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5.水调歌头

    武仲平身上发生的故事，追本溯源，还得从他母亲那里说起。
    武仲平的母亲名叫俞长湘，娘家打记事起就专司修理地球，莫说是三代贫农，恐怕三十代都有，后来进城给大户人家做帮工，苦大仇深，苗正根红。俞长湘生在红旗下，长在党怀里，“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她的运气不错，由于出身好，不需要“贫下中农再教育”，别人“插队”，她被分配“插厂”，到市第一机械厂当学徒。俞长湘生就一副好皮囊，身边始终不乏死心塌地的追求者，很多闲不住的阿姨大妈也帮着张罗了不少天作之合，俞长湘一概没看上，她相信，凭自己的模样，“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早晚有“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那一天。
    果然，不久之后，命运的转折点来了。俞长湘除天生丽质外，还颇具艺术细胞，一直是机械厂和工业局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70年代初的某次全市文艺汇演中，俞长湘担纲的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一举拿下头名状元，领导当场拍板，将她调入专业文艺团体。按照俞长湘自己的想法，还希望能继续跳舞，但五岳市是曲艺之乡，各文艺团体中的天字一号也是曲艺团，思量再三，俞长湘决定改行学曲艺。
    五岳最有名的曲种是“莲花落”，据说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的“散花乐”，本为和尚道士募化时所唱的警诫歌曲，宋以后流入民间，逐渐演化形成当今的艺术样式。传统上，莲花落曲辞多为劝世内容，惩恶扬善，吉祥纳福，通俗易懂，生动风趣，有寓教于乐、淳化民风的功用。不过，“文革”期间，经典曲目基本都被破了“四旧”，老艺人们也都成了“牛鬼蛇神”、“三名三高”，能够排演的只有“语录歌”，将毛主席语录配上莲花落曲调，旧瓶装新酒。
    在各曲艺门类中，莲花落是对演员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一种，需“一心数用”，除说唱外，还常常要同时演奏几种乐器。首先是传统的“七件子”，大板打点，小板打眼，此外，根据曲目要求，面前还摆放着笃鼓、弦子、木鱼、铙钹等乐器，演员必须学会分身之术，操起这件，放下那件，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当然，这些都难不倒伶俐的俞长湘，名师指点，加之自身勤奋好学，没过多久，她便成为市曲艺团的台柱子，唱念俱佳，色艺双馨，“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每次演出都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很快，历史的时钟指向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那绝对是不平凡的一年。
    5月，五岳市举行纪念“文革”十周年大型集会，原定全市十万各界群众参加，但据后来估计，实际参与人数最保守也有近三十万，不仅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及周边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全市及下辖各区县还设有数十个分会场，大喇叭对主会场进行实况转播。集会进程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领导讲话，二是文艺演出，三是群众游行，文艺演出的压轴大戏便是俞长湘演唱的莲花落新曲《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该诗词作者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同志，是为纪念“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十周年所作：“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年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四·五事件”后已再次被打倒），企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3月毛主席最高指示），‘三项为纲’（1975年小平复出后所提政治纲领）批透，复辟罪恶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次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俞长湘不仅成为五岳市男青年的全民偶像，影响还延伸到了省里，省城一位武姓厅长家的公子看了集会影像资料后，对她一见倾心，立即追到五岳市，“今生非此女不娶”。这也正是俞长湘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机会，“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只见了几面，她便和武厅长的儿子就喜结连理，按照今天的标准，绝对算是“闪婚”。
    就在这对郎才女貌新婚缱绻之际，政治风云突变。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江青等人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很快，五岳市再次举行大型群众集会活动，主题是庆祝粉碎“四人帮”。和五个月前那次一样，还是各界近三十万群众踊跃参加，还是解放广场主会场加各区县数十个分会场，连会场布置都没变，同样的红绸飞舞，同样的 旗招展。集会进程还是那三部分，领导讲话、文艺演出、群众游行，文艺演出攒底压轴的还是俞长湘，还是莲花落新曲，还是《水调歌头》，只是题目变成《粉碎“四人帮”》。
    这首词依然是郭沫若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真真要感谢郭老，两首词连词牌都没变，给五岳市曲艺团省了大事了，根本不用重新谱曲、排练，还是五个月前的旋律、唱腔，把词改了就行。
    按理说，轻车熟路，这次演出对于已经见过大场面的俞长湘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可连她自己都没想到，正式演出时，差点儿出了大乱子……
    那天，报幕员刚报出俞长湘的名字，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便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经久才渐渐停息。俞长湘身着利落的中山装，盈盈上台，乐队指挥向她微微点头，熟悉的曲调响起。过门已毕，俞长湘婉转开口，轻叼字头，巧咬字尾：“大快人心事…… ”
    忽然，她听到另一个声音也在合着旋律，唱的却是五个月前的词：“四海《通知》遍…… ”俞长湘吓了一跳，双手一抖，竹板险些没掉到地上。她定了定神，细听那个声音，好熟悉啊，咦，那不就是自己的声音么？俞长湘甚至以为是音响师放错了唱盘，可再一细分辨，那声音并非出自别处，而是在自己心里，一直有另一个“俞长湘”轻轻哼唱着，声音不大，穿透力却很强。她唱“揪出四人帮”，“她”唱“文革卷风云”；她唱“狗头军师张”，“她”唱“打倒刘和林”；她唱“还有精生白骨”，“她”唱“十年春风化雨”；她唱“接班人是俊杰”，“她”唱“‘三项为纲’批透”……
    有好几次，俞长湘险些串了词，字首辅音都已堪堪出口，被猛然警醒过来的她硬生生又咽了回去。那可能是俞长湘自己最不满意的一次演出，虽然没出大错，但唱得支离破碎、延宕滞涩，完全没有展示出她往日的光 。尽管如此，那却也是俞长湘最累的一次演出，前后不过四五分钟，却已经汗透罗衣。勉强唱完下台，摇摇晃晃地刚一走进休息室，立刻眼前一黑，虚脱休克，当场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俞长湘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身边围了不少人，有父母家人、单位同事、亲戚朋友，还有一些不认识或不大认识、据说是领导的人物，甚至连公公婆婆也从省城赶了过来。见这么受重视，俞长湘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心头一紧，但满脸笑容的医生一开口却是：“恭喜你。”
    “恭喜我？”
    “是啊，恭喜你，你怀孕了…… ”

耿于天

6.幻听

    怀孕后，俞长湘暂停了曲艺团的工作，住到省城夫家专心养胎。武厅长家兄弟四人，在省内党政军各界均有头有脸，唯一的遗憾第二代中男丁不旺，膝下十几个子女中只有俞长湘的丈夫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根苗。因此，对于俞长湘，公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她能为武家开枝散叶。婚后这么快就有了喜讯，老人家们当然喜不自胜，给她配了专职保健医生，二十四小时轮班守护，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初为人母的惊喜，众星捧月的荣耀，换作旁人早就烧香拜佛去了，可俞长湘却依旧整日闷闷不乐。她原本以为，粉粹“四人帮”集会演出时离奇惊魂的一幕只是个偶然，或许是怀孕初期的正常反应，因此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家里人。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俞长湘预想的轨道发展，养胎期间，她的幻听症状越来越明显，丈夫和公婆也渐渐发觉了俞长湘的异常，见实在隐瞒不住，她只好对家里人说了实话。
    从理论上来讲，幻听源于大脑听觉中枢对信号的错误加工，将外界声音信号歪曲或夸大，甚至按主观意愿进行加工，但有时也会从记忆中直接提取声音素材导致幻听，多数情况下，俞长湘的症状属于后者。起初，她曾试图对凭空而来的另一个“自己”置之不理，以为这样就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但事与愿违，幻听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信息量也越来越多，内容渐渐丰富，形象渐渐逼真，有时，连俞长湘本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丧失判断自知力，分不清哪个“自己”是真的。
    对于武家人来说，怀孕期间的俞长湘本就是特一级保护动物，因此，得知她有幻听症状的情况后，公婆非常重视，请来当时省内最有名的精神科专家为她诊断、调治。专家会诊后，认为俞长湘的病因主要是工作压力太大，作为五岳市曲艺界的“一姐”，她经常要担负一些具有重大政治背景的演出任务，哪怕一星半点的闪失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后果，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此外，莲花落所要求的“一心数用”恐怕也对俞长湘症状的形成有所助益。荣格的老师、法国心理学家让内（P·Janet）认为，人的意识和人格由若干分离的部分组成，依靠一种强有力的“综合心力”将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如果“综合心力”太弱，就会导致人格与精神的分离。可莲花落艺术却恰恰需要对抗让内所说的“综合心力”，惟其如此，才能一人兼司数职，边说边唱，左右互搏，“七件子”、笃鼓、弦子、木鱼、铙钹，并行不悖。
    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精神医学界对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早已方兴未艾，但在中国，“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主要手段还是关锁，药物一般也仅限于镇静、安眠类。当然，对于武家这种“权贵”阶层来说，生活待遇方面早已同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为让俞长湘获得最好的治疗，武厅长专门托人从北京搞来了几瓶氯丙嗪。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抗精神病药物，如今已司空见惯，价格非常便宜，但在当时的中国仍十分罕见，而且有钱也没处买。
    然而，服药后的俞长湘，幻听症状并没有减轻，甚至还有日益加重的趋势。生武仲平之前，她的幻听属于“真性”范畴，是功能性的，只有在听觉感官处于功能状态时存在，常常由周边事物诱发，内容与引起幻听的源事物多少能有点儿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大都是扭曲、跳跃、甚至是牵强的，就像莫文蔚的歌《幻听》中所唱的那样：“与金嗓子拥吻水龙头剧震，凭积分赠饮怕解雇便冻薪，查询班机请按那忍看长平自刎，王昭君悲愤母亲节愈来愈近，右面是荧屏左一句刀下留人…… ”可自从生下武仲平，俞长湘的幻听很快发展到“假性”阶段，也叫不完全幻听、伪幻听，可以不依赖外部感官，独立存在于主观空间。即使俞长湘堵上耳朵，那个声音也不会消失，内容变得愈发荒诞离奇，有时连她自己都听不懂。
    孕期和围产期的俞长湘，虽然表面上得到了武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但包括她的丈夫在内，人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俞长湘本人，而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可事与愿违，武仲平出生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异于其他婴儿的表现，震颤、烦躁不安、肌张力增加、过度活动。武家人以为是俞长湘把病遗传给了武仲平，又考虑到她分娩后仍在大剂量服药，计议再三，还是由武仲平那位厅长爷爷定夺，剥夺了俞长湘母乳喂养的权力（似乎有权有势的人对这个都很敏感，《甄嬛传》中，眉庄与温实初的私生女静和公主因早产先天不足，总是哭闹，药也喂不进去，已经做了贵妃的甄嬛出语惊人：“那就让乳母喝，化作乳汁，再喂与公主喝下”）。
    然而，武家人这一次真的想错了。事实上，武仲平并没有直接遗传母亲俞长湘的疾病，之所以出现异常，其实是药物戒断综合症的表现。十月怀胎期间，武仲平已经对母体传递给他的药物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出生后忽然断药，这才导致神经和躯体的剧烈反应。诚然，哺乳期妇女所服药物大都可以突破血乳屏障，但这对于当时的武仲平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坏事。研究证明，新生儿的肝脏能力其实要高于成人，数月龄时，可以达到成人的五到六倍，换句话说，倘若武家人当年允许俞长湘适当哺乳，药物“化作乳汁，再喂与公主喝下”后，在武仲平体内也会很快被强大的肝酶代谢掉，且客观上可以起到逐步戒断药物依赖的作用。正是由于那位厅长爷爷披着舐犊心切外衣的专断跋扈和自作聪明，才最终坑了他……

耿于天

7.子凭母贵

    武仲平出生几个月后，见俞长湘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世事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丈夫便同她离了婚。这也难怪，二人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闪婚”难逃“闪离”的结局，任何时代都一样。
    离婚后，俞长湘回到五岳市，武仲平则留在了省城。又过了差不多一年，武仲平的父亲再婚，第二任妻子远不如俞长湘漂亮，却门当户对，是武厅长一位老战友的女儿。这位老战友的地位比武厅长还要高，女儿的脾气也很大，一直嫌武仲平碍眼，成天介为这件事找茬儿泼闹，但都被公婆压了下来，再怎么说，武仲平也是武家唯一的香火。可后来，这位大小姐“肚子争气”，自己也生了个儿子。这下，武家人再也没有继续将武仲平留在身边的理由了，只好将他也送回了五岳，逢年过节偶尔接过来看看。
    武仲平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基本都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母亲俞长湘患病后，无法再去曲艺团上班，一直在家休养，但团里也始终没有给她办理退职手续，工资和其它待遇照旧。虽然离了婚，可再怎么说，人家总还是厅长大人的前儿媳，不看僧面看佛面，事情不好做得太绝。加之省城爷爷奶奶那边隔三差五都会给予一些生活上的接济，“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武仲平小时候，家里虽然没有人工作，但物质条件却始终处于中上水平。
    据武仲平自己回忆，从儿时起，他就一直有幻听的毛病，不过远没有母亲俞长湘那么严重，只是偶一为之，对正常生活影响不大，所以始终没太在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亦有逐渐减轻的趋势，到上大学时，已经快要忘记了有幻听这么回事了。
    然而，自从参加工作，尤其是接替梁效出任五岳日报社副总编、新闻时政部主任并兼管“大稿组”以后，幻听的问题又重新开始抬头。同很多靠笔吃饭的人一样，武仲平也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夜里安静，又没有日常琐事的纷扰，每逢有重大文稿的写作任务交到“大稿组”，他都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仗着自己年轻，有时一写就是一夜。可近来，每逢静夜写作，武仲平都饱受幻听症状的困扰，越是任务重、时间紧，幻听就越厉害，对他的正常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干扰。精力无法集中，效率大不如前，常常是忙活了半宿，依旧一无所获。
    按说，妻子白桃就是精神科医生，近水楼台，完全可以求助于她。但武仲平却没有这样做，始终有所顾虑。
    几个月前，梁效因偏执型人格障碍入院，社里需要物色新的新闻时政部主任人选，作为梁效的副手，武仲平自然是首选无疑。可就在任职公示期间，市委宣传部忽然接到了一封“举报信”，没有落款，但应该是日报社内部熟悉武仲平的人写的。按常规，这类匿名“举报”可以不予理睬，但信中“反映”的情况却又不得不引起宣传部方面的重视。信中说，武仲平的母亲俞长湘曾常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子凭母贵”，武仲平自己说不定也在这方面有问题。梁效就是因为精神障碍去职的，此事一度成为五岳市官场上的谈资和笑柄，一次是偶然，再二再三就是工作失误了，宣传部当然不希望继任者还出这种问题。面对质询，武仲平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精神方面绝无任何问题，为彻底打消别人的疑虑，他有意无意地将幼时曾有过幻听症状的情况隐瞒了下来，至少是没有主动提起。可如今，说嘴打嘴，本已逐渐消失的幻听重新找上门来，这件事若是传扬出去，自己岂不成了欺骗组织、声誉扫地之人。
    因此，虽饱受幻听折磨，难以正常工作，但武仲平始终没有向别人透露一点风声，也包括妻子白桃在内，一直自己扛着。
    除公文写作外，武仲平业余时间也会搞一些纯文学创作，写些小品文、杂文、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之类，发表在文艺报刊或文学网站上，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友，有空时在一起笔谈。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武仲平向一位从事歌词创作的文友提起，自己近来工作方面不大顺心，他没有讲幻听的事，只是说写文章时没有灵感。武仲平不过是随意抱怨了几句，没打算求助，不想那位在五岳市小有名气的词作家却上了心，几天后专门将武仲平约到自己的工作室，神神秘秘地交给他一张花花绿绿的小纸片，说能帮到武仲平，自己平时搞创作时若找不到灵感就靠它……
    自古以来，文学艺术就一直和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巴黎有个著名的“印度大麻俱乐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大仲马等人都是其中的铁杆。上世纪60年代，不仅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西方世界，左翼思想也盛极一时。其中，LSD曾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某些左派人士向公众免费散发LSD，当做解放思想、提高创造力的工具，有人曾总结说，60年代就是LSD加嬉皮士。
    当时，LSD倡导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两位：一是阿道司·赫胥黎（《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就是他的作品；二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利里（尼克松称其为“全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早年上过西点军校、因违纪被开除，曾娶影星瑟曼的母亲斯科勒布鲁奇为妻，后又成为哈佛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开除的教授。在赫胥黎和利里的大力倡导之下，LSD吸引了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摇滚史上的殿堂级乐队披头士、滚石都是它的忠实拥趸，《飞越疯人院》的编剧凯西也是在服用LSD后“开了窍”（主演尼克尔森同样是LSD爱好者），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穆利斯亦宣称，聚合酶链式反应（无细胞克隆技术的基础）就是在吸食了LSD后的灵光一现……
    武仲平有些纠结，但最终还是没有拒绝那位词作家朋友的好意，将纸片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回家后藏到书桌抽屉里，并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上了锁。不过，到白桃发现抽屉里的秘密时为止，武仲平一直没有真的服用过LSD，有那么几次，被强烈的幻听折磨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曾想过要求助于它，不过最后都忍住了。武仲平本身就是搞宣传工作的，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以身犯险。
    听那位朋友讲，这张小纸片上的图案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除夕之夜，漫天大雪，一个衣着单薄的小姑娘瑟缩在街角，颤抖的手心里捧着几根火柴。武仲平记得，他先前曾听妻子白桃讲过，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丹麦作家安徒生也是个神经症患者，有严重的广泛恐惧障碍……

耿于天

8.初尝禁果

    最近，武仲平领导的“大稿组”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前不久，市委宣传部召集了为期数天的专门会议，部署与推进“反恐年”有关的宣传工作。当中也包括授意日报社“大稿组”组织一篇系统论述反恐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并作为今后一系列文件、文稿的基础。会后，部领导又专门找武仲平谈了话，告诉他，这篇文章不仅难度很大，需将政策性、逻辑性、针对性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意义非同小可，可能是“大稿组”今年最重要的一篇稿件。接到任务后，武仲平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并没有按惯例自己撰写提纲、由下面的写作班子具体执笔，而是亲自上阵，身先士卒。这几天，武仲平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写就是大半夜，有时甚至要折腾到东方泛白。
    尽管宵衣旰食，但稿子写得却很不顺利。近来，武仲平的幻听症状愈加严重，而且越是工作紧张时，症状越明显、强烈，对他的写作构成了极大的干扰。接连写了几稿，都不能令他满意，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恶性循环。武仲平原本是有名的快枪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这一次，交稿日期却一拖再拖……
    明天就是最后的交稿期限，宣传部那边已经催了好几次，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耽搁了。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仍在不解人情地抵达作响着，书房里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道，层层叠叠的蓝雾漂浮在空中，不断不上翻动着。书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溢了出来，书桌下，纸团扔满本已十分凌乱的地面。武仲平已经同严重的幻听斗争了一夜，他弓背敞怀坐在转椅上，头发凌乱，面色焦黄，眼神混浊，颤抖的指间夹着一只已经熄灭的烟蒂，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资料和一叠空白的稿纸。武仲平将烟蒂狠狠掐在烟灰缸里，强打精神，拿起笔准备重头再来。
    可没写几行，那个声音又来了。那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武仲平自己，说的也都是他曾经说过的话，来自武仲平几个月前的另一篇文章。那是“911事件X周年”时“大稿组”批评美国反恐政策的社评，如今，都和武仲平眼下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混杂交织在了一起，和俞长湘三十几年前唱《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写“恐怖主义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罪魁祸首”，“他”说“贫困和不公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他写“要对恐怖主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露头就打”，“他”说“仅仅迷信武力打击，必将导致‘越反越恐’”；他写“对待恐怖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他”说“片面反恐，只会加剧矛盾和仇恨”；他写“反恐斗争必将取得全面胜利”，“他”说“霸权主义主导的反恐战争，最终一定难逃破产的结局”……
    “住口！”武仲平大吼一声，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窗外，天与地仍在酣睡之中，静得有些乏味，但夜色已不似先前那样浓郁，东方地平线上渐渐吐出胭脂般的粉蓝色。
    武仲平站在书桌前，不住地颤抖，双手扶住桌沿，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最终，经过内心反复的天人交战，他从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小钥匙，提起抽屉上那只挂锁，哆哆嗦嗦地捅了半天也没能将钥匙捅进锁眼。武仲平忽然想起了什么，来到书房门前，想从里面把门销上，却迎面碰到了妻子白桃。
    自从发现武仲平抽屉里的秘密后，每逢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稿，白桃心中都难免七上八下，无法安睡。今天也不例外，武仲平在书房挣扎了一夜，白桃在床上辗转了一夜，后来恍恍惚惚间刚要睡着，突然听到武仲平喊了一句什么，复又惊醒，担心那边出事，想过去看看，正好遇到出来锁门的武仲平。两人很尴尬地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白桃的眼神中是陌生，是失望，武仲平的眼神中是惊慌，是内疚。
    销上门，回到书桌前坐下。武仲平定了定神，打开锁，拉开抽屉，从《党章》书页中取出那张“卖火柴的小女孩”。沿齿孔撕下其中两小片，放到唇边，顿了几秒，心一横塞进嘴里……
    武仲平感到一股火热的暖流在自己体内生成，逐渐壮大，壮大，慢慢变得躁动，开始升腾，升腾，直抵天庭。片刻的灼烫感后，一切都开始变得安静祥和，暖流滋润着每一根神经，每一粒细胞，每一颗毛孔，无不舒泰，无不妥帖。他慢慢睁开眼，发觉书房内的凡此种种都已被那暖流融化成了迷离的红色，那是一种绚烂的红，如同春天枝头第一簇报春的花，娇嫩欲滴，却又有着压抑不住的张扬。红色斑驳着，慢慢向四周流淌，像是不断有人将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好似被仙人点化般，色 忽然间有了生命，变得立体，充满意义，拖曳着生动的光晕向人袭来，刚到近前，却又消失不见，当你苦心寻找时，才发觉它其实就在不远处。那团红不仅在眼中，更在掌心、耳畔、鼻边、舌尖，你能触到它，是滚烫的，你能听到它，是热烈的，你能嗅到它，是馥郁的，你能尝到它，是香醇的……
    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很久很久，像王质烂柯那样久，又似乎很短很短，像卢生黄粱那样短，直至一阵凌厉的电话铃声响起。武仲平惊醒，从椅子上爬起来，茫然地四顾看看，恍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今夕是何年。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他才慢慢理清头绪，望向窗外，天光已然大亮，街上满是奔波的人流，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差五分十点。
    武仲平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伸了个深深的懒腰，忽然，哈欠和懒腰凝固在半空中，他想起今天是去宣传部交稿的最后期限，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整。此刻，副部长应该已经在办公室里等自己了，可稿子却还一个字都没写呢：“坏了！”武仲平气血上涌，耳轮中嗡嗡作响，怎么办，自参加工作以来，还从没出过这种事情，市里急等着这篇“重大文稿”，自己该如何交差，如何解释。
    突然，原本急得如同热锅蚂蚁般的武仲平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一篇誊写整齐的稿子正躺在杂乱的书桌中央，活脱脱便是醉卧芍药裀的湘云，此刻正偷眼看着狼狈的自己吃吃地笑。
    武仲平抓起稿子，粗粗浏览起来，可刚读过几行，便不觉呆住了。他从没见过如此精 的政论文，说理清晰，辩证巧妙，辛辣凛冽，恢弘磅礴，旁征博引，寓庄于谐，张弛有度，左右逢源，将逻辑与立场融会贯通，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机智。武仲平实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写过这篇鸿文，可那上面的字迹又分明就是他本人的，连墨迹都尚未完全干透……

耿于天

9.真正的我

    不知内情的人，大都以为白桃应该是国家干部、高级职员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其实，她来自农村，出生在五岳市远郊某县。白桃的母亲是浙江绍兴人，6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典型的江南美女，温婉典雅，且富于书卷气。后来，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被下放到这里接受“改造”。按理说，即便落难，凭白桃的母亲的条件，也应该能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可不知为何，她却嫁给了当地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年过半百还娶不到媳妇的瘸子，也就是白桃的父亲。
    在白桃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她最不愿意回忆的人。从她记事起，父亲就是粗野、蛮横和暴戾的象征，地里、家里的各种活儿，他从来不干，整天就是逼着妻子给自己买酒喝，他并无酒量，一喝就醉，醉了便连打带骂。谩骂的对象通常都是白桃的母亲，使用各种很少有丈夫会加诸到自己妻子身上的恶毒词汇和肮脏字眼，打人也打得非常狠，白桃母亲身上的各种伤就从来没好过。白桃小的时候，父亲往往对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整日不拿正眼看她，待白桃长大一些，父亲再骂人时，常常连她一起捎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加。白桃懂事很早，从父亲的污言秽语中，她渐渐听出些端倪，骂母亲的词和骂自己的词似乎是一个系列，如果母亲是“贱货”，她就是“小贱种”，如果母亲是“婊子”，她就是“婊子养的”。
    都说女儿的外貌应该像父亲，可白桃是个例外，连村里人都说，这一对父女几乎找不出任何共同点。白桃的模样更像自己的母亲，性情也像，不似村里那些满世界疯玩疯跑的“野孩子”，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就喜欢读书，更喜欢听母亲讲的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
    白桃刚上中学时，她那个身体本就不好且终日酗酒的父亲，一日醉酒行凶后外出游逛，不慎掉进了化粪池。他在村里的人缘很差，在池子里扑腾了半天，才有人跑去告诉白桃的母亲，待捞出来时，已经气息奄奄，没过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按说，离了这个活阎王，白桃母亲的苦日子也算是熬出头了，可她偏偏注定是个苦命人，丈夫去世后没几个月，自己也一病不起。卫生所的医生治不了，街坊邻居商量着要把她送到城里去，可白桃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干，拖了半个月，也撒手人寰了。临去世前，母亲摒开外人，将白桃叫到身边，让她到村委会去给自己的一个老朋友打个电话，又交给她一封信，让白桃待那位老朋友来后交给他。白桃问母亲那人是谁，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是个故交，让白桃叫他“舅舅”，今后要听“舅舅”的话，就像对自己一样。
    母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去世了，她是笑着走的，说自己不后悔，也不遗憾。当天深夜，那位“舅舅”风尘仆仆地从城里赶来，见到白桃母亲的灵柩，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了过去，大家连掐人中带摩挲前胸，总算缓醒过来。看了白桃交给他的信，“舅舅”哭得撕心裂肺，村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按村里的老规矩办完丧事，“舅舅”又领着白桃给母亲守满了七七四十九天孝，之后便带她离开了村子、来到五岳城里，而这个“舅舅”，正是景越。
    白桃从此留在了景越身边，在这里念完中学，后考入协和医科大学（现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方向。大学期间，白桃品学兼优，年年拿国家级奖学金，学成毕业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不少大医院都向她发出了邀请，但白桃舍不得家，“舅舅在，不远游”，执意要回五岳市，景越怎么劝也不听，最终只能由她……
    这一日，武仲平留在单位加班。晚间，白桃一个人对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发了半天呆，心里实在憋得慌，决定到“舅舅”那里坐坐。
    “你到底怎么了，这段时间，我一直觉得你不对劲，”景越按照白桃的口味冲了一杯苦咖啡，放在她面前。
    白桃摇摇头。
    “跟仲平吵架了？”
    白桃还是没有说话，拿起咖啡抿了一口。
    景越以为她默认了：“一起过日子，柴米油盐，马勺锅沿，哪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吵床尾和…… ”
    “我们没吵架。”
    景越愣了一下：“怎么？他…… 他外面有人了？”从白桃青春期那个时代起，景越就又当爹又当妈，很多时候不得不扮演这种有些婆婆妈妈的角色。
    “没有。”
    “那是为什么？”
    白桃犹豫再三，觉得还是不要把LSD的事情告诉景越，说了他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徒增烦恼。她又抿了一口咖啡，将手中的马克杯放下：“我不想喝咖啡，我今天想喝点儿酒。”
    “喝酒？”景越有些意外，他从不喝酒，家里一般也不预备这个。
    白桃站起身来：“刚才我好像看见门口有个红酒礼盒。”
    “哦，前些天一个学生来看我，他送的。没人喝，一直放在那儿。”
    白桃拆开礼盒，轻车熟路地从橱柜里找出一把瑞士军刀，将其中的开瓶器旋进软木塞。左手按住瓶肩，右手把住军刀柄，沿直线反向用力，“砰”地一声将瓶塞拔出。
    景越看着她熟练的动作：“我不记得你有喝酒的习惯啊。”
    白桃笑笑，没有回答。的确，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她常常要自己喝上两杯。
    “你要不要吃点儿什么，空腹喝酒不好。”
    “不用，这样挺好，”白桃取来一只高脚酒杯，提起酒瓶的腰部，沿杯壁不疾不徐地倒入约三分之一，灵巧地托着酒杯，放在眼前轻轻摇了摇，随即一饮而尽。
    “你悠着点。”
    白桃又倒上一杯，环视屋内，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幅素描画，画中的人正是自己：“您好像很久没有画过我了，”空闲的时候，景越喜欢画素描，自从将白桃接到身边，她便是景越画作中毫无争议的第一主角，从小到大，画过无数张，近年来才画得少些。
    “是啊，”景越也有些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有时候做梦，你还是那个刚上中学的小丫头，一晃，都已经出嫁好几年了。”
    “您今天再画一次我吧，”白桃举着酒杯，任凭醇郁的琥珀色液体在剔透的杯中舞蹈。
    “好啊，”景越也来了兴致，他取来画架、素描纸、炭条、擦纸等用具：“就在这里画？”
    “对，就这里，”白桃微微靠在沙发背上，舒展开身体。
    景越简单观察了一下光线，开始打轮廓。
    白桃继续自斟自饮，没过多久，就开始有些微醺的光景……
    人体内，酒精的代谢方式与寻常饮料有很大不同，只有百分之十通过尿液和呼吸（查酒驾吹气的原理）排出体外，剩下百分之九十都要靠肝脏代谢。乙醇（食用酒精）随血液进入肝脏后，经乙醇脱氢酶处理为乙醛，再由乙醛脱氢酶处理为乙酸，也就是醋酸，醋酸可以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或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人类学研究证明，相较于其它人种，黄种人体内先天缺乏乙醛脱氢酶，同时会因基因变异使得乙醇脱氢酶失去活性，故中国人中不胜酒力者居多，白桃自然也不例外。此外，她今天喝的是红葡萄酒，比起粮食酒或去皮的白葡萄酒，红酒中含有较多的果胶，发酵后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甲醇（工业酒精），更容易上头……
    白桃感到一阵阵绵密的力道在向自己袭来，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停下手上的动作，酸涩中带着一点点辛辣的液体不断暖暖地流入体内深处。
    坐在画架前的景越运笔如飞，作品渐渐有了初步的模样。是啊，时间过得确实是太快了，眼前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略带羞赧的小姑娘。如今的白桃，已完全蜕变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成熟职业女性：浓密且富于质感的齐肩短发，线条果断利落的柳眉，晨星般闪动的双眸，挺拔而纤细的鼻梁，翕动的霜唇，略微有些消瘦的双颊汇聚成小巧的下巴，与和田白玉般的颈项组合成完美而流畅的线条，平展的双肩，窈窕的腰身，修长且光洁的双腿，连高跟鞋外裸露的脚背，弧线都是那样的无可挑剔。
    白桃透过有些雾气升起的朦胧眼眸，望着不远处专注作画的景越，异样的情绪开始从心底升起。自从母亲去世后第一次见到他，白桃便打心底里对这个“舅舅”产生了亲近和依赖的感觉。小时候，在那个只会骂街打人的父亲那里，她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父爱，直到遇到了景越。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女）多次说过，有两种人最容易陷入“厄勒克特拉（恋父）情结”，拥有太多父爱的人，或者没有感受过父爱的人。显然，白桃属于后者，在她心目中，景越一直拥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地位，连白桃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是种什么情感，但她能感觉到，这种情感很甜蜜，也很危险。
    “好了，来看看吧，”景越的画作已经基本完成，用擦纸进行着最后的明暗处理。
    白桃托着酒杯走到画架前，歪着头审视着画板上的素描。
    “怎么？画得不好？”景越见她久久没有作出评语，有些不自信。
    白桃苦笑了一下：“您的技法是越来越纯熟了，只不过…… ”
    “什么？”
    白桃指着画上的人：“她不是我。”
    景越笑：“不是你还能是谁？”
    “是我妈妈。”
    景越的笑容僵在脸上。
    “小时候，您的画里都是我，可后来，都变成了她，”白桃饮尽杯中酒。
    景越愣愣地坐在画架前，不知该说什么。
    白桃将客厅内的大灯关上，只留下一盏幽幽的地灯：“我要您画一次我，真正的我。”
    “真正的你？”
    “对，真正的我…… ”白桃放下酒杯，躺倒在长沙发上，眼神迷离地望着景越，将手伸向衣领，旋开套装的纽扣。
    景越望望白桃，又望望画上的那个女人。
    转眼间，白桃的套装上衣已被丢在一旁，露出宝石蓝色的内搭，斑驳的光线爬上她绸缎般的肌肤，随着躯体的起伏明暗着。白桃闭起眼睛，深吸一口气，双手伸向腰际，将内搭慢慢提起……
    景越从现实与记忆的轮回中转过神来，他猛然站起，按住白桃的手：“你这是干什么…… ”
    白桃挣扎着。
    “不行，绝对不行！”
    白桃歇斯底里地喊叫着：“我要你画一次我，画一次我…… ”
    景越拼命按住她拉着衣襟的手：“你醉了，你醉了…… ”
    白桃抱住景越，眼泪夺眶而出：“画一次我，求你了，画一次我…… ”

李听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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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于天

李听圃 发表于 2016-9-12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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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于天

第四章、创后应激


1.样板梯田

    近日，五岳市接连下了几场暴雨，降水量连创有历史记录以来同期新高，气象台亦将预警等级由蓝色、黄色一路调高至橙色、红色。正所谓“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降雨在给“热岛”中的城里人送来难得清凉的同时，亦在五岳市南郊的湖江县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广安乡四湾子村数十名村民被埋。截止记者发稿时为止，已挖出十几具尸体，余者仍处于失踪状态。
    这场泥石流与以往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虽也有天灾的成分，但更多地还是人祸，“造衅开端”要追溯到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典型的穷山恶水。全村只有区区七百亩耕地，却七零八落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块，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人称“七沟八梁一道坡”。建国以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之后，大寨村民在带头人陈永贵、郭凤莲的率领下，与天斗，与地斗，治穷山，战恶水，在“七沟八梁一道坡”上开辟层层梯田，并通过改良土壤、修渠储水，彻底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非旱即涝的局面。
    1964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毛主席很高兴，赞叹“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并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自此，大寨和大庆并列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线的两面“红旗”，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小小的大寨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来此视察、调研，慕名而来的参观、取经者更是以千万计。
    纷至沓来的观摩学习人员中，也包括如今五岳市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俞智。当年的俞智刚满二十岁，时任湖江县广安公社四湾子大队的大队书记。俞智前后共去过大寨五次，很受触动，尤其是那雄伟的梯田，生机盎然，又充满诗意，深深打动了他。回到四湾子大队，俞智也打算依样学样，搞个“样板梯田”，但地处五岳市东南的湖江县属于典型的冲积平原地形，“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方圆数十里内连座像样的小山包都找不到，根本不可能造梯田。
    然而，困难是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俞智和几位大队干部商议，准备先在村背后人工堆起一座山，再在山上修“样板梯田”。正准备动工，一位被下放到村里接受改造的老“右派”找上门来，为俞智粗略算了笔账，一座高八十米、方圆一公里的人工山，至少需上百万土方，比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景山工程量还大，仅凭区区两三千人口的四湾子大队根本不可能完成，除非“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俞智也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然而他心意已决，“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找到广安公社另外几个大队的负责人，希望“共举大义”。起初，其它大队对俞智的计划并不感冒，他们倒不是怕苦怕累，主要是觉得没必要，大寨修梯田是因为缺少耕地，而湖江县是五岳的粮食主产区，尤其是广安，人均耕地面积在省内一直名列前茅，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怎么挨过饿。俞智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种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拍板的大方向，“样板梯田”一旦建成，必将成为五岳市、乃至全省的一面旗帜，政治资源吃穿不尽。
    最终，大家被俞智说动了，四湾子联合附近五个大队，男女老幼齐上阵，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折腾了整整三年，总算是建成了近百米高的人工山，又在山上修了十五亩“样板梯田”。几个大队为这项浩大工程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长期抽调劳力，青壮不得专于垄上，粮食生产遭遇重创，直至十几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安乡的粮食产量才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此外，造山所用土方也成了大问题，为此，当地不惜毁掉了数百亩良田，要知道，作物生长靠的就是几十厘米的表层土壤，这层土被挖走堆人工山，下层生土裸露出来，没个百八十年根本不可能完成熟化。
    然而，正如俞智当初所预言的，这种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样板梯田”建好后，很快成为全省农业战线的又一面“红旗”，省报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安公社“平地起梯田”的壮举，这就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样板梯田”确实成为日后吃穿不尽的政治资源，参与梯田建设的几个大队的干部均得到提拔，没过多久就成为湖江县和五岳市政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被称作“广安帮”。而俞智，则毫无争议地成为“广安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样板梯田”修成的当年，他即被调到公社任副主任，三年后扶正并成为湖江县革委会委员，之后历任湖江县副县长、五岳市农业局副局长、局长并最终成为市委常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农业学大寨”渐渐开始受到质疑，很多地方盲目照搬、蛮干硬上的问题也慢慢暴露出来。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省党校工作会议上语出惊人：“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歪了，大寨本身就不正”。很快，批判大寨、反思大寨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其间，在五岳市和湖江县，已经初具气候的“广安帮”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少人本已板上钉钉的升迁都被暂时搁置了下来，俞智等人被迫做出检讨。好在“广安帮”的骨干成员当时都是年轻人、少壮派，脑筋转得很快。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政坛风云变幻之际，几年内数次重新“站队”，站错了万劫不复，站对了鸡犬升天。俞智等人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在清理“四人帮”余孽、批判“两个凡是”等斗争中均正确“站队”且冲锋在前，很快度过了“农业学大寨”垮台带来的低潮期，重新驶上仕途快行道。
    虽然靠“样板梯田”起家的“广安帮”成功过关，但四湾子村那十五亩梯田却很快被废弃。本来嘛，平地上的水旱田还种不过来呢，谁会吃饱了撑的跑到山上去种什么梯田，费力不小，产量却有限，还不能使用大型农机设备。原先是为了“学大寨”，不敢不种，如今大寨的“红旗”已经倒了，没人愿意再当冤大头。更何况，80年代以后村里的耕地都承包给个人了，谁也不愿意要山上那十五亩“样板梯田”，没过几年就荒废了，昔日的“革命遗址”上斑斑驳驳地长满不知名的野草，只有紧靠村边的山脚缓坡地上被人东一块、西一块地种上了几畦辣椒、茄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然而，“样板梯田”带来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正所谓“牛X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黄河不是尿的，泰山不是堆的”，人工山毕竟不是浑然天成，结构强度十分有限。尤其是在降水丰沛的湖江县，每逢夏天雨季，人工山土壤墒性急剧增加，含水量一旦达到饱和，便有垮塌的危险。过去，出于种植“样板梯田”的需要，公社和大队每年都会组织人力对人工山进行系统加固，还种植了一些保水保土的树木，总算是相安无事。可梯田被废弃后，加固工作随之停止，树木也砍的砍、死的死，夏季雨水多的时候，人工山常常发生局部山体滑坡，好在规模一直都不大，最多是冲毁几垄禾苗、压垮半座山墙。
    为此，四湾子村村民多次上书有关方面，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隐患，要么组织人力平掉“坟头”，要么村子整体搬迁，可这些动议后来都没了下文，推来拖去，最终酿成了大祸……

耿于天

2.左中右

    四湾子村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五岳市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当地驻军、武警、民兵预备役以及市公安消防局、农业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水利局、应急办、减灾办等部门迅速作出反应，动员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工作，市政协主席俞智自告奋勇，担任救灾协调指挥部总指挥。上任后，俞智做了三件事：一是将“四湾子村特大泥石流灾害救灾协调指挥部”改名为“四湾子村泥石流自然灾害救灾协调指挥部”，去掉“特大”二字，加上“自然”二字；二是发表电视讲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救人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上”、“不惜代价”、“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三是亲自部署“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在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确定的四个重点人群，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五个重点防治人群中，受灾人群都名列其中。在俞智的直接过问之下，五岳市精神病院联合几家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成立“灾后心理干预与援助工作组”，由曾抗美亲自挂帅。当然，她不能整天泡在灾区，冲锋陷阵的还是邓开、白桃等年轻人，他们各统帅一支小分队，深入广安乡四湾子村灾区展开工作。与此同时，五岳市政府、市民政局、卫生计生委重新印发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卫生部下发的《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灾后不同人群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原则》及《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作为此次灾后心理干预的指针。
    抵达四湾子村后，工作组在救灾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先对受灾群众进行了一次系统分类。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进入灾区，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分清这里的“左、中、右”，事实证明，主席的判断是完全正确且具有前瞻性的，四湾子村的灾民们，没过多久就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积极主动和救灾指挥部合作的，主要是没有亲人被泥石流掩埋，本人和家庭遭受经济损失也不大的村民。这些人被安排留在受灾后的四湾子村，在村外空地搭建起了临时帐篷，和救灾指挥部比邻而居，平日里充当向导，帮助军地救援队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被选作灾民的代表，接受各路领导的慰问、关怀，凡有媒体前来报道受灾及救援情况，被安排接受采访的也是这些人。指挥部还专门从中选拔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村民，由宣传部派人进行了突击培训，作为灾民典型，准备在某些重要场合亮相，正如《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五条中所说的那样：“组织活动，应当体现灾区政府、群众在恢复重建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媒体宣传，应当重点强调灾后重建带来的生活新变化和灾民生活新风貌。”
    第二派是那些遭受经济损失严重但没有直系亲属死亡或失踪的村民，比如房屋被毁，家中的大牲畜被埋，所承包耕地遭破坏或占用。这些人易于出现暂时的心因性抑郁障碍，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运动抑制等，简单说就是不爱说话、垂头丧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来自对灾害的认知，受灾后，人们常常会本能地感觉世界充满危险，个体则过于渺小，无能无助。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简单，只要相关支持手段能跟上，比如及时发放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指挥部代表官方向大家承诺，一定对相关经济损失给予援助和补偿，最好能先期支付部分款项，这些人也就踏实了。当然，承诺终究能兑现多少，那都是后话了。
    第三派就比较难缠了，他们是受灾最严重的人群，在这场泥石流中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且大都有至亲之人被埋，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亲属们的情绪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此次泥石流和多数自然灾害不同：一般的灾害都是纯粹的天灾，属于“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的范畴，灾民“怨天”、“怨地”都可以，“怨人”则难免牵强；但这回的泥石流却不是这样，虽有天灾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祸，要是当初不蛮干“学大寨”，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因此，这第三派灾民很快就将矛头对准了俞智以及他的“广安帮”，要求他们站出来承担责任，给自己及死去的亲人一个说法。
    而事实上，此次救灾开始之前，俞智就已经明确为善后工作划出了“红线”，经济补偿没问题，其它要求也可以商量，唯独不能反思，尤其是不能反思到当年的“学大寨”上。此外，《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中亦有明确规定，第三条“干预基本原则”的第一款就是：“心理危机干预以促进社会稳定为前提。”为落实相关指示精神，救灾指挥部专门拨出人力物力，将蠢蠢欲动的第三派灾民集中“护送”到距离四湾子村几十公里外的一处备用军营“妥善安置”，并由市精神病院心理援助工作组重点进行治疗、辅导。这部分灾民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白桃领导的小分队负责，另一部分则归邓开管……

耿于天

3.娱感夺怖触

    参与此次泥石流灾害心理援助之前，五岳市精神病院正在搞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刚刚批下来的一个主任医师（正高级）职称，以及一个院长助理的职位。纵观全院，对这两块“肥肉”眼红的人不少，但真正有资格的却寥寥无几，最有希望的当属白桃和邓开。比较而言，白桃在竞争中领先半个身位，她的学历比邓开高，业务能力也更强，邓开虽然受曾抗美青睐，但后者在脱管事件后正处于“不应期”，能量有限。
    原本，院党委已经准备开会讨论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的有关事项，只要不出大的意外，白桃应该可以顺利突围。可就在此时，四湾子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外御其侮”显然比“阋于墙”重要，职称和竞聘的事情只好先放一放，待救灾结束后再议。
    传统上，中国人在选材时大都采用“相马”的方法，手握更高权力的“伯乐”们看上谁算谁。而近年来，“相马”法有逐渐向“赛马法”过渡的趋势，拉出来遛遛，没病走两步。在培养选拔年轻人的问题上，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领导们也更倾向于“赛马”，因而，在组建“灾后心理干预与援助工作组”时，院里才有意安排白桃和邓开各自领导一支小分队。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一场暗地里的竞争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白、邓二人，谁能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表现更好，谁就能在职称评定以及岗位竞聘中占得先机……
    白桃选用具有特异性和敏感性的标准化量表，结合心电、皮电、面部肌肉反应等理化手段，为她所负责的灾民进行了一次系统测评，证明其中相当部分人患有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三联症”为其典型表征。首先是“再体验”，在白天的想象或夜晚的睡梦中，灾难记忆反复闯入，不断情景重演。接下来是“高警觉性”，患者对外界刺激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强烈，激惹性明显增高。最后是“回避与麻木”，除常见的有意识回避外，还会出现选择性遗忘等情形。
    白桃采用了“辩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对患者的主观倾向进行了了解，之后因势利导，对于不相信“谈话也能治病”的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对于认定“心病只能心药治”的则以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方面，白桃首选奈法唑酮，该药可以改变睡眠结构，延长REM（快速眼动）睡眠相，减少转醒次数，非常适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与此同时，邓开也针对他所负责的灾民展开了“心理干预和援助”。和白桃形成鲜明对照，邓开既不进行心理测评与辅导，除对个别情绪激动的注射一点苯二氮卓外，基本上也不用药。灾民进驻安置点后，邓开安排手下的医生护士，先组织大家看了几天日本AV影片。这种“治疗”手段看起来虽然很奇葩，但据邓开自己说，这其实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西方学者在定义某一学科的历史时，往往采用很严格、很审慎的标准，宁缺毋滥。心理学也是一样，研究者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出现很晚，正如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着悠久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与之正相反，中国学者在描述历史时，通常是宁滥勿缺，越长越好。仍以心理学为例，动辄上溯一两千年，几乎所有叫得出名来的思想家、医学家，摇身一变全成了心理学家。
    邓开上大学时，曾重点研究过金元时期四大医家之一、“攻下派”创始人张从正，并在一篇论文中将其称作“12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医生、精神病学家”。张从正首创“痰迷心窍”学说，对精神类疾病的解释也依据这一理论，治疗手段被归纳为“汗”、“下”、“吐”三法，使用灸、蒸、熏、泄、熨、烙、针、砭等手段。邓开还“发现”，张从正在心理疗法方面也有十分精深的造诣，《儒门事亲》中，他提出“娱”、“感”、“夺”、“怖”、“触”五法，“以谑浪亵狎娱之”、“以怆恻苦楚感之”、“以虑彼志此夺之”、“以恐惧死亡怖之”、“以侮辱欺罔触之”，被邓开誉为“中国心理治疗之祖”。
    邓开组织灾民们看A片，正是“以谑浪亵狎娱之”的“娱”法，“娱”法的精髓在于一个“亵”字，越下流、越龌龊越好，惟其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转移悲恸、愤怒、怨毒中的人的注意力。事实证明，这招虽然不堪，但很管用，四湾子村的灾民祖祖辈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从没见过如此花红柳绿的饮食男女，这回算是开了眼，很多人都变得“此间乐，不思蜀”。
    接下来，邓开又陆续使用了“感”法和“夺”法。一方面，他给灾民们看了近些年国内外各种天灾人祸的纪录片，尽可能煽情，场面越惨、越催人泪下越好，“以怆恻苦楚感之”，让大家明白，比自己倒霉的人有的是，人家都认了，你凭什么不依不饶。另一方面，邓开还从市民政局、城乡建设局、农业局等机构要来了各种相关资料，向灾民们展示灾后重建的美好愿景。虽然只是蓝图，将来能不能实现、能实现几成还两说着，但依旧能使很多人油然而生一种因祸得福的满足感。“以虑彼志此夺之”，假如听话，别说牛奶了，连奶牛都会有的，若不听话，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浴火重生。
    到了这一步，邓开率领的小分队所负责的灾民，十停中已有八九停从泥石流发生后的痛苦状态中走了出来，摩拳擦掌，准备返回家乡，投入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洪流中。当然，还有少数顽固的，A片也看了，蓝图也展望了，依旧故我，整天叫嚣着要找俞智和他的“广安帮”算账。看起来，对他们不上点儿手段是不行了，邓开祭出了轻易不用的“怖”法和“触”法……

耿于天

4.宣泄

    说起来，邓开与四湾子村以及该村所在的五岳市湖江县，也算是有些渊源。他的外公姓刘，名叫刘宁哲，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俞智在四湾子村搞“样板梯田”时，担任湖江县县委书记的就是他。而邓开眼下正准备采用的“怖”、“触”二法，正与他的这位外公有关。
    邓开将闹事的灾民集中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当年外公刘宁哲代表湖江县进京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故事……
    1962年1月，面对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群众不满情绪积聚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三年大饥荒”的经验教训。于是，史无前例的“七千人大会”应运而生。
    会议起初进行得还算顺利，可到了27日，风云突变，党中央一位副主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脱稿讲话，内容与事先确定的口径有很大出入，将毛主席早前对“三年大饥荒”定下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颠倒了过来，变成“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此言一出，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都表示“还有话要说”，其中也包括刘宁哲。当时的他，年轻气盛，听了这位副主席的讲话，很受鼓舞，准备好好放它几炮。
    面对这种局面，“七千人大会”按原计划在1月底结束已无可能，毛主席决定，将会期延长，“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出气会”上，代表们发言踊跃，对“大跃进”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毛主席则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可很多代表还是不满意，某些高层领导也态度暧昧，那位副主席甚至进一步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最终，已经一退再退、退无可退的毛主席不再纠缠于具体问题，将会上的种种分歧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归纳，做了题为“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演讲，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论断。这下，包括刘宁哲在内，所有人都老实了，“七千人大会”胜利闭幕。
    这次会议对刘宁哲的触动很大，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此前，他总是牢骚满腹，一度被认为有着“右倾”思想，而“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彻底与封资修划清了界限，始终和上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也正因如此，几年之后，俞智和“广安帮”要在四湾子村搞“样板梯田”，刘宁哲半个不字都没说，大开绿灯，全力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七千人大会”，就不会有“样板梯田”，更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听了邓开讲的故事，四湾子村的灾民起初没太明白什么意思，但过了几天，大家逐渐想通了。“三年大饥荒”死了多少人，最后不也只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么，“七分”也好，“三分”也罢，“九根指头”也好，“一根指头”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再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还是见好就收吧，事情已然这样了，还是多争取些现实利益要紧。“以恐惧死亡怖之”，“以侮辱欺罔触之”，邓开从“中国心理治疗之祖”张从正那里学来的“娱”、“感”、“夺”、“怖”、“触”五法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白桃那边的治疗却遇到了些麻烦，虽然大部分灾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但有些人的症状还是比较顽固。为此，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梯度暴露、生物反馈、眼动脱敏再处理、经颅磁刺激，可效果都不明显。而就在此时，救灾指挥部又忽然通知心理援助工作组，省里的部分领导马上要到安置点看望灾民，让他们做好准备。
    得知这个消息，白桃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有部分灾民的情绪不大稳定，尤其是当他们也听说省领导要来时，纷纷吵吵着要俞智为泥石流的“人祸”负责。小分队中有其他医生向白桃建议，实在不行就给灾民们用镇静剂吧，省得惹麻烦，可她不同意，这些药物短期内虽能稳定情绪，却会使某些闪回记忆固化，贻害患者终生。
    最终，白桃选用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执业从医时期的搭档布洛伊尔（J·Breuer）首创的心理治疗方法——“宣泄法”。布洛伊尔认为，人的精神活动赖于肌体所提供的能量，当能量水平过高时，需要及时释放，否则就会造成精神障碍。既然灾民们对俞智有怨气，与其一味压抑，不如干脆就让他们宣泄出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
    这一次，白桃采用的是格式塔学派的“空椅技术”。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上一排并没有人坐的空椅子，每把椅子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俞智等“广安帮”成员的名字，灾民们逐一进入这间屋子，想喊就喊，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总之就是让大家把积郁在心里的不良情绪释放出来。实施证明，“空椅技术”是很有效的，灾民们骂累了、打累了，感觉自己出了气，再大哭上一场，情绪得到了明显的好转。省里领导来的时候，虽然也有人抱怨上了几句，但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按理说，这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令白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空椅技术”竟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在白桃领导的心理援助小分队中，有几个医学院的实习生，其中一个刚好在研究格式塔学派的心理疗法，悄悄用随身DV把白桃进行宣泄治疗的资料录了下来。这原本也没什么，但后来，这段视频阴差阳错被邓开看到了，他找人将视频重新剪接了一下，突出灾民对俞智的谩骂，以及白桃对他们的鼓励，最后，将编辑好的视频交到了俞智那里。
    俞智看完自然十分光火，他肯定不懂什么叫“宣泄法”和“空椅技术”，只觉得是白桃在煽动灾民和自己过意不去。为此，俞智专门将五岳市卫生系统的负责人以及曾抗美等人找去，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曾抗美当然知道白桃是冤枉的，但自己正愁没借口整治她呢，送上门的机会怎会放过。在“四湾子村泥石流灾害心理干预与援助总结会”上，白桃受到了点名批评，没过多久，职称评议的结果也下来了，邓开最终战胜白桃，拿下唯一一个正高级职称，接下来的岗位竞聘也没有了悬念，邓开顺利成章地成为院长助理，正式跻身院领导行列……

耿于天

5.医者仁心

    楼道里堆满了各种杂物，灯也早就坏掉了，这种老居民楼没有物业部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修全靠住户自己，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共区域自然是没人管的。白桃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让自己的瞳孔放大些，但没走几步，脚下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小心点儿，没事吧？”在前面带路的景越回过头。
    “没事，”白桃渐渐适应了黑暗环境。
    景越走到楼道最深处的一户门前，掏出钥匙，摸索着打开门：“进来吧。”
    白桃随景越走进屋内：“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父亲的房子。”
    小时候，白桃曾多次问起过景越的身世，他都没有正式回答，只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医生，已经去世多年了。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中稀里糊涂地败给邓开，向来心性很高的白桃难免忿忿不平，再加上武仲平的事情始终压在心里，无论上班还是回家，都一直恹恹的。景越看在眼里，约白桃周末到自己家里坐坐，不想却带她来了这里。
    白桃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半间客厅，这是老式的筒子楼，户内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层高也很矮，显得有些逼仄。尽管如此，房间收拾得却很干净整洁，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
    景越用电水壶烧了些水，泡上两杯茶，将其中一杯交给白桃：“这里没有咖啡，将就一下吧。”
    “我记得您说过，您父亲早就去世了。”
    “对，没错。”
    “那这里…… ”
    “这里没人，但我没事时会过来坐坐。”
    白桃浏览着房内的陈设，不像是长久没人居住的样子，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书架上的书籍似乎刚刚被主人翻动过，整洁的木床上好像还存有午后小憩留下的体温。
    “坐吧，”景越给白桃搬了把椅子，自己则坐在床边的写字台前，打开桌上那盏碧绿色灯罩、金属支架的老式台灯。
    白桃坐下，椅子很旧，即使是身材清瘦的白桃坐上去，依然会吱扭扭地响。和书架、木床、写字台一样，椅子背上也用红油漆写着几个数字，显然，这些家具都是单位配发的：“您父亲是五岳人？”
    “不是，但他中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五岳，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白桃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在写字台上，抬起头，发现墙上并排挂着三幅黑白照片。中间一幅是一位将军的礼服标准照，肩上两颗星，胸前三枚勋章，应该是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照的。左边那幅也是一位军人，但拍摄的时间却要早很多，应该是红军时期，照片已经有些斑驳了，画面中是个年轻人，带着标志性的八角帽，中央一颗红星，不是金属材质，而是将一块裁成五角星形状的红布缝了上去，军装虽然很朴素，但那个年轻人显然很开心，脸上洋溢着乐观而灿烂的笑容。右边那幅是位医生，身着白大褂，里面是件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没有戴帽子，显得很儒雅。
    没等白桃发问，景越主动开了口：“这就是我父亲，”他指指右边那幅照片上的人。
    “那左边那个呢？”
    “那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祖父。”
    白桃站起身来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上了两个人，又回头看了看景越，祖孙三人确实有些像：“中间这位是谁？”
    “那是傅连璋将军，我祖父的老师…… ”
    景越的祖父名叫景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从17世纪西学东渐时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入闽传教开始，闽西一直是中国基督教版图上的重镇，景华就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情怀的家庭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925年，景华进入长汀亚盛顿医馆学医，主攻创伤外科，师从傅连璋大夫。
    也正是在那一年，受“五卅运动”冲击，医馆中的外国医生被迫相继离开中国，亚盛顿医馆改名为福音医院（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1927年，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途径长汀，受到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和全体医护人员的热情接待和服务，此间，年轻的景华在护理红军指战员过程中第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30年代初，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并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景华正式参加革命，戴上八角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然而，当时的中央苏区政治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曾经的“福音”医院也不再是净土，难以幸免与独善。刚迁到瑞金不久就赶上“AB团”肃反，傅连璋的两位高足、也是景华的师兄，被当成特务枪决。傅连璋本人和景华等也给关了起来，即将押赴刑场前几分钟才被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一个电话救了下来。
    按理说，大难不死应该必有后福才对，可景华却是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几个月后的某次战斗中，红军一位赤卫队队长身负重伤，送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抢救，景华也在其中，但那位队长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当时，傅、陈、景等人还处于“戴罪立功”阶段，出了这种事，肯定在劫难逃，被王明极左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社会部立刻派人将他们推出去就地正法，啪啪啪几声枪响，年仅二十三岁的景华一命归西。当时，景华的儿子、也就是景越的父亲景仲实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甚至还没见过爸爸一面。景华被枪毙后不久，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又伤心又害怕，没出月子就随丈夫而去，景仲实彻底成了孤儿。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景仲实被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和边区医院（现解放军二五三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十分惦念爱徒景华唯一的骨肉景仲实，但当时傅连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整风运动”中动辄被批斗。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傅连璋成为候补代表，地位暂时稳固，在张闻天同志的关怀下，重新找回了十二岁的景仲实，送进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并经常给予生活上的接济。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璋出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经他推荐，景仲实考入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他原本想接父亲的班，也学创伤外科，但傅连璋将军认为外科太危险，劝他改成了心脑内科。毕业后，景仲实进入北京医院工作，成为专为中央领导进行医疗服务的专家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这一时期，傅连璋常常在业务上关怀和帮助景仲实，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期间，傅连璋成为林彪一伙儿重点迫害的对象。据说，傅得罪林源于建国初期，众多周知，“抗美援朝”时毛主席最初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后者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毛泽东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派傅连璋为林彪医治，傅发觉林身体没有大病，不过倒是有打吗啡成瘾的问题。从此，林彪便恨上了他，就像曾抗美和邓开恨白桃一样，“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就找茬儿把傅连璋关进了秦城监狱，日夜审讯逼供。傅连璋拒绝“交代问题”，被问急了就一句话：“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傅曾三次救过毛主席的命）”。
    傅连璋受到冲击后没多久，景仲实也遇到麻烦了。
    1966年5月21日清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安东将军于寓所突发急症，景仲实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疗组成员。当时安东的情况很糟糕，各项生命体征十分微弱且仍在急剧恶化，医疗组立即实施抢救，注射强心针，并实施人工呼吸，因病因不明，未敢贸然执行更激进的治疗。上午九时，安东将军心跳、呼吸、脉搏全停，瞳孔放大，体温降低，溘然长逝。
    虽然安东授衔时只是个少将，在将星如恒河沙数的军委高层根本排不上号，但他担任的职务很敏感，是国防科工委中仅次于聂荣臻元帅的常务副主任，工作涉及包括“两弹一星”在内几乎全部军事现代化的机密。正因如此，“安东之死”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江青、康生一伙儿抓住，借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尸检结果显示，安东是因“误服”了大量“眠尔通（一种治疗轻度失眠和抗焦虑的药物）”，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致死。对此，景仲实曾表示质疑，并专门撰写了一篇材料。他不懂政治，完全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眠尔通是种比较安全的神经类药物，中毒剂量和致死剂量都很高，且二者差距很大，就算安东将军“误服”大量该药（中毒需至少四十片，致死需至少一百片），也应该很快陷入中毒昏迷，此时消化系统已经基本停止工作，不会继续吸收剩余药物、进而达到致死剂量，换句话说，服用眠尔通，中毒很难，致死更是难上加难。
    这篇材料很快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景仲实本人也被怀疑与“安东之死”的“内幕”有什么瓜葛，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先是关在京西某军队大院中，后来转移到五岳市郊某“干部学校”，翻过来调过去，查了差不多十年。直到70年代中期，在聂帅的过问之下，“安东之死”的调查工作才告一段落，景仲实总算是勉强恢复了自由之身。
    然而，多年的“囹圄”生涯已经严重摧残了景仲实的身体，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才子少年，才四十多岁便满头华发、病痛缠身。此外，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但毕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景仲实没能回到北京，而是留在了五岳，安排到市人民医院。院里也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处方权都被剥夺了，除偶尔有遇到疑难的医生悄悄请教景仲实一下外，他只能整天如孤魂野鬼般在各科室间逛来逛去。景仲实最终也没能等到彻底落实政策的那一天，80年代初期灰溜溜地提前病退，几年之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革命家史，”景越从回忆回到现实：“先前你多次问过，我都没说，不是不愿说，是觉得没必要说。”
    白桃望着墙上的三幅老照片，无限怅惘。
    “确实，你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小的委屈，”景越爱怜地看着白桃：“但你想想，同他们的遭遇比起来，眼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桃沉默了一会儿：“您走上从医这条路，也是受家庭熏陶吧？”
    “应该算是吧。”
    “您父亲支持么？”
    “当然不支持。”
    “那怎么…… ”
    景越苦笑了一下：“可能是宿命吧…… ”
    中年以后的蹉跎岁月中，唯一能对景仲实构成安慰的便是儿子景越。景越小时候，父子二人始终聚少离多，起初是因为景仲实工作太忙，后来是经年累月的“隔离审查”。尽管如此，景越和父亲的感情却很深，插队时，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所在的五岳市农村落户，尽管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物理距离近些，景越心理上便觉得多了一份安慰。虽然父亲常年不在身边，“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但少年老成的景越在学业上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插队期间也手不释卷，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等到了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
    然而，报志愿前夕父子两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受家庭影响，景越从记事起就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选中国医科教育天字一号——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按说，景仲实应该对儿子的选择感到欣慰，但他本人和父亲景华的经历已经让他伤透了心，原以为从外科改成内科能稳妥些，没想到还是逃不掉。被“专案组”审查那些年，景仲实就曾多次在心中赌咒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和父亲的老路，学什么也不能学医。可一向听话的景越这一次却犯了牛脾气，非要当医生不可，父亲怎么劝也不听。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起初学的也是医科，想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后来偶然间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纪录片，一个做间谍的中国人被砍头示众，围观者叫好声不断，这些人体格强壮，却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鲁迅因此意识到，医学只能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思想和灵魂，从此弃医从文。景越填报志愿时，景仲实也曾用这个事例劝导过他，中国人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和灵魂。但景越的想法却和当年的鲁迅不同，在他看来，医学同样可以拯救思想和灵魂，景华的创伤外科不行，景仲实的心脑内科也不行，但精神医学却可以。
    景仲实拗不过景越，最终只得由着他去，没办法，这就是命，是他们一家三代的宿命……

耿于天

6.唯物主义

    白桃忽然想起了什么：“我曾听院里人无意中议论过，院长的位子原本应该是您的。”
    景越笑笑，没有直接回答。
    白桃明白，他这种表现便是承认了：“后来为什么换人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也罢…… ”
    进入五岳市精神病院工作以后，景越始终是院里绝对的业务骨干，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路职称升上来，都是同年龄、同资历医生中最早的。市精神病院从五岳市人民医院独立出来后，一直发展迅速，也正是用人之际。至90年代中期，景越已成为市精神病院常务副院长，当时，曾抗美只不过是个院办主任兼医管科科长。
三年以后，五岳市精神病院原本的院长调到市红十字会任驻会副会长，院长的位置空了出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景越板上钉钉是下一任院长人选，组织部门也早就找他谈过话，老院长走后，院后勤科甚至自作主张将景越的办公桌搬进了院长办公室。总而言之，只等文件一发，景越便正式走马上任。
    可就在此时，枝节横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景越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五岳市出现了一个名为“XX神”的宗教组织，教主姓包，以练功强身驱病为名广受信徒，一度影响很大。随着势力的扩张，那位包教主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当时，“XX神”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市党政机关内部，连很多中高层干部都成为该组织成员或外围成员，包教主甚至开始干涉官员任免工作，被称作“地下组织部长”。市委市政府高层忍无可忍，决定切掉这个毒瘤，宣布“XX神”为邪教组织，将其取缔。包教主当然不甘心失败，他狗急跳墙，组织上千名铁杆信徒冲击政府机关，妄图以武力相要挟，市公安局警员力量有限，局势一度濒临失控。此事惊动了省里，最终，武警五岳市支队出动，展开“清剿”，除包教主和极少数亲随逃脱外，绝大部分骨干被一网打尽。
    “XX神”被彻底“清剿”后，五岳市市委宣传部、市府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集中揭批“XX神”的邪教本质。发布会的参与者除相关部门领导外，还有受害者家属、转变后的原练功人员、宗教界人士、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医学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等，从不同角度揭发、批判“XX神”。时任市委宣传部副秘书长、五岳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由于该机构成立于当年6月1日，对外称‘六零一办’）”副主任的蔡若愚还事先找到了景越，希望他也能出席，从心理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有如此之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那个包教主欺骗且执迷不悔，简单说就是让他把那些死不悔改的练功者说成精神病人。
    换做旁人，遇到这种差事早就趋之若鹜，尤其在接受组织部门考察、即将升任院长的关键时刻，此时不表现更待何时。可景越却拒绝了蔡若愚的邀请，在他看来，加入邪教组织和精神病没有必然联系，作为医生，自己不能去背这个书。蔡若愚见景越不开窍，劝他不要这么认真，姑妄言之而已。可景越的牛脾气又犯了，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蔡若愚也急了，干脆命令景越出席，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去了还必须得发言。
    按照蔡若愚的想法，景越的牛脾气就算再大，也得顾及影响，面对公众和媒体，肯定不敢胡说八道。然而，这一次他却低估了景越。发布会召开的那天，景越倒是去了，轮到他发言时，面对台下数十家新闻媒体的长枪短炮，他口若悬河，从若干角度论证邪教和精神障碍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除非别有用心，否则绝不可混为一谈，打了蔡若愚一个措手不及。
    此外，景越还对“XX神”的“邪教本质”提出了不同看法。“XX神”信徒聚众冲击政府及社会要害部门、扰乱公共秩序，可以定义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反革命组织”，相关责任人也完全应该予以法办，但说这伙人是“邪教”似乎有失偏颇。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元末农民起义所信奉的“明教”、嘉庆年间一度攻入紫禁城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拜上帝教”，官方都曾予以坚决取缔，但并没有说人家是邪教。
    “邪教”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在西方，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受主流宗教排斥的“异端”，二是指教义中含有明显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内容的邪门歪道。无论按照以上哪个标准，“XX神”似乎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邪教。首先，中国没有主流宗教，也就无所谓异端。其次，景越虽然没有读过“XX神”教的“典籍”，但仅凭官方宣传中所提及的事例，该教教义中似乎并不含有反人类、反道德内容，至于某些信徒在“修炼”中自残、自杀，大概也属于个人走火入魔行为，与教义无关。举个例子，拉登组织人开飞机撞大楼，你可以说拉登是恐怖大亨、“基地”是恐怖组织，但不能说伊斯兰教是邪教，《古兰经》中哪一章哪一条也没让信徒去屠杀无辜百姓。
    听了景越的“高论”，主持会议的蔡若愚坐不住了，发布会当场，二人就辩论了起来：
    “‘XX神’就是邪教，它的教义都是骗人的，说只要修炼到一定境界、就能得到天上的什么众神庇佑，根本就看不到嘛！”
    “你这个逻辑不对，看不见就不存在么？”景越指着台下一位记者正在用的笔记本电脑：“你能看见wifi信号么？但你能说它不存在么？”
    蔡若愚换了个进攻方向：“那个包教主号称自己有多么多么大的能量，我们调查了，根本就没法证明！”
    景越见招拆招：“宗教中的很多内容本就无法证明，天堂、地域、六道轮回，你能证明么？但你能因此说基督教、佛教是邪教么？”
    “那…… ”蔡若愚翻看着手中厚厚的资料，发现竟一条也用不上：“这个，哦，对了，我们查过，‘XX神’的那些所谓典籍基本都是抄来的，有的源自佛教、有的源自道教、有的根本就是封建迷信！”
    景越靠在椅背上，不疾不徐：“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参考了犹太教、基督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参考了婆罗门教，但你能因此说伊斯兰教、佛教是邪教么？”
    蔡若愚脸涨得通红：“这，这…… 你，你…… ”他的头发本就稀少，有限的几根用发胶小心翼翼地从左拉到右，跨过中间宽阔的“大陆架自然延伸”、一直抵达遥远的“冲绳海槽”，此时，在汗水和怒气的双重作用下，发胶渐渐化开，遮羞的几缕头发掉了下来，露出广袤的不毛之地，引得现场一阵哄笑……
    发布会不欢而散、草草收场，从没当众出过这么大丑的蔡若愚一壁要求各路媒体封锁消息、“这骨碌掐了别播去啊”，一壁迅速跑到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部长那里哭诉。他只字不提自己工作不细、材料不过硬的疏忽，将责任悉数推到景越身上，说他无组织、无纪律、蓄意和自己过不去，说不定还和那个“XX神”教有什么勾结。
    宣传部长一听就火了：“查，直接让政法委和国安局去查，一查到底，景越这小子肯定是“XX神”隐蔽安插的骨干、在卫生战线的总代言人！这是什么时候？在五岳市各界集中揭露批判‘XX神’邪教本质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站队，敢在这种敏感时期散布与定调口径不一致的言论，要是和‘XX神’没有密切关系，打死我也不信！”他怒不可遏，一掌拍在老板台上，将桌上一个琉璃骷髅摆件震掉在地。这位宣传部长不是旁人，就是当年将曾抗美从山东带到五岳的那个“老相好”，曾抗美人老珠黄后，两人虽不再像当初那么亲密，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桌上的摆件据说就是曾抗美送的。
    景越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停职审查，一折腾就是两个多月。景越家被反反复复翻了个底儿掉，连自己小时候用过的奶嘴儿的尿戒子都给找了出来，还有一枚父亲当年在延安保育院戴过的列宁像章，苏联货，直接送进革命历史博物馆。此外，各种有的没的的社会关系也被政法委和国安局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连景越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还在拉丁美洲有海外关系，他老姨的二舅母的表叔的内侄女的姑姑的婆婆的外甥的连襟的妹夫解放前夕去了厄瓜多尔，在当地经营一家丙级足球俱乐部。景越还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小学同学，一个去了大西北，一个去了大西南，多年来景越一直想跟他们重建联系，四处打听始终没能如愿，托国安局的福，现在都被找了回来，三人久别重逢、老泪纵横，“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复登君子堂，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
    停职审查最终也没查出什么所以然，但院长宝座这个原本已经到嘴边的鸭子却飞了，连常务副院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只给了一个“医务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虚衔。
    景越摊摊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就算您没当上院长，照理也不该是曾抗美啊，”白桃不解：“她当时不只是个院办主任兼医管科科长么，还有那么多副院长、副书记呢，怎么就轮到她了？”
    “她的运气好，时势造‘英雄’…… ”
    拉丁语中有一个词“Sede Vacante”，中文译为“宗座从缺”，指梵蒂冈天主教教皇去世或辞职后、新教皇尚未选出前这段教座空悬的时期。按照天主教教法规定，“宗座从缺”期间，暂时代行教皇职权的，既不是国务卿，也不是枢机院院长、大祭司或者最高主教长，而是“camerlegno（教皇内侍）”。教皇内侍是教皇的私人秘书，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经允许进入教皇办公室的人，尽管如此，在教廷中，教皇内侍从理论上来讲只是一个低级神职人员，但在“宗座从缺”这个特殊时期中，这么个小人物却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年，景越因在市府新闻办发布会上“大放厥词”被停职审查，此时，市精神病院原院长已经调任红会，一时之间，院长、常务副院长两个职位同时“从缺”，院里没有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人。按照五岳市精神病院的管理制度，院长“从缺”时，常务副院长代行院长职权，院长、常务副院长同时“从缺”时，暂时主持工作的不是各位副院长、院长助理或党委副书记、纪检组组长，而是类似于“内侍”、仅相当于中层干部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当时的院办主任，恰恰是曾抗美。
    虽然阴差阳错间暂时成了院里的一把手，但曾抗美却没有时间弹冠相庆，因为，当时的五岳市精神病院，正处在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中。尽管景越在发布会上公开唱了反调，但他被停职后，还是有不少拒绝转变的“XX神”死硬信徒被“六零一办”送进了市精神病院，要求院里对他们的精神状况作出鉴定并安排其住院治疗。
    在我国，精神病人入院治疗有两种情况，自愿和非自愿。《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二十七条亦称：“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但与此同时，“近亲属、所在单位、公安机关”有权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第二十八条），如果诊断结果或鉴定报告表明需住院，患者或监护人“应当同意实施住院治疗”，否则“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第三十二条）。”
    当年，景越在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威望很高，相当部分年轻医生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因此，死不悔改的“XX神”信徒被送入院后，这些医生纷纷拒绝对其作出诊断和鉴定，或者干脆就说这些人没病，扰乱社会秩序，该送拘留所送拘留所，该送看守所送看守所，别往精神病院送，借此声援景越。
    其实，在对待这帮“XX神”死硬信徒的问题上，“六零一办”也有难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够处以刑责的，只能行政拘留，而拘留是有时限的，最多十五天，就算按刑拘处理，也不能超过三十七天，过后要么进入起诉程序，要么就得放人。正所谓放虎容易擒虎难，当初可是出动了武警、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些人缉拿的，如果这么轻易就放了，估计用不了多久，“XX神”就得死灰复燃。在这一点上，精神病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对于非自愿住院的患者，必须是“医疗机构认为可以出院”才能出院（《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想关多久就能关多久。
    正因如此，“六零一办”对曾抗美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授予了她很大的权力，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必客气。有了后台老板的支持，曾抗美的胆子壮了起来，当年那个造反女将的风采又回来了，她乾纲独断、雷厉风行，在五岳市精神病院进行了一系列铁腕整顿。当时，院里几乎找不出一个愿意同曾抗美以及“六零一办”合作的医生，但细分下来，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感情上同情景越，二是纯粹基于医学判断，赞同景越观点。
    对于前者，曾抗美杀伐决断，毫不留情，依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诊断，或者未根据评估结果作出处理的”，“依法给予暂停执业活动、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对于后者，曾抗美则以招安为主，毕竟不能把所有人都开了，那样市精神病院也就该关门大吉了。曾抗美向医生们许愿，只要这次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中，今后绝亏待不了大家，景越当初能给他们的，自己一样都少不了，景越不能给他们的，自己也能无中生有、化白为黄。鸡已经杀了，“狙公”又承诺了“与若芧，朝四而暮三”，猴子们很快“皆伏而喜”。曾抗美顺利度过了履新之初的混乱时期，又借“清理阶级队伍”理直气壮地打击了景越在市精神病院的势力，同时培养了自己人马。
    其实，曾抗美这样不遗余力地上蹿下跳，除邀功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虽然景越不是“XX神”信徒，但五岳市精神病院中倒确实有一个人曾加入过该组织，不是别人，正是曾抗美本人。曾抗美应当算是“XX神”的老牌信徒，该组织成立初期就入了教，但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知道加入这类组织危险，从一开始就留了后路。为防“XX神”有朝一日被取缔后吃瓜落，曾抗美虽然练功很积极，且同该组织上层人士过从甚密，却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同“上级”、“下级”都是单线联络，知道她底细的没有几个。与那些死不悔改的狂热信徒不同，曾抗美入教不是为了所谓的“信仰”，而是出于纯功利目的。“文革”结束后因参与造反夺权被调查期间，为了脱罪，曾抗美曾自己给自己做过一次“人流”，给身体造成了相当的伤害，且那时她还同“工作组”中几个年轻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从此落下了很严重的妇科疾病，一直没有治好，后来听说“XX神”能治疑难杂症，便入了教。既然是出于功利目的加入“XX神”，自然没必要为后者火中取栗，该组织被宣布为邪教后，曾抗美立即抽身，之后的活动一概没参加，因此，直至该组织被彻底“清剿”，她始终没有“暴露”。
    尽管没有暴露，但曾抗美一直为这件事惴惴不安。后来，“XX神”信徒被“六零一办”送进市精神病院，曾抗美意识到，斩草除根的机会来了。没等别人揭发她，曾抗美“先发制人”，将所有知道自己曾经加入过“XX神”的人都诊断为精神病，而且是重症，最好是妄想型或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如此一来，就算他们日后指证曾抗美，对她也不会有什么威胁，一旦成了精神病人，无论你说什么，“正常人”都不会相信。
    曾抗美的得力工作得到了“六零一办”上下的一致肯定，经她那个做宣传部长的“老相好”推荐，曾抗美很快升任五岳市精神病院常务副院长，取景越而代之，且暂不任命院长，为曾抗美留着位置，两年以后正式扶正……
    白桃摇摇头：“太可惜了。”
    景越却显得很豁达：“有什么可惜的，不就是个院长么，不当就不当，我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么。”
    白桃依旧不平：“那个曾抗美有什么资格当院长？”
    “什么叫有资格，什么又叫没资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您当初要是顺利当了院长，我现在也不至于受这些没来由的委屈了。”
    景越沉默了一会儿，长舒一口气，起身找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将墙上三幅原本已经很干净的照片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与其说是擦拭，倒不如说是抚摸：“我父亲临终以前，曾经对我说，医生整天和疾病、生死打交道，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科医生也不例外，既然是唯物主义者，荣辱得失、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就要看得开一些，”擦完照片，景越又取来电水壶，给白桃的茶杯续上一些热水：“职称这次没评上，还有下次，凭你的学术、业务能力，这些都是早晚的事。至于那个院长助理，我当年把院长弄丢了都不在乎，你又何必在意一个区区院长助理，那份闲心，咱不操也罢，无官一身轻…… ”

鹿城飞侠

不错的作品 ，关注中

耿于天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6-9-13 19:35
不错的作品 ，关注中

果然是常务

耿于天

第五章、无妄之灾


1.相对剩余价值

    邓开担任五岳市精神病院院长助理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创收，准确地说，是利用精神病人为院里创收。
    利用精神病人创收，听起来匪夷所思，可事实上，这个“传统”是由来已久的……
    英语中有一个词——“bedlam”，《剑桥词典》对它的标准解释是“喧闹、混乱的场面”。其实，这个单词原本的形式是“Bethlehem”，特指英国历史上最早的精神病院——伯利恒皇家医院，该院始建于1247年，原本是家修道院。按照今天的标准，伯利恒皇家医院是家综合性医院，其中有个“亚伯拉罕病区”，专门收治精神病人。历史上，“bedlam”曾因虐待精神病患者而臭名昭著，同时，它也是利用精神病人创收的“典范”。据记载，“bedlam”创收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出租精神病患者，18世纪以前，任何人只要花上两个便士，就可以租一个精神病人，殴打、戏弄、侮辱均可，只要别弄死就行。第二个方法是组织“丐帮”上街乞讨，莎士比亚曾在《李尔王》中描述过伯利恒精神病院强迫病人乞讨的情景：“这地方本来有许多疯丐，他们高声喊叫，有时发出一些疯狂的咒语，有时向人哀求祈祷（第二幕，第三场）…… ”
    时过境迁，在“文明”与“进步”的当代社会，再像“bedlam”这么干肯定是不行的。想利用精神病人创收，得“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五岳市精神病院院墙西侧有一栋三层小楼，原本是市直机关培训中心的所在。差不多十年以前，趁上级停建楼堂馆所的文件尚未下达之际，机关工委打了个时间差，在郊区某名胜风景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建了个更像样的新培训中心，小楼便空置了下来。加之紧邻精神病院，一直没有机构愿意接受，久之荒废，成了飞禽走兽“诗意栖息”的乐园。邓开主动同工委取得联系，没费多大力气就把这栋小楼拿了过来，简单加固、修缮、打扫，辟为“庇护工场”，邀请企业入驻，组织病情稳定、行动如常的病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来美其名为“工疗”，二来也算给院里搞个“三产”。在这个雁过拔毛的时代，连囚犯都要“劳动”才能“改造”，精神病患者自然也不能例外。一般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工作效率是比不得普通工人的，但雇主方面也吃不了亏，《精神卫生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对安排精神障碍患者就业的用人单位依法给与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与支持”，如今，不少企业都会象征性地雇佣几个精神病人，“堤外补”常常比“堤内损失”大得多。
    首先入驻市精神病院“庇护工场”的是一家名叫“华莱医械”的企业，邓开和该公司董事长田博雅是老熟人，相识于几年以前。说起他们认识的过程，还真有些戏剧性……
    “华莱医械”是家代工企业，“OEM”模式，给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知名医疗器械生产商做贴牌。技术、市场两头在外，品牌、专利、设计甚至生产线都是人家的，“华莱医械”只负责组织生产，没有任何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下线后全部远销欧美。
    这类企业的劳动强度很大，工人的工资待遇却少得可怜，在生产线上拼死拼活地忙上一个月，无非是“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近年来，常有国内“有识之士”批判此类血汗工厂，矛头直指代工委托方，也就是那些国际大品牌，产品完全是在咱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上生产加工的，委托方只是贴牌销售，却拿走了利润的绝大部分，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血汗和脂膏养肥了这些跨国寡头。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没脑子就是别有用心，在当前国际产业分工的大环境下，代工企业的利润一点儿不少，且几乎不用承担风险。举个例子，专门给苹果等电子巨头做代工的“富X康”的母公司“台湾鸿X集团”，在世界五百强中雄踞前三十，比大多数委托方排名都高，请问那些“有识之士”，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问题的关键是代工利润如何在资方和劳方之间分配，“富X康”的员工又是跳楼又是卖淫，但总裁郭X铭却富可敌国。可笑的是，中国劳动者一方面将自己的悲剧根源归结于已经快被成本挤兑得破产的国际大品牌，一方面还在为那些真正榨干他们血汗钱的代工工厂主摇旗呐喊。
    当然，和“富X康”比起来，“华莱医械”只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但田博雅的野心却一点儿也不小。虽然“华莱”早已成为五岳市医疗器械制造业龙头，可田博雅依然总是嫌钱挣得慢，日夜苦思“求生存、某发展”的良策，以至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灵感来了……
    田博雅原本只是个高小学历，初中都没上完就出来混社会了，发达以后，也想给自己镀镀金，去年，他花钱打通各种关节，挤进五岳大学经管学院读研，准备弄顶硕士、博士帽戴戴。当然，学业方面，田博雅没有时间、也没有能耐亲力亲为，就像融入国际产业大分工的“华莱医械”一样，上课请别人代为签到，作业是班上的老师替他写的，考试自然更要请枪手，否则就黄表纸包饺子——露馅了。
    某一日，田博雅闲来无聊，突然想起自己还是研究生，左右也没别的事情，便让司机驱车前往五岳大学，过把当学生的瘾。那天赶上全年级集体上公共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到“剩余价值理论”一节。课堂出勤率很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也不高，有的在看闲书，有的在写作业，有的干脆打起瞌睡，毕竟，对读到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来说，这些内容已经不知学了多少遍，毫无新意可言，要真拿张卷子来考，台下的学生和台上的老师还不一定谁分高呢。
    然而，在从未走进大学课堂的田博雅看来，此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煞有介事地拿出笔记本，先是在封面上帅气地签上自己的大名，田博雅的那笔字虽然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这个签名可是花大价钱请一位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设计的，笔走龙蛇，银钩铁画，引得周围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女生投来赞叹的目光。田博雅有些得意，摊开笔记本，开始歪歪扭扭地将老师讲的那些听得懂的、听不懂的往上一通猛记，他从记事以来就没一次写过这么多字，没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工作日长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后者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
    “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这些概念田博雅似懂非懂，但其中的内涵他基本上意会了，企业主想多赚钱，无非两条路，要么增加工人工作时间，要么提高工人工作效率。对于“华莱医械”来说，“延长工作日长度”根本不可能，该公司普通员工每班四小时，每周至少要上十二个班次，早已超出《劳动法》中的相关规定，再延长，就算工人受得了，劳保局也不会放过自己。显然，想控制成本，只能从提高生产效率上入手。
    “华莱医械”的全套设备都是从德国原装进口的，生产方式也是一早设计好的，就像闵斯特伯格（工业心理学创始人）和泰勒（科学管理之父）所倡导的那样，流水线上工人的劳动被精确分割到每一个不可再分的动作，只需日复一日地进行单调重复，没什么技术含量，连“蓝翔技校”的毕业证书都不需要，只要心智健全或基本健全，看都能看会，有体力和耐心就行。田博雅不止一次动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念头，他曾经授意中央控制室，偷偷调高流水线运转的速度，正如影片《摩登时代》里那样。可结果却大都以失败收场，工人们虽然没有像电影里那个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式生产线上的卓别林一样，拧螺丝拧到精神失常，连工头的鼻子和女郎的裙扣都一并拧掉，但超出合理负荷后依然难免手脚不停使唤，流水线很快陷入混乱。显然，当初德国人设计生产线标准运行速度时是很科学的，充分考虑了正常人肌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想随意“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工人都变成超人。
    然而，纵使德国人再严谨老道，事情后来的发展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如牛顿所说的那样：“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为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田博雅真的打算把他的工人都变成只知工作、不知疲惫的“超人”……

耿于天

2.激凸工厂

    起初，田博雅从一位同样开办代工工厂的朋友那里听说，人家曾通过聘请工业心理学专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成功提高流水线生产效率，于是他照方抓药，不远万里从上海找来了一位工业心理学领域的权威，闵俊教授。闵教授学术“血统”纯正，是中国工业心理学创始人张耀翔先生的亲传弟子。上世纪初，蔡元培在德国读书期间曾重点选听过冯特的心理学课程，触动很深，后来担任教育总长时，专门选派优秀毕业生赴欧美定向深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拓荒者和早期骨干，张耀翔也是其中之一。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后，张耀翔长期从事工业心理学研究，在业内享有崇高威望，建国后虽一度蹉跎，“绛唇珠袖两寂寞”，还好“晚有弟子传芬芳”，闵俊是其中最得意的一位。
    闵教授很给面子，率领十几位助手浩浩荡荡地赶赴五岳市，在“华莱医械”的生产线上没白天没黑夜地忙活了两个多月，最终拿出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以著名的“霍桑实验”为范本，从生产流程及工具、劳动姿势和空间布局、工作与休息时间安排、工场环境设计、噪音控制、事故预防、劳资关系、企业归属感、团队建设等二十几个大方面、上百个小方面提出系统改良方案。此外，闵教授还抛出了更为远大的战略构想，希望能在“华莱医械”设立工业心理学实验室，借以展开长期合作。
    相比而言，田博雅更关心现实问题，如果按照闵俊的方案，工作效率究竟能提高多少？闵教授和助手们又折腾了半个月，总算是计算出来了，在理想条件下，生产效率提高的中位数在百分之三点三五左右，标准差二点二个百分点，还画出了正态分布曲线，原点落在八十七百分位上。换算成正常人的语言，如果一切顺利，在采用了闵俊的总体设计方案后，“华莱医械”的生产效率平均可以提高百分之三点三五，但这只是一个概率性事件，依然有大约百分之十三的可能生产效率不升反降。
    田博雅听完鼻子差点儿没气歪了，本指望这帮书呆子能帮自己挣大钱，到头来不过是区区百分之三，还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不是瞎耽误工夫么？田博雅一度都想叫保安把这群臭老九揍一顿，后来想起国家“科教兴国”的整体战略，以及自己在校研究生的身份，咱都是斯文人，动粗那是没文化的表现，总算是强按怒火，甩出万把块钱、让闵教授一伙儿人兴冲冲地滚蛋了。
    和恩师张耀翔先生一样，闵俊也是桃李满天下，说起来，邓开也可以算作这位闵教授的弟子，数年以前进修心理咨询师资格时，二人曾有过一段师生之缘。邓开向来很重视经营人脉，闵俊离开五岳市之前，由他做东，请昔日的业师去夜场消费了一把，其间，闵教授也顺便将此次“华莱医械”之行的前后原委详详细细地向邓开进行了一番介绍……
    几天后，邓开毛遂自谦、前往“华莱医械”拜会了正值苦闷中的田博雅。
    递上名片，倒把田博雅吓了一跳，自己这些日子确实是有点儿烦恼郁闷，可没想到精神病院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您…… 您这是…… ”
    “我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
    “我，我没问题啊…… ”田博雅有些慌张，不自觉地朝门外看了看，还好，邓开没带帮手来。
    “我听闵老师说，您一直在寻找提高生产线工作效率的办法，”邓开开门见山。
    “哦，这个啊，”田博雅不觉摇头，以为邓开是闵俊率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我看还是算了吧，那个什么工…… 工业心理学，听着倒是挺唬人的，可…… ”
    邓开看出了他的疑虑：“您别误会，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的办法很简单、很直接，而且立竿见影。”
    “哦？有这种好事？”田博雅将信将疑。
    邓开很淡定：“在我们精神科医师看来，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正确地使用药物来解决。”
    “药物？”田博雅似乎有些明白了，他站起身，掩上门：“你是说…… ”
    邓开故作神秘地眨眨眼睛。
    “这我倒是也想过，”田博雅坐到邓开身边，压低音量和声调：“我有个朋友在广西那边开铜矿，据他说，如果下矿井之前，给工人来点儿冰…… ”
    他所说的“冰”是指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1919年由日本人发明，起初就是为了用以增强士兵战斗力。冰毒是种典型的兴奋剂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服用后精神振奋、机敏话多、思维活跃、注意力集中，且可以明显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延缓疲劳饥饿感……
    “但听说吃了那玩意儿的人会变得很野蛮，动不动就找人打架，而且晚上睡不着觉，弄不好全身长癞…… ”
    “不不，您想歪了，我不是毒贩子，我使用的药品都是合法的，”邓开心想，看来田博雅这小子还有点儿胆识，自己没找错人。
    “世界上还有这种药？”
    “那当然，”邓开掏出钱包，从里面取出一粒白色的小药片，放在桌上。
    田博雅小心翼翼地把药片捏起来，仔细端详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一道斑驳光线映在药片光洁的晶体表面上，散发出神秘的晕状色泽，就像美杜莎的眼睛，魅惑而危险，让人心生寒意，又忍不住去接近.
    田博雅的眼睛不觉有些发酸，用力眨了几下：“这，这是什么药？”
    “曲唑酮，一种5-羟色胺受体拮抗和摄取抑制剂，三唑吡啶衍生物。”
    田博雅显然听不懂这些：“干什么用的？”
    “主要是抗抑郁。”
    “抗抑郁，这跟提高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
    “自然有关系。很多抗抑郁药都有转躁风险，也就是说，病人服药后倒是不抑郁了，改成狂躁了。当然，这种情况是药剂学家一直试图避免的，不过…… ”
    田博雅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天资聪明，尤其是在歪门邪道方面，更是一点就透：“我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人处于狂躁状态，干起活来自然会以一当十。”
    “对，不过用药的剂量得控制好，轻度狂躁可以激发潜能，要是转成重度就麻烦了。”
    “那是，那是，”田博雅笑着：“你估计，吃了这东西，生产效率能提高多少？”显然，他对那位闵教授还是心有余悸。
    “这个嘛，没人做过这方面实验，不过，根据我对狂躁病人的观察，照他们那个兴奋劲儿，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百分之二十？”田博雅盘算着。
    邓开以为他嫌少：“老兄，别太贪心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毛主席曾估计，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工人阶级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积极性会比资本主义社会高百分之十到二十。看看，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当然，后来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相当于重度狂躁了。”
    “对，对，不少了，不少了，”田博雅满足而憧憬地笑着，但很快，他想起来还有个成本问题：“这种药多少钱一盒？”
    “这个嘛…… ”邓开明白，此次“张松献地图”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摆出一副不慌不忙的姿态：“药本身没多贵，但您有钱买不到。”
    “什么意思？”
    “和您刚才提到的‘冰’一样，曲唑酮也是国家管制类药品，所谓‘毒、麻、精、放’，其中的‘精’就是精神类药物，管得很严。况且你需要的不是三片五片，这么大量只有我们精神科执业医师才能搞到。”
    田博雅了然，邓开是在跟自己谈条件，立刻满脸堆笑：“放心，放心，只要这种药真的有效，老哥我是不会亏待兄弟的…… ”
    “华莱医械”生产线上的员工历来采用半军事化管理，统一食宿，为保证当班时的体力，用餐时间通常被安排在班前一小时左右。很快，在田博雅的授意下，其中偷偷掺入了磨成粉状的曲唑酮，开始时是五十毫克，后来增加至一百毫克。
    之所以要向田博雅推荐曲唑酮，邓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在诸多抗抑郁药中，曲唑酮历来以吸收快著称，口服一小时后，血浆中药物浓度即可达到峰值，用在“华莱医械”的班前餐中刚好合适。此外，曲唑酮属吡啶类药物，在人体中半衰期较短，避免将轻狂躁副作用延续到下班以后……
    事实证明，邓开的判断是正确的，员工们用药后，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田博雅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相对剩余价值”。该公司的委托方，也就是那家知名的德国企业，得知“华莱医械”居然将自己认为已经达到饱和的生产效率又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十分吃惊，专门组织人来五岳考察。德国专家在生产线上研究了一个多月，也没搞清楚缘由，最终只能归结于“Made in China”的威力。
    “华莱医械”的高效生产线从此出了名，不少兄弟厂家都跑来参观、学习取经，当然，个中真义，田博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此外，五岳市有关方面的领导也频频驾临“华莱医械”，并将该公司树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之表率，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竞相报道。然而，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麻烦也跟着就来了……
    当初，邓开向田博雅推荐曲唑酮时，忽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技术问题”。曲唑酮作为5-羟色胺受体拮抗和摄取抑制剂，其药理作用相对于普通抗抑郁药更为复杂，对5-羟色胺系统既可激动（1A受体）又可拮抗（2受体），此外，它还可以抑制多巴胺H1受体以及肾上腺素α1、α2受体。别的倒也罢了，只是这α2受体有些麻烦，被拮抗后，用药者某些部位的平滑肌静脉血液回流受到阻滞，很多人都会出现阴茎异常勃起状况。并不激发性欲，只是那样直挺挺地一柱擎天，尤其是轻度抑郁患者，服药后的副作用会愈加明显，至于“华莱医械”生产线上那些根本就没病的员工，结果就更不消说了……
    “华莱医械”被树为典型后，五岳市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个纪录片，系统宣传该公司“集约化”生产的“先进经验”、片子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但细心人同时也发现，“华莱医械”生产线上的工人们都奇怪得很，胯下全支着小帐篷，无一例外。正因如此，好事者给“华莱医械”起了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诨号——“激凸工厂”。
    这倒也没什么，可后来的事情却真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激凸工厂”之名意外走红，很快引起兄弟厂家的注意，当初，他们去“灵山宝阁”求取“真经”，不想却被“阿傩”、“伽叶”给了“无字天书”，如今看来，“华莱医械”高效生产的秘密，大抵就在这个“激凸”上。这些人发财心切，没弄清因果原委，以为只要“激凸”就能取得“相对剩余价值”，直接“东施效颦”，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催情药哄员工服下，后果自可想而知……

耿于天

3.印度洋之星

    经过景越的悉心开导，白桃渐渐从职称评定、岗位竞聘失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像从前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然而，一泼未平一波又起，更大的危险正悄悄向她袭来……
    今天清晨，从遥远的南亚M国传来的一则消息，再度刺激了五岳市百姓刚刚从四湾子村泥石流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神经，隶属于M国“麦斯旅行社”的一艘名为“印度洋之星号”的游轮，在该国艾斯兰岛附近海域失踪。五岳市和艾斯兰岛市是友好城市，相互之间的经贸、人员往来较多，加之M国是蜚声全球的旅游胜地，一直很受中国游客青睐，故此次失踪的“印度洋之星号”上的乘客中，有超过一半是中国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五岳。
    事件发生后，五岳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市长办公会，责成外事局、民政局、旅游局、市府办公室应急办等部门组成联合协调组，协调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马留守五岳，由一位副市长坐镇指挥，另一部分由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统领，即刻启程，赴M国处理善后工作。与此同时，市精神病院亦接到指令，再次牵头成立心理干预及援助工作组，展开针对“印度洋之星号”中方乘客家属的心理服务。与上次稍有区别的是，这一回，曾抗美主动要求和景越一起退居幕后，工作组组长改由已经升任院长助理的邓开担任，显然，她这么做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邓开积累资历和威望，以便日后进一步提拔重用。至于白桃，她原本以为，经历了前次泥石流灾害时的是是非非，这回心理援助任务肯定没自己的份儿，景越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了上次的教训，这种浑水不蹚也好。但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曾抗美居然亲自点名要白桃参加工作组，并担任总医师一职，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由于此次游轮失踪的地点位于万里之外的M国，而中方乘客家属基本都居住生活在五岳市，故而市政府协调组和心理援助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究竟应该让家属们留守五岳等候消息，还是应该前往M国就近等待？对于这个问题，政府那边的想法是听取心理援助工作组的建议，为此，组长邓开和白桃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按照白桃的设想，既然上一次泥石流灾害发生时，重点灾民都被转移到了远离四湾子村的安置点，这回也应当照此办理。但邓开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家属们现在面临主要心理问题是失控感，而降低失控感的最好办法就是缩短与游轮失踪地点的心理距离。最终，还是邓开的意见在工作组成员中占据了上风，白桃虽然觉得这么做不合理，但也没有过多坚持，在她看来，邓开和工作组中的其他医护人员之所以主张前往M国，无非是想借机公费出国旅游，人一旦掺了私心，你便很难跟他讲理。
    到达M国艾斯兰岛后，邓开和白桃的分歧仍在继续。首先便是如何安置乘客家属的问题，白桃援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第八条：“对灾难人群进行妥善安置，避免过于集中”，主张将家属安排在不同的驻地，以防不良情绪相互传染，个别情绪过于激动的家属，还要随时准备采取隔离措施。对此，邓开坚决反对，M国人生地不熟，分开不妥，住在一起彼此能互相照应。没办法，中国人天生有从众随大溜的习惯，否则全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唐人街”、“中国城”，其实凑到一起也不为干什么，就是图个心理上的安稳。
    接下来，正式的心理援助旋即展开，在如何定性这次游轮失踪事件的问题上，邓开和白桃再一次意见相左。白桃认为，到现在为止，“印度洋之星号”失踪已经超过一周时间，虽然相邻各国出动了大批搜救力量，但均一无所获，且附近渔民已经发现了部分疑似来自失踪游轮上的漂浮物，换句话说，“印度洋之星号”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失事，船上乘客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听起来可能比较残酷，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但从心理援助的角度讲，早一天让大家面对现实，就能早一天从心理危机中摆脱出来。遭遇灾难的当事人，其心理大致会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否认，不吃不喝不动，抱有幻想；二是抱怨，怨天尤人，怨自己命不好；三是愤怒，易激惹，可能伴有不理智的迁怒，四是抑郁，情绪低落，痛苦，沮丧。通常认为，第一个阶段对心理能量的消耗最大，不确定性本身，比确定的丧失更可怕。
    对此，邓开坚决不同意，他主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没见棺材，咱就没必要掉泪。邓开还将白桃的想法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乘客家属们，导致家属对她心生怨恨，在他们心目中，白桃渐渐成了冷血动物的化身，自己明明已经够惨的了，她还要往人家伤口上撒孜然。
    以上这些，白桃都没有同邓开计较，但在接下来的心理治疗中，邓开的做法便令她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和接受了。上一次四湾子村泥石流灾害心理援助中，白桃采用了“宣泄疗法”中的“空椅技术”，被邓开抓住大做文章，说她是在煽动灾民对抗政府，白桃因此受到批评。可这一次，邓开却成了“空椅技术”的倡导者，他在入驻酒店的大厅里摆了一长串空椅子，上面贴满“麦斯旅行社”高管及M国主管部门官员的名字，中文及M国双语对照，整天让“印度洋之星号”游轮乘客家属像开批斗会一样叫骂。“麦斯旅行社”和M国负责善后的工作人员当然也知道这件事，只是迫于形势，实在不好干涉，只能暗地里摇头。白桃试图阻止邓开的做法，且不说这种情形使用“空椅技术”合适与否，即使采用这种疗法，也不能让家属们成群结队地“宣泄”，这种负面情绪很容易相互影响、轮番升级。可邓开根本不听她这一套，还散布传言说白桃私下里拿了“麦斯旅行社”的贿赂，是专门来忽悠乘客家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导致她几次遭到围攻。
    此外，邓开还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暴露治疗”中的“满贯疗法”，四处搜罗了各种天灾人祸中遇难者的图片、影像资料，甚至还有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整天放给“印度洋之星号”游轮乘客家属们看，导致后者的不安、躁动情绪愈加发展。更有甚者，邓开在用药上也采取了在白桃看来近乎于南辕北辙的做法，这最终导致二人的矛盾总爆发。
    “你为什么擅自修改我的医嘱？”白桃闯进邓开的房间，将一叠病历摔在他面前。
    “笑话，我怎么就不能修改？你别忘了，我是组长，我有这个权力，”邓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眼皮都不抬一下。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把我用的碳酸锂改成阿米替林了？”
    “阿米替林怎么了，TCA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药物，”邓开继续看电视，M国的电视节目不是当地语言就是英语，他基本都听不懂，拿着遥控器一个接一个地换台。
    “现在家属们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便如此，也应该先用SSRI或者SNRI，TCA是最后的选择。”
    “那又如何，上次泥石流时，你不是也用了奈法唑酮么？”
    “这没有可比性，奈法唑酮的原理和SSRI、SNRI相似，可TCA完全是另一类药物，只有在抑郁障碍非常明显且其它抗抑郁药无效时才会用，”白桃越说越激动：“现在，家属们完全是阳性症状，这时候用TCA，不是火上浇油么？”
    “那依你看该用什么？”
    “当然是心境稳定剂了，碳酸锂或者丙戊酸钠，也可以考虑加用少量的利培酮，实在不行就用氯丙嗪或者氟哌啶醇，”她又想了想：“氟哌啶醇容易增加碳酸锂的毒性，还是氯丙嗪吧。”
    “氯丙嗪？那是给精神分裂症病人吃的。”
    “但它控制躁动情绪最有效，起效后可以换回利培酮。”
    邓开摇头：“不行。”
    “为什么？”
    “我昨天刚和曾院长联系过，她也支持我的观点，现阶段还是应该以防范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主，至于躁动、激惹，家属们要闹就由着他们闹去，负面情绪发泄出来也好。”
    “这么干是要出事的，”白桃痛心疾首。
    “出事就出事吧，”邓开翻出随身携带着的、上次西湾子村泥石流灾害时市卫生计生委重新印发的文件：“《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中‘干预基本原则’第四款：‘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心理危机干预，明确心理卫生干预是医疗救援工作的一部分，不是万能钥匙，’出不出事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白桃反唇相讥：“可你更别忘了，‘干预基本原则’的第一款是‘以促进社会稳定为前提’。”
    “促进社会稳定没错，但那时促进中国的社会稳定，咱们现在是在M国，白桃，我有必要提醒你，别站错了立场，”邓开冷笑着。
    “你…… ”白桃指着邓开，气得身体有些颤抖：“我看你这是别有用心…… ”
    坦白讲，当白桃职责邓开“别用用心”时，并没有太走心，只是激动时的话赶话而已。在白桃的观念中，邓开完全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无知混混，靠歪门邪道以及同曾抗美的不正当关系才爬到这个位置上，如今给“印度洋之星号”游轮乘客家属乱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也是无知所致。但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白桃渐渐感觉到，邓开的行为似乎不是“无知”两个字所能概括的，或许真是“别有用心”……

耿于天

4.替罪羔羊

    依照创伤性事件的性质不同，应激障碍发病率排序大体应为：性侵犯、被抢劫、躯体侵犯、车祸、火灾、地震、其它自然灾害，很明显，人祸对于当事者的心理冲击明显大于天灾。正因如此，白桃一直主张，不要让“印度洋之星号”游轮乘客家属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追查责任甚至寻找所谓的真相、黑幕上，这样无益于心理康复和建立新的心理平衡。事实上，种种迹象都表明，“印度洋之星号”的失踪，只是一起寻常的海难，“麦斯旅行社”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和道歉义务，但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纠缠的必要。可邓开的做法却是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组织乘客家属进行所谓的“认知治疗”，其实就是凑在一起无根据地胡乱猜疑、捕风捉影。邓开将“印度洋之星号”的失踪说成一场天大的阴谋，不仅“麦斯旅行社”罪恶滔天，就连M国政府，也极有可能是幕后操纵的黑手，草菅人命，不可饶恕。
    此外，邓开还在媒体上大肆造势，他选出几个情绪最不稳定的家属，整天在各路记者面前悲天跄地、跳脚骂娘，给人造成一种局面随时可能失控的印象，同时将自己塑造成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白桃对邓开的做法非常不满，将事件影响公开化、扩大化，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违背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其实，邓开整天放在手边的那本《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五条明确指出：“媒体宣传应当重点强调心理援助工作经验和典型人物或事迹，注意避免过多渲染或夸大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刻却都被他抛诸脑后
    然而，白桃的各种提醒和规劝都是苍白和徒劳的，邓开丝毫未做收敛，还变本加厉，煽动家属们进一步和白桃作对。邓开蓄意歪曲事实，说白桃为帮“麦斯旅行社”掩盖事实，给家属们使用副作用极大的虎狼之药，并结合洗脑、催眠，诱骗大家不去查明真相。在邓开的煽惑之下，家属们将相当部分不满情绪都倾泻到了白桃身上，导致她的治疗几乎陷于瘫痪，几次还险些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
    这一日，白桃同工作组的几位医生开完例会，回到房间，算算时间，国内应该是早晨了，她记挂着武仲平，给家里拨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的近况。电话那头刚刚传来武仲平沙哑疲惫的声音，忽然门铃作响，一名护士跑了进来，说“印度洋之星号”的乘客家属又在闹事，将“麦斯旅行社”的几位高管堵在酒店大厅，撒泼打滚，折腾得着实不像话，引得无数各国游客围观，指点议论：“China,China”。没办法，白桃只好挂掉电话，随来人匆匆赶去。
    来到现场，见到气势汹汹的乘客家属，工作组的医护人员大都不禁有些怯阵，只有白桃，像以往一样冲在最前面，耐着性子劝导、解释。
    没想到，家属们转而开始围攻白桃：“你个小妖精，说，你拿了他们多少钱？”
    “钱？什么钱？”
    “别跟这儿装孙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拿了这些刽子手、杀人犯的脏钱，帮他们消灾，对不对？”情绪激动的家属们将白桃围在当中，不住推搡。
    “大家别激动，也别听信谣言…… ”白桃试图辩解。
    “少废话，你这个汉奸，和这帮洋鬼子勾结，出卖同胞的利益，你还有没有良心？”
    “这，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啊…… ”
    一个泼妇模样的人上前一把揪住白桃的头发：“小妖精，小贱人，我老公变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其他人一哄而上，有的挠脸，有的扯衣服，有的扇耳光，有的抬脚一通乱踢。
    旁边几个素日里和白桃关系还算不错的医生、护士实在看不过去，想上去劝架，被邓开派来的人拉住。
    “你们别这样，我都是为了大家好…… ”白桃一步步退到角落里的一簇景观花坛前，声音很快淹没在人群的叫喊中。
    其中一个男人趁乱在白桃胸前摸了一把，被她回了一句什么，男人恼羞成怒，顺手抄起身边的一个花盆，当头扣在她脑袋上。白桃一声惨叫，软软地倒下去，头部侧面、耳廓上方的位置狠狠撞在花坛中一块山石的锐角上，随即颓然倒地，一动不动。
    人群愣了一下。
    不知谁喊了一句：“小贱人装死，接着打。”
    于是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几分钟后，当地警察闻讯赶到，强行分开人群。此时，白桃已经没了声息，鬓角渗出殷红的血迹，静静在躺在凌乱的鲜花丛中，五色花瓣和残枝败叶漫不经心地落在她身上，宛如一幅中世纪油画……
    或许，白桃这次本就不该来，M国之行，对她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只有一句话她说对了，此次“印度洋之星号”游轮失踪事件的心理援助工作中，邓开的所作所为，确确实实是“别有用心”。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内地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与日俱增，对于五岳市的富豪们来说，具有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优势的M国，一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尤其是作为友好城市的艾斯兰岛市。去年，五岳最大的不动产企业“招保地产”的董事长林聪在艾斯兰岛看中了一块地，想买下来开发成旅游度假村，并投资兴建新港口、私人机场、高等级公路等配套设施。M国及艾斯兰岛市政府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也很支持，但林聪的想法是要购得相关土地、海域的永久所有权，这与当地法律有所抵触。M国是个小国，历史上多次被其它国家和民族征服，经过无数代人不折不挠的斗争，才在二十几年以前彻底独立，因此，M国人民将主权看得很重，故而该国法律明文规定，领土、领海、领空所有权不得出让给非M国公民或由非M国公民最终控制的企业。
    因此，艾斯兰岛市政府向林聪提议，可以采用长期租用土地的方式合作，租期最长可达九十九年，跟当初英国向清政府租借香港新界的时限一样。按理说，九十九年已经不短了，足够林聪收回投资并获得可观的收益，就算再长寿，他恐怕也活不到租期届满那天。更何况，即使真到了九十九年以后，如果“招保地产”仍健在的话，它还有优先续租权，和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类似。但林聪的野心不止于此，当初他看上艾斯兰岛本就不仅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据说他背后还有某种官方背景，兴建度假村只是第一步，林聪的终极打算是要以此为桥头堡，控制当地资源和市场，为进一步权益扩张做准备。因此，“招保地产”并不满足于九十九年的使用权，对永久所有权志在必得，而这，显然已经触碰到了M国的底线，双方的谈判进行了一年有余，迟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没想到，就在林聪自己都有些对艾斯兰岛投资项目心灰意冷的时候，“喜从天降”，载满中国乘客的“印度洋之星号”游轮在M国失踪了，失踪的海域还偏巧就在艾斯兰岛附近。林聪立即展开行动。一方面，林聪雇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以搜索失踪游轮为名，摸清了相关海域、空域的情况，为日后的谈判增加砝码。另一方面，林聪动用一切可能的舆论资源，大造声势，将游轮失踪事件说成一个惊天阴谋，还花大力气动员乘客家属，闹得越欢越好。当得知五岳市精神病院成立心理干预与援助工作组并即将赶赴M国时，林聪专门找到曾抗美和邓开，向二人许诺，事成之后，将在“招保地产”位于艾斯兰岛的旅游度假村中赠送他们一人一套豪华海景房，配备私家沙滩那种。有空闲时，曾抗美和邓开可以去M国度假，入住属于他们自己的海景房，只羡鸳鸯不羡仙，再也不用担心丑事被白桃抓包。平日里，“招保地产”将海景房出租给其他游客，产生的一应收益全归二人所有。
    “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曾抗美和邓开当然不会拒绝这个充满诱惑力的提议。二人计议，采用一系列心理及药物手段，尽可能点燃“印度洋之星号”游轮乘客家属心中的怒火，向“麦斯旅行社”及M国官方施加压力，配合林聪的行动。当然，这当中还需要一个替罪羊，毕竟，这样做是严重违背灾难心理援助准则的，日后追查下来，曾抗美和邓开不好脱身。于是乎，他们想到了白桃，任命她为工作组总医师，充当挡箭牌，邓开在幕后做的一切，屎盆子都可以扣到白桃身上，既给自己殿了后，又可以进一步打击她和景越的威信，一举两得。
    “印度洋之星号”游轮的乘客家属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直在被别人当枪使。借助他们的力量，林聪不断向M国方面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艾斯兰岛市政府引用免责条款，破例将相关土地、海域的永久所有权转让给“招保地产”，借以换取息事宁人。得手后，林聪对乘客家属的态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开始时提供条件、鼓动惹是生非，迅速变为一哄二骗三威胁，要求大家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尽快与“麦斯旅行社”达成赔偿协议并返回五岳市。家属们也知道先前闹得有些过分了，尤其是白桃的重伤，成为林聪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要挟家属们，如果不限期平息事态，有关方面必将严查此事，追究所有肇事者的责任，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耿于天

5.坠醒

    受伤后，白桃被送回国，住进她再熟悉不过的五岳市精神病院，只不过，这一次是作为病人。白桃主要的伤势在头部，左侧颞骨鼓部、岩部几处骨裂，还有皮外伤，缝了十几针。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这次撞击造成白桃颅底出血，并伤到了大脑颞叶，出现紧张型分裂样精神障碍症状。
    为此，市精神病院专门为白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会诊，全院所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生悉数到场，很多业已退休的老同志也都来了。
    会诊在一个雨夜进行由曾抗美主持：“她现在吃的什么药？”
    “舒必利，先注射了一段时间，现在改成口服，结合静脉滴注，”为防止意外，景越安排自己的爱徒、白桃曾经的同学范兆光担任她的主管医生，且一切治疗在实施前都要先给自己过目。
    “效果怎么样？”
    范兆光摇摇头：“不大明显，舒必利透过血脑屏障较困难，本身起效就比较慢。且它是一种作用于边缘DA系统的选择性阻断剂，而白桃的病情是以Ⅱ型症状为主，没有明显的多巴胺亢进反应，对阻断剂反应较差。”
    景越叹口气：“慢慢来吧，注意她的躯体营养状况，尤其是水和电解质平衡。”
    “我知道，”虽然一直对白桃的治疗很细心，但范兆光还是认真地将景越的叮嘱记在笔记本上。
    “小景…… ”角落里，一位始终没有说话的老者突然开了腔，此人姓宋，是院里唯一一个有资格称景越为“小景”的人。早在市精神病院还是五岳市人民医院精神科的时代，他就在这里工作，早已退休多年，是景越为了白桃的会诊专门请回来的。
    “宋老，您说，”景越很恭敬地向前欠了欠身子，其他人，甚至包括曾抗美在内，也不由自主地向这位老前辈投去注目礼。
    “你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叫冯磊的大学生么？”
    曾抗美和几个资历较老的医生迅速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个名字，只是觉得有些耳熟，却想不真着。
    景越点点头：“记得，因为失恋，受了很大刺激，也是紧张性精神分裂症，后来做了额叶白质切除手术…… ”
    上世纪30年代，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证明，切除灵长类动物的额叶白质，可以明显减轻紧张等精神障碍症状。很快，精神外科医师Freeman、Warts和Moniz将此手术推广并标准化，该术后来遂被称作“Freeman和Warts标准白质切除术”，Moniz则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来，随着精神类药物的大量问世，外科手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尝试渐渐退居二线，直至70年代立体定向外科的建立，才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复苏。
    二十多年以前，五岳市精神病院曾有意引入相关技术。恰逢收治了那个名叫冯磊的大学生，有医生提出他的症状似乎比较符合“Freeman和Warts标准白质切除术”的条件，那时五岳还没有这方面条件，冯磊被送往省城，在省军区总医院实施了该术，算作一种探索和实验……
    “后来怎么样了，手术有效么？”宋老和景越的对话引起在座一位年轻医生的兴趣。
    “应该算是有效吧，术后主要靶症状基本都消失了。但做完手术后，那个冯磊像是换了一个人，特别温顺，特别听话，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而且不折不扣地照办，显得怪怪的。”
    “那再后来呢，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跟进追踪。”
    “没法追踪了，”景越阴沉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苦笑：“这小子后来跑了。”
    “跑了？”
    “术后一个月，我们把他带回五岳做康复治疗，一次户外活动时，护士没看住，这家伙翻栏杆跑了，一直杳无音信，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曾抗美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院里还差点儿为这件事吃上官司。”
    宋老不紧不慢地待大家的讨论告一段落，继续刚才的话题：“我的意思是，如果药物治疗无效，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白桃尝试一下外科手术？”
    “这倒也是个思路……”景越低头沉思。
    一直没有说话的邓开打断景越：“这恐怕不行吧，据我所知，如今精神外科手术在国内已经被禁止了…… ”
    邓开没有说错，由于相关手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失败案例，且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以治疗精神障碍为目的的外科手术”……
    “没关系，”景越很果断地：“实在不行，我想办法送她去国外做手术。我在斯德哥尔摩有个老朋友，就是搞这方面研究的，那里的精神外科手术很有名，和伦敦、波士顿并称世界三大精神外科中心。”
    正说着，一个护士突然闯进来：“不好了…… ”
    曾抗美坐在转椅上半转身：“出什么事了？”
    “白桃，白桃…… ”
    景越原本在低头想着什么，听到白桃的名字，他猛然抬头：“她怎么了？”
    “她跑到五层楼顶上去了。”
    “楼顶？”景越全身一震：“你们怎么搞的？刚才查房时不是还好好的么？”
    “我，我也不清楚…… ”护士支吾着：“按说楼梯门应该是锁着的啊…… ”他看了邓开一眼，两人的目光短暂相碰，有些暧昧。
    景越迅速站起身来，由于动作太急，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被旁边一位医生扶住。景越推开他，瞪了那个护士一眼，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来到楼顶平台，只见白桃正站在围栏外，沿窄窄的矮墙边缘不紧不慢地踽踽独行，昂着头，伸展双臂，迎接着漫天飞雨，还是那样优雅，还是那样高傲，仿佛这里就是她的T台天桥。
    “白…… ”邓开第一个上前。
    景越立即将他拉住，狠狠掐了一把：“小声点儿，这儿没你的事儿。”
    邓开只好悻悻退后。
    “桃，桃…… ”景越用旧时的称呼轻声呼唤着：“来，看着我…… ”
    白桃转过头，朝这边望过来，虽有些憔悴，但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雨丝缠在宽大的病号服上，反而将她衬得更加玲珑挺拔。
    景越小步往前挪：“看着我，桃，认识我么，我是谁…… ”
    自从患病后，白桃就一直没再开口说话，无论见到谁，都只是抿着嘴、眨着眼、歪着头端详，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对，是我，别怕，是我…… ”
    白桃明亮的眼眸中似乎传出了一种亲切的光芒，她缓缓地张开略带寒意的雨夜中更显轻薄的双唇，仿佛是要说什么。
    景越一边同白桃徐徐说着话，一边翻过围栏：“来，看着我，桃，别怕，”他一把将白桃拥入怀里……
    将白桃交给赶过来的范兆光及几名护士，景越站在原地，百感交集，脸上阑干纵横，有雨水，但更多的是泪水。
    范兆光给白桃披上一件外衣，陪着她慢慢往回走，依然惦记着仍站在围栏外的景越：“您也快过来吧，那里危险。”
    景越微微点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悬崖，不觉双腿一抖……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睡梦中，或者半梦半醒之间，恍惚见到自己从高处不慎失足落下，与之相伴随，身体的某个部位会猛然抽搐一下，与此同时，人也从梦中惊醒。每当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形，大人通常会告知，这是在长个子，就像田里的禾苗一样，拔节时，会咔咔作响。
    这种解释其实是以讹传讹，梦中坠落，伴随有身体抽搐，和长个没有关系，而是一种锥体外系反应。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连通网络后，即使不进行任何主动操作，还是会有零星的上传下载量发生。这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上网终端会自动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信号，借以确认连接的通畅。锥体外系神经系统也是一样，中枢会定时与人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联络，确认对方始终处于待命状态。入睡时，肌肉群较快进入休眠状态，此时，中枢神经的兴奋水平还较高，锥体外系反复向肌肉群发出确认联络信号，却迟迟接收不到回音，导致中枢误读，以为躯体正处于失控或危险状态。于是，锥体外系向肌肉群发出警报信号，强行将其唤醒，这便是睡梦中身体某部位没来由突然抽搐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在抽搐的同时梦见从高处坠落，这也不难解释。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过：“梦是愿望的达成”，是为“维持精神平衡”而存在的。锥体外系在唤醒肌肉群的同时，也会通过意识给予人惊醒的刺激，而突然从高处坠落，是迅速唤醒人体意识最有效的手段，电影《盗梦空间》、《香草天空》中，主人公都是通过睡梦中的坠落被唤醒，想来不是偶然……
    自从白桃出事，景越夜间便总是睡不安稳，常常从梦中惊醒，有时也会伴随着坠落感。他原本是不恐高的，年轻时插队那会儿，为了多挣工分，还爬过几十米高的铁塔。可如今，面对住院楼并不算太高的五层落差，景越却陡然间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笼罩……
    大脑指挥人体作出运动反应时，通常是以视野中物体的相对位置为参照系的，神经学家将这个反馈控制系统称作“视觉流场”，失去了“视觉流场”的支持，大部分都会感觉天旋地转，寸步难行。恐高症的原理也与此类似，从高处向下看，一切都变得渺小，“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参照系统被打乱，平衡感崩溃，眩晕感出现。此外，由于透视原理的存在，所见事物沿水平方向由近及远一般都是由大变小的，久之，人脑形成了一种定式，将视野出现透视现象的方向当作前进方向。但当人站在高处时，这种定式被打破，水平方向的透视弱化甚至消失，垂直方向的透视却得到加强。正因如此，恐高症者大都有这种体验，身处高处，明明不敢向下看，却还不由自主地要向下看，且总感觉地心存在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要拉扯着自己，将自己吸入无尽的深渊中……
    “您没事吧？”走到楼梯口的范兆光转回头，关切地看着神色异常的景越：“要不要我帮忙？”
    景越摇摇头，强迫自己不要往身后看，扶住围栏，准备翻过去。可不知怎么，四肢突然都不再听使唤了，脚下一滑，直坠下去。
    “景老师…… ”范兆光见景越身子陡然向下一矮，心知不好，猛跑几步，可迎接他的却只有人体与地面惨烈撞击的闷响，以及白桃患病后的第一声、也是唯一一声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