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巷

蕞尔小民

短巷

   这不是悠长悠长的弄堂，只不过是条短巷，仅仅五十米，一眼望到底、一声喊得响。

   这里沒有杏花春雨，沒有浪漫的红傘，也沒有忧郁的姑娘。

   这里曾是村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些年冷冷清清，有些年热闹张扬。

   这里曾发生过无穷无尽的故事，不清楚有沒有缠绵的、凄恻的------

   小小的村子，工字形佈局。相隔五十米，有两条青石板铺成的大道。这中间，有一条也是由青石板铺成的短巷连结，那短巷之长，也就五十米了。青石板，每块长2.5米、宽0.5米，光滑、平整、稳固。短巷的东头，东边大道的东边，是幢坐北朝南，三间两进、雅致精巧的独家宅院。短巷的西头，西边大道的西边，坐西朝东，五间四进、北边附有九间吊口楼，是座气派恢宏的广厦大宇。巷子的南边，一半，有幽邃曲折的院落，大门西向朝园子开，而园门北向朝短巷开。另一半，三间，背短巷而面南，有大天井。临短巷却是绝高的吊口楼，仅后门通短巷。巷子的北边，坐西面东，三间高厅大楼，东边五、六米的石板天井，石凳、小花坛、鱼缸，有高耸的圍墙。大门不向东开，却在天井南边，有座宽敞台门间，两扇带大铁环的黑漆大门，朝短巷开。沿短巷是一长排附房。正楼后的附房，是有搁楼的高堂屋，进深十几米，正中附房的后门，为排门板，有大事，卸下，可大进大出。后门外，西边的大道，被扩展成石板道地。道地十余米外，有沥底，直通于西边广厦大宇之九间楼的北面。沥底砌有整齐的石驳磡，磡上植有五棵合抱冬青，浓荫覆盖石板道地。冬青下有一长溜石凳。

短巷周圍的五座宅院，全为地主，只有巷子南面西头那间，三间吊口楼的，原也是大户人家，被评为小土地。

短巷四周既是有钱大户，解放前自是少有贫苦之人来往，臆测中该有红傘和飘起一角的青衫，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我知道这里经常有学生进出，因巷子西边那九间楼，是座私立小学。

不过，解放后，这里可就热闹了。虽然，西边的广厦大宇及九间楼，改成了粮站。东边的独家宅院，只剩下一个地主婆。幽邃曲折院落的那家，成了逃亡地主。那小土地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嫁给了一个南下干部，不常在家。唯有北边那三间高厅大楼家，因为主母老了，媳妇带着一子一女，奉侍婆婆，不及去上海，虽然男主人在上海银行工作，他们在上海也有宽敞的住宅。所以南边幽邃曲折的院落，成了村办公室，后来又称大隊部。而北边那三间高厅大楼，其北厢房为婆媳子女的保留屋，正厅及南厢房，成了村或大隊的大会堂，群众大会或社员大会，一度就在这里召开。也曾办过一、二年级的小学和扫盲夜校。大办食堂时，有排门板的高堂屋附房，埋上大淘锅，成了大厨房，正厅、南厢房连同天井，就是大餐厅。正厅楼上，是大队会计办公室，南厢房楼上是食堂会计、出纳办公室。

于是赤脚农民天天往短巷跑。

于是清冷的短巷，成了村子的政治文化中心。

天下欢乐和热闹，都差不多，唯独郁闷和凄苦，却各有不同。记起来短巷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件事，颇可深思。

办食堂那年，我念中学，这粮食，每月要到大隊里去要。某日，我照例到短巷，上大队楼上，向大隊会计要粮食。刚至楼梯下，就听到一阵隐隐的、压抑的、凄苦的哭泣，随之那大隊会计有点蒼啞而威严的斥责声传来：“侬格个贼婆，侬来做啥？伢被奈害得还勿够呀？西（死）落起、西落起！”“朴通”一声，楼板震动了一下：“某某同志，侬发发善心，拨些喫食拨伢，可憐可憐我三个小人都要饿煞哉！求求侬、求求侬！”伴随着一个中年妇女苦苦的哀求声，此起彼落地响起带哭腔的童音：“嬷娘喂，饿煞哉！嬷娘喂，饿煞哉！”“奈再吵！奈再吵！”大声的斥骂夾著“嘭、嘭”的拍桌声，一下子震唬住了那妇女和孩子，哭泣声陡然而止。

我上了楼。

一见，那个蓬头散发、满面泪痕的妇女，是阿巧，住我家前面。她三十来岁，但额头上爬满皺纹，脸色腊黄中带黑，伛偻着身子，一身七补钉八补钉的破棉衣，看上去倒有五十来岁。她左手抱一个三岁模样、挂着眼泪鼻涕的小男孩，瞪着一双充满惊恐的小眼睛，骨碌碌地转。右手牽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背后怯生生地躲着她的八、九岁大女儿。我认识他（她）们，分别叫建百、娟新、娟英。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活脱脱就是一伙要饭的。

大队会计见我上楼，颇为客气地招呼：“小民，学校里回来啦？”我说是，来转粮食。大队会计对阿巧怒喝一声：“滚旁边去，不要妨碍我办正事。”阿巧一哆嗦，慌忙退到墙旮旯，两个女儿惊慌地依偎著她们的娘。我忙说我不要紧，你先给她办。大队会计不无好气地说：“给她办个屁，饿死也不枉，害了多少人！”我一直寄住外婆家，村里发生什么事实在不知道，也不便说什么。大队会计给我办好手续、开好条子，並告诉我向谁去要粮食。我很有礼貌地谢了他，下楼而去。但尚未走完楼梯，又听得“扑通”一声，我知道又是阿巧跪在楼板上求大队会计了。我急于转了粮食回学校，无暇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阿巧到底有沒有求到她所要的。偶而回家时，看到阿巧一家还活着，只是沒见到她的老公------箍桶佬四九。但发生在那短巷里楼上的那一幕，久久印在我脑中而不得解。

一九六二年，我回乡务农后，阿巧一家还是在艰难地生活著。她大女儿娟新，能赚工分了，二女儿娟英，也能料理家务。那儿子建百，又瘦又黄，羸弱可憐。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几年间，断断续续地知道那件事的大概，虽然有些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大跃进时代，村子里所有人都下地去劳动，除了实在不会行动的外，可说鸡犬不闻（已无鸡犬）、阒无人跡。短巷也不例外，大队干部都下地去了，大队楼上仅留三人：大队会计及两个老头，一个是食堂会计，一个是出纳。楼下仅有一人，给食堂箍修大淘鍋、饭桶的箍桶佬四九。四九年近四十，又黑又瘦，浑身骨头。他箍桶技术虽三脚猫，但全大队也只他一人会。这个活，关系到大家吃饭问题，况他出身贫农，秉性老实，沉默寡言，大可放心。这个不用雨淋日晒的美差，竟非他莫属。他嗜烟如命，又犯上气管炎，一天到晚，咳嗽不停，故而体质极差。但他劳动力既不强，而孩子却有三个，老婆也不能干，底分只有三分。在那靠工分的年代，这一家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大隊会计是村中少有的文化人之一，在社员中有些口碑。两个老头，一个叫四公公，祖上富有，到他爹时与人打官司，田地家财，净光，解放后评为贫民。他前额突冲、眉毛浓长、眼眶内凹、下巴上翹，加上一把山羊胡子，我们背地里称他为列宁。设若被他听到，必定大骂：哼哼，把我比死人呀！他脾气十分执拗，好认死理。一个叫姚先生，原是庵主，脚有点跛，单身一人，性情随和。如此四人，廝守大队部。

不想禍起萧墙。某天下午，任出纳的姚先生，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五十塊钱不见了，任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楼上三人急得团团转，楼下四九却莫知莫觉。

毫无办法，上报大队。

要知道，当时50元可是筆大款子，而且在夜不闭户（户中无甚物可窃）、路不拾遗（路上无甚物可拾）的年代，这可是件天大的盗窃案。于是大队把四人看管起来，连夜审问，大队会计正气凛然，党纪国法，头头是道。姚先生细声软语、娓娓道来，理由充足。四公公暴跳如雷，气愤填膺，山羊胡子翘的半天高。而且，在黎明之前，乘人不备，忿怒难忍，竟独自出短巷，跑到沙地里银铃池边，纵身跳入池中，欲自尽以洗刷清白。怎奈时值隆冬，身上穿着棉衣，一下子浸不透水，浮在水面，沉不下去。四公公见阎王不收，欲死无门，泡在冰水中，好生难受，只得自个儿从水中爬了上来，水淋淋地趑回来。这事一直作笑柄传了几十年。

四人中唯有四九讷木支吾、期期艾艾、语言闪忽。更要命的是：楼上三人共指，平时他咳嗽声响不绝，而这天却時常长时间不闻他咳嗽声响，问他何因，他却说不清个子午卯酉。况且他家经济困窘，有作案动机。于是认定他有作案嫌疑，可四九张口结舌，只会摇头否定。为此送交县公安部门处理。

不想他在县牢里蹲了数月，竟一命呜乎！

而此案却不明不白，就此销沉，至今无个结论。

食堂解散后，大队会计被免了职，两个老头各自做了社员。那大队会计，有天去海塗撑船运棉花杆，不知因何，掉入河中溺死。那姚先生却因他事自缢。四公公倒是寿终正寝。   

我这可不牽扯因果什么的，就事论事而已。

我问过阿巧，四九因何而死？阿巧说：四九那几天因吃了不洁之物，拉肚子，所以在箍桶时常跑出去上厕所。至于吃什么，阿巧也支支唔唔，那四九在审问时更讲不清了。去县牢时，拉肚子沒好，加上惊嚇什么的，就一下子病重了，可憐他体质本弱--------。阿巧哽咽著说不下去了，我也不免为她掬一把同情之泪。

以后那阿巧招了个比她年轻七、八岁的小伙进门，日脚逐渐好过。她儿子建伯长大成人，同他爹差不多老实，人缘挺好。改革开放以后，有能力有门路者都向外发展，轮到他做了一个组长。再后来，原村长去了职，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支部书记看他实为，扶他做了村长。支部书记能力极强，无需村长有能耐，他只需做个陪衬。后来支书不在其位，就突显了他的毫无能力，几年村长做下来，竟无所建树。村中百姓，所选者只要老实好话，不会欺侮自己就是好干部，管你能力强不强。似此几年选村长，他得票很高。

今年终于落选了。

食堂停办后，大厅改成大会堂，楼上归还原主。至四清后期，办起俱乐部，沿巷附房成为俱乐部办公室兼贮藏室，大厅即是现成的排演厅，成了俱乐部的活动中心。

以大队为单位，共青团支部为骨干的俱乐部，学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编排演出革命题材的节目，风风火火的。每到冬季，入夜灯火辉煌，青年男女夜夜在短巷欢唱，直到深宵。不知那几年住在楼上的老祖母和她媳妇及一双儿女，是如何忍受了这几年的干扰。

说起这一家的原主人，是解放前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银行家裴某某的亲兄弟，早已去世。他儿子一直在上海银行工作。他的大孙子，虽只比我大一岁，读书却比我高三级，我们很要好，他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小学毕业后，去上海读中学，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我俩之间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他的弟弟叫耀度，却因年小留在家里去不了上海。

到文革高潮时，村中出了件异事，殃及耀度遭受不妄之災。

某日，有人在一废堤土路上发现有用茅刀划的反动 标语，其矛头直指主席，这可是件惊天大事。公社革委会指示，发动群众破案。这可便宜了一些造 反派小头头，正想找些由头，整天开会，能不用去田里劳动。为此他们大造與论，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作案者起码高中文化水平，有深刻的阶级仇恨，有背景，有预谋，等等。其意首指四类分子子女。其实这些极左分子，为故意制造轰动效应，连最起码的现象都分辫不清。试想如果真有文化水平的人，要制造事件，也不至于用茅刀在冷僻的废堤土上划，而且既说“打 倒”，并不直呼其名，而反称主席？显而易见，这么幼稚的事，是只有小孩才会玩的，根本用不了大动干戈。不知如何排查下来，将那天割草的耀度，定为嫌疑人，被带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审查。那耀度自認为无辜，也不十分紧张，安定自若。公社群专指挥部传出话来说：这傢伙是个老主，假装镇定，还有心思吹口哨，肯定有问题。大队的党员，连日连夜在短巷南面，幽邃曲折的院落的楼上大队部开会。四公公的儿子，是小队会计，刚在四清中入党，表现积极。可他一直犯有肺病，身体虚弱。某日开会至深夜，他觉心中难受，从短巷強撑至家门，刚开开家门，一口狂血，扑倒在堂前，竟一命呜呼！年仅三十六岁。

在公社审问约一星期后，这天晚上，就在耀度家大厅里召开社员大会，批斗现行 反 革命 分子耀度。

大厅及天井灯火明亮，耀度被群专人员带至天井檐下，站立、低头，公社群专头头见耀度头低的不够，大怒，骂道：你这地主孙子，介不老实，还不低头。说着抡起手掌，尽力向耀华项颈上拍击，耀度欲哭不得。大队群专小头目，带头喊起口号，但大部分社员，心知肚明，应口号者，有气无力。结果，会议草草收場。耀度仍禁闭在公社。后因实在拿不出证据，而案子又破不了，上级派了个筆跡专家前来。那专家在村中转了一圈，排除所有嫌疑人，在廟里办的小学生作业本中，认定一名小学生，却是一户夫妻俱是党员的次子。

村中某户，夫妻俱是党员，育三子。次子十零岁，性倔，常遭大人打骂，心生不忿。某日，受责后去一废堤割羊草，忽生异念：责骂我者，党员也，乃受某主席之教育，这账要算到他头上。于是，他用割草之茅刀，在废堤泥路上划下：打倒 某主席，以洩愤。不曾想如何被好事之徒发现，想邀功而層層上报。因为发生在四月七日，一渲染，成了一桩轰动的“四.七反 革命案件”。

想不到此种情况，却来了个连锁反应。有些半大小孩，异想天开，见这么几个字，竟会找来如此轰动效应，好奇心大起。于是，东掷一张纸条，西划上几个字，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是几几案件，吓得人们连大门也不敢多出，唯恐无端惹祸上身。

为此，短巷里很热闹了一阵子，某些人也很逍遥了一阵子。后来，这几个小鬼，挂著白袖套在塘路上示众个巴月，才消弭了这阵怪风。

那短巷中的大队部，大概在一九七几年归还给耀度家。短巷，又恢复了冷清。耀度在改革开放后，顶父亲职，进了上海银行工作，举家迁去上海。如今己退休。听说那短巷中的旧宅，耀度准备翻修，以回家安享晚年。

如今，那个厅旁的小弄堂，再不是昨日拥挤的人潮，连石板上也锈迹斑斑了。

那似曾相识的面孔，横添的是记录人生活磨难的纹儿，它搅动着五味人生。

三叶草

是呀，五味人生，得过且过。

剪烛西窗

先生，你好文笔！几件小事，描述得栩栩如生，就是几条街巷几座房屋都清清楚楚。盼你多写！

短巷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隐藏真曲折复杂的故事，拜读了。

-听雨

社会变迁的缩影。

-听雨

社会变迁的缩影。

铁风

生动记录那段特殊时期小巷人事，好文章。

铁风

生动记录那段特殊时期小巷人事，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