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宋氏三姐妹的浦氏三姐妹

浦氏三姐妹

浦洁修(1907——2000) 著名化学家、民主人士

浦熙修(1910——1970) 著名记者

浦安修(1918——1991) 彭德怀夫人,著名教育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曾先后出现过浦洁修、浦熙修、浦安修的名字。平民家庭出身的浦氏三姐妹，以其鲜明的个性及独特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或喜、或悲、或悲喜交加的角色。三姐妹中的老三浦安修临去世前，曾对陪伴她的亲属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奶同胞是三女一男。二姐走得太早了，她才华出众，够得上个女强人。可是，二姐的才华与命运并不成正比例，她是扮演了一名悲剧角色。大姐有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是忧喜参半，虽然有一段坎坷，但晚年是幸福的。她对三姐妹的人生做了精炼的概括。

浦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江苏嘉定县。三姐妹的父亲浦友梧是个读书人，清代末年毕业于南京商业专科学堂，后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母亲黄氏终年在家操持家务。大姐洁修出生于1907年。两年后，熙修出世。1917年，浦氏全家迁到北平，在这里小妹安修及弟弟通修相继出生。

老大：浦洁修

追求真理，终生奋斗不止

谦恭谨慎，一生幸福平安

在三姐妹中，洁修是大姐。人说，洁修有福，一生幸福平安。其实，洁修的平安只是相对于熙修、安修那些过多的坎坷与磨难而言的。她的一生，也是在不断地奋斗追求、波澜起伏中度过的。只是，她没有受过过多的政治运动的冲击。

浦氏姐妹自幼上进要强。大姐洁修是弟妹们的榜样。洁修高中毕业后，父母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没有用，便让她终止学业，到一所教会小学去教书。洁修受科教兴国思想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在教书之余，瞒着父母，偷偷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公费生。被北师大化学系录取后，洁修一边教书挣钱，一边完成了学业，可见其吃苦与刻苦。

在大学期间，洁修恋爱了。男友杜春宴于1930年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后，大学毕业的洁修用自己教书攒下的钱，也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去留学。两个相爱的人在异国他乡重逢，结下了白首之盟。

怀着为振兴祖国效力的共同心愿，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留德期间，他们双双参加了：“旅欧学生反帝同盟会”，声援国内人民的抗日斗争。1937年，杜春宴获博士学位，洁修也获得特许工程师证书。夫妇俩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望回国。

然而，此时偌大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安心搞科研的净土。他们回国与家人相聚仅两天，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机，一切爱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投身到抗战之中。洁修夫妇于1938年先后来到重庆，杜春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并在工业研究所从事抗战物资的研制工作。洁修则先在大学执教，后到企业任工程师兼厂长，亲自研制并组织生产抗战急需的防雨布等物资，支援前方的战事。

在重庆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掀起反共高潮，洁修夫妇掩护、帮助了许多共产党人，同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进步妇女界领袖史良、刘清扬等人的引导下，洁修也开始投身妇女运动。抗战末期，她与进步妇女界的朋友们一起，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半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洁修和当时已成为著名记者的二妹熙修一起当选为理事。

1946年，洁修夫妇迁回北平。洁修一边担任振北制革公司经理的职务，一边与刘清扬、齐笑尘等人一起，发起筹建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组织北平妇女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震惊全国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事件发生后，洁修等人和北京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抗议美军罪行，并以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的名义，和其他七个团体联合发表了《本市各界抗议美军兽行宣言》。

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洁修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带领工人把制革用的栲胶易地保存好，使振北制革公司解放后完好无损地交到人民手中。

为了安定民心，迎接解放，洁修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大公报》记者彭子冈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送到印刷厂印刷，秘密取回后，又组织妇女儿童趁夜深人静时，挨家挨户地塞到市民家的门缝里。

新中国成立后，洁修辞去振北制革公司经理的职务，并把公司分给她的六千五百多元钱全部捐献给了福利基金会。她先后担任北京市工商联主席、北京市妇联副主席、北京市粮食局局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等职务。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起，连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洁修半个世纪的心愿。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她便向党提出过请求。由于她当时已是较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以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感到事关重大，便去请示周恩来。周总理从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局考虑，建议还是让她留在党外，在民主党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洁修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于1949年7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以后，她努力做好民建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同洁修共同工作过的人都说，她有用不完的精力。无论是下基层考察、搞调研，还是准备提案，她都事必躬亲，亲自参加，发表意见。她一生追求真理，清正廉洁，甚至连该得的稿费、误餐费、劳务费都拒不收取。晚年，她又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两万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希望能使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她相信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整风反右及十年动乱期间，她的许多亲人蒙受了不白之冤，都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念。她严以责己宽以待人，民建会员一提起她，总爱称她为“我们德高望重的浦大姐”，可见她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1991年，八十四岁高龄的洁修大姐病重住院。在病床上，她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追求，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

老二：浦熙修

著名记者，笔下才华横溢

蒙受冤屈，晚年凄然离世

    浦氏三姐妹中的老二熙修，曾经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陪都重庆的著名女记者。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历尽了磨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悲剧性人物。

熙修1909年出生在嘉定。她和大姐一样，也是靠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的。读高一时，因家庭经济拮据，她被退学。后来，她一边在母校女附小当代课教师，一边报考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用教学所得报酬缴纳学费。

在京华美专学习期间，熙修的艺术才华崭露。她的国画受到相当好评。至今人们提起熙修，一般只知道她曾是著名的女记者，并不知道她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她画的国画早已散失殆尽，留在世上的惟一手迹，是被她父亲从旧货摊上发现并买回、至今保存在她女儿手中的一幅扇面。

也许，浦家姐妹与北平师范大学有着难解的缘分。继大姐洁修报考了北师大化学系后，熙修也拿着京华美专的毕业文凭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并如愿以偿。若干年后，小妹安修也考上了北师大历史系。

熙修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经人介绍与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的袁子英相识并结为夫妇，先后生下一儿一女。

大学毕业后，熙修先在北平的中学教书，1936年随丈夫迁到南京。她不甘心在家当“太太”，经人介绍，到《新民报》发行科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经理邓季惺派熙修顶替记者去采访一个大型歌咏会。熙修采访归来写成的特写见报后，她的才华引起多方注意，不久，便被调到编辑部，从此，开始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新民报》被迫从南京迁往重庆，在重庆的几年，是熙修记者生涯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这期间，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和共产党建立了鱼水般的密切关系。她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采访，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通过自己的笔传达出去，周恩来和邓颖超常说：“小浦是我们的亲戚。”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都亲昵地叫她“浦二姐”。

熙修的采访作风深入，为了抢新闻，常常废寝忘食。她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采写过防空哨兵、街头小贩。有一次，国民党参政会开会，由陈诚作军事报告，不让新闻记者参加，她就取得邵力子的帮助，躲在屏风后面暗访。

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在中共的倡导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这时，已成为《新民报》采访主任的熙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会议的报道。她采写的消息及专访达十万字之多。她走访了全体政协委员，采写了三十九篇访问记，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面貌，爱憎分明地予以褒贬；对中共代表和进步民主人士，她倾注了拥戴敬重之情；对其他人物的报道也是生动翔实，用事实来说话。

旧政协会议期间，被国民党逮捕三年之久的廖承志终获自由。熙修写《廖承志访问记》，如实描写了周恩来等人前往祝贺拥抱的场景，文末又公开披露：据官方消息，叶挺将军也快释放了。造成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叶挺。

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六十多人被打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颠倒是非的新闻报道，激起进步舆论界的公愤。熙修等人决定发表公开信，抗议中央社造谣。熙修不仅在公开信上领衔签名。还四处奔走，得到同业四十二人响应签名。公开信登出后，终于使“较场口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抗战胜利后，熙修于1948年４月随报社迁回南京。不久，她与丈夫袁子英因政见不合，志趣差异太大而分手。一儿一女被袁子英带到上海爷爷奶奶处。她的心境非常孤寂，她用加倍的工作来冲缓内心的悲苦。她又成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常客，在南京国共和谈中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为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又在南京下关制造了“下关惨案”。熙修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已经把下关车站团团围住，熙修不顾一切奋力向里冲，阴丹士林旗袍被撕破了，皮包、钢笔被抢走了，头发也被扯得一缕缕地往下掉，她仍然向里面冲。特务们手拿瓶子、木棒等凶器，殴打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和平请愿代表，熙修扑到雷洁琼的身上，紧紧地护着她，自己的一侧身子几乎被打烂了。事后，熙修及所有受伤的人被送进医院，去看望她的人川流不息。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熙修心里非常难过。她是被特务列入黑名单的人，处境也十分危险。妹妹安修捎信来，劝她必要时随中共代表团一道去延安，熙修没有同意。她想：国民党的统治长不了。如果她去了延安，就无法用自己的笔写出国民党政府死亡之前的社会真相。她要尽一个正义记者的职责。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请愿学生，酿成“五二○”血案。熙修又一次不顾个人安危，率领《新民报》记者采写了事件全过程，用整版篇幅登出了事件真相的报道，引起读者巨大反响，也引起反动派的惊恐嫉恨。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熙修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转而为香港《文汇报》撰稿。

1948年1月18日深夜，正当熙修伏案撰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文时，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将她逮捕。她在狱中表现得十分镇定勇敢。后来，在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之下，经国民党立法委员丘昌渭出面保释，熙修才重获自由。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熙修作为代表之一，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周恩来总理把她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熙修激动不已。

然而，历史往往瞬息万变。此后仅仅相隔八年，这位坐过国民党班房的著名女记者，又成了所谓“章罗联盟”中的“能干的女将”，从此历经磨难，直至离开人世。

全国解放后，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的熙修担任了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她三次赴朝慰问，回来后到全国各地去作报告，远至新疆。她写的采访报道后来结集成《朝鲜纪行》、《新疆纪行》等书出版。熙修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心，热情讴歌志愿军战士，讴歌党和人民政府，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

万万没有想到，1957年那场“反右”风暴把熙修也卷了进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批判熙修为“章罗联盟”中“能干的女将”。熙修之所以被牵连进所谓的“章罗联盟”，与她同罗隆基的亲密友谊有很大关系。

熙修是在重庆认识罗隆基的。由于共同为民主和平而奋斗，遂结成密友。1948年熙修被捕，罗隆基积极奔走营救；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受到特务的监视，熙修冒险去看望他，可见俩人相交之深。熙修佩服罗隆基的口才及文字功力，经常把写的文章拿给他修改。罗隆基性格开朗，恃才傲物，说话直言不隐，不免伤人，很多人不喜欢他。熙修的家人也一直反对他们接近，使得他们在困惑苦恼中一直保持朋友关系整整拖了十年之久。等到“反右”斗争把他们卷入，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他们只能一刀两断，从此成为陌路之人。

应该说，不幸之中的熙修还算幸运，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被打成“右派”的熙修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保留了行政十一级的待遇。虽然一度被送去劳动改造，但由于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便被安排在全国文史资料室工作。

1959年开始给“右派”摘帽。心如死灰的熙修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她对女儿说：“我一定要争取摘帽。如果我不摘帽，就去死。”可见她的坚决。熙修真的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她对党深怀感激。过去，她曾积极要求入党，因为需要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才留在了党外；这次她又动了心思，这在她1961年写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她自问：我现在能不能提出入党要求啊?天真的熙修没有想到，“摘帽右派”在人们心目中也还是“右派”，这个“帽子”不好摘啊!

不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工作，整天和文史资料打交道，熙修非常痛苦。她曾自嘲地说：“我不能搞新闻，只能搞旧闻了。”一句话，饱含着几多辛酸。政治上无休止地批判、检查，思想上极度的苦闷压抑，使熙修的身体逐渐垮了。1965年底，她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并动了手术。手术进行得很成功。如果她从此能安心静养，如果她的心情能稍微舒畅一点，也许……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熙修的处境可想而知。朋友甚至亲人都远离了她。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小平房里，没有人给她升火取暖，没有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只有当年同是“右派”的老朋友费孝通，经常骑着自行车给她送去点费伯母烧的红烧肉解馋。她的癌又复发了，便血，一夜夜的呻吟哀号。住在她家后面有一户人家，那家好心的女主人刘嫂实在看不下去，来到了熙修身边照顾她的生活；熙修在《新民报》时的老领导、同是“右派”的邓季惺看不下去了，不顾年老体弱，早早起床去肿瘤医院为熙修挂号，催她去看病。在刘嫂的陪伴下，熙修在医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肠子几乎被掏空了。那时候，医院是不会给熙修这样的人精心治疗的。她术后排不出尿来，痛苦异常，一个男大夫就因为同情她，为她排尿而受到了批判。医院不给开止疼针，疼得受不了时，熙修就自己花钱买来药，由刘嫂学着为她注射。弥留之际，熙修躺在首都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政协的一个工作人员俯身问她是否还需要抢救，她微微地吐一句“别费事了”，便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一代才女浦熙修走了。死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善良的刘嫂陪伴着她。这天，是1970年4月23日。

彭德怀与浦安修的悲剧婚姻（节选）

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彭德怀元帅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

他与前妻刘坤模感情甚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不得不分手；他挚爱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妻子，却无力承受政治高压，向他提出了离婚。问世间情为何物，铁血大丈夫满腹委屈向谁倾诉？

庐山惊变

彭德怀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彭德怀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夫妻“分梨”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相见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最后时刻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晚年忏悔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

剪烛西窗

浦氏三姐妹，可敬，可悯！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4 20:21
浦安修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用尖刀刺自己的心，在那个疯子时代，浦安修没有错。

过去也看过浦氏三姐妹的有关介绍，昨天发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时，看到1970年4月23日是浦熙修去世的日子，故今天转发此文。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4 20:21
浦安修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用尖刀刺自己的心，在那个疯子时代，浦安修没有错。

过去也看过浦氏三姐妹的有关介绍，昨天发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时，看到1970年4月23日是浦熙修去世的日子，故今天转发此文。

言八十 发表于 2016-4-24 20:21
浦安修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用尖刀刺自己的心，在那个疯子时代，浦安修没有错。

过去也看过浦氏三姐妹的有关介绍，昨天发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时，看到1970年4月23日是浦熙修去世的日子，故今天转发此文。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4 21:39
浦氏三姐妹，可敬，可悯！

令人叹息的名人！时代的悲剧。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4 21:39
浦氏三姐妹，可敬，可悯！

令人叹息的名人！时代的悲剧。

剪烛西窗

独享独行 发表于 2016-4-24 22:00
令人叹息的名人！时代的悲剧。

确实是时代的悲剧。遥想当年，浦氏姐妹投身革命，应该抱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是她们却被时代所吞噬，这是什么感受？

剪烛西窗 发表于 2016-4-25 09:38
确实是时代的悲剧。遥想当年，浦氏姐妹投身革命，应该抱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是她们却被时代所吞噬，这 ...

西窗我发这帖子，你能理解的……

剪烛西窗

独享独行 发表于 2016-4-25 10:29
西窗》我发这帖子，你能理解的……

是的，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