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来多圣贤,圣贤多,自然圣训就多,在这林林总总的圣训之中,尤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最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百姓从来都是苦命,终年难得一饱乃是常态,即所谓“四海无闲田,农民犹饿死”,诗人虽有“犹饿死”之说,但是,农民毕竟没有被全部饿死,毕竟还有一部分“命大者”的贱命没有被饥饿夺去。这些“命大者”在尚未真的饿死之前,仍然牢记圣训“知足常乐”,于是,便吃糠咽菜、半饿着肚子,终年挣扎在生死临界线上。可他们跟被饿死的人相比较,便“知足”了,因而,也就“长乐”了,这一“乐”,就“乐”了数千年。 圣训“知足常乐”的诞生原因,说来也并不复杂,那是因为百姓终年啼饥号寒,而历代的帝王将相却挥金如土、锦衣玉食,享尽人间之福,当然是“乐不可支”,还假惺惺地要“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很难想象,一个衣着华贵、擎着金杯玉盏,内盛名贵美酒的贵人,与衣衫褴褛,手捧破碗,碗里是赖以活命、稀可映人的野菜汤的百姓,如何能够“同乐”? 百姓们也是人,自然心中会有怨气,于是圣贤们便抛出了“知足常乐”的圣训。既然是圣训,当然就不可违,当然就要牢记,当然就要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百姓们于是便谨遵圣训,数千年来,一直是苦也乐,饿也乐,冷也乐,累也乐,愁也乐,悲也乐,挨打也乐,受欺压也乐。百姓们就这么一直“乐”到了现在。 老百姓也是人,同样具有同帝王将相们一样的意识,同样知道享福和受罪的区别,同样知道美食与糟糠的味道差异,于是心中便产生了不平。不平则鸣,他们的不平在心中孕育着“鸣”。为了把随时可能爆发的的“鸣”消弭于无形,于是圣贤们便抛出了“能忍自安”的圣训。圣训的教化,让百姓们充分知道了“忍”与“安”的因果关系,更有极为形象的教化:“忍”,就是在心头上边插上一把刀。何等地形象逼真! 这“能忍自安”的理论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在中国,要数阿Q君了,他那“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绝对是对圣训的领会透彻、执行坚决、并且把圣训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可以说,阿Q君是当之无愧的炮制“忍安学”理论的圣贤者们的最得意门生。然而,可悲也夫,即使是这位最能忍的圣人的“得意门生”,忍固忍也,却没有赢得安,他虽然终身坚定不移地“忍”着,却最终还是没有逃掉怀着“那圈没有画得很圆”的遗憾而被斩首的厄运。 阿Q的命运如此,中国的千千万万国民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百姓形象代表杨白劳,一生都在忍,可是,他得到“自安”了吗?没有! 满清政府面对列强,不也是在用着这“忍”字诀?把香港澳门等地割让给了外国,还整火车整火车地把白银“赔偿”给侵略者,这“忍”得够虔诚的了吧?可换来那个“自安”了吗?没有!绝对没有!要不然,“老佛爷”何至于千车万骑逃出紫禁城? 日本侵占东三省,蒋委员长为了“自安”,不是也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这不也是遵从“能忍自安”的圣训吗?然而,忍的结果,却更加纵容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公也只好落荒而逃到了千山纵横的四川,希图借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来阻止日寇。 中国百姓像绵阳一样地被日本鬼子赶着到处乱跑,不反抗,不斗争,不敢杀鬼子单兵,这是不是“忍”字诀用的很好了?但是,最后得到“自安”了吗?没有!男人照样被砍头,女人照样被奸污。 无数的事实,雄辩地证实了这圣训的荒谬性和麻醉人们神经的欺骗性,虽然如此,执政者仍然推崇这圣训。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对圣训的崇拜和深信,而是旨在以此继续麻醉人们,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因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圣训,便得以久盛不衰。 然而,于对圣训,也有不买账的,那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些不遵圣训的“顽劣之徒”,他们高举造反大旗,杀贪官,均贫富;还有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孙悟空,居然敢大闹天宫,把玉皇大帝的天庭打得个稀里哗啦;史上远有陈胜、吴广、洪秀全,近有国父孙中山,更有造反彻底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众多开国元勋们,及其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他们都是不遵圣训,不愿为了“安”而“忍”的人。他们有的或许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们敢于向圣训说不,该当是何等地大智大勇,何等地伟大啊! 当下,一些外资企业,对给他们打工、让他们挣钱挣得钵满盆溢的我国国民,欺压侮辱,这些打工者,本应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上一斗,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有的采取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忍”字诀,有的采用了跳楼自杀,以逃避不堪忍受的痛苦的软弱做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种不敢向恶势力作直面抗争的悲哀!一种深中圣训流毒的悲哀!! 试想,一个腰缠万贯的外企老板,岂能给你十几二十几个中国打工仔偿命?最多赔几块钱而已,何况,我们当地的“人民政府”是否真的敢直起腰杆来跟洋人交涉,还在两可之间。如此看来,兄弟,你轻率地抛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起到了什么作用?值还是不值?所以,自杀的根本实质,还是一个“忍”字在作怪,只是改换了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古来圣贤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流毒不肃清,国人的懦弱忍耐的劣根性就难以根除。 忍吧,忍耐吧,忍受吧,不是在忍中爆发,就是在忍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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