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中小学经历

剪烛西窗

恋上柠檬味 发表于 2016-4-25 23:24
相对而言，西窗老师确实是幸运的了！只是对我们而言，这些经历只能是听说！问好西窗老师！

柠檬，我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但愿你们永远不再遇到！

剪烛西窗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6 06:16
冯子都害的俞平伯罪加一等。

是啊言老师，还有人因为读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挨批的呢

剪烛西窗

六

在三年高中学习期间，有一部分同学被抽调去了军事俄语专科学校，另一些同学被送到留苏预备学校，准备去苏联或东欧学习。1955年，剩下来的同学终于毕业并且参加了高考。

准备高考，那时我们似乎并不感到紧张，虽然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也是用来复习备考，但是我们课余仍然有时间从事各种活动，心里也并不感到有压力。之所以如此，老师的引导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那时人们对于上大学并不很看重。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文革时期，还是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两个人在初中时同学，其后一个人读了高中、大学而另一个人参加工作例如去工厂当了工人，那么，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前一个人的待遇并不会强于后一个人，甚至多半还会不如。其实，这种现象直到80年代末仍然屡见不鲜，那时流行的两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明证。

不过，在备考和填报志愿中还是有着不少苦涩。有一位年纪很小的同学，平时学习很好，本来是想要报考航空学院（即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的，却因为在交心中出于忠诚说出了他有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在台湾，因而不被允许报考，只好报考了其他院校。这样的例子不止一起。

我在中学时曾经担任俄语课代表，也比较喜欢语文，本来是预备报考文科的，所以到高校参观咨询时去了北大中文系。但是，填志愿前夕，我们几个应届毕业生在一起谈论。有一位同学说：现在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最需要工科人才，所以应该报考工科。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填志愿时，我填写的都是工科专业，包括电机、水力、化工等等。谁知道，高考之后，我接到的却是高招办所发的不予录取通知，原因就是我有心脏病，健康状况不合要求。这时，我倒没有很失望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上大学的本来就不多吧，反而隐约地感到，不是没有考好，而是由于健康不佳而没有上大学，这就不会有对不起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内疚情绪了。于是，我去请求老师们为我找工作，学校的老师也很快为我找到了广播学校（那时还没有电视学校）辅导员的工作。不料就在这时，我又接到高招办的通知，要我到指定的北京第五医院去再次体检。体检之后，高招办又来电话，问我愿不愿去北大读数学力学，我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我成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学生。

父亲和母亲也只有在我已经确定可以上大学之后，才流露出他们曾经的焦虑和现在的的欣喜。母亲说：我就是到处叩头，也要凑足你上学的费用！这句话深深地感动着我，也成为我苦读五年的动力之一。

第五医院为我体检的大夫名叫孙鹏飞，是一位看起来很严肃的长者。体检的时候，我对他说明了检查的原因，也表达了上大学的愿望，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进入北大以后，我曾经写信感谢他。他也热情地回了信，记得他在信中祝福我要注意身体，“考4分对于你来说绝不是不努力的表现！”所以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并且深深感激他。

需要说明，我们那一届高考体检是很严格的，不少同学也遇到过类似于我的遭遇。有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学由于肺部的问题和我一样也是后来才录取，还有一位学习非常好的同学也是有心脏病，而且最终也没有被录取。他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

我们那届毕业生的高考成绩出奇地好，两个班的平均分数在北京市排第二，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四中和上海某个中学。因此，这次高考之后，十三中被定为区重点中学，任课老师们很多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和教师进修学院，或者到其他中学担任骨干教师，然而十三中也因此伤了元气。1989年，我回学校参加校庆，听到的消息是：此后三十多年，十三中再也没有重现我们那一届的辉煌。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6 06:16
冯子都害的俞平伯罪加一等。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住在北大体操房，开会时看到过俞平伯在留上扫地。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6 06:16
冯子都害的俞平伯罪加一等。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住在北大体操房，开会时看到过俞平伯在留上扫地。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1:19
是啊言老师，还有人因为读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挨批的呢

我先生在宿舍挂了他写了鲁迅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也是他的罪证之一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1:40
六在三年高中学习期间，有一部分同学被抽调去了军事俄语专科学校，另一些同学被送到留苏预备学校，准备去苏 ...

西窗老师一直都是优秀生，我是懒学生，读书时不用功投机取巧又马大哈，直到工作后反而才认真起来了。大学时我也是俄语科代表，只不过把俄语全还给老师了，后来为了给孩子辅导及应付职称考试，又业余学过一段时间英语。

剪烛西窗

独享独行 发表于 2016-4-26 13:43
西窗老师一直都是优秀生，我是懒学生，读书时不用功投机取巧又马大哈，直到工作后反而才认真起来了。大学 ...

我现在是俄语英语都丢了！中苏交恶，什么俄语资料都看不到，俄语慢慢忘了。英语只补到能看资料，后来也慢慢丢了。

剪烛西窗

独享独行 发表于 2016-4-26 13:07
我先生在宿舍挂了他写了鲁迅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也是他的罪证之一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5
我现在是俄语英语都丢了！中苏交恶，什么俄语资料都看不到，俄语慢慢忘了。英语只补到能看资料，后来也慢 ...

外语要有交流的环境，我这人学得快也忘得快，2008年出国探亲前学了一段时间口语，和酒店的朋友说话时还能说几句简单的，现在又不会说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6 17:58
文革中看抄家成果展览，有人记下了京剧《野猪林》的唱词：大雪飘。。。硬说是变天账。

那年代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三叶草

那时，平民百姓思想单纯，也讲公私分明。

剪烛西窗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7 05:18
思想单纯就容易被荒唐操弄，干些荒唐事。

就是就是，我也干了不少荒唐事！

剪烛西窗

七

就在我们备考的时候，肃反即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起初，我虽然也看了报纸上批判胡风集团的各种材料，但总感到这些事与我们无关。天晓得，高考刚刚结束，我们全体高三毕业生就被召回学校，参加肃反运动，并且要求每班必须揪出一个“反动”学生。有的同学家在外地，高考后已经回家，但是学校说：如果不回来参加运动，高考的成绩就无效。他们只好匆匆赶回来。

在领导的部署下，我们高三乙班揪出的是同学W。我和他不熟，平时的印象是：他有些女里女气，喜欢西洋音乐和所谓带有小资情调的新诗。甲班揪出的则是一位短跑运动员T，好像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和人争吵，会说一些牢骚话。他们两人与胡风集团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之间，原来是可以这样恶言相向的！我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正常，而只是觉得新奇和一丝隐隐的恐惧。

这两位同学遭到批判之后，自然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又被允许上大学了，还是进入他们原来考取的大学。其后听到的消息是：W在被批判以后回到了家乡天津，在街道工作，后来也不想再去读大学了。而T则更为悲惨，他去了大学，在整风中对肃反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于是又被打成“极右”，再后来的命运则不得而知了。

在中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回忆。

中学时期，很多同学爱读杂志《中学生》。当时，有一位北京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当时的西郊公园动物管理所所长），名叫谭邦杰，经常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介绍有关各种动物的知识，文笔很好，受到我们的欢迎。我和我的表舅父（当时就读于北京三中）经常给他写信，请教有关动物的知识。谭先生也热情回信，认真回答。时间久了，谭先生在信中也会流露出一些牢骚，例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水平太低，只知道对动物呼来喝去，不懂得先进的饲养和训练方法，他的一些合理化建议得不到上级的支持，等等。那时候，我还天真地相信，只要热情争取领导支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我给报纸写了一封信，建议有关部门按照谭先生的意见改进工作。不久，我就得到了北京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回信，邀我去面谈。我根据他们来信所说去了位于中山公园里面的一个单位，向他们反映了谭先生的各种意见。后来想想，那些意见纯粹是业务上的建议，没有丝毫政治或思想意识色 。可是，和他们谈完后回到家里，我却总觉得有些别扭，感到他们表面上虽然也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但那神情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高中毕业以后，我和谭先生也停止了联系。直到我上了大学几年后，反右运动开始，我的表舅父告诉我，他在某份刊物上看到，谭先生也被划成了右派。我才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又感到不安：我所反映的那些情况会不会也成了谭先生的罪状？

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意外地又看到了谭先生的消息。有一次，我浏览《光明日报》，忽然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英国的一种舰载飞机，原来一直译作“猎兔狗式”；后来，经过动物学家谭邦杰指出错误，才改译作“鹞式”。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欣喜，立刻给光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和谭先生交往的经过，并且请他们把我给谭先生的一封信转交给他。很快，我就收到了谭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说是光明日报的编辑们看到我的信也感慨万分，立即向他转交了我的信。此后，我曾经几次到北京动物园去拜访谭先生，他还曾经把一些关于动物的书籍赠送给我的儿子。这样，总算是弥补了我的一些遗憾和愧疚。

毕业以后，我很少再回学校，但是与不少中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怀念着当时的中学生活——当然，只是那些值得怀念的部分。

（完）

反右运动时我还是初中生，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只是看到老师们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