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猪图腾》连载

耿于天

先介绍一下作者
耿于天，男，北京人，198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市顺义区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按时间顺序）：长篇小说《所谓80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卤煮研究生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猪图腾》、《股浪语》（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千分之二》、《耍猴》等，另有同名广播剧《卤煮研究生院》（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录制）、《股浪语》等

耿于天

三、除夕

桌上的台历变得越来越薄，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平津市‘和谐办’召开年终总结会，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英勇负伤的端木衡当选为先进工作者，嘉奖令上说，投票选举先进工作者时，端木衡是全票通过。后来，季若云告诉他，全票不如少一票，不仅因为少一票显得谦虚，更是因为少一票比较仿古，新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极其重要的投票都是以少一票的结果通过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投票时，575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者是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1959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投票时，1225票赞成，1票反对（据说投反对票的是刘少奇自己，他选了董必武）；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些职务’，投票时，132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者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
年终总结会上，为端木衡授奖的是一身戎装的许万年——平津市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市和谐办副主任。
现代西方文明国家基本都力行‘文官治军’的理念，人家的国防部长、副部长都是穿西装而非穿军装的，推行‘文官治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武夫当国’，拿枪的永远要服从于拿笔的，因为前者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后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必须加以制衡。其实，中国也曾经是个‘文官治军’的国家，宋代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长官称作‘枢密使’，南北宋三百年间，枢密使一职始终由文官担任，武将顶了天也就是个枢密副使，且非常例，做到这个位置的只有两个人：北宋的狄青和南宋的岳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之初也是支‘文官治军’的军队，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就是一次文人对武夫的胜利，有人说老毛终其一生都没亲自开过一枪，而蒋某人却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地地道道的军人，蒋介石取代孙中山，标志着国军指挥权从文人手中转移到了武夫手里，后来的独裁与失败自然是题中本有之义了。
近几年总听说要反对‘军队国家化’，重申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领导军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然是合理的，可如今某些人却要籍此来实现军队的独立化。政府常常根本就指挥不动军队，反倒是军人往往能在政府中任要职，各级党政机关中都不乏曾穿过或正穿着军装的人物，人大、政协一开会，下面都是绿油油的一大片，平津自然也无法免俗。
对于端木衡来说，许万年副主任除了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一外，还有另一层关系，萧洛君的父亲萧滨是许万年夫人萧曼溪的大哥，如此‘等量代换’过来，端木衡私下里应当叫他声‘姑父’。但这个‘姑父’是打了折的，准确地说只能算半个或者四分之三个‘姑父’，因为萧滨和箫曼溪并非‘纯种’亲兄妹，而是同父异母的‘杂交品种’。
萧滨的母亲——也就是萧洛君的奶奶——叫石玲，出生在上海，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追求真理的知识青年，上过‘抗大’，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接受完‘工农再教育’，石玲主动要求到革命斗争第一线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华北某边区做妇救会主任，也就在此时，她认识了萧洛君的爷爷萧格非。
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建国以前，在中共军队中有个著名的‘268团’规定，是关于干部结婚标准的，‘26’指年龄不低于26岁，‘8’指军龄不低于8年，‘团’指职务不低于县团级。当时，石玲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这倒不是什么太大障碍，因为‘268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可问题是，萧格非当年也不够条件，还只是营级干部的他从理论上讲并不具备结婚资格。然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抗战时期，各边区之间互相隔绝，‘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而且萧格非从参加革命起就是有名的快枪手，很早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再者，1942年以后，日本人面对步步进逼的太平洋美军，只有招架之功，没闲心来对付后方的游击队，因此在那个阶段，边区的日子还相对比较好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途中，都曾有女红军怀孕（根据某些老革命子女出生的时间可以推算出来），那可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之时啊，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都没闲着，就更不用说比较安全的时期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解决一下个人问题自然是应当应分的。
结婚并生下萧洛君的父亲萧滨不久，国共内战便‘开练’了，萧格非被调到第二野战军，石玲起初留在解放区，后经本人再三申请、也随部队南下，不过并非萧格非所在部队。听说中国羽毛球队在参加混合团体比赛时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队中已经结婚或正在恋爱的男女队员通常不会参加同一场比赛，主要是怕分心影响发挥，当初组织上没让萧格非夫妇并肩战斗，或许也有这方面考虑。解放战争期间，石玲从‘文小姐’变成‘武将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转战大半个中国，多次参与一线作战，还曾血染疆场，‘衡宝战役’鏖战桂系王牌第七军时留下的一枚弹片跟了她几十年，直到去世火化时才最终取出。
建国后，石玲一直在机关里从事政工工作，‘文革’中受冲击，蹲了几年牛棚，据说是当初在‘抗大’的旧账被翻了出来，那时侯，著名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常在‘抗大’讲学，王明学贯中西、幽默诙谐，且斯斯文文、颇具书生意气，很受女学员们的欢迎，石玲也曾是他的忠实听众，逢王明的课必到，没想到过了30年居然为这个受尽折磨。拨乱反正后，石玲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曾经沧海的她已无心仕途，尊重本人意愿、来到小学培养下一代，担任平津市中心小学、也就是孙女萧洛君所在学校的校长。
说起这件事萧洛君就一肚子气，那时，她们班——当然也是端木衡和季若云他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典型的‘极左流毒’，有一年清明节前夕，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非让学生们做花圈，说是要祭奠革命先烈。做就做吧，做完居然还摆在教室里，一摆就是半个多月，您想想，教室四周密密麻麻地戳了一溜儿花圈，外人冷不丁进来能吓一跳。结果可好，花圈没摆上多久，石校长死了，这倒真如了那位班主任的愿了，说起来，石玲绝对是个如假包换的‘革命先烈’，当时都已经快八十高龄了，那年月刚刚实行离退休制度，老人家没几天就该回家颐养天年，结果在校长室里待着待着就过去了，一辈子枪林弹雨、惊涛骇浪都闯过来了，没想到，临了临了，让萧洛君她们班的班主任拿花圈给治了。
说完石玲，再回过头来说说萧格非，当年与妻子分开后，萧格非随二野四兵团一路高歌猛进、纵横大西南，建国后留驻滇西。萧格非所驻防的地区，原本是某彝族土司的世袭封地，随着‘土改’、‘农奴解放’斗争的逐步开展，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瓦解，封建领主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下。
这位曾经显赫的土司有个貌美绝伦的女儿，在当地无人不知，被称为‘莫乌西雅（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仙女’之类）’，彝族不像礼教森严的中原民族，那里的姑娘，无论身份高低，都不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青年男女交往自由，因而‘莫乌西雅’艳名远播。西南地区的水质很独特，也正因为此，相当部分中国名酒——如茅台、五粮液、剑南春、郎酒等——都原产自那里，当地姑娘最迷人的部分便是她们的皮肤，如同人们常常形容的‘就像刚刚剥了皮的煮鸡蛋，在房檐底下用新鲜露水滴了一夜，又放到粉盒里滚了一滚’，自幼养尊处优的‘莫乌西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萧格非作为当地‘军管会’领导第一次到土司家中训话时便被她的娇羞动人彻底折服了。
彝族的婚俗很有趣，家中的女孩子年满16岁，父母亲就会为她单独盖一间高脚草楼，让女儿在其中独自过夜，草楼的名字也很美，叫‘姑娘房’，凡年满20岁的小伙子，都可以到草楼下吹响篾、对调子、诉说相思之苦，若得姑娘允许，就可以上楼相会，双方父母通常不会干涉孩子们自己的选择。‘莫乌西雅’虽是土司的女儿，但也拥有自己的‘姑娘楼’，在楼下唱情歌的后生肯定不少，可还没有任何一位俘虏到她的芳心。
萧格非来训话后不久的一天夜里，已经沉沉睡去的土司夫妇被一阵呼叫声吵醒，经历沧桑巨变的他们已成惊弓之鸟，顿时抖作一团。细细听来，声音是从‘姑娘楼’方向传来的，土司夫妇正不知所措，只听得‘喀嚓’、‘呼喇’两声巨响，跑出来一看，‘姑娘楼’已经塌了，萧格非和‘莫乌西雅’衣不蔽体地倒在‘废墟’中，姑娘如一头被猎人追得无处藏身的小鹿，瑟缩在皎洁的月光下……
如果问你，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是什么法，估计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13日公布、同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婚姻法》，该法第五章第十九条明文规定：革命军人三年未与原配偶通信的，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政府方面原则上予以支持（那个年头没有手机、网络，远隔万里的情人间大都只凭一句‘不见不散’的誓言相守）。这对很多人来说就好办多了，不就是三年不通信么，那还不容易，通信这事儿得有来有往才行，你给我写信，我只要不回，那就不能算是有通信联系，没有通信联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幸福’。
那年秋天，萧格非通过‘组织’、向萧格非的奶奶石玲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之所以没有亲自出面，是担心女方大都难免一场哭闹不从，没想到，石玲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萧格非问她‘有什么要求’，回答是‘没有’，萧格非问她‘将来怎么打算’，回答是‘不劳您操心’……
障碍没有了，萧格非很快便和‘莫乌西雅’登记完婚，虽然女方当时只有17岁，不到正式结婚年龄，但这不是问题，《婚姻法》中明文确认：‘民族自治地方有权结合当地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只是不知萧格非和‘莫乌西雅’算不算这里面说的‘有权’、‘具体’、‘变通’。登记后，两人并没有公开举行婚礼，因为当时‘莫乌西雅’已经怀有好几个月的身孕，彝族人虽然对青年男女交往持开放心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不久后，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婴降生，起名‘萧曼溪’，后来成为许万年的妻子、萧洛君的‘四分之三’姑姑，‘曼溪’是彝语‘曼西乌’的谐音，意为‘奇迹’。
如今，广义的‘萧家人’中军职最高的就要数许万年了，他肩上扛的军衔是大校，双铁轨，四颗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留‘大校’军衔的军队，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原本打算取消这个级别，将其中资历较深的那部分向上归入将官，可粗粗计算后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将军人数出现恐怖的爆炸式增长，最终只得作罢。可有人却据此说中国的大校相当于美军的准将，这完全是胡扯，或者说是某些人在自己给自己加官晋爵，大校的标准英语译文是‘senior colonel’，直译过来就是‘高级上校’，和‘brigadier’（准将）根本不相干，英文里的‘准将’一词源自‘brigade’（旅），也就是说，准将的标准职务应该是旅长，可在中国，旅长常常只是个上校而已。乍看上去，中国人似乎在军衔的授予上很吝啬，但你若真这么想，那可就太南辕北辙了，事实上，咱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将官最多的军队，由于没有官方数据，中国究竟有多少现役将军（包括文职）始终是个谜，有人说大约3000，有人说4000，还有说5000甚至更多的。放眼全球，美军是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将军最多的军队，大约只有1000名左右，按照经验，这个数字也是和平时期大国军队中将官人数的一个合理极限，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经历28载血雨腥风的人民军队也仅仅积累了1152名将军，当时的解放军总员额是现在的将近三倍，可将军人数却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数据，截止2010年前后，经过多次裁军，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数量大约在230万左右，也就是说，现如今的人民军队里，每几百人中就有一位将军，这恐怕能算得上是世界级奇观了。至于‘大校’，那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具体有多少依然是个谜，但根据经验，平均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大校能最终晋升为将官，以这个比例为基础，再结合那庞大的将军数量，您大概就该知道中国有多少‘大校’了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校们手中一定没什么权力，就拿许万年来说吧，人家是市军分区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这可都是实职，至少在平津范围内，人家跺跺脚，大地还是能给点儿面子、抖上几下的。今年，萧家的除夕夜聚会就是许万年给安排的，地点定在军分区大院迎宾楼宴会厅，很是排场。
中国与西方在对待节日的态度上有着明显差异；西方人过节讲究要干点儿什么，情人节向爱侣吐露心扉、复活节滚 蛋、愚人节相互善意地哄骗、母亲节感恩母亲、父亲节致敬父亲、万圣节装神弄鬼、圣诞节纪念天主；而中国人却正相反，中国过节讲究要吃点儿什么，正月十五吃元宵、立春吃春饼、端午吃粽子、立秋贴秋膘、七夕吃巧果、中秋吃月饼、重阳吃花糕、腊八喝七宝粥、到过阴历年时就更是如此了，二十三糖瓜粘（南方是二十四）、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牛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团团转、初四烙饼卷鸡蛋……
除夕的年夜饭，萧家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唯一缺席的是端木衡的父亲端木重，他没来的原因很别致，既不是工作太忙，也并非身体不适，端木重有个很特殊的习惯，他不喜欢和很多人一起吃饭，在家时，每餐他都是自己单独吃，倘若人多了，端木重一口也吃不下去，强咽下去也难免反胃。官场上，常常会有些推辞不掉的应酬，每逢此时，他也只是在旁边陪大家坐着，偶尔呷几口茶，任凭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一筷子也不动，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再勉强。
与西方一人一份的‘分餐制’不同，中国是实行‘共餐’的，一桌人坐在一起，把酒行令，品头论足，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不亦乐乎，既体现‘合和精神’，又以此生发出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一整套饮食礼仪。这一点有些像猪，养过猪的人都知道，猪与大多数家禽、家畜不同，它们的采食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群饲的猪比单饲的猪吃得快、吃得多、增重效果也就相应要好得多。

耿于天

四、阉割

很多人都听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张秉贵，这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售货员的绝活儿是所谓的‘一把抓’，无论顾客要哪种糖果，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上秤一称，分毫不差。当时，有很多人专程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就是为了一睹张秉贵的风采，因看客太多，糖果柜台曾被几度挤碎。
‘一把抓’，乍听上去的确很神，可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门‘绝活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首先，糖果不同于花生、瓜子，糖果是由机器生产的，故而其规格都是统一的，以‘酸三色’为例，假设一颗‘酸三色’是10克重，那每一颗就都是10克，若顾客要半斤，那你就给人家25颗，一斤则是50颗，依次类推，因此，与其说张秉贵是在掂重量，倒不如说是在数数。数数可比掂重量容易多了，手就那么大，一次抓不了太多，一把10颗、两把20颗…… 练几天就应该能上手。其次，糖果不是粮食，一次不可能买太多，也就是半斤、一斤的，就算是高干，也很少有人会弄一麻袋回家煮着吃。此外，当时的物质供给不像今天那么丰富，糖果的种类很有限，无非就是‘酸三色’、‘大白兔’、‘奶油球’、‘红虾酥’等十来种，虽然每种的规格不尽相同，但因种类不多，因此记忆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倒是祖宗传下来的‘劁猪术’才真能显出英雄本色，‘劁猪’，说白了就是‘阉猪’，曾有人总结说，中国古代有两种外科手术技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是凌迟，另一个就是阉割。根据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商代中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献中便已经出现对‘劁猪术’的记载，接受完阉割手术的猪，性情温顺，便于管理、役使，《易经·大畜》中说：‘六五，豶豕之牙吉’，意指劁过的猪，牙齿虽然还像野猪一样锋利，但已经对人构不成伤害。此外，被阉的猪没了别的‘念想’，每天就是吃和睡，对于育肥、增加养殖经济效益很有利处，就像《礼记·曲礼》中所说的那样：‘家日刚俄，豚日循肥’，整日介不干别的，专心为主人养膘。
时至今日，神奇的中国劁猪术依然让很多外国人看后啧啧称奇，不需要缝合，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却绝不会有任何感染之虞。
近日，季若云所在的九洲养猪场里有一批小猪到了该上手术台的年龄，于是，司职劁猪的俞师傅早早便开始‘进入战备状态’。俞师傅名叫俞有寿，近60岁的光景，平日里不爱讲话，也不喜欢和同事们来往，只一个人闷声干活，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并不强壮，但却很有把子力气，百十来公斤的分量压在肩头，走上三、四里路都能‘气不长出、面不更色’。
放在过去，劁猪可是实实在在的高薪行业，在农村里有所谓‘一倒犁头二打铁、三者劁猪四捉鳖’的说法，而且，套用成今天的话，劁猪匠还是个‘自由职业者’，不需要‘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上几天，就能够个把月的挑费。
这还不算完，旧时，劁猪匠不光收入不菲，社会地位还很高：
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逢某年除夕，忽而心血来潮，要求家家户户门上一定要贴春联，以祈求国泰民安；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欣赏各式春联，以为娱乐，忽然发现有一户人家门上空空如也，朱元璋很气愤，这不是拿自己的旨意当耳旁风么，便遣随从去询问原由，方知这家主人是劁猪的，没上过学，不识字，年前又忙，没来得及请人代写；朱元璋令取来纸笔，欣然挥毫：‘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自此之后，劁猪匠们便有了‘奉旨劁猪’的‘雅号’。
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万里无云，晴川历历，是个劁猪的好日子。
俞有寿显得和平日里颇为不同，脸上罩满红光，嘴角微微翘起，见人也有了笑模样。
为了减少腹压、易于手术，准备接受阉割的小猪从早上醒来便停水停食，到了下午，基本已经排空体内污物，正饿得叽叽直叫。
俞有寿走到猪栏前，左右打量了几眼，探手抓起一头叫得最欢的小公猪，拎到事先准备好的青石板上。他轻巧地把小猪按倒在地，两腿各司其职，左腿半跪在青石板上、压住猪身，右腿用力撑住地面、保持平衡。固定好小猪后，俞有寿从身旁的麻布兜中抽出劁猪刀，先用嘴叼着，双手抓住小公猪身下的一对卵子，用左手捏稳，腾出右手，从嘴上摘下刀……
俞师傅这把刀可很不一般，有别于其他劁猪匠从五金店买来的钢刀、铜刀、铝刀，他的劁猪刀是自己做的，以梅花鹿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骨——为主要材质，先将关节头去掉，骨身分作3瓣，只取正面那瓣，煮沸消毒，上端磨成4厘米长、1.5厘米宽的三角形，尖顶和两边是锋利的刃面，用来划开猪坚韧的皮肤，刀身前宽后窄，背面突起，正中间一道凹槽，末端磨出个小钩，用以钩出猪肚子里面的那点儿‘花花肠子’。
俞有寿利索地将刀头对准被捏住的猪卵子，轻巧地两下，随着一声惨叫，两个像荔枝肉一样的小肉蛋蛋潸然而落，整个‘手术’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俞师傅的手法业内称作‘透花法’，给小猪造成的痛苦最轻，往往是手术后两、三个小时便可以正常进食、活动。
劁下来的猪卵子，有时被劁猪匠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积少成多，凑成一盘下酒菜，也有时被主人家要了去，给家里的男人‘吃哪儿补哪儿’，但更多的时候，是被老练的劁猪匠‘挥一挥衣袖’、潇洒地扔到房顶上。听俞师傅说，这么干是有讲究的，相传是从阉人那里得到的灵感，封建帝制时代，每逢有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送到专门‘医疗机构’阉割，摘下来的‘两弹一星’是不能随意扔掉的，要装进一个锦匣，放到高高的架子上，美其名曰‘高升’，祈求入宫后能得富贵。
说起阉人，其实俞有寿家祖辈上就是干这个的，明清两代的内廷供奉，人称‘小刀俞’，六品顶戴。俞家在阉割术方面可是有绝活的，而且技艺不外露，‘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婿（当然，这只是原则，实际上恐怕没有哪个儿媳妇愿意干这行）’，现在不能阉人了，便‘与时俱进’、改行劁猪。
老俞家开始扬名立万是在明朝正德年间，那时，镇压当地苗人起义的湖南布政使俘获了一批苗族幼童，总共4000多人，打算悉数阉割、进奉朝廷。可是当地的阉割师技术不过关，经手的2000个幼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疼死、病死，没办法，布政使大人只得遍访‘高人’，最终找到了俞家，俞家老祖宗出手不凡，他主刀的那2000人中，只有不到10个出现了轻微‘不适’，无一死亡。于是，老俞家名动一时，甚至惊动了当朝天子，赏顶戴，赐府第，从此，‘小刀俞’名满天下。
和被劁的小猪一样，男孩儿在实施‘去势’手术前，也先要禁食禁水几天，排空便溺，有报道称中国太空员上天前先要灌肠，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知是不是从这里面得到的启发。阉割手术过程中，‘主刀医师’需要至少三到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采取半卧姿躺倒，助手用白布将其下腹及双腿绑紧，以热胡椒汤对手术部位进行消毒，用来阉人的刀比劁猪刀略大，一般为金铜合金材质，只有‘小刀俞’使用祖传的鹿骨刀。正式‘行刑’之前，担任介绍人的太监还要将《自愿阉割书》朗诵一遍，向受阉者做最后确认，无误后阉割师就要下手了，具体过程和劁猪差不多，只是术后多了个消炎程序，将一枚猪胆剖开，成蝴蝶状贴于创面，可保伤口不会发炎感染。
史学界通常认为：阉人起源于阉猪；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上古先民是先‘发明’的阉人术，其后才逐渐推广到动物身上。无论哪种说法正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被阉割的人和被劁的猪一样，都能给主人带来超乎以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被阉者体力不逊于男人，而性角色却类似于女人，适合服务宫廷，此外，阉人在‘去势’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柔弱而温顺，便于使唤，易于管教，让干什么干什么，吃苦耐劳且乐在其中。
为了减轻被阉割者的痛苦，‘聪明’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柔性阉割法’：在男孩出生不久，便由一位有经验的阉割师来为他定期揉搓睾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男孩承受力的加强，阉割师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孩子的睾丸。
‘柔性阉割’发展到极致就是‘思想阉割’，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思想阉割’不作用于人的肉体，只消通过‘洗脑’，便能在不知不觉间，让你快快乐乐地、自觉自愿地，成为社会‘需要’的人，就像被劁了的猪，只知埋头干活，然后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双手奉上。
九洲养猪场的阉割师俞有寿有个侄子叫俞健，便是典型的‘思想阉割’产物。
形容一个人身材不好时常说‘五短身材’，其中‘五短’指的是四肢和脖子，与之相反，俞健是标准的‘五长身材’，他身高1.90米有余，四肢修长、笔直，相貌也十分‘堂堂’，目若朗星，凛凛一道剑眉，鼻似悬胆，远山般地挺立，面如傅粉，唇红齿白，风姿威仪，不可方物。
俞健得天独厚的身材并未荒废，他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体育特长生，7岁进入业余少体校，主修游泳。别人是‘十年寒窗苦’，俞健却一点儿罪都没受过，用不着悬梁刺股，重点初中、高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为他敞开。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俞健的‘读书生涯’比同龄人要多出几年，别人大学本科毕业通常是22岁左右，而俞健走出校门时却已经26岁。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了能占到‘关公战秦琼’的便宜，他小上学时改过两次出生日期，分别改小了1岁和2岁，这在‘体育界’早就是不公开的惯例，改过年龄后，俞健就可以参加更小年龄组的比赛，也就更容易出成绩，当然，‘越活越年轻’的他也只能一再跟着低年级的小同学们重复同样的课程，那时候在孩子当中流行一首儿歌：‘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捅一个眼儿，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上子弹，五年级的一开枪，六年级的全滚蛋’，小学时代的俞健就像中国电影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一样，任凭‘枪林弹雨’、‘火网纵横’，就是不‘滚蛋’；此外，本应4年完成的大学本科课程，俞健也比别人多上了1年，他所在的平津科技大学是位列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中的名牌高校，为保证毕业生质量，学校规定，所有体育特招生均需比普通学生多‘深造’1年，当然，这些都是说辞，真实的动机无非是想让他们为校队多效力一年、‘发挥余热’。
1936年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为证明其‘雅利安’人种的优越，不惜巨资修建了以花岗岩、大理石为基础材料的主体育场、可容纳2万观众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泳馆、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等等，德国田径名将卢茨·朗甚至因为与黑人短跑明星、四枚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合影而在二战爆发后被希特勒惩罚性地派往前线送死。德国确实如愿以33金、26银、30铜的成绩雄居奖牌榜榜首，但柏林奥运会依然难逃成为奥运史上最黑暗一幕的命运。实践证明，多拿几块金牌真的说明不了什么，有时反倒会贻人笑柄：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势汹汹，在传统体育强国苏联与民主德国的率领下，一举席卷超过总数一半以上的金牌和奖牌，可结果呢，这是它们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短短三年过后，这些国家的名字便永远地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
‘官办体育’这座金字塔永远是用累累‘白骨’堆成的，‘白骨’越多，金字塔越高。在中国，大批孩子从小就要进行枯燥乏味的竞技体育训练，但最终能成为专业运动员、甚至可以扬名立万的毕竟只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在残酷的层层选拔中被淘汰掉了，他们将一生中最适合学习的时光都奉献了出来，最终却被无情地一脚踢开，除了练成‘半瓶子醋’的某个体育项目，这些人没有任何生存技能，走上社会后，往往连谋生都十分困难。
与他们比起来，俞健算是相对幸运的，他的游泳成绩虽然比普通人要好得多，至今在泳池里仍常常引人侧目，但距离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显然还差了一些，26岁从平津科技大学毕业后，他的‘运动生涯’也自然而然地就此打住了。幸好，俞健在体校时有个关系不错的队友，名叫龚诗杨，他的父亲便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谐办’主任龚泽，龚诗杨托父亲为俞健找了个‘志愿网络协管员’的差事，工资一般，起初是每月2000，后来为‘跑赢CPI’涨到了3000，遇有‘特殊任务’则报酬另计，日子过得不算太宽裕，但还可以支应。
近十年以来，互联网产业发展极快，时至今日，中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庞大的国家。论规模和影响力，网络绝不在传统媒体之下，且这种新兴媒介形式有很明显的‘平等’特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不同思想、观点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他人分享。正因网络具有这种特质，故而监管起来也比传统媒体要困难得多，于是，‘志愿网络协管员’这种职位便应运而生了。2005年，平津市委专门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强化舆论管理’、‘净化网络环境’、‘选聘一批高手、好手、强手来经营这块阵地’，很快，隶属于宣传部的‘网络监督管理科’（简称‘网监科’）宣告成立，同网络一样，‘网监科’也有几分‘虚拟’色 ，其中有正式编制的专职工作人员很少，大部分都是像俞健这样的‘志愿网络协管员’。

耿于天

《猪图腾》是一部文化批判主题的小说，旨在揭示‘猪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华夏民族可能是世界上与猪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千百年来，在人们驯养猪的过程中，猪其实也在‘驯养’人，野猪变成家猪，变得越发像人，而不知不觉中，人也变得越来越像猪，《猪图腾》涉及政界、商界、军界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煊赫一时的大人物，又有‘蝇营狗苟’的小人物，有被洗脑的‘爱国者’，也有擅长思考的批判者，他们的命运究竟该如何交织、错落，看过后答案自然会揭晓[

鹿城飞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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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于天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16-10-14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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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大侠

耿于天

一、和谐

平津市九洲养猪场门口的茶桌上，棋局已经接近尾盘，下棋的是两个瘸子，执红的是个永久性瘸子，执黑的是个临时性瘸子。
永久性瘸子大概是个高手，他斜倚在躺椅上，并不看棋盘，下的是‘盲棋’，只由双方报出招数，全凭记忆行棋布子。
残局呈现出‘封豕长蛇’的态势，出自著名的古谱集《烂柯神机》，红方只剩下一枚车，黑方则阵型完整，众志成城。
‘车五进二。’
‘马8进7。’
‘确定要走马8进7么？’永久性瘸子啜着茶。
‘确… 确定吧。’
‘帅四平五。’
‘炮6进3。’
‘车五退一，死了。’
输棋的临时性瘸子名叫端木衡，今年29岁，党龄13年。
端木衡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政治传统的家庭，父亲是政府官员，现任平津市齐化区副区长，母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搞核物理的，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不大讲究防护，利用职务之便，受到了些许辐射污染，从不到三十岁就开始脱发，至今都戴着假头套。端木衡也多多少少地遗传了点儿‘转基因’，自幼眉毛、头发便有些稀疏，胡子就更不要奢望了。
虽然毛发方面不大给力，但端木衡从小就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孩子，小学一年级入队，二年级担任副中队长，三年级晋升为中队长，四年级大队委员，五年级副大队长，六年级成为大队长并兼任平津市少先队联合会副主席。初一入团、班团支部书记，初二破格提拔为校团总支副书记，初三起任市中学生团委执行委员。高一那年，正赶上市委组织部在高中生中试点培养低龄党员，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天字第一号，先是作为预备党员，高二时转正……
现在，刚满29岁的端木衡已经是平津市‘构建和谐社会办公室’（简称‘和谐办’）综合处常务副处长，绝对是同龄人中的翘楚。
在中国的官场上，多数情况下，说的、写的都是套话：会议永远是隆重的，闭幕永远是胜利的；讲话永远是重要的，鼓掌永远是热烈的；班子永远是团结的，看望永远是亲切的；会谈永远是坦诚的，交涉永远是严正的；干涉永远是粗暴的，遗憾永远是深表的；形势永远是大好的，行动永远是果断的；贯彻永远是彻底的，措施永远是得力的；抢救永远是及时的，损失永远是惨重的；团结永远是紧密的，拥护永远是一致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但有时也会出现‘神来之笔’：比如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贫困不叫贫困，叫‘欠发达’；穷人不叫穷人，叫‘待富’； 妓女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衰退不叫衰退，叫‘负增长’；告状不叫告状，叫‘上访’；示威不叫示威，叫‘群体性事件’……
‘和谐办’这个名字起得便极妙，当初设置这个机构时，为了找个贴切的称谓，着实费过一番心思。最开始想叫‘处理突发事件办公室（简称‘处突办’）’，也有人提出该叫‘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简称‘维稳办’）’，但这两个名字多少都有点儿狰狞，反复权衡之下，最后选择了‘和谐办’这个称谓。
‘和谐办’的工作很繁杂，总有忙不完的业务，这不，端木衡他们最近又接了个‘大活儿’。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连年干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均大幅减产，今年尤其严重，很多地方甚至几乎绝收，农户损失惨重。这事儿原本跟‘和谐办’没任何关系，但随着旱情的加剧，坊间的各种传说也开始流行了起来，主题思想很明确，矛头直指平津市执政当局，官吏无能，惹恼上苍，降灾示警。
这种观念在中国由来以久，《尚书·洪范》中曾提到‘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君主的施政态度会影响气候之变迁，孔子作《春秋》，全面继承了这种观点：‘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天人感应’的思想也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深入人心。
流言只是流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但怎么去面对它，就体现出人的智慧了。
1942年8月的一个雨天，陕甘宁边区延长县县长刘 云在征粮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身亡，消息传来，有老百姓‘口出狂言’说‘雷公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如临大敌，要彻查严办，被毛泽东制止了。经过调查，农民有不满情绪是因为交纳公粮的负担过重，陕北本就土地贫瘠，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青壮年都参军上前线了，‘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前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高标准征收公粮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了减轻边区农民负担，党中央决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半个多世纪后，平津市‘和谐办’解决有关旱灾流言的方式也很独特，既不是兴修水利，这不归他们管，也不是发放救济，他们没那权力，更不是访贫问苦，他们人手不够。和谐办处理此事的方法是‘顾左右而言它’，平津市大大小小的舆论机器全面开动，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网络，全都一鼓脑地大肆报道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从澳大利亚鼠害到西班牙蝗灾，还有英国的洪水和加拿大的冰雹，多少人受灾，多少人流离失所，房屋倒塌多少，农作物减产多少，直接经济损失多少，潜在经济损失多少，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其实，这手也不是平津市和谐办的专利，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留心一下，在中国，每当有天灾人祸发生，媒体上一定会同时出现大量其它国家遭受相似灾害的报道，有当下正在发生的，也有已经过了好几辈子的，而且描述得一定极尽详细，遇难的那个人多大岁数，长什么样，姥姥家姓什么，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全有。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全世界都一样，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
多数情况下，这些手段还是挺管用的，拿破仑说‘一支鹅毛笔，抵过三千毛瑟枪’，列宁说‘任何时候，宣传工作都要放在第一位，而理论研究，则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在宣传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在新闻上花的一块钱，其效力要超过在战场上花的十块钱’。然而，事事无绝对，‘狼来了’喊多了也就没人信了，老百姓也不天生是傻子，被糊弄了一回、两回，总有想明白那天，说到底，还是毛主席说得最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近日，原本应该清爽严肃的平津市市政府门前忽然变得热闹起来，上千名在连年旱灾中倾家荡产的农民聚集于此，他们开着拖拉机、扛着锹镐、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政府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吵嚷着要见市长，不解决问题就在沙家浜长期扎下去。
遇到这种事情，‘和谐办’自然首当其冲，市领导掷下严旨，要求三天之内必须‘驱散人群、恢复秩序’。和谐办成立了‘应急指挥小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谐办主任龚泽任组长，负责‘统筹全局’，端木衡是副组长，负责在一线坐镇。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端木衡站在市政府门前，望着青纱帐一样的人山人海，依然束手无策。
‘文革’初期，有一次，陈毅元帅被红卫兵堵在人民大会堂里不得脱身，外面的人叫嚣着要闯进来把陈老总抓走批斗、游街，眼看警卫人员就要顶不住了。无奈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门口去交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红卫兵小将们并不买账，依旧坚持要总理交出陈老总。反复劝说均告无效后，周总理急了，说：‘好，我就站在这里，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红卫兵虽然混，但面对民望极高的总理，还是不敢造次，又折腾了一阵便悻悻退去，陈老总解了围。
端木衡上大学时，曾经在书中读到过这则典故，周总理的凛然正气和苦撑危局的豪迈曾让他崇拜不已，此时，面对市政府门前涌动的人群，他忽然想起了当年的周总理。
‘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端木衡抄起一个手柄喇叭（就是导游用的那种），厉声道。
您还别说，原本蠢蠢欲动的人群在那一瞬间真被他给唬住了，刚才还嘈杂鼎沸的市政府大门口，陡然间变得鸦雀无声，只能听见院内旗杆顶端飘扬的五星红旗被风吹动的猎猎作响，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身材并不高大伟岸的端木衡身上。
那可能是端木衡一生中最令他自豪的几秒种，瘦弱的身躯伫立在逆风中，与黑压压的人群对峙，毫无畏惧之色，如砥柱中流，如擎天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过，端木衡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周总理，所面对的，也不是曾经的红卫兵。
人群确实是被端木衡镇住了，但仅仅是那一瞬间而已，几秒种后，僵住的画面重新复活，短暂凝滞的怒火比以往更加熊熊逼人，大家一拥而上，真踩着他的身体冲进去了……
端木衡被从人流下面抢出来时已经休克了，所幸，送到医院后经诊断并无大碍，两处骨折，两处脱臼，若干处软组织损伤，虽然被踩了无数脚，但都没有命中要害，至于休克，主要是心情所致，又惊又气，急火攻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端木衡此次受伤并不冤。
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平津原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近年来的干旱，主要是人为因素在作怪，这当中又有一个大环境因素和一个小环境因素。
大环境因素和‘放屁’有关。
2010年丹麦财政委员会曾经计划向农场主征收猪和牛的‘放屁税’，经调查，一头猪每年会通过放屁向大气中排放1.5吨二氧化碳和甲烷，既然汽车尾气要纳税，那猪和牛也没有免责的道理。
说起‘放屁’，其实谁也‘放’不过中国人，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的一半，但每年的碳排放量却雄居世界第一（某些‘专家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应该为中国的高碳排放负责，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最终销往西方国家，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人应该为鸦片战争负责，因为卖鸦片的虽然是老外，但最终消费这些商品的却都是中国人）。而众所周知，过度碳排放，是近二十年来全球气候加速变暖的最大罪魁祸首。
所有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人大概都记得孩提时代的一首著名儿歌——《种太阳》，据说该曲的歌词出自一个十岁孩子的笔下：‘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我种一个、一个就够了，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一个送给、送给南极，一个送给、送给北冰洋，一个挂在、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挂在晚上，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 ’
后来，中国人果然用自己种的‘太阳’使地球变得‘温暖又明亮’了。
平津市位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带上，每天3月到10月间，来自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一路北上，到达平津时，刚好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暖湿气流得以降温，水滴形成，为这里带来充沛且均匀的降雨。可现在，由于气候变暖，北方冷空气的势力不如以往，根本无法到达平津，即使能来，也已成强弩之末，无法对太平洋暖湿气流起到足够的降温作用，季风雨带整体北移，而留给平津的，则只剩下艳阳高照，降水减少，蒸发增加，干旱再正常不过了。
大环境因素与端木衡并没有直接联系，但那个小环境因素，他就逃不掉干系了。
端木衡的妻子名叫萧洛君，两人是老同学，‘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很早就认识。而萧家，则是平津市政商两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端木衡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官途坦荡，或多或少也与‘泰山之力’有关。
萧家发迹源自萧洛君的爷爷萧格非，萧格非资格很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已经当兵成了‘红小鬼’，曾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路从排长、连长擢升至营长、团长，到解放大西南时，萧格非已经是堂堂旅座了。当时就是这样，排长战死副排长就成了排长、副连长战死排长就成了副连长、连长战死副连长就成了连长，依次类推，谁活到最后谁就是开国元勋（难怪会有人朝自己战友打黑枪呢）。1951年，萧旅长追随二野第四兵团司令陈赓大将进军云南，其间，一部分彝族、白族军民不愿归附中央，逃入滇西原始丛林中妄图负隅顽抗，萧格非奉命率部平叛，转战巍山、南涧、景东等地群山密林中半年有余，历经大小百余仗，毙敌两万多人，极大地震慑了叛乱势力。萧格非因此威名远扬，被彝族人称作‘阿什锁巴（彝语‘可怕的’、‘恐怖的’之意）’，一时间，当地小儿一哭、大人便说：‘别闹，再闹萧阿什锁巴就来了’，孩子一听萧格非的大名，立刻止啼，灵极了。因其在滇西威望极高，萧格非建国后始终留在云南军界，当中又经历过几次少数民族叛乱，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马超对付羌人一样，每回萧格非一露面，叛军立时魂飞魄散。到80年代初，已届花甲的萧格非调来平津颐养天年，离休前做过市军分区政委、市政协主席。

耿于天

萧洛君的父亲名叫萧滨，现任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兼市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局长是董事长），在中国，烟草专卖局和烟草专卖公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关系类似，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根据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全国烟草行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各省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受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管理为主。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以萧家在平津的影响力，作为萧格非独子的萧滨完全可以在政坛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什么屈就于一个绝对级别并不甚高的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呢？其实，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并不见得就是人生第一等得意事，若不信，看看电视里那些冗长的会议便可略知一二，无冬历夏，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能乱动，不能说笑，不能打瞌睡，甚至擤个鼻涕都得找准时机，否则真上了头版头条可就现大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因此，古往今来，真正的贵族子弟是不屑于当这种伤神费力的官的，他们大都会选择些既不用操心受累、又有大把油水可捞的闲差、肥差。
举个例子，曹雪芹大家都知道吧，人家能写出《红楼梦》来可不是偶然的。红学家们考证曹家的历史大都会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说起，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根据清朝皇家的规定，皇子、公主们出生后并不由亲生母亲抚养，因而与乳母的感情往往比和亲妈更亲，由此，儿时的曹寅也就近水楼台、入宫做了小康熙的侍读，长大些又成了皇帝的贴身侍卫，据说当年智擒权臣螯拜的布库少年中就有曹寅的身影。能和当朝皇帝有如此深厚的渊源，曹氏一族所受圣宠之优渥自然是不消说的，康熙为曹家选择的官职是‘江宁织造’，从曹寅的父亲曹玺开始，历经曹玺、曹寅、曹顒（曹寅子）、曹頫（曹寅侄），曹家人专任此职长达65年之久，所谓‘江宁织造’，大约就是代表皇家管理南京地区的丝绵纺织业并担负宫廷特供任务，其实这个职务的级别并不算太高，正五品而已，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局级干部，以曹家的地位，完全可以弄个一、二品的红顶子戴戴，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江宁织造’情有独钟呢？这可就要算是康熙的苦心了，身为一代明君的他，当然深知官场的险恶与甘苦，故而不愿让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去受那份罪，‘江宁织造’活儿不多，油水却很足，属于那种躺着数钱的美差，这种好事，换了别人还没那个造化呢。此外，曹寅还曾与姻亲、‘苏州织造’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身上就有这个李煦的影子，《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贾宝玉讲笑话逗林黛玉开心时曾说：‘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无论是‘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都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有几分神似。
近年来，随着对吸烟危害认识程度的逐步加深，发达国家烟草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在若干次高额索赔案败诉后，许多昔日的烟草巨头均开始风光不再、日薄西山，以中国市场为例，那些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洋品牌香烟不知何时已然开始渐渐销声匿迹，可这却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多少福音，进口香烟撤退后留下来的阵地很快都被国产品牌照单全收。
其实，中国早在2005年便已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不过，‘独立自主’的中国人一向是不把国际上那一套普世准则放在眼里的，2006年《控烟公约》刚刚生效时，中国卷烟年产量为20218亿支，可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24474亿支。
中国烟草行业能如此坚挺，独特的政府专营专卖制度居功至伟，早在进行《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高官就曾理直气壮地指着卫生部代表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想控烟？这是在卖国！你们也是公务员，你们拿的工资当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们赚的钱！’（当然，烟草行业也不是说‘专卖’就能‘专卖’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曾在台湾推行‘烟草专卖’，结果酿成了岛内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二·二八事件’，台独运动自此发端）
在这个问题上，猪似乎倒要比中国人高明许多：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为应付英法联军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狗急跳墙，开始使用毒气弹：英法联军看到处于上风位置的德军阵地上升起一团白色烟雾并朝己方飘散过来，不久，英法官兵便开始打喷嚏、淌鼻涕、‘内牛满面’，甚至窒息倒地。经检验，德军使用的‘特殊武器’是有毒的氯气，英法科学家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对策。不久后，英法军队收复了被毒气侵袭的失地，在那里，除了联军士兵和当地居民不幸罹难外，各种飞禽走兽、鸡鸭牛马也都没能幸免，可奇怪的是，猪却没有中毒，依然快乐地生活着。这又是为什么呢？科学家们搞了一个模拟实验：将牛、羊、猪、狗等常见畜禽关在一起，开始冲它们施放毒气，当其它动物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猪便率先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它左冲右突、试图溜之大吉，当确认无路可逃后，猪冷静地思考了一番，接着拼命在地上刨土，挖出一个坑道后将鼻子插进刨松的泥土中闭目养神，等毒气散尽，其它动物已经上了天堂，猪却不慌不忙地拔出鼻子，打个哈欠，将鼻孔中的泥土喷出，开始它崭新的一天。在目睹了这一‘奇观’后，科学家们恍然大悟，泥土对绝大多数毒气都具有吸附作用，照方抓药，最早的防毒面具诞生了，后来，用以过滤空气的泥土早已换成了吸附力更强的活性炭，但防毒面具上的那个‘猪鼻子’却保留至今。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以丘陵地形为主，其纬度、海拔都很适合种植烟草，近年来，平津市烟草种植面积连续增加，已有数十万亩之巨，基本都是自阿根廷引进的大叶红花烟草，年产量可达百万担。平津北郊的山峦起伏间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古迹，叫‘清瓦台’，是明代皇家的别院行宫，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生产的卷烟就以此为品牌。‘清瓦台’香烟80年代以前是专供高干的特供烟，包装上没有花花绿绿的图案，只是一张素净的白纸，后来，随着产量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清瓦台’也开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烟草种植对土壤墒情的要求很高，为保证其用水，尽管降雨不足，但平津市大小河流和地下水源都优先满足烟草所需，僧多粥少，其余农户也就只好望水兴叹了。这还不算完，虽然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津的季风，但并非滴雨不降，若无人工干预，夏季6、7月间，每月150-200毫米的降水还是完全有保障的。平津的降雨有个特点，即使是夏天，也少有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风骤雨，大都是点点入地、润物细无声的和风细雨。这原本是件好事，可对于烟草种植来讲却并非如此，每年6、7月间，正是烟草集中生长的关键时期，平津种植的多为烤烟，需要足量的光照，如果连日阴雨，对未来的收成以及烟草品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近些年，每逢夏季，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都会组织人力，向积雨云层发射大量防雹弹，此类技术通常只有在国庆等重大节日庆典时采用，目的是人工消雨（这种日子阴天下雨显得不吉利）。经过防雹弹发射作业，原本已经很有限的降水变得更加稀少，地上的水都调去种烟草了，天上的雨又因为要保证烤烟光照而被赶走，挣钱的是已经肥得流油的烟草专卖公司，埋单的却是本就不富裕的农民……
所以说，端木衡被踩上几脚不算冤。
再来说说那个赢棋的永久性瘸子，此人叫季若云，和端木衡以及萧洛君曾经是平津市中心小学的同班同学，仅仅是曾经，后来因故未能有始有终。
季若云的父亲名叫季勤先，‘文革’后平津大学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主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时因成绩优异、被破格保送到当时的民主德国进修，回国后对口分配到平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上世纪80年代，季勤先可是市委大院里最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那时，正值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们已经年迈，被历次运动耽误的中生代一时又顶不上来，到处都在闹‘人荒’，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季勤先应运而起，三十几岁就已经坐到市体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正巧离退休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可谓‘好雨知时节’，静等新一届党代会召开，老人家们退居二线，季勤先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常委班子，前途无可限量。
只叹天不遂人愿，季若云7岁那年，平津市经历了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风波，作为少壮派领袖、观点相对激进的季勤先没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立场’，被开除公职、一撸到底，季若云的母亲也受到牵连，陪丈夫一起进‘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从‘学习班’出来后，因失去公职，季勤先一家三口理所当然地被市委大院赶了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路线上’有问题的人，世态炎凉，昔日的政治明星一夜之间沦落成无人问津的丧家之犬。季勤先是搞理论出身的，离开政界后，无用武之地的他只得和妻子摆小摊卖大碗茶为生，全家人在老城区租住了一间半平房，勉强安顿下来。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平房里没有暖气，季勤先买了个破铸铁炉子，靠烧蜂窝煤取暖。家里用过煤炉的人都知道，在安装排烟管道时，窗外的烟囱口应当朝下，最好再置办一个风斗，这是常识，可饱读诗书的季勤先夫妇都没有在平房过冬的经验，根本就不会烧炉子，烟囱口直接横向朝外，又刚好对着正北方向……
在季若云的脑海中，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早就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朔风凛冽，吹得窗玻璃猎猎作响……
呼啸的北风从烟囱口倒灌进来，蜂窝煤经过不完全燃烧生成的一氧化碳无法正常导出……
第二天早上，当‘小叩柴扉久不开’的邻居撬开房门时，季勤先夫妇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季若云因为睡在外屋、离煤炉较远，再加上破旧的门窗并不完全密封，故而捡回一条小命，但左腿却从此失去了知觉。
在中国，连残疾人都会被分成三六九等，‘上等’残疾人比普通健全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还要高，而‘下等’残疾人，则只能默默承受命运带给自己的不公。

耿于天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残疾人体育，众所周知，从2004年的希腊雅典残奥会到2012年的英国伦敦残奥会，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三度称雄。说实话，残疾人奥运会上的成绩与健全人奥运会不同，跟国家发展水平、体育普及程度没多大关系，主要看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健全人奥运会上屡创佳绩、但在残奥会上却罕有作为的原因。称雄世界体坛多年的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对残奥会‘没有兴趣’，前7届基本都不派队参加，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哥儿几个总算是去了，但成绩却很一般，在那届健全人奥运会上，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在奖牌榜上分别第1、3、6、7位，可在同年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上，它们的排位却只有第12、（民主德国未参加）、第32和第40。
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和‘老大哥’们不同，对于残疾人的体育事业，咱们是从来不心疼钱的。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89金、70银、52铜的昂首领跑金牌榜，总计211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比排在次席的英国（42金、29银、31铜共102枚奖牌）多出一倍有余。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残疾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的奖励标准和健全人一样，都是金牌35万、银牌15万、铜牌10万，此外，主管教练也可获得等额奖金，再加上领队、随队医师、营养师、行政官员，奖金总额高达亿元，同时，运动员所在省市的政府及赞助单位也会‘有所表示’，规模甚至高于国家统一标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多数基层残障人士却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现今，我国共有视力、听觉、肢体、智力、精神等各类残疾人8500多万，涉及家庭人口2亿6000万，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截止目前，中国大陆居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残疾人补助机制，对残疾人的帮扶，基本上都是各地‘量力而行’，结果往往是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一次性给个30、50块，想不起来就爱谁谁了。至于残疾人康复、培训、教育方面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根据财政部2003年印发的《关于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残疾人事业计划纲要专项资金项目及标准》的相关规定：16万贫困白内障患者每人补贴80元，10万贫困低视力残疾者每人补贴40元，12万麻风病畸残者每人补贴30元，50万中西部贫困残疾人每人补贴10元，残疾人用品每件补贴3元5角，精神病防治每人补贴1角5分……
这也难怪，为残疾人花钱是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买卖，这种‘赔本生意’当然没有人愿意做。此外，残疾人‘手无缚鸡之力’，和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农民不同，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与条件，就算什么也得不到，他们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古往今来，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残疾人起义的？
很遗憾，季若云就是个‘下等’残疾人。小小年纪就已经与双拐为伍并失去父母庇护的他，一应生活全靠好心的街坊邻居接济，吃着‘百家饭’长大，虽然天资聪颖，但上到四年级时还是被平津市中心小学找了个理由扫地出门、进入一所末流学校。可季若云并没有自暴自弃，考初中、考高中时，他的成绩都名列前矛，然而，重点中学一旦听说他是个残疾人，却都纷纷收回了橄榄枝。
小时候，季若云曾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少年爱上了美丽而高贵的公主，他向公主表明心意，公主却说：‘只要你愿意连续一百天守在我的阳台下，我就接受你’，少年照做了，一天、两天、三天… 直到第九十九天，公主渐渐被他打动了，到第一百天的晚上，她穿上盛装，准备下嫁给少年，但当公主推开窗，却发现少年没有来，仅仅是这一天没有来，他用九十九天证明了对公主的爱，用最后一天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则故事的感染，倔强的季若云在考大学时作出了和那位没落公子同样的选择。那年高考，季若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平津大学经济学院，校长很开明，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予以歧视，相反，还特意为季若云安排了各种便利措施并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到他家。但季若云却婉言拒绝了，他告诉校长，自己之所以一直坚持苦读并参加高考是为了证明那些曾经小看他的人都错了，然而，多次的冷遇已经让季若云对整个教育制度失去了信心，与其乞求别人的施舍，不如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很难。身体残疾、又没有学历的季若云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甚至一度沦落到给街道小厂糊纸盒为生。其实，在西方国家，像季若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工作，仅凭社会保险和慈善机构的救助就足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因此很多没出息的健全人宁愿冒充残疾，即使工作，大都也不是为了钱，而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自我实现’。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残疾人也得自力更生，也得为社会创造财富，唯其如此，国家经济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
还好，就在季若云最蹉跎无措的时候，一位老相识拉了他一把。
季若云的父亲季勤先在做市体改委副主任的时候，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张辉，一个叫娄可。很多人都听说过毛主席身边的‘五大秘书’：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理论秘书胡乔木、文字秘书田家英、生活秘书江青，这五个人中，后来出了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季勤先不可能像毛主席那样排场，但两个秘书也是各管一摊，张辉是总务秘书，负责吃喝拉撒，娄可是政务秘书，负责出谋划策。季勤先出事后，张辉并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当总务秘书的好处，至少在路线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此人官运不错，后来一直做到平津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娄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季勤先的高参，季勤先犯的错误，娄可不算教唆、至少也是同谋，两人一起丢了乌纱帽。
起初，娄可混得也挺惨，在码头当过苦力，在街头炸过油条。但他脑子比较活，很块就适应了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从小做起，步步为营，十余年之后，已经积累下了一笔本钱，听朋友说搞生猪饲养能发家致富，就在文宣区与平沽县交界处的城乡结合地带盘下一块地，建起了九洲养猪场。娄可是个念旧情的人，想当初，季勤先对他有知遇之恩，如今季勤先夫妇都没了，但季若云还在，过去自己没有经济基础，想搭把手也有心无力，现在有了九洲养猪场，便想起了季若云。细一打听，得知他过得也不如意，于是主动登门请季若云来给自己帮忙。季若云虽有傲骨，但毕竟肉眼凡胎，总也要为稻粱谋，娄可又是父亲的老部下，自然是两厢得宜。
在二人的精心打理之下，九洲养猪场的效益始终不错。
季若云常说，这个娄可若不养猪实在是太冤了。
所谓‘娄’，就是母猪，或者说是正在交配中的两头猪，而且还是那头母的比较主动。章太炎在《小学答问》中考证：娄，女求男，牝（雌兽）求牡（雄兽）。春秋时，卫国夫人南子与宋朝通奸，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大意为：母猪已经满足了，快把公猪还给我们吧）。
此外，娄姓的始祖是西周初年的东楼公（‘娄’为‘楼’之初文），东楼公是大禹王的后裔。‘禹’的甲骨文字型由‘虫’和‘手’两个部件组成，展示了一位勇士与正猛兽搏斗的形象，其中的猛兽是什么呢，据考证是蜥蜴、或者扬子鳄，扬子鳄又名‘猪婆龙’，为什么呢，因为在传说中它是猪的后代。
在中国，养猪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那龙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家们在距今8000多年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找到了答案，在那里，有中国最早的龙。先民用陶片、破旧石器和自然石块摆出龙弯弯曲曲的身体，往上一看，在龙的头部位置摆放着一个动物头骨，专家们欣喜异常，终于可以找出龙的动物原型了，某些富于想象力的人甚至认为可以据此发现某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可经过鉴定，大家都傻眼了——那个头骨是猪的。
事实上，中国的确是家猪最早的故乡之一，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文中就曾经盛赞过中国猪对欧洲乃至世界养猪业的贡献。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爱猪的民族，2011年度，中国内地生猪出栏66170万头、存栏46767万头，约占同期世界生猪出栏、存栏总量的一半左右。在中国人的肉类消费中，猪肉所占比例曾经高达90%，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权威数据，全球肉类产销量中，猪肉只占3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还是拜中国所赐，查一查欧美非伊斯兰教国家居民的食谱，会发现猪肉的摄取基本不会超过其总肉食消费的20%。且该数据仍处于温和的下降通道中。
有如此蓬勃的需求，中国的生猪养殖一定方兴未艾，这几年，甚至有很多原本跟养猪一点儿也不沾边的企业或个人也都赶来凑热闹。2009年，网易CEO丁磊宣布将在浙江吉安建设养猪基地，基地由清华大学人居团队设计，贯彻全新养猪模式，‘丁家猪’将‘坐马桶、睡公寓、不吃药’。2010年，联想集团成立农业投资事业部，总裁柳传志表示，力争在品牌猪领域有所斩获。2011年，面对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连连萎缩、‘两斤钢不及四两肉’的局面，武汉钢铁也决定进军养猪业，投资390亿元，并尝试打造‘猪钢一体’发展模式，只是不知道曾提出‘以钢为纲’的毛主席若听说了这则消息会是什么样的心情。2012年，山西焦煤集团与双汇合作，在太原市阳曲县建设生猪屠宰加工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计划年生猪屠宰量可达200万头。不光中国人，连国际金融巨头们都很看好中国的猪产业，2008年8月，高盛亚洲投资基金斥资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接连全资收购了十几家专业养猪企业，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也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上海宏博猪场30%的股份……

耿于天

二、肉粮

萧洛君供职的企业名叫‘平烟建设’，原本是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地产开发和建材生产。几年前，‘平烟建设’引入外资，控股股东变成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世界级地产巨头，其实‘平烟建设’并不缺钱，当初设立这家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平津烟草专卖公司盈利过高、闲置资金过多的‘幸福烦恼’，之所以要换东家，主要是迫于市里面的压力，地方政府每年利用外资是有指标的，如果完不成任务，将成为领导班子施政的败笔。可那家德国籍地产巨头入主‘平烟建设’后日子过得并不舒心，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和‘相关部门’的‘关键人物’搞好‘公关’，几年间，‘平烟建设’几乎拿不到地，而且当时该公司采用的是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员工待遇很高，操作也很规范，导致运营成本直线上升，没怎么挣钱，光忙着花钱了，没办法，只得采取‘MBO’（managers buy-out将公司卖给管理层）的方式退出中国市场。
这种事例近年来并不罕见，不少‘国企’、‘民族品牌’就是这样由‘姓社’变成‘姓资’的。如果国有企业的高管直接把公司变进自己腰包，既要付出较高成本，又要承担相当的舆论压力，所以他们采取了‘以迂为直’的方式，先引进外资，然后想方设法让企业连年亏损，外商玩儿不下去了，‘民族资产阶级’便‘挺身而出’，从老外手里低价将公司买过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能顶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此次‘MBO’，作为公关部主管的萧洛君分得了‘平烟建设’8%的股份，价格只相当于市值的五分之一左右。即便如此，购买8%的股权也需要上千万，虽然‘平烟建设’薪水不菲，但刚参加工作几年的萧洛君自己依然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过没关系，虽然萧洛君没钱，但他爸爸，市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萧滨却富得很。
说起烟草行业的油水，那可不是吹，生意场上有则十分著名的笑话：‘银行说自己暴利，中石油笑了，中石油说自己暴利，中国烟草笑了。’
由于并非上市公司，故而中国烟草历来对其净利润讳莫如深。但在2011年底，因认购兴业银行定向增发的新股，中国烟草‘被迫’公布了其2010年度的财务报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烟草2010年度营业收入7704亿元、总利润1177亿，这相当于，中国3亿烟民每天要为中国烟草专卖局贡献21亿元‘买烟钱’。1177亿利润是个什么概念？中国人都知道，石化向来是中国最暴利的垄断行业，2010年度，被称作‘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实现利润1399亿、707亿和544亿，也就是说，中国烟草的赚钱能力超过‘三桶油’中的‘两桶’，只略逊于中石油，若将比较范围扩大到所有‘央企’，中国烟草也可以排到第四位，仅次于工商银行、中石油和建设银行。但请别忘了，这是在静态地考察利润的绝对数字，若考虑到‘四大行’和‘三桶油’的资本规模均远超过中国烟草，那么后者‘空手套白狼’、‘坐地收钱’的能力更是令人咋舌。
作为平津市烟草行业‘二当家’的萧滨，买下‘平烟建设’8%的股份自然不是难事。
然而，这次‘MBO’最大的赢家并不是萧滨或萧洛君，而是‘平烟建设’原中方总经理侯庆宗，他一举拿下公司一半以上股权，一跃跻身平津市顶级富豪之列。说起侯庆宗，这可是位传奇人物，此君出身贫寒，几代人都在平津郊县‘修理地球’，他本人也步祖辈后尘，高小毕业便辍学回家，跟着大人一起下田干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土里刨食的日子不好过，侯庆宗虽然心有不甘，但在命运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可就在他20岁那年，转瞬即逝的机会出现在侯庆宗面前。那时，现任平津市市委副书记的陶玉成还只是个小小的乡长，就在候庆宗所在的那个乡任职，这年，陶乡长年仅17岁的独生子不幸染病过世，基层干部家没有秘密，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乡，多数人不过是为早逝的孩子扼腕叹息，可侯庆宗却从中看到了天赐的‘良机’。
侯庆宗虽然没怎么念过书，却天资聪慧，自幼心高志广，对父辈祖辈老实本分的生活方式历来颇多牢骚，总觉得自己会像评书里那些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那样，‘一遇风云便化龙’，早晚有一天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父母对侯庆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很是头疼，但也拿他没办法，只得由着他去。
侯庆宗听说乡长的公子英年早逝，联想到三个月前自己的妹妹也刚刚离世，冥冥之中感到这或许是个机会，几个晚上没睡觉，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天刚擦黑，侯庆宗便翻墙溜进乡政府家属院，等到月上柳梢，他轻手轻脚地敲开了陶玉成家的大门。
开门来的陶夫人并不认识侯庆宗，还没等她问明来意，侯庆宗已经闯进客厅，陶玉成儿子的灵堂就设在这里，侯庆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膝行向前，‘咚咚咚咚’四计响头，起身时已是泪雨滂沱，抱过陶玉成儿子的遗像，一口一个‘妹夫’地叫着，那惨兮兮的样子，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被他感动。
陶玉成刚刚睡下，被客厅里的哭声惊动，披衣走来，陶夫人一脸茫然，不知侯庆宗究竟是何方神圣。
宾主落座，侯庆宗一边抽泣、一边说明来意：他告诉陶玉成夫妇，自己16岁的妹妹三个月前也刚刚染疾去世，就在昨天夜里，侯庆宗做了一个梦，梦是妹妹‘托’给他的。梦里，妹妹告诉侯庆宗，自己在黄泉路上遇到了陶玉成之子，两人一见倾心，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结为夫妇，托侯庆宗告诉陶家人，别为他们担心。
陶玉成夫妇听后面面相觑，说起来，当地旧时确实有‘冥婚’风俗，也叫‘配骨’，多出于父母对早逝儿女的疼惜之情，为尚未婚配的孩子‘找个伴儿’，也好在阴间不孤单。解放后，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少，几乎绝迹，因此陶家人并没有动这个心思，陶玉成又是国家干部，更不应该带头搞封建迷信。
可夫妇俩架不住侯庆宗的‘情真意切’，他几次三番跑到陶玉成家，每回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求成全这段‘好姻缘’。陶玉成夫妇爱子心切，最终还是被侯庆宗的执著打动了，两家约定，一切从简，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行，秘密将陶玉成儿子和侯庆宗妹妹合葬在一起，大功告成，陶、侯两家成了‘亲家’。又过了两年，侯庆宗从邻村弄来个死婴，说是妹妹同陶玉成公子生的孩子，也埋到了陶家祖坟里，从此，侯庆宗便管陶玉成叫‘孩子他爷爷’，陶玉成叫侯庆宗‘孩子他舅舅’。
后来，随着陶玉成的步步高升，原本一文不名的侯庆宗也跟着鸡犬升天，先是在陶玉成身边当勤务员，过了几年找个机会安排进‘平烟建设’，七混八混混成中方总经理，又通过‘MBO’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俗语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通常情况下，这里面的‘小人’被解释为‘品行低下、人格卑鄙的人’。其实，‘小人’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并非如此，而是指‘社会地位低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草根’。《尚书·无逸》中提到：‘先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 弗义为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这里提到的‘小人’显然与道德操守无关，专指社会地位低下。按照这个逻辑，‘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的本意也就并不是在说‘人格卑鄙之人一旦得势就会为祸一方’，而是‘原本处于社会底层人的若突然间发迹，一定会愈加凶悍狠毒’。
《易经·解卦》里说：‘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汉儒董仲舒解释道：‘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我们不是要宣扬‘世卿世禄’、‘肉食者谋’，但出身社会底层的‘草根’身上容易沾染一些‘流民’习气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人若一朝得志，往往会比生而富贵者更加凶残无忌。
曾有人做过研究，发现近年来倒台的大贪巨贪中确似以曾经的‘苦孩子’居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被执行死刑）儿时连鞋都没穿过，光着脚从广西走到北京；原江西省省长胡长青（2000年3月被执行死刑）上小学时每天要挑着20斤萝卜到集市上去卖，为自己挣学费、书本费，直到当省长时脖子上还留有当年挑萝卜、挑柴留下的大包；原安徽省省长王怀忠（2004年2月被执行死刑）从小父母双亡，为某生计曾经沿街乞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007年7月被执行死刑）童年时家境贫寒，每逢下雨天，他都要把珍贵的鞋子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打赤脚上下学……
侯庆宗也不例外，他出身社会底层，虽深知生计之不易，但反过来，也知道穷人们是多么的好糊弄、好欺负，执掌‘平烟建设’后，侯庆宗一改外资股东在时的做法，将员工、尤其是低级员工待遇一降再降，公司盈利越来越高，但赚来的钱都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为此，侯庆宗还有他的‘理论依据’，去年，侯庆宗参加了平津大学开办的‘精英企业家研修班’，结业时，他以‘肉粮比价与薪资收入’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震惊业界。
‘肉粮比价’是一个养殖经济学领域的专用概念，指同一时间内肉品价格与生产该肉品所实际消耗的饲料种类的价格比。通常来讲，‘肉粮比价’会在6：1这个比例附近浮动，以猪为例，若它所吃的饲料是1元1斤，那它长出的肉就应该是6元1斤。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而居民薪资收入则是他们直接从中获取的部分，因此，居民薪资收入占GDP的比值就有点儿像生猪饲养行业中的‘肉粮比价’。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薪资收入总额可以占到GDP的55%左右，南美洲平均为38%，东南亚国家约28%，中东25%，非洲20%以下。
在论文中，侯庆宗提出，既然猪吃着1元1斤的饲料能长出6元1斤的肉来，那人的‘创造力’就不应该低于这个标准，在宏观上看，居民薪资收入不应超过GDP的六分之一，在微观上看，员工工资也不应该超过企业利润的六分之一。其实，侯庆宗以上的‘理论’也并非虚谈，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当时中国的GDP总值不高，增速也有限，但居民薪资收入至少可以占GDP的20%到25%，可近30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薪资收入占GDP比重却一路下行，从20%到15%再到10%，现在，这个数据只有可怜的8%，而其它部分，都被财政和资本收益拿去了。
萧洛君在‘平烟建设’中担任公关部主管，主要负责消解公司内部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与丈夫端木衡的‘和谐办’有异曲同工之妙。萧洛君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企业管理，她来之前，‘平烟建设’公关部曾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经萧洛君数年调理，各项工作已经纷纷步入正轨，很有大企业的风范。然而，在同侯庆宗的接触中，萧洛君却渐渐发现，在中国做生意，很多时候靠的不是制度与规范，而是伎俩与手腕，近来发生了两件事更是让她深化了这一看法……
二十八宿中，北方第六宿是室宿，对应的动物就是猪，因此这一宿也被称作‘室火猪’。‘室火猪’对应现时通用的星座体系便是著名的‘天马座’（和‘飞马座’是一回事，都是指‘Pegasus’），也就是圣斗士漫画里面主角星矢的那个星座，不知车田正美在创造这个人物时是否受此启发，星矢的‘矢’与‘豕（大猪）’字同音且同源，意指猪在发怒时会像箭矢一样冲过来，代表野猪的‘彘’字中下部也有‘矢’的形象。每年秋天的夜晚，这个星宿会出现在南方的天空中，水瓶座和南鱼座正上方那组呈现长方形状的四颗星便是‘室火猪’，该星宿还挺吉利的，《值日吉凶歌》中说：‘室宿值日大吉利，婚姻祭祀主恩荣，葬埋苦还逢此日，三年必定进田庄’。

耿于天

室宿象征着房屋，《周礼·考工记·梓人》中说：‘龟蛇四游，以象营室也’， 《诗经·鄘风》里也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的句子，这就是室宿之所以和猪结缘的原因，中国人从生到死、从阳宅到阴宅都离不开猪，看看‘家’和‘冢’两个字的结构便一目了然。‘室火猪’每逢秋天出现，这也是古人集中营建房屋以备冬天御寒的时节，那时候盖房子比现在简单，普通茅草屋有个三五天就能建成，砖瓦房麻烦一些，但建设周期也不出一两个月。
今年，‘平烟建设’接了个大买卖，承建一座5A级写字楼，名曰‘赫亚萨伊中心’（‘赫亚萨伊’，阿拉伯语‘حياة ثانية’——‘复活、重生’的音译）。项目位于平津市内环主干道旁，交通极为便利，集办公、会所、公寓、商住、星级酒店、会展、休闲娱乐城、购物中心于一体。‘赫亚萨伊中心’由来自英国伦敦东区的‘Dixon &Joe工作室’设计，共44层，总高139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造价25亿元人民币，楼体外观呈花瓣结构，螺旋向上，直达天际，预计将动用8万立方混凝土、9000吨钢材、5万方平板玻璃，楼内共设22部立体观光电梯，全部从比利时进口，最快速度高达15米每秒，大约相当于1秒钟爬升4层楼，乘客置身其间，甚至会产生类似坐飞机时的耳膜鼓涨感……
这座宏伟建筑的委托方来自中东某阿拉伯国家，该国一直由一个拥有光荣‘反帝反殖民’历史的家族统治，已历三代。可近年来，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国民‘当家作主’的意识逐渐觉醒，威权统治愈发难以为继，今年春，该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老百姓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统治秩序岌岌可危，当局为挽回颓势，不惜向本国国民刀斧相加，甚至动用了国际公法严厉禁止的生化武器。面对该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试图有所作为，虽然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几次动议都被安理会内握有否决权的某大国推翻，使得该国统治者得以苟延残喘。当然，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威权统治集团最终难逃倒台的命运，可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却为该国权贵阶层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政权垮台之前夕，他们将多年来聚敛的惊人财富通过种种渠道转移到国外，试图换个地方安享富足生活，于是便有了这座命名为‘复活’的‘赫亚萨伊中心’。
‘赫亚萨伊中心’项目动工已有三个多月，为赶在寒冬来临之前完成年内额定进度，自进入秋季以来，‘平烟建设’三军用命，昼夜兼程，自董事长侯庆宗以下各主要领导都搬到工地现场办公，以期就近督战。毕竟，那些被从‘祖国’赶出来的丧家之犬也挺‘可怜’的，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工程竣工，来中国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大都已经学会用卷着舌头的中文哼唱刘欢那首《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逐流，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
孔子曾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经过一番‘大赶快上’后，终于出事了。
当晚11时左右，‘赫亚萨伊中心’第9层作业面正在浇注水泥混凝土，坍塌突然发生，17名工人被埋在废墟中。‘平津建设’项目指挥部倒是有应急预案，救援人员先用生命指征探测仪确认被埋工人具体位置，再动用液压件、砂轮锯等破拆工具展开搜索，折腾了半宿，17名工人都找到了，3个活的，14个死的。
事故的原因很简单，都是‘大跃进’惹的祸，为了赶工期，不光把能调动的工人、设备都压了上去，活儿不歇、机器不歇、人尽量也少歇，而且常常是几个作业面同时展开。当晚就是这样，第8层的承重还没有建好，第9层的混凝土就先浇上了，天堂里的牛顿爵士当然无法容忍这种无视工程力学定律的行为，不塌才怪呢。
事情已经出了，怨天尤人也没用，只能想办法料理后事了。
首先是撰写事故报告，这个倒还好办，可以把责任推到设计缺陷上，反正图纸是英国人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手就算再长，也伸不到伦敦去。
主要的麻烦是人员伤亡的善后，出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侯庆宗就把刚到办公室的萧洛君请过来了：‘不好意思，这下你们公关部又有的忙了。’
萧洛君不等侯庆宗招呼，自己找个半对着老板台的位置坐下：‘没事儿，分内的。’
‘怎么样，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让他们做计划书了，这是提纲，’萧洛君递过去一份文件。
侯庆宗接过材料，并没有打开，直接放在桌上：‘我找你来，主要是核实一下伤亡人数… ’
‘伤亡人数？不是早就核实了么，14死，轻伤不算，重伤、确定或可能致残的5个。’
侯庆宗笑：‘这恐怕不行… ’
‘不行？不行是什么意思？’
‘死亡人数太多了，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
‘那能怎么办？’
‘得少点儿。’
‘少点儿，少点儿是多少？’
‘最多9个，最好能控制在5个左右。’
根据2007年颁布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条理》之规定，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共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一般事故’，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然后是‘较大事故’，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之后是‘重大事故’， 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最后是‘特别重大事故’， 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侯庆宗给萧洛君做着‘普法教育’：‘重大事故和特别重大事故必须上报国家生产安全监督管理总局，总局会派工作组下来调查，那样麻烦就大了，’在平津，侯庆宗‘手眼通天’，再大的事也不叫事，毕竟有‘孩子他爷爷’陶玉成罩着，可一旦闹到上头去他就力有不逮了：‘所以死亡人数绝对不能超过9个，当然，要能3个以下最好，但这个难度有点儿大，没办法，只能混个较大事故了。’
萧洛君点点头，不知是认可侯庆宗的心计还是他的做法：‘那… ’
‘可以尽量多弄几个失踪的。’
‘失踪？’
您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每逢中国有个天灾人祸、头疼脑热，‘失踪’这个名词总是少不了的，不光洪水、台风、海啸有失踪，地震、泥石流也大抵如此，甚至在火灾、爆炸中也会有不少人‘被外星人绑架’。其实这里面是有玄机的，大凡灾害、事故发生，都是对相关主管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考验，主要指标就是伤亡人数，毕竟是‘以人为本’的时代嘛。您不要小看了这一个个数字，它关系着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前几年，有个地方闹水灾，上级硬性规定每个县死亡人数不能超过29个，否则相关领导撤职，撤职前还要把你为官履历中的种种鸡鸣狗盗查个底儿掉，这对于很多官员来说绝对是致命的。可就有这么个县，该着倒霉，刚好发现了30具遇难者尸体，数来数去，怎么也少不了，主管救灾的副县长一时想不开、自寻了短见，可后来证明，其中有一具尸体是从邻县被洪水冲过来的，不应该记在这个县头上……
说到‘伤亡人数’，其中‘受伤’这事儿好办，怎么说‘伤’这个概念也是有弹性的，国外往往是蹭破个皮就算‘受伤’，中国人经常得残了才能作数。关键在于‘死亡人数’的把握，‘死亡’可是没办法讨价还价的，尸首在那儿摆着，你总不能‘指鹿为马’、管这叫‘受伤’吧。
但聪明的中国人有别的办法：
首先是‘伤害界定’，人吃五谷杂粮、难逃三灾八难，你凭什么说他一命呜呼就是因为这次灾害或事故呢，可能是出事的同时他刚好被自己的痰卡死，和外力无关，于是便有了做手脚的余地。新闻中，大家一定常常能听到某国因酷暑、严寒造成多少多少人死亡的消息，而中国却绝少这方面报道，这就是‘伤害界定’的威力，在发达国家，只要某人的死亡和天气有关，比方说炎热诱发了心脏病、严寒导致高血压发作，都算作因天气异常死亡，而在中国，除非你晒成楼兰女尸或冻成‘哈根达斯’，否则一概自认倒霉，不许怨天怨地；
其次就是奇妙的‘失踪’，中国每年有无数人‘人间蒸发’，有些是真找不到了，可有些却只是‘在理论上’不见了。按照相关规定，失踪不记入死亡统计，这就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能多算几个失踪，就尽量少算几个死亡，很多国家这两个项目是统一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却各自分开，不光刚出事时分着，过了时效期居然还能分别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节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两年，法院便应该宣告其死亡，可你去查查中国的灾害损失统计，有的都过去几十年了，‘失踪’的还依然固执地‘失踪’着；

耿于天

第三招叫做‘遗体身份尚未确认’，近年来，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逐渐提升，遇到事情也敢问责政府了，一有重大灾害发生，除遇难、失踪人数外，往往还要求公布遇难、失踪人员名单。这下有关方面可就为难了，光公布人数好办，反正就是个数呗，多点儿少点儿你也死无对证，一要名单就坏菜了，万一有谁发现某个已知遇难的人不在名单当中，便会质疑所公布的数据有隐瞒。没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高人想出了个‘必杀技’——‘遗体身份尚未确认’，这样一来就可以只公布部分、也就是‘遗体身份已确认’的名单，等过上一阵子，有个国产大片上映，或者体育健儿又拿了多少块金牌，大家也就把那些孤魂野鬼忘了。想来也奇怪得紧，煌煌旭日，朗朗乾坤，身份怎么居然就能确认不了呢，中国人可以根据几千年前的一个看起来跟石头差不多的头盖骨残片确定新疆、西藏、内蒙古‘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刚死了几天的人，却楞能不知道是谁。
这次，深谙此道的侯庆宗便决心祭出‘失踪’的法宝，把事故遇难人数‘压’到9个以内。
得令后的萧洛君不敢怠慢，抽调公关部中得力人马，分成几个小组，有针对性地做家属工作，只要同意站到‘失踪’的队伍中来，‘平烟建设’可以私下秘密兑付双倍抚恤金，反正阿拉伯人有的是钱。
萧洛君等人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没过多久，‘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遇难人数已经成功降到了‘11’，距离目标还差2个，可剩下的家属却大都‘冥顽不灵’，不仅拒绝将亲人从‘死亡’变成‘失踪’，反过头来指责‘平烟建设’没有保护好员工，甚至威胁把事情捅给新闻媒体。萧洛君没辙了，只得如实向侯庆宗汇报。
侯庆宗这几天也过得不轻松，就算能把事故等级‘降成’‘较大事故’，也够他受的，最近没少往各路衙门跑，‘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正有气没处撒，听萧洛君说‘个别’家属不愿‘配合’，难免‘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一拍桌子，骂了句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家乡脏话。
当然，侯庆宗绝不是冲萧洛君，在平津，敢冲她吹胡子瞪眼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侯庆宗冷笑着：‘这群刁民，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你看… ’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甭管了，我来处理，这些日子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
第二天下午，侯庆宗约见了几个最强硬的遇难工人家属，地点定在‘平烟建设’会议室，侯庆宗并没有像萧洛君等人那样主动到家属所在宾馆交涉，也没有亲自去接，只是派了个级别很低的人物出面。正式会晤前，他先让人带着工人家属参观了一下‘平烟建设’气派的总部，又详细介绍了公司背景，用侯庆宗自己的话说，这就像他小时候最爱看的《三国演义》，每逢两军对垒，对方的使者前来大营谈判，总要先设下‘刀斧阵’，中军大帐外排开数百名彪形大汉，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头系红巾，腰扎板带，衣襟半袒，手捧鬼头刀，个个胸肌虬劲，护心毛打着卷，来谈判的大都是文官，书生意气，哪见过这场面，‘刀斧阵’走过，气已经泄了一半。
工人家属在会议室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侯庆宗才露面，进门后也不寒暄，大喇喇地坐在正位上，好像不是他在求别人，倒像是别人有求于他。
谈判最初的阶段进行得并不顺利，遇难者家属们痛斥‘平烟建设’施工组织不力，其中几个村妇模样的人甚至一度坐到地上连哭带闹，扬言明天就把亲人的尸体搬到公司总部来讨说法。
公关部的几个人赶忙上去搀扶、劝解，却被侯庆宗拦住了：‘行啊，本事不小啊，学会挟尸要价了，’他不慌不忙地从皮包内摸出个小薄本：‘你们听说过医闹吧？’
家属们一怔，不解地看着侯庆宗。
‘如今，有些患者家属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扩大医患纠纷、妨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妄图浑水摸鱼、借此牟利，’侯庆宗一声断喝：‘我看你们就跟这些医闹差不多！’
会议室内安静了下来。
‘今年5月1号，卫生部、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他翻开手里的小薄本，冷冷地念着：‘该《通告》的第五条、第七条规定：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遗体必须立即移放太平间，并及时处理，在医疗机构内焚烧纸钱、设立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寻衅滋事的，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几个原本坐在地上的村妇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知道什么叫法治么？不守法就治你们！’
工人家属的哭闹渐渐变为低声啜泣：‘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能塌了呢… ’
侯庆宗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怎么就能塌了，我还想问你们呢！’
侯庆宗有个老朋友在晋北经营煤矿，一年左右时间，井下接连出了7、8次事故，全是‘冒顶’（采掘时，上部矿层发生塌落），起初以为是自己流年不利，后来警察找上门来才知道，原来都是某些无良矿工做的‘局’。这些人把这种局叫做‘打点子’，往往找那些规模有限的私人矿井下手，先以介绍打工为名骗社会经验不足的农村青年（被他们称作‘点子’或‘猪’）跟自己一起到矿上挖煤，到了井下，找个没有旁人的机会，把骗来的‘猪’打死，再做个‘虚顶’，制造一起人为的塌方事故（老矿工都有这个技术）、把被打死的‘猪’压在下面，矿主见出了人命，首先想到的就是破财消灾，这伙人便适时出面，冒充‘猪’的亲人，敲一笔竹杠。
侯庆宗此时把这件事搬出来，反咬一口，说‘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之所以出事，也是因为有工人在里面捣鬼，想讹自己。
家属们有些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侯庆宗上嘴皮轻轻一碰下嘴皮，自己转瞬之间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犯。
侯庆宗见颓势已经扭转，便乘胜追击、越战越勇，扬言已经掌握了工人做‘局’的证据，这就要拉着家属们去‘见官’……
不到半个小时，侯庆宗就将萧洛君等人一个多星期没有做成的事情摆平了，工人家属同意‘私了’，‘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的伤亡数据也最终定格在了‘6死5伤，8人失踪’。
事后，侯庆宗向萧洛君传授‘经验’：‘跟这些土老冒儿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吓唬。记得小时侯，有一次在老家赶猪，也不知道那头猪怎么那么拧，怎么打都不进圈。后来我爸告诉我，对付猪，吓比打管用，猪个头大、皮糙肉厚，你就算抡圆了打它也不疼，要真惹毛了它，回过头来顶你个跟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外表强壮的猪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胆小，只要你粗着嗓子在它后面吼一声，它准保乖乖听话、让去哪儿去哪儿。’
就在‘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被搞定后不久，麻烦又来了……
在中学地理课本上，每个孩子都能读到所谓‘中国四大渔场’的说法，‘四大渔场’分别指‘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现如今，这‘四大渔场’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以‘舟山渔场’为例子，原本每年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次鱼汛，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四个鱼汛都已逐一消失了。
造成渔业资源急剧枯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渔民无节制地野蛮捕捞，网眼越来越小，打上来的鱼却越来越少。1955年，福建渔民发明了一种名叫‘敲罟’的捕鱼方法，专门对付大黄鱼，大黄鱼属石首鱼科，头骨中有两枚耳石，几十条船上的渔民一起敲击特制的竹板，在水中产生共振，使大黄鱼脑震荡昏死，每次‘敲罟’捕鱼，方圆数平方公里内的黄鱼全部被震死、漂浮海面，场面极其惨烈，大鱼捞上来卖掉，小鱼全部充当肥料。中国渔民长期‘灭绝式’的捕捞，致使近海几乎无鱼可捕，于是只好向远洋发展，可远洋深水捕捞的成本高，所以便盯上了生态环境良好、鱼群丰富的别国近海，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频繁发生领海、岛屿争端的原因之一，自己的渔场枯竭了，就去抢别人的，抢不到还好，倘若抢到了，那里的鱼群也同样难逃‘断子绝孙’的命运。
既然近海已经没有鱼可打了，那么宽阔的水面闲着也是闲着，在这个雁过拔毛的时代中，什么都可以用来‘开发’，近海开发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填海造地，二是海水养殖。
中国的海水养殖历史十分悠久，先秦时代就有牡蛎人工养殖的记载，宋代又发明了珍珠养殖，时至今日，中国海水养殖无论从面积（160万公顷）还是总产量（2000万吨）上，都雄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二以上。
平津市近海有大量浅滩、海涂、围塘，非常适合开展海水养殖产业，在这里，分布这大大小小200余万亩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各式人工鱼礁、气泡幕围栏、抗风浪网箱、微电流围网星罗棋布，罗非、黑鲷、鲈鱼、石斑、牙鲆、对虾、梭子蟹、贻贝、扇贝、鲍鱼、海带、海参、紫菜等多种水产品年产值近百亿元。中国人的确有趣，养什么都按照养猪的方法，别人的鱼虾在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咱们的鱼虾都在圈里人工饲养。
当然，在中国，海洋除可以开发成‘养猪场’外，还有更重要的用途，那就是用来排污。‘平烟建设’在平津市临海的海阳区和平沽县设有建材生产基地，每年数千吨的污水、废料都按照‘最低成本原则’排进了海里，起初还好，因海水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故而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可随着排污量的连年递增，量变引发质变，近海人工养殖的海产品大量死亡。想来这些鱼虾也真可怜，被困在网箱里，跑都没处跑，只能等死。
蒙受巨大损失的养殖户当然不干，跑到‘平烟建设’讨说法，索赔金额高达数亿元。

耿于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发起战争并给被侵略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德国勇敢地承担起了战争赔偿的责任，当然，这里指的是西德（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苏联庇护下的东德可不管那一套。其实，战后新德国的政府已经跟当初发动战争的纳粹德国没有实质联系，1970年12月在波兰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惊世一跪’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二战时期曾是坚定的反纳粹斗士，被驱除出国后一直致力于帮助被占领国抵抗德国入侵，按照中国‘愤青’的观点，勃兰特绝对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或者应该叫德奸）’。尽管和纳粹政府没有关系，但战后的新德国依然承担了巨额战争赔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欧元启动之前，德国政府已经向受侵略国总计支付1000亿马克赔款，向纳粹受害者个人支付1020亿马克，此外，德国企业界的总赔偿额更是高达7550亿马克，著名的奔驰、宝马、西门子、安联、戴姆勒、拜尔、巴斯夫等公司都在其中，曾经威名远扬的克虏伯甚至因不堪重负而关门大吉。德国人向世界承诺，如果有需要，这种赔偿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战后，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也同样难逃赔偿责任，按照《波茨坦公告》和‘鲍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日本赔款中的15%将支付给中国，事实上，日本起初也的确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可到了1972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与台湾方面断交，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第五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后来，日本启动了对华援助的‘ODA计划’，30年间，总共向中国大陆提供总值约34000亿日元（约合3000亿人民币）的各类援助，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受援国，中国接受的外来援助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来自日本（3000亿是静态数字，日本对华援助以早期为主，如果折成今天的货币实际购买力，3000亿应该会被放大若干倍）。
近年来，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所谓‘民间赔偿’的概念，说1972年的‘建交公报’中放弃的只是‘官方赔偿’，坦率讲，这个提法实在有点儿牵强，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政府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为应对中国人的‘民间赔偿’要求，日本企业每年都要拿出相当部分资金支持日本国内立场强硬的‘右翼分子’，由后者出面，粉饰曾经的侵略历史、抹杀日本法西斯对受害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也是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日本企业的这部分花费当然是值得的，要是没有这笔钱给‘愤青’撑腰，倘若有一天战争赔偿的旧账真重新翻出来，那可就不是这三瓜俩枣能摆得平的了。
这件事情给了侯庆宗很大启发，既然小日本可以通过制造舆论来逃避赔偿责任，‘平烟建设’为什么不能照方抓药呢？
说来也巧，就在半个月之前，距离平津市海岸线约150公里的一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泄漏事故，该油井隶属于某法国石油公司，险情虽然被及时排除，但还是有300桶左右原油倾泄到了海中。
当初，侯庆宗刚刚看到这则报道时并没怎么往心里去，可现在，同养殖户针对‘平烟建设’下属建材生产基地向海中排污导致水产品大量死亡而提起的索赔要求联系起来一想，侯庆宗不禁计上心来。
很快，‘平烟建设’公关部便在侯庆宗的授意下开动宣传机器，把半个月前发生的漏油事件无限夸大，说那家法国公司故意隐瞒实情，真实的漏油总量不是300桶，而是30000桶，那些人工养殖海产品的死亡完全应由该公司负责。此事迅速在平津市引发轩然大波，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到处都是声讨的浪潮，‘平烟建设’乘胜追击，将这次漏油同2010年夏天英国BP石油公司‘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的漏油事件划上等号，‘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英国BP石油公司支付了高达200亿美元的费用成立专门基金用以善后，于是，很多不明真相的‘爱国者’也要求那家法国石油公司照此办理。为把声势造足，‘平烟建设’还以每人每天500元的高价雇了几百名游手好闲的‘愤青’，整日介跑到该石油公司驻平津办事处以及法国驻平津领事馆门口静坐示威，扬言不赔钱就把牢底坐穿。
实事求是地说，只要稍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这出闹剧的荒唐之处：首先，30000桶的漏油量根本就不可能，那个钻井平台日产原油只有不到1000桶，那是漏油，不是倒油，只不过是钻口出现裂缝、一部分原油倾入海中，倘若真凑齐30000桶，没个三年五载是绝无可能的；其次，这次漏油和2010年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毫无任何可比性，中国近海没有自喷井，不要说只是泄漏，就算整个钻井平台爆炸沉没，也不可能酿成墨西哥湾那种规模的漏油事件；再者，泄漏的原油是可以清理的，油比水轻的道理三岁孩子都懂，‘海湾战争’时，独裁者萨达姆就曾经妄想通过点燃海面的‘油膜’来‘火烧赤壁’、阻挡多国部队来自海上的进攻，墨西哥湾的那次漏油，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总量近百万桶的浮油，美国政府和BP石油公司花了几个月也就清理完毕了，并没有造成某些中国人所期待的‘毁灭性生态灾难’。
那家法国石油公司知道跟中国人没道理可讲，只得自认倒霉，拿出2亿欧元了事，一半用于理赔，一半用于后续环保建设。侯庆宗又一次得手了，‘平烟建设’前后只花了几百万‘公关费用’，便将干系逃脱得干干净净，躲过了数亿元的索赔。
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野猪或散养的猪都具有明显的‘社群’行为模式，每个猪群中都有自己的首领，与人类社会不同，猪群首领既不是选举产生、也不是‘大会闹哄哄，小会定乾坤’、更不能世袭，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拳头硬’谁是老大。每当现任首领年老力衰，强壮的年轻公猪们便跃跃欲试，争相‘抢班夺权’，猪群中的其它成员也会变得躁动起来，都为‘换届’后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旦‘改朝换代’完成，猪群的新首领便要履行一系列‘程序’，其中之一就是重新划分领地。这个仪式很有趣，新首领会找到老首领在领地边缘的排泄物，分别在它们上面便溺一通，如此一来，每一堆老首领的排泄物上就都覆盖了新首领的便溺，旧味道被新味道取代。接着，本群落的其余成员和相临群落的首领会逐一过来嗅闻一番，确认无误后，用低声的哼叫祝贺新一届‘班子’的产生。
中国人打败对手的方式不是将自己变得比别人强，而是将别人变得比自己差，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就像野猪群的新首领将自己的粪便覆盖在老首领的粪便上一样。再三领教侯庆宗的手段后，喝过洋墨水的萧洛君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人面前，西方人实在是太嫩了，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要靠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解决……

耿于天

端木重独自进餐的习惯是儿时养成的，那时候，端木重还叫杨重。当年，杨重的父母很疼爱他，尤其是父亲杨松林，疼爱得有些莫名其妙，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可在他家，父亲杨松林对杨重却显得很客气，说话细声细语地，犯了天大的错也绝不打骂，最多是婉言劝解几句。小时候，杨重的每顿饭都是单吃单做，吃得比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要好得多，此外还总有新衣服穿，父母在买零食、玩具方面都很大方，基本是有求必应，零用钱也从不少给。为此，杨重一直觉得很费解，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的地位如此之高，长大后才明白，原来杨松林只是自己的养父，他的亲生父亲是个革命军人，战争年代牺牲了，是烈士。当时国家对烈属很照顾，每个月按人头发放三十四元的补助，原先是杨重和妈妈一人一份，可后来母亲再婚、嫁给了杨松林（那时杨重还没记事），既然和别人结了婚，按规定就不能算是烈属了，可儿子永远是儿子，因此每月那三十四块钱照发。按道理讲，既然是一家人，钱混着花也没什么，母亲也是这个想法，可继父杨松林是个很厚道的人，说那是孩子的钱，咱们不能占烈士后代的便宜（这个人倒真有点儿意思的，既然这么尊重烈士，怎么还跟人家老婆睡在一张床上），谁的钱就给谁花……
多年以后，季若云听端木衡讲起这段革命家史，曾不禁哑然失笑，那个杨松林确实是挺厚道，只不过演技稍微差了点儿，但凡多几分心眼的人，早就看出这里面的蹊跷了。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小时候，在瑞士一家国际学校念书，名义上是朝鲜大使馆一位司机和厨娘的孩子，可瑞士方面一直觉得金正恩身世不凡，从很早就开始注意他，原因很简单，金正恩那位当司机的‘父亲’每次到学校来接他的时候，总是必恭必敬，见到金正恩就不停地鞠躬，明显不是父亲对儿子应有的态度。杨松林做的虽然不像朝鲜司机那么过分，但他的好心，却至今为端木重留下了无法和旁人一起吃饭的后遗症。
不过，虽然端木重没来，但这并没有影响萧家人吃团圆饭的胃口，一来是对他的这点儿怪癖已经习以为常，二来是这顿年夜饭的确非同凡响。
摆在圆桌正中的是一道‘清蒸鲥鱼’，张爱玲曾说平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可见其美味。目测上去，这条鲥鱼少说也有近两斤的分量，色泽洁白，体宽肉厚。
鲥鱼，俗称‘迟鱼’、‘三黎’，与河豚、刀鱼齐名，并称‘长江三绝’，尤其以安徽当涂至采石一带的横江鲥鱼最为肉佳味美，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物种。长江中下游原本盛产鲥鱼，70年代，鲥鱼年捕捞量曾经高达100余万公斤，可进入80年代后，鲥鱼产量开始急遽下降，80年代末，年捕捞量已不足1万公斤，到了90年代，更是一鱼难求，1996年，渔业部门在鲥鱼重要栖息地峡江对鲥鱼展开专项试捕，忙活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捞到。
时至今日，只有在鄱阳湖湖口的个别地带还有极其稀少的鲥鱼出现，就拿桌上这条来说吧，真可谓来之不易，这是去年6月初，当地武警会同渔政管理局，在休渔即将结束的时候（鄱阳湖的禁渔期从每年3月20日12时至6月20日12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捕到的。当时一共捞上来大小十几尾，都通过‘特殊渠道’孝敬了各路达官显贵，许万年的一位老领导得到了两条，闻讯后，许万年亲自赶到北京，泡在人家家里磨了三天，才勉强分到了一条。‘护送’回平津后，这条鱼得到了名副其实的‘一级保护’，鲥鱼自古就有‘惜鳞’之誉，极为娇嫩，只要一出水，见点儿风、见点儿光，很容易死亡，因此人们传说鲥鱼是种很典雅清高的鱼，只要有人敢碰一碰它的鳞，鲥鱼立刻就直挺不动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万年特地从平津科技大学和平津市动物园请来相关专家，专门负责饲养这条珍贵的鲥鱼，一定要保证它平平安安地活到过年。
刚刚宰杀的新鲜鲥鱼果然名不虚传，就像苏轼在诗中写道的那样：‘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鲜味透骨，嫩弹如初，汁稠肉滑。不仅如此，鲥鱼的营养价值也极高，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且脂肪含量几乎位居鱼类之首，这正是其味鲜肉细的奥妙所在。
相比较而言，摆在清蒸鲥鱼旁边的那道软炸里脊，名头就要差很多。然而，菜虽是寻常不过的菜，可吃起来却很特别，形容某人漂亮时常说有‘一想之美’，闭上眼睛想象，你心目中的美人应该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一想之美’拿来形容眼下的这盘软炸里脊也十分贴切，它妙就妙在几乎包含了这道菜所应该拥有的一切特质，金黄色的表皮软中带脆，肉质极其鲜嫩，入口即化。
平凡的菜能做出不平凡的味道，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奥妙就在肉上。这道软炸里脊用的肉可不一般：选取刚刚断奶的小猪，将其四肢捆牢，用力以坚韧的竹竿击打小猪后背，猪受痛疼跳，全身血液集中于背部，一切精华也汇聚至此，于是杀猪，只取里脊……
一家人中，对软炸里脊最感兴趣的就要算是许万年了，其实，他本不该吃这道菜。
许万年祖籍陕西，是个回民，家中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爷爷和伯父还曾担任神职人员、是当地倍受尊敬的‘大阿訇’。可到了许万年这一代，除去证件上‘民族’一栏依然填报‘回族’，生活习惯中已经没有了半点儿默罕默德子孙的味道。
当年，由于地缘因素，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元老中以湖南、四川两省人居多，因而毛泽东曾戏称：‘吃辣椒的人革命性强，不辣不革命，凡是革命者大都喜欢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也吃辣椒，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出了多少革命家啊！’
与吃辣椒的传统类似，如今，中国某些地区的官场上流行着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大凡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干部，只有敢吃猪肉、爱吃猪肉，才能受到信任，才有可能‘进步’、担负更重要的职务。道理很简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吃猪肉，标志着你已经融入‘中华大家庭’，倘若不吃，则意味着你心里还惦记着你的‘真主安拉’，既然如此，便‘何要功名，且去浅酌低唱’吧。
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同化力量，几千年来，它就是这样‘用夏变夷’，把周边一个个曾经拥有过灿烂文明的民族融为自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就拿许万年来说，受家庭熏陶，儿时的他也曾是个不错的小穆斯林，许万年所在的县城回汉杂居，小学时，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远近闻名集市，长度大约300米左右，其间有不少屠宰、贩卖猪肉的摊点。那时的许万年一闻猪肉味儿就想吐，无论生熟，为避免吸入‘有毒气体’，他只能深吸一口丹田气、之后捂住嘴就跑，刚开始需要途中换三、四次气，后来修炼成只需一口气就能穿过摩肩接踵的长长集市。300米的长度，就算是职业田径运动员，也不可能一次气不换，但天生恶心猪肉的许万年却楞是把有氧运动变成了无氧，几年下来，肺活量竟比同龄人多出一半有余。凭着这手绝活，参军后的他‘负重跑’、‘折返跑’、‘武装泅渡’都不在话下，可随着入团、入党、提干的接踵而至，许万年渐渐开始吃猪肉并爱上了这口儿…… 因不喜猪肉而练就了当兵的本钱，到头来却‘数典忘祖’、‘离经叛道’，说起来真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接下来是两道家禽，水土两栖，一鸡一鹅。
鸡是‘风干鸡’，甘香韧爽，不油不腻，回味悠长。
这道风干鸡的做法与别种不同，先不杀鸡，以极快手法拔毛、破肚、取出内脏，将调料放入鸡腹中，然后将创口缝上，此时的鸡必须是活的，将填了料的鸡倒挂在干燥通风处，鸡像风铃一样，一边摇摆，一边咕咕叫着……
鹅是‘醉鹅掌’，柔韧嫩脆，清鲜不腻，很入味。可奇怪的是，盘子里干干净净，鹅掌表面也看不出佐料的痕迹，那这丰美的味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说，此例醉鹅掌的菜谱得自宫廷密传：备料时，将鹅关在一个小铁笼内，铁笼下堆炭火，旁放事先兑好的调料，鹅受热焦渴，自饮调料，到死时，鹅掌可以厚达数寸，膏腴尽在其中……
吃完了大鱼大肉，也该来点儿清淡的了，首先是一味蒜香裕茂松茸。
松茸是种至今仍无法人工栽培的珍稀菌类，而裕茂松茸更是松茸中的极品，产自云南楚雄，海拔2000米左右、坡度30至35度的高山中，云南松、华山松和栎树、杜鹃的混交林下，茂裕松茸就隐藏在厚厚的腐殖质里，人很难找到，而这时，就该秘密武器出场了——
众所周知，猪是一种嗅觉十分灵敏的动物。在我国福建省的宁德市，有个栖林寺，寺中有座‘猪母墓’（ 福建方言中，‘猪母’就是‘母猪’），距今已历900余年。栖林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时，寺院已经破旧不堪，虔诚的僧人们很想重新修葺一番，但当时的福建可是天涯海角，不像今天的‘海峡西岸经济区’那样富庶，民力十分有限，所以始终未能如愿。有一次，住持在山下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母猪，可能是被狼抓走后侥幸逃生的，出家人慈悲为怀，住持将奄奄一息的小猪带回寺内医治、饲养，这一养就是好几年，僧人们每天都会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剩下一些饭菜，一敲钟，母猪就过来吃。可有一天，到了饭点儿，僧人敲了半天钟，就是不见母猪的影子，大伙儿很着急，漫山遍野地找，后来终于找到了，这头母猪在后山深处，正使劲拱土，还发出哼哼声，像是在招呼大家过来帮忙，僧人们挖开母猪拱土的地方，里面是三个罐子，装满银钱。发现银子后不久，母猪就过世了，有了钱，栖林寺得以翻修，为感谢找到银子的母猪，僧人厚葬了它，年年清明扫墓，至今已有900多年了。这绝对是真事，不信您可以亲自到宁德去瞻仰凭吊。

耿于天

既然连钱罐在哪里都能闻出来，找松茸自然更不必说，采集裕茂松茸时，山民们会带猪入林，不需指引，猪自己就会把松茸从土里拱出来，在猪吃之前，眼疾手快的山民将松茸抢过来，送上人们的餐桌……
摆在蒜香裕茂松茸旁边的是海米炒养心菜，清口开胃，软而不烂。
养心菜又叫救心菜，中医将其称作景天三七或土三七，对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有奇效，亦可解除酒醉头痛。养心菜生长在华东丘陵林缘、灌丛、河岸等阴湿地带，是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最早的被子植物之一，在恐龙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而现在，养心菜在野外已经濒于绝迹，一般人有钱也买不到。
不过，无论是从猪嘴里抢来的裕茂松茸，还是活化石养心菜，其传奇程度都远远比不上下面这道名曰‘战地黄花’的野菜。
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对工农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的故事耳熟能详，这里说的‘草地’，专指川西北的若尔盖沼泽，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黑河（墨曲河）与白河（葛曲河）贯穿其间。当年，萧格非还只是四方面军红三十军中的一个小红军战士，也‘有幸’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过草地’征程，据他后来回忆，行军至第5天时，萧格非所在连队已经完全断粮，一粒青稞米也找不到，好在，墨曲河西岸的草甸上生长着一种独特的野菜，叫黄花草，虽然没什么营养，但可勉强充饥，萧格非和战友们就是靠这小小的黄花草走出茫茫草地的。若尔盖沼泽虽然遍地野草，但大家并不知道哪种野菜能吃、哪种不能吃，为此，部队成立了专门的‘野菜识别委员会’，实在无法辨认的，就只能靠‘勇尝百草’了，萧格非所在班的班长、副班长都是在‘尝百草’的过程中不幸中毒牺牲的。
革命胜利后，萧格非一直对当年的黄花草念念不忘，始终想再尝尝这曾经救过自己命的野菜的滋味。为了满足老人家的愿望，上世纪90年代，就在萧格非去世前不久，女婿许万年费尽心力，从四川搞来了这种野菜。其实，这种默默无闻的小草原本并没有固定的称谓，‘黄花草’也只是红军战士根据其外观特征随口起的名字而已。黄花草虽然搞到了，但怎么烹制却成了很大的问题，当年命悬一线时，只要是能入口的东西，全都甘之若醴，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黄花草本不宜食用，又苦又腥，还有种呛人的酸涩味道，实在难以下咽。
当然，这些都难不住聪明的中国厨师，经过军分区后勤部大厨们的潜心研制，这道‘战地黄花’终于诞生了，后来，它成为萧家人每逢重大聚会必吃的‘忆苦菜’。
‘战地黄花’用料如下：黄花草500克、鱼翅400克，鱼唇150克，鱼肚6个，金钱鲍6个，刺参250克，干贝150克，猪蹄筋250克，猪蹄尖250克，猪肥膘肉300克，猪肚1个，火腿踺肉200克，羊肘500克，净肥鸡1只，鸡肫500克，净肥鸭1只，鸽蛋12个，白萝卜200克，花冬菇200克，葱白段300克，姜片100克，上好酱油150克，鸡精50克、冰糖50克，桂皮50克，八角50克，绍兴黄酒1500克，上汤500克，鸡汤1000克，猪油500克、绍兴黄酒酒坛1个、荷叶2片。
烹制过程也颇费周折，大体可分为以下十一个步骤：
一、黄花草用清水焯10分钟，取出分成10份；
二、鱼翅去沙、剔整，排在竹篦上，入沸水锅中，加1份黄花草、葱段、姜片、绍酒煮10分钟去腥，鱼翅、黄花草捞出放进汤碗，排上猪肥膘肉，加入绍酒，上笼屉旺火蒸2小时，拣去肥膘肉；
三、鱼唇切小条，入沸水锅中，加1份黄花草、葱段、姜片、绍酒煮10分钟去腥；
四、金钱鲍入笼屉蒸烂，刻花刀，加1份黄花草、绍酒、上汤，旺火蒸30分钟；
五、鸽蛋蒸熟去壳，酱油上色，净鸡、鸭去头、颈、脚、内脏，猪蹄去蹄壳，羊肚刮净，各切12块，鸡肫切开，去膜，与以上四料入沸水中汆去血水，猪肚洗净，汆2次，切12块，入上汤中，加3份黄花草、绍酒煮沸；
六、火腿踺肉与1份黄花草上屉蒸30分钟，踺肉切连皮片；
七、刺参、花冬菇切片，冬笋焯熟、切片，白萝卜切直径5厘米圆球型；
八、炒锅油热，下鸽蛋，以猪油炸2分钟，加萝卜球、冬笋炒2分钟，去油，倒入上汤，加1份黄花草、酱油，煨烂；
九、炒锅下熟猪油烧至8成热，将鱼肚炸熟，捞起放入请水中浸透，切成长条；
十、炒锅下熟猪油烧至7成热，葱段、姜片炮出香味，放入鸡、鸭、羊肘、猪蹄尖、鸡肫、猪肚翻炒，加4份黄花草、鸡精、酱油、冰糖、绍酒、鸡汤、八角、桂皮抄匀，文火煮20分钟，捞掉葱姜，汤汁待用；
十一、绍酒坛洗净，加7成满清水，放在木炭炉上，微火烧至水热，倒去水，先将所有10份黄花草、鸡、鸭、羊肘、猪蹄尖、鸡肫、猪肚块放入，然后把鱼翅、干贝、鲍鱼、火腿用纱布包成长方形置于鸡、鸭等料上方，再在纱布包上排白萝卜球、花冬菇、冬笋，最后倒入汤汁，用荷叶盖在坛口封严，小火煨2小时，启盖放入刺参、鱼唇、鱼肚、蹄筋，封好坛口再煨1小时。
待全部工序完成，将所有‘配料’悉数扔掉不用，只留黄花草，装盘上桌……
正餐用毕，最后是一道香醇浓郁的南瓜汤，比较起来，它的做法倒不算很复杂：南瓜去皮去瓤，切成薄片，佐以洋葱碎丁，用黄油炒好，加入肉汤，煮至熟烂，重新起锅，倒进牛奶煮开，将黄油与面粉搅拌均匀，徐徐放入，加肉豆蔻、精盐、胡椒，加进原汤汁，放上荷兰芹末和鲜乳酪打成的泡沫，使其漂浮于汤上。
实际上，这道南瓜汤的特别之处并不在其烹饪技法，而是原料。上世纪30年代，在江西苏区军民中，曾流传过一首很有名的红色歌谣，名叫《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其中的第一段唱道：‘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呦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呦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呦咳罗咳，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据考证，这里提到的南瓜是种在井冈山茨坪桐木岭南坡下的一畦约三十亩的小菜园中的，从前年开始，平津市军分区每年都要派专人去这个小菜园采购一批南瓜，以便在各类宴会中作为革命传统教育之用。
在家中举行过较大规模聚会的人都有这种经验，无论来的客人有多少，坐下用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格外拥挤，怕就怕吃完饭后上厕所，十几口子人，堵在厕所门前排队，外面的人急得跺脚转圈，里面的人也自在不到哪儿去，背负着亲朋好友的热切期盼，总想快点儿完事，可越急越解不出来，越解不出来越急……
当然，这种窘境在军分区大院迎宾楼宴会厅是不存在的，这里有整整两排、大约二十间厕所，可供饭后的萧家人从从容容地解决‘人有三急’。宴会厅里的厕所设计非常合理，虽然有二十间之多，但每间都是独立的，面积不大，可蹲便、坐便、溺池、洗手池等各种设施样样俱全。平日里，来此宴会厅用餐的都是些够级别的人物，倘若挤在同一间厕所里方便，未免有失斯文，再则，万一赶上领导和普通群众混在一起‘坦诚相见’，也不利于树立威信，反复权衡后，就将厕所设计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插销一插，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如今，很多上档次的饭店也是采取这种格局，将厕所‘化整为零’，每间包房都配有一间厕所。但这样安排多少有点儿弄巧成拙，面向社会经营的饭店毕竟和军分区宴会厅不同，包房再大，充其量也就是三、四十平米，厕所就在旁边，离开餐桌进厕所，出了厕所就是餐桌，食客们一边听着厕所里毕毕剥剥的声音、一边还在大嚼特嚼，真佩服他们的胆识。
饮食与排泄如此近在咫尺，不啻为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耿于天

汉字‘圂’共有两个基本义项，一是造字本义‘猪圈（字形很明确，一头‘豕’关在‘囗’，一目了然）’，《玉篇》：‘圂，豕所居也’，其二是引申义，指‘厕所’，《尔雅·释宫》：‘圂，厕也’。直到今天，某些农村地区的厕所依然建在猪圈上面，拉出来猪就吃了，非常环保（难怪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将猪称作‘行走的厕所’），只是不知道这样喂出来的猪谁敢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些把亲人骨灰撒到海里的人不是也照样吃海鲜么。其实，就算你不主动去‘喂’猪，它自己也会找去的，不信的话，可以看看《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中的如下记载：
‘（郅都）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这段文字让人看了想不笑都难，当时，汉景帝游幸上林苑，其间嫔妃贾夫人内急，到厕所里去方便，没想到，一头野猪闻着味儿找来了、也进了厕所（进去干什么可想而知），景帝慌了，贾夫人是他最喜爱的嫔妃之一（《史记》中将贾夫人、栗夫人、程夫人、唐儿、王儿姁并称为‘五宗’，可见其地位），唯恐有什么闪失，便向身边的郅都使眼色，示意他进去赶走野猪，可郅都却装没看见，景帝急了，抄起兵刃想冲进去亲自救贾夫人，郅都赶紧上前劝谏：‘少了一个美姬，下面还会有更多美姬进献上来（这多少有点儿轻视妇女之嫌），天下像贾夫人这样的美人并不在少数，可皇帝只有一个，您就算自己不爱惜自己，难道不想想这样做对得起列祖列宗和疼爱您的窦太后么？’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没有冲进厕所‘英雄救美’，所幸野猪也没把贾夫人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就摇摇摆摆地出来了（猪也懂得怜香惜玉），窦太后得知此事，赏了郅都百斤黄金（其实是黄铜），景帝也开始看重郅都。顺手说一下，这次‘野猪入厕事件’险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势，幸亏它当时没有伤害贾夫人，否则就没有后来的中山靖王刘胜了（贾夫人为景帝生下两子，一是赵敬肃王刘彭祖，二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倒没什么了不起，但三百多年后，他的十三世曾孙刘备却成为了‘匡扶汉室’的最后希望。
酒足饭饱，方便已毕，萧家人来到宴会厅旁的休息室，边吃水果、边和全国观众一起看‘春晚’。
他们所吃的水果共分三种：一是肥城蜜桃，大小如婴孩头颅，因已熟透，故而不能像普通蜜桃一样咬着吃或切开吃，只能用麦管刺破表皮吸食，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如此品相的肥城桃了；二是太空草莓，比普通草莓大一倍左右，表面十分光滑、晶莹剔透，带着一种独特的香味，这是第一代太空水果（种子曾随航天器遨游外层空间），市场上买到的通常已经是第若干代了；三是西瓜，切成小块，上面已经插满了牙签，西瓜本不稀奇，有了温室栽培技术，冬季吃西瓜也算不上太难，但反季节水果大都不如时令鲜果那样风味醇厚，可这种西瓜却格外甘甜可口，个中秘密说破了其实也很简单，被送上来的只是西瓜心，其它部分倒也没浪费，都留给基层连队改善伙食了。
和刚才的宴会厅一样，这间休息室也曾经接待过不少军政界高官，如果您见过电视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会议大厅，就应该对它的陈设并不陌生，若干架单人沙发沿房间边缘排开成扇形，每两架沙发间置一茶几，周围花团锦簇，地上铺着一整块细绒毛毯，墙上挂着巨幅国画，屋顶正中则是挂玲珑剔透的多层吊灯。这种格局用以接待宾客很合适，宾主双方分左右落座，越是重要人物，位置越接近中心，通常来讲，只有最中间的两位‘一号人物’会直接交谈，其他人都只是陪坐，没有开口的机会。但用作一家人聚会，这间休息室就显得有点儿古怪，大家排坐成扇形，每人只能和身边那两位聊天，而坐在扇形左右两翼的人彼此间相隔甚远，再加上电视里‘春晚’的声音，想说话也听不见。
大概是工作中时常见面的缘故，一家人中，许万年和端木衡的关系相对比较亲密，因此，他特意选择坐在端木衡和萧洛君中间，时而和端木衡攀谈几句，时而问问萧洛君工作上的情况。可萧洛君却似乎不怎么买账，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偶而摆弄几下手机，对谈话并不上心，刚开始时，许万年问一句，她答一句，进而从‘特殊疑问’变成‘一般疑问’，只是回答‘是’或‘不是’，再后来，就连点头摇头都没有了。
虽然出身行伍世家，但萧洛君一向对军人没什么好感，从小被迫接受的‘军民鱼水’思想灌输对她非但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倒引发了不少逆反，没完没了的‘拥军’、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老生常谈的‘光荣传统’…… 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这种感受在经历初中、高中、大学三次军训后几乎升华成了厌恶。多数情况下，无论受训学生是男是女，来带队施训的基本都是男教官，其中一部分人素质很有限，对青春茂盛的女孩子动手动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把正步时东摸摸、西摸摸，射击训练中半压在身上为你‘纠正动作’，障碍跑时气力小的女生爬不上木墙、教官‘助一臂之力’，甚至大半夜溜进女宿舍‘查房’……
其实，给学生军训，尤其是给女学生军训，早就成了‘优秀士兵’的一项额外‘福利’，通常来讲，只有那些会表现、首长喜欢的‘骨干分子’才能获得这个机会，不用早起晚睡、不必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不看长官脸色、还能过把‘提干’的瘾，对于大头兵们来讲，这几乎是神仙过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面前那一个个俯首帖耳的小姑娘正值妙龄，漆黑的双眸，如一泓静水般清澈，面若桃李，齿比编贝，肤光胜雪，两颊晕红，黛眉开娇横远岫，绿鬓淳浓染云烟，灿若春华，皎似秋月，周身透出青春的气息…… 这般美景，在纪律森严的绿色军营中，原本只能在梦中偶尔出现，如今却近在唾手，而且能任凭自己摆布，也难怪有人会生歹心，俗话说：‘当兵整三年，老母猪也赛貂禅’，但分不是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到牙齿的，都难免要心猿意马。
面队男教官‘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多数女生会选择躲闪，不过，也不排除有‘正中下怀’的。就拿萧洛君大学时那次军训来说吧，几个堪称‘双拥模范’的女生居然主动‘投怀献抱’，听话的孩子是能得到奖励的，除了不会被整、训练中受到特殊优待外，随意外出、打闹嬉笑等‘小毛病’都可以既往不咎，甚至连吃饭时都会被邀请到教官专用的‘主桌’旁就坐，看上去多少有点儿像陪酒的。当然，萧洛君并不会像她们那样没出息，她属于另一个极端，开始训练的第二天，就因为教官在指导军姿时‘帮助’她提了一下已经很翘的臀部便一记耳光甩将过去。这件事一度闹得很大，那个莽撞的倒霉教官显然是不知道萧洛君家背景如此深厚，自己被记大过、提前退伍不说，害得团、营、连三级领导一起到萧家比赛鞠躬才勉强了事……

耿于天

见萧洛君不大爱搭理自己，许万年只好转回头来专心与端木衡攀扯，没想到，聊着聊着，端木衡竟然无意之中帮了好朋友季若云一个大忙。
去年夏天，生猪市场行情看好，九洲养猪场的几批育肥猪都卖出了不错的价钱，娄可很受鼓舞，想再接再厉，扩大养殖规模，引进300头仔猪（也就是猪崽），到元旦、春节期间正好可以出栏。对此，季若云却持不同观点，从理论上来讲，每年年底年初的确是猪肉需求的旺季，但经过他的调查走访，发现平津市已经有相当部分生猪养殖企业都打算借‘两节’行情赚上一笔，全在引进仔猪，而市场需求却是固定的，生猪集中上市，必然导致肉价下跌，再者，受预期影响，夏季的仔猪价格正位于高点，此时大批量引进实在不划算。
然而，正在兴头上的娄可固执地认为季若云过于谨慎，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到底还是以高价买来了300头仔猪补栏。结果，不幸被季若云言中，到‘两节’期间，平津市大批生猪一齐上市，导致肉价不振，始终维持在每斤6.5元左右，九洲养猪场新补的那300头猪根本就卖不出去。养猪不同于工业生产，市场不好时可以先不卖，产品在仓库里堆着反正也跑不了，猪是活的，每天要吃、要喝，在5到7个月的育肥期内，存栏猪长势甚旺，有的良种猪最快时1天能上2斤肉，可一旦超过了210日龄，猪的生长就明显放缓了，每天不少吃，可就是不上肉，要是料给少了，那等于是在帮它减肥。
为了以最小的损失处理掉那300头肥猪，季若云没少着急上火，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难题竟被端木衡和许万年无意中解决了，解决的方式也很出奇。
近年来，西方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非致命武器’，也就是那些可以使敌方装备或人员失去战斗效力但不会造成实质伤亡的武器，比如‘超级润滑剂’、‘材料脆化剂’、‘特种粘胶’、‘粘性泡沫’、‘化学失能剂’、‘动能打击失能剂’等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太妃糖枪’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产品，该武器可以喷射某新型烟雾状粘稠制剂，这种粘稠剂接触人体后，与外界空气充分反应，迅速凝固，形成一张极其粘稠的‘网’，将对方武装人员牢牢粘住，使之无法活动，待战斗结束后再用特殊设备清除这种粘稠剂。
而中国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则与西方人不同，咱们打仗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生力量’，说白了就是‘人’，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各前线部队的一道名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种战略后来也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它的巨大威力，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平息后，自治区书记王乐X同志在区地厅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七·五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消灭敌人多年积累的有生力量的机会，我们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不惜时间、不惜代价、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要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
年前，平津市军分区新列装了一批T-125型自行迫榴炮。该炮采用全封闭炮塔，可360度全方位旋转，高低俯仰范围从-10度至+80度，主要武器为一门125毫米线膛迫击榴弹炮和一挺13.8毫米高速机枪，车载弹药40发，装药重2200克，射程8500米，可直接瞄准，也可间接瞄准，炮弹初速度420米每秒，最大破甲厚度可达630毫米。
为检验T-125型自行迫榴炮的作战性能，市军分区准备进行一系列测试和演习，除检验该炮机动型、速度、精度、破甲能力外，还要重点考察其对‘有生力量’的杀伤性能。演习场不是战场，肯定不能用活人当靶子，因而，这个‘有生力量’只能是动物。选择哪种动物，这里面学问可就大了，老鼠、兔子体形太小，猫、狗好动、待不住，鸟会飞，马跑得太快，牛皮厚、羊有羊毛、防护性能好…… 比较而言，猪最合适。此外，研究表明，猪皮还是最各种常见动物的皮肤中最接近人皮的，所以在遭遇表皮烫伤又没有合适人类皮肤可供移植时的首选就是猪皮。既然有这么多‘优秀品质’，猪自然成为‘有生力量’最好的替代品。事实上，从原子弹、氢弹实验，到各种轻、重型武器杀伤力测试，猪始终是‘活靶子’的首选。
春节过后不久，九洲养猪场的300头肥猪便被送上了靶场，一阵火网交织过后，阵地上只剩下硝烟和喷香的烤肉味道，三日绕梁，直冲云霄。这倒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篇《祝福》结尾处的描述，在祥林嫂因‘不洁’而被逐出大门的当晚，一年一度的祝福盛典如期举行，‘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

耿于天

‘网监科’下设六个室：一室负责‘行政’，对全局实施管理与协调；二室负责‘导向’，也就是在网络上发布‘正面导向’的文章、评论，俞健就供职于这个室，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高手、好手、强手’，干这行很合适，自从中国有互联网那天起，俞健就整日在网上泡着，反正游泳训练之余也没别的事，他对学习又毫无兴趣，近些年，不少网络‘骂战’中都有俞健矫健的身影，原先仅是出于爱好，现在爱好成了职业，士气当然更胜往昔；三室负责‘纠错’，与二室正相反，他们不发贴，只删贴，将那些不利于‘正面导向’的文章、评论清理，有时还要追查这些内容的原始出处，为有关单位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依据；四室负责‘扫黄’，这个好理解，使命是封杀那些含有不健康资讯的网站、网页，当然，在很多时候，‘扫黄’也只是个幌子，每次‘网络扫黄’运动一来，象征性地封几个色情网站，真正的目的是借这个机会把那些‘思想路线’有问题的站点、论坛也一起拿下；五室负责‘技术’，某些‘有问题’的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无法删除，就算屏蔽掉，有经验的网友也可以‘翻墙’（突破防火墙屏蔽）浏览，对付这类网站的主要方法是往‘翻墙’软件上捆绑病毒，网友中几次毒后，也就不敢再轻易使用这些软件了，不过，坦率讲，五室的技术队伍确实有待加强，这两年，他们没帮忙、净添乱了，捆绑的病毒要么没用，要么‘中招’的全是‘志愿网络协管员’自己，多次‘误伤友军’后，上级领导甚至一度想撤掉这个只会添乱的部门；此外，‘网监科’中还有个神秘的‘六室’，有人说它存在，也有人说那只是讹传，据消息灵通人士讲，这个‘六室’主要负责官场内部的人事斗争，在平津，若想了解一个干部是否有前途其实很简单，只需上网搜索一下他的名字，若满眼都是有关他的不利传闻、评论，不必问，这个干部的仕途一定长久不了，相反，若任何负面消息都没有，甚至名字本身都是‘敏感词’、直接被屏蔽掉，不用问，他八成是重点保护对象，并非前者比后者招老百姓恨，而是‘六室’在起作用。
俞健这路人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作‘愤青’。这个词产生自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指那些对社会不满、希望改变不合理秩序的年轻人，可到了中国，连‘愤青’都变了味儿，经过多年‘洗脑’教育、被‘思想阉割’的他们，都成为现有秩序的‘卫道士’、‘孝子贤孙’，怀揣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以‘爱国’自我标榜，在他们眼中，中国的一切都是‘文明’、‘进步’的，而西方人，不过是些‘骗子’、‘恶魔’、‘阴谋家’。
其实，‘愤青’也有真伪之分：有人是真‘爱国’，被‘阉割’而不自知，比如俞健；也有人是拿‘爱国’当饭吃、当买卖做，比如俞健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他叫贺义全，是名专职的‘保钓人士’。
1972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前来为中日恢复邦交打前站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此行被史学家们称为‘日本版基辛格’），会谈中，竹入主动提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没想到周总理笑着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也没有关注尖阁列岛问题，与双方恢复邦交比起来，它不算什么。’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当被问及对钓鱼岛问题怎么看时，小平同志豁达地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智慧，我们这些人显然能力不够，还是等更富于智慧的人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吧。
周恩来说‘没有关注’、‘不算什么’，邓小平说‘智慧不够’，可现在，偏偏有人觉得自己比周总理更爱国、比小平同志还有智慧。
贺义全就是这样的人。他从事‘保钓’事业已有将近20年历史，可谓此道中的‘资深’人士，贺义全原本有份工作，在某科研机构当食堂管理员，利用业余时间搞‘保钓’，后来发现干这行有油水可捞，便辞职‘下海’、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攒了个没敢在民政部门注册的‘XX保钓协会’，以此为平台搞募捐，募来的二十几万‘善款’基本都进了几位‘职业革命家’的腰包，钱虽然不算太多，但也够维持‘中产’生活，而且面子上好看，这可比给老板打工光荣多了。
可老百姓也不傻，很多人屡次慷慨解囊之后发现‘XX保钓协会’雷声大雨点小，几年来光见要钱没见办事，便心生疑窦，几番察访后发现这帮人确实只会‘赚吆喝’，贺义全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甚至一度险些以‘诈骗罪’被得知上当的‘施主’们扭送公安机关。没办法，贺义全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开始‘实际行动’，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费尽周折，只搞到一艘快要回炉的老旧货船，命名为‘保钓1号’，这船原本是跑内河运输的，根本就没出过海，那个船老大估计是被贺义全的‘思想政治工作’给弄迷糊了，居然真带着他们拔锚起航、直奔钓鱼岛而去……
后果可想而知，因不习海情，又赶上风高浪急，‘保钓1号’在距日本冲绳县久米岛50多海里的地方翻船，这也难怪，钓鱼岛距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近的地方也有350公里左右，可离冲绳八重山列岛只有约60公里，‘保钓1号’的航线从一开始就错了。所幸的是，翻船时恰逢一艘日本渔船经过，老船长年轻时来过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救上贺义全等人后返回冲绳县首府那霸市，领着他们在冲绳玩儿了几天，招待以最正宗的日式料理，还给因翻船而身无分文的他们买了回国的机票，几人千恩万谢后启程返乡。
可刚一回到平津，贺义全立刻翻脸，说自己驾驶的小船其实已经非常接近钓鱼岛，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两艘巡逻艇左右夹击，几人高呼口号、奋力抵抗，无奈敌人太凶残，‘保钓1号’还是悲壮地被撞沉了。贺义全原本想沉海殉国，慨然而歌：‘各国复兴，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复兴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义全始… ’之所以没死成，主要是因为怀揣着五星红旗，不忍同沉海底，贺义全大声招呼同伴：‘别管我，快，快登岛，一定，一定要把国旗插上… ’巡逻艇上的日本海警一边通过扩音器要求他们投降，一边抛来救生圈，贺义全等人昂首不理，无奈，日本人只得将他们打昏后拖上船，后又非法扣留数日，没吃没喝，几人机警越狱，辗转回到祖国。
从那时起，贺义全在平津‘保钓界’声名鹊起，到处演讲、作报告，还写了本书，叫《那些年，我们一起保卫过的钓鱼岛》，贺义全从小就怵写作文，书是由‘XX保钓协会’中另一位原本以写网络小说为生的穷酸书生代笔的，故事很感人，扉页上特地请书法家写了两行刚劲挺拔的大字：‘墨点不多泪点多，笔下皆是旧山河！’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在中国撒野的老外被路人围攻的消息，似乎大快人心，洋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不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可不知您想过没有，为什么外国人干点儿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会立刻被‘爱国群众’严辞制止，但‘国产’流氓为祸一方却没人敢管呢？这里面的玄机其实很简单，无论那些‘爱国群众’承认不承认，可至少在潜意识当中，他们明白，外国人大都是懂道理、明是非的，一时嚣张做了错事难免理亏，理亏就会气短，气短就好收拾。但很多中国人却是不讲道理、不明是非的，人家欺男霸女时十分理直气壮，若有人敢去坏他们的好事，肯定难逃被修理的命运。综合起来，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没理的怕有理的，有理的怕不讲理的’。
像贺义全这种人，他们的胆子其实比谁都小，所谓‘一寸江山一寸血’云云，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心里很清楚，到钓鱼岛‘抢滩登陆’并没有什么实际风险，历史的经验也可以证明，除非你自己不习海情或水性，否则肯定安然无恙、全须全尾。那么多媒体全程关注，再加上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别说登陆钓鱼岛，就算登陆东京湾，日本人也不会把你怎样。退一万步讲，就算人家以‘非法入境’罪名起诉你，最多也就是留阁下在那儿住上几天，当代日本的拘留所可不是幕府时期阴森恐怖的监狱、更不是新疆劳改农场，那儿的设施和伙食相当不错，几年前，冲绳基地的一个美国空军下士因为调戏当地少女被逮了起来，美国驻日使馆得着信儿后如临大敌，担心被捕士兵会遭受‘不人道对待’，可探视时，却发现那位大爷已经养得白白胖胖，说自己很好，这里面比兵营强多了。
不过，在‘爱国者’这个群体中，无论是俞健，还是贺义全，都只能算是‘泯然众人’，无非是借此糊口，充其量超不过小康，而俞健与贺义全共同的偶像罗青，才真正是靠‘爱国’飞黄腾达的‘传奇英雄’。
罗青不是平津本地人，他的老家在C市，C市位于祖国边陲，与F国接壤。罗青在当地可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这厮从小就不是盏省油的灯，天生一副好体格，再加上整日介锤炼筋骨，故而打遍全城无敌手，十九岁那年，罗青把C市‘道儿上’的‘龙头老大’给‘废’了，从此称霸一方。90年代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陆路口岸边境贸易日趋活络，C市地处通衢，自古就有商贾之风，不少人因为从事边贸发家致富。贸易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对于大多数此道中人来说，无非就是利用不同国家之间商品货物的价差，低买高卖，风里来雨里去，挣个辛苦钱。可在罗青等‘江湖好汉’看来，自然是不屑于与商贩走卒为伍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无本生意’，简单说就是收保护费，在口岸要道上设个卡，过往客商的货物都‘逢十抽一’，也就是交给罗青一伙儿人百分之十的买路钱。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水平大幅下降，罗青也‘与时俱进’，效法‘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从‘十抽一’改成‘二十抽一’，税负减半。对于罗青的‘无本生意’，当地商人倒并不十分抵触，一来实在惹不起他，二来做生意讲究将本求利，不怕成本增加，就怕‘不确定性’太高，搞边贸是有风险的，能花钱消灾自然求之不得，交给罗青百分之五的抽头，换个平安自在，在他的‘调理’下，C市外贸市场倒也秩序井然、各安本分。

耿于天

几年前，C市官场出了点儿事情，惹麻烦的是市政法委书记赖某，此人‘盘踞’C市多年，黑白两道通吃，罗青收来的钱得先交给他一半，搞公检法的人一旦‘黑’起来，总难免比旁人凶悍许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赖某的行径最终还是败露了，省纪委和监察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准备到C市将其势力连根拔起。
赖某听说之后登时慌了，在C市他可以说一不二，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这次是省纪委直接出手。值此‘存亡关头’，赖某的军师给他献了一记良策……
C市地处中国与F国接壤之处，由于‘历史原因’，两国对于部分领土归属有些须争议，边境线外侧的炎皇山（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国际上并不这么叫）一带，虽始终被F国控制并管辖，但中国政府亦对此有主权要求。虽然对炎皇山归属有不同意见，但两国始终本着友好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处理妥善该问题，边境地区的气氛一直挺和谐，‘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些所谓的‘鹰派人士’渐渐跳了出来，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煽动扩张，其中，‘炎皇山问题’也成了他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很多不明真相的‘愤青’也受到‘感染’，整天吵嚷着要‘教训一下’国小民弱的F国。
赖某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一天夜里，罗青等人在其授意下越过国境线（或者叫‘实际控制线’）、进入炎皇山地区，两国边境虽然尚未立碑志识，但分野却清晰得很，中国一侧经多年‘开发’，早就只剩下零星低矮的灌木和杂草，再有就是光秃秃的山包，可‘贫困’的F国那边却依然古树参天、郁郁葱葱。罗青等人越境后，非但不刻意隐藏，反而大摇大摆地直奔F国边防军的前沿哨所，因两国关系一直不错，故而这些哨所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个摆设，罗青他们半夜越境时，F国哨兵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哨所外冲天火起，哨兵们才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罗青等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网络上便有消息传出，说C市的几位‘农夫’在‘中国固有领土’炎皇山正常砍柴时被F国边防军士兵无故殴打，农夫们往回逃的过程中，‘穷凶极恶’的F国士兵悍然开枪，并投掷多枚黄磷手榴弹，当场打伤1人、烧伤3人，有图有真相，其中还配发了中国边民拍摄的现场照片，火光漫野、浓烟滚滚。
这条消息一经刊出，国内舆论哗然，‘打倒F国’、‘F国滚回去’等口号充斥一时，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反F国抗议示威，甚至出现了来中国打工的F国人遭到围殴的情况。
见时机成熟，赖某按计划‘挺身而出’，将自己塑造为‘炎皇山事件’的‘鹰派’代理人，不仅多次在媒体上喊话，要求对F国‘采取行动’，而且利用职务之便，调动手下人马，在边境地区继续制造事端，使紧张气氛一再升级。一时之间，赖某成为很多中国‘愤青’的偶像，人送外号‘强硬哥’，在谷歌、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上，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不少当红明星，小小的C市和名不见经传的炎皇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外交无小事，何况中国同F国的关系一直不错，怎么一夜之间弄成这样？好在两国政界的掌舵人都保持了清醒和理智，也很有外交智慧，没过多久，‘炎皇山事件’便得以平息，安静的C市重新恢复了宁静。
整件事情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赖某，原本因贪腐、涉黑而岌岌可危的他，从即将被拿下的赃官摇身一变、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赖某的事原本只是个纯粹的违法违纪问题，可和‘炎皇山事件’卷到一起之后，却变成‘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时如果纪委再动他，就会被歪曲成‘迫害鹰派人士’。这手虽然卑鄙，很非常有效，本来肯定锒铛入狱、甚至小命难保的赖某，只是被从C市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拿掉、换了个闲差等着退休。
赖某的军师给他支的这招其实并非‘原创’，据他自己说是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学的。2008年陈水扁任满后，豁免权自动消失，因巨额贪腐被绳之以法，在检调机关逮捕他时，陈水扁曾高举戴着手铐的双手、不断呼喊‘台湾独立万岁’。这出表演的确有点儿拙劣，他被抓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跟独不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陈水扁这么干，无非是想把自己的案件政治化，与统独问题挂钩，造成被国民党‘政治追杀’的假象，骗取同情和支持。
事后，赖某没有忘了鞍前马后为自己保驾的罗青，给了他一大笔钱，比罗青前些年收保护费挣的总和还多，毕竟是救了自己一命，怎么犒劳都不为过。罗青也知道‘逢十抽一’的‘无本买卖’不可能永远做下去，这些年在C市没少得罪人，赖某虽然逃脱法律制裁，但毕竟被从实职上拿掉了，没了这座靠山，过去的一切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 金盆洗手的罗青离开了C市，来到平津，好在多年的‘打拼’已经积累下不少财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多次产生想安定下来的念头，于是开始做起了正经生意，虽没有过去的‘峥嵘岁月’那么刺激，但有产阶级的日子过得还是十分滋润的。
每逢周末，罗青便会召集俞健、贺义全等人来‘畅谈革命理想’，酒逢知己千杯少，每次大家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被伪爱国主义充斥头脑的人就像沉迷于劣酒，早晚出事。罗青腰缠万贯，当然不会用劣酒来招待小兄弟们，但喝醉的俞健还是遇到麻烦了。
那天，从罗青处回家，俞健开着自己那辆二手小面、载着贺义全等人，一路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午夜的公路上，结果，被查酒驾的交警抓了个正着。
根据《刑法》最新修订后的有关条款，醉酒驾驶（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是可以以‘危险驾驶罪’起诉的。因此，从俞健的二手小面被拦下的那一瞬间，车上的贺义全和另外几个‘爱国者’就吓得魂飞魄散，甚至企图趁乱逃跑，结果没窜出几步就让警察给拎了回来。
然而，令贺义全等人没有料到的是，开车的俞健却很镇定，他面无惧色，只一个电话，就将事情摆平，倒不是‘志愿网络协管员’有多大势力，而是俞健有个出人头地的女朋友，她叫吕菲菲……

耿于天

五、娘娘

据说，吕菲菲自打出生那一刻起便展示出了其不同凡响。
当年，吕菲菲的妈妈临盆时正值过农历年，别人家都轻松自在，吕家却忙得不亦乐乎。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吕妈妈在产床上折腾了半宿也没生下来，直到窗外的鞭炮声渐息才稍稍平静，吕爸爸想趁这个机会回家取些东西，可刚到家，居委会值班的老大爷便风风火火地跑来报信：‘医院来电话，生了，是个姑娘’。吕爸爸又惊又喜，慌慌张张地往外跑，脚下没留神，被门槛绊了一下，整个人横着拍在冻得生硬的石砖地上，额头正中磕了个结结实实的大包。当时吕爸爸并没太在意，可后来经‘高人’点拨才恍然大悟，吕菲菲是农历大年初一降生的，俗语中有‘初一娘娘十五官’的说法，女孩子生在正月初一是大富大贵的命，至于吕爸爸在自家门口摔的那个大跟头，则是在给刚刚出世的未来娘娘磕头道喜。‘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可是排在‘父为子纲’前面的，若是这个姑娘将来真能成了‘娘娘’，作为父亲的自己当然要矮人家一头，作揖叩首倒也在情理之中。
这个判断在吕菲菲过‘百日’那天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百日宴’时，有朋友带来了一位据称一生出入名山游的‘半仙之体’，‘半仙’望着襁褓中的菲菲，不住捻须微笑，问过生辰八字，掐指演算一番，要来纸笔，写下谶诗一首：‘申子辰见酉，寅午戌见卯，亥卯未见子，巳酉丑见午’，吕家人不解，‘半仙’笑道：‘此女必得贵婿，亦可旺夫！’
看来‘娘娘命’是可以坐实的了，既然是娘娘命，自然要着意培养，可吕菲菲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没什么见识，并不清楚‘娘娘’应该接受何种特殊教育。倒是吕菲菲的姥姥算个有阅历的‘明白人’，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点醒梦中人，作为未来的‘娘娘’，功课好不好没什么大要紧，关键是得有文艺细胞，西施、赵飞燕、貂禅、杨玉环… 哪个不是能歌善舞？
于是乎，从吕菲菲懂事起，全家便勒紧裤腰带，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悉数花在琴棋书画上。吕菲菲也不负众望，各种证书、奖状摆满了整整一柜子……
吕菲菲与俞健是在平津二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当时，他们俩一个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校花’、一个是无数女生的‘春闺梦里人’（常有人说身材高的男孩子容易自信，俞健就是很好的例子），彼此走近再正常不过，这二位要是成不了一对儿，月老即便不算‘渎职’，至少也是个‘玩忽职守’。
可起初，吕菲菲的父母并不同意女儿同俞健在一起，一来是年纪尚小，容易耽搁学业，二来是多少有点儿嫌俞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说到底，还是当年那个‘娘娘’的‘预言’在作祟，俞健虽说挺招女孩子们喜欢，可怎么看怎么也和‘汉皇重色思倾国’沾不上边儿。
合该两人有缘，就在吕菲菲同俞健‘好上’之后不久，吕家内部出问题了。那时，吕菲菲的父母都在平津市第一机床厂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厂子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最终，也不得不走上‘减员增效’这条路。厂里决定，全厂的3000余名职工至少须有一半‘提前内退’，说白了就是下岗，至于谁下谁不下，厂里制订了一整套标准，比如工龄、学历、技能、政治面貌等等。吕菲菲父母对照标准一衡量，自己怎么算也逃不出被清理的那一半，好在厂子并没有把事情做绝，除了统一标准外，某些‘有特殊困难’的职工还能承蒙‘法外开恩’，比如说，当时规定，离异的职工可以不下岗，吕菲菲父母见别无他法，一咬牙一跺脚，正所谓‘无毒不丈夫’，只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了。事实上，当时像他们这样为保住饭碗而选择‘突击离婚’不在少数，后来有人调侃说，多亏厂里规定的是离异的职工可以不下岗，如果规定丧偶的可以不下岗，那结果，不堪设想。
‘突击离婚’后，为把戏演像，吕菲菲的父母开始分居，母亲带着吕菲菲住单位分的那套小房，父亲回集体宿舍将就。由于当时厂里像他们这种情况的夫妻不少，那个年月又时值中年感情危机阶段，结果这一番‘假离婚’反倒客观上起到了‘重新洗牌’的作用，不少人最终弄成了‘真分手’。吕菲菲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回集体宿舍住后，没过多久，就和一位同样和老公办了离婚手续的女工友搞到了一起，气得吕菲菲母亲跑到厂里大闹一通，且从此落下了一激动就哮喘的痼疾。更逗的事情还在后面，那位和吕菲菲父亲‘对上眼儿’的女工友的前老公居然蹭到菲菲家，希望和她母亲也能像另一半那样‘俩好凑一好’，被吕菲菲的‘明白人’姥姥一顿笤帚撵出门外。
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自己‘后院起火’的父母再也没有底气反对吕菲菲同俞健的恋情，两人如鱼得水，从此成为同伴眼中令人嫉妒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到高中毕业时，俞健再一次凭借体育特长轻轻松松地被他人梦寐以求的平津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可吕菲菲的晋身之路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莺歌燕舞上的吕菲菲学习成绩始终一般，虽然有文艺特长加分，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上得都还是很惊险。到考大学时，吕菲菲如法炮制，报考某艺术类高校，因大家都是特长生，也就没有加分一说，通过专业加试后，还是得闯高考独木桥。近年来，很多家长都把报考艺术类专业当作跻身名牌学校的捷径，因此，‘艺考’大军变得愈发庞大，很多考生都仅仅把艺术特长当成敲门砖，一旦高考结束便弃之如敝履。这原本倒也没什么，既然有这个制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可问题是，这帮对艺术并不感兴趣的‘伪艺考生’起到了哄抬物价的作用，艺术类专业录取分数线逐年看涨，这对于从小便以‘修身养性’为毕生追求的吕菲菲来说显然有些不公平。她高考那年，艺术类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并不比普通本科低多少，好在吕菲菲到底也在重点中学混了六年，成绩虽然始终垫底，但只要正常发挥，踩上艺术类分数线还是八九不离十的。
在中国，高考或许是最为公平的一项制度，所以，它倍受全社会的关注和期待。此外，高考也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场盛宴，多少考生的前途与命运都系于一旦，每年都会有无数悲喜故事成为大街小巷的谈资。比方说，常常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考生走进考场时，各类‘装备’带了满满一书包：钢笔、签字笔、圆珠笔、铅笔、转笔刀、涂改液、橡皮、直尺、三角尺、圆规、刻刀、量角器、垫板、幸运符、毛巾、面纸、扇子、手表、耳塞、饮料、巧克力、清凉油、喉爽、鱼油、西洋参含片、速效救心丸…… 事无巨细，可能用得上的都带了，用不上的也带着以防万一，可独独就是忘了带准考证，结果只能抱着一书包的装备坐在考场门口哭。
为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吕菲菲所在的中学防微杜渐：考生们都把准考证统一交给班主任老师，高考那天由老师带到考场再发给大家。通常来讲，这种方法既科学又实用，将可能的危险最大限度地扼杀在摇篮里。
当时的高考还是在每年7月初举行，7月7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吕菲菲她们班的班主任便带着厚厚一沓准考证从家出发奔赴考点了。这位老师姓齐，是个细心的女老师，既像姐姐、又像妈妈，深得同学们的喜爱，齐老师参加工作不久，这是她第一次带毕业班，自然倾注了全部的热情。
齐老师将全班同学的准考证整整齐齐地塞进一个透明信封里，信封置于斜挎在身前的皮包内，这哪是准考证啊，这分明就是几十个孩子的未来、几十个家庭的幸福啊！齐老师深知责任之重大，一路走来，每过几分钟便要打开皮包查看一下，生怕有什么闪失，她眉间微锁，双唇紧闭，神色严峻，手心不知不觉间已慢慢渗出汗来……
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齐老师选择抄近道，在路径一条僻静的小胡同时，迎面晃晃悠悠地走来一位精神委顿的壮汉，此人左眼外侧有一道明显的刀疤痕迹，人称‘疤瘌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扑克牌游戏渐渐在中国大地上流行开来——拱猪，‘拱猪’为中国人首创，国际上称作‘华牌’，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认定华牌为专业体育竞赛项目之一，同时编撰颁行《中国华牌竞赛规则》。在‘拱猪’牌戏中，黑桃Q称为‘猪’，黑桃K和A则称为‘猪圈’或‘猪头’，不同种类的牌各有各的分值，玩家以得分多寡定胜负。
齐老师遇到的这位疤瘌眼就是刚在朋友家拱了一宿猪出来，他们可是来带 的，疤瘌眼昨夜手气不好，不光把才领的工资输了个精光，还签了好几张借条，此刻正失魂落魄、五迷三道。
齐老师抬头瞟了一眼疤瘌眼，随即抱紧皮包、加快脚步。
欲盖弥彰，她异常的神色引起了对方的注意，疤瘌眼盯住齐老师的皮包，恶向胆边生：‘站住！’
齐老师一声惊呼，试图逃走，可没跑出多远就被高足捷步的疤瘌眼擒住。
‘拿出来！’
‘不行，绝对不行…’
疤瘌眼一把揪住齐老师的皮包。
‘求你了，别…’
经过一番争夺，皮包拉链被扯开，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
齐老师扑向透明信封：‘别的都给你，除了这个… ’齐老师大概是被吓糊涂了，她也不想想，人家平白无辜抢你准考证干什么？
‘我就要那个… ’疤瘌眼扔掉刚刚捡起的钱包。
‘不行…’
又是一番撕扯，最终，疤瘌眼如愿把信封抢到手。
‘还给我… ’齐老师几近声嘶力竭。
疤瘌眼从信封里抽出准考证，一脸困惑：‘这是什么？’醒过味儿来的他感到自己被愚弄了，恼羞成怒，将一叠准考证撕得粉碎、抛向空中……
早上8点左右，当同学们陆续抵达考场门口时，看见齐老师正捧着一堆碎纸片呆坐在那里，精神已经濒于崩溃。
校方得知这一‘突发情况’后，与主考部门紧急协商，人家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都是个别考生忘带准考证，在大门口又哭又闹又下跪，还从没发生过全班的准考证一起被‘歹徒’抢走的事情，他们也不敢自专，只得报请上级单位示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在考试开始前五分钟，平津市教委终于准许吕菲菲她们班的考生先行进场考试，事后再‘验明正身’。
虽是有惊无险，但这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吕菲菲本就十分忐忑的心境，一个月后成绩公布，她仅差四分没能考进理想中的艺术类高校，只勉强凑合了个三年制的专科。
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即将毕业的吕菲菲眼看就要成为待业大军中的一员，可就在这时，云间的上帝眨了眨眼，吕菲菲的好运来了。
那年夏天，平津市军分区招收女兵的通知贴到了吕菲菲宿舍楼前的布告栏中，这次招兵的单位都是军分区的直属机构，名额不多，但待遇很好。吕菲菲此前发出去的简历都已经石沉大海，原本也没打算穿军装，起初看到招兵通知亦并未格外留意，只是周末回家时在饭桌上有一搭无一搭地提了一句。
‘呦，这可是个好机会，’吕菲菲那位‘明白人’姥姥眼前一亮。
‘什么好机会啊，我不想当兵。’
‘别傻了，多少人想当还当不上呢，’姥姥不厌其烦地晓之以理：‘当了兵，就算是国家的人了，以后不愁吃、不愁穿、永远不用担心丢了饭碗… ’
吕菲菲的妈妈深表赞同，她告诉女儿：在中国，入了党就相当于有了件防弹背心，出了事儿先党纪处分，党纪搂不住了才走法律程序；当了官就又加上一层，先政纪、再党纪，最后才是法律；要是能穿上军装就更了不得了，至少是三件防弹背心，很多时候连法律都奈何不了你。不信？可以随意翻看一下任何一宗法律文本，附则部分大都有这样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本法的具体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酌情制定。’明白了吧，人家是独立王国。
吕菲菲觉得这似乎有点儿像小时侯玩儿的‘砍包’游戏，一帮孩子被分成两队，一队在中间躲，一队在两头砍，被击中者出局，倘若能接住对方投过来的沙包，则可以多‘一条命’，从小研习文艺的吕菲菲身手敏捷，经常是‘命’多得连自己都数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