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先介绍一下作者
耿于天，男，北京人，198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市顺义区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按时间顺序）：长篇小说《所谓80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卤煮研究生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猪图腾》、《股浪语》（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千分之二》、《耍猴》等，另有同名广播剧《卤煮研究生院》（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录制）、《股浪语》等

耿于天

4.一顿午餐引发的血案

    近日，省委李副书记、组织部贺部长来到五岳，先是听取了本届常委班子的工作汇报，然后分别找一些干部单独谈了话，还出席了本届市委最后一次全会，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按照惯例，五岳市此次换届工作就算是盖棺定论了。临回省城的那天中午，李副书记和贺部长设宴，请新一届常委班子主要成员共进午餐，“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当头，宴请并没有铺张，就在市委机关食堂二楼雅间进行。和《最后的晚餐》一样，此次午宴出席者共有十三人，除李、贺之外，便是五岳市即将履新的十一位市委常委，按照排名分别是：市委书记齐远山、市长马砯、专职副书记邓海方、常务副市长高朝东、纪委书记叶菁、组织部长岳玉、宣传部长蔡若愚、政法委书记王力、市委秘书长陈晚晴、市军分区政委常帆以及刚刚“县改市”的湖江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曲子青。
    这顿午餐的菜品很简单，四菜一汤，符合国家标准。四道菜分为两荤两素，素菜是时令鲜蔬，一个香菇菜心，一个茭白芦笋，两道荤菜都是竹荚鱼，一个清蒸，一个烧溜。竹荚鱼本不是什么珍惜罕见的食材，即使是野生的，市价也不过十元一斤左右。但今天吃的竹荚鱼有些特殊，它们来自遥远的南沙群岛，是海军某舰队赴某岛礁巡航“宣示主权”时顺道捕捞的。与生态资源几近枯竭的渤海、黄海、东海不同，时至今日，南海渔业资源仍旧十分丰富，尤其是中国渔民鲜有涉足的南沙海域。在这里捕捞竹荚鱼就像在自家鱼缸里捞鱼一样简单，夜晚，将数百瓦蓝光灯具固定在船舷一侧，大批竹荚鱼群立刻寻光而至，此时，将光源移到另一侧船舷，同时下网，根本不费劲，一捞一个准，就怕渔获沉得你拉不动。这支舰队的司令员和五岳所在省省军区的许政委是老战友，将打捞上来的竹荚鱼送了一车给他。就如同五岳市军分区政委常帆兼任市委常委一样，许政委同时也是省常委班子成员，开会时，他又将鱼分送给了列位常委，李副书记和贺部长各自得到了十几斤，他们两个都不大爱吃海产品，顺手带到了五岳，也好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来自南沙的美味。
    午餐吃得很愉快，大家一直聊到差不多三点才散。散席后，李、贺二人立即乘车返回省里，齐远山本来要率领大家送到五岳市边界，被李副书记谢绝了。和两位省内大员略作话别后，五岳市的新常委们回到市委大楼，各自到办公室里小憩，同时简单处理一下手头的公务。按照预先的安排，大家晚上还有一顿晚宴，当然，这次就不是机关食堂了，改在五岳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饭店——五岳宾馆贵宾楼进行，新常委们集体宴请俞智等几位即将离职的老常委，以显示新老班子的团结，避免给老同志造成一种“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马砯历来是不喜欢出席这种活动的，就连中午省委李副书记、贺部长的宴请他原本都不想参加，齐远山劝了他半天，马砯还是借口自己有紧急公务要办、恕难奉陪，还建议以后少搞这种活动，都是党的同志，没必要把革命友谊庸俗化，弄得齐书记怏怏不乐。
    随着常委们各自回办公室休息，市委大楼渐渐安静下来，秘书们也趁机打起了盹，在大领导身边工作，就是得有这种本领，利用各种零敲碎打的时间补充精力、体力。然而，到了下午四点，大秘们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凌厉地响了起来，十一位新常委，无一例外，全都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适。马砯的症状最轻，只是面部有些潮红，齐远山、叶菁、陈晚晴则感到头晕、心慌、脉搏加速，邓海方、高朝东、蔡若愚、曲子青的情况比较严重，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呕吐等反应，岳玉、王力、常帆最惨，先是口部及唇舌水肿、皮肤上起荨麻疹，继而发展到四肢发麻、视物模糊、结膜充血、瞳孔扩大。市委大楼是配备有专为领导们服务的医疗组的，今天虽是周末，依然有人值班。医生闻讯后，赶忙跑了上来，简单给常委们做了检查，初步判断可能是中毒。
    “中毒？”齐远山有些紧张，毕竟，即将上任的全部十一位市委常委同一时间出现集体中毒症状，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
    “您…… 您们…… ”虽然医疗组的医生整天和领导们打交道，但还从来没有一次性和这么多大人物讲话，不知该用什么人称代词：“刚才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
    “特别的东西？”常务副市长高朝东躺在沙发上：“没有啊，午饭之后我就喝了点儿普洱，没吃别的。”
    “午饭在哪里吃的？”
    “食堂，就是咱们机关食堂，我们大家一起吃的，还有省里的李副书记和贺部长。”
    医生想了想：“很有可能是饭菜有问题，否则不会只有您几位出问题，其他人，甚至身边的秘书都没事儿。”
    马砯追问：“你能判断出是什么中毒么？严不严重，有多大危险？”
    其他几位常委听到“危险”两个字，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
    医生摇摇头：“不好说，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我看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马砯果断地：“那这样吧，我留在家里值班，大家赶快去医院，咱们随时保持联络。”
    “那怎么行？”
    “我没事，就是脸有点儿红、有点儿热，透透气就好了。”
    医生依旧坚持：“不行，您现在是没什么太严重的症状，谁知道过一会儿不会加重呢，还是去检查一下保险。”
    叶菁表示赞同：“对，市长，听大夫的。”
    马砯摸摸自己滚烫的脸，有些为难：“那家里也得有人值班啊，咱们都走了，万一…… ”
    症状最重的岳玉实在扛不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别…… 别管那么多了…… 快…… 快去医院吧…… ”
    马砯想了想：“那这样吧，既然晚晴同志的情况也不好，就把杨凯同志叫过来吧，让他在这里暂时主持工作，远山同志，你看呢？”马砯有个习惯，称呼同僚，无论职务高低，一般都不用官职，只叫“某某同志”，他所说的杨凯，是五岳市市政府秘书长，按理不应该插手市委这边的事情，但非常时期只能做非常的安排。
    齐远山表示赞同：“就这么办。”
    马砯嘱咐秘书给杨凯打电话，秘书刚要走，又被他叫了回来：“还是我自己打吧，”马砯从秘书手里接过手机，拨通号码，想了想复又按掉，回到办公室改打内线。向杨凯交代好工作，马砯又给五岳市公安局郭局长、孟政委打了电话，让他们各带一路人马火速赶来，郭局长这一路跟随常委们去医院，孟政委这一路进驻市委大楼。
    齐远山点头赞许：“还是你想得周到。”
    医生们找来担架，把已经无法自己行走的岳玉、王力、常帆抬上救护车。上车前，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岳玉还在念叨着：“告…… 告诉孟…… 孟政委，把食堂的…… 厨，厨子…… 都，都给我…… 控…… 控制起来…… ”
    大家被送到五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院长黄杰听说常委们都来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立即将全院专家悉数调往急诊室，就算在手术台上也马上给我下来。经专家会诊，断定常委们是组胺中毒。
    组胺，全称组织胺，是人体中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生物组织中的组胺通常并无活性，储存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的颗粒中，以皮肤、支气管粘膜、肠粘膜的神经系统中最多。只有当机体受到刺激或发生过敏反应时，组胺才会被释放出来，与受体结合并产生生物效应。
    急诊室的医生给常委们进行了组胺中毒处理：百分之零点一肾上腺素零点二毫克皮下注射，零点六克西咪替丁加入百分之五葡萄糖液二百五十毫克内静脉滴注，同时使用H1受体拮抗剂异丙嗪二十五毫克肌肉注射，每小时一次。岳玉、王力、常帆症状最重，加用了拔火罐疗法，取肚脐神阙穴，两个年轻医生从没如此近距离见过高官，一个闪罐时不小心把火罐边缘烤了，一个用棉花球蘸酒精后忘了挤净，把岳玉和常帆给烫了，还好烫得不重。
    经分析，造成常委们组胺中毒的元凶应该是李副书记、贺部长带来的那些竹荚鱼。竹荚鱼是一种青皮红肉海鱼，类似的鱼类还有金枪鱼、沙丁鱼、秋刀鱼等，大多数鱼的肉是白色的，属冷血动物，而青皮红肉鱼的肉是红色的，多为温血，它们生活在深海，游速很快。之所以这些鱼的肉会呈现红色，是因为其身体中血管分布紧密丰富，且富含肌红蛋白，这是一种由肽链和血红素组成的几何蛋白，可以高效储存、释放氧。青皮红肉鱼体内的组胺含量极高，通常状态下，这些组胺以组氨酸的形式存在，对人体无害。但当鱼肉出现腐败时，组氨酸便会经脱羧酶作用还原为组胺，造成食用者中毒。显然，五岳市常委们午餐时吃到的竹荚鱼并不十分新鲜，舰队从遥远的南沙海域将它们被捕捞上来几天后才返回母港，又依次经由舰队司令员、省军区许政委、李副书记、贺部长等若干人之手。待吃到五岳市新常委们口中时，已经辗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虽经冷藏，但依旧难以完全保鲜。
    其实，竹荚、金枪、沙丁、秋刀等青皮红肉鱼，中国人本就不十分吃得惯，商业远洋捕捞船打捞上这类鱼类后，通常都是直接卖到欧美、日本或者西非，根本就不带回国。东南亚的情况也类似，环南海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海洋民族，尤其是马来人。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擅长航海的民族，从非洲大陆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到南美洲西部岛屿群，除大西洋外，整个热带海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海洋民族依海为生，千百年来，海水鱼类一直是他们的主食。但中国人是典型的大陆民族，无论是口味，还是体质，都对深海海鱼，尤其是青皮红肉鱼很不适应，对组胺的代谢能力更是有限，突然间大量食用，中毒很正常……
    所幸，常委们出现中毒症状后就医比较及时，经医生们的紧急治疗，所有人的病情均有明显好转。马砯午餐时吃得最少，症状也最轻，简单处理后已恢复正常，急着赶回市委大楼接替杨凯。齐远山、叶菁等人的头晕、心慌症状也逐渐消除，准备回家休息，大家商议后，决定将晚上的宴请推迟到明天。高朝东、岳玉等人的情况相对严重，虽已无大碍，但为保险起见，遵医嘱留院观察一天，院长黄杰赶紧交代人把住院部的豪华套间打扫出来，安排几人住下。
    常委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工作安排，准备各奔东西。齐远山、马砯等人在院长、专家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开急诊室。就在一行人走到门诊大厅时，背后的一个声音忽然叫住了马砯：“冯磊…… ”
    叫他的是康浦西，五岳市精神病院中最“资深”的病人，强迫症，已经入院近三十年。一个多月以前，康浦西病情加重，强迫思维云集，寝食难安，夜不能寐，极度痛苦中，他一头撞向兴奋室的钢化玻璃，左眉骨开放性骨折，撕开了一道五厘米长的口子。受伤后，院里虽然进行了紧急处理，但市精神病院是专科医院，虽有外科医生，但技术并不十分过关，康浦西左眉的伤势始终没有好转，伤口几次发炎，角膜亦受到感染，高高地肿了起来。为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院里同第一人民医院联系，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年轻护士“武装押运”，送康浦西来这里做一次全面治疗。治疗结束后，护士们准备将他重新“押”回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可没想到，刚走到大厅，遇见马砯一行，康浦西突然兴奋起来，挣脱护士的手，跑到他面前。
    “冯磊，你怎么在这里？”康浦西左眼罩着厚厚的纱布，瞪着一只右眼，直勾勾地看着马砯：“好久不见了。”
    马砯回望他，眼神呆呆地。
    “你跑到哪儿去了，有差不多二十年了吧，你的病好了么？”康浦西乐呵呵地。
    身边工作人员赶忙护住马砯：“你干什么？”
    马砯依旧那样呆呆地望着康浦西。
    那几个负责“武装押运”的护士跑过来，重新控制住康浦西：“抱歉，实在抱歉，我们是市精神病院的，他这些天情况不大稳定，吓着您了吧？”这些人平时不怎么看新闻，并不认识齐远山、马砯等人，但见他们前呼后拥这么大阵势，料定不是普通人。
    “没事，没事，”齐远山打着圆场：“你们快走吧，别为难他。”
    护士们再三道歉，架着康浦西向外走。
    康浦西梗着脖子回头，跳着脚喊：“冯磊，冯磊，记得来看我啊。”
    叶菁莫名其妙：“冯磊是谁？”
    齐远山耸耸肩：“大概是认错人了。”
    马砯依然那样直勾勾地呆望着康浦西远去的背影。
    叶菁在马砯眼前晃晃手掌：“市长，市长您没事吧？”
    马砯还是呆呆地：“啊？”
    “您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个精神病么。”
    齐远山笑：“没想到咱们马市长怕这个，刚才大家中毒时，马市长是何等沉着冷静，遇到个精神病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
    所有人，也包括负责“武装押运”康浦西的护士，都以为这只是个误会，或者干脆就是他在胡言乱语。可没想到，回到市精神病院后，康浦西依旧十分亢奋，到处跟病友及医护人员们说，自己遇到冯磊了，就是二十年前因为失恋导致紧张性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的那个大学生。同普通躯体疾病不同，精神障碍病程迁延，且需长期接受护理，故而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常常是住院数年、十数年甚至更长的老病号。可即便如此，如今还在市精神病院，当年真正见到过冯磊的人并不多，即使有，大都已经出现明显退行，简单说就是痴呆、半痴呆了，至今仍思维清醒的，恐怕只有康浦西一个。他有个爱好，总喜欢出一些正常人想想就要脑死的复杂逻辑题，想当年，冯磊是院里唯一能够回答且愿意回答康浦西那些逻辑题的人，因此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久别“重逢”，难怪他这么兴奋。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邓开耳中，他将那天“武装押运”康浦西的护士找来，问他们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护士们原本不愿意说，毕竟，这多少也算是他们工作的疏忽，后来在邓开的反复追问下，终于讲了实话，说康浦西那天曾一度挣脱约束，骚扰了一个“大人物”，硬说人家是什么“冯磊”。邓开又托自己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熟人多方探听，这才弄清楚，那个所谓的“大人物”，居然是即将上任的马砯市长。同那些护士不同，邓开从小就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多次听容驰讲过马砯的逸闻轶事，说他简直是个机器人，清似水、明如镜，拒腐蚀、永不沾，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邓开将康浦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盘问了一番，后者信誓旦旦，虽不认识什么“马砯”，但在第一人民医院见到的那个人，百分之百就是当年的冯磊，可以拿刚刚开了瓢的脑袋担保。邓开不放心，又拿着马砯的照片向曾抗美求证，景越已然去世，那个宋老前不久偏又得了脑溢血，在人员流动较之其它医院更大的市精神病院中，她已经是唯一一个曾经见过那个传说中的冯磊的医生。但时过境迁，曾抗美对当年的冯磊也已经印象不深了，只记得那时院里打算引进精神外科手术技术，打算先做个试点探索一下，偏巧冯磊的病情很符合手术指征，本人、家属也不反对，便被送往省军区总医院做了额叶白质切除手术。术后，冯磊的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状明显减轻，但人格亦发生较大改变，接回五岳做康复治疗时，他利用一次户外活动的机会跑掉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从此之后家人、朋友都同他失去了联系。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邓开把康浦西的“意外发现”告诉了容驰，如果马砯真的就是冯磊，无意将是个特大新闻，若不是，也无伤大雅，权当是讲了个笑话。容驰对邓开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视，立即通报给齐远山、高朝东等一应市领导，很快又惊动了省委组织部。官方介入后，事情的真相没过多久就水落石出了，的确，如今这位即将履新的“圣徒市长”马砯，果然就是二十年前因失恋精神失常、曾经接受过额叶白质切除术的大学生冯磊。
    虽然五岳市的大小官员们已不再将马砯当成“影帝”，可在他们心中，后者无疑仍是个十足的另类。原先，身处官场上权、钱、色等林林总总的潜规则中，大家倒也安之若素，可自从马砯空降五岳，有他作范，“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先前的种种都变得可疑起来。还好，马砯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不用要求自己的标准去律人，对于官场上的潜规则，虽看不惯，但也仅此而已，从不搞揭发检举之类的“小动作”。可有这么一位“圣徒市长”在自己身边，五岳的官员们依然感到很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远不像过去那样自在。
    现在好了，老天开眼，马砯变回了冯磊，他的那些“勤”和“清”，原来都是切除额叶白质之后的“副作用”。五岳市的官员们总算是放心了，看起来，作为“健全人”的自己，所做的一切才是“正常”了，“影帝”也罢，“圣徒市长”也罢，全是镜花水月。
    此事令省委组织部方面十分尴尬，也颇感遗憾，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可以践行“人民公仆”全部规范准则的好干部，表里如一，而且是活的，比华南虎还稀少，比汝窑还珍贵，辛辛苦苦树为典型，没想到竟是这么个结局。虽然没人规定过切掉额叶白质的人就一定不能当市长，可马砯，或者说是冯磊，毕竟“六根不全”，又已成众矢之的，再留在五岳肯定是不合适的，权衡再三，只得将他调回省里，在政协系统找了个闲职，由原拟任常务副市长的高朝东顶替，出任新一届五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耿于天

6.唯物主义

    白桃忽然想起了什么：“我曾听院里人无意中议论过，院长的位子原本应该是您的。”
    景越笑笑，没有直接回答。
    白桃明白，他这种表现便是承认了：“后来为什么换人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也罢…… ”
    进入五岳市精神病院工作以后，景越始终是院里绝对的业务骨干，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路职称升上来，都是同年龄、同资历医生中最早的。市精神病院从五岳市人民医院独立出来后，一直发展迅速，也正是用人之际。至90年代中期，景越已成为市精神病院常务副院长，当时，曾抗美只不过是个院办主任兼医管科科长。
三年以后，五岳市精神病院原本的院长调到市红十字会任驻会副会长，院长的位置空了出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景越板上钉钉是下一任院长人选，组织部门也早就找他谈过话，老院长走后，院后勤科甚至自作主张将景越的办公桌搬进了院长办公室。总而言之，只等文件一发，景越便正式走马上任。
    可就在此时，枝节横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景越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五岳市出现了一个名为“XX神”的宗教组织，教主姓包，以练功强身驱病为名广受信徒，一度影响很大。随着势力的扩张，那位包教主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当时，“XX神”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市党政机关内部，连很多中高层干部都成为该组织成员或外围成员，包教主甚至开始干涉官员任免工作，被称作“地下组织部长”。市委市政府高层忍无可忍，决定切掉这个毒瘤，宣布“XX神”为邪教组织，将其取缔。包教主当然不甘心失败，他狗急跳墙，组织上千名铁杆信徒冲击政府机关，妄图以武力相要挟，市公安局警员力量有限，局势一度濒临失控。此事惊动了省里，最终，武警五岳市支队出动，展开“清剿”，除包教主和极少数亲随逃脱外，绝大部分骨干被一网打尽。
    “XX神”被彻底“清剿”后，五岳市市委宣传部、市府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集中揭批“XX神”的邪教本质。发布会的参与者除相关部门领导外，还有受害者家属、转变后的原练功人员、宗教界人士、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医学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等，从不同角度揭发、批判“XX神”。时任市委宣传部副秘书长、五岳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由于该机构成立于当年6月1日，对外称‘六零一办’）”副主任的蔡若愚还事先找到了景越，希望他也能出席，从心理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有如此之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那个包教主欺骗且执迷不悔，简单说就是让他把那些死不悔改的练功者说成精神病人。
    换做旁人，遇到这种差事早就趋之若鹜，尤其在接受组织部门考察、即将升任院长的关键时刻，此时不表现更待何时。可景越却拒绝了蔡若愚的邀请，在他看来，加入邪教组织和精神病没有必然联系，作为医生，自己不能去背这个书。蔡若愚见景越不开窍，劝他不要这么认真，姑妄言之而已。可景越的牛脾气又犯了，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蔡若愚也急了，干脆命令景越出席，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去了还必须得发言。
    按照蔡若愚的想法，景越的牛脾气就算再大，也得顾及影响，面对公众和媒体，肯定不敢胡说八道。然而，这一次他却低估了景越。发布会召开的那天，景越倒是去了，轮到他发言时，面对台下数十家新闻媒体的长枪短炮，他口若悬河，从若干角度论证邪教和精神障碍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除非别有用心，否则绝不可混为一谈，打了蔡若愚一个措手不及。
    此外，景越还对“XX神”的“邪教本质”提出了不同看法。“XX神”信徒聚众冲击政府及社会要害部门、扰乱公共秩序，可以定义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反革命组织”，相关责任人也完全应该予以法办，但说这伙人是“邪教”似乎有失偏颇。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元末农民起义所信奉的“明教”、嘉庆年间一度攻入紫禁城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拜上帝教”，官方都曾予以坚决取缔，但并没有说人家是邪教。
    “邪教”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在西方，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受主流宗教排斥的“异端”，二是指教义中含有明显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内容的邪门歪道。无论按照以上哪个标准，“XX神”似乎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邪教。首先，中国没有主流宗教，也就无所谓异端。其次，景越虽然没有读过“XX神”教的“典籍”，但仅凭官方宣传中所提及的事例，该教教义中似乎并不含有反人类、反道德内容，至于某些信徒在“修炼”中自残、自杀，大概也属于个人走火入魔行为，与教义无关。举个例子，拉登组织人开飞机撞大楼，你可以说拉登是恐怖大亨、“基地”是恐怖组织，但不能说伊斯兰教是邪教，《古兰经》中哪一章哪一条也没让信徒去屠杀无辜百姓。
    听了景越的“高论”，主持会议的蔡若愚坐不住了，发布会当场，二人就辩论了起来：
    “‘XX神’就是邪教，它的教义都是骗人的，说只要修炼到一定境界、就能得到天上的什么众神庇佑，根本就看不到嘛！”
    “你这个逻辑不对，看不见就不存在么？”景越指着台下一位记者正在用的笔记本电脑：“你能看见wifi信号么？但你能说它不存在么？”
    蔡若愚换了个进攻方向：“那个包教主号称自己有多么多么大的能量，我们调查了，根本就没法证明！”
    景越见招拆招：“宗教中的很多内容本就无法证明，天堂、地域、六道轮回，你能证明么？但你能因此说基督教、佛教是邪教么？”
    “那…… ”蔡若愚翻看着手中厚厚的资料，发现竟一条也用不上：“这个，哦，对了，我们查过，‘XX神’的那些所谓典籍基本都是抄来的，有的源自佛教、有的源自道教、有的根本就是封建迷信！”
    景越靠在椅背上，不疾不徐：“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参考了犹太教、基督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参考了婆罗门教，但你能因此说伊斯兰教、佛教是邪教么？”
    蔡若愚脸涨得通红：“这，这…… 你，你…… ”他的头发本就稀少，有限的几根用发胶小心翼翼地从左拉到右，跨过中间宽阔的“大陆架自然延伸”、一直抵达遥远的“冲绳海槽”，此时，在汗水和怒气的双重作用下，发胶渐渐化开，遮羞的几缕头发掉了下来，露出广袤的不毛之地，引得现场一阵哄笑……
    发布会不欢而散、草草收场，从没当众出过这么大丑的蔡若愚一壁要求各路媒体封锁消息、“这骨碌掐了别播去啊”，一壁迅速跑到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部长那里哭诉。他只字不提自己工作不细、材料不过硬的疏忽，将责任悉数推到景越身上，说他无组织、无纪律、蓄意和自己过不去，说不定还和那个“XX神”教有什么勾结。
    宣传部长一听就火了：“查，直接让政法委和国安局去查，一查到底，景越这小子肯定是“XX神”隐蔽安插的骨干、在卫生战线的总代言人！这是什么时候？在五岳市各界集中揭露批判‘XX神’邪教本质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站队，敢在这种敏感时期散布与定调口径不一致的言论，要是和‘XX神’没有密切关系，打死我也不信！”他怒不可遏，一掌拍在老板台上，将桌上一个琉璃骷髅摆件震掉在地。这位宣传部长不是旁人，就是当年将曾抗美从山东带到五岳的那个“老相好”，曾抗美人老珠黄后，两人虽不再像当初那么亲密，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桌上的摆件据说就是曾抗美送的。
    景越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停职审查，一折腾就是两个多月。景越家被反反复复翻了个底儿掉，连自己小时候用过的奶嘴儿的尿戒子都给找了出来，还有一枚父亲当年在延安保育院戴过的列宁像章，苏联货，直接送进革命历史博物馆。此外，各种有的没的的社会关系也被政法委和国安局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连景越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还在拉丁美洲有海外关系，他老姨的二舅母的表叔的内侄女的姑姑的婆婆的外甥的连襟的妹夫解放前夕去了厄瓜多尔，在当地经营一家丙级足球俱乐部。景越还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小学同学，一个去了大西北，一个去了大西南，多年来景越一直想跟他们重建联系，四处打听始终没能如愿，托国安局的福，现在都被找了回来，三人久别重逢、老泪纵横，“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复登君子堂，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
    停职审查最终也没查出什么所以然，但院长宝座这个原本已经到嘴边的鸭子却飞了，连常务副院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只给了一个“医务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虚衔。
    景越摊摊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就算您没当上院长，照理也不该是曾抗美啊，”白桃不解：“她当时不只是个院办主任兼医管科科长么，还有那么多副院长、副书记呢，怎么就轮到她了？”
    “她的运气好，时势造‘英雄’…… ”
    拉丁语中有一个词“Sede Vacante”，中文译为“宗座从缺”，指梵蒂冈天主教教皇去世或辞职后、新教皇尚未选出前这段教座空悬的时期。按照天主教教法规定，“宗座从缺”期间，暂时代行教皇职权的，既不是国务卿，也不是枢机院院长、大祭司或者最高主教长，而是“camerlegno（教皇内侍）”。教皇内侍是教皇的私人秘书，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经允许进入教皇办公室的人，尽管如此，在教廷中，教皇内侍从理论上来讲只是一个低级神职人员，但在“宗座从缺”这个特殊时期中，这么个小人物却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年，景越因在市府新闻办发布会上“大放厥词”被停职审查，此时，市精神病院原院长已经调任红会，一时之间，院长、常务副院长两个职位同时“从缺”，院里没有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人。按照五岳市精神病院的管理制度，院长“从缺”时，常务副院长代行院长职权，院长、常务副院长同时“从缺”时，暂时主持工作的不是各位副院长、院长助理或党委副书记、纪检组组长，而是类似于“内侍”、仅相当于中层干部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当时的院办主任，恰恰是曾抗美。
    虽然阴差阳错间暂时成了院里的一把手，但曾抗美却没有时间弹冠相庆，因为，当时的五岳市精神病院，正处在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中。尽管景越在发布会上公开唱了反调，但他被停职后，还是有不少拒绝转变的“XX神”死硬信徒被“六零一办”送进了市精神病院，要求院里对他们的精神状况作出鉴定并安排其住院治疗。
    在我国，精神病人入院治疗有两种情况，自愿和非自愿。《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二十七条亦称：“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但与此同时，“近亲属、所在单位、公安机关”有权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第二十八条），如果诊断结果或鉴定报告表明需住院，患者或监护人“应当同意实施住院治疗”，否则“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第三十二条）。”
    当年，景越在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威望很高，相当部分年轻医生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因此，死不悔改的“XX神”信徒被送入院后，这些医生纷纷拒绝对其作出诊断和鉴定，或者干脆就说这些人没病，扰乱社会秩序，该送拘留所送拘留所，该送看守所送看守所，别往精神病院送，借此声援景越。
    其实，在对待这帮“XX神”死硬信徒的问题上，“六零一办”也有难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够处以刑责的，只能行政拘留，而拘留是有时限的，最多十五天，就算按刑拘处理，也不能超过三十七天，过后要么进入起诉程序，要么就得放人。正所谓放虎容易擒虎难，当初可是出动了武警、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些人缉拿的，如果这么轻易就放了，估计用不了多久，“XX神”就得死灰复燃。在这一点上，精神病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对于非自愿住院的患者，必须是“医疗机构认为可以出院”才能出院（《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想关多久就能关多久。
    正因如此，“六零一办”对曾抗美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授予了她很大的权力，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必客气。有了后台老板的支持，曾抗美的胆子壮了起来，当年那个造反女将的风采又回来了，她乾纲独断、雷厉风行，在五岳市精神病院进行了一系列铁腕整顿。当时，院里几乎找不出一个愿意同曾抗美以及“六零一办”合作的医生，但细分下来，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感情上同情景越，二是纯粹基于医学判断，赞同景越观点。
    对于前者，曾抗美杀伐决断，毫不留情，依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诊断，或者未根据评估结果作出处理的”，“依法给予暂停执业活动、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对于后者，曾抗美则以招安为主，毕竟不能把所有人都开了，那样市精神病院也就该关门大吉了。曾抗美向医生们许愿，只要这次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中，今后绝亏待不了大家，景越当初能给他们的，自己一样都少不了，景越不能给他们的，自己也能无中生有、化白为黄。鸡已经杀了，“狙公”又承诺了“与若芧，朝四而暮三”，猴子们很快“皆伏而喜”。曾抗美顺利度过了履新之初的混乱时期，又借“清理阶级队伍”理直气壮地打击了景越在市精神病院的势力，同时培养了自己人马。
    其实，曾抗美这样不遗余力地上蹿下跳，除邀功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虽然景越不是“XX神”信徒，但五岳市精神病院中倒确实有一个人曾加入过该组织，不是别人，正是曾抗美本人。曾抗美应当算是“XX神”的老牌信徒，该组织成立初期就入了教，但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知道加入这类组织危险，从一开始就留了后路。为防“XX神”有朝一日被取缔后吃瓜落，曾抗美虽然练功很积极，且同该组织上层人士过从甚密，却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同“上级”、“下级”都是单线联络，知道她底细的没有几个。与那些死不悔改的狂热信徒不同，曾抗美入教不是为了所谓的“信仰”，而是出于纯功利目的。“文革”结束后因参与造反夺权被调查期间，为了脱罪，曾抗美曾自己给自己做过一次“人流”，给身体造成了相当的伤害，且那时她还同“工作组”中几个年轻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从此落下了很严重的妇科疾病，一直没有治好，后来听说“XX神”能治疑难杂症，便入了教。既然是出于功利目的加入“XX神”，自然没必要为后者火中取栗，该组织被宣布为邪教后，曾抗美立即抽身，之后的活动一概没参加，因此，直至该组织被彻底“清剿”，她始终没有“暴露”。
    尽管没有暴露，但曾抗美一直为这件事惴惴不安。后来，“XX神”信徒被“六零一办”送进市精神病院，曾抗美意识到，斩草除根的机会来了。没等别人揭发她，曾抗美“先发制人”，将所有知道自己曾经加入过“XX神”的人都诊断为精神病，而且是重症，最好是妄想型或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如此一来，就算他们日后指证曾抗美，对她也不会有什么威胁，一旦成了精神病人，无论你说什么，“正常人”都不会相信。
    曾抗美的得力工作得到了“六零一办”上下的一致肯定，经她那个做宣传部长的“老相好”推荐，曾抗美很快升任五岳市精神病院常务副院长，取景越而代之，且暂不任命院长，为曾抗美留着位置，两年以后正式扶正……
    白桃摇摇头：“太可惜了。”
    景越却显得很豁达：“有什么可惜的，不就是个院长么，不当就不当，我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么。”
    白桃依旧不平：“那个曾抗美有什么资格当院长？”
    “什么叫有资格，什么又叫没资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您当初要是顺利当了院长，我现在也不至于受这些没来由的委屈了。”
    景越沉默了一会儿，长舒一口气，起身找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将墙上三幅原本已经很干净的照片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与其说是擦拭，倒不如说是抚摸：“我父亲临终以前，曾经对我说，医生整天和疾病、生死打交道，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科医生也不例外，既然是唯物主义者，荣辱得失、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就要看得开一些，”擦完照片，景越又取来电水壶，给白桃的茶杯续上一些热水：“职称这次没评上，还有下次，凭你的学术、业务能力，这些都是早晚的事。至于那个院长助理，我当年把院长弄丢了都不在乎，你又何必在意一个区区院长助理，那份闲心，咱不操也罢，无官一身轻…… ”

耿于天

    2012年8月，河南省郑州市卫生局下达《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对辖区内重症精神病患者进行一次集中筛查，检出率不得低于常住人口千分之二，否则相关负责人会因渎职遭到处分……
    《方案》一出，引发广泛吐槽，甚至有些人人自危，担心将自己抓去充数，“被精神病”……
    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千分之二这个比例，对于重症精神病来说并不算高，甚至只是个起步水平，本无需大惊小怪。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要有人成为“精神病人”的，就像总是要有人当官、总是要有人发财、总是要有人出名一样。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才是那千分之二？是你？是我？是他？还是你们？我们？他们？亦或都是？亦或都不是？是觉得自己或别人是的人才是？还是觉得自己或别人不是的人才是？是觉得自己或别人觉得自己或别人是的人才是，还是觉得自己或别人觉得自己或别人不是的人才是？是…… 还是……

耿于天

第一章、双相障碍


1.越南新娘

    近日，五岳市精神病院来了一位新病人，名叫杨飞。
    杨飞是江苏人，出生于南京市江宁县，父母都是普通的产业工人，家境一般，不比别人多什么，也不比别人少什么。70年代末期杨飞中学毕业后，时值“对越反击战”打响，他积极报名参军并主动要求上火线，但和“一战”时的希特勒一样，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杨飞报国之心不死，不顾父母亲友劝阻，自己打点行装，赶赴广西边疆，当了一名“志愿”支前民工，也就是帮正规军运送给养物资、挖掘战壕工事之类，而且是编外的。80年代初“对越反击战”大规模机动作战结束后，不知何故，杨飞并没有班师回家，而是滞留在了边境地区，穿梭于广西、云南和越南、缅甸、柬埔寨之间，搞些国际贸易。当然，杨飞没什么本钱，只能做点儿小本生意，针头线脑、柴米油盐。
    从90年代末开始，继香港、台湾地区之后，中国大陆也渐渐时兴起“购买”越南新娘的勾当。尤其是农村地区，年轻姑娘都进城攀高枝去了，剩下一群鳏寡孤独，花上几万块钱，从越南买个女孩儿过来，点灯说话，关灯作伴，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同很多往来于内地和南洋的商人一样，杨飞也开始做起越南新娘的生意，从偏远地区“趸”来几个、十几个黄花儿闺女，偷渡入境，送往国内某乡村出手，里外能有对半的利润。越南新娘年轻貌端、性格温柔，且吃苦耐劳、能操持家务，即使挨打受气也大都逆来顺受，很受中国老光棍的欢迎。
    显然，这种跨国“购买”新娘的做法并不合法，甚至可以等同于贩卖人口，中国公安机关也一直在打击此类行为。正因如此，不少做越南新娘生意的人贩子会使用黑吃黑的手段，将新娘卖给夫家后，过上几个月，设计将新娘拐跑，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再找新买主，有时，这个循环会重复若干次。失去新娘的人家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本就见不得光，肯定不敢报官，只能私下打探寻找，找不回来常常也就自认晦气了。
    杨飞也是如此，经他之手卖出去的越南新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逃跑或失踪。但和其他人贩子不同，杨飞并不是将这些女孩儿换个地方再次卖掉，而是把她们重新送回越南家中，还会将所获钱财全部交还给女孩儿的父母，自己分文不留，临走还常常痛哭流涕地向人家下跪谢罪，说自己干的不是人事、猪狗不如。
    去年年底，杨飞又从越南某地弄来七八个姑娘，送到五岳市北郊山区准备卖掉，可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当地群众举报，让公安局打拐部门拿了个正着。落网后，杨飞一点儿没让警察同志费事，竹筒倒豆般将自己十几年来贩卖越南新娘的林林总总悉数坦白，怎么到越南偏远地区“上货”、怎么偷渡、怎么找买主，过后又怎么重新将新娘拐走、怎么送回越南、怎么向人家父母谢罪，一五一十，毫不含糊，交代得清清楚楚。办案人员又按照杨飞的交代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充侦查，并重点走访了曾经向他购买新娘的人家，最终确认，杨飞的供词完全真实可靠。
    连警察都觉得有些惊讶，从没见过态度这么好的人贩子。通常，办这类案件最难的就是“挖余罪”，拐卖妇女儿童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取证困难重重，人贩子为减轻处罚，除被抓现行的案情无从抵赖外，对过去的罪行往往能隐瞒多少就隐瞒多少。几乎所有人贩子，无论是怎样的惯犯，被抓后一般都会说自己是第一次犯事，以前从没干过，有些老油条还会趁机拍办案人员和人民政府马屁：“要不说咱社会主义国家眼里不揉沙子呢，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借以争取从宽处理。像杨飞这样，一没严刑逼供，二没政策攻心，上来就把十几年的老底儿都吐得干干净净的，以前还真是从来没见过。
    更关键的是，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打拐干警，也实在搞不懂杨飞贩卖越南新娘的动机是什么。干这行通常是谋财，但杨飞每次都将非法所得如数还给所卖女孩儿的父母，当了这么多年人贩子，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自己却依然一无所有、家徒四壁。若说杨飞协助被卖作性和生育工具的女孩儿逃回家是行侠仗义吧，这些人原本又是被他拐卖的，他本人就是其无后乎的始作俑者。若说是良心发现吧，每次将女孩儿们送回越南后不久，杨飞又会重操旧业，弄来一批新的女孩儿卖掉。难道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发家致富？可这种做法似乎代价又太大了些，而且据了解，那些女孩儿的父母并非他的同谋，女儿被“相遣归”时也都大感意外。
    为此，办案人员多次提审杨飞。杨飞的表现很奇怪，一时悲愤，一时欢喜，毫无逻辑规律。有时咬牙切齿，说自己上过“对越反击战”前线，对越南鬼子恨之入骨，这些强盗土匪的姐妹就应该给中国老光棍当老婆，罪有应得。说到激动处，每每“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大有“风餐饥食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势，一度搞得民警们都同仇敌忾。可有时，杨飞又是一副捶胸顿足的忏悔模样，说自己不是人，怎么能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再也无颜苟活在这世上。讲到动情处，他面向南方，长跪不起，泪雨滂沱，磕头如捣蒜，要求政府立即枪毙自己，不，应该是凌迟，最好是檀香刑，实在不行五马分尸也能凑合。
    刚开始时，警察以为杨飞在演戏，毕竟，他们天天和犯罪分子打交道，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意识到杨飞并非故意撒泼，确实是情真意切，兴奋时呼喊到声嘶力竭，伤心时悲怆到五内倶焚，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打动。再后来，杨飞的情绪反应越来越强烈，有时，因为太激动或太痛苦，他开始胡言乱语，一会儿说自己是开过上将许世友转世，一会儿又说自己是“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转世。最终，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经反复研究，怀疑杨飞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大正常，决定暂时将他送往五岳市精神病院进行诊断、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行处理……
    入院后，杨飞住进病区中专为新病人准备的“兴奋室”，类似旨在学规矩的“新兵连”，见习传帮带，用最短时间将其塑造为一个真正的“病人”。
    由于杨飞是被公安机关送来的，故而院里比较重视，除照例“三级查房”外，还由五岳市精神病院院长曾抗美亲自牵头、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病情讨论。讨论会在院长办公室旁的小会议室进行，出席者明显分成了两个阵营，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议员们根据主张和立场不同，落座成“左”、“右”两个方阵并由此衍生出过后数百年间对政治派别最耳熟能详的命名方式一样。
    曾抗美看看她那边的邓开：“还是小邓先来吧。”
    “好，那我就谈谈我的看法，”邓开是曾抗美最坚定的铁杆，时任病区主任，他显然是有所准备，摊开文件夹：“我认为这个杨飞应该是患有解离症，也就是双重人格，受一个人格支配时去拐卖妇女，受另一个人格支配时又把人家送回去…… ”
    “你小子美国大片看多了吧？”说话的是景越，院“医务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坐在曾抗美对面，整个讨论会期间，始终没有正眼夹她一下。
    邓开被抢白，有些不高兴，但摄于景越的地位，未敢发作：“您什么意思？”
    “双重人格？你懂什么叫双重人格么？”
    “当然，”邓开翻阅着带来的资料：“双重人格——也包括多重人格——是一种心因性人格障碍，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内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存在。”
    曾抗美点点头：“杨飞的情况确实和解离症的描述类似。”
    景越没有理她，继续看着邓开：“你知道历史上有多少双重人格的病例么？”
    “这个，我没有查到流行病学方面的权威统计，应该很多吧。”
    “很多？”景越摇摇头：“近两个世纪的现代精神医学史上，全球范围内双重人格的病例总共不超过五百个，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存疑，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二十四个比利’、‘第五位莎莉’等等，最后都被证明是误诊甚至虚构。小说家和艺术家很喜欢拿双重人格说事，这也难怪，解离症确实很富有戏剧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患这种病症的患者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往往是在被催眠或应激的状态下短期出现的症状。这么说吧，我干这行几十年了，严格意义上的双重人格，还一例都没遇到过。”
    “这是好事啊，”邓开不大的眼眸中放射出贪婪的明亮光芒：“杨飞的病症应该很有学术价值，咱们可以搞一篇报告，一定能产生轰动效果。”
    曾抗美也很兴奋：“好，我看就让小邓做杨飞的主管医生吧，我亲自进行指导，我还认识几家核心期刊的主编，到时候…… ”
    景越摆摆手：“别忙，真要能得诺贝尔奖，我不会跟你们争的。可问题是，这个杨飞根本就不是什么双重人格。”
    “怎么不是？”
    “当然不是。双重人格患者无论处于哪个人格支配下，通常是不会记得自己在另一个人格支配下所经历的事情的，而资料显示，杨飞对自己过去十几年做过的事一清二楚。再者，杨飞有时会出现亢奋、痛苦两种情绪混合、并存的情形，而双重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环境适应的心理现象，和变色龙、变形虫类似，不同人格交替值班，不会出现争夺控制权的混乱状态。”
    “那…… ”曾抗美有些失望：“那你觉得他属于那种疾病类型？”
    景越胸有成竹：“应该是双相情感障碍…… ”
    双相情感障碍，简称双相障碍，是指既有狂躁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一般呈发作性病程，狂躁与抑郁反复循环或交替出现，也可能以混合形式出现……
    “我同意景老师的观点，”坐在景越右手边、一直没有发言的白桃也加入了讨论：“通常来讲，除非是服用抗抑郁药转躁，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最初起病都是由狂躁相开始的，杨飞也是这样，他参加过‘对越反击战’支前，和越南人的仇似乎不浅，拐卖越南新娘应该是在狂躁发作时的行为。数月或数年之后，狂躁相转为抑郁相，杨飞又感觉自己罪孽深重，重又设法帮助被他卖掉的女孩儿逃跑。”白桃三十岁出头，长相很秀气，在院中的职位与邓开大体相当。
    “而且，”景越拿出公安局提供给医院的案情资料：“根据这上面的记载，十几年来，杨飞贩卖越南新娘、之后又把人家拐跑送回家的间隔有逐渐变短的趋势，起初两三年一个周期，后来变成一年左右，到案发前，女孩儿刚被卖掉一两个月就重新被杨飞‘营救’出来。这也是双相障碍的典型特征，随着病程迁延，狂躁、抑郁两种状态的发作间隔会越来越短，并会出现混合发作、快速循环发作等情形…… ”
    正说着，病区值班护士长秦寿生敲门进来，走到邓开身边：“邓主任…… ”
    邓开：“怎么了？”
    “那个杨飞又在闹，说自己是许世友，说我们是越南鬼子，企图打人，已经被我们给‘约束’了，”秦寿生拿出一张医嘱单：“打两毫克氯硝西泮吧，您给签一下。”约束病人护士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若需注射镇静剂，病历中必须有具有处方资格的医师开具的医嘱，否则一旦出事性质就变了。
    邓开从上衣口袋抽出笔，龙飞凤舞，笔走龙蛇，全世界医生的字都很难认，精神科也不例外：“打四毫克吧，让他多消停一会儿…… ”
    秦寿生捧着医嘱离开后，曾抗美重新将讨论拉回正规：“杨飞总说自己是许世友转世是怎么回事？”
    白桃：“这不奇怪，严重的双相障碍患者常伴有妄想。”
    “他好像还说自己是波什么…… ”邓开翻看着公安机关提供的审讯资料：“哦，波尔布特转世，波尔布特是谁，听着有点儿耳熟。”
    景越刚要开口，被曾抗美抢先一步接过话头：“‘红色高棉’创始人、赤柬总书记，自称‘毛泽东主席的好学生’…… ”
    事实上，毛主席本人可是从来不认可波尔布特这个“私淑弟子”的，他曾引用鸠摩罗什法师的话提醒波尔布特：“学我者病”，周恩来也曾多次告诫波尔布特：“如果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波尔布特并没有听进这些逆耳忠言，1975年4月，“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执政党，推行一系列极左政策，取消城市、取消货币、就连结婚对象也要强制进行“组织分配”。短短三年间，约四百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该国总人口三分之一，西方学者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autogenocide”——自我屠杀（屠杀通常都是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自己杀自己旷古未闻）……
    “许世友转世，波尔布特转世，”白桃用手托住下巴，嘟嘴思考着：“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么？”
    “这个嘛，好像，好像没什么关系吧，隔着十万八千里啊…… ”曾抗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精神障碍患者，咱们认为没关系，他们却可能会认为有关系，”景越笑着：“70年代末‘对越反击战’，许世友将军是东线兵团总指挥，而这次战争，跟‘红色高棉’多少也有点儿瓜葛…… ”
    1978年12月，刚刚彻底击败“美帝及其走狗”的越南人民军兵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第三次印支战争爆发（国际上普遍将中越战争作为第三次印支战争的一部分）。次年1月7日，已经天怒人怨的“红色高棉”政权宣告垮台（这一天后来被柬埔寨人民视作解放日），波尔布特率领残部退至深山游击抵抗。也是在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副总理随即访美，向卡特总统通报中方准备对越南采取的行动。月底，小平同志回国途中顺道访问日本，在同田中角荣首相的会谈中指出：“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对这样的侵略者，必须进行教训和惩罚”。2月，《人民日报》发布檄文《是可忍，孰不可忍》，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练……

耿于天

2.血染的风采

    熟悉越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从立国之日起，战争就没停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已成为越南人的生活方式，由此也塑造了其骁勇的性格，“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他们就是不要命的典型。因而，“对越自卫反击战”初期，中方虽在兵力、装备上明显占优，但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越南北部多山地，重装备、重火力施展不开，只能在山林中陪着越军玩儿藏猫猫，加之是“客场作战”，越南人又寓军于民，老幼妇孺都能摸出枪给你一下子，明里暗里吃了不少亏。
    中方虽然“水土不服”，但总体实力毕竟要比越方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越南人不要命，咱们这边也是从来不怵流血牺牲的，不就是人么，中国不缺。当初，美军不得不从“越战”泥潭中抽身，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命太金贵，在这一点上，咱泱泱大国的后顾之忧就要少很多。于是乎，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战争进行到2月底时，中方依旧顺利扫清外围，三路挺近重镇谅山市……
    “杀啊，杀啊，杀光越南鬼子…… ”杨飞将“兴奋室”中的其他病人悉数打了出去，有一个跑得慢的，被他按倒骑在身上，一顿老拳。
    一个体格健壮的的男护士想要冲进去，冷不防被杨飞扔过来的拖鞋击中眼睛，一声惨叫。
    “开火，开火，所有火力齐射，炮弹打光了为止，一间房子也不留，”杨飞将“兴奋室”内所有的病床、矮柜掀翻在地，抽屉、脸盆、被褥，凡是他拿得动的，全都朝被堵在门口的医生、护士以及围观的病人扔了过来……
    谅山战役中，许世友将军汲取了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再和越军纠缠，而是采用苏式的“大炮兵主义”战术，以优势炮火压制敌人，下令“一间房子也不留”，将人口四十万的谅山城区夷为平地，着弹量高达每平米三枚……
    杨飞把“兴奋室”中能扔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见实在没有弹药了，索性将一张装有轮子的病床推出来，朝正准备冲进来抓住他的几个护士“机械化冲锋”……
    攻克谅山后，越南北部已无险可守，许世友将军摩拳擦掌：“全是平原了，坦克正好发挥用场，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 ”
    杨飞正推着轮式病床在病区走廊里横冲直撞，冷不防被人从脑后给了一墩布杆，脚下一软，摔倒在地。很多人都以为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装备精良”，比如电棍、喷雾之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些东西一旦被病人抢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只能使用“冷兵器”。
    趁杨飞倒地的瞬间，几个护士一拥而上，有的锁脖，有的掰胳膊，有的抱大腿，奋力将他擒住。狂躁病人发病时，力气大得难以想象，别看杨飞个子不高、身材清简，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想制服他都困难。
    “同志们，冲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不可战胜的…… ”杨飞一边呼喊，一边奋力挣扎。
    “看戏呐，你们还不快去帮忙，”在一旁指挥的邓开招呼几个围观的病人。
    病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即一哄而上。逢有病人生事，若医护人员人手不够，或闹得太凶一时难以控制，经允许后，一些没有处在发病期、平时表现较好的病人也会被临时“征召入役”。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差事，在精神病院中，病人们显身手的机会不多，若能在关键时刻“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出色”，多少能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些优待，比如吃饭时遇到好菜多得到半勺，或者发烟时多领一根，当然，对病人来说，能被“征召入役”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荣誉”，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和象征。
    果然，有了病人的加盟，战局立即发生根本性的扭转。虽然杨飞拼死抵抗，但好虎难敌群狼，很快被按倒在他自己推出来的那张病床上，手脚被用“约束带”牢牢地同铁制床架绑在一起。比起平日里看似凶神恶煞的几个男护士，被临时“征召入役”的病人下手更狠，有人用膝盖抵住杨飞的大腿，有人死死揪住杨飞的头发，疼得他嗷嗷乱叫。
    护士们精疲力尽，有的靠在墙边，有的蹲在地上，不住喘着粗气。
    杨飞虽然手脚被捆，难以动弹，但身体还在床上不住上下翻腾，将床架撞击得铮铮作响，活像一条在案板上翻动的鱼。
    “闹，我让你闹，”邓开一脚踹在杨飞肋间。
    杨飞吃痛，动作的幅度大大减小。
    “捆着，捆到他老实为止，”邓开吩咐：“先饿他几顿，水也尽量少喝。”
    杨飞渐渐力竭，开始躺在床上唱歌，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创作于80年代初，为歌颂“对越反击战”中的英烈们而作，曾红极一时：“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
    转身刚要离开的邓开忽然全身一震，筛糠般颤抖起来。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
    邓开汗如雨下，脸色惨白：“不，不许唱…… ”
    旁边两个护士赶紧扶住邓开：“邓主任，您怎么了？”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杨飞越唱越激动。
    邓开双腿发软，跪倒在地上：“不许唱，捂，捂住他的嘴…… ”
    “什么？”护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说捂住他的嘴，快…… ”邓开撕心裂肺地喊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杨飞嗓音嘶哑，却声情并茂。
    护士上前捂住杨飞的嘴：“不许唱，”冷不防被狠狠咬了一口。
    “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献出的爱…… ”
    邓开躺在地上，全身痉挛，一边痛苦喊叫一边打滚：“我叫你们捂住他的嘴，听见没有…… ”
    还是旁边一个刚才帮忙制服杨飞的病人手疾眼快，脱下自己的袜子，塞进他的嘴里。
    杨飞还在含含混混地唱着：“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献出的爱…… ”
    “不许唱，哼也不行…… ”邓开呻吟着。
    那个病人左手掐住杨飞的喉咙，右手抡圆了正反两计耳光。
    杨飞终于消停了。
    邓开虚弱地卧在墙角处，全无平日里威风的模样，杨飞的歌声停止后，邓开的身体也渐渐停止了抽搐，仍在不住发抖。
    在场的医生、护士不知邓开究竟犯了什么病，一时间有些吓呆了。同时，早有人跑回办公室报信，不一会儿，曾抗美、景越、白桃等人闻讯跑了过来。
    见到曾抗美，邓开像一只受伤的幼兽一样，一头投入母兽的怀抱，嘤嘤哭泣起来。
    景越从没见过邓开这样：“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位见证事情全过程的护士挠挠头：“杨飞闹事，我们把他‘约束’了，后来，后来…… ”
    另一个护士接口：“后来杨飞开始唱歌，邓主任就这样了。”
    “唱歌？唱什么歌？”景越不解。
    “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 ”
    倒在曾抗美怀中的邓开又开始抽搐：“别让他们唱，别让他们唱…… ”
    曾抗美厉声：“闭嘴！”
    唱歌的护士赶紧住口。
    曾抗美瞬间换了一种众人从未听到过的、极为温柔的语调：“没事了，没事了，”她抚摸着邓开的脸颊，眼神充满柔情蜜意，既像一位哺乳中的母亲，又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女。
    邓开抽泣着，撒娇般地：“那个杨飞坏，给他扎电针。”
    “对，咱们给他扎电针，”曾抗美迅速在极端严厉和极端温柔两种情绪间切换着角色：她转向立在一旁的护士长秦寿生：“听见没有，给那小子扎电针。”
    “什么？”秦寿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曾抗美的声调向戏曲里的嘎调一样、瞬间又翻了一个八度：“我说扎电针，给杨飞那个混蛋扎电针。”
    “哦，明白，”秦寿生赶忙点头：“扎电针，扎电针。”
    邓开撅着嘴：“要扎脑袋的，要扎脑袋的。”
    “好，好，扎脑袋，”曾抗美情绪的切换越来越利落：“听见没有，扎脑袋。”
    “对，对，扎脑袋，扎脑袋。”
    曾抗美抱起邓开，虽然很吃力，但脸上依旧带着笑：“不怕，咱们走。”
    邓开揽着曾抗美的脖子，用力地点点头。
    曾抗美抱着邓开朝病区门走去，两个医生跟在后面，不想却被曾抗美转身呵斥：“跟着我干什么？”
    众人望着曾抗美远去的背影，有的面面相觑，有的窃窃私语。
    景越看看白桃：“到底怎么回事？”
    白桃瞧瞧曾抗美，瞧瞧景越，抿着薄薄的嘴唇，没有说话，但从眼神中能够看出，她可能是除曾抗美、邓开之外唯一一个知道其中内情的人。
    忽然，大家闻到一股腥臊恶臭的味道：“什么味儿啊，是不是那个杨飞在床上大小便了？”
    “没有，他没拉也没尿，”一个护士刚给杨飞打完针，从“兴奋室”中出来。
    “那是，哦，是这个，”众人在刚才邓开躺过的位置上发现一滩浅黄色的液体。
    “找人把这里收拾一下，”景越朝大家挥挥手：“行了，别围着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

耿于天

3.异性恐惧症

    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人类的早期性人格发展，从混沌到成熟，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出生到一岁属口唇期，以吮吸、撕咬和吞咽来满足性本能；两到三岁属肛门期，以排泄来满足性本能；四到五岁属性器期，开始对自己的生殖器产生浓厚兴趣，且逐步学会通过想象获得心理满足，出现俄狄浦斯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六到十二岁属潜伏期，兴趣从自身转向外部世界，重点是发展同性间的友谊；十三到十八岁属生殖期，开始有导向地选择配偶，逐渐成为现实和社会化的人。
    幼时的邓开，和大多数孩子没什么区别，四五岁时也进入所谓的“性器期”。经过“探索”，邓开很快发现，碰触自己的外生殖器时，它会发生变化，正如《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生殖器）作（勃起），精之至也”，同时，一种奇特的快感在身体深处隐隐生成。于是乎，邓开的父母便经常能看到他将手放在裆部甚至直接伸进去抚摸，“指头儿告了消乏”，有时也会夹紧大腿进行摩擦，跨坐在坚硬物体上有规律地来回移动，毕竟，天真的邓开最初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因此不难被发觉。
    邓开的父亲叫邓红旗，是位小学教师，素来以严厉著称，班上的学生无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也很怕他，以至于校方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闹将最好的办法就是威胁“把你调到邓老师班里”。那时候，人们还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教育哲学，体罚学生不算事儿，邓红旗更是此道中的高手，而且能杀人于无形，被体罚完的孩子身上连块淤青也找不着，就算去告都没有证据。
    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邓开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皮带与呵斥的阴影下，尤其是被发现有“手淫”的“恶习”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对于一个孩子，手淫绝对可以算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从用词上就不难看出，《小尔雅》云：“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反倒是那些民间俗称：“弄拂尘”、“打丫丫”、“砍椽子”、“打秋儿”、“剡毯”、“放铳子”，隐晦而不失趣味，充分体现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其实，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邓红旗这种粗鲁、暴戾、敏感、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模式可以归纳为“性器官人格”，以无意识过分夸大自己的男性气概为典型特征，究其原因，恰恰是本人童年时没能顺利度过“性器期”的遗祸。
    事实上，邓红旗的拳脚相加和恶语相向并没有击退洪水猛兽，儿子邓开的手淫现象反而变得更加频繁，这不难理解，缺乏正确的引导，越是严厉禁止，越会激起人的好奇心。当然，邓开不再像从前那样“好事不背人”，转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行”，父子之间经常上演一幕幕侦查与反侦察的猫鼠好戏。
    最初，邓开对自己生殖器的兴趣是纯粹、孤立的，只是觉得好玩儿或为了追寻那种神秘的奇特快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行为开始和特定的外界刺激联系在一起。当年，邓开很喜欢军旅歌星董文华（那时恐怕还没有歌星这个词，应该叫歌唱艺术家），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偶像，虽然当时邓开还不懂什么叫作偶像，他只知道，只要听到董文华阿姨的歌，或者在电视上看到她的节目，自己总会情不自禁，尤其是那首《血染的风采》，每次听到都会“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
    那是邓开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夜晚，时钟指向午夜十二点二十，父母已经睡下，邓开却悄悄翻身下床……
    当时的电视台，即使是中央一套，也不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每晚十二点半都会和观众说再见，然后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漫天飞雪，直到清晨六点开始新一天的播出。而全天最后一档节目，是午夜十二点二十至是十二点半的《每周一歌》，也正是邓开半夜爬起来所要守候的，因为这一周播放的恰恰是偶像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
    邓开蹑手蹑脚走进书房（当时的房子很少有客厅），没有开灯，摸黑打开电视机，将音量调到最小，卧到沙发里，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双腿夹紧，将手伸进裤子里……
    一袭挺拔军装的董文华在军旗的掩映下出场了，身边还有一位伤残军人，是当年赫赫大名的南疆战斗英雄（如今早已物是人非，那位英雄后来在夜总会因争抢小姐组织斗殴并致人死亡，董文华就不必说了）：“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
    邓开渐入佳境，加快手上的速度。
    “也许我的眼睛，不能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深深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
    邓开眯起眼睛，一阵阵快感冲上脑海。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
    随着副歌高潮部分来临，邓开进入忘我的境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宁静而陶醉的暗室内响起一声断喝：“干什么呢！”不知何时，邓红旗也已经来到书房，正沉着脸站在阴影中，电视荧光屏闪烁的光线映在他身上，一时红，一时白。
    毫无心理准备的邓开一声惨叫，下体登时喷涌出一股腥臊的黏液，几番痉挛后，整个人萎顿在地，不住抽搐哀嚎……
    从那以后，邓开便坐下了病，常常没来由地寒战，两眼发直，面红耳赤，口角流涎，有时还会大小便失禁，见到异性，尤其是陌生异性，更容易如此。邓红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四处托人打听，拐弯抹角认识了当时还只是五岳市精神病院一名普通医生的曾抗美，后者判断，邓开应该是患上了异性恐惧症。
    “这种病严重么？”
    “当然严重，搞不好，会毁了孩子一生的。”
    “难治么？”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那就拜托您了，救救我们孩子。”
    “想让我治也行，但咱们得先约法三章。”
    “只要能把病治好，三百章也行啊。”
    “孩子还小，到医院去治影响不好，每周两次，你们把他送到我家，住在我那里，第二天我再给你们送回去。”
    “那自然好，只是麻烦您了。”
    “我具体怎么治，你们不要管、不要问，也不许问孩子，我给他治好就是，若能答应，咱们就治，若不能答应，那就另请高明吧…… ”

耿于天

4.女将

    曾抗美是山东人，祖籍聊城市冠县柳林镇。柳林镇不大，区区几万人口，却因两位名人，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其实，柳林镇无柳也无林，原本只是个名为太平集的小集市，之所以得名柳林，与第一位名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关。相传，朱元璋早年贫寒时，曾在太平集一地主家做帮工，和他搭档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柳春、一个叫林直。一年盛暑，三人在田间锄地时，朱元璋不小心将盛有绿豆汤的瓦罐打破了，三个人只得捡豆粒吃消暑。没成想，朱元璋有朝一日造反当了皇帝，柳春、林直听说后也跑去想要沾光，可上了金銮殿，朱元璋却已经记不起他们。柳春想提当年一起捡豆粒的事情，又怕明说揭了朱元璋的短、惹恼他，便现诹出一首打油诗：“想当年，你我他三人，身跨青骢马（禾苗），手使钩镰枪（锄头），打破冠州城（瓦罐），跑了汤元帅（豆汤），活捉窦将军（豆粒）”。朱元璋恍然大悟，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外，还给了柳春、林直官职，出任太平集守，并使用他们二人的姓氏、将此集改名为柳林。巧得很，曾抗美的母亲姓林、祖母姓柳，或许就是朱元璋这两个贫贱之交的后代，而父系，则据说源自同为山东人的孔门大弟子——曾参。
    而柳林的第二位名人，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兴学义丐”武训。武训本名武豆沫（后清廷嘉许其义举，取“垂训后世”之意赐名“训”），土生土长的柳林人，出身贫苦，有一次，雇主欺负他文盲，用假账谎称已经支付工钱（那时候就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武训争辩，险些被人打残。武训以切肤之痛领教了“没文化，真可怕”的道理，决心为贫苦人办学，他十年行乞，在馆陶、堂邑（冠县古称堂邑）、临清建兴义塾，供寒门子弟免费入学。曾抗美家原本也是穷得叮当响，祖父曾庆古当初就是拜武训所赐，才得以入义学读书的。
    据传，武训治学方法很有意思；凡遇懈怠、偷睡的老师，他就跑去给人家下跪：“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遇上贪玩、疏懒的学生，武训还是下跪：“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事实证明，武训的自虐方式比邓红旗的棍棒教育法管用得多，不少学童后来都成了才，而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庆古五岁入柳林崇贤义塾开蒙，十二岁通过童生岁试，光绪丁酉拿下山东省乡试，这是武训去世后的第一次乡试，拿到举人喜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训墓前“家祭无忘告乃翁”。曾庆古一心想成为武训门下培养出的第一位进士，手不释卷，积极备战会试，然而，春闱大比的水远比乡试深，辛丑、甲辰两科，他均铩羽而归（戊戌科闹学潮没敢去）。正在曾庆古鼓起余勇、准备“事不过三”时，1905年9月，科举制度废止。
    进士梦破灭，曾庆古随即步入仕途，由正九品主簿入手，旋晋升从八品训导。民国建立，曾庆古先后在县、道、专员公署就职，最高做到督查区督学，儿子曾繁文也门荫入仕，在家乡堂邑县政府任职。1943年，为纪念“兴学义丐”武训，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度将堂邑改名为武训县，二人首倡有功。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双方在山东爆发激烈的受降、接收大战，曾繁文等人审时度势，主动开门迎接八路军、而不是居于“正位”的国民政府，解放后得以原职留用。
    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形势很快直转急下。
    1951年2月，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影片《武训传》上映。5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像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该歌颂的么？”旋即，“武训历史调查组”成立，周扬（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挂帅，江青也是成员之一。武训最终被定性为“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连他当年认某大户人家太太为干妈并举行仪式吃过人家奶（看来认干妈比认干爹划算）的事情也一并挖了出来。
    不必说，武训的家乡堂邑（冠县）自然成为这场批判运动的重灾区，而柳林镇，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是当时健在的不多曾经直接同武训本人打过交道的当事者，更是成为调查的重点。老人家受过武训义学的恩，加之当时年事已高，多少有些昏聩，面对“调查组”的盘问，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被定成历史反革命，没过多久就连吓带气、一病不起。父亲曾繁文也受到了牵连，先前任过伪职的事情旧话重提，一撸到底，直接发配到窑厂接受烟熏火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结束，十几年后，“文革”爆发，江青已由初出茅庐的政治新人成长为“伟大旗手”。于是，狗腿子们又把武训的事情翻出来，将当年的事件鼓吹为“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于是，曾繁文再度遭殃，这回连砖都烧不成了，先是被造反派当作武训余孽反复游斗，进而关进牛棚，不久之后也搭上了性命。
    当时，曾抗美已经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初中毕业后，学习成绩优异的她本应继续深造，但因家庭问题，政审迟迟过不了关，只勉强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为此，曾抗美恨透了那个改变她家族命运的武训，也对祖父、父亲心怀怨毒，曾繁文被红卫兵批斗迫害时，曾抗美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主动与其“划清界限”，甚至当众赏了父亲一顿大耳刮子。这种行径在今天看来为人不齿，但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成为人人竖大拇指的“义举”。按理说，以曾抗美这样的出身，是没有权利参加造反、革命的。但因其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了立场，加之曾抗美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又生性泼辣、豪放，傍上了当地造反派的头子，从“黑五类子女”、“狗崽子”摇身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女将。甚至，曾抗美档案资料中的出身一栏也被改了过来，跳过父、祖两代，直接追溯到曾庆古入学读书之前，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曾家绝对算是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否则也用不着上武训兴办的义学。
    然而，真正让曾抗美扬名立万的还不是这些，不久之后，她露脸的机会来了……

耿于天

5.挖坟掘墓专业户

    山东省内，尤其是冠县、馆陶、临清等地，有不少和武训相关的地标，诸如祠堂、牌坊、造像之类，50年代初基本都被破坏，只剩下位于家乡柳林镇的墓地，“文革”开始后很快也被“革命群众”盯上。1966年8月底的一天，以柳林当地学生为主力的一大队红卫兵，拿着铁锤、榔头、铁钎、油锤，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奔赴位于曾抗美的祖父曾庆古曾就读的崇贤义塾东侧的武训墓。红卫兵们砸开水泥墓顶，露出土坟，刨开土坟，露出砖筒，掀开砖筒，露出黑漆柏木棺椁。
    随着棺椁被挖出，原本人声鼎沸的掘墓队伍忽然安静了下来，红卫兵虽然混，但仅限于打砸抢，真要开棺见尸，还真有点儿含糊。大家望着冒出阵阵阴寒之气的墓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先动手，先前“执蟊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的劲头全没了。正在场面僵持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后排挤了出来，没错，正是曾抗美……
    打曾抗美记事起，父亲曾繁文就处于潦倒的状态，尤其在母亲跟他离婚后，整日垂头丧气，自然也就没心思管教她。正因如此，曾抗美从小就在外面野惯了，比一般的女孩子胆大得多，也心狠得多，掏鸟窝、逮蛤蟆、夹野狗，抓住就当场开膛破肚。上卫校以后，每逢解剖课，别的女同学都吓得不敢睁眼，男生也心惊胆战，唯独曾抗美看得津津有味，下课后，其他人往往几顿都吃不下饭，她却能食指大动、胃口大开……
    只见曾抗美利索地挤到武训棺木前，从身边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手中接过斧头，三两下劈开钉榫，一把将棺盖揭开。在曾抗美的带动下，其他人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七手八脚拆掉四周挡板，扯掉寿衣，将头骨和铜顶子挑出来示众，又用棺木底板抬起武训的骸骨，游行一番并召开了批判大会。会上，各路造反派头子均讲了话，曾抗美的发言尤其反响强烈，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武训如何将曾家人从根红苗正的贫苦农民迫害成地主、汉奸、反革命，本人声泪俱下，听众们也唏嘘不已。批判大会结束后，红卫兵们架起火焚烧武训的骸骨，却迟迟烧不化，最终还是曾抗美有办法，抡起油锤将骨架砸碎并焚毁扬灰。
    这一次捣毁武训墓的“革命行动”，使曾抗美声名大震，不仅彻底摆脱了“黑五类”的阴影，还成为名噪一时的“挖坟掘墓专业户”。先是在山东省内串联，淄博挖蒲松龄墓，青岛挖康有为墓，曲阜捣毁孔庙孔林（没有找到孔子遗骨，改成拿几位“衍圣公”撒气），都有她矫健的身影。再后来，曾抗美的行市更涨了，走南闯北，最远到过海口，挖海瑞墓，给遗体带上高帽子，将墓园变成养猪场。据说，曾抗美还到过北京，先是去定陵，将万历皇帝的尸体销毁（该陵十年前已被考古工作者开过，比较方便）。而后又去了八宝山，目标有二：一是陈聘之，也就是王明的父亲，惨遭鞭尸；二是瞿秋白，江青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于是，穷凶极恶的红卫兵将瞿秋白尸骨刨出，并强迫其遗孀杨之华（电影《秋之白华》即取二人名字之意）对着森森白骨进行批判……
    “文革”十年，除最初一段时间受父、祖牵连，有些蹉跎外，曾抗美均如鱼得水，十分惬意。同龄人“革命退潮”后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她却得以幸免，历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委员等职。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日子总有过到头的时候，“文革”结束后，揭批查“三种人”的运动随即展开，“工作组”进驻柳林，重点调查武训墓被毁事件。
    当时，几乎每个了解曾抗美的人都认定，她这次肯定会被严惩，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蒙混过关了。和十年前沦为“狗崽子”时一样，率先为其打开突破口的还是她的色相，此时的曾抗美，已经不是当初稚气未脱的黄毛丫头，多年大风大浪的历练，不仅给了她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使其从初谙人事的花季少女蜕变为千娇百媚的风情少妇，“工作组”中好几个年轻人都成为她石榴裙下的俘虏。其次，同很多负隅顽抗的“三种人”不同，曾抗美被审查后转向很快，不仅主动立功赎罪、将所知道的造反派内幕悉数抖落出来，还将自己塑造为受迫害和欺骗的弱者，坚称当年并非主动傍上造反派头子、而是被后者趁机逼奸，才逐步走上不归路的。当时，曾抗美已经怀上了姘夫的孩子，为表忏悔，也是为了显示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决心，她当着“工作组”的面，硬是用当初砸武训骸骨的油锤猛击腹部，自己给自己做了“人流”。此外，曾抗美的身份确实也有些特殊，一方面，她靠捣毁武训墓起家，但另一方面，她的祖父、父亲又是批判武训的直接受害者，作为他们唯一健在的亲属，理应受到照顾才对。
    最终，“工作组”决定将曾抗美的问题暂时挂起来，先不做结论。后来，“工作组”中一个曾与她有过“关系”的年轻人要调到五岳市工作，舍不得曾抗美，问她愿不愿意一同前往，后者当然巴不得早日离开是非之地，欣然应允。曾抗美是卫校出身，来到五岳后，被对口安排到卫生系统，由于历史问题并未完全搞清，只有没人愿意去的市人民医院精神科（五岳市精神病院前身）同意接收她，来了也只能先做勤杂工。
    到了1986年，国办下发《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平了反，但《批复》亦同时称：“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终，“似亦过当”四个字彻底救了曾抗美，既然“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是“过当”的，那“大张旗鼓”地处理迫害过武训的人自然也是“过当”的。曾抗美的历史问题盖棺定论，以往做过的一切都被定性为“年轻幼稚”，是“受人蒙蔽、利用”，俱往矣，不做追究。市卫生局人事处找曾抗美谈话，问她将来的工作意向，后者觉得精神病院挺适合自己，决定留下来。几年后，政策又有变化，曾抗美的工龄、职称甚至原有的级别、职务均陆续得到承认，并转为正式医生编制……

耿于天

6.低到尘埃里

    曾抗美并没有医科学历，只读过几天卫生学校，便是这几天书，也没好好念。因此，在五岳市精神病院中，曾抗美的地位一直有些尴尬，同那些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业务方面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虽然转为医生编制，后又有了相应的行政职务，最终甚至误打误撞地成为院长，但曾抗美却从未独立担任过任何一个病人的主管医生，先是不敢，后是不必。毕竟，行医坐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60年代，医疗系统也一度流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医生、护士岗位互换，可结果，只是医生干护士的活儿，没听说哪个护士真敢替医生“越俎代庖”的。动手术之前，主刀医生也只是按规矩象征性地向身边的护士们客气一下：“要不这次你来？”后者赶紧摆手：“还是您来，还是您来…… ”
    论起来，曾抗美真正独立治疗过的病人，应该只有邓开一个。还别说，曾抗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邓开的“异性恐惧症”还真让她给治好了，不过，曾抗美当年究竟是如何“妙手回春”的，除他们两个自己外，一直没有任何人知道。唯一的例外是白桃，曾经“有幸”管中窥豹，其实，她也是偶然间撞见的……
    那是几年以前的一个夜晚，当时白桃正在在职读博，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还要赶写论文。那一日，白桃写论文时发现将一份重要的资料忘在院里了，本想第二天再说，可当时正写到兴头上，文思泉涌，怕隔上一夜就找不到感觉了。那时白桃还没结婚，住在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集体宿舍，离单位很近，不过几分钟步行的路程，于是决定连夜回院里将资料取来。
    走进病区，白桃本想先和值夜班的医生、护士打个招呼，却发现护士站里空空如也，兴奋室、活动室里也都找不到人，按理说，夜班医护人员只会待在这几个地方，此时都不知跑去哪里了。白桃也没多想，取来资料，又到各个病房简单转了一圈，确认病人们都已入睡，准备离开。
    忽然，白桃似乎听到某处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和笑声。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人常常会出现类似错觉。可后来，她发现那声音虽显得很远，却很真切。循着声源，白桃来到一扇大门前，这扇门是通向院里几位资深医生和院领导办公室的，她伏在门上听了一下，没错，那些不寻常的声音就是从这当中传出来的，叫喊声和笑声都很放肆，像是在激烈地争吵、叫骂，又像是在聚会、狂欢。
    白桃有些害怕，想一走了之，但又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最终，她还是壮着胆子打开了那扇门，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最远处的一间屋子亮着灯，那是曾抗美的院长办公室。白桃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声音越来越清晰，应该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好像是邓开，女的好像是曾抗美。白桃对他们的声音很熟悉，之所以要说“好像”，是因为这声音和平日里判若两人，毫无理智和风度，更像是院里的病人发病时歇斯底里的状态。
    “低头，老实点儿，喷气式…… ”这是曾抗美。
    “好，好，喷气式…… ”这是邓开。
    “手举高，要不然专政你…… ”
    “举高，举高…… ”
    办公室的门没有锁，试探着轻轻推开，白桃立刻被出现在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首先闯入眼帘的是邓开，他全身赤裸，头上戴着个纸叠的高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个牌子，上面不知写了什么字，只见得一个亮晃晃的红叉。此刻的邓开，已经全无平日里的趾高气昂，顺从地俯身站在曾抗美身前，后者左手扯住他的头发，右手将他的胳膊用力向上拉，就是警察抓小偷时的那个动作，只不过幅度要大得多。尽管是如此的卑微而猥琐，但邓开的脸上却洋溢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就像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曾经写到过的那样：“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与俯首帖耳的邓开截然不同，一旁的曾抗美却是神气活现。她半裸着身体，说是半裸，其实跟全裸也差不多，脚下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老式绿军帽，腰间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别着一本“红宝书”，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曾抗美的身材虽然保持得还算不错，但皮肤早已松弛、皱褶，胸部干瘪、下垂，像两个半空的面口袋，垮垮塌塌地吊在半空。虽然身体已经衰老，但曾抗美的脸却是饱满而圆润的，散发出一种红彤彤的耀眼光芒，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灿烂，绝非护肤品的人力穿凿所能为，见过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老电影的片头吧，一颗五角星在《解放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中金光四射，虽不中亦不远矣。
    至今回想起来，当年的这幅画面在白桃脑海中依旧历久弥新：两个反差巨大的裸体纠缠在一起，一个老迈枯槁却昂扬鲜活，一个血气方刚却卑贱下作，强烈的对比，形成一种奇妙而古怪的张力……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曾抗美和邓开便恨上了白桃，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撕心裂肺。其实，几年以来，白桃从没将那一晚的“奇遇”和“见闻”告诉任何人，半个字都没有吐露过，无论对谁，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而且，在白桃内心深处，甚至都没有鄙视过曾、邓二人，至少没有因为这件事瞧不起他们，在她看来，事出必有因，自己不想探究，也就没理由作出评判。但曾抗美和邓开却不这么想，那晚之后，他们再不敢直视白桃的眼睛，总觉得后者的一颦一笑都是在嘲笑、轻贱自己，在她面前，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白桃越是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曾抗美和邓开就越自卑，总感觉自己在人格上“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自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仇恨，当自己永远矮人一头时，要想获得所谓的“尊严”，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那个人。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也是这样……

耿于天

第二章、脱管事件


1.缘木求鱼

    中午，景越端着刚刚洗好的饭盒走进休息室，看到两个毕业不久的小护士正在吃干果聊天：“你们怎么又没去吃饭？”
    “我们俩正瘦身呢，咱们院里的菜太油了，才来了不到半年，足足胖了一圈。”
    另一个附和着：“干咱们这行是体力活儿，尤其是遇到有人不老实的时候，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不知不觉饭量见长，”她摸摸自己的肚子：“上学时，我的体重最稳定，九十四到九十六，五年没变过，前几天一称，好家伙，都三位数了。”
    景越走到自己的储物柜前，一边用毛巾擦饭盒，一边瞟了那个抱怨体重的小护士一眼：“三位数很正常啊，是你原先太瘦了。”
    小护士夸张地尖叫：“三位数还正常，这些日子，我男朋友都不怎么爱理我了，再这样下去，我就没人要了。”
    景越笑：“我插队那会儿，人家农民娶媳妇，遇上太瘦的才没人要呢。”
    “您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谁不喜欢苗条的？”
    景越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桌上已经摆好了厚厚一摞病历，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每天至少要把全病区病人的最新病历完整阅读三遍，早上接班时一遍，午休时一遍，傍晚交班时一遍。
    “景老师，您尝尝这个，”小护士捧着一大把干果，有榛子、腰果、杏仁、花生、瓜子等，用纸巾垫好，放在景越面前。
    景越没有抬眼：“你们吃吧，我不爱吃零食。”
    “我们这儿有好多呢。”
    “你们就靠吃这个减肥？”
    两个小护士的笑声环佩叮当：“现在都叫瘦身，减肥多难听。”
    “好，瘦身，瘦身，你们就靠吃干果瘦身？”
    “是啊，这个不占地方，又有营养，”她轻启朱唇，用瓠犀编贝般的皓齿灵巧地嗑开一枚瓜子。
    景越将一夹病历放回去，随即拿起另一夹：“怎么样，这种减…… 啊，瘦身方法有效果么？”
    小护士有点儿沮丧：“暂时还没有。”
    “依我看，你们这么干只能越来越胖。”
    “为什么？”
    景越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病历，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正餐时虽然没吃饭，改成吃干果，但过后又偷吃了别的东西，背着抱着一样沉，对么？”
    一个小护士惊奇地眨着戴有廉价假睫毛的眼睛：“您怎么知道的？”
    另一个也赶忙附和：“对，这几天都是这样，原本想得挺好，但后来实在扛不住，偷偷买面包吃了，看来还是我的意志力不够坚定。”
    “不是你意志力不够坚定，是胆囊收缩素惹的祸。”
    “胆囊收缩素？”小护士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个词汇，但很快就放弃了。她上学时就以爱臭美著称，心思不在功课上，实习时给病人扎点滴，连着扎了五六针也没见血液涌进导管，病人当时就急了：“你这儿纳鞋底子呐？”后来，她的档案被医院退了回去，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到精神病院当差。
    “胆囊收缩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CK，一种神经递质。受体分两个亚型，CCKA和CCKB，前者分布于外周，刺激胆囊收缩，促进胰腺分泌，后者分布于中枢，主要位于梨状区、尾核、间脑等部位，”景越找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画着草图，他年轻时练过素描，一挥而就：“尤其是下丘脑区域，对CCK很敏感，下丘脑知道吧，哺乳动物的摄食中枢就在这个位置。
    两个小护士似懂非懂地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景越看看她们，觉得可能是自己没说清楚，进一步解释道：“实验证明，损毁下丘脑外侧，会导致动物无法自主进食，直至饿死，因此这个区域被称作‘饿中枢’。与之相反，损毁下丘脑内侧，会导致动物无休止地进食，直至撑死，因此这个区域被称作‘饱中枢’。”
    二人的表情跟刚才一样。
    景越无奈地笑笑，知道大概是朽木不可雕也：“简单说吧，人在进食时刺激CCK分泌，当CCK达到一定水平时，刺激‘饱中枢’的CCKB受体，产生饱感，人便不再进食。而干果，比如你们吃的这些榛子、腰果、瓜子，可增加胰蛋白酶水平，而胰蛋白酶会使CCK失活，导致大脑‘饱中枢’无法活跃，”他放下笔：“这下明白了吧，靠吃干果瘦身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还不如不吃，吃了反倒更饿，不偷吃才怪呢…… ”
    正聊着，护士长秦寿生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景老师，您快去看看吧，杨飞快让他们给弄死了……”
    景越赶忙在几名医护人员的簇拥下来到病区，远远便看到一大群人黑压压地将一个人围在中间，像是一群蚂蚁在一块掉到地上的肥肉旁边忙碌着。
    正当中的杨飞被人反身按倒，赤裸着上身，双脚用脱下来的病号服绑到一起，压在后背上。其中一个病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只破塑料袋，撕开做成“口罩”，闷住杨飞的口鼻，憋得他满脸通红。另外两个一边一个，踩住杨飞的手，正在掰指甲，弄得鲜血淋漓。还有一个病人，一手按住杨飞的脖子，一手在他头上乱薅，旁边散落着一团团揪下来的头发，有的还带着头皮。其他几个则拿着自己喝水的水杯，络绎不绝地到饮水器那里打满滚烫的开水，再回来秩序井然地倒在杨飞裸露的后背上。
    “住手，”护士们上前拉开正在折磨杨飞的那些病人：“你们疯啦？”说完又觉得这句话放在这个场合不大合适。
    刚才薅头发那位有些意犹未尽：“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指指正在地上喘息的杨飞。
    “胡说，”秦寿生的公鸭嗓子特点鲜明：“我看你们是欠收拾。”
    “真的，真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向毛主席保证，”病人们异口同声。
    杨飞艰难地爬起来，用满是血污的手抹了抹同样满是血污的脸，回头看了看背上的燎泡，傻笑着，像是十分满足的样子：“对，是我让他们干的…… ”
    秦寿生不去理他：“都给我回床上去，”他转向正在等待命令的护士们：“去，去拿约束带，都拿来。”
    病人们委屈地：“真的，真是他…… ”
    “鬼才相信你们…… ”
    景越拦住他：“不用约束，应该是杨飞让他们这么干的…… ”

耿于天

2.我有罪

    “对越反击战”期间，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当时，全世界公开支持中国对越作战的只有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一家（新华社1979年2月统计），尤其是作为越南盟友的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叫嚣若中国再不撤兵必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且惩罚越南的目的已经达到，3月初，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中方参战部队交替掩护撤回国境线以内。起初，已经杀得兴起的许世友将军不愿意撤兵，希望将越军主力从柬埔寨调出来。后来，中央严旨掷下，许世友没办法，只得执行，撤退前将越南北部全部基础设施悉数炸毁，并将大量物资运走。据说，许世友将军从前线回京时，政治局没人敢去接他，最后还是习仲勋硬着头皮去了，可没想到，许世友刚下飞机就把习仲勋摔了个四脚朝天，骂骂咧咧地独自扬长而去。
    当年，撤军的命令下达得很突然，部队动作也很快，短短十天，数十万大军全数从越南境内撤走。杨飞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登记在册的民工，是“志愿”、甚至可以说的偷渡跑过去的，因此，撤军时没人通知他，一觉醒来，杨飞发现周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正在纳闷的时候，逃走的越南村民回来了，见杨飞不会讲当地语言，以为是留下来的间谍，便将他带回了村子。杨飞原本想宁死不屈，后来觉得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越南人见杨飞确实什么都不知道，看样子也不像军事人员，就把他放了。
    恢复了自由，仗也打得差不多了，按说，杨飞应该“凯旋”回家才对，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滞留在了边境地区。杨飞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虽然事实上根本没人知道有他这么个“志愿支前人员”，但杨飞自己却很拿自己当回事儿，认为曾被越南人“俘虏”的经历很不光 ，回国后搞不好要被“清算”……
    在西方，当俘虏并不是件丢人的事情，甚至是种荣耀。2008年代表共和党与奥巴马角逐总统大位的麦凯恩是名越战老兵，白竹湖战役中，他驾驶的A4天鹰攻击机被越军击落，本人跳伞后被俘，关押期间，因无法忍受虐待拷打，曾被迫写下反美忏悔书。麦凯恩五年后获释，80年代初步入政坛，连任参议员之职长达近三十年。一个战俘能当参议员并竞选总统，这在很多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但按照美国人的逻辑，麦凯恩曾为祖国和信仰而战，并为此蒙受巨大痛苦和屈辱，所以他是人民的英雄。
    但在中国，情形便有些不同。杨飞有个堂叔，抗战期间离家投身革命，在沂蒙山地区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华野”一八零师五三八团某连指导员，后随志愿军入朝参战。“五次战役”时，一八零师对阵美陆战第一师，苦战不敌溃败，杨飞堂叔所在连队于突围过程中遭遇埋伏，战至弹尽粮绝，全连自连长以下数十人壮烈牺牲，余者负伤被俘。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总计约有两万两千名志愿军指战员被“联合国军”俘获，战后，一万四千多人表示愿前往台湾，剩余七千人返回大陆（通过第三国遣返），其中也包括杨飞的这位堂叔。回国后，志愿军战俘全部集中于辽西昌图县，进入“归管处”，一面进行政治学习，“对照狼牙山五壮士找差距”，一面开始无穷无尽地相互揭发与自我揭发，绝大部分被开除军籍、党籍，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叛徒、特务典型……
    杨飞从小就知道这位堂叔的经历，并受过他的牵连，那时，每逢街坊邻居和杨飞家人发生矛盾，常常会骂他们“叛徒家属”。正因如此，整个家族都为有这样一个亲戚而感到羞耻，杨飞小时候，堂叔作为“投敌分子”被挂牌游街，自己曾往他脸上尿过尿，并据此写成批判堂叔且与之断绝关系的作文，这篇作文后来还得过奖、上过黑板报。可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杨飞自己尝尝当“俘虏”的滋味了。其实，这两件事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但杨飞自己不这么想，他怕回国后也会像堂叔那样被迫“对照狼牙山五壮士找差距”、一找就是几十年，怕也有人往自己脸上尿尿并写成作文。有家不敢回的杨飞只得逗留在边境线附近，整天惶惶不安，正是从那时起，他的狂躁症中开始有了抑郁症的成分，渐渐演变成双相情感障碍……
    杨飞抑郁症状的第一次集中发作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次旅行，那一年，他去了趟柬埔寨首都金边，有幸参观了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这座集中营位于金边市中心，原本是当地一所“重点高中”，以西哈努克亲王之名命名，后被“红色高棉”辟为“第21号安全监狱”，又名“堆尸陵”，约一万五千人被囚禁并杀害于此，包括不少华人华侨。
    据说，波尔布特有一种恶趣，喜欢欣赏人濒死时的痛苦表情，下令犯人受刑时或被处决前都要拍成照片，以供他“御览”。因此，在“堆尸陵”，杨飞见识了无数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酷刑：鞭笞、火烙、电击、水呛、虫咬、放血、倒挂、剁手指、剪乳头、灌辣椒水、抽筋扒皮、剜眼割舌、剖腹摘肾…… “红色高棉”的刽子手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有的孩子被带到靶场，抛到空中充作“双多向飞碟”，就像《士兵突击》里用“液体手雷（啤酒）”当靶子一样；还有的被抓住脚活活摔死在树上，就像侯宝林《歪批三国》里讽刺刘备摔阿斗邀买人心时说：“真要是那样，攥着腿往树上抡啊，啪，那还不死（看来中柬两国人民的智慧差不多）”。
    参观完阴森的牢房和恐怖的刑讯室，杨飞已是满头冷汗。接着，他来到“堆尸陵”的刑场，也就是那所中学的操场，一位在纪念馆义务担任讲解员的当地华侨告诉杨飞，这里已经出土数千具骷髅，据说还有差不多同等数量依旧深埋地下，听得他头重脚轻、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踉踉跄跄。最后，讲解员指引杨飞“参拜”了安魂塔，类似电影《唐山大地震》结尾处那一片黑色花岗岩纪念墙，区别在于，纪念墙上刻的只是人名，而安魂塔里摆放的却是数以千计的头骨。
    在巍峨的安魂塔前，杨飞的抑郁相障碍第一次集中爆发。他先是激烈呕吐，像是要把五脏六腑、狼心狗肺、肝尖肚丝、腰花百叶都吐将出来，后来实在没得吐了，说自己是波尔布特转世，长跪在那里哭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此起彼伏，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动……
    在某些方面，五岳市精神病院和“堆尸陵”其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犯人入院或入狱时，除需换上统一服装外，还要除去身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物品；“堆尸陵”中的囚犯终日被铐，连床上也配有镣铐，和精神病院的病床上用来绑约束带的位置差不多；“堆尸陵”里也配有医生，但他们不会真正为病人治疗，只是避免其过快死亡，至于市精神病院，就不大好说了……
    杨飞的这一轮抑郁相症状，大约是从一周以前开始的。起初，护士们发现，杨飞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病房墙角处，仰着头，弓着腰，弯着腿，抬着双臂，乍看上去和大便时的动作差不多，只是没有马桶。这个姿势很别扭，体重全靠腰部、腿部的静力支撑，时间稍微一长，全身肌肉火辣辣地疼，普通人通常连十分钟都无法保持，杨飞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呲牙咧嘴，却乐此不疲，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傻笑。
    对于杨飞的怪异举动，医生们有的认为是抑郁伴随的强迫症状，也有的认为可能是“蜡样屈曲”，属于“木僵”的一种，如同蜡人一样，肢体任由他人摆布，即使处于极不舒服的姿态也可以长久不主动改变，亦称“空气枕头”。
    对此，景越一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应该是杨飞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景越曾听杨飞说起，“堆尸陵”中有一种砖砌的小屋子，高矮宽窄都“恰到好处”，把人关进去，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坐不下、躺不下，一关就是几天，与清朝的“圈禁”类似。清宫戏中对于“圈禁”的描述，一般仅限于幽禁，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比较片面，事实上，“圈禁”共分四种：“墙圈”、“屋圈”、“坐圈”、“人圈”。杨飞的举动，大概是从“堆尸陵”的小屋或者“人圈”中获得的“启发”……
    而今天，杨飞的自我惩罚发展到了极致，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见到景越，杨飞像是遇到救星一样，上前一把抱住他的双腿：“给我扎电针吧，求您了，我有罪，我罪该万死，给我扎电针吧…… ”
    景越示意身边的护士拉开杨飞：“去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被两个护士架着往处置室走，杨飞还在不停地哀求：“求求您了，给我扎电针吧，扎电针吧…… ”
    一旁的秦寿生跃跃欲试：“扎么？”
    景越白了他一眼：“咱们这儿是医院，不是饭馆，不能客人点什么咱们上什么，”他转向身后的白桃：“杨飞现在每天吃多少碳酸锂？”
    白桃翻开手中的病历夹：“六片，一千五百毫克，还加么？”
    “血锂浓度多少？”
    “一点一毫摩尔每升。”
    “别加了，他现在这个状态，水平衡肯定有问题，再加容易引起中毒，”景越想了想：“加个丁胺苯丙酮吧，如果效果不明显可以再加个钙通道拮抗增效剂。”
    白桃在病历上认真记录着：“维拉帕米可以么？”
    “可以，注意用量…… ”
    然而，令景越没有想到的是，没等他新开的药起效，杨飞又出了新的幺蛾子……

耿于天

3.灵异

    五岳市精神病院有一位清洁工，姓雷，大家都叫她雷阿姨。
    雷阿姨家原本在五岳市郊县农村，土生土长的庄户人，丈夫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一个叫梅迪的女儿，由雷阿姨独自拉扯长大。梅迪初中毕业后，和同村的几个女孩儿一起进城打工，先在服装厂踩了几年缝纫机，后来有个同乡开了间家政公司，把梅迪拉了过去，改行当家政服务员，也就是保姆。梅迪运气不错，很快遇到了一位有背景的大主顾，此人姓裴，原本是省军区总医院某科室的主任，后来转业复员，调到五岳市卫生局任党组书记。裴书记家在省城，独自“空降”五岳，生活上需要人照顾，机缘巧合找到梅迪。
    梅迪是穷人家的孩子，手脚勤快，任劳任怨，家务活儿样样拿得起来，将主家伺候得妥妥帖帖。裴书记军人出身，对生活琐事要求不高，唯一的特点是比较爱干净，偏巧梅迪父亲去得早、家里没有大男人，比一般的农村孩子整洁，很得裴书记欢心。梅迪前后在他家干了五年，后来，裴书记年纪大了，调回省里，担任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临走之前，裴书记感激梅迪多年来的照料，问她有什么要求，梅迪想来想去，希望把母亲接到城里来，随便找个什么活儿干都行，雷阿姨勤劳了一辈子，不挑工种，只是有一条，最好能把户籍问题解决了。这对于裴书记来说不是难事，虽在五岳任职时间不算长，但他为人和气，广结善缘，官声不错，谁都愿意给他个面子。正巧，当时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部门正在招聘清洁工，名额有限，待遇一般，但有正式事业单位编制，雷阿姨年龄稍微有些大，可裴书记特地打了招呼、院长亲自批了条子，顺理成章地将她招了进来。
    雷阿姨自然高兴得紧，干起活儿来劲头十足，主动早到班、晚下班，爱院如家，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赞扬。可阴差阳错，不久之后，她捅了个大娄子。
    自打雷阿姨进院工作，五岳市第一人民医院便开始频频出现“灵异事件”。一到上午九点半，院里就死人，前后出入不会超过十分钟，并且死的并不是在手术室抢救的病人，而是在ICU病房重症监护的患者。病情往往刚刚稳定下来，送进ICU，可一到上午九点半，毫无征兆地，各项生理指标直线下降，经常是还来不及抢救就一命呜呼了。于是乎，各种耸人听闻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且越传越邪乎。医院领导十分挠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员、法医专家、省公安大学刑侦专业教授甚至和尚、道士、牧师、阿訇、推理小说家都请遍了，可谁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还是一直蹲守在ICU病房的一位老护士最终破解了所谓的“灵异事件”。去年，五岳市第一人民医院从美国进口了一台原装的“EMC”品牌半驾驶式清洁机，除尘、去污、洒水、消毒一气呵成，装备给后勤。清洁机原本是用电瓶充电的，但后勤部门负责使用的年轻清洁工手潮，没过多久就将电瓶捣鼓坏了，还电了几个卧床的病人。院里只好让电工将清洁机转换成插电模式，改由年高德劭、办事稳重的雷阿姨操作，没成想，这一改变反倒惹出了更大的祸事。
    电工当初改装清洁机时，考虑得不够周全，只配备了一根约十米长的电线，而住院部一个楼层的面积有近千平米，所以雷阿姨每到一处都得重新找插座。按照操作规程，上午九点半左右，是雷阿姨驾驶清洁机在四楼西侧ICU病区工作的时间，这里遍布着各种生命体征维持设备，大都是需要电源的，故而插座很紧张，常常找不到空闲的位置。雷阿姨在吃苦耐劳方面自然是不消说的，但她没什么文化，头脑简单、神经大条，一看没有插座了，就顺手拔掉一个插销把清洁机的插销插上。要是放在普通病房，拔个插销问题不大，可这是ICU，很多病人的生命都是靠机器维持的，你这边忽然一断电不要紧，那边不咽气儿才怪呢。清洁完相关区域，雷阿姨倒是会将原先的插销重新插回去，且常人一般不会注意一个埋头干活清洁工，故而“灵异事件”背后的秘密一直没有被发觉……
    真相大白后，五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领导非常为难。虽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医疗事故，但事情毕竟是在院里出的，“肇事”的雷阿姨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若真传扬出去，恐怕不好收场。更何况，如今的“医闹”这么厉害，且有职业化的趋势，无风尚且三尺浪，要是让在“灵异事件”中枉死的病人家属知道来龙去脉，乱子可就大了。
    因而，院领导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对外只推说那些病人“夙孽相逢，狭路既遇，原应了结”，患上“无名之症”身亡，与院方没有干系。将处理意见密报给市卫生计生委（原卫生局），得到首肯，反正“灵异事件”以后也不会再有，时日一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那个雷阿姨，看在裴书记的面子上，“大张旗鼓”地处理“似亦过当”，可再让她待在第一人民医院这个是非之地，显然也是不合适的，要是哪天说漏嘴就麻烦了。最终，院里和五岳市精神病院取得联系，将雷阿姨“平调”了过来，还是当清洁工，精神病院这边既无“EMC”、亦无ICU，病人也不似第一人民医院那样金贵，料出不了“灵异事件”，出了也不怕。
    雷阿姨调来市精神病院后，负责两个病区的地面卫生，每天早晚各打扫一次，都是趁病人到饭厅吃饭的当儿。起初，见“村里来新人了”，病人们对她很好奇，个别胆子大的还时不常上前摸摸拍拍，后来发现“新人”同“旧人”没大两样，还很不解风情，也就罢了，大家相安无事。雷阿姨还是一如既往地勤恳，整日介挥汗如雨，俯首甘为孺子牛。当然，神经大条的毛病也还是没改，小差错不断，今天忘了将拖把收进储藏间，被病人找出来“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脐肚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井左右分”，明天又把消毒液落在了病房，被病人掀开盖“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最终，又捅了个大娄子。
    这一日晚饭时，雷阿姨照例在病区打扫地面，一遍清水，一遍消毒液，再一遍清水，最后用拧干的拖把再走一遍，就大功告成了。事毕，雷阿姨将一应物品锁进储藏间，简单洗了洗手，到饭厅跟护士长打声招呼，准备下班。可就在此时，杨飞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嬉皮笑脸，同雷阿姨搭着讪，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趁其不备，将她腰间的钥匙摸了过来，这是杨飞的绝活儿，好几次“营救”越南新娘时都是这么干的。
    其实，雷阿姨离开病区时，已经发现钥匙找不到了，但她毛手毛脚惯了，觉得可能是忘在家里，没走心。回家后，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思来想去，觉得大概是像那瓶消毒液一样遗落在某处了，她只有员工通道和储藏间的钥匙，左右想想，反正也没什么可偷的，索性明天再找。可雷阿姨却忘了，精神病院中，真正怕丢的，不是东西，而是人。
    当天入夜，待值班的医护人员睡熟，杨飞取出事先藏好的钥匙，悄悄爬了起来。他摇醒各房病友，指挥大家患上便装，打开员工通道，将两个病区、八十余名“越南新娘”放了出去。
    第一个发现病人出逃的，是五岳市精神病院传达室值夜的老大爷，趴在桌上睡得正受用，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喊着什么。揉揉睡眼，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杨飞站在院门前的国旗杆下，正在发表演说：“I have a dream,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live up to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我有一个梦想，某天，这个国家将会崛起，并真正实现它的价值观，这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人生而平等）…… ”

耿于天

4.飞越疯人院

    老大爷顿时看呆了，回过神来，哆哆嗦嗦地抓起桌上的电话，通知院长曾抗美及相关负责人等病人出逃的消息。在精神病院系统，这种事情有个专业术语，叫“脱管”。
    惊闻噩耗，刚从香甜梦乡中被叫醒的曾抗美感到天旋地转，眼前金星直冒，喉中一阵阵充满腥气的味道不住涌上来，她瘫坐在床上，半晌没缓过神来。精神病人脱管，而且是大规模、集体性的，不要说五岳市精神病院自成立以来从没发生过，就是放在全国，怕也是闻所未闻，如今让自己赶上了，“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曾抗美眼前浮现出一部部电影中的情节：比如经典的《飞越疯人院》，墨菲开着大巴、带着出逃的精神病人四处游荡，最终又杀了回来，闹得天翻地覆；可能比这还要糟，像《愚人屋》，让娜和脱管的病友们拿起武器，参与了车臣独立战争；或许更惨，如同《疗养院》里那样，跑出来的精神病人全都变成了嗜血狂魔……
    但曾抗美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没过多久就重新冷静下来，她火速赶回院里，一方面命令全院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岗待命，另一方面第一时间会同其他几位闻讯赶来的院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开了个紧急碰头会。景越等人的意见是马上报警，并且通报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市卫生计生委，按照事先拟定的应急预案，遇有这类情形时也应当如此。可曾抗美不同意，认为那样做会引起恐慌，若能自行解决，最好不要惊动警方和官方。当然，这都是说辞，曾抗美真实的想法是无非是不愿意扩大影响，能内部消化最好内部消化，捅出去她这个院长面子上挂不住，搞不好还要受处分。
    最终，曾抗美说服了大多数院领导，大家同意暂时封锁消息，利用市精神病院自身的力量化解危机，趁着夜色，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人将跑掉的病人抓回来。碰头会进行的同时，全院上下，无论是医生、护士、实习生、行政、工人、勤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计约三百人，除身在外地的，已经悉数就位待命。想当初，曾抗美当“革命女将”时，无论是“文攻武斗”，还是“打派仗”，那可是统帅过千军万马的，指挥这几号人还真有些屈才。曾抗美将全院工作人员分作两路，一路是“卫戍部队”，由景越和几位副院长领导，分别进驻各病区，控制局面，稳住那些没有脱管的病人，避免出现“次生灾害”。另一路是“野战部队”，三人一组，保证每组都至少有一名身强力壮的男护士或工人，携带配有GPS定位功能的手机，以市精神病院为原点，按照病人逃走的方向，成扇形做战术展开，搜索可疑目标。这一路交由邓开直接统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别人她不放心。院长办公室则被临时辟为“突发事件应对本部”，曾抗美本人亲自坐镇，指挥、协调。她将所有脱管病人的名字罗列在墙上的磁性写字板上，每抓到一个，就用红笔勾掉一个，写字板旁立着几年前北京奥运会时用过的倒计时牌，翻到“八十九”那一页。
    曾抗美判断，这次病人大规模脱管，属于“激情犯罪”，没有预谋，而且这些人大都自知力、行动力有限，加之不熟悉附近地形，又是夜里，估计跑不远。因此，按照她的设想，这么多搜索力量撒出去，即使不能全部将逃跑的病人“缉拿归案”，也应该八九不离十。只要绝大部分病人能被找回来，剩下三、五个，哪怕是七、八个，都没关系，精神病院不同于普通医院，跑掉个把人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不是大规模脱管就好办。
    刚开始时，事情似乎是在按照曾抗美预期的轨道发展，“野战部队”捷报频传，三十几名“脱管”病人陆续被抓了回来，确实都没跑远，有的一直在市精神病院附近街边转悠，有的甚至连大门都没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用”开始慢慢递减，那些放出去的“鹰”，“归巢”频率越来越低，最终，倒计时牌停留在“四十九”那一页便再也翻不动了。到后来，撒出去的搜索力量，居然也都渐渐失去了联系，手机陆续关机，GPS定位设备上的小红点也一个个地消失了。
    曾抗美望着写字板上那些尚未被勾掉的名字，心中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她慢慢变得焦躁，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该怎么办，要不要加派人手，直觉告诉她不能这样做，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忽然，一个人影深一脚浅一脚地撞了进来，是邓开，他神色慌张，像是被狼撵了一样。
    “怎么样了？”曾抗美赶忙上前。
    “都抓…… 抓…… ”
    曾抗美眉开眼笑：“都抓回来了吧？”
    邓开又累又急，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拼命摇头。
    “怎么，没抓到？”
    邓开又是摇头，又是点头。
    “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急死我啊？”
    “抓，抓…… ”邓开努力将呼吸调匀：“都抓…… ”
    “究竟抓没抓到？”
    “抓，都抓了…… ”
    曾抗美长出一口气，见四下没有旁人，伸手捶了邓开一拳，娇嗔着：“讨厌，你吓死人家了。”
    “是咱们的人都被抓走了。”
    曾抗美呆在当场，半晌，眨眨眼：“咱们的人都被抓走了？”
    邓开苦笑着点点头。
    “被谁抓走了？”
    “被反恐大妈抓走了。”
    “反…… ”

耿于天

5.反恐大妈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出现了恶化的苗头，尤其是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为代表的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是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隔岸观火，原本一直是恐怖主义“净土”的中国也无法幸免。这几年，国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且有由边疆向内地蔓延的趋势，以五岳市所在的省为例，已经连续发生几次带有暴恐性质的恶性案件。为此，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政法委、公安厅、国安厅接连发文，要求将反恐列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省一盘棋，五岳市自然不能落后，市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今年定为本市的“反恐年”，要下决心打几场大仗、硬仗、恶仗。
    首先，全市分层建立三道环形防线，形成互为衔接、相互策应的复式卡点，“御敌于国门之外”，阻拦各种危险源。其次，结合城市网格化管理，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反恐网络。除片警、协警、警犬、城管、环卫等“体制内人员”外，还要“群防群治”，筑起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以社区（村）书记和治保主任为骨干，以楼门院长、中心户长为中坚力量，以广大巡防员、流管员、平安志愿者为基础，建立起一支数万人的反恐群众队伍。组成人员包括小商小贩、送报送奶工、修车修鞋匠、停车管理员、报刊亭主等，也有待业、准备自主创业或自主创业失败的年轻人，甚至连乞讨、卖艺人员都被编入了预备役。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离退休、或者压根儿就没工作的大爷大妈。
    白天，“反恐大妈”以“防”为主，防患未然，身着天蓝色统一制服，臂配红袖章，仨一群俩一伙，普通地段一百米一岗，重点地段三十米一岗，发现可疑人等便上前盘问。夜晚则是以“抓”为主，守株待兔，隐蔽在暗处，遇有“突发状况”，果断出击，为人民再立新功……
    该着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们倒霉，这几天赶上市里召开“两会”，“一级防控”启动，数万“反恐大妈”倾巢出动。市精神病院向东几条街以外，有一家“岳西宾馆”，原本是军分区的招待所，此次也承担了接待“两会”代表、委员的任务，故而这一带更是“反恐大妈”们“防控”的重点区域，昼伏夜出，三步一暗哨，五步一暗堡。
    因此，邓开率领的“野战部队”，刚一踏进这个区域，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客观讲，乍看上去，这伙儿人确实有些“形迹可疑”，都是陌生面孔，大半夜在居民区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东看看，西瞧瞧，一个接一个楼门串，很快引起“反恐大妈”们的注意，将他们叫住问话。出来前，曾抗美反复叮嘱过，这是一次秘密任务，不能轻易暴露身份，因而，遭遇盘查时，邓开等人咬紧牙关，打死我也不说，自然更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事实上，自“反恐大妈”上岗后，一直没遇过像样的“恐怖分子”，“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着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充其量也就抓个贴小广告的，这还得是运气好的时候，难免技痒。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买卖终于来了，而且一来就是大买卖，真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养三年”。“大妈”们配备有对讲机，联网联动，随时互通有无，这一联络不要紧，发现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都遇到了形容举止相似的可疑人员，“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肯定是有企图的。
    “大妈”们商议后决定，先将这伙人控制起来，带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站”再做计议。见脱身不得，邓开等人只好说了实话，但“反恐大妈”们不信，且事发突然，他们出来时也没带证件，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病人脱管，本就够闹心的了，如今又被这帮“大妈”纠缠不清，邓开等人有些恼羞成怒，恶向胆边生，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在院里“管理”病人时横惯了，量这几个老弱病残也奈何不得自己，准备强行突围。
    当初“反恐大妈”刚上岗时，就有人质疑过，要是真被这些人抓住，那“恐怖分子”得多大岁数了。可事实上，“大妈”们虽已上了年纪，但人家背后是有精兵强将的，那便是传说中的“反恐处突应急分队”，由当地居民中精壮的年轻人组成，受过一定专业训练，且配备钢叉、盾牌、橡胶警棍、抓捕器、消防毯、灭火器等“武器”。见疑似“恐怖分子”要动武，“大妈”们马上拿起对讲机呼叫支援，“应急分队”随即紧急拉动。这下，邓开等人傻眼了，识时务的缴械投降，顽抗到底的被暴打一顿，只有邓开一人在几个“近卫军”的拼死保护下侥幸逃脱……
    没办法，曾抗美只好报了警，将残兵败将们“营救”出来，并在警方的帮助下把绝大部分脱管病人“缉拿归案”。
    为了这件事，曾抗美被五岳市卫生计生委通报批评，扣发半年奖金，并勒令其在委党组会议上做出深刻检讨。按理说，病人大规模脱管，且有隐瞒不报情节，作为总负责人的曾抗美所受处罚应远不止于此。但细追究起来，此事的“肇始者”，也就是那个神经大条的雷阿姨，好歹也是裴书记的人情，上次在第一人民医院制造“灵异事件”，就是在市卫生计生委的默许之下压下来的，这回也只好照此办理，象征性地扣曾抗美半年“月钱”了事。
    此外，这件事也促成有关方面对五岳市的“反恐人民战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全市几万“反恐大妈”，每年消耗数以千万计的“维稳”经费，全是“稻草人”，关键时刻一个也指望不上，“误伤友军”的本领倒是不小。此次“脱管事件”中，除极少数自投罗网外，绝大部分病人都在“反恐大妈”们“雪亮”且“不揉沙子”的眼皮底下溜掉了。实践证明，医护人员和精神病人，虽然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这仅限于在精神病院当中，一旦离开医院，某些病人的“野战生存”能力甚至比医生、护士们还强。他们当中，大部分直接或辗转跑回了家，也有的加入了“丐帮”。还有两个本事最大的，居然混进了“岳西宾馆”，据说还参加了“两会”小组讨论，就市政府工作报告、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上年度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年度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很多与会代表、委员的响应，直至几天后才被发现……

闻琴起舞

支持下。

耿于天

闻琴起舞 发表于 2016-9-12 11:09
支持下。

感谢下

耿于天

6.社区改革

    脱管的病人虽然陆续被抓了回来，但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很快发现，无论是在这次大规模脱管事件中跑出去还是没跑出去的病人，都明显不像原来那样听话了，三天两头地闹事，管理起来越来越难。虽然此次脱管是“片面”、“不彻底”且“带有先天局限性”的，但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同样“片面”、“不彻底”且“带有先天局限性”的“辛亥革命”所做的评价：“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 ”
    为此，曾抗美伤透了脑筋，刚被通报批评、勒令检讨，若是再出点儿什么事，弄个“数罪并罚”，自己的乌纱甚至饭碗可就危险了。她召集邓开等心腹，闭门磋商了很久，几天以后，似乎有了结果。
    这一日，曾抗美通知市精神病院主要高、中层领导和业务骨干，一早集中到大会议室开会，说是请了位专家，可以帮助院里彻底解决当下遇到的难题……
    “她请的是什么人啊，谱儿还不小，”等了近一个小时，传说中的专家还是没露面，景越有些不耐烦。
    “岳玉，”邓开将一份资料分发给大家：“岳教授原来在省委党校、也就是省行政学院工作，为该院公共管理教研室负责人，去年调到咱们五岳，任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调研员。”
    “行政学院？”景越有些意外：“他是研究什么的？”
    “岳教授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基层公共管理体制设计，是我市、乃至我省这方面的权威。”
    “体制设计？”与会的其他几位医生也感到不解：“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干什么不得从体制入手啊，曾院长准备请岳教授为我院重新设计一套管理体制…… ”
    “这不是胡闹么？”景越很不满，摇摇头站起来准备离开。
    “别别，您别走啊，人马上就到，”邓开赶忙拦住他。
    正说着，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曾抗美引导着一位官员模样的学者、或者学者模样的官员走进来，想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岳教授了。二人身后还跟着不少人，有的景越认识，是院办和行政科的工作人员，有的不认识，大概是岳玉带来的。
    曾抗美显然不知道景越正闹着要走，以为他是站起身迎接自己的，满脸笑容地将岳玉第一个介绍给他。景越见事已至此，便不好再离开，只得勉强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众人分宾主落座，又相互寒暄恭维了一番，会议开始慢慢切入正题。
    “听说前不久贵院病房管理方面出了点小问题，有神经…… 呃，有病人跑了出来，”岳玉首先打开话题。
    “是啊，搞得我们焦头烂额，”如今说起来，曾抗美还是一脑门子官司。
    “根据曾院长提供的资料，”岳玉打开一个棕黄色硬牛皮纸封面的卷宗夹：“贵院每个病区关着…… 呃，住着，住着近百名患者，而当班的医护人员常常只有不到十人，尤其是夜间，一个病区只有两到三名护士值班。”
    “没错，一直是这样。”
    岳玉和他带来的那些人都笑了：“按照管理学原理，这种比例，不出乱子才怪呢，直到前不久才出事，你们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邓开接口：“我们一直在设法扩大编制，可上边始终不批，即使批了，您也知道，我们这种医院…… ”
    岳玉摆摆手，打断他：“扩大编制不是办法，任何社会，管理者相对于被管理者，数量上都是绝对劣势。”
    “那您的意思是？”
    “体制，关键是体制，”说到这两个字，岳玉的音量猛然间提高了若干分贝，腰杆也挺直了许多：“好的体制，可以使用最少的行政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稳定。反之，只靠增加人力投入，像朝…… 呃，像某些国家那样，搞一个庞大的统治阶层，社会倒是稳定了，经济也被拖垮了。”
    景越用手托着腮，歪着头在一边冷眼旁观。
    “大家知道我国近十年来基层公共管理体制最大的变革和亮点是什么么？”岳玉环视着在座的诸位：“是社区，社区。”
    曾抗美不失时机地拍着马屁：“对，我们早有耳闻，岳教授在这方面很有研究，是我市社区体制改革的主要设计者。”
    岳玉谦虚地笑笑，仍掩不住得意的神情。
    一个年轻的医生插话：“我爱人就在居委会工作，大学毕业后应聘去的…… ”
    “不对，”岳玉忽然严肃起来：“不是居委会，是社区，这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概念…… ”
    从理论上来讲，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一样，并非一级行政区划，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领导成员也并非国家干部，应由辖区内全体居民、村民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后来，“居委会”演变成“社区”，农村中也相应地有了“行政村”的概念，二者从“自治组织”变成“接受上一级行政权力机关指导”的政府或准政府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也改由上级委派或任命（经选举确认），成了国家干部……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项改革、这项改革又对贵院眼下面临的问题有什么启发么？”
    众人不语，显然，大家更关心后一个问题。
    岳玉自己出题自己解：“过去，城市中最基层的行政机关是街道，辖区内有上万甚至数万居民，干部又都在办事处上班，最基层处于权力半真空状态，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贵院的情况与之很类似，每个病区近百名精神病患者，寥寥几个护士，尤其是夜里，医护人员们往护士站里一坐，往办公室、休息室里一躺，病房里的动向根本无法掌握。”
    与会的诸位医生不住点头，这次，他们是由衷的。连景越都不禁微微颔首，看起来，这个岳教授还有两把刷子。
    “正因如此，我们才要逐渐撤销或改革街道办，有些职能回归到区里，有些则下沉到社区一级。一方面，居委会的‘自治权’被不动声色地收回了，另一方面，社区成为行政层级，政府的触手直接渗透到最基层，大大强化了社会稳定。”
    “您的意思是，我们院也应该搞个社区改革？”邓开试探着问道。
    “对，”岳玉从放在脚边的手提袋内拎出厚厚一大摞装订成册的论文，传给大家：“这是鄙人的一篇拙作，去年发表在省《组工通讯》上。”
    景越接过传给他的“拙作”，题目是“中国古代‘里坊制度’对当前社区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里坊”相传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闾里制”，汉代中心城市的棋盘街式格局为其雏形，“方轨十二，街衢相经”。里坊制度在隋唐时代达到顶峰，将城市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北魏时期称“坊”）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定于相对开放的“市”中，宫殿和衙署位于全城核心区域（通常是北居中）。“里”与“市”四周都环以高墙，设里门和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里”内有一字形或十字形的生活道路，划分出不同居住区域。全城实施宵禁，每晚二更漏壶中“昼刻”一尽，谯楼上开始擂打“净街鼓（也称闭门鼓）”，鼓声一停，城门、里门全部关闭，此后无故在街上行走即为“犯夜”，要鞭笞二十。直到第二天五更，“开门鼓”响，百姓才能上街……
    “我仔细研究过曾院长提供的相关资料，发现贵院的病区设计其实非常接近于中国古代的里坊式城市，一个个病房就像‘坊’，处于中心位置的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就像衙署…… ”
    邓开举一反三：“治疗室、活动室、饭厅这些公共场所就像‘市’。”
    “太对了，孺子可教，”岳玉很满意：“但这只是硬件，还需要加上‘社区’这个软件，具体说就是，要将病区管理下沉到每一个病房，建立强有力的病房监督机制。”
    “您的意思是，让医护人员分片包干、每人负责一个病房？”
    “不不不，这么做最愚蠢不过，等于是在分散兵力，况且你们的人手也不够，”岳玉大摇其头：“我刚才说过，原先的居委会领导都是由当地居民选举出来的、属于群众代表性质，而社区干部则由上级任命、成为国家公务员。不过，这些人中拥有正式编制的是少数，比如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等等，大部分还是编外的，享受一定待遇，类似政府机构的合同制雇员…… ”
    “那…… ”
    景越摆摆手，打断他们的讨论：“我明白了，你是说，从病人中选拔‘社区干部’，帮助院方进行病房管理。”
    岳玉兴奋地一拍桌子：“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很快，岳教授为五岳市精神病院私人订制的“社区改革”方案开始实施。经群众推荐、民主讨论、组织评议、领导定夺，各病房都推选出了一位“协管员”、一位“副协管员”，每个病区还拟定了数名“总协管员”、“副总协管员”，都是病人当中“威望”较高、病史较长或者入院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分别管理各个“里坊”、“社区”。除治疗之外，辖内病人的大事小情，比如晚间打完“净街鼓”后想要打水或上厕所，都要通知“协管员”并经后者批准。
    没想到，这次“社区改革”竟得到病人们的广泛拥护，热情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要高。病人们不大喜欢“协管员”这个名字，将其改为“病房管理委员会主任兼病人联席会议主席”，还自发设计了一套“级别资历章”系统，缝制在病号服胸前。“级别资历章”分为两部分：上面一行代表“级别”，“副协管员”一颗星、“协管员”两颗星、“副总协管员”三颗星、“总协管员”四颗星，还可酌情授予“五星上将”；下面一行代表“资历”，绿色一年，蓝色两年，黄色三年，红色四年，用四种颜色拼出每个病人入院的年限。
    自从推行了“社区改革”，五岳市精神病院自脱管事件后一度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极大改善，病区很快恢复了秩序。看起来，那个岳教授的确是专家，“体制”显示出了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费一枪一弹，杀人于无形。其实，那些“协管员”，或者“病房管理委员会主任兼病人联席会议主席”，并没有从院方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现实好处，甚至还远不如“反恐大妈”。可一旦给他们个虚衔，让其感觉到自己高出其他病人一等，这些人立刻会忘记自己的“阶级属性”，站到“统治者”这边，整起人来，连最毒的医生、护士都望尘莫及……

耿于天

第三章、冷暖自知


1.摇摇头说这太神秘

    白桃的老公有位大学时代同寝的室友，名叫容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这太神秘”。毕业后，容驰考取公务员资格，进入政府系统工作。如今已官居五岳市市府办行政处副处长之职。虽然各自忙碌，但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经常走动。
    市政府办公室虽名为办公室，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整个政府机构的缩影和统驭，下辖二十个处（科）室，其中又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对应某位政府主要领导的机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秘书班子，如综合一处对应市长、综合二处对应常务副市长、农经处对应主管农业和经济的副市长、交建处对应主管交通运输和城乡建设的副市长等等。二是市府办公室内部的综合或特定职能机构，前者如负责文件起草的秘书处、负责公文处理的机要处等，后者如负责专项打击走私的反走私处、负责处理紧急事态的应急办等。而容驰所在的行政处，则是市府办综合职能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府办乃至整个政府机关的中枢。
    容驰自打参加工作之日起就一直在行政处，从扫地、倒水、整理文件做起，其间，不少领导都想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可历任秘书长及办公室主任都没舍得放，这才一步步做到今天的位置。容驰虽为行政处副处长，但由于处长按惯例由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处里的常务工作实际上由他主持。容驰职务不算高，去年才正式明确了正科级，但整个市府大楼，哪间办公室容驰都能推门就进，整个五岳市党政军群机关，哪个电话容驰都能随时叫通，上至书记、市长，下至每个处室的负责人，内至市委、市府核心机构，外至所有局、委、办、区、县领导，没有他说不上话的。毫不夸张地说，别看容驰只是个小小的科级干部，五岳市政商两界，凡是上得了台面的人，只有他不认识或不想认识的，没有不认识或不想认识他的。
    或许是从去年开始，也或许是前年，容驰常一阵阵感觉到没来由的心慌，起初他没格外在意，以为是工作太累了，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胸闷、气短、眩晕、出汗、心动过速，有时还伴有四肢麻木、周身无力。这种感觉总是来得很突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有时是清晨，有时是傍晚，有时开着一半的会，有时在和朋友应酬，突然发作，持续数分钟后又突然消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为此，容驰请了不少名医为自己调治，但诊断却莫衷一是，有人说是低血糖，有人说是心肌缺血，有人说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还有人说是癫痫前兆，开了一大堆驴唇马嘴的药，可吃来吃去，症状丝毫不见减轻。后来总算是遇到了个明白人，怀疑容驰的病不是出在身体上，而是有心病，建议他去看看精神科或心理科，于是乎，容驰通过自己曾经的同寝室友找到了白桃。
    听了容驰的描述，白桃判断，他应该是患有急性焦虑障碍。该症以反复出现的、突然发作的、不可预测的、强烈的焦虑、惊恐体验为典型症状，发病时，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严重紊乱，烦躁、心跳不规则、呼吸困难、过度换气、口干、恶心、头痛、感觉异常、肉跳、发抖，同时意识清醒、高度警觉，通常起病迅速、终止也急骤，伴随濒死感、失控感、大难临头感，发作后的间歇期仍心有余悸，担心再发，惴惴不安。
    白桃给容驰开了特效抗焦虑药艾司西酞普兰，这种药可与食物同服，使用方便，起初每天一片（五毫克），每两周增加一片，逐渐达到治疗剂量。遵医嘱，容驰连续吃了三个月的艾司西酞普兰，可症状并没有明显减轻。白桃考虑后，给他换了另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帕罗西汀，该药镇静作用较轻，可以白天服用，也很适合容驰，每天四十毫克。然而，又吃了三个月的帕罗西汀，容驰的症状仍然很顽固，丝毫不见消退的迹象。
    这种情形白桃以前还真没遇到过，她重新仔细审视了容驰的主诉，又征求了景越的意见，觉得他的病恐怕是心因性的，故而单纯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为此，白桃经过精心准备，为容驰进行了一次“自由联想”诊断。
    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最经典的心理分析测试法之一，让被试者自由诉说心中想到的任何东西，借以挖掘心理根源，由英国探险家、遗传学家高尔顿爵士（达尔文的表兄）开创。当主试呈现一个刺激（一般为词或图片）时，被试者要尽快说出头脑中浮现的词或事实，试前，主试要向被试者保证为其保密，使之不要有任何心理顾虑，鼓励将最原始的想法讲出来，避免因难为情或感到荒谬而有所隐瞒，甚至有意篡改思维内容。
    测试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白桃家客厅进行，屋内只有她和容驰两个人。为了让容驰尽量放松，白桃特地从市精神病院门诊部借来了心理治疗时用的“安乐椅”，一种带扶手、可转动、有背的特制软长椅，也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提到的那种。
    由于容驰以前没有接受心理诊断的经验，故白桃此次采用的是不连续自由联想法：“接下来，我会说出一系列的词，每说一个，你就立即告诉我第一时间在你头脑中闪现出的那个词，不要去判断、思考，就要第一反应。”
    容驰在昏暗的光线中闭着眼睛：“明白。”
    “好的，我们开始，”白桃坐在他身后：天空。”
    “白云。”
    “大海。”
    “帆船。”
    “鲜花。”
    “绿叶。”
    “钱。”
    “…… ”容驰犹豫了一秒钟：“银行。”
    白桃明白，容驰的思想还是有所警惕，并没有完全放松，如果这样，自由联想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凡是被试者出现抗拒的点，恰恰是挖掘他心理问题根源的突破口。
    白桃以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和老朋友妻子的身份向容驰承诺，一定会无条件替他保密，无论容驰想到什么、说了什么，自己都绝不会向外人吐露半个字。最后，白桃还搬出《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第三款：“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它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即使作为学术研究，也只能“真事隐，假语存”。
    容驰点点头，呼吸渐匀，显然比刚才放松了许多。
    白桃轻缓地：“好，我们再来，天空。”
    “白云。”
    “大海。”
    “帆船。”
    “鲜花。”
    “绿叶。”
    “小溪。”
    “石子。”
    “钱。”
    “纪委！”
    说出“纪委”两个字，容驰全身一震，白桃赶忙伸手轻抚他的额头和脸颊：“没事，没事，你刚才做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现在深呼吸，用鼻子慢慢吸气，感觉胸腹向外鼓起，横膈膜下压，丹田发紧，一，二，三…… 数到七时达到饱和。停留两秒，一，二，好的。现在开始慢慢呼气，感觉胸腹内缩，腹部向背后和脊柱压进…… ”
    容驰遵循着白桃的指示，焦虑感渐渐消散。
    “很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再来一次好么？”
    容驰微微颔首。
    “天空。”
    “白云。”
    “草原。”
    “骏马。”
    “高山。”
    “森林。”
    “沙滩。”
    “比基尼。”
    “夜总会。”
    “纪委！”
    这一回，容驰比上次的反应减轻了许多，只是呼吸有些急促，双拳不禁紧握了起来。
    白桃：“非常好，你做得越来越好了，咱们再来最后一次，天空。”
    “白云。”
    “ 虹。”
    “晚霞。”
    “农田。”
    “禾苗。”
    “足球。”
    “世界杯。”
    “别墅。”
    “纪委！”
    ……
    容驰不是高官，若放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连个中层干部都算不上，但他身居要职，手握实权，五岳市的大事小情，若他想过问或施加影响，只怕没有手伸不到的地方。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容驰的底细，但白桃不难猜想到，这些年来他肯定是没少捞，像容驰这种职位，活脱脱的老猫枕着咸鱼睡，还能指望两袖清风？当然，人们总说好人难当，却忘了坏人其实也不好做，容驰虽然富得流油，但半夜难免要怕鬼叫门，总担心党纪国法来“查水表”，长此以往，不患上焦虑障碍才怪呢。
    像容驰这种情况，药物肯定是不起作用的，白桃决定，采用行为主义学派的学习疗法。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该学派代表人物华生（J·Watson）甚至曾夸口说，给他一打健康的婴儿、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中去培育，他可以使其中任何一个婴儿变成任何一种人物。既如此，贪腐行为应该也是学习的结果，外界的诱惑，不良的示范，初尝禁果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难以自拔了。
    既然能通过学习获得，从理论上来讲，也可以通过学习矫正。白桃专门为容驰设计了一套学习模型，这个模型并不复杂，类似人们常玩儿的“大富翁”游戏。游戏中设计了很多作弊手段，玩家可通过这些手段获取额外收益，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作弊手段或早或晚都会被揭穿，玩家不仅会丧失一切“非法所得”，还会受到额外惩罚。
    学习疗法前后进行了几个月，效果依然不理想。白桃发现，容驰的行为模式似乎与正常人不同，他明知作弊可能会得不偿失，却总是“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疼”。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人员曾对贪腐行为作出神经生物学解释，核磁共振成像测试证明，不正当获取利益可激活人脑额下回和脑桥中某些主管愉悦感觉的区域，而贪腐分子的上述区域则较常人更为敏感，这使得他们敢于承担更大风险，也更倾向于牺牲公平正义。或许，容驰这种人的大脑构造真的与普通人不同，
    现如今，对于贪腐行为的打击往往呈现“运动化”的趋势，刮一阵风，抓一批，判一批，风头过去了，“马照跑、舞照跳”，不是所有贪腐分子都会被抓，甚至被抓的也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贪腐分子。从概率学的角度讲，被抓与否和贪没贪、贪多少之间不存在函数关系，顶多是个相关关系，还是弱相关。官场上流行一个说法，将贪腐被抓称作“玩儿现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会“玩儿”，就永远没有“现了”的那一天。按照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Skinner）的理论，这种反馈模式属于变时距、变比率强化，靶行为非但不会消退，反而会得到强化，类似赌博，赌徒们都清楚赌博是零和甚至负博弈，但却被侥幸心理控制难以戒断，越反越贪也是同样的道理……

耿于天

2.病在骨髓

    白桃的治疗受挫，容驰的焦虑障碍还是没好。
    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让邓开知道了，后者找到容驰，自告奋勇，说他能治好容驰的病。邓开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容驰的朋友，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及白桃。而像容驰这样的人，往往戒心很重，医患关系很不容易处，偏偏精神心理治疗又要求患者对医生的绝对信任。
    为了真正走进容驰的内心世界，当然也是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扩展自己的人脉资源，邓开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容驰交上朋友。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想在短时间内成为至交，一起当小人比一起当君子要容易得多。邓开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般的豪迈精神，跟着容驰一道喝花酒、泡桑拿、做按摩、会小蜜，发展到最后，容驰连进行某些权钱交易都不背着邓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邓开发现，容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同一般贪官污吏不同，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喂了狗，属于“未泯”的那一小撮儿。容驰有个看似奇怪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癖好，每逢有了灰色、黑色收入，他总会从中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比例通常是十分之一，不知和基督教、犹太教的“什一奉献”有没有关系。每当容驰听说哪个地方遭了天灾人祸，或者有什么失学儿童、鳏寡孤独，都会悄悄给人家寄去一笔不多不少的钱，聊解柴米之虞，有时还会利用节假日“微服出巡”那些棚户区、贫民窟，见者有份，遇到衣食无着的穷人就施舍个三瓜俩枣。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容驰从来“做好事不留名”，当然，他也不敢留名。
    邓开分析，容驰久治不愈的焦虑障碍很可能与他的“良心未泯”有关。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A·Ellis）有一个著名的“ABC理论”，A指“activating events”，与情感有关联的事件，B指“beliefs”，信念或想法，C指“consequences”，反应结果。传统“刺激反应理论”认为，事件A直接产生反应C，遇到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俗话说“千人千面”，不同的人、经历同样的事，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同样考了八十分，差生欣喜若狂，优等生却如临世界末日。正因如此，艾利斯对刺激反应理论做出重大修正，他认为，A（事件）和C（反应）当中还有一个作为中介桥梁的B（信念），比如某人见到狗就会害怕，而狗和恐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当中还无意中插入了一个“狗会咬我”的逻辑环节，被艾利斯称作“自动思维”。
    同理，邓开认定，容驰因贪腐感到焦虑，就是“自动思维”在作祟。同那些将贪腐当作理所当然的老手、惯犯不同，容驰的良知还一息尚存，在他的潜意识中，总还认为自己以权谋私获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否则也不会一方面伸手拿钱、另一方面又偷偷“什一奉献”。用一部分贪腐所得做慈善、“回馈社会”，其实是他对抗焦虑情绪的一种不自觉心理机制。想要让容驰彻底摆脱焦虑障碍的困扰，关键就是消除那个“B”，也就是他认为自己贪腐所得来路不正、并非“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自动思维”。
    正所谓“猛药去疴，重典治乱”，针对容驰奇异的病情，邓开制订了一套更为奇异的疗法。这种疗法很特别，无需吃药，也不用什么“行为主义”的劳什子，看看电视新闻就行……
    曾有外国人调侃说，中国的电视机很神奇，一到晚上七点，毫无征兆地就全都突然坏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几亿台电视，无论你如何换台，到时都只能看同一个节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遇到上述情况时不必惊慌，更不必报修，半小时后，所有电视机的功能又会全部恢复正常。其实，这些老外说得并不全面，中国的电视并不是晚上七点“突然”坏了，这种“故障”是有“征兆”的，和人的病情一样，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通常，从每晚六点左右，各地的电视机就开始陆续“坏了”。起初的“症状”不算太严重，以五岳市为例，晚上六点到六点半，“病在腠理、肌肤”，市台及各区县台所有频道都只能看同一个节目——《五岳新闻》，此时，其它频道还是正常的。到了六点半，“病情”有所发展，市台各频道的“症状”传染到了省台各频道，“病在肠胃”，六点半到七点，省内各地市的所有电视机，除省外卫视频道外，都只能看同一个节目——《全省新闻》。到了晚上七点，“病情”全面扩散，所有频道，无论是区县台、市台、省台还是卫视，“病在骨髓”，都只能看同一个节目——《新闻联播》……
    这一日，邓开将容驰约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约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半，此时，市精神病院各病区日、晚班交接已经结束，门诊医护人员也下班了，喧闹了一整天的医院开始宁静下来。
    容驰头一次来到精神病院，看什么都新鲜，摸摸这儿，动动那儿，办公室里的东西摆弄完了，就趴在窗口观察院子里的各色人等：“小邓，那个人得的是什么病？”
    “哪个？”邓开正在为一会儿的治疗做准备。
    “就那个，那个半老徐娘，一脸坏笑的。”
    邓开顺着容驰的手指瞟了一眼：“那个不是病人，是我们院长。”
    “院长？她这表情…… ”容驰挠挠头，很快又有了新发现：“那个，那个是病人吧，正往树上撞呢，你还不赶紧叫人制止他。”
    “那也是我们院里的医生，人家锻炼呢。现在已经下班了，院子里不会有病人，室外活动一般都是上午，而且不是每天都有。”
    “这样啊，真没意思，”容驰忽然大叫起来：“那个，那个肯定是病人，快看啊，他已经跑出去了，快打电话叫保安。”
    邓开左手拿着一支装有淡黄色干粉剂的安瓿，右手拿着一支灭菌百分之零点九生理盐水，准备配制注射液：“哪儿呢？”
    “那儿，院门口，马路中间，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正手舞足蹈呢，肯定是犯病了，犯病了…… ”
    “你什么眼神啊，那是交警。”
    “交…… ”
    “好了，别玩儿了，”邓开将配好的注射液吸进一支针管：“来吧，过来坐下，咱们该做治疗了。”
    房间中央，正对着电视柜的位置，并排摆着两张单人沙发，容驰随便找了一张坐下，看看邓开手中的针管和白瓷盘里的碘酒、酒精、棉球：“还打针啊，不会是你们给病人用的什么虎狼之药吧，别把我弄傻了。”
    “放心吧，没事，是催眠用的，打完了飘飘然，很舒服的。”
    “要脱裤子么？”
    “不用，把袖子挽起来，”邓开给容驰注射了一针百分之二点五硫喷妥钠，一种快速催眠剂。
    约两分钟过后，容驰的意识渐渐模糊，邓开给他使用的剂量较低，不会完全失去感觉和意识，而是进入一种半麻醉状态，类似催眠治疗中，经催眠师诱导产生的催眠状态。按理说，这种治疗是需要使用催眠技术的，邓开先前也学过，但水平不过关，只能借助药物。
    时钟指向晚上六点，窗外，夜幕渐渐从天际垂下来，屋内的人物和陈设慢慢被阴影所笼罩。邓开打开电视机，《五岳新闻》刚好开始，接下来是《全省新闻》、《新闻联播》。三档新闻，一个半小 间，容驰卧在沙发中，眼神婆娑，闪烁的荧光在他脸上投下如万花筒般不断变幻的斑驳。整个过程中，邓开一直坐在容驰身旁，不断用语言进行引导和暗示，指示他将新闻中出场的人物想象成容驰自己……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电视中，国字脸的男主播和大嘴巴的女主播开始低头收拾稿件，耳熟能详的片尾曲响起，字幕快速闪过，价值连城的超黄金时段天价广告开始。
    此时的五岳，已经完全被夜色吞没。邓开起身，关掉电视，打开日光灯。长久处在黑暗环境中，忽然一见天日，两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
    邓开将自己的沙发搬到容驰对面：“怎么样，感觉如何？”
    硫喷妥钠效力已过，容驰慢慢苏醒过来，他伸个懒腰：“舒服，好久好久没这么舒服过了。”
    “我刚才一直让你把新闻中出现的人物想象成自己，做到了么？”
    容驰点头：“做到了，都做到了。刚开始有点儿不适应，后来完全投入进去了，好像自己就是那些大人物、先进人物，很过瘾，新闻结束时还有些舍不得呢。”
    邓开很满意：“非常好，当你觉得自己就是那些大人物、先进人物时，有什么感想？”
    “觉得自己是圣人，完美无瑕的圣人，一丝一毫的缺点都没有，尽善尽美的人格和操守。”
    “还有呢？”
    “觉得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经天纬地，经世济民，中华民族从深重苦难到屹立于世界之林，都是我的功劳，如果没有我，十几亿中国老百姓恐怕要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邓开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那你觉得，老百姓应该怎样对待像你这样伟大、了不起的人呢？”
    “当然是顶礼膜拜了，我是他们的救星、领路人，是我让他们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站了起来，是我让他们从一穷二白中富了起来，”容驰满面红光，尽是志得意满的神情。
    “既然这样，像你这样的救星、领路人，多得到一些报酬…… ”
    “那是理所当然的，”容驰站起来，挥舞着双臂：“这些都是我创造的，当然应该属于我。”
    面对着理直气壮的容驰，邓开反倒做出一副怀疑的姿态：“可你是政府官员啊，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政府官员怎么了？政府官员就应该当穷光蛋么？是我引领老百姓走上康庄大道的，那些追随我的人都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了，我凭什么不如他们？”
    “官员是公仆啊，公仆就应该只讲奉献，不讲回报…… ”
    “放屁！”容驰的声调越来越高：“小平同志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少数人、短时间可以，多数人、长时间肯定不行。我付出的最多，比那些商人、工农、知识分子多得多，得到的也应该多得多。”
    “你不光是政府官员，还是党的干部，无产阶级先锋队啊，马克思说过，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容驰狂笑：“无产阶级？现在哪还有什么无产阶级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大二公，大家都只讲奉献、不讲回报，我当然也可以。可现在是什么时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全都只认钱，什么阿猫阿狗都发财了，我贡献这么大，凭什么不能发财？”说到激动处，容驰上前一把抓住邓开的衣服，将他从沙发上拎了起来：“你说，对不对，对不对…… ”
    按照邓开原本的计划，针对容驰的“治疗”需要进行三到六个月时间，主要内容就是在药物催眠的帮助下看新闻，进行角色扮演，每三天一次。可治疗的实际效果比邓开想象中要好很多、快很多，不到一个月，容驰急性焦虑障碍的各项症状，无论是心慌、烦躁、恐惧、过度警觉、惴惴不安、濒死失控感，还是胸闷、眩晕、冷战、呼吸苦难、四肢麻木、心跳不规则，都逐渐减轻直至消失了。
    起初，容驰每次看新闻前，都需要注射一定剂量的硫喷妥钠、阿米妥钠等药物，才能进入催眠、角色扮演的状态。后来，所需用药剂量越来越低，逐渐换成没有实际药效的葡萄糖酸钙等暗示性安慰剂。发展到最后，根本不需用药，只要一看电视新闻，容驰马上能进入陶陶然的境界，开会或听报告的效果也类似，一场大会开下来，其他人昏昏欲睡、如坐针毡，容驰却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耿于天

3.大稿组

    白桃的爱人名叫武仲平，在五岳日报社工作，几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日报社副总编兼新闻时政部主任。
    武仲平是个才子，从上学时起，他就是校内外有名的笔杆子，常常在各大平面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开始时，每逢作品变成铅字，武仲平便会小心翼翼地将“豆腐块”剪下来制作成剪报册，后来，发表的文章太多，“司空见惯浑闲事”，剪报的事也就逐渐废弛了。从五岳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武仲平进入五岳日报社担任记者，先在内参部工作，很快成为社里的骨干。几年以后，时任社新闻时政部副主任的梁效看中了武仲平，将其调到麾下，梁效很欣赏和器重武仲平，自己升任部主任后，第一个人事安排就是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副手。
    在五岳市的宣传系统中，日报社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尤其是新闻时政部，该部中有一个略带神秘色 的“重大文稿写作组”，也就是圈内人士常说的“大稿组”，直接由兼任日报社副总编的新闻时政部主任领导。每逢国内外或五岳市内外有重大事件发生，亦或有其它重要宣传任务下达，市委宣传部便会授意“大稿组”负责撰写一篇或一组时评文章，经宣传部领导甚至市领导审阅，转发至所有新闻媒体和相关单位，起到通稿的作用。整个五岳市范围内，无论是领导讲话、官方文件，还是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网站，涉及相关内容时都要以“大稿组”的这篇文章为准。
    “大稿组”的写作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先由责编组织收集相关资料和素材，统一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手中，主任根据写作任务和宣传部的指示精神，写成一个提纲交给责编，责编召集写作力量将提纲充实成一篇完整的文稿，再次交到新闻时政部主任那里，由他最后修改、润色、定稿。从理论上来讲，“大稿组”的写作工作连日报社社长、总编都没有权力过问，接受宣传部垂直领导，稿件写成后，无须请社领导过目，直接送到宣传部办公室，有时启用前还要加密。
    因此，新闻时政部主任这个位子，级别虽不是太高，工作压力却很大。这种大，不是体现在工作的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工作的性质上，尤其是“重大文稿”的写作，更是字字玑珠，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的差异，都可能会传递出极为重要的政治信号。正因如此，历任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没有一个不是如履薄冰，无论对能力、精力，还是心理、精神，都是巨大的考验。
    上一任新闻时政部主任，也就是提携武仲平的伯乐梁效，成长经历和武仲平差不多，也是毕业于五岳大学新闻系，算是他的同门大师兄。刚进日报社时，梁效在国际部工作，擅长撰写国际时政、尤其是批判性质的国际时政文章，他文笔犀利，有骂人不带脏字、吃人不吐骨头的本领。1991年“海湾战争”、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原南联盟使馆被炸、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2006年“伊核问题”、2010年朝鲜半岛危机、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 梁效每次都将西方列强及其走狗痛斥得狗血淋头，也因此屡受好评，文章多次获奖，本人也一路升任五岳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
    梁效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揭露阴谋，即使是强词夺理、断章取义、生拉硬扯，也在所不惜。对于西方国家，人家无论做什么、怎样做，即使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纯属无意或善意的举动，梁效都能通过自己的严密分析、推理，说成是针对中国人民的敌对行为，狼子野心，不可不察。至于别人当下或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那更了不得了，无论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在梁效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必须世世代代铭记住这些屈辱和仇恨，一旦时机成熟，更要变本加厉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才好。对于中国人自己的挫折和失败，梁效也会将其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犯错的，如果有缺点和错误，不是洋鬼子栽赃，就是洋鬼子害的。反之，西方人的成就和功绩，梁效从来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靠欺骗、迫害中国人得来的，枉寻直尺，不值一提。
    梁效主持新闻时政部期间，“大稿组”的文稿如匕首、如投枪，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起初，市委和宣传部领导非常欣赏梁效的文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梁效之手的文稿，观点变得越来越偏激、甚至狭隘，措辞变得越来越严厉、甚至粗野，逻辑变得越来越生硬、甚至牵强，到后来，根本不像时评，更像是檄文，甚至市井泼皮的对骂，罔顾事实，死缠烂打。对此，有关方面多次对梁效提出批评，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发展到最后，梁效将自己在文章中惯用的思维方式扩展到了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梁效整天沉浸在自己过去曾经取得过的成绩中，将那些证书、奖状、嘉奖令细心地装裱好，挂满办公室的墙壁，每天都要顾影自怜很久。他大言不惭，自命不凡，起初说自己是五岳市头号大笔杆子，不久后变成全省、全国，后来干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梁效将领导、同事那些正当、善意的规劝都说成嫉妒和迫害。他感觉身边所有人都在试图加害自己，上下班途中怀疑有人跟踪，家里、办公室里怀疑有人安装了窃听器材。为防泄密，梁效把单位配发的国际品牌电脑、手机都换成了国产的，后来觉得国产大品牌也不保险，又都换成山寨的，再后来干脆一概不用通讯设备，退回口耳相授的时代。此外，他还不停地给省委及中央写信，说五岳市党政军各系统都已经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了，这些人正在密谋夺权、变天，希望上级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再三劝导无效，五岳日报社的领导们商议后认为，梁效的精神状态实在是不适合再担任新闻时政部主任职务了，报请宣传部批准，将他送到市精神病院进行检查。经检查，医生们一致认为，梁效属于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必须入院治疗。不久前的“脱管事件”中，混进“岳西宾馆”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那两个病人中，其中就有梁效一号。
    梁效被送进市精神病院后，他原先的副手武仲平接替了梁效的位置，成为新一任五岳日报社副总编、新闻时政部主任，兼管“大稿组”……

耿于天

4.LSD

    武仲平走进卧室，他的双颊微微泛红，呼吸有些急促，脚步也略显踉跄，进门的时候自己绊了自己一下，险些摔倒，近来他总是这样，心神恍惚。
    白桃抬起头：“你怎么了？”
    武仲平没有看白桃，只是摇摇头：“没关系，”他掀开被子躺下。
    “是不是病了，发烧么？”白桃伸手，想摸摸丈夫的额头。
    武仲平轻轻挡开白桃的手：“说了没关系的。”
    “是不是在单位遇到什么事了？”
    武仲平背对着她：“关灯吧。”
    白桃把手中的书放回床头柜，又确认了一下闹钟，准备关灯睡觉。就在她即将把落地灯拧灭的时候，白桃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抿起薄薄的嘴唇，看了看躺在身边的武仲平，脸上露出一丝略带狡黠、又略带羞涩的浅笑。白桃旋转落地灯的旋钮，将灯光调到一个昏暗的亮度，既能隐约看见彼此，又看不真切，卧室在淡淡鹅黄色光线的笼罩下，显出一种暧昧的温暖。
    白桃轻轻躺下，将自己的被子拨到一边，慢慢挪进武仲平的被子中，从背后抱住他。
    武仲平没有反应，只是微微咳了一声。
    白桃感受着丈夫的体温，缓缓将自己的身体贴了上去。多数男人到了这个年龄都会略微开始发福，可武仲平却似乎比以前瘦了，大概是工作太累的缘故，肩头、手臂上的肌肉也不如先前饱满，甚至能感觉到清癯的骨架。白桃不禁有些心疼，她将脸颊紧靠在丈夫颈后，伸手向前环住武仲平的腰，食指、中指交替前行，沿着肌肤的轮廓徐徐爬向睡衣的纽扣，腿部半挂上他的身体，若有若无地摩擦着。
    武仲平还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那样背对妻子躺着。
    按照以往的经验，当白桃做到这一步时，后面的事情便不需要她操心了。可自从武仲平当上日报社新闻时政部和“大稿组”一把手后，主动亲近白桃的频率变得越来越低，对她抛来的橄榄枝，反应也越来越迟钝。白桃不禁有些为难，刚才所做的一切，放在结婚以前，恐怕想想都要脸红，难道还要自己做得更多，这显然有违她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处事原则。可从另一个角度说，近来丈夫武仲平对自己愈发冷淡，这种倾向显然更令她担心。
    白桃把心一横，决定丢下坛坛罐罐，将革命进行到底。她轻轻吻上武仲平耳后的发际，吹气如兰，用双唇柔柔地摩挲着他的耳轮，身体也比先前贴得更紧。
    武仲平显然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摇一摇肩膀：“我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
    白桃没有停止她的动作。
    “明天得早起，要去部里开会，”武仲平想要推开妻子。
    “我不，”白桃像个小女孩一样撒起娇，不愿意放开栏着丈夫的手臂。
    “真的，算了吧，今天不行，”武仲平动作的幅度不大，但很坚决。
    最终，白桃还是放弃了，她叹了口气，转身将床头的落地灯拧灭……
    白桃并不是那种“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女人，“嘎吱嘎吱嚼冰糖”这种事对她来说原本就可有可无，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然而，不久后的一个意外发现，却令白桃有些措手不及，或许，这也正可以对武仲平近来的一系列反常作出合理解释……
    那一周，轮到白桃值夜班，工作时间由朝九晚五变成晚五朝九。白桃从小就是个自律性很强的人，生活一向规律，生物钟也很准，忽然黑白颠倒，十分不适应。那一天上午，白桃下夜班回到家，虽然很疲惫，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后来，白桃索性不睡了，最近值夜班，家务方面疏于打理，房间有些乱，不少衣服堆着没洗，厨房墙壁也见了油光，今天正好没事，干脆“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来它个彻底扫除。
    除客厅、卧室、厨卫外，白桃将武仲平的书房也简单收拾了一下。担任五岳日报社新闻时政部主任后，武仲平的工作更忙了，书房也比以前更乱。白桃知道丈夫的习惯，书籍、文件、资料虽然扔得铺天盖地，但凌乱中有它的规律，一旦被别人收拾整齐，武仲平需要什么时便会找不到。因此，每次打扫他的书房，白桃只是将字纸篓、烟灰缸倒掉，桌椅、书柜、电脑屏幕简单擦拭，咖啡壶、马克杯洗净，有时再更换一下窗帘、沙发套，其它东西尽量保持原状。
    擦书桌时，白桃意外发现，其中一个抽屉被锁了起来。武仲平是个生活上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并从不追求所谓的“私人空间”，和白桃一向是“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答应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当初买书桌买的也是不带锁的。虽然武仲平经常会接触一些有保密等级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一般不会带回家，且白桃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给她看都懒得看，没必要掖着藏着，以武仲平粗率的性格，若真上了锁，钥匙一旦弄丢更麻烦。
    可不知什么时候，武仲平自己买了锁鼻和挂锁，钉在书桌上，将最上层一个小抽屉锁了起来。白桃本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可那天不知怎么了，坐在桌旁，呆呆地望着那个被锁的抽屉很久。那只小小的挂锁，似乎不是扣在锁鼻上，而是扣在自己心上，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白桃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小心眼，夫妻间首重信任，应该给彼此多留些空间。白桃试图不去看它、不去想它，可越是这样，心上那只锁就越重、越紧。她想用劳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可刷碗时，那只锁在碗里，扫地时，那只锁在地上，洗衣服时，那只锁在衣服旁，白桃魂不守舍，甚至险些在衣服甩干时将手伸进洗衣机里。最终，不知是怎样的鬼使神差，她拨通了开锁公司的电话，请人将那只锁拨了开来。
    开锁工人走后很长时间，白桃才鼓起勇气拉开那个抽屉。抽屉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基本都是书，还有一小本红色塑料皮《党章》和一些打印的文稿。白桃长出了一口气，准备将书和文稿放回去，可就在这时，一张小小的纸片从那本《党章》的缝隙中飘落了下来。白桃捡起纸片，是个印刷品，花花绿绿的，图案看不太清楚，似乎是一个坐在墙角处的金发小姑娘。纸片中间有齿孔，像是邮票，却没有面值或者发行机构的名称，而且比常见的邮票要小得多，几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被细小的齿孔分成了数十片，有几片已经沿齿孔撕掉。纸片的背面是灰色的，放在阳光下细看，上面似乎吸附了一层极细的沙状颗粒。
    白桃并不清楚这张小纸片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觉告诉她，武仲平近来的一系列异常，很有可能与它有关。白桃看了看表，刚刚下午两点，武仲平当上新闻时政部主任后，比先前更加披星戴月，至少得晚上七、八点才能回来。经此折腾，白桃更加睡意全无，她抓紧时间回了一趟院里，找到景越。
    景越正在和一位病人进行每周例行的谈话，见白桃风风火火地跑来，有些意外：“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找您有点儿事，”白桃把病人打发回病房，将景越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
    “怎么了？”
    白桃从钱包里取出那张纸片：“您帮我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景越疑惑地看看白桃，接过纸片，左右端详着，神色渐渐严峻起来：“你从哪儿搞到的？”
    “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LSD。”
    “LSD是什么？”
    “一种毒品，全称为‘麦角二乙基酰胺’，以麦角真菌中的麦角酸合成，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厉害的致幻剂。”
    白桃一惊：“毒品？您怎么会懂这个？”
    “你知道‘Sandoz（山度士）’吧，诺华制药的前身，咱们院里用的奥氮平、米氮平、利培酮、西酞普兰等等，很多都是这个品牌的，LSD也是‘Sandoz’研发的，最初是一种精神类药物，”景越将那张小纸片放在放大镜下观察：“很多重度分裂症患者，因病入膏肓而无法同医生交流，而精神科诊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便是谈话，为解决这个问题，‘Sandoz’开发了LSD。无论是多么严重的患者，只要适量使用LSD，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他们思想的大门。”
    白桃低头不语，脸色很难看。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哦，这个…… ”白桃的脑子一片混乱：“是，是我一个朋友的…… ”
    “朋友？干什么的朋友？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持有这个数量的LSD可是够判刑的。”
    “啊，没，没有…… ”白桃有些语无伦次：“我，我那个朋友是警察…… ”
    “哦，这样啊，可能是他们查抄来的，”景越翻过来调过去观察着那张纸片，兴致勃勃，没有察觉到白桃的异样，他以前都是从资料中了解LSD，第一次见到实物。
    白桃还怀有一丝幻想：“您…… 您会不会搞错了，这也不像毒品啊，毒品一般不都是粉剂、片剂、针剂之类的么？”
    在鸦片的时代，毒品是以斤为单位计算的，“鸦片战争”之后，土烟取代洋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口替代，至19世纪末，中国的鸦片年产量可达近百万石，相当于差不多一亿斤。后来，有了海洛因、大麻，毒品剂量变为以克计算。到了冰毒、杜冷丁的时代，单位进一步缩小为毫克级。而LSD的剂量，是用微克来计算的，典型剂量只有五十至一百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的十到二十分之一。
    冷战时期，中情局曾致力于开发使人不打自招的审讯药，也就是《哈利波特》、《憨豆特工》、《拜见岳父大人》等电影中出现的“吐真剂”，最初是用东茛菪碱，后来改为LSD。但他们很快发现，LSD作为“吐真剂”的剂量必须拿捏得非常准确，一旦过量，人们就开始胡说八道，起不到“吐真”的作用了。不过中情局很聪明，使用逆向思维，将LSD变成一种“抗审讯药”，让特工执行任务时带一点儿，一旦被抓包，就服下胡说。据说，中情局还曾计划给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及埃及总统纳赛尔下药，让他们在公开场合出洋相……
    景越看够了，把纸片还给白桃：“后来，为控制剂量，人们开始将LSD吸附到方糖、明胶等介质上食用，再往后，就出现了这种类似邮票的纸质LSD。你看，那上面不是有齿孔么，每小片的含量应该是三十到五十微克，吸多少撕多少，很方便…… ”
    白桃看着纸片上已经被撕掉的部分，脸色越来越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