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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于1949年秋天进入初中，这时北京已经解放了。我的中学原来是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的附属（男子）中学，但是在我入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事件：高年级的几位同学为了筹备开国庆典，跑到辅仁大学神父宿舍即恭王府里面去采摘树枝和花朵，被住在那里的神父所扣押。于是，学校里召开了声讨教会的大会，学校也被国家收回，先是仍叫做辅仁中学，很快又改名为北京（男）十三中。 我的中学位于北京柳荫街，是清代的涛贝勒府旧址。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没有什么现代化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平房，采光不好，操场上的主席台还是发动师生自己修建的。 由于曾经是辅仁大学的附属中学，所以教师力量很强。据说，在那时，大学毕业生中的优秀者才能担任中学特别是大学附中的教师，所以，十三中有着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中学六年，这些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极大。 例如，我曾经的语文老师阎振益先生，就曾经应吴晗的邀请，撰写过关于历史的作品、关于《诗经》的介绍，前些年还曾经在中华书局出版过有关贾谊《新书》的校注。我在退休后学习写诗词，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步入正轨的。阎先生还擅长书法，台湾辅仁大学校庆，他赠送的书法在台湾拍卖，其价格超过了大陆的一些著名书法家。不仅阎先生，他的同事郭崇元先生、俞汝霖先生等都擅长一种字体，或楷或隶或行或草，各擅胜场。数学老师孙梅生、俞斯晟先生后来都是大学教授，其他老师拿起微积分来也不在话下。其他各科的老师也都有各自的绝艺。这样的老师，如今是很难见到了。记得九十年代，我偶尔认识了一位在区属重点高中教高三的语文老师。他写了一首白话诗《春天》送我，我回了一首七绝，他竟然说看不懂！ 我是从辅仁大学附小被保送到十三中的。因为我的毕业成绩在全体男同学中名列第三，所以入学后被分配到初一的丙班。由于年纪变大了，加上老师们的教育熏陶，我渐渐知道用功了，成绩也一天天好起来。但是，到了1951年春天，我还在读初二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 那年春天，我生了一场大病。发烧和手脚肿痛，不能走路也不能执笔。父母先是带我去看中医，吃一些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大。没有办法，他们又带我去看西医。经过西医检查，确定我得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在吃药和打针之后，关节的肿痛消失了，但是这个病却给心脏造成了损伤，形成了风湿性心脏病。 在我病休期间，班上的同学们轮流来我家给我补课，甚至帮我抄笔记。这样，我虽然病休了将近一个学期，但是病后还能够跟上大家的进度，没有因此而留级。但是，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医学方面的刊物，其中有一份刊物根据统计数字断言：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最长存活时间是16年，这不免给我带来了心理负担。幸好，一来是年纪还小，二来是班上的同学们后来开展了一个关于友谊的活动，由每位同学轮流撰写团支部的日记，做到互相沟通，当大家知道我的情况以后，给了我很大鼓励，使我振作起了继续好好学习的精神。 同学们关心我的另一件事是：帮助我配上了眼镜。我的近视可能是受到父母的遗传，到中学后已经比较重，这就影响了看黑板。但是，我的父母那时都没有正式职业，没有钱给我配眼镜。同学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大家凑集了一笔钱，使我配上了眼镜，这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1952年，我从初中毕业。因为成绩较好，校方表示可以保送我直接升入高中。父母亲也认为，我已经得了心脏病，不宜再费神去准备升学考试。这样，我就在1952年暑假后升入十三中高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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