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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浅析“现代文学与网络文字”
《小学月报》1929年第20卷10-12月合刊本,大约是1995年一位朋友相送。当时,应该是读过,因为随笔中曾提到过老舍先生的《二马》,亦源于此。而今,又看了一下这篇小说,却没有找到多少印象着的东西。由此可见,当时亦不过草草翻阅了而已。
对于这个《小学月报》合刊本,近两月来,每到父母处,尤以夜深和周末时,拿着放大镜对照其中语句段落,都格外仔细地瞧着,确实也从中获得了不少文学见识和知识启发。例如:郑振铎先生的“北、南宋词人”,戴望舒先生译著《小说与唯物史观》,特别是一直想了解的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仅此数篇,读来都引出颇多感慨。
西方十九、二十世纪文坛上的蜂起潮涌,主要源自“法、英、德、俄、美”,以至于波及“地中海、南美和非洲大陆”。从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尤其当社会动荡起伏不定之际,人性的觉悟无不伴随着文学思潮的活动和跳跃。而在这种文艺繁荣之中,更重要的是涌现出来许许多多被社会民众崇尚和拥戴的艺术闯将。像这样一些艺术创作者,在其地位、威望、作品以及个性品质和行为模样方面,虽然各有千秋、参差不齐,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位卓有成就者,都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模仿者,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读书匠;更为发人深省的,应是在他们文字中间,无不闪烁着对艺术天性的由衷热爱与执着个性追求的理性光辉。
在影视艺术出现前后,但凡专业的成名的作家们,每每会用更为精妙华美的笔调和犀利敏锐的目光及其卓而不群而又独出心裁的头脑,通过十万言或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向世人展示个性才智、思想博大和眼界异样。但在今天,仅就网络文学而言,上万言的著述已很难留住读者目光了,若渴求读者能够反反复复或连续不断地阅读某一作品,并还能够理解作者匠心独运之所在,那么,若没有一流的见识或周围评论的引导,像这样一种理想场面,则是甚难再现了。所以,短篇文学,若控制在一万字以内五千字上下,且还能在“思想表达、文字所需和心理承受”三者之间,都达到和谐一致的程度,其应该就是较佳的篇幅。当然,如果能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一气读罢两万字以上的作品,除了某些个性魅力或整体性猎奇的“投其所好”以及某种偏爱似“如获至宝”样满足之外,其中必定存有一些名副其实的引人入胜的话题。
无论随笔、散文或小说,于网络论坛出现时,应该力求短小精悍,更应是尽可能用简洁文字涵盖臆欲表达的主要行为体验和人文哲理。文字形象化的目的,旨在务求普通和专业人士,均能理解得“懂”和“通”罢了。
2003年9月草,同年11月8日整于《槟榔园文学书院》。
第五十一章扯谈“艺术个性的来由和去向”
“大抵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但要酝酿于中,有其自得,而不袭于形貌,不矜于声名,即其所以不朽之质。”---摘自章学诚《韩诗编年笺注书后》
读闲书多年,除了少数部分的书本是慕名求索而来,而绝大多数的都是随缘而阅。这其中最经常的情况,亦不过就是到书店、图书室或街头小摊上,顺手翻翻看看,只要见到书中能有引起兴趣的内容,也就买下来,即刻读开了。
自从我自己读书到推荐给朋友书读,以至于书写读书笔记并与他人交流读书心得……尽管,仅于这样一个过程步骤之中,也不难体会和发现:对于同一样事物,明显存在着多样的看法和不同的个性体会。至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样化的个性差别和认识不同,究竟是源于作品本身表达上不明确、不清楚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在于读者出发点和视野角度上的差别?抑或就是个性认知与思想水平上差距导致的吗?再者,于众多绝不雷同的读书心得体会之中,是否就真实存在有更高明一些的见解和眼光呢?即:在他们中间,是否确实存在着与众不同而且更有能力去挖掘和体会出艺术作品真实价值的见解呢?另外,进一步还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高明”眼光及其观点的这些人物,究竟是何等模样?他们的认识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近读《校雠通义》中,其中有一段话,经过思量再三后,禁不住萦绕于耳、隔日不忘了。其书作者章学诚先生如是说:“鄙於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此样言语,虽为常见的过谦语和貌似不经意的闲话,但从里面却透出某种至关重要的信息,即:现实生活中,好像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可以有一种很容易与某种书本知识“相互沟通、彼此呼应”的能力,暂且抛开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以及究竟怎样培养而来的问题,仅就此种存在着的实事,应是文艺批评得以成型和此类人才得以壮大的客观基础。就是说一个堪称文评家的人,首先在其个人素养上,必须具备此种“一览而得其指归”的能力,也只有自我拥有了此种认知能力和境界层次,才可能有信心和勇气,敞开胸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
文艺,归根结底应有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只有把作品摆在眼前,才有进一步研讨其形式和内容之利弊得失的可能。于此,不得不提及“文评家”的另一个来源,也是最为常见到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人们一般更容易接受并喜欢聆听他们说话的一个群落,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原创者”,即:作家们。
人们乐于聆听和坚信艺术创作者或言作家个人“演说”的习气、惯性和社会常识,从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的独立门类而言,其是“对”还是“错”呢?要解决如此疑问,首先又要先明确另外一个问题,即:提问者每每于所提出“文艺批评”问题之际,时常涉及的“文艺批评的目的和方向”何在?进一步亦不难质问,在这里的“文艺批评的目的和方向”和“文艺创作的目的和方向”是否始终一致和统一呢?再者,在它们之间是否又确实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文艺批评”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在我个人理解上,大致有两个目的和方向:一是从社会文化的整体角度,应是指出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对文艺未来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二是研究作品的艺术特征,通过探讨其成功或失败、荣耀与萧条的内外因素,借以引导新的个性创作,进而引领大众阅读旨趣。
从表面看,上述两个目标似乎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产生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出来。但深入分析之后,却会发现其实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区别。那么,又为什么呢?因为现代艺术,单从绘画历史的演变中,不难得出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究竟取决于什么。单就艺术生命力而言,其“价值”在于“要创新”,而且还是“要不断创新”,其个性及其社会性存在“意义”,也就在这种“不断创新的探求和劳作之中”;另外,涉及到艺术“创新”之成功或失败的判定标准,其依据的也必定是“标新立异于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后,所给予艺术繁荣和文明进步上的生命活力或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以往至于今,艺术的“创新”个性特质和现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比较起来,即便不总是大相径庭,也惯常必是格格不入的。如何理解这里的“格格不入”呢?对此,又不得不进一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政权和其政权对社会的管理办法和统治机制,即:笼统所言的一般意义上所谓“政治”,其通常存在的“目的”又何在呢?
中国有句古话“政通人和”。就是说好的“政治”,必是那种行政命令可以畅通无阻,并能够使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井井有条的政治模式。那么,达到如此理想模样的政治,其外在表象应是“人和”,而其内容实质上,也就应是“和人”。所以,一直以来,凡古代帝王和贤达圣人始终不断地、振振有词地、教人诲己地、经常地要说的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在此,旋即又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得人心?人心又为何呢?于此,还是中国古人比较实在,不只是说“人心向上”或“人心向善或恶”,而是直言:“人心不足矣!”(人心不知道满足啊!)那么,一旦确认了“人心不足”之后,又要如何去政治呢?于是乎,中国式“封建专制”便堂而皇之出现了,并且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理所当然及其自然而然的经典风范了。所以说,中国式的封建专制,即使是历经“洋人”之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三光”政策过后,今天来看,其“封建专制”仍然深入人心,而且还功不可没哩。
原本在此侃谈艺术中的批评以及艺术创作的方向性问题,竟然又扯落上了政治,似乎人家两者根本不搭界。的确,其两者本来就是不搭界的。由此,才又有了“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和象牙之塔”一类的“艺术目的和方向”上的呻吟和呐喊。其实,艺术和政治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过,一般人不会赞同这种认识,他们会这样想:“它们都存在于社会现实中,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政治是保障,艺术只是附庸。” 既然话题跑到了这里,我在此禁不住还想感慨一下: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东西,何曾只有政治和艺术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散沙顽石,又何尝不也如此。难道也要让花草树木穿上戎装、让飞禽走兽阿谀谦卑、让散沙顽石莺歌燕舞吗?
是啊!大千世界,姹紫嫣红,琳琅满目,在它们之间不乏天然共性的东西和种种个性化而且给予了人性化的高低、贵贱和尊卑。然而,真正在它们身上堪称存在而又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更多的却正是自然品质上的区别和个性上的不同啊。
2003年末草于《槟榔园文学书院》。 2016年5月30日修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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