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升入高中以后,我们高一年级由四个班减少到两个班,我被分在乙班。学生人数少了,质量却有所提高。其原因一是保留了一批高水平的同学,二是因为当时正当大学院系调整,很多原来在北京的大学教师被分到外地,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希望留在北京读书。十三中由于教学质量较高而且设有学生宿舍,便成为很多大学教授的孩子们的目标。这样,学校生源里增加了一批教授的孩子,水平也就提高了一块。 那时的“教授之子”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一定最好,但是知识丰富,视野开阔,言谈举止都与一般的同学有着较明显的区别。我有几个这样的同学,毕业后还经常保持联系,几十年后走在一起,他们的风度仍然给人以出类拔萃的印象。由此可见,那时的大学教授应该多数都是杰出人物,而且有着良好的家庭条件,与当前“批量生产”的教授们真有天壤之别。 在当时的中学里课程负担不是很重,留给学生们的业余时间比较充分。我在学校里参加过业余的气象小组,每天监测气象。另外,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馆去,帮助管理员老师整理图书。那老师也很喜欢我们,允许我们在馆内自由阅读,也可以把喜欢的图书带回家去看。我在图书馆看了不少古今名著。 其他的时候,我经常跑到地安门外大街上的新华书店或者邮局去看书看杂志。由于家境困窘,买书困难,所以书店、邮局便成为我读书的重要场所。我也由此练出了快速阅读的本领,不少厚厚的书都是在那里一口气读完的。直到成年以后,我看书还往往是先快速扫描一遍,觉得有必要细读时再看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在初中本来是学习英语的。后来,一些同学向学校提出抗议,要求学习俄语,于是英语老师便改教俄语课。高中时期,学校鼓励我们与苏联中学生通信。我的通信对象是一位苏联中学女生,她给我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情况。因此,我的俄语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阅读和通信都不感到困难。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严酷诡异的因素也渐渐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是基督徒,于是老师便布置一位和他比较接近的同学,监视他的言行。那位同学到他家去过多次,看到他家只有老母亲,生活异常困苦,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言论,便把这些情况报告了老师,其后他就不清楚了。还有一次,一位同学来找我,很秘密地和我商量:我们的语文阎老师讲课是不是有问题。起因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学习了一篇课文古诗《羽林郎》,其中说到羽林郎冯子都调戏酒家胡女,“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而胡女的回答是:“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然后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按照课本上的解释,“不惜红罗裂”这两句的意思是:我(胡女自称)不惜把你的红罗撕裂,更不要说让你轻贱我的身体。而当时俞平伯先生恰好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首诗。他认为,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胡女客气地对冯子都说:君不惜撕裂红罗来赠给我,我又何惜自己轻贱的身体?然后转到:但是“男儿爱后妇……贵贱不相逾”,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一种委婉但又坚定的表述。阎老师在讲课时同时介绍了这两种说法。这本来是一种学术上的讨论,但是,随着俞平伯先生由于《红楼梦》遭到批判,他的各种言论也被认为都是错的、别有用心的而遭到批判,所以那位同学才来和我讨论老师是不是有问题。还好,经过我们两人的商议,觉得阎老师一向很好,这次讲课也不算什么问题,于是终于停止了揭发老师的念头。
由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那时,我们已经逐渐在接受一种教育:要时刻警惕身边的人和事,对“反动”的思想和言论要及时发现并予以揭露。学校还多次号召我们:对身边的“坏人坏事”,主要是指所谓“反动”的言论进行揭发。这样一种教育,我在小学时是没有受过的。所以,到中学后遇到的这种斗争教育,对于我来说是新奇的,而那时我也是认真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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