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陈腐之气——贾平凹《带灯》批判

xiangxiaoshun

    利用和领导同事一起出差时间，看完了贾平凹的《带灯》，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
　　贾平凹一向以写男女风情和风土人情见长，功于作品的语言、情节、结构，自《废都》开始，他开始把握大的主题，企图作品在各方面都有使他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大师的提升，达到一种真正的深度和广度。《废都》就企图对一个混乱时代的人的精神和灵魂有深度的把握，只不过，因为作者的储备不足、急功近利和骨子里的媚俗需要而终归整体失败。
　　在这部《带灯》里，作者则企图尝试深度介入农村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民触目惊心的疾苦，再以此为背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地塑造一位带有理想主义色 的形象，不放弃对真、善、美的信仰和探求。这部作品表面上看写得比《废都》平易多了，但实际上它的野心不比《废都》小。从作者写的后记中看，作者甚至于想使他的这部作品有一种宗教的深度。然而，虽然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叙事语言非常老辣，没有几十年的写作之功和作者一向朝这方面所做的用心经营，做不到这么好。但是，同样因为作者灵魂中的俗气和思想境界的不高甚至于落后陈腐，使得这部得到了一遍好评的作品在我看来不仅算不上成功，而且还应该予以严厉的批判。
　　没有必要绕圈子，这部表面上看非常真实、非常到位、非常深刻地书写了农村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民的疾苦的作品，其灵魂是“好官文学”的灵魂，表面上看它虽采用了“好官文学”的模式却对这个模式有突破，实际上，形式有突破，灵魂却一脉相承，毫无变化。
　　对于“好官文学”，它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我们这里不作评论，但是，它的文学和思想意义是无从谈起的。虽然它们中间很多作品在发表的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它们终将被遗忘，也应该被遗忘。这是为它们的本质所决定的。
　　“好官文学”绝对不是不书写“人民”的疾苦和种种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相反，它还会动用各种煽情技巧，把这类东西写得惨烈动人、感天动地，那恶人之恶、坏官之坏使你恨不能拔刀相向，那弱者、社会底层者、苦难者的血泪绝对能够使你泪眼婆娑。然而，它最终要告诉你的却是：“好官”就是一切。“好官”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只有“好官”才能解决一切问题，“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的一切希望都在“好官”身上，“好官”就是这个世界的神、人民的救世主，“好官”就是公平、公正、法律的化身，根本就不需要公平、公正、法律，“好官”就是公平、公正、法律，也只有“好官”才是公平、公正、法律，也根本就不需要制度变革，“好官”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
　　还不止于此。它还会告诉你，“民”的一切都离不开“好官”、“民”的一切都需要“好官”，“民”的不管多么个人、私人、隐秘的东西都离不开“好官”，“民”怎么想、想什么、怎么说、说什么都离不开“好官”，就和他们有疾苦有冤屈一样，“民”想什么不该想什么、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大到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这样的事情，世界怎么来、宇宙怎么去这样的问题，小到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这些生活琐事鸡毛蒜皮的事情，都眼巴巴地盼着“好官”的指引和指导，“好官”也总是慈眉善目地、居高临下地给“民”以最正确的引导和指导。“民”就像儿童，“好官”就像家长。在所有各方面都是如此。“民”就是儿童、弱智，“好官”就是家长、父母、精神导师、灵魂引路人、人生指路明灯。“好官文学”中通常有三个经典情节和画面，“人民”在坏官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欺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盼星星盼盼月亮地盼“好官”的出现；“好官”终于出现解救了“人民”惩办了坏官铲除了社会邪恶势力，“人民”感激涕零，对“好官”山呼青天大老爷、观世音菩萨下凡，甚至于一起向“好官”下跪呼万岁，“好官”则一定感动得泪眼迷蒙连连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还做得不够 我们还做得不够 对不起人民了 对不起人民了；“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地紧跟在“好官”后面，在“好官”带领下思想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地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整个就像一台木偶戏。但这曾经就是我们全部的精神食粮。
　　“好官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套路就是对它眼中的所谓“民”进行矮化和贬斥性地描写。表面上看，“好官文学”把“人民”拔高到了无比高的地步， 处处都是“人民”不离口， 处处都在歌颂“人民”，“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把“水”（人民）那是强调得无以复加。但它看似在拔高，实则在贬低。它把“人民”的智商、情商、人格等等一切都弱智化、婴幼儿化。在“好官文学”的“人民”形象中，你看不到一个“成人”，也就是你看不到一个“人”。婴幼儿只是生物学上的人，在社会学、人格学、灵魂学、精神学等等方面都还不是“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婴幼儿都不必承担社会和家庭义务和责任的原因，婴幼儿没有选举权，婴幼儿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把本来个个都是“成人”，也即在社会学、人格学、灵魂学、精神学、智商、情商等等方面都是“人”的“人民”进行婴幼儿化地描写，实际上就是在把他们写成一种“废物”。把“人民”进行婴幼儿化的描写，实际上就是在把“人”进行动物化地描写。在“好官文学”中，“人民”是那个 处处都离不开“好官”的婴幼儿、 处处都离不开“好官”的绝对领导和统治的“废物”，并以此从根本上为极权辩护，为对“民”的基本人权的剥夺寻求“合法性”依据。在“好官文学”中，“人”是也本来就是动物而已。“好官文学”也只能把“人”写成是动物，不然，就会直接导致它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的整个的垮台。“好官文学”只是文学堕落的标志，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这一套路在贾平凹的《带灯》有最为全面和彻底的表现，或者说，贾平凹在《带灯》中对这一套路进行了全面、彻底地贯彻和运用，这一套路是贾平凹在描写他眼中的“农民”形象时所采用的描写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厌其烦地从作品摘录几大段：


　　①莫转莲是石门村的妇女，带灯总觉得她是个糊涂蛋。七年前，石门村修自来水时，她说她家不掏钱不出工也不吃自来水。四年后，她看见别人家吃用水特别方便，就又想接，村里人当然不让接，说要接就得交四百元。她家私自接上水管，又被村人割断了，她就开始到镇政府告状。那时带灯还不在综治办，马副镇长和白仁宝带着她去石门村说合，全村人一哇声反对。莫转莲天天去村长家闹，露明坐在村长家门口，村长媳妇说：你这么早来倒尿盆子呀？！莫转莲竟然就把村长的尿盆子端去厕所倒了。扰得村长没办法，村长气得踹了一脚，她说把她下身踹了，时常出血，就四处上访。上一任镇书记因急着要上调，就到石门村压村委会让接水。但是，莫转莲也尝到上访甜头，大小事都到镇政府上访。带灯接手综治办后，莫转莲的儿子打了村里一老汉，没想那老汉更是难缠鬼，经赔偿后这老汉已照常在家干活，而一遇到村里有红白事和来了镇政府的人，总用很大的红带子攀了胳膊诉骂。莫转莲受不了，说她儿子二十六了急着找媳妇，被这样坏名声，又来上访，问：咋办？带灯说：我有啥办法？她说：我儿子找不下媳妇我就寻政府！
　　②带灯说：这样吧，这事我给你们办，明天就让你们筛上沙。他们却说：我们咋信你？带灯说：不信我拦我的什么道？！他们说：信的信的。拿手打自己嘴，又给带灯笑。
　　③杨二猫却黑水汗流地从土峁左侧的小路上爬了上来。带灯说：咦，你这逛山，到哪儿耍钱了现在才回家呀？二猫说：我是想耍哩，腰里没钱么。带灯说：你知道六斤是我老伙计，她死了你也不去帮着葬埋？二猫说：听说是六斤死了，她还算是我妈娘家的一个侄媳妇哩，可我在莽山那儿看林防火呀，没时间么。这不，赶回来取被褥还得连夜再去。带灯说：编，你给我编着说谎！两岔沟的人到莽山去看林防火？！二猫说：这是真的，谁哄你是猪，阉了的猪！带灯说：谁叫你去的？杨二猫说：这我不能告诉你。带灯有些生气，说：给了你钱，又办了低保，我给你的任务呢？杨二猫说：我给你完成着哩。他王后生是来过，他一来我就跟着，还跟着去东岔沟村，他嫌我跟他，骂我，我也骂他，嚷嚷着他是靠上访挣钱哩，村里人就都避他。他骂我是跟屁虫，是搅屎棍。带灯说：他才是搅屎棍！杨二猫说：他是搅屎棍！可人要有良心的，他对你和别人是个祸害，对我却带福。带灯说：你个没原则的，还给你带福？杨二猫说：没有他，你能肯和我说话吗，能给我低保和钱吗？带灯说：谁困难镇政府都管哩，你别他给你吃一根纸烟了，你就把我交代的事黄了。
　　④镇长后来是把王后生喊来痛骂了一顿，取消了看林防火员的资格，并收回所付的工资。当天夜里，元老四到老街王后生家的厕所小便，厕所里蹲着王后生，半天没出来，元老四进去就把尿浇到王后生头上。两人打起架，元老四把王后生打得鼻青脸肿。王后生又到镇政府来闹，说元老四是故意要打他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和默许的，他一身的粪便不擦，在地上打滚。侯干事把王后生轰出大院，门也关了，王后生就把粪便抹在门环上。
　　⑤带灯就喝住扔土疙瘩的孩子，过去问：哎，你咋在这？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张水娃中午就来镇街了，掮了一根椽卖了，就在饭馆买了一碗面和一瓶酒，喝醉了睡了一下午。竹子就踢张水娃，张水娃站起来还摇晃，说：这酒不如苞谷酒，苞谷酒斤半我没事的。带灯说：给了你救济你就这样海吃海喝？！张水娃说：主任，我还要寻你呀，你那点救济不顶用么，你给别人都办低保，也给我办个。带灯说：你想得美！张水娃说：那你给我个老婆。竹子说：给你个老婆？张水娃说：我老婆跟牛三跑了么。竹子说牛三是谁，咋就跟牛三跑了？带灯说：好啦好啦，你现在给我往回去，不要到镇街来，我就给你把老婆找回来！


　　这几段文字，是我们从作品中随便摘录的，在作品中它们并无特殊性。《带灯》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乡镇干部的群像，一部分就是着力塑造带灯这个人物形象，一部分就是书写农民的生活。后两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写农民的部分就写了一大群农民形象，有名有姓最少就有几十个，可以说是写了农民的众生像，事件连着事件，人物连着人物，大量密集如洪如瀑地涌来，企图让这种密集如涌形成一种特殊的效果。而作品中对农民的描写，全都是我们上面摘录的那几段文字的那种写法，绝对没有一个例外，他们说“倒尿盆子”就“倒尿盆子”；在“好官”面前不是“拿手打自己的嘴巴”就是称自己是“猪，阉了的猪”，他们不是“糊涂蛋”、“难缠鬼”就是“跟屁虫”、“搅屎棍”；他们动不动就是“一身的粪便不擦，在地上打滚”；他们的儿子讨不到媳妇也要找政府、缠政府、无理要挟政府；他们的老婆跟别人跑了也要找政府、缠政府、给政府添乱。在贾平凹笔下，农民们全都成了不知好歹、不明事理、浑浑噩噩、丝毫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生不知怎么个生法死不知怎么个死法的畜类。贾平凹绝对不是在写一种异化的生存，不是在写农民们本来是“人”，但是异化成了“畜类”，而是农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农民们，这样的农民们是来干什么吃的？就是等“带灯”们的光明来照亮的，等“带灯”们的温暖来暖身的，就是来被“带灯”们批评教育、指导指引的。上面我们引用的几段文字，带灯都在场，带灯全都是居高临下地在批评教育和指导指引这些“农民”们，不但在权力上，在精神上、思想上、见识上、智慧上、人格上，甚至于容貌上全都对这些“农民”们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简直就是也必须是这些“农民”们各个方面的绝对权威、引路人和指路明灯，事情的可悲只在于这些“农民”们大多太愚昧，总是听不进去带灯的话，总是不知带灯的“好”。
　　网上有一篇评论文章说贾平凹把带灯当成了“观世音娘娘”在写。这是网上所有评论贾平凹这部书的评论文章中唯一写的有见地的一篇文章。贾平凹就是把带灯当成了观世音娘娘在写，一身光辉地下到苦难堕落的凡间，代表对凡界居于绝对权威地位的佛界、神界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苦难的众生——“农民”们生活上绝对需要她的帮助，精神上绝对需要她的引领，她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的一切都对她是透明的应该是透明的，哪怕是那灵魂最深处的阴暗角落里事情。
　　在贾平凹这部大书特书农村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可以说是各种典型的“农民”形象应有尽有，“刁民”、“暴民”、“顽民”、“恶民”、“泼皮”、“无赖”，也还有“良民”、“顺民”、“善民”、“好民”，也还有“苦民”、“难民”、“冤民”， 贾平凹简直是无一没有涉及到，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没的，那就是“人”。
　　写“人”，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唯一的任务。由于我们的“好官文学”一代又一代代代相传不绝如缕艰苦卓绝的努力，有一个东西已经深入人心，那就是社会底层人，特别是“农民”，他们愚昧、迷信、落后、素质低下，他们简直就不是“人”，他们还处在野蛮的动物阶段，他们不配享有“人权”，还不能让他们活的有人的“尊严”，根本就不能拿他们当“人”看，必须对他们如对婴幼儿和畜类那样进行改造、训诫、教育，这是我等精英、人中人者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这个东西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的年轻人有特别的魅力，就是现在，它仍然对这一类年轻人有巨大的号召力和蛊惑力。然而，这不过是“好官文学”撒的一个弥天大谎的灌输和洗脑的结果罢了。
　　事实是，“人”是人无法摆脱的。人，只要他出生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不管他素质何其低下，他有多么愚昧、迷信，他也是“人”。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写任何人都能够写出人性的深度，人的精神和灵魂的高度和深度。也许不能否认，农民中有一部分人是像贾平凹写的那个样子。但是，就算所有的农民都是那个样子，一个真正作家也不可能把他们写成那个样子，这不是真正的作家就是不尊重真实的作家，事实刚好是真正的作家们这样做才是真正尊重真实的。因为贾平凹写的那个样子，一定只是表面性的东西，是那种照相式地反映生活的作家笔下的东西，真正的真实一定是另样的。
　　西方社会的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底层人，包括农民，其愚昧、野蛮、迷信、落后、素质低下，肯定比我们今天的农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吧？至今人类都无法逾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全是这类社会底层人。在巴尔扎克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穷鬼、醉鬼、小偷、妓女，还有诱奸者、杀人犯，他们的境况只比《带灯》里的“农民”更糟糕吧？但是，你看看，他们中间有哪一个没有被作家当成“人”在写，有哪一个没有被作家写成是“人”，有哪一个没有他个性的深度和灵魂的深度？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读者，除了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外，应该都不会忘记一个酒鬼形象，他是女主公索尼亚的父亲。他本来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但是，他染上了酒瘾，成了一个酒鬼，屡教不改，最后，工作丢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他有几个孩子，他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家，每当他清醒的时候，他都在发誓悔改，要戒酒、要出去找工作，但是，只要一有钱，哪怕是好心人同情他的家庭状况给他的救命钱，他也马上拿去换酒喝了，他的女儿索尼亚不得不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且看样子，他的另外两个女儿，也只能成为她们的姐姐索尼亚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后备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到他女儿那儿去要来的他女儿的卖身钱，他也马上会拿去换酒喝，他成了他一家的拖累，他把他一家人都毁了，他最后终于在烂醉如泥中被马车踩死，结束了他可怜的人生，也算是罪有应得。像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我们在现实中遇到像他这样的，我们会怎样呢？他在我们眼中就只会是一堆活垃圾，如果在哪儿遇见又喝得烂醉如泥的他，一定会呸他两巴口水。然而，作家却没有简单地对待这个人物形象，没有从道德上简单地审判他，也没有把他成了一个酒鬼归结于一些肤浅的原因，如果他人生遭受过巨大的不幸或一些社会原因等等，尽管也有这类原因。作家以饱含同情，不只是同情这个人物，更在同情整个人类的笔触深入这个人物灵魂之中，我们看到了一颗堕落的灵魂，更看到了一颗在煎熬中和在深渊中呻吟的灵魂，一颗在拷问人生的本质、存在的意义，拷问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合理性和上帝本身的合理性的灵魂。我们结识了一个堕落的人物形象，我们绝对不会认同他，不可能赞同他堕落成那样，但是，我们理解了他，我们从他身上认出了自己，认出了人类普遍共同的命运和困境，这个困境是你的、我的、他的，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任何人的。他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可怜，看到了人的悲剧，但也看到了人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谜，一个也许只有上帝才能告诉我们它为何物的谜。这就是真正的作家如何在写“人”，如何不论写什么样的人，他都一定会把他写成“人”。恰恰要真正的作家这样做，才是尊重现实、尊重生活本身的真实，因为，即便是一个倒在路边在谁眼中都不过是一堆活垃圾的酒鬼、毒鬼，他们也是有灵魂的，他们的灵魂也本来就有那样的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酒鬼形象如果换成贾平凹用《带灯》中那种写“农民”的写法来写，会写成什么样呢？就只会写成一个“酒鬼”而已，写成一堆没有灵魂的活垃圾，急需“带灯”们的物质上的温暖和精神上的光明来拯救他，也只有“带灯”们物质上温暖和精神的光明才能拯救他，也只需“带灯”们物质和精神的光明就能够拯救他们，他们不过如此（无独有偶，《带灯》中有好几个地方写到了带灯以长者、教师爷和拉比的口吻教导她的子民——农民们不要喝酒抽烟，喝酒抽烟有害健康，尽管她自己把烟抽得很凶。想想看，虽然抽烟喝酒的确有害健康，但是，一个什么地方官，他以长者、教师爷和拉比的口吻教导你或命令你不准抽烟喝酒，你是否会觉得有点羞辱人和对你不尊重呢？但是，在贾平凹笔下，“农民”们似乎对这羞辱和不尊重很是受用）。这使得《带灯》中对“农民”的疾苦的描写，虽然有许多给人触目惊心之感，却成了一种堆砌，毫无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要了解这些东西，远不如看新闻报道，那每天网上报道的远为触目惊心的多的是。多少人都在说新闻报道将取代文学，这虽是不了解文学的外行话，但是，如果文学像贾平凹这样写，那还真的会被新闻报道取代。
　　所以，从何谓真正的文学方面来说，如但丁《神曲》中那似乎全是作者的幻想的地狱的黑暗恐怖和天堂的壮丽辉煌才是真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包括每一个不管多么愚昧、迷信、素质低下的中国农民的真实，而贾平凹《带灯》中所写的农民形象，貌似无比贴近现实生活，实则是精致的谎言。
　　而且，《带灯》中对农民的疾苦的描写，只看成一种新闻堆砌和现象罗列，也严重失真。我们知道，由于体制和官本位，由于权力监督严重匮乏，农民对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的维护是几乎无法走正当的申诉渠道的，他往往只剩下上访一条路。但是，上访之路是屈辱、艰难和凶险的，它经常成为一条不归路，通常的情况是，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谁也不会走这条路。我想，我这个说法是全中国人都会同意的吧？但是，在《带灯》这部写农民就主要是在写农民的上访的作品中，却把农民们的上访写成了就像农民们搞着玩的事情，为屁大点事也要上访，没的事想混点吃喝也要上访，纯粹就是个为给政府添乱找麻烦，和不懂事的、始终长不大的孩子没有区别，把带灯这些“父母官”给累得，你真不能不为社会基层的“好官”们之辛苦、之重要、之伟大而感动成啥样。这仅从我们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也可见一斑。这就是贾平凹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贾平凹还在作品的后记中称他多么熟悉农村生活，他这是不是也在公然说谎呢？是的，政府通常是这样解读上访者的上访的，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是该用政府的眼光看世界呢还是用他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常识贾平凹不清楚吗？（未完待续）
　　除了对农民的描写，贾平凹在《带灯》中着力塑造的带灯这个人物形象，也完全禀承了“好官文学”的灵魂。
　　是的，带灯在为农民做好事善事，在为农民办实事，但是，她从来也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过一个农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个农民，这从我们上面引述的那几段文字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作者在把她当成观世音娘娘在写，在把她写成农民们的“神”，虽然她是位有缺点、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隐私的“神”，但她仍然是农民们的“神”，贾平凹笔下的“农民”们实际上也在把她当“神”看待甚至膜拜。作品中就多处写到得到了带灯的好处的农民把带灯呼为“菩萨”。
　　“好官文学”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发展出的一个更堕落的策略就是把“好官”写成所谓“有缺点的好官”，使“好官”显得更“真实”、更“可信”。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眼中，本应该既没有好官，也没有坏官，也没有“有缺点的好官”， 只有存在的真实，真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缺点的好官”是对“好官文学”进一个步的维护和巩固。贾平凹虽然把带灯写成是有缺点、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好官”，却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真正的“人”，她仍然是“神”，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她在人格上、精神上、灵魂上对每一位“农民”都具有绝对的和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让人感觉到，“农民”不仅生活上需要带灯带来的光明照亮，精神上更需要带灯带来的光明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对带灯是完全透明的，就像小孩子的那点心思是那绝对逃不过妈妈的火眼金睛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带灯更应该是完全透明的，就像小孩子的心思对妈妈就应该是透明的。作品对带灯的描写处处都在暗示这个。而这就是“好官文学”的基本套路。“好官文学”就是通过“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物质上和灵魂上都必须对“好官”有绝对的依附性，否则“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可能是的描写来突出“官”的重要，从而达到美化、神化官本位，让官本位永世长存的目的。
　　虽然贾平凹企图对“好官文学”有所突破，作品中没有把带灯之光写成日月之光而说成是萤火虫的那点亮光，这点光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品所真正要表现的却是，没有她这点光明，“农民”们就不论生活还是精神都只会生活在黑暗中，虽然到头来，她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她对他们的生活的改变也很小，但是，很显然，“农民”们不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说这样的光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光太少了，如果这种光足够多，“农民”就不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如日月照耀的光明之中了。所以，《带灯》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好官文学”通常的那种大团圆结局，而是以在一场血腥的械斗中，带灯失败了，还疯了，“农民”们依然那样愚昧自私野蛮为收尾，但整部作品所要说的无非是带灯这点光明就是“一切”，它是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农民的希望。到了这一步，贾平凹写这部作品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已经不是他所标榜的那样的了。当然，这不是他有意识有目的的，多半应该是他无意识的结果。而这只说明，他的灵魂和思想到底要多么陈腐、低下、混乱和俗气。
　　最后，不能不提一下作品那项特别醒目的内容，就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这部分内容是作者为了真正完成对带灯这个形象的塑造而采用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是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毫无疑问，对贾平凹来说，带灯既然是一个“活菩萨”，肩头上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苦难，那她就有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精神世界。这个设定是有道理的。想想看，如果带灯的肩头果然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苦难，她对农民们所做的好人好事，是真正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出于哪怕她只是一只萤火虫，她也要用她微弱的光给黑暗世界一点光明，那么，她的精神世界就一定是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贾平凹写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内容所要做的就是直接披露带灯的灵魂，展示她注定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精神世界。然而，由于贾平凹自己本人就不知道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当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还绝对不能逾越“好官文学”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其实是作品中写得最失败最无意义的那一部分。
　　首先，我们从中完全读不到带灯精神世界的痛苦深沉在哪里。她有那么善良，对农民的苦难有那么同情，她就注定拷问灵魂亦拷问世界，但是，这些东西在这些短信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人间的苦难和罪恶，也就是她要用她的微弱之光去多少照亮它一点和温暖它一点的黑暗在折磨她的灵魂，而这没有折磨她的灵魂，她这种要去给黑暗世界一点微弱之光的行为难道只是一种机械行为吗？它的精神动力是什么？这些短信内容大部分竟然是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和对农村自然风光一位小资情调的文艺女青年造作之极、浅薄之极的描写。带灯有那样善良的心，肩头上扛着世界的苦难，她在大自然中去寻求暂时的精神解脱，从人性逻辑上说，是成立的。然而，带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我们看到的却不是带灯对大自然真有什么深沉的领会，而是她对她心目的精神偶像——元天亮的文体买弄，把每一条短信都要写成所谓“美文”，文是“美”了，但它们到底是带灯的一种取媚式的表演呢还是深沉而真诚的精神倾诉？
　　所有这些短信内容最为触目的还对元天亮的神化。元天亮，是出生在带灯工作的这个地方的一位才子，现在已经一位有煌煌大作的省部级高官。带灯只见过他一面，但就是这一面，他就成了带灯这样一位受高等教育亦有相当人生阅历的现代成熟女性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不但成了梦中情人，还成了精神偶像，不但成了精神偶像，还成了她的“神”、她的“主”、她“上帝”。这些短信中，带灯把元天亮美化、圣化、神化为她的“主”、她的“上帝”的地方比比皆是。可以看出来，贾平凹在这里仍然先有一番逻辑推演，这番推演也有道理，只是实际做出来整个变味了。像带灯这样一位承担着人间苦难的“活菩萨”，她的精神世界不但深沉痛苦，而且沉重，她就需要一个类似“主”或“上帝”的倾诉对象。这不是说她就会信仰上帝教。她完全可以是无神论者。这只是说她一定会有信仰的倾向。如果她是上帝教的信仰者，她就会向上帝倾诉，如果她不是，她则会向虚无倾诉。就是说，她一定会有一个倾诉对象，而这个对象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如果她不相信有这样一至高无上者和绝对者的实际存在，她的倾诉则是在作这样的倾诉却又没有具体所指的对象，也就是向“虚无”倾诉。总之，不管倾诉对象是什么，也是绝对抽象、绝对无形、绝对不确定的，在世间绝对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带灯发出这样的短信是可以理解的，把它发给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短信的内容本身却应该是要么对“上帝”要么对“虚无”所倾诉的。而带灯这些发给元天亮的短信内容却是把元天亮当成了“上帝”在倾诉。仅这样，就已经使这些短信的内容的精神价值为零了，甚至于可以视为一个笑话了。带灯，浅薄到这地步了，她如何承担世间苦难？
　　虽然，带灯写给元天亮的这些短信内容多少涉及到了带灯似乎有一点点宗教性情感，但是，作者把这点东西处理得极其飘浮、简单和浅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小说的结尾也可以看出元天亮这一精神寄托对于带灯也已经幻灭，但是，这一精神寄托本来就浅薄之极、幼稚之极，幻灭也就不可能让人感觉到任何悲剧性，不能打动人。小说最后那场导致多人伤亡和带灯受重伤疯了的可悲的械斗，也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悲剧性的力量。
　　要知道，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一个叫带灯的人，她写了这些短信，它们都是贾平凹先生对他笔下一个叫带灯的人的精神的揣度，也就是说，带灯的精神世界如此不伦不类是贾平凹写成这样的，甚至于是有意识有目的写成这样的。那么，贾平凹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
　　贾平凹通过写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写出的带灯的精神世界这样浅薄无聊，是他不敢逾越“好官文学”的灵魂之半步的必然结果。如果他真把这部分内容写成是带灯对上帝或虚无的倾诉，那就不是“好官文学”了，就在向“真文学”靠近了，看得出来，这是贾平凹做不到的，大概也是他不敢做的。对于“好官文学”来说，“好官”也必须像“民”一样，精神浅薄、灵魂浅陋，完全就像永远也长不大永远离不开大人的孩子一样，他也必须有精神导师、灵魂明灯，而他的精神导师、灵魂明灯则必须是官职位更大的“好官”，以此类推，那个终极导师、终极灵魂明灯就是那个最大的“官”，那个最大“官”也当然是最“好”的“官”了。“好官文学”笔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只有他才算得上真正的“上帝”的最大的“官”通过一层层的“好官”管理的一个儿童世界，一个幼儿园，里面没有一个成人，他有成人的独立的思想、人格、精神和灵魂，他们的生活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他们的精神更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什么该想不该说、什么该说不主该想、什么既不该说也不该想，都完全要听“好官”的，而“好官”则层层听上去，直到完全听那官位最大的“官”，那个“官”也一定是最大的“好官”。
　　这就是贾平凹这位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学大师之一的《带灯》。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阿门！

李听圃

拜读，

编外人

一个幼儿园，里面没有一个成人，他有成人的独立的思想、人格、精神和灵魂，他们的生活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他们的精神更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什么该想不该说、什么该说不主该想、什么既不该说也不该想，都完全要听“好官”的，而“好官”则层层听上去，直到完全听那官位最大的“官”，那个“官”也一定是最大的“好官”。-----至理！

闻琴起舞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