了吃苦哦。拉拉，你可要想清楚。他是男的，怎么也好办。你是个女孩子，青春能几何？师娘也是过来人，爱是容易的，生活不容易。要不跟父母服个软，还是回去吧。’我坚决地摇摇头，誓言天塌地陷也不会和他分离。我失去他，只失去了爱情。他失去我，便会失去生活的全部，他不能没有我。师娘叹着气说‘好吧！拉拉，千万不要有孩子……’我两哭着离开师傅家，那是文革前一年，我17岁，他23岁，我们已共同度过了两年。”

“66年秋，破四旧、砸烂一切、捣毁一切所谓旧和封资修的文革，热火朝天地开始了。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斗人打人的场面，吓得我们也不敢在城里卖艺和卖唱了。我和他连当扒手的本事都没有，该咋办呢？严峻的生活摆在面前，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情形，每周有两三次。后来我们选择到农村赶集，善良的农民等我们演完，一毛五分地给点钱，送上几包玉米红薯，一捆毛豆什么的，比城里人厚道得多。就这样，我们又过了一两年。68年知青红卫兵下乡，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到处惹事，连我们也常被知青整得很惨。记得有一回，一群知青要我们拉琴唱歌，一直折腾了五个小时，不准吃饭喝水。我们累得不行，嗓子也哑了。他们不但不给分文，还把琴给我们摔了，弦扯断。我和邱仑上前理论，有个土匪样的知青还威胁，要掰断他的手指，割断他手筋，叫他永远不能拉琴。我跪下来苦苦哀求，还有农民们拿扁担想帮我们打架。知青中，一个匪气十足的坏蛋，在众目睽睽下，撕开我的衣服，在身上一阵乱摸乱捏。见势不妙，才一哄而散。那晚我和他抱头痛哭，哭命运，哭生活，哭这世道残酷艰辛。这是共同流浪四年多，第一次伤心欲绝地哭，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受生活中有不能承受的重和痛，不知尽头有没有。尽管如此，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因为年轻也能将它收拾于幼稚和无知。生活得继续，眼泪不能变成柴米油盐。擦干了眼泪，有个好心的老艺人替我们修好了唯一的财产——小提琴，年轻的心又破涕为笑。因此，流金岁月似水涛涌，但河床随宽窄险峻不同，流到很湍急的时候，我才依稀明白，师娘忠告的含义，明白68年那次遇到摔琴打架受辱，不过才为以后上演的悲剧拉开序幕而已。他只会拉琴，别的什么都不会，我们只能小心地，风一程雨一程，水一程山一程地转战，卖艺求生。那时全国到处武斗，关牛棚，游街示众，开辩论会，各地时常发生。我们不问政治，没有派系。不是有意回避，是由于没有工作单位，也不是学生，就全然被边缘化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就为了糊口。大城市太复杂，太危险。我们只好到小城镇，小村寨卖艺。”

“大约是71年春节前，我们在县城附近的乡镇卖艺，收获颇丰。夜晚在小破庙里安歇，不料被一群声称是军管会的把我俩抓走。邱仑被吊在梁上，用军皮带抽打。鲜血染红了他的绒裤，罪名是我们进行反革命宣传，唱什么十五的月亮，哥哥妹妹的黄色歌曲。看着他挨打，我心便流血。听着他惨叫哀嚎，担心他孱弱的身体受不了，怕手被长时间吊着受伤。我哭着向军官们哀求……终于有个人问我，‘那是你男人吗？’我说是，求求你们放了他。我们没有工作，靠卖艺挣碗饭吃。我们不是反革命，不是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人说着用手一指‘诺，他是武装部长，只要他同意，我们就不打他，可以酌情处理。’说罢，向我挤挤眼睛。我赶忙道谢，心想终于遇到好人了。现在想来，过分单纯，不就是傻？不问政治，不懂社会，真是一种悲哀。一次次的历难却终于脱险，我的美，是害了他还是救了他？至今我都弄不明白。我似懂非懂的朝那武装部长跑去，哭哭啼啼地哀求了一阵。他看了我两眼，命令把邱仑从梁上放下，关到一间屋里，明天由他处理，同时示意我跟他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边走边不明就里地四处张望，他便不耐烦地把我推到屋里的一张竹床上，关上门，低声说‘看你可怜，还有几分姿色，让我高兴了，明儿就放你们。敢乱说，就别想活。’我已吓坏了，任随他蹂躏了一夜。第二天，他写了张字条，要我交给张某某，我们便被释放，琴也还了。”

“73年，我们在另一个省卖唱，莫名其妙地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可以当盲流也可以当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处置。当晚，一个个男女被拷打审问。邱仑的小提琴，警察们还不认识，问这玩意是什么武器。邱仑解释了，他们却不信。邱仑便拉了一段《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毛主席派人来》，他们才说，难听死了，这破玩意以后不要拉了。说罢，用皮鞋把琴踩扁踏碎。这样的经历次数太多，我们已就不再撕心裂肺痛彻骨髓了。只想早点出去，挣到钱，重买一把就是了。审问到我，我说明了实情，请求放我们。因为我们不抢不偷，也没有投机倒把。所长问，‘你是不是跟拉提琴的一对？有没有结婚证？’我再次做了解释。他看了我很久说道‘能不能救他，放他，全在你了。’我已有过经验，便心领神会。深夜2点半，他借故把我带到另一个僻静屋子。同副所长一道，把我轮奸了数次。这些家伙，表面上人模狗样，狐假虎威。你想不到，看不到他们真实的那一面有多野兽，多丑恶。他们两轮流地强奸我，嬉笑着用下流的语言当面拿我同自己农村的女人比较，动作粗鄙、野蛮。至今一想，仍不寒而栗。放我之前，还说‘城里女人，是好一些，搞起来有味道。’末了，两人还分别揪摸我的乳房和下身。我含垢忍辱，终算与邱仑又逃过一劫。每次他会问起我，被关在何处，有没有挨打，我从不敢将实情告知，怕缺根筋的他闹事。我太了解他，我在他心中有多重要。他若知实情，定会惹出杀生之祸，毁了我们俩。谁让别人有权呢？他们之所以放肆，不就在于有权而我们不敢说吗？73年到74年，是我们最难熬，最艰辛的岁月”

“在兴趣爱好者的举荐下，我两参加了红色宣传队。到偏远的公社大山去演出，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几块钱，使我们漂泊流浪的生涯，有了类似组织的寄托，我和邱仑都暗自庆幸。他很节省，领到钱，除了花一毛钱理发，三分钱买刀片刮胡子，剩下都让我去买衣服。说我跟他多年受罪，实在不容易，很对不住我，因此使我很感动。我自己买，也给他买。我想这也许就是共产主义境界吧，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人一旦没有物欲，一切都变得简单。但愿再不会有人把邱仑当绵羊，他被人剪羊毛，或是待宰，让我亲眼目睹，却又只有无助和痛苦。然而，命运好像总跟我们过不去。一次宣传队放假，几个玩得来的朋友，约我俩去另一公社看他们的知青伙伴。大家搞来了一些鸡鸭，偷了一些菜，一同喝了几壶红薯干酒。饭后，我们预备告辞。这时，又来了一群知青，他们中有认识邱仑的，有听到过他名气的，吵着闹着拽着，不准走，非要他唱一些下流歌曲不可。邱仑觉得有辱人格，严词拒绝。那群知青仗着人多势众，就怒吼道，如果邱仑不唱，便把他拉出去，脱掉裤子，当众打屁股……我实在忍无可忍，与他们大吵一架。之后还是在众人劝解下，叫邱仑唱了两首为我写的歌，其中有一首就是我刚才弹的。从此，只要有人要他唱歌拉琴，他若拒绝，便会有人用上述恶劣手段相胁。”拉拉说：“你无法想象，当你遇上一个处处靠女人保护的男人，心里有多悲苦、有多酸楚。常有想替他去死，或和他一同死了了断之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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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听圃

回来细读。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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