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猪图腾》连载

耿于天

九、未家

同吕菲菲分手后，俞健痛苦异常，甚至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就在此时，意外之‘喜’降临了。
俞健的父亲名叫俞忠伟（九洲养猪场阉割师俞有寿的弟弟），是位钢筋工，三级大工匠，供职于某大型股份制企业。该企业长年承担援外任务，俞忠伟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常年外派，发两份工资，一份是所在国当地货币，交给本人零花用，另一份是咱人民的币，俞健按月去领、聊作家计。
近几年，俞忠伟常驻某东北非国家。该国石油资源丰富，但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统治者涉嫌屠杀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正因如此，该独裁政权在国际上极为孤立，西方国家常年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与封锁。当然，咱们中国人是一向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统治者杀不杀人是人家自己的事情，犯不上因此就不和他们做生意，更何况，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如此之高（否则也不会忙着建设‘海上大庆’、‘海外大庆’），物美且价廉，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巩固与发展与该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公司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援建项目，俞忠伟所在的项目部正在施工建设的那条高速公路就是其中之一。这条公路贯穿该国中部，双向四车道，采用最高等级的沥青混凝土，抗压强度极好，除一般民用车辆外，该公路可供各种类型的坦克、装甲步战车、自行火炮行驶，一旦建成投入使用，对于清剿境内叛军将其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该国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活跃着一支名为‘XX人民自由军’的队伍，其实，国际上对这支部队名称的标准翻译应为‘XX人民解放军’，仅仅在中国被改叫‘自由军’。道理很简单，就像中华民国将‘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一样（政府首脑叫‘行政院长’），在咱们看来，只有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配得上‘解放’二字，因此只好委屈人家当‘自由军’了，又何况，该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是那么亲密，作为叛军，就更没有资格使用‘解放’的头衔了。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尚未和该国建交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支持过这支‘自由军’，不少武器弹药都是咱们远隔重洋送过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该国同台湾方面断交、弃暗投明的条件之一，中国政府才停止援助其境内的‘恐怖分子’。
本月初，‘XX人民自由军’旗下的一支游击队袭击了俞忠伟所在的工地，‘自由军’‘无耻’地认为，中国企业援助该国就是充当独裁政府的帮凶（因而，俞忠伟他们平日里出门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般都会说自己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袭击中，‘恐怖分子’们劫持了一批中国工人。该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派出重兵‘营救人质’，见势不妙的‘自由军’恼羞成怒，将被扣押的工人悉数处决，俞忠伟也在其中。很巧，据现场目击者称，俞忠伟等人就是被从中国产56式步枪内射出的子弹打死的，这批枪的枪龄已达近40年，正是当初中国政府援助‘自由军’的装备，虽已属‘老爷枪’之列，但这些枪的性能依然稳定可靠，看到了吧，当年的‘中国制造’还是很过硬的。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都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村民万兴明家的一头猪被埋在废墟内，所幸并未受伤。因当地阴雨连绵，故而该猪始终没有断水，且其被困空间很小，无法走动，避免了不必要的体力消耗，阴差阳错，当36天之后救援人员找到它时，这头猪虽然体重已从150公斤骤降至50公斤左右，但依然固执地活着，它便是后来蜚声海内的‘猪坚强’。
其实，这头猪既不是种公猪，也不是留种母猪，只是猪社会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介草民，可造化弄人，它竟一夜成名，成为光 耀眼的明星猪。后来，有不少嗅觉灵敏的生意人想开发‘猪坚强’的商业价值，比如生产以它的后代为原材料的系列快餐食品，可惜‘猪坚强’原本只是头用来屠宰的肉猪，很小时便已经被阉割，没有生育能力，不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前不久，在一家很有战略眼光的公司的资助之下，某科研机构已经成功克隆出6头小‘猪坚强’，估计在不远的将来，‘猪坚强’品牌定会红遍中国、走向世界。
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也常常会有些原本默默无闻的人陡然间成为受万众瞩目和景仰的榜样、旗帜，有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比如俞健的父亲俞忠伟。
援外工人遇害事件发生后，俞忠伟所在公司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组，用以处理善后事宜。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为事件定性，实话实说是肯定不行的，本来与该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就广受诟病，现在又出了这么档子事，援建工人因被当作反动帮凶而处决，影响若扩散出去，国际、国内压力咱都受不了。于是，有‘聪明人’想出来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可以说‘XX人民自由军’不是为了正义杀人、而是为了钱，他们打劫高速公路工地是要抢东西，而以俞忠伟为首的一票‘工人老大哥’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为保护援建物资与‘武装恐怖分子’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终因手无寸铁、寡不敌众，为中非友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就这么说，反正该国离咱们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想知道真相也无从查起。
就这样，九泉之下的俞忠伟稀里糊涂地成了‘烈士’，遗体乘坐专机飞回平津，公司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仪式和纪念活动，并向‘英雄’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慰问金、奖金、保险理赔金总计两百九十余万元。
顺带说一下，多年以后，已经移民海外的该公司援外项目部主管酒后无意中透露，当年那场工人遇害事件的发生其实并非偶然。因‘XX人民自由军’一直在该国境内大范围游击，且其早就声明‘所有与反动政府合作的组织都将被视作潜在打击对象’，故俞忠伟所在公司始终要求该国政府军对项目工地及援建人员驻地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严密保护，务必确保万无一失。可后来，援外项目部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勾结所在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将一批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变卖、中饱私囊，因担心东窗事发，这伙儿人在明知‘XX人民自由军’正在工地附近地区活动的情况下，谎称高速公路项目因天气原因暂缓施工，将负责保卫的政府军调离，直接导致后来发生的惨剧。没错儿，出主意诬陷‘XX人民自由军’劫财的也是他们，如此一来，因盗卖物资造成的巨大亏空便可以悉数推到‘自由军’头上，至于俞忠伟等人，在这些幕后黑手看来，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烈士’头衔加上将近三百万抚恤金，各得其所吧。
料理完父亲的丧仪，俞健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手中忽然多了笔‘横财’，‘志愿网络协管员’那个劳心费力的差使显然是没有必要继续干下去了，他有了自己做点儿生意的念头，具体说来就是开个餐馆。实际上，这原本不是俞健想出来的主意，在给父亲办后事的过程中，一帮‘爱国者’朋友始终陪伴在他周围，为首的就是那位著名的‘保钓人士’贺义全，得知俞健‘陡然而富’后，贺义全便一个劲儿地撺掇他开饭馆。
‘主意是不错，民以食为天，可是，我没有经验… ’开始时，俞健有些犹豫。
‘没关系啊，有老哥我呢！’贺义全在‘专职保钓’前，当过近十年食堂管理员。
‘对，对，我把这茬儿给忘了，’俞健看到了希望：‘不过，你那么忙… ’
‘嗨，什么忙不忙的，干什么不是奉献啊，’贺义全一副义薄云天的架势：‘放心，兄弟你的事就是哥哥我的事，往后我什么都不干了，专心辅佐你。’
就这样，俞健在贺义全等人的一致‘拥戴’下，‘黄袍加身’，自己当起了老板。餐馆位于文宣区主商业街忠孝路上，中等规模，经营以川渝风味为主的家常菜，门前高悬着烫金匾额，上书颜体‘未家坊’三个大字，出自西汉名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千古豪言。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远征河西走廊，斩获匈奴部众4万有余，俘虏王母、阏氏、王子、将军等120多人，彻底占据湟水流域（可见那里原本并不是中国人的），战后，汉武帝欲奖赏霍去病田宅美姬，霍去病却不想就此收手，慨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要种族清洗啊）。此时此刻，俞健选择‘未家’二字作为自己餐馆的名称，一来是为纪念客死他乡的父亲，二来也是在经历失去吕菲菲的变故后、想借此抒发‘大丈夫何患无妻’的‘男儿本色’。
‘未家居’在遴选员工的过程中，严格遵照‘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俞健本想像当年黄埔军校招生时那样，在招聘现场置门联一幅，上联曰：‘升官发财请往它处’，下联曰：‘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曰：‘革命者进’，又担心把应聘者都吓跑，故而作罢。尽管如此，最终成为‘未家坊’一员的，依然都是俞健眼中‘志同道合’的‘爱国者’：
贺义全担任执行经理兼财务总监，此外，几个被他从‘XX保钓协会’带过来的亲信也都安排了相应的职位：执笔撰写《那些年，我们一起保卫过的钓鱼岛》的不入流网络作家小唐成了副财务总监，具体说就是收钱、开票、编列账目，那艘第一次出海就沉了的‘保钓1号’的船主夫妇则分别成为保安队长和服务生领班，还有一个跟随贺义全‘出生入死’多年的‘老战友’马某被委以行政主厨的重任。
负责采购的是位姓汪的壮汉，老汪是平沽县人，家住海边，世代打鱼为生，近年来渔业资源枯竭，他凭着家中几代人在当地积累起的‘威望’和天生蛮力，称雄一方，当起了渔霸，远近渔船，只要出海，无论有无收获，都要向他‘称臣纳贡’。一次，老汪率众驾船追逐一队不愿‘贡赋’的渔民，渔民被追得无处可逃，只好悬挂起相临的H国国旗，驶入H国‘毗连经济区’，H国海警见‘本国’渔船被人追逐，上前询问原委，老汪端出私制双筒猎枪，照着‘敌船’就是两枪，造成海警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事后，老汪连人带船被解往H国，按道理应该予以起诉，后经有关方面调解，缴纳高额罚款后，汪某得以脱身。船没了，多年积蓄也搭了进去，老汪一气之下当起了‘爱国者’，说自己跑到H国海域是为了‘宣示主权’，中国和H国领海划界不公平，应该按人口比例划分，其实，他倒不如直接说应该按不要脸程度划，那样全世界都是咱中国的。
在‘未家坊’担任服务生和保安的是一群半大小子，去年，平津市曾因中国与N国的外交纠纷上演过一出抵制N国商品的闹剧，N国汽车被砸，N国商店被抢，N国工厂停产，N国人被无故殴打，这群小年轻当时就混迹在‘爱国群众’中间，‘扇阴风，点鬼火，造谣于街头，策反于密室，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N国、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事件平息后，公安机关根据举报及现场照片、录像，对若干害群之马进行了严肃处理，有的被单位停职、除名，有的被学校记过、劝退，现在，全都‘人尽其才’、被俞健弄到了‘未家坊’。
除了员工‘又红又专’外，‘未家坊’的菜单设计也很有特点，很多菜名你乍一看都不知道是什么，试举几例：‘轰炸东京’——锅巴海鲜（海鲜杂拌往锅巴上一浇：刺啦…），‘举起手来’——酱凤爪， ‘红岩霜雪’——糖拌西红柿，‘丹心报国’——萝卜煲红薯，‘征剿倭寇’——蒸倭瓜，‘一国两制’——煮花生米和炸花生米，‘火烧美国大使馆’——红烧猪大肠（大屎管）……
开业初期，‘未家坊’的生意还算可以，这里是平津有名的商业街，客流量不小，很多人抱着尝鲜的心态前来光顾，可一过‘蜜月期’，餐馆的收入便开始逐日下降。这很正常，虽然‘未家坊’的菜名起得挺有创意，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口味既没有特点，也经不起推敲；虽然‘未家坊’的员工全都‘根红苗正’，但人家食客是来吃饭、不是来接受再教育的。
为扭转颓势，经俞健、贺义全、小唐、老汪等人商议，决定拓展‘经营范围’，搞个‘大排档’，在餐馆门前支起天棚，摆上十来桌塑料桌椅，早上炸油条，中午卖盒饭，晚上烤串、麻辣烫、铁板烧。这招还挺灵，虽然辛苦，但‘未家坊’的现金流水却渐渐稳步回升，这些小东小西的赚头有限，可架不住薄利多销，鼎盛时期，餐馆每天的毛收入甚至可以和许多回头客盈门的老店相提并论。
可惜，好景不长，俞健开设‘大排档’的做法引起了周围同行的不满，这一日清晨，‘未家坊’的早点生意刚开张，一辆文宣区城管大队的卡车急驰而来，堵在餐馆门口，几名城管队员从车上跳下来，为首的是个‘一字眉’。
贺义全见势不妙，急忙进去禀告还睡眼惺忪着的俞健，俞健慌慌张张地迎出来：‘几位大哥，您这是… ’

耿于天

‘你们这儿谁是负责人啊？’‘一字眉’昂着头，用鼻孔看人。
‘我… 我是… ’俞健边说边转身找贺义全，一眨眼的工夫，贺义全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一字眉’抬起锃亮的皮鞋，踢了踢门前的塑料桌椅：‘这儿不能摆小摊啊。’
‘我不是摆小摊的，这个店是我开的… ’
‘我知道店是你的，那也不能在门口摆摊。’
‘为什么？’
‘不为什么，规定！’
‘这恐怕不合理吧… ’俞健并不想退缩。
很快，周围几个店家的老板、伙计纷纷围拢过来看热闹，一脸的幸灾乐祸。
‘您听说过‘大陆架自然延伸’吧？’
‘什么自然延伸？’
俞健取来一张中国地图，指向南海地区：‘您看，这是南中国海，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等等，但几乎整个南海都是咱中国的，’他将领海分界线展示给大家看：‘曾母暗沙距中国海岸线2300公里，距离马来西亚只有50公里，但曾母暗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知道为什么么？’
城管们被俞健弄得莫名其妙。
‘这就叫‘大陆架自然延伸’，只要是处于中国海岸线大陆架上的岛屿和海洋，那就都是咱中国的… ’
‘照你这么说，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应该是中国的，这些岛国也处于大陆架上，’人群中，不知谁接了一句。
‘对啊，对啊，’俞健偶遇‘知己’，显得很激动：‘我也是这个看法… ’
‘说够了没有，’‘一字眉’打断了他：‘我们没闲工夫听你在这儿扯淡。’
‘好，好，咱们说正经的，您看… ’俞健退后几步，以便总揽全局：‘以未家坊为基准，外面的这些空地，都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在这儿开大排档，完全是我们正当的权利。’
‘什么正当权利？’旁边一个店的店主不干了：‘大伙儿给评评理，他们的小摊都摆到我们店门口了，就算按你说的，什么‘自然延伸’，也不能延伸到我们家门口来啊。’
‘就是，这就好比大家都住在一个筒子楼里，有人提出，整个楼道都是我们家的地盘，你能干么？这些空地是公共的，你未家坊全给占了，我们还做不做生意了？’另一家店的店主附和着。
‘这就不赖我了，’俞健依旧理直气壮：‘按照国际惯例，领土是先到先得，就算我把大排档摆到你家门口，那也是我有眼光，这叫‘率先发现、率先利用’懂不懂？谁先占就是谁的… ’
‘你这叫什么逻辑？’
‘我就这逻辑，怎么了？你们这样做严重伤害了我们未家坊全体员工的感情，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还伤害我们的感情了呢… ’
‘行了行了，别吵了，’被晾在一旁的‘一字眉’有些不快：‘听我说几句… ’
俞健正在兴头上：‘城管大哥，依我看，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
‘一字眉’还头一次听人这么跟自己说话：‘你…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一贯主张，纠纷应由当事国… 啊不… 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解决，外部势力不要插手… ’
‘老子就是管这个的！’
‘你这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任何大国也不能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公理之上… ’
‘一字眉’再也按捺不住了：‘好，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公理，’他一挥手：‘哥儿几个，上，把他这堆破烂给我抄了… ’

耿于天

十、忍着

几乎每个人都做过找厕所的梦，憋得六神无主、七荤八素，可说什么也找不到地方解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若是梦里没找到还好，充其量就是让膀胱受点儿委屈，怕就怕还没醒却先找到厕所了，那……
根据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婴幼儿心理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所谓的‘口唇期’、‘肛门期’和‘性蕾期’。其中，‘肛门期’大约出现在1岁半至3岁这个阶段，此时，婴儿必须学会控制排泄，也就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大小便，而不是像刚出生时那样，想拉就拉，想尿就尿。为了养成社会生活所需的卫生习惯，人们在这个阶段或多或少地都会留下些心理阴影，做梦找厕所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在中国，婴儿往往很小就要开始学习控制排泄，通常来讲，百天过后，父母便要给把屎把尿，让孩子逐渐学会‘做人’的规矩。而在西方，这个过程大都要等到婴儿1岁多甚至两岁以后，在他们看来，过早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是件很残忍的事情，刚刚来到人间的婴儿是那么柔弱、那么无助，今后还有无数艰难险阻等着他们去面对，能多随心所欲一天，就姑且让孩子多随心所欲一天吧。
季若云小的时候，父母亲便不大忍心在‘个人卫生’方面过多要求他，这样做固然为他长大后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性格打下了基础，但也有副作用，比方说，直到上小学后，季若云依然改不了尿床的恶习。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季若云他们班班主任（就是让孩子们做花圈，结果把萧洛君奶奶‘害死’的那位）确实够戗，她整学生的办法很特别，不打也不骂，谁犯了错课间就不让谁上厕所，孩子们憋得直哆嗦，班主任在一旁冷眼旁观：‘不许尿，敢尿一滴明天一天不让你上厕所，两滴两天！’
为了治好季若云尿床的毛病，父母不知道从哪儿淘换来一剂海上方，食疗药疗兼顾：猪尿泡（就是膀胱）一个，洗净入锅，加清水300克、花椒50克，猛火烧开，改文火慢炖1小时，熟透后捞出，切成条状或片状，再取炒锅置火上，加50克食用油，油热后猪尿泡下锅，翻炒，加盐、糖、酱油、香油、葱、姜、味精调味，起锅可食，三日一次；山药15克，党参20克，黄芪20克，乌药6克，益智仁10克、桑螵蛸15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茯苓10克，补骨脂10克，当归10克，甘草3克，以上各味水煎，猪尿泡阴干研磨，每冲服10克，一日两次。
猪膀胱为什么能治尿床，中医只是大而化之地解释为‘以脏补脏’，西医至今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不过，季若云用了这偏方后，尿床的毛病的确是好了。
其实，不光是拉屎撒尿，在中国，需要‘憋着’的地方还很多，正因如此，独特的‘忍’文化出现了。受欺负要包羞忍耻，处困境要动心忍性，被冤枉要忍尤含怨，想不开要忍辱偷生，遇不平要忍气吞声，舍私利要相忍为国，遭厄运要制泣忍泪，过生活要忍苦耐劳，对变局要以忍为阍，丢面子要含垢忍污，即使忍无可忍，也要一忍再忍，只有忍别人所不能忍，才能百忍成金。
很多人可能认为，在现今社会中，只有底层‘被压迫’的贫苦人才 处处需要‘忍着’，而上流阶层的红男绿女却可以为所欲为，你若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伤害到的绝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山不转水转，天不报人报，谁也跑不了。就拿萧洛君来说吧，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都应该属于‘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幸运儿，可最近，霉运却也找上了她。
事情要从平津市发改委新近出台的一项规定说起。近年来，随着国际汽车业巨头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以及汽车进口关税的逐步降低，国有汽车品牌的日子开始变得越发不好过起来，于是，在‘市场’里碰了钉子的‘红色资本家’们又重新想到了‘市长’，希望政府能对‘民族工业’予以特殊照顾。正因如此，今年初，平津市发改委颁布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用车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凡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公务及领导个人用车，必须使用国产品牌，限三个月内落实，否则将予以相应法办。
萧洛君原本开着她心爱的奔驰G500，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办法》一出台，她气得差点儿没昏过去，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换了辆‘民族品牌’，具体是哪款就不便在这儿细说了。
这辆‘民族品牌’自打开上就麻烦不断，一会儿制动跑偏，一会儿转向失灵，一会儿机油又漏了，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终于，大麻烦来了。
这天下午，萧洛君开车去西郊工业区见个客户，原以为两三个小时就能完事，可天意难违，一直折腾到夜色沉沉，她才饥肠辘辘地踏上归程，抄一条乡间小路往家赶，眼看四环路已在视野范围之内，可突然间，伴随着一声闷响，车不动了。
‘Shit！’萧洛君猛拍方向盘，无可奈何地跳下车来，打开引擎盖，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简单排查了一番，应该是电路烧了，没办法，这个毛病可不是自己能修好的。
在萧洛君的印象中，前方四环路入口处应该有家4S店，距离事发地点大约三、五百米的光景，要是能找人帮忙推过去就好了，正盘算着，忽然感到有两个黑影朝自己压迫过来。
细论起来，这二位还真算是半个‘故人’，他们都曾是‘平烟建设’下属施工队的成员，去年‘赫亚萨伊中心’项目出事后，侯庆宗为斩草除根，将当初参与施工、熟悉内情的当班工人逐渐找茬清理出‘平烟建设’，其中就包含这两位。被扫地出门后，二人一直逗留在平津，靠打零工为生，虽然曾有过一段‘前缘’，但他们并不认识萧洛君，即使曾经远远见过，这位和自己云泥有别的女人也不会给他们留下太多印象。二人一高一矮，矮个儿叫高个儿‘老二’、高个儿叫矮个儿‘大头’。
萧洛君刚要开口说话，不想却一把被‘大头’按住脖子。这两个人在暗处观察萧洛君已经有一阵子了，见她被困，此处又绝少人烟，心下便生了歹意，相互使个眼色，决定对送上门来的美女下手。
突遭袭击的萧洛君原本以为二人是冲钱来的，正盘算着是不是该破财消灾，可‘大头’和‘老二’却拉开车子后门，一人按肩，一人捉腿，将萧洛君压到相对宽大的后座上。
看来事情不妙，萧洛君放声高喊：‘来人啊—— ’
‘大头’从口袋里抽出一把美工刀，抵在萧洛君脸上：‘不许喊，再喊老子花了你！’
究竟是贞洁要紧，还是容貌宝贵，一时之间，萧洛君难免有些纠结。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则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六个流失’、‘四个剩下’问题，所谓‘六个流失’，是指‘农产品流失’、‘劳动力流失’、‘土地流失’、‘资金流失’、‘精英人才流失’和‘美女流失’，而‘四个剩下’，则是指‘挪不动的老人剩下’、‘不更事的少年剩下’、‘累得贼死的中壮年剩下’和‘恍恍惚惚的青年剩下’。对于农村男性来讲，通常的择偶对象均为同处农村、与自己品貌相当的女性，然而，当今中国正处于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平均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很明显，‘进城’后男女的机遇是不均等的，相当部分缺乏相应技能与才智的农村男性很难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这些人即便待在城市里，也往往会沦为‘边缘人’，早晚难逃耗尽青春后回到农村的‘候鸟’命运，‘大头’和‘老二’就是其中的典型，但对于同样出身农村的姑娘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实在不行就找个城里人嫁了，反正‘十八无丑女’，真正白给都没人要的毕竟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多‘剩女’、而农村多‘剩男’的缘故。
家乡的美女都嫁到了城里，剩下的那部分也被条件相对较好的当地后生‘收编’，对于像‘大头’和‘老二’这路‘贫下中农’，就只有望穿秋水的份儿了，虽然一有空闲就‘左手扶墙，右手紧忙’，但二人却至今都没有真正和异性零距离接触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便萧洛君此遭清白不保，能找两个‘黄花大小伙子’‘采阳补阴’，倒也不算太亏。
萧洛君今天穿着一件Caivin Klein镂空薄纱小外衫加配纯黑半长抹胸裙，脚下Dior金属色高跟鞋，绑带与开口相结合，半露脚背，勾勒出她本已十分傲人的小腿线条。趁萧洛君彷徨于‘丢车保帅’还是‘鱼死网破’的空档，‘老二’加紧手上的动作，用力撕扯着萧洛君的裙装，这时就瞧出国际名牌的品质了，要是换作‘Made in China’，估计早就被扯成筚路蓝缕了。
一阵扑鼻的汗臭味袭来，熏得萧洛君险些昏将过去。也难怪，这二位爷已经不记得上回洗澡是什么时候了。
2000年3月，丹麦国会以56票对44票的优势通过法案，规定所有养猪户必须定期给体重20公斤以上的猪洗澡。瞧瞧，人家的猪比咱们的人都幸福。
当‘老二’正和萧洛君的Caivin Klein纠缠时，‘大头’也没闲着，他涎着脸、朝萧洛君的双唇摸索，‘大头’嘴里吐出一缕缕浓重的烟草味道，一闻就是几块钱一条的那种劣等货，萧洛君并不吸烟，但耳濡目染，对此道多少有几分认知。
由于二人从未有过和女人肌肤相亲的经验，今天又是‘激情犯罪’，没有事先演练过，再加上做贼心虚，动作难免粗鲁而笨拙，‘大头’一不留神，小臂捻到了萧洛君的长发，疼得她失声叫了出来。这一吃痛，倒使萧洛君从刚才的茫然无措中清醒了几分，她猛然间记起，大学期间上‘女子防身术’课程时教练曾说过，下巴是人体最不劲打的部位，只需6公斤的力量就可以把对手打昏，俄罗斯特种部队有一招著名的‘北极熊之掌’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来不及细想，萧洛君将全身之力运于掌风，朝近在咫尺的‘大头’就是一下，虽没能把对手打昏，但事实证明，‘北极熊之掌’的确很灵，‘大头’一时间只觉天旋地转、跌出车外。
‘老二’也吓了一跳，萧洛君再接再厉，一脚踢向他的下身，‘老二’惨叫一声，倒在同伴身边。二人顾不得疼痛，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向夜色中……
当晚回家，端木衡并没有看出萧洛君有什么异样，只是觉得她洗澡的时间似乎比平日里长了不少。
经历此劫的萧洛君连续几天都有些心神不宁，别人问起，她只说是工作太忙太累、导致精神不振，于是，便有人劝她出去度度假、散散心。萧洛君也正有此意，尤其在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后，她一直想到神交良久的宝岛去身临其境一番，可找来资料查看后却有些犹豫，近一段时间，赴台‘大陆客’屡造各类意外事故，已造成近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重大损失。
其实，大陆游客在台频繁伤亡，并不是偶然的。台湾本不是个以旅游业见长的地区，根据台湾观光局发布的相关数字，2008年开放大陆游客赴台之前，台湾年均接待境外游客人数始终稳定在300万左右，远低于同属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年均约2500万外国游客）、泰国（年均约2000万）、新加坡（约1000万）和印度尼西亚（约900万）。可自从08年开放大陆游客赴台之后，台湾入境旅游人数急剧增加，仅2011年一年，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就高达近200万人。这就好比一艘原本载员十分有限的小船，猛然间跳上去多一倍的乘客，出事很正常，不出事才怪呢。当然，‘某些人’或许会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两岸交流是大局，为了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死几个人纯属小菜一碟，能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捐躯，算他们造化。
经过权衡，萧洛君决定还是把去台湾旅游的计划往后放一放。说来也巧，就在萧洛君为去哪儿散心发愁时，父亲告诉她，爷爷萧格非的忌日快到了，全家人正在商议回乡祭扫的事宜，问萧洛君是否愿意同行。双方一拍即合，萧洛君都已经不记得上次回老家是什么时候了，正好借此机会去给爷爷尽尽难得的孝心。
萧格非将军出生在湖北省平阳市新元县千寻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千寻山的主峰名叫‘缚龙岭’，因为相传这里会诞生一位‘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旷世英雄而得名。萧格非的墓地就位于缚龙岭上，是当地风水最好的地方。
穿过一道石牌坊，陵园已在眼前。萧格非的墓冢高2米，直径4.2米，由99块扇形、1块圆形花岗岩拼合而成，工艺精湛，如金字塔般严丝合缝，墓前置一法船，香烟缭绕。萧格非将军生前酷爱喝酒，尤其喜欢国酒茅台，在他的墓园中，凭吊者送来的茅台在洒祭完毕后、空瓶被整齐地堆成了一堵堵墙。据说，方圆一两里内都常年弥漫着一股酒香，那可是茅台啊，而且绝对是真的，少说也得千八百块钱一瓶，就全都浇了地了。来萧将军墓前吊唁祭祀的以政界、尤其是军界人士居多，不少人位高权重，对于他们来说，弄几瓶茅台不算什么，反正也不是自己花钱，有人甚至整箱整箱地往那儿搬，每逢清明或忌日，茅台从早浇到晚，有时多得都渗不下去，只是不知泉下的萧老将军究竟喝到了没有。

耿于天

去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人都知道，被安葬在该公墓中最显要位置上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任墓也因此被称作‘八宝山第一墓’，而许多与任弼时级别、资历相近甚至更高的‘大人物’却并未安息于此。稍作调查后便会发现，其实相当部分开国元勋、高官名将都没有葬在所谓的‘革命公墓’中，即使曾经‘暂厝’于此，过些年也往往被亲属悄悄迁出，或择处单建纪念堂，或独自回家乡‘埋骨桑梓地’。道理很简单，再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在‘革命公墓’中也很难‘尽显哀荣’，毕竟地方有限，大家挤在一起，只能彼此迁就，但回到家乡可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天子左右不怎么显眼的‘小人物’也会登时成为十里八乡的‘千古一人’，山高皇帝远，凭你怎么张牙舞爪也没人管。
《后汉书·朱浮传》里有个‘辽东白豕’的故事：辽河边上有位老农，家养的老母猪忽然生了头纯白色的小猪崽（当时辽东地区的猪通常是黑色的），老农大喜，以为是祥瑞降生，便打算把小白猪进献给皇上，心里盘算着说不定能因此得个一官半职，可带着猪进了山海关才发现，原来关内的猪都是白色的，老农羞愧不已、悻悻而归……
所以说，那头小白猪还是应该留在辽东，入关镀镀金后再衣锦还乡当然更好，毕竟，只有在那里，它的‘独特价值’才会被人们认可并膜拜。
此次萧家一行人回乡扫墓，当地非常重视，市、县两级均成立了工作组以便专事专办，平阳市一位副市长和新元县‘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全程陪同，还有不少得到消息的附近百姓也赶来争相一睹‘伟人’后代的风采。
也就是中国人的特点，他们心中经常会涌起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感。比方说，很多东北人都因赵本山而感到自豪，其实他们跟本山大叔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人家坐私人飞机、吃山珍海味，你照样蹬自行车、啃方便面，他们之所以以赵本山为荣，是因为‘本山为东北争了光’，事实真的如此么？赵本山火之前，全国人民提起东北人的第一印象是‘豪爽、仗义、够哥们儿’，可现在呢，东北人变成了‘庸俗、愚昧、满嘴胡说八道’的代名词，赵本山确实是煽起来了，但那却是以东北人的整体形象为代价的，可笑的是东北人居然还觉得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大而化之一点儿，所谓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多少有些值得商榷，你为国家的强大而高兴，前提是国家得是你的才行，倘若一切都是‘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那国家再强大，又和阁下有什么关系呢？
萧洛君一行在萧格非墓前祭洒完毕，又在随行官员的引领下到县城各主要‘景点’‘巡视’一番，转眼已是傍晚时分。
由于此行是来给先人上坟扫墓的，不便大吃大喝，故而晚饭以当地著名的‘全素斋’招待。满桌子的鸡鸭鱼肉，乍品上去，色、香、味与普通宴席无异，可实际上，所用材料均丝毫不涉荤腥，全赖厨师的回春妙手：
焦溜鸡腿——香菇、洋葱、冬笋切碎末上锅炒，加盐、味精、辣酱油、番茄酱，淋湿淀粉勾芡，收汁成馅心，油皮包馅，中置一笋条，裹严收口以湿面粉沾牢，入八成热油中炸至硬脆，洋葱末炒香，加盐、糖、味精、辣酱油、番茄酱，收稠卤汁，浇在炸好的‘鸡腿’上；
干炸黄雀——面粉、精盐加清水搅拌成糊，笋丝、香菇丝、豆腐干丝加糖、酱油、味精、姜汁煸炒入味，水淀粉勾芡，以上三丝冷却后入油皮中成卷，收口沾牢，切成小段，下锅炸至面糊结壳，取花椒盐蘸食；
锅巴鱿鱼——藕粉、鸡蛋、胡椒、食盐、味精加清水拌匀，煮成糊状，晾凉，切成‘鱿鱼’片，盐、糖、胡椒、葱、姜、味精、醋、酱油入清汤中成卤，锅巴炸至金黄色，原锅底油下卤汁、鲜笋、香菇、‘鱿鱼’，烧沸调味，水淀粉勾芡，浇至锅巴上即成；
糟猪爪——栗子片、香菇丝、笋片煸炒，加盐、味精、花生酱拌匀为馅心，糖、味精、酱油、清水煮汤，浸油皮，包馅心成猪蹄状，以纱布裹好，上屉蒸成形，下八成热油中炸至金黄，盐、糖、味精、姜末、黄酒、米酒成卤，猪蹄入卤汁浸透后改刀成片，装盘；
三鲜海参——木耳、紫菜、葛根粉加精盐、味精、清水调糊，入五成热油中，反复搅拌，炒至半熟出锅，晾凉而为‘海参’材质，手搓成条，上屉蒸熟，入六成热油中炸三分钟，重置炒锅，下油菜心、冬笋片、香菇片煸炒，加‘海参’、盐、糖、味精、酱油、姜汁、胡椒、料酒、清汤烧至入味，水淀粉勾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全素斋’倒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虚伪性，吃斋的目的是要避杀生，杀生是为了求功德，想求公德，就需‘克己’，为了消业障、修善果，难免得舍弃一切人间的声色受用。可‘聪明’的中国人却发明了‘全素斋’，既不用肉料，又不失肉味，既求圆满，又不至放弃口腹之欲，真乃‘两全其美’。
晚饭用罢，萧洛君一行下榻在刚建成不久的‘千寻度假村’，位于度假村正中的独栋别墅早早便腾了出来，周围松柏为荫、桃李成林，终岁不败之花、四时常绿之竹，小溪涓涓、垂柳依依。安全工作也十分到位，总共三道岗，最外围是县公安局的人马，第二层由武警中队把守，最里面则是纪委、政法委的‘亲兵’。
说实话，这一天可把萧洛君累得够戗，脚也格外酸痛。萧格非的墓地坐落在半山腰，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拾级而上，这还不算完，小路上每一级台阶表面都嵌满数不胜数的小石子。据那位副市长介绍，这条‘神道’在修建时是精心设计过的，每一级台阶象征着萧格非经历过的一场战斗，每一枚石子则代表着老将军的一个刀下之鬼。
神疲体乏的萧洛君早早便洗漱完毕，躺到舒适的大床中间，准备美美地来他个‘日高丈五犹拥被’。可没想到，刚朦朦睡下，便被窗外一阵飞机的引擎轰鸣声惊醒，萧洛君翻个身，重新入梦，但没过多久，引擎声再次响起，像是几架战斗机在度假村上空反复盘旋、俯冲。不会吧，这安保工作是不是有点儿过了，难道还动用了空军？萧洛君走到落地窗前，拉开一薄一厚两层温莎式窗帘，山间夜晚的天空宁静而清澈，除了几抹微云外什么也没有，可她刚躺回床上，夜空中的声音再度执著地响起……
其实，这种情况在当地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说起来，这里面的原委还真多少与萧洛君家有几分关联：
此事得从70多年以前说起，那是在抗战的初期，因中国空军力量孱弱，战场制空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侵华日军手中，中国军民吃了不少亏。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成立，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飞虎队’，一批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驾驶着P-40‘战鹰式’歼击机，在中国广袤的领空中与日本空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不少好男儿都把热血和生命留在了这里。当时，平阳就是‘飞虎队’与日军较量的战场之一，总共12名美籍志愿飞行员在这片热土上英勇牺牲，由于平阳属沦陷区，故而日军在击落美国飞机后大肆搜索殉职飞行员的遗体，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美国飞行员的遗骸保护起来，12具遗体全部被找到且无一落入日本人手中，这在当时不啻为一个奇迹。抗战胜利后，人们选择千寻山脚下风水最好的地方让英雄们安息，萧格非陵寝所在的那块宝地，原本就属于这12位美国飞行员。或许是英雄们的福报不够，他们在那里只安睡了不到30个寒暑，后来，‘文革’爆发，当地造反派将‘美国侵略者’抛骨扬灰，至今都没人说得清志愿飞行员们的遗体在受尽凌辱后被扔到了哪里。又过了若干年，平阳人民的骄傲萧格非逝世，风水宝地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冥宅，也就是从那以后，常常有人在三更时分听到夜空中传来一阵阵战机凄厉的呼啸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被‘飞机’的轰鸣折腾过几次后，萧洛君已再无睡意，她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窗外，空调导管引出的冷凝水一滴滴叩响着白天被烈日烤得焦干的地面，说来也怪，这几天湿度并不大，也不知这些水滴都是从何而来，整夜声声不息，总也滴不尽，就像《枉凝眉》中唱的那样：‘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耿于天

被暗夜包裹的萧洛君脑海中复又泛起十几天前的那次遭遇，鲁迅先生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可是，事过境迁的萧洛君在回忆起当初的种种时，心中剩下的，竟都是些异样的感觉：
‘大头’和‘老二’虽不是整天在健身房里和杠铃片较劲的健美先生，但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也使他们身上没有机会横生脂肪，夜色中虽然看不真切，但那被满身精壮肌肉紧紧压住的感觉，却是只和瘦削的端木衡‘在一起’过的萧洛君所从未曾体验的；
他们的大手像铁钳一样有力，萧洛君被擒住的手腕疼得就像快要断掉一样，至今摸起来，还依然有些隐隐作痛；
那一身腥臭的味道，无疑是劳苦的见证，拥挤的工棚、肮脏的床铺、浑浊的空气、满眼的污渍……
萧洛君渐渐在一阵阵矛盾的幻觉中睡去，她的梦也变得光怪陆离，自己像是在丛丛荆棘中翻滚、嬉戏，却一点也不觉得疼，反倒生发出某种有生以来从未碰触的舒畅和惬意。
从湖北回来后，萧洛君很快重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此时，‘平烟建设’的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移到与台湾南湖集团合作开发的‘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上，受侯庆宗委托，萧洛君作为‘平烟建设’的全权代表，总体负责该项目的日常事务。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由于早就听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说法，尼克松始终有到万里长城走走看看的心愿。但天公不作美，就在原计划登览长城的前一天，北京普降瑞雪，看着地上盖过脚面的厚厚积雪，尼克松遗憾地说：‘看来这次是去不了长城了。’可周恩来却笑着回答：‘总统先生，我们毛主席有一句话，叫人定胜天，放心，明天的长城之行绝不会受任何影响。’尼克松将信将疑，当时，既没有除雪车，也没有融雪剂，而从北京城里通往八达岭长城脚下的道路老旧失修，如果覆盖着冰雪，基本无法通行。可令尼克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北京居然动员了多达80万人上街扫雪，硬是靠人力一扫帚、一扫帚地把去长城的道路给清出来了。第二天，望着一路上神奇般地被打扫干净的街道，尼克松不禁感慨万千：‘当中国的领导人，真幸福！’
其实，当中国的企业家，也同样幸福。
跟台湾南湖集团的老板陈恩铭接触后，侯庆宗才发现，自己那套‘铁碗管理’和人家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南湖集团在台湾就素来以管理严格著称，陈恩铭是屏东县恒春镇人（电影《海角七号》即以这里为背景，地图上，台湾岛最南端的那一个突出部就是恒春半岛），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并不死心，依然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为了以台湾一隅与大陆方面抗衡，国民党在岛内施行义务兵役制，凡适龄男子，必须从军。陈恩铭年轻时，也被迫应征入伍，他很不走运，经过抽签，被分到了海军陆战队，若真有一天‘反攻大陆’，打头阵的就是这些人，其训练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教官告诉他们，今天吃一分苦，将来就能让‘大陆人’吃十分、一百分苦（这些话后来还真应验了）。此外，当年‘国军’中的军官以及资深士兵大都是国民党‘退台’时从大陆带过去的，也就是所谓的‘外省人’，而陈恩铭却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军队内很受歧视和排挤，教官和老兵整起他们来更是肆无忌惮。还好，陈恩铭出身贫寒，从小便饱尝生活的困苦，当兵那几年的摔打倒还扛得住，且进一步磨练出他坚毅果敢的性格。
退伍后，陈恩铭一路打拼，三十年间，从一名爬脚手架的建筑工人（‘国军’可不管分配工作）发展成为地产公司老板。陈恩铭当兵时只是个大头兵，但经商后却过了把‘将军瘾’，他提出所谓的‘兵商理论’，在企业中实行全方位的‘军事化管理’，要求员工像战士一样令行禁止，南湖集团也正是凭借这种企业文化跻身岛内最大的地产公司之列。
然而，近几年，陈恩铭和他的‘兵商理论’在台湾有些渐渐玩儿不转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台湾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政治制度完成从威权向民主的过渡后，南湖集团的员工不再像过去那么听话了，维权意识一天比一天强，陈恩铭面临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最终迫使他逐渐放弃岛内市场，来大陆发展。到大陆后，南湖集团的事业迎来了‘第二春’，被台湾人抛弃的‘兵商理论’在这里正方兴未艾。在台湾时，陈恩铭因为其‘军事化管理’作风，没少被各种劳工组织刁难，尤其是那个‘世界劳工联合会（全球三大工会之一）’，多次调查过陈恩铭，弄得他不胜其扰。可在大陆，情况就要好得多，去年，另一家以为欧美著名品牌做电子产品代工著称的台湾企业在平津的‘血汗工厂’也被‘世界劳工联合会’盯上了，该企业的员工‘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且工资十分微薄，‘世界劳工联合会’东亚区某分支组织威胁要将其暴光并予以起诉，最后，还是平津市工业与信息产业局出面，以‘干涉内政’为由驳回‘世界劳工联合会’该分支的一切主张并谴责其‘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件事情极大地鼓舞了陈恩铭，他逐步将南湖集团的事业转移到大陆地区，并着力发展与平津市政界的关系，于是便有了眼下的‘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
‘牢’，最初是指人工驯养的家畜以及饲养它们的专用场所，字形很明确，一头牛被关在‘宀’里，《说文》中对‘宀’的解释是‘交覆深屋也’，能关人，也能关其它动物。其实，‘牢’字的下面不一定非是‘牛’，也可以换成猪，比如《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第2152中的‘牢’就是一头被关在‘宀’里的‘豕’。
古人在实施祭祀时，常用‘牺牲’，也就是动物祭品，因这些祭品在宰杀之前要先饲养在‘牢’中，故而也被称作‘牢’。其中又有‘太牢’、‘少牢’之分，《礼记·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所谓‘太牢’，指牛、羊、豕三牲，‘少牢’则去掉牛，单用羊、豕。除规格较高的‘太牢’、‘少牢’外，士大夫阶层和平民有时也需参与祭祀活动，《礼记·内则第十二》中规定：‘大夫特豕，士特豚（小猪），庶人犹特豚’，很明显，上到天下，下到黎民，只要有祭祀，别的‘牢’可以没有，猪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后来，中国人渐渐发现‘牢’的确是个好东西，把那些不老实的家伙关进各种或有形、或无形的‘牢’里，‘画地为牢’而成‘牢不可破’的‘无影牢城’来‘牢笼志士’、‘圈牢养物’、‘打虎牢龙’，让他们‘牢实’地‘牢记’住顺民的本分，不需要‘牢甲利兵’，统治就能‘牢固’，利益也可‘把牢’，久而久之，那些‘牢什古子’就连‘牢骚’都没有了，偶尔‘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也可以‘亡羊补牢’……
陈恩铭和他的‘兵商理论’、‘军事化管理’，概括起来也正是这个‘牢’字。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看起来与其说像一个军营，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劳改营，所有工人，只要一进入这个工地，便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开，首先要交出自己的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一应证件，也就是说，即使该工人中途出走，也将成为不被社会接受的‘孤魂野鬼’。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工头和监工只称呼其制服上的号码，每天何时起床、何时吃饭、何时上工、何时睡觉都有严格规定，分毫不可差池，就连上厕所也有人监督，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倘若违反规定，工头会在工人的制服上钉一个黑布条，每攒够三个布条，就要‘蹲禁闭’，这间‘禁闭室’据说是陈恩铭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大陆时期的‘黄埔军校’）学来的，设计很‘科学’，关在里面的人站不起来（房间太矮）、躺不下（长宽不够）、也不能靠着墙（墙面故意做得非常粗糙，靠上去很疼），只能抱膝坐在地上，这个姿势乍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却比死还难受（若不信，您自己可以这样坐半天试试），第一次受罚关一天，第二次两天，依次类推。当然，若表现得好，工人也能受到奖励，通常是提高饭菜等级，‘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工地的饮食分为五个等级，前两个等级是给工头、监工预备的，后三个等级靠工人自己‘争取’，如果连续得到褒奖，工人还有晋升为监工甚至工头的机会，从此换上新的制服，不必亲自干活，生活上也能获得额外福利。此外，该工地还实施‘连保’制度，同宿舍的十个工人为一‘保’，互相监督，互为‘保坐’，其中有人违反规章制度时，旁人若隐匿不报，事发后一并受罚，这项制度很有效，工人中告密之风盛行，甚至彼此栽赃、编排，管理者坐收渔翁之利。
而陈恩铭，则每日由工头们簇拥着，在‘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工地四处巡视，时不时喊一句：‘弟兄们辛苦了’（大陆这边应该叫‘同志’，但陈恩铭还是习惯‘国军’中的叫法），左近的工人立刻停下手里的活，立定站好，回答：‘为人民服务’。

耿于天

一般来讲，萧洛君每天只在项目指挥部坐阵，并不亲临施工现场，她与陈恩铭不同，陈恩铭是草根出身，成了‘人上人’也不忘‘与民同乐’，而萧洛君则从小养尊处优，素不喜和那些‘劳力者’为伍。然而，自从陈恩铭推行了他的‘兵商理论’、‘军事化管理’，便常常在萧洛君耳边吹嘘，只说工地在他的治理下如何井井有条、如何令行禁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萧洛君也偶尔由陈恩铭陪同下到工地上走走，看看工人们的工作、生活环境……
1588年8月，英国皇家海军在阿马达战役中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夺取海上霸权，奠定了后来‘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战役结束后，时任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都铎）为凯旋的海军将士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仪式，仪式上，女王亲自登上皇家海军旗舰，向有功人员授勋。那时的舰队司令德雷克爵士是海盗出身，手下官兵也大都是些绿林好汉式的人物，虽被招安，但江湖习气仍在。打仗时倒也罢了，可现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要来接见，德雷克便有些为难，怕这帮虎狼之徒见到美丽高贵的女王后‘情不自禁’、干出什么‘傻事’，此外，这些官兵大都人高马大，面对小巧玲珑的女王，正常状态下只能俯视或平视，这显然也很不妥。再三思量，德雷克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要求手下官兵在见到女王时都必须伸出右手、遮住眼睛，这样既可以避免俯视，又省得心猿意马。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登舰后，发现大家都用手遮挡着眼睛，很诧异，问德雷克这是什么意思，德雷克不好明说，只得糊弄女王说这是海军独特的礼仪。没想到，歪打正着，多年以后，这个用右手遮住眼睛的动作还真的发展成了一种礼仪，也就是今天的军礼，当然，眼睛不用真遮了，只需象征性地把右手伸平、放于眉端即可。
萧洛君不是女王，工人们也不是皇家海军士兵，因此见面时不需要遮遮掩掩。萧洛君平日里喜欢穿一袭深色的职业套装，冷艳而帅气，她双腿修长，因此西服裙的下摆也比旁人穿时显得高些，露出她光洁细滑的雪肤凝脂，那些被关在工地里几个月也不曾见过女人的大老粗眼珠都快掉下来了，不时有人故意碰掉些东西，或假意蹲下身来提鞋，也顾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礼数，只为多饱揽几分美景。
萧洛君向来是个不容别人冒犯的女孩，连军训时动手动脚的教官都敢打，更不用说这些卖苦力的工人了，若放到以往，此情此景，萧洛君早就翻脸了，可现在，她竟有些享受这个过程。根据量子力学理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能量是没有差别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工人们的目光似乎有了重量，拂在萧洛君腿上，暖暖的，滑滑的，令她全身都有了种麻酥酥的感觉，她与工人之间巨大的身份落差也不再是种参商永别的距离，反而像蹦极一样，落差越大，加速度越快，刺激也就越强。萧洛君还多次去过工人们居住的宿舍，有时甚至偏偏要找熄灯前的时间，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宿舍里弥漫着各种体液混合在一起的奇异味道，很刺鼻，让人一阵阵地心驰神摇，就像一个多月前她在‘大头’和‘老二’身下感受到的一样。
从小到大，萧洛君一直将现实世界中的三六九等看成理所当然，就像教科书上灌输给她的那样，成功是聪慧、勤奋的回报，失败是无知、懒惰的恶果，而道义，不过是弱者向强者乞讨时的借口。可长大后，尤其在这些年同侯庆宗、陈恩铭这路人的接触中，萧洛君渐渐感觉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那么顺理成章，聪慧、勤奋、善良常常换不来财富与地位，恰恰相反，正直会付出代价，本分会成为可欺，更可悲的是，人们沉浸其间而不自知，且欣欣然有喜色，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
那些贪婪地注视着自己的工人，让萧洛君感受到了很多，但又极难精确地描述出来，当中似乎有怜悯，似乎有亏欠，似乎有无奈，又似乎有期待，站在他们发霉的宿舍中，承受着他们火一样燃烧的目光，萧洛君仿佛释然了不少……
但她还想做得更多……

耿于天

十一、黑白

近年来，‘打黑’成了社会上受关注程度很高的热门词汇，经常见诸报刊、媒体，各地‘打黑除恶’的成果也颇为丰硕，今天敲掉一个‘团伙’，明天逮捕几个‘老大’，每次都是‘振奋人心’、‘拍手称快’。可事实上，一阵阵的‘打黑风暴’刮过，普通百姓并没有感到自己身边的‘黑恶势力’明显减少，恃强凌弱、欺行霸市的事情依然司空见惯，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打铁还须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巧’，‘打黑’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可靠队伍，而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是可望不可求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因‘涉黑’而落马的原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在‘出事’前也曾是位‘打黑英雄’，荣立过一等功，被树为中国警界的旗帜，他经手的‘1992年警匪枪战案’、‘1994年中华第一盗案’、‘2000年抢劫运钞车案’、‘张君系列杀人案’等都曾名动一时。可结果呢，刚把原有的‘黑老大’拿下，文强局长自己就接了班，‘打黑’成了黑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难怪重庆的一位副市长感慨：‘打黑，比黑社会还黑！’
想改变这种局面其实并不难，关键是主政者要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气魄，如今，很多领导不是不清楚纵容社会矛盾无限发展的危害性，讲话稿中也时常能听到‘XX不除，终要亡党亡国’之类的豪言壮语，可一到见真格的时候就慌了，又想起‘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于是前怕狼后怕虎、顾左右而言它。几年前，平津市也曾搞过一轮‘打黑行动’，可‘行动’刚开始不久，‘巡视组’就到了，带来了‘上头’的意见：‘打黑不能搞运动，也不能搞红色恐怖，更不能砸拦公检法，不能人人过关，现在必须把前一阶段的打黑工作清理一下，该放的要尽快放… ’这种时候，人们一定格外怀念毛主席那慷慨激昂的话语：‘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
其次，对于‘黑社会’一词含义的理解，‘官方’与‘民间’并不尽相同。‘黑社会’，也称‘黑道’、‘黑帮’等，之所以使用‘黑’这个字，据说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群身着黑色皮衣、蓄满络腮胡子、肥胖粗鲁、浑身汗臭、骑乘大功率摩托车四处游荡的嬉皮士创造了这个词汇。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所谓‘黑社会’，就是指那些拉帮结伙、不可一世的不三不四之徒，小而言之各据山头、争勇斗狠、火拼逞强、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寻衅闹事、滋扰一方，大而言之则干些抢劫、勒索、敲诈、聚赌甚至贩毒、绑架、色情、偷渡类勾当，专门欺负胆小怕事的良民，令人闻之色变。
然而，在法律层面上，对于‘黑社会’的定义与普通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却有着相当差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界定，在我国，只要具备以下四个特征，就可以被确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第一、结构较稳定，人数较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明确领导者；
第二、谋取利益，有一定经济实力；
第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第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响，破坏社会秩序；
您一定注意到了，在中国，‘黑社会’的专业叫法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加上‘性质’二字，弹性可就大多了，只要你和你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响’，且这种影响‘被认为’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可能或正在‘破坏社会秩序’，那你就是‘黑社会’！
《刑法》在1997年‘大修’之前，有个大名鼎鼎的‘反革命罪’，被法学界戏称为‘口袋罪’，当时有则著名的顺口溜‘反革命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无论什么罪名，前面都可以冠以‘反革命’三个字，闹出过不少笑话：
有个村子经常发生偷看女知青洗澡的事件，经反复侦察，终于抓获了嫌犯，到了法院，定罪成为难题，当时对‘流氓罪’的理解是必须得动手，没上手光看看不能叫‘流氓’，最终，在一位军代表的建议下，偷看女知青洗澡的登徒子被确认为很富于诗意的‘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一家工厂，某男青年始终爱慕同车间的一位漂亮女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次居然梦到了和这位女工亲热，醒来后既得意又兴奋，逢人便讲，事情传到女工那里，人家不干了，告到法院，法官很有创意，将男青年定为‘反革命梦奸罪’；
两个村民，甲和乙，平时都很爱赌博，有一次甲输急眼了，想报复乙，就说‘你要是敢吃屎，我就把手表抵给你’，没想到乙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真找坨屎吃了，甲傻了眼，想赖着不给，两人扭打在一处，乙个头小，被甲一个过肩摔扔出去，后脑磕在墙角上，死了，法官为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反复斟酌，将甲的罪名最终确定为‘反革命赌博吃屎打人致死罪’。
如今的‘黑社会’，就很有些当年‘反革命罪’的味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近期，平津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黑斗争’，‘和谐办’也参与其间，‘打黑’过程中，一则消息引起了端木衡的注意。
几个月以前，端木衡陪同以副市长李敬业为首的一干市、区领导到刚刚平息了‘波罗的海之路’事件的‘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工地视察，不料一辆停在不远处的吸粪车被人做了手脚，粪罐爆炸，在场的所有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惹了一身‘骚’。这则悬案最近有了进展，据线报称，策划‘粪车爆炸事件’和‘波罗的海之路’的是同一伙儿人，为首的叫梅子迟，居然还是个女孩子。原本，‘和谐办’主任龚泽交代，要将梅子迟及其手下骨干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在经办过程中，端木衡把事情暂时压了下来，他并不认识梅子迟，只是出于好奇，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能量？他决定先私自调查一番。
梅子迟家住在平津市齐化区禄米仓北巷，这条胡同还有个别名，叫‘西绦’，‘绦’就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绦’，指用丝线编成的带装花边。可‘西绦胡同’却没有这么浪漫，旧时平津城里有所谓‘穷德胜门，烂果子市，最不开眼住西绦’的说法，那时候，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些捡破烂、换取灯儿（火柴）的穷苦人，往往一个大杂院里能挤上七、八户人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子，整日里孩子哭、大家叫、吵闹声不断。可梅子迟家却与这些人不同，她家住在胡同最南头，黑漆大门，独占着一套整整齐齐的四合小院，说起其中原委，要从这条胡同的名称——‘禄米仓’讲起。前清时，平津城里住着不少八旗子弟，城外还有十来标驻军，这些人是不谋生活的，一应供给都由朝廷负担，当年没有北大荒和袁隆平，北方人吃的大米要从江南鱼米之乡沿京杭大运河漕运过来，粮食运抵平津后，得有个地方存储，于是便有了禄米仓。这里的房屋均由二十斤一块的城砖砌成，中三旁四、总共七根梁架，挑高两丈又八寸，房顶罩合瓦、开气窗，侧壁为悬格五花山墙，清初设三十廒，康熙年间增加至五十七廒，到光绪时，因国力衰败、漕运阻塞，减为四十三廒。
梅子迟家住的那进四合院，原本就是当年因储粮减少而省下来的一廒米仓，为什么到了她家手中呢，这还得追溯到梅子迟太爷爷那一辈。想当初，这位梅四爷（叔伯兄弟中行四）可是平津城里有名的‘须子’。什么叫‘须子’？说白了就是街面上的混混儿，但却不是普通的混混儿，而是混混儿中的魁首。为什么梅四爷能成为魁首呢？因为人家是‘吃粮库’的，按月到粮库里领钱粮，通常是一个月五百斤大米外加十五吊钱，年节另算。人家粮库凭什么白白供养他呢？那当然是有原因了，‘须子’吃粮库可是上论的，想当‘须子’的人通常会挑库里收粮的日子过去，往粮仓门口一躺，朝管库的司官一拱手：‘求老爷成全！’上千斤的运粮马车从身上轧过去，双腿齐刷刷地压断，不能喊疼，这时候倘若咧一下嘴，完了，算不得好汉，来一群兵丁架出去，白轧了，得强绷着，脸上得带着笑：‘挺好，这几天身上一直痒痒，懒得挠，今儿正好解痒了… ’司官去给请大夫，运气好的，过两、三个时辰大夫能来，运气不好，从大清早等到太阳西沉也不新鲜。等大夫来了，不着急给你治，得先‘瞧瞧’，什么叫‘瞧瞧’？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儿地折磨人，拿着断腿来回拧吧，不折腾你个把时辰不算完。这个过程中，‘须子’始终得忍住了，一声不能哼，只要能扛住，这事儿就算成了。司官一瞧，这小子真是条人物字号，行，从今往后，只要有这粮库，就有你一份儿供养。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五，梅子迟她太爷爷就来了这么一出儿，完事后不到三天，梅四爷的大名就传遍了平津城，凡是在街面上混的，提起梅四爷，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那才是爷们儿！’这趟苦没白吃，梅四爷从此就算是活开了，大大小小的混混儿见了他都得打千作揖，后来又就近盘下了禄米仓北巷南口的这套小院儿，娶妻生子。
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孩子当然不同凡响，据说，梅子迟上小学时就已经显露出与生俱来的‘江湖气’，其中一件事情至今仍令当地人津津乐道。那时候，平津很流行吃羊肉串，一夜之间，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带着朵帕花帽的新疆人，操一口卷舌普通话，但骂街时却用的都是纯正的中原官话，比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翻译说得还标准，一望而知的‘假回回儿’。这些人在大街小巷支起一个个简陋的烤炉，眼睛紧盯着老百姓那刚刚稍微鼓起来些的腰包，学校门口往往会成为烟熏火燎的重灾区，‘人之初，性本善’嘛，小孩儿的钱最好骗，尤其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每个独生子女口袋里都能掏出几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趁父母不注意时塞进去的‘大团结’。记得那是上五年级时，梅子迟学校门口每到下午四点放学时都会有三、四个羊肉串摊严阵以待，经过几个月的‘优胜劣汰’，最终只剩下一个‘卷毛儿’叔叔的摊位，他在竞争中能够笑到最后的道理很简单——便宜，中国人在消费中对价格很敏感，孩子们更是这样，别人家一串三毛，‘卷毛儿’家一串两毛，小朋友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当然能多吃一串就多吃一串喽。可梅子迟却发现，这位‘卷毛儿’叔叔家的羊肉串味道有些怪，咬在嘴里，除正常的羊膻外，还有一股股浓重的腥臊气，和其它摊位不同，和放假去内蒙旅游时吃的正宗羊肉串更是相去甚远。
经过一番明查暗访，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首先，‘卷毛儿’叔叔的‘毛儿’其实不卷，那只是戴的假发而已，一回家就变成了正宗的平津‘板儿寸’。其次，他卖的羊肉串——准确地说应该叫做‘仿真羊肉串’或‘伪羊肉串’——的原料不是羊肉，而是价钱便宜一半以上的猪肉，并且是肉联厂用剩下的猪肉下脚料，比如最廉价的‘奶脯（猪肚子上的肉，俗称‘拖泥’）’、‘血脖’之类。猪肉怎么能做出羊肉味儿呢？新疆那边肯定是没有类似‘工艺技术’的，这需要依靠独特的‘东方智慧’，经‘卷毛儿’‘潜心科研’，发现将猪肉和少量羊油混合，再放到羊尿里浸泡一下，烤出来的味道能和真正的羊肉有七八分似曾相识。
实际上，梅子迟跟踪‘卷毛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卷毛儿’家就住在距禄米仓北巷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房子可能是租来的，屋门口栓着一头羊。卖羊肉串的家里有羊本不希奇，可问题是梅子迟见到的永远是同一头羊，这家伙很好认，是头大夏天还穿着冬衣的绵羊，右边那根折掉的羊角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它坎坷的身世。梅子迟后来才知道，这头羊不是用来杀了吃肉的，而是用来接尿的。

耿于天

摸清‘卷毛儿’底细后，梅子迟选了一个周末，纠集一帮年纪都差不多的同学、街坊，到‘卷毛儿’家踢馆。原本只是想将其扭送执法机关，但双方话不投机，‘文攻’很快演变成‘武斗’。‘卷毛儿’虽然只有一、两个同伙，人数明显处于下风，但毕竟都是成年人，很快就占据主动，没过一会儿，梅子迟的同学们基本全被打跑了，只剩下她自己，虽然气力不逮，但依旧苦战不退。‘卷毛儿’也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这么难缠，后来被惹急了，抄起手边的一把用来制作铁钎的老虎钳就抄梅子迟砸去，她一闪身，钳子砸中耳后的颞骨突出部，鲜血直流。梅子迟也真有股狠劲，楞是一声没喊，且使出了轻易不用的‘必杀技’，死死抓住‘卷毛儿’的下体，说什么也不撒手，疼得他满地打滚，多亏同学们带着警察及时赶到，否则‘卷毛儿’这辈子就算是废了……
后来，梅子迟耳后伤口处落下了一块小小的疤痕，造型还挺别致，乍看上去像一头小猪的头部特写，好在被头发挡着，平时看不出来。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能有这么不平凡的童年，梅子迟长大后也一定不是碌碌之辈，她在禄米巷一带很有影响力，随便一招呼，身边就能聚集百十来人听候差遣。不过，据端木衡了解，梅子迟等人干的基本都是好事：照顾孤寡老人、和谐邻里、排解纠纷、扶危济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给盲人‘讲电影’的俱乐部。当然，有时候也会打抱不平，‘二七路05号地块’那个被国维民拆迁队炸伤的梁绩伟老爷子，就是位经常得到梅子迟帮助的‘空巢老人’，梅子迟原本不想掺合这件事，还曾经劝梁老爷子别太固执、只要价钱合适就把拆迁协议签了，可没想到拆迁队居然‘使用武力’，导致事态逐渐失控，于是便有了‘波罗的海之路’和‘粪车爆炸事件’。
出于同情，端木衡不准备为难梅子迟，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没想到，梅子迟很快又要对‘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下手了……
从1999年开始，中国人的生活中多了一个重要的新词汇——‘黄金周’，也就是指那种由法定节日、法定假日（周末）、倒休共同组成的‘超级假期’，可以长达5天、7天甚至更长。顺带说一下，‘黄金周’这种休假方式是从日本学来的，因此，今后中日关系若再出现紧张局面，‘愤青’们抵制日货、日本文化时，可以考虑拒绝‘黄金周’休假，那才叫真爱国呢。
‘黄金周’的出现，是以上世纪90年代调整工作时间、由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工作40小时为基础的，周末长了，可用来倒休的‘本钱’多了，‘超级假期’才变为可能。然而，80年代或更早前参加工作的人一定知道，在40小时工作制开始实施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黄金周’的雏形，那就是春节。从理论上来讲，春节的法定假期应该只有3天，加上前后两个周日（当时周六还要上班），最多也就是连续5天假，可实际上，大部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会从大年初一（或除夕）一直放假到初七，前后总共7天。
这种看似‘不合法’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其实是有原因、或者说是有渊源的。1923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北京至汉口，甲午战争后由比利时人设计建造，如今‘京广线’的北段）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时掌握着京汉铁路沿线地区实际控制权的军阀吴佩孚对工人运动的渐趋高涨既愤怒又恐惧，为阻挠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进行，吴佩孚宣布郑州全城戒严，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捣毁工会、驱赶代表。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施罢工抗议，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1200公路长的铁路线完全陷于瘫痪。多次威逼利诱无效后，2月7日，吴佩孚当局调动数万兵力，悍然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血腥武力镇压，以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大律师施洋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工人运动骨干英勇就义，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在举行罢工时，总工会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总工会宣言》，提出五项复工条件，其中的第五项便是：‘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也正因为此，新中国建立后，春节期间的法定假期虽然只有3天，但早在40小时工作制实行之前，就已经按照7天‘黄金周’的标准休假。
然而，工人运动先驱们近一个世纪以前便争取到的权利，时至今日，很多中国工人依然没能得以享受。自从台湾南湖集团的老板陈恩铭在‘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工地实施了‘军事化管理’，那里的工人便连正常休假时间都被剥夺了，按照陈恩铭拟订的规章，每个工人每周至少要上14个‘工’，每个工是5小时，也就是说，工人们平均一天工作10小时，连周末都没有，加班费更是闻所未闻。此外，陈恩铭还涉嫌使用童工，据了解，很多工人年龄未满16周岁，有的甚至只有14岁，干的活儿却比成年人只多不少。
这些事情没能瞒过梅子迟，虽然‘二七路05号地块’工地是封闭式的，工人们不得轻易外出，无关人员也不能随意进入工地，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梅子迟是个认死理的人，自从梁绩伟在拆迁过程中被炸伤、后来许万年又采取‘强硬手段’驱散了‘波罗的海之路’，梅子迟就决心跟他们‘杠到底’，此次听说陈恩铭随意剥夺工人正当权益，她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梅子迟是个女孩子，不方便亲自出面，但她手下有不少老爷们，梅子迟派这些人潜入‘二七路05号地块’工地‘卧底’、找各种机会给工人做工作。在陈恩铭的‘军事化管理’之下，工人们本就腹诽不断，只待爆发，现在有人出面领导，当然群情激奋，很快，一场大罢工开始了。
梅子迟在罢工时间的选择上费了不少脑筋，通过‘卧底’，她得知，‘二七路05号地块’工程的不少机械设备都是租来的。比方说，由于这个项目以独栋、联排别墅和矮层板楼为住，使用塔吊不大划算，再加上‘平烟建设’和台湾南湖集团是头一次合作，双方都想把这个项目搞成‘样板工程’，于是便花大价钱租来了三台履带式液压起重机，一水儿的瑞士利勃海尔集团（Liebherr，中国青岛海尔最初使用的就是利勃海尔的技术，因此名字相关）原装生产，各种技术参数都是当今全球最先进的。因价格过于昂贵，每台至少1200万欧元，买是不值得的，只能租来装装样子，租金每天每台30万人民币，租期15天，总价1350万，按计划，仅仅是主结构部件吊装时用一下。
然而，就在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罢工爆发了。一时间，整个‘二七路05号地块’工地完全停止运转，工人依旧吃住在工地，但就是不干活。这下，陈恩铭的‘军事化管理’不灵了，工地毕竟不是军营，罢工也不是哗变，个别工人不听话可以关禁闭，但若几百人都同时撂挑子，犯了众怒，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况且毕竟是资方理亏在先。更要命的是工人将工地进出的通道都封锁了，已经基本使用完毕的三台履带式起重机运不出去，人家出租方不是只把起重机租给‘平烟建设’一家，后面还好几个施工单位等着呢，按照合同，每超期一天就要罚1000万，超过10天加倍，罢工要是闹上一、两个月，‘平烟建设’的现金流基本上就垮了。
这下侯庆宗可真慌了，他不住埋怨陈恩铭，的确是把工人逼得太狠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咱工人兄弟，不管怎么说，人家的锤子可还在党旗上印着呢。没办法，再三权衡的侯庆宗打算妥协、跟工人谈判，对方提出的条件也不算过分，无非是加工资、减少班次、改善劳动条件，原本都是人家应得的。
但陈恩铭却制止了侯庆宗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显得不以为然，信心十足地告诉侯庆宗，少则三天，多则一周，事情肯定会得到顺利解决，且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坐等佳音即可。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猪的世界中，有三种猪：种公猪、留种母猪和育肥阉割猪，同样，在人的世界中，也有三种人：权贵、为权贵服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这三种猪和三种人的数量是有比例的，以九洲养猪场为例，到现在为止，种公猪只有八头，留种母猪有几十头，而育肥阉割猪却至少要有数百头，人也一样，权贵占总人口的比例至多1%，还有5%-10%的人是直接为权贵服务的，剩下那90%都是平头百姓，唯其如此，才能有足够多的资源来供养权贵以及为权贵服务的人。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城市一胎、农村二胎’，夫妻双方都是城镇户口的，除少数特例外，基本只能生一胎，若夫妻双方或一方（通常是女方）是农村户口，只要你想，却大都可以找出理由生第二胎。计划生育无疑是正确的（具体做法当然有调整的余地和需要），几乎能称得上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施行的最有历史使命感的政策，但‘城市一胎、农村二胎’在很大程度上也巩固并加强了社会的‘金字塔型’结构。如今的中国，城市人口出生率明显低于农村，大中城市人口出生率明显低于中小城镇，过去，中国的人口剩余是绝对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而现在的人口剩余是相对的，虽然总量得到了控制，但相对于‘上等人’，依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下等人’可以供其役使。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各得其所，‘上等人’讲究生活质量，没有条件就不多生育，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下等人’却只管生、不管养，据报道，在重庆有一对谭姓夫妇，十年间生下五男二女，一家九口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依然其乐融融，对于这路人来讲，既然连乞讨都不怕，能一辈子给别人当牛作马简直可以算是恩典了。
还真被陈恩铭说着了，就在梅子迟领导的罢工开始后的第三天，事件便奇妙地平息了。

耿于天

那天上午，正在郊县某度假区散心的侯庆宗忽然接到陈恩铭打来的电话：‘侯总啊，别玩了，赶快到工地来一趟吧… ’这是一个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新号码，眼不见为净，自从罢工开始，侯庆宗常用的那几个电话号码便一直没有开机。
听陈恩铭这么说，侯庆宗很紧张：‘怎么？又出什么事了？’
‘别问了，快来吧，来了就知道了… ’电话那头，陈恩铭的语气很平和，听不出任何喜怒哀乐。
侯庆宗提前结束休假，火速赶回‘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工地。今天，工地上格外热闹，原本只有几百名工人罢工静坐，现在目测上去却有至少上千人，侯庆宗心中一沉，不好，看来事情闹大了。
一大早，当陈恩铭刚刚来到工地的时候，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心情和现在的侯庆宗一样，也以为是事态扩大了，突然间冒出这么多人，肯定是有其它地方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可细一打听，陈恩铭自己都不禁笑了，原来，这些人是看了报纸上的消息，知道‘二七路05号地块’项目的工人举行罢工，既然原有的工人罢工了，那肯定有岗位空缺下来，现在工作这么不好找，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简而言之，他们不是来闹事的，而是来找工作的。
就这样，一度沸沸扬扬的罢工事件平息了。
见有这么多人来顶缺，侯庆宗的底气又回来了，他决定，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一个也不留，全部卷铺盖滚蛋：‘敢跟侯某人犯葛，姥姥，不给这帮穷嘎嘣儿的点儿颜色看看，他们还真不知道咱马王爷长几只眼。’
1939年12月，毛泽东和延安的其他几位同志合作撰写了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原文可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系统论述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该书第二章第四节详细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特点以及它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中第五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深情地写道：‘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突出的优点… ’那么，中国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优点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所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前半段话是完全正确且具有远见的，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确受到了举世罕见的压迫，但有压迫就一定有反抗么？这个逻辑通常来讲是对的，就像弹簧，压得越狠，反弹越强，可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在遭遇‘中国特色’后却显得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样灵光了……
虽然罢工失败了，但端木衡却更加对梅子迟另眼相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志愿兵入伍，成为巴伐利亚第16步兵团的一名传令员，战场上，希特勒展现出了疯子般的‘英勇’，而且运气不错，几度死里逃生，为此，他获得了后来成为毕生荣耀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下士。可‘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乾坤’的，到了1919年，‘同盟国’最终战败，德国被迫签订《凡尔赛和约》，《和约》规定，战后的德国只能拥有规模为10万人的常备军。希特勒只是个小小的下士，难逃‘复员转业’的命运，但上司很欣赏他的‘爱国’与‘忠诚’，在秘密警察机构中为他保留了一个职位。一战后的德国，各种政治思想及追随者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的局面很让孱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头疼，于是便成立了执行秘密侦察任务的‘特别委员会’，希特勒就是这个‘委员会’旗下的鹰犬。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奉命到某啤酒馆去对一次政党活动进行监视（德国人喜欢喝啤酒天下闻名，因此很多社交往来和集会都在啤酒馆里进行），这是个只有54名党员的小党，名曰‘德国工人党’，会议内容也很无聊，一个没什么政治才华的党首在台上进行着空洞乏味的演讲，大家都听得昏昏欲睡。后来，希特勒实在是绷不住了，竟自己走上前台开始演说，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反犹主义，从德意志民族优越性到所谓的生存空间理论，激情澎湃，口若悬河，啤酒馆内原本沉闷的气氛一下被他那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带动起来，会场内一次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会后的第三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是‘德国工人党’的党首寄给他的，邀请他‘共谋大事’、‘同襄盛举’。希特勒也从那次‘意外’演说中发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毅然决定‘下海’，‘德国工人党’经他的改组，成为臭名昭著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此为起点，整个世界渐渐被他拖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端木衡原本是来调查梅子迟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没想到，一来二去，他们竟成了朋友，很快，端木衡又把梅子迟介绍给了季若云。
一聊起来，季若云才发现原来梅子迟还曾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季若云的父亲季勤先在一场重大政治风波中没能‘站稳立场’，被开除公职，全家人搬出市委大院，租了一间半小平房勉强度日。当时，季若云家就住在离禄米仓北巷不远的地方，是一条比禄米仓北巷还小的胡同，叫‘友爱里’。
禄米仓北巷一带胡同众多，星罗棋布地像迷宫一样，胡同里又以大杂院居多，一个院子里挤住着若干户人家，通常连门牌号都没有。如此一来，邮递员送信送报便成了问题，若送到家门口，且不说没个十年八年很难彻底熟悉地形，就算真对每家每户都了如指掌，一个人要负责几十条胡同投递任务的邮递员也耗不起那时间；但若只是把报纸、邮件都一股脑放在大杂院门口的信箱内，又会隔三岔五地出现失窃问题，搞得当地邮局很是为难。
那时梅子迟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她偶然在课外读物上看到一则故事：在美国，有个叫达瑞的8岁男孩儿，吃早饭时，他父亲常常让他到院子里去取报纸（美国邮差通常只是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沿街边走一趟，将打包好的报纸、信件扔到每家的院子里）；达瑞从中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他和邻居们商量，每家人每月只要付给他1美元，他就会帮忙把报纸送到门口，这样一来，想边吃早饭、边看报纸的人就不用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走到室外，每月1美元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成年人来说不值一提，于是邻居们大都同意了这笔交易；后来，达瑞还‘发明’了很多类似的赚钱小窍门，到17岁时，他已经是个千万富翁了……
梅子迟很受启发，她主动找到当地邮局，将禄米仓北巷附近那几条胡同清晨送报的‘生意’揽了过来，邮递员不需逐家投递，只要把报纸统一送到她家，再由她提着报篮、分发到每家每户手上。梅子迟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很小时就是左近地区的‘孩子王’，每个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各自姓什么叫什么，没人比她更熟悉。邮局正为此事发愁，求贤若渴，梅子迟只是个孩子，在报酬方面要求很低，她没有像美国那个叫达瑞的小男孩一样有成为千万富翁的野心，够每天喝瓶汽水就行。如此，两下里一拍即合，整个小学时代，梅子迟一直负责禄米仓一带早间的投递工作，这也是她之所以至今都能在街坊邻居间一呼百应的原因之一。
搬到‘友爱里’的季勤先虽然已经离开官场，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依然像过去那样关心政治，订阅了三、四份报纸、杂志，虽然没有了‘在其位’时的信息来源，但季勤先仅凭报纸上的新闻稿，照旧可以把握政坛的脉搏，季若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在父亲那里耳濡目染来的。传统上，报纸可分为‘日报’、‘晚报’两大类，‘日报’凌晨印刷、清早上市，以政经新闻为主，‘晚报’下午印刷、傍晚上市，以生活资讯为主，季勤先订的基本都是‘日报’，由梅子迟每天清晨送到家里。
那一天，梅子迟像往日一样提着报篮敲响季勤先家的大门，通常，习惯早起的季勤先很快就会来开门，可那天，任凭梅子迟怎样将房门敲到吱吱晃动，屋里就是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放到平时，若遇到这种情况，梅子迟就会把报纸塞到门下离开，可唯独那次，她心中无端地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有些人相信‘第六感官’，有些人不信，但无论怎样，人类具有某种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感知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科学家们也做过很多相关实验，有兴趣的话，您也可以试试，比方说，某人熟睡之时，你悄无声息地走到他床前，不用说话，也不用触碰，伸出右手食指，直直地指着他的脸，说起来也真挺神的，大多数人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醒！
所幸，梅子迟是个‘第六感官’很灵敏的人，季若云一家煤气中毒的那个早晨，她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门是从里面锁上的，证明屋内有人，可砸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于是，她找来邻居，最终撬开了房门，季勤先夫妇已经没了呼吸，但已到鬼门关前的季若云却因此捡回了一条性命。
正因为有了这层渊源，自打季若云和梅子迟认识的那天起，两人就毫不生分，聊了几次，发现还很投缘。从那以后，季若云没事的时候多了一项工作——陪梅子迟出车。
由于端木衡的缘故，梅子迟和她的手下没有在‘打黑运动’中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她的工作却着实有几分‘黑’，因为她是名开‘黑车’的‘的姐’。

耿于天

在平津，个人不能向交管、工商部门申请出租车营运资格，所有‘牌照’都掌握在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租车公司手中。说起来，开出租公司可是绝对的暴利，稍微算一笔账便会得知：每辆车每月至少四千元‘份儿’钱，车辆维修、保养、油费、税费都由司机自理；而且现在出租车公司里的车大都是‘双班制’，两个人一辆车，十二小时‘对班’，一人开白班，一人开夜班，这样一来，每辆车每月就是加倍的‘份儿’钱——八千元，一年就是将近十万；现在一辆车的成本也就10万左右，换句话说，只需一年，出租车公司的成本就回来了，出租车一般是八年报废，剩下那七年的‘份儿’钱，基本全是公司的纯利。
在中国，老百姓干什么都得先争得政府的许可，未得许可擅自行事就是违法，轻者受罚，重者坐牢，说得好听叫父爱主义，说得不好听就是把老百姓当小孩、当宠物养着。其实，不管得这么死天也塌不下来，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感于时下审批项目太多，就曾发出过疑问：什么事情都要政府管，让老百姓自己管就不放心，好像只有政府管才公正公平，老百姓自己就管不好……
很多人可能以为，凡事有‘黑车’出没的地方，一定伴随着混乱、无序，‘黑车’司机似乎都是骗子，上了他们的车就等于上了贼船。可实际情况有时并非如此，梅子迟‘趴活儿’的‘车口儿’主要是齐化区的几个地铁站，至少在这里，‘黑车’就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有条不紊地排成一条长龙，没人加塞，也没人为了争夺客人而打架，即使有纠纷，只要梅子迟出面、或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季若云开始时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梅子迟出车要带上自己，车上只有那几个位子，多带上一个人，不就少挣一份儿钱么？后来，梅子迟告诉季若云，他其实是自己的‘护身符’，这里开‘黑车’的司机经常都会带上个熟人，因为每当有交警来突击检查时，判断‘黑车’的标准往往是看车上的乘客跟司机认不认识，如果认识，即使有金钱交易，也可以认定为‘搭车’或‘拼车’性质（同事、邻居之间‘拼车’也是要分摊费用的），如果车上的人谁跟司机都互不认识，那就对不起了，肯定是‘黑车’无疑。季若云听说后不禁笑了，他觉得这有点儿像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警方‘扫黄’时，同样先要问嫖客和妓女互相认识与否，如果人家本就是熟人，即使被捉奸在床，也只能算‘通奸’，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一男一女‘通奸’虽然不合法，但也没有处罚标准，当然，要是人多的话就另说了，那叫‘聚众淫乱’，认不认识无所谓，都得蹲班房。
季若云很享受跟梅子迟一起出车的过程，尤其是‘排队’时，季若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梅子迟站在夕阳中，落日最灿烂的余晖撒在她那张棱角分明却又不失俏皮的脸上，让季若云有种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很早就失去家庭的他来说，已经久违了。
有的时候，为了在排队等活儿时省点儿油，梅子迟不会将车发动，只是把手刹松开，自己在外面慢慢推着车一步步向前挪动。每逢这时，季若云便要下车帮她一起推，即使不能帮忙，能减轻点儿重量也好，可梅子迟顾及他的腿，只要季若云一上车，就不再让他随意乱动，有时干脆改到副驾驶一侧推车，让季若云想下车也下不来。
梅子迟曾问季若云，为什么现在油价这么高，石化公司还总说炼油赔钱，季若云告诉她，那是‘内部交易’的结果。以‘三桶油’中的‘中石油’为例，2011年度，‘中石油’自采原油1亿2000万吨，加工原油1亿3300万吨，相对于‘中石化’，‘中石油’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并不高，每年只有1300万吨的缺口。按道理来讲，‘中石油’应该将全部自采原油都进行炼制加工，再外购少部分弥补缺口，可事实上，‘中石油’自采的1亿2000万吨原油中有6200万吨都用来外销，内部使用仅5800万吨，再外购7500万吨补缺。自己明明有油，为什么要卖掉再买别国的原油呢？道理很简单——为了转移利润！‘中石油’将利润转移至上游探采领域，造成炼油业务亏损的假象，然后据此向国家索要巨额补贴并作为成品油涨价的借口。根据‘中石油’财务报表中的数据，2011年度，该公司原油探采版块实现利润2219亿元，而炼油化工版块则亏损531亿元，申请补贴约300亿元，‘中石油’采油的平均成本大约为43美元一桶，2011年度国际原油价格均值为104美元一桶，销售毛利率高达近60%，这就是它2219亿探采利润的由来，而通过外购国际市场原油，‘中石油’炼油化工版块成本始终居高不下，531亿的亏损就这样产生了。其实，如果‘中石油’直接将自采原油用于成品油加工，其炼油版块完全可以实现近700亿元的利润，而上游探采版块收益则相应减少，不过，这样一来，那300亿的补贴就没有了，成品油也没了涨价的理由（同时也没法再骂美国垄断世界石油市场了）。
季若云发现，除‘黑车’外，一部分有正规牌照的出租车也会来梅子迟‘治理’的那几个地铁口‘趴活儿’，他们大都是‘慕名而来’，知道这里秩序井然，才敢过来分一杯羹，要知道，普通出租车司机通常是不敢跟‘黑车’抢买卖的。也正因如此，即使是交警，一般也不会来梅子迟‘管辖’的几个‘车口儿’找麻烦，既然相安无事，人家也乐得清净。
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野猪的表皮是黑色的，而家猪却以白色居多。其实，猪色从黑到白是一个趋势，过去的家猪也是以黑色为多，在中国，猪曾被称作‘黑面郎’或‘黑爷’，唐藏书家冯贽《云台杂记·蛙台》引《承平旧纂》曰‘黑面郎，谓猪也’，回民至今都用‘黑’字来代替‘猪’字。
猪的肤色之所以会由黑变白，归根到底是生活环境的改变造成的。野猪以山林为家，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整天日晒雨淋，又没有‘真对得起咱这张脸’的大宝SOD蜜，只能自求多福。让表皮呈现出黑色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防晒方法，日光中的很多射线都是有害的，而皮肤中的黑色素则可以吸收这些有害射线（跟黑色衣服吸热的原理是一样的）、防止它们侵入深层体内，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种皮肤较黑，也是这个原因（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在拼命‘美白’，可皮肤过白不是什么好事，西方人认为古铜色或小麦色的肌肤显得健康，既是种审美心理，其实也很符合生理规律）。后来，野猪被人类驯养，驯化‘domesticate’的词根‘dom’来自古拉丁语，意为‘圆形屋顶’，很明显，猪圈都是有顶棚的，有了顶棚，猪便不用再受日晒之苦，可就没了防晒的必要，久而久之，原本黝黑的皮肤开始变得越来越白皙。
老子曾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这句话历来被作为道家消极哲学的代表，明明已经通晓是非，却故意要装成愚钝。其实，‘知白守黑’完全可以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类需要‘白’，‘白’意味着文明、意味着进步，但在‘白’之外，我们要必须保有‘黑’，‘黑’是自由，更是尊严……

耿于天

十二、激素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同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汉唐，相对安定的两宋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富足的时代，但您或许不知道，有宋三百年间，猪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同时达到了制高点。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宫廷‘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只）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这个说法可以被宋宫御膳房账册中的记载引证，据相关资料，真宋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神宗年间，一年中支用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猪肉却只有区区‘四千一百三十一’，且大部分是用于祭祀，只看不吃。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甚至连养猪都不大被允许了，周密《癸辛杂识》中曾说：‘癸己十二月内，村落后间忽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售之……’
不仅不吃，猪在宋代甚至具有了宗教意义。史学家、‘猪文化’学者黄守愚先生考证，宋人存在‘猪神信仰’，陈师道《后山谈丛》中云：‘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猪被请上神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着’了。
时至今日，猪在中国文化中依然是富贵福禄的代名词，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也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近几个月来，平津市的猪肉价格节节攀升，从六、七块钱一斤一路涨到创纪录的十二、三块钱，几乎翻了一倍，养殖户们自然笑逐言开。
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种‘藻香型’的‘贵族’猪肉，最值钱的‘臀尖’、‘上脑’、‘梅头’等部位居然能卖到四百多元一斤，厂商宣称肉中‘含DHA、低胆固醇、无药物残留、重金属含量微乎其微’。这种‘藻香型’猪产自海南某县，据说是每天‘在《费加罗婚礼》的乐曲中醒来，先吃点儿螺旋藻配茉莉花瓣早餐，然后去飘满清香的果林中散散步、到‘猪会馆’里健健身，累了就回到空调房里吸负离子氧…… ’当然，这种‘贵族’猪肉盯准的是所谓‘高端人群’，简单说就是有钱或有权的，且以后者居多。事实证明，消费‘藻香型’猪肉的顾客大都持有厂家预售的‘礼券’、而不是直接用现金购买，显然，没有人会先买‘礼券’、再拿‘礼券’来换猪肉，那就真成‘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了，‘礼券’是肯定是别人送的，谁送的呢？不说您也明白。
‘贵族’猪肉是给‘贵族’们吃的，这些人不在乎钱，肉价高点儿低点儿无大所谓，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就完全不同了，民以食为天，挣多少钱不重要，关键是这些钱能买多少东西。过去虽然挣得少，但物价也低，并未亏待了口腹之欲，可现在，一张百元大钞买来的肉可能还不够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大家普遍感觉到‘日子不如以前了’，说起此事，平津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清末文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记载有一则‘皇帝与鸡蛋’的故事：据传说，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很喜欢吃鸡蛋，每天要吃四个（看起来皇帝的生活也不怎么样），当时，一个鸡蛋的市价不过是三文钱左右，可在内务府报给光绪的账目中，他每天吃的那四个鸡蛋却要总计花费三十四两白银（这个故事有相当的可信度，根据后来解密的账册资料，晚清时代，皇帝每年光吃鸡蛋一项就要花费一万两白银左右，一万两白银至少可以买三百多万个鸡蛋，合每天一万个，皇帝就算吃到会打鸣也吃不了这么多），光绪是个很懂得节俭的人，有一次，他向师傅翁同龢感叹：‘鸡蛋真好吃，就是太贵了，师傅您平时吃得起么？’翁同龢能成为一代帝师，其聪明程度可想而知，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内务府和御膳房在捣鬼、中饱私囊，他也知道这些人自己惹不起，只好敷衍光绪说：‘回皇上，老臣家中只有在举行祭祀祖先大典时，才能拿一个鸡蛋放在供桌上摆摆样子，平时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
还好，平津的官员们不是曾经的光绪皇帝，得知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已经关系到民心士气，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还曾经专门召开联合办公会讨论应对措施。
近二十年来，平津市一共经历了三任市长。头一任市长姓彭，彭市长是个老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干，执政时期唯一的亮点就是实行了‘作五休二’的工作制度。彭市长在任时，平津市曾流传过一则著名的政治笑话：
一伙儿老百姓举行抗议游行，为首的两个人一个高喊‘打倒闵XX（时任平津市市委书记）’，另一个喊‘彭XX（彭市长）傻B’。后来两人都被逮起来了，法庭宣判：喊‘打倒闵XX’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喊‘彭XX傻B’的死刑立即执行。后边那位肯定不服啊，说：‘凭什么啊，我们俩是因为用一件事情进来的，为什么他只判四年，我上来就是死刑，还立即执行，连上诉的机会都不给？’法官苦笑着说：‘小伙子，反正你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妨跟你说实话了吧，你们俩虽说是一起进来的，但犯的事儿性质不一样，他说打倒‘闵XX’，这属于反革命，最多判四年，你说‘彭XX傻B’，这叫在公共场所泄露国家机密，逮着就毙！’
彭市长卸任后，换了个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姬市长，平津百姓戏称：走了个傻子，来了个疯子。
朱市长上任伊始曾信誓旦旦：‘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刀山火海，我都会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还说已经为反腐反贪准备好了一百口棺材，不是装贪官，就是装自己。结果谁也没装，反倒是这位姬市长的儿子、女儿几年后都成了高官。
姬市长光荣退休后，平津市迎来了现任的包市长。包市长喜欢文学，遇事爱引经据典：谈到工作决心时说‘苟利国家生以死，怎因福祸避趋之’，谈到统一战线时说‘泰山不拒细壤，故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就其深’，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谈到改革阻力时说‘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遇到困难时说‘莫道今朝春将尽，来年春色倍还人’，被误会时说‘人或加讪，我心无疵’……
包市长除了平时讲话喜欢旁征博引，偶尔还自己做诗，其中一首名叫《俯看大地》的诗作最为著名：‘我俯看大地，它是如此广袤、神奇，那生命的絮语，是我上下求索的动力，我俯看大地，它是如此富饶、旖旎，那奔波的足迹，是我永志难忘的心曲…… ’ 那年高考，平津市的作文题目正是包市长的《俯瞰大地》；后来，这首诗还被谱上曲，成了家喻户晓的‘红歌’。
与两位高高在上的前任不同，包市长一向以亲民形象示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袒露心扉：‘民心所忧，我之所思，民心所思，我之所行’，‘全市11个区县、159个乡镇、街道，我都去过，2782个社区、自然村，我去过2200多个’，‘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便会浮现出群众的欢笑、愁苦和期待，每当我睁开眼睛，就会开始思考该如何分享他们的欢笑、排解他们的愁苦、饯行他们的期待’，他还曾引用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话说：‘无论到什么时候，穷人永远是占大多数的，倘若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明白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道理。’
话虽然这样说，但包市长家却富可敌国，他老婆是平津最大的一家珠宝行的创始人，业内人称‘珠宝女皇’，儿子是国企老总，女婿是私营企业家，十年前就有私人飞机了。
既然走的是亲民路线，包市长自然也成为这一届班子中对猪肉价格最关心的一位，在肉价涨得最离谱的那段时间中，为平息怨言，包市长曾几次三番就此做出指示，要求必须通过‘调控’将猪肉价格‘实实在在地降下来’。可会没少开、话没少讲，肉价就是降不下来，包市长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把市发改委、商业局的主管领导都找来，撂下狠话，限肉价在两周之内回落20%，否则一定严肃查办，别怪不念多年同僚的情分。
官渡之战时，曹军与袁军长期对峙，袁绍根基深厚，兵多粮足，可曹操这边却渐渐支撑不住了，眼见军粮只够维持数日。曹操召见负责为各营分粮的仓官王垕，让他用改用小槲分粮，王垕担心士兵会因不满而哗变，曹操满应满许，说出了事自己担着。没过多久，营内果然出事，吃不饱饭的士兵们要讨个说法，王垕慌了，让曹操拿主意，曹操却反咬一口，说王垕从中作弊，将其诛杀以安抚军心。
平津市发改委、商业局的头头儿们都读过《三国演义》、知道曹操杀粮官的故事，如今，包市长已经把大话说出去了，向百姓承诺猪肉价格一定能限期降下来，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愿，市长位高权重，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儿小事下台，可自己作为主管官员就悬了，弄不好还会像王垕那样成为替死鬼。但肉价不是说降就能降的，更何况是限期降价，万般无奈，发改委、商业局的领导只能硬着头皮编瞎话，又给包市长安排了一次视察活动，希望能借此蒙混过关。
那一天，包市长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平津科技大学，先接见了校领导，又看望了几位离退休老教授，垫场结束后，真正的重头戏上演了。时值中午，包市长突然驾临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市长见同桌进餐的一位大学生正在吃红烧肉，便问他这肉多少钱一份，学生说四块钱一份，包市长端起餐盘掂了掂，分量很足，没有半斤也有四两，市长很欣慰地笑了，说只有大家吃得好自己才安心。很快，这则消息登上了《平津日报》的头条，市电台、电视台也在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中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可了不得了，从第二天开始，半个平津城的人都跑到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去买红烧肉，甚至有小贩将米饭、红烧肉外加一个素菜装成盒饭，卖给写字楼里的白领，一份十二块，坐地就是一倍的利，销路还巨好。没过一个礼拜，平津科技大学就盯不住了，那份红烧肉光原料成本就不止十块钱，短短一周之内，原本效益很好的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净赔了八万多，伙食科长引咎辞职。再这么打肿脸充胖子肯定是不行了，没办法，学校只好出面通告：食堂不对外营业，用餐时间校内以食堂为中心布置三层保安，所有肉类菜肴的销售均实施‘实名制’，每个学生每天只能凭学生证购买不超过两份……
这出闹剧搞得包市长灰头土脸，本打算将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人撤职查办，却不料，没过几天，猪肉价格竟然神奇般地降下来了。
此事的头号功臣是平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和谐办主任龚泽，他有个儿子叫龚诗扬，龚诗扬从小练习游泳，在市体校时与俞健曾是队友，俞健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是龚诗扬替他谋了个‘志愿网络协管员’的位子。龚诗扬与俞健身材相仿，都属于四肢舒展、肌肉修长的类型，练游泳很合适，但这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进了体校后，在众多百里挑一的好苗子的映衬下，两人的条件就算不得突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龚诗扬和俞健的成绩开始被其他更有天分、更刻苦的孩子超越，到后来，俞健逐步退出了专业体育的行列，‘泯然众人矣’。
可龚诗扬却不愿意就此放弃，他找到老爸龚泽，希望能利用‘官二代’的身份继续练下去。那时的龚泽在平津还只能算是个中层领导，但托关系让儿子继续待在市游泳队却也不难，可问题是，队里可以为龚诗扬保留一个雷打不动的位置，却无法让他在成绩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毕竟，竞技体育讲究的是‘费厄泼赖（公平竞争）’，泳池里可不相信‘拼爹’。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就在此时，一个对龚诗扬影响深远的人出现了。
此人名叫史蒂夫·孙，听着像个假洋鬼子，而事实上，史蒂夫·孙应该算是个真洋鬼子，他的父亲是位老国民党员，当过厅局一级的官员，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他旅居大洋彼岸，成为美籍华人，后来又有了儿子史蒂夫·孙。史蒂夫·孙年轻时也练过游泳，成绩一般，退役后去医学院混了张文凭，在某游泳俱乐部谋了个队医的差事，史蒂夫·孙的医术很平庸，却有一手‘绝活儿’，很精通药剂学，中西结合，只要吃了他给的‘大力丸’，运动员的竞技水准一定能在很短时间内产生质的飞跃，不用问，这‘灵丹妙药’肯定是兴奋剂。
凭着这手‘绝活儿’， 史蒂夫·孙很快从队医变为教练，还曾经培养出数位著名选手。可后来，这家伙终于玩火自焚了，在一次全美级别的重要比赛中，为了让偶感身体不适的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史蒂夫·孙居然选择使用兽用兴奋剂，冠军倒是拿下了，可比赛刚一结束，那位吃了‘大力丸’的运动员当场就昏了过去，索性抢救及时，否则这人命官司史蒂夫·孙算是吃上了。虽然侥幸没出大事，但史蒂夫·孙使用兴奋剂的秘密终究还是东床事发了，他本人被处以终身行业禁入，多年来得到的奖金也都被没收殆尽。
史蒂夫·孙很生气，‘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一咬牙一跺脚，他‘毅然’回到了祖国。虽然不像当年被四名美国飞行员（也有说是十一或十三个）换回的钱学森那样光 ，但史蒂夫·孙依然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反正他也没别的能耐，被顺理成章地安排到平津市游泳队执掌教鞭。来到平津后，史蒂夫·孙改了名字，叫孙拳拳，拳拳报国心之意，又更换了国籍，彻底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

耿于天

平津市游泳队的成绩原本很一般，在国内也只能属于中下游水准，可自从孙拳拳来了之后，果然是远道的和尚会念经，平津市游泳竞技水平直线上升，涌现了不少摘金夺银的好手。不说您也能猜到，狗改不了吃屎，孙拳拳成功的秘密肯定还与‘大力丸’有关，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在孙拳拳看来，兴奋剂和营养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再者，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本就是一对辨证统一的矛盾体，被查出来才叫兴奋剂，只要没被查出来，都属于‘擦边球’的范畴。
在孙拳拳麾下的众弟子中，龚泽的儿子龚诗扬应该算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主攻中长距离自由泳和混合泳，在这些项目中，技术、速度、力量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耐力过硬，别的都好办，而耐力，恰恰是兴奋剂效果最明显的领域。孙拳拳为龚诗扬成立了专门的‘营养团队’，成员都是他从各科研院所网罗来的药剂专家，专门研究那些适合龚诗扬、且不易被发觉的‘特殊营养品’。在孙拳拳的悉心调教下，龚诗扬的竞技水平飞速提升，十年间，不仅在中长距离自由泳、混合泳项目上称雄平津，还曾多次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上创出佳绩，甚至引起了国际游泳界的关注，被誉为‘平津海豚’（中国人很喜欢用‘豚’来命名动物，海豚、江豚、白鳍豚、河豚的通用拉丁语名都和‘豚’无关，但到了中国，全成了猪的‘近亲’，海豚、江豚等是因为口鼻部突出，像猪鼻子，河豚是因为遇到危险时将身体充满水和气，像只圆圆胖胖的小猪）。不过，每逢龚诗扬到其它国家参加比赛，孙拳拳都不亲自陪同前往，只是留在平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道理很简单，虽然他改了名字、换了国籍，但人还是那个人，在国内没人管他，可到了外面，终身行业禁入还是有效的。
经孙拳拳和‘营养团队’多年的升级换代，现有的反兴奋剂技术根本检测不出‘大力丸’中的违禁成分——某种十分罕见但非常有效的内源性肽类激素，龚诗扬在若干次常规或突击药检中均顺利过关。这就像电脑杀毒软件一样，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病毒，也可能是病毒种类超出了杀毒软件病毒库的存档范围。
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前，龚诗扬和‘大力丸’的秘密败露了。
龚诗扬这次出事，与‘大力丸’的技术水准无关，完全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上个月，龚诗扬到位于东北某省的D市参加一场全国规模的游泳赛事，再次取得佳绩的他很亢奋，晚上睡不着觉，决定到风化场所去消费一下。东北小姐的大名尽人皆知，全国各地红灯区的从业人员，相当部分是东北贡献的，‘贸易顺差’尚且这么大，本土的风化场所自然更名不虚传。龚诗扬平日里少有‘放松’的机会，此次‘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要充分把握。那个晚上，他和三位东北妹子一连折腾了四、五个小时，那几位都是既有本钱又有技术的实力派，到凌晨两点多时，龚诗扬就有点儿吃不消了，渐渐招架不住的他忽然想起了孙拳拳给的‘大力丸’，既然比赛时能用，干这个估计也能‘触类旁通’。您还别说，‘大力丸’确实管用，在激素的作用下，龚诗扬如虎添翼，又将对手们杀了个人仰马翻。
通常来讲，每次比赛前，龚诗扬最多也就吃一到两枚‘大力丸’，可这回，意犹未尽的他却接二连三吞了将近十颗，‘是药三分毒’，任何药品在实验阶段都要进行‘极限剂量’测试，倘若超过了这个剂量，就算是感冒软胶囊，也一样能吃出事来，更何况是‘大力丸’呢。刚开始时还行，吃了‘大力丸’的龚诗扬龙马精神、意气风发，可后来，随着药量的增多，他先是满嘴胡言乱语，进而神智恍惚，到最后，一边浑身抽搐，一边发出阵阵鬼哭狼嚎。见状，三位小姐中的两个都被吓跑了，剩下那个也不知是有职业道德，还是良心发现，亦或是贼不走空（龚诗扬还没给人家结账呢），非但没跑，还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龚诗扬已经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派出所睡到天光大亮，体力渐渐恢复，所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初步检查，倒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些心肺功能透支，按常规，罚点儿款，教育教育，就可以放走了。
但那个经办此事的民警却不打算就这么轻易地饶过龚诗扬，他是个体育迷，一眼就认出龚诗扬是刚刚参加完比赛的运动员。这些年，平津市游泳成绩的快速提高引来了很多在此项目上有传统优势的省市的不满和猜疑，此次比赛中作为东道的D市也在其中。这个民警历来就看龚诗扬不顺眼，见落到自己手中，就想好好为难一下他，再加上听那个报警的小姐说龚诗扬曾服用某种神秘药丸（搜查时没找到，已经被吃光了），便感觉这里面可能有蹊跷。龚诗扬醒来后，民警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盘问，只会游泳的他本就是个绣花枕头，哪见过这阵势，没过多久，就顶不住民警的‘政策攻心’了，加之‘大力丸’的效力并没有完全褪去，神志多少还有点儿恍惚，于是，从嫖娼说到比赛，再到孙拳拳和‘大力丸’，把这些年来的事情交代了个干干净净。
这下问题可就严重了，民警通知了D市体育局，体育局高度重视，联合了不少兄弟省市，将此事汇总成一个书面材料，报给上级体育主管部门，联名的各体育局、运动队群情激愤，他们在游泳、尤其是中长距离自由泳和混合泳项目上被平津压了好几年，总感觉这里面有问题，如今真的抓了包，当然不能善罢，大家要求务必严肃处理此事，否则绝不甘休。消息传到平津，不光市游泳队和体育局，连龚泽都慌了：往小里说，龚诗扬一世英名就此报销，其实他原本也快到了该退役的年龄，龚泽已经安排妥当，先到市体育局做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之后逐渐找机会往上一步步爬，现在看起来这些计划可能都要泡汤；往大里说，龚诗扬是自己的儿子，他出了事，龚泽的仕途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现在的龚诗扬，就像陷进了流沙或沼泽中一样，眼看着缓缓下沉，越挣扎沉得越快，龚泽若不出手相救，儿子的前途就完了，若出手，搞不好自己也要搭进去。
然而，令龚泽没有想到的是，孙拳拳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却一点儿也不慌张，反倒很有种‘佛塔在掌镇心魔，心清性善自吉祥，任凭惊涛骇浪起，我自稳坐钓鱼船’般的大将风度。‘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孙拳拳虽然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但回到平津这十年，早就使他彻底入乡随俗，到底是龙的传人，虽然中文还说得不太利索，但他却已经对在国内处理问题、应对危机的手段了如指掌。孙拳拳告诉龚泽，在国外，只要运动员使用了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品或成分，甭管你是自觉自愿的，还是无意、歪打正着甚至是被胁迫的，都一样要接受严厉处罚，根据国际奥委员颁布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须对其服食的所有药品、食品负完全责任。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有‘故意’和‘误服’之分，孙拳拳已经通过私下渠道了解过了，倘若龚诗扬可以证明自己是‘误服’兴奋剂，最多也就是禁赛两年，反正他也该退役了，禁不禁赛区别不大。但如果是‘故意’使用兴奋剂，那可就糟糕了，禁赛期至少四年，且近些年取得的各种成绩、奖项也将被悉数取消。这对于龚诗扬显然是致命的，他退役后之所以可以到市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当副主任，除了龚泽的因素外，曾经取得的嘉绩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本，禁赛、罚款都不要紧，关键是成绩不能取消，否则这些年就全白忙活了。
龚泽是老江湖了，一点就透，想证明儿子龚诗扬是‘误服’兴奋剂，乍看上去很难，可细一盘算，倒也并非不可能。龚泽联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上个月，《平津时报》的一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记者写了篇关于某不法养猪场给猪食用生长激素的文章，近来肉价飞涨，故而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想‘大干快上’。那家被涉及的猪场规模不小，老板也挺神通广大，在文章正式见报前就得到了消息，本想找那个记者‘私了’，可小伙子挺有社会责任感，拒绝了。猪场老板几经辗转，找到龚泽的小舅子强民，在强民的软磨硬泡下，龚泽给《平津时报》的主编打了电话，把稿子压了下来，没发表。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倒可以利用一下。
那家猪场使用的是一种名曰‘富得快’的复合型精饲料，该饲料是由本市平沽县的某乡镇企业生产的，该企业规模一般，除饲料外，还生产一些畜禽药物，产能也就是每年几万吨，基本都供应给平津本地的养殖场。正常状态下，生猪出栏时间应在180日龄、也就是6个也左右，但是，若采用‘富得快’精饲料，将一头刚断奶的小猪崽养到100公斤最多只需4个月。育肥阶段，猪上1斤肉通常得吃6斤左右饲料，而食用‘富得快’的猪却只需要2到3斤料。吃完‘富得快’，猪很爱喝水，且不喜活动，每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到出栏前，几乎什么时候看它、什么时候它都在睡觉，连食物的诱惑都无法将其唤醒，喂食时要先人为地把它们打醒，这种猪长到100公斤时必须卖掉，否则就站不起来了。

耿于天

‘富得快’复合型精饲料分为两种，‘一期富得快’和‘二期富得快’：‘一期富得快’在育肥阶段使用，其中除了激素外，还含有大量安眠药和氮肥；到临出栏前，就该换成‘二期富得快’，为了让猪的卖相好看，‘二期富得快’中还添加有含砷药剂，猪吃了以后，体表会出现轻微中毒症状，但冷眼看上去，的确是皮红毛亮，煞是喜人。
龚泽将有关‘富得快’饲料的资料找来仔细研究了一番，又召集药剂学、生物学、运动医学等领域的专家们开了次研讨会，请众人写了些声讨‘富得快’以及为龚诗扬鸣冤的文章。准备就绪后，龚泽开动宣传机器，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白保卫战’，目的很简单，就是将龚诗扬服用兴奋剂与‘富得快’饲料联系在一起，让龚诗扬从‘故意’变成‘误服’，‘富得快’中含有激素，猪吃了‘富得快’，体内便残存有违禁成分，龚诗扬又吃了猪，那些物质便‘阴差阳错’地转移到他的身体中。
可事实上，平津市体育局下属的各专业运动队一直都很重视队员的饮食安全，从几年前‘瘦肉精’事件暴发后，局里便开始采购境外猪肉，因此，龚诗扬吃的猪肉都是从俄罗斯空运来的，就算‘富得快’会‘污人清白’，也绝对吃不到他嘴里。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掩盖过去。
1948年，由于内战和天灾，中国遭受了普遍的粮食危机，很多人饥馁而死，国统区的情况尤其严重。为扶持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当局，美国政府运来了大量面粉、大米、猪肉、副食和营养品，有的按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有的干脆直接以救济粮的名义免费发放。当时，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生活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多年来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极其虚弱，体重不足80斤，但他依旧不忘民族气节，拒绝美国人‘收买灵魂的施舍’，拒绝领取救济面粉，导致病情加重，不久后逝世，年仅50岁。
既然朱自清能做到，龚诗扬自然也可以做到，至少从逻辑上来讲是这样的。孙拳拳出面为他‘作证’，证明龚诗扬始终抵制洋货、坚持吃中国猪肉，即便在队里吃不到，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悄悄地吃，吃来吃去的结果，就是‘误服’了兴奋剂。既然龚诗扬这么赤胆忠心，上级主管部门便不好苛责，尽管疑点重重，但也只是对他本人和教练孙拳拳处以禁赛两年的惩罚。龚诗扬随即宣布退役，先在孙拳拳的陪同下到欧洲玩了几个月，风头过后回到平津，顺利成为市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最年轻的副主任，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龚诗扬面临的危机就这么被‘巧妙’地化解了，但事情并不算完，由于‘富得快’饲料中含有违禁激素的消息被大肆炒作，导致平津百姓对猪肉的信心大打折扣，虽然‘富得快’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但恐慌就已经足够了，消费者为稳妥起见，纷纷选择替代品，猪肉的需求锐减。没了需求支撑，本已高得不可理喻的猪肉价格顿时失去了支撑，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短短两周之内，肉价高台跳水，一路下跌超过30%，曾经让市领导寝食难安的猪肉价格风波，就以这样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归于平静。
无论是龚诗扬，还是那些食用过‘富得快’饲料的猪，现在都不再吃激素，然而，有形的激素虽然已经消失，但那些无形的激素却仍旧在大行其道……
截止去年底，平津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2905亿元人民币，合约460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平津倘若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可以排到全球第75位左右，比塞尔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波黑、冰岛、马其顿等欧洲国家还要高，真真地‘富可敌国’。当然，要是计算人均数值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不过，这个数字多多少少是有些水分的。
从1985年开始，中央与地方分两个层面核算GDP数值，从那时起，地方数据就始终高于中央数据，这个‘剪刀差’且有越变越大的趋势：2008年各省GDP统计数据之和高出全国2.68万亿元，2009年各省GDP数据之和高出全国3.2万亿元，2010年各省GDP之和高出全国3.5万亿元，到了2011年，各省GDP之和竟高出全国4.6万亿元之巨。
这当中的玄机大概谁就能猜出几分，地方领导班子为求政绩，难免要对本地区的经济数据‘上下其手’，掺进点儿水分是难免的，以至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多次派工作组到某些‘可疑’地区展开调查，以免粉饰过的数据误导中央决策层。
平津也不会例外，彭市长执政期间，平津市GDP总量从450亿增长到830亿，平均年增速12.2%，这是市里自己发布的数据，国家统计局那边的数字比这要低60亿左右。彭市长光荣退休后，姬市长接过了接力棒，这时平津市实际经济总量应该在770亿上下，可既然账上写的是830亿，这一届领导班子就得在这个基数上‘继续努力’，让数据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那样做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拨乱反正’、承认过去的数据有问题，要么用后来的增长弥补这个‘窟窿’，前者会得罪老领导及相关利益集团，后者等于是在牺牲自己的政绩来替别人‘擦屁股’，圆滑的政治家们绝不会这么傻，于是乎，这个谎就得继续撒下去，且越撒越大。姬市长在任的5年中，平津市GDP总量从830亿变成1370亿，年均增速近12.8%，此时，市里公布的数字和国家统计局那边相比已经多出了105亿。包市长继任后，也只能如法炮制，以掺了105亿水的1370亿为基础，8年当中，经济平均年增速13.1%，最终达到创纪录的2905亿。
然而，即使是这掺了水的数据，想长期维持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自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平津市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外部看，金融危机余威尚存，美国、欧洲、日本的日子都不好过，外部需求乏力，出口增长受阻；从内部看，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多数普通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钱，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又迟迟难有作为，老百姓就算有钱也不敢花，刺激内需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4-5%的的经济增速已属难得，就算再低些，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GDP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是靠高增长在维持，一旦经济陷于停滞，积累良久的社会矛盾必将总爆发，这个后果谁也不敢设想。
运动员成绩上不去时可以使用激素，经济不振时同样也可以使用‘激素’，而这个‘激素’，就是政府投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GDP中投资项目的贡献比例大约在25%到30%之间，而现在，这个数据已经高达50%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中国现今的GDP有一半是靠投资‘堆’上去了，在国际上，投资拉动GDP的平均贡献比例一直维持在20%到25%，即便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中低收入国家，该数值通常也不会超过30%。
不过，就像龚诗扬在东北嫖娼时‘大力丸’吃多了会犯病一样，政府投资这个‘激素’也并非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伴随着投资对GDP的贡献比例大幅攀升，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却在节节下滑，15年前，政府每拿出1元钱用于投资，便可以拉动8元钱左右的GDP增长，可现在，砸进去同样多的钱，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只有过去了四分之一。
和吸毒的原理类似，边际效用递减无法避免，因而，为达到同样的效果，就需要不断加大用药剂量。过去，平津市也曾多次采取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投资规模从几十亿到数百亿不等，可这次，却一出手就是一千个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史无前例的‘千亿投资计划’的确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耿于天

十三、生死

转眼之间，又是新的一年。
中国人有个习惯，在每年阴历的正月不剃头，因为怕‘死舅舅’。这件事还得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说起，当时，清廷为实现所谓‘削平四夷、定鼎中原’的治国理想，决定推行一种奇怪的发式（其实满族人自己原本也不留这种发型，而是入关以后新‘发明’的）：将头发从前部到脑顶尽皆剃去，再将四周发际悉数刮净，只留下中间一块，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还给这个新发型起了个在今天听来并不怎么体面的名字——‘金钱鼠尾’。汉人当然不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说剃就剃，那不是‘不孝’么，可满人更狠，剃也得剃，不剃我帮你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要脑袋还是要头发，你自己选。看看，谁说满洲铁骑野蛮，人家这不是挺讲民主的嘛。
每当西方的‘一小撮’人拿所谓的‘人权问题’来对中国横加指责时，咱们的发言人总会回应说：‘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这话说的多有水平，再闹‘人权’，就让你连生存权都没有！怎么样，和当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几分神似吧。
清初的汉人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脑袋比较重要（事关生存权），可就这么让人把头发剃了多少觉得有点儿没面子，于是便灵机一动，跟满人说：‘剃头可以，但正月里不行’
‘为什么？’
‘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死舅舅？有科学依据么？’
‘不知道，反正都这么说。’
满大人还是很讲道理的，从善如流，不就是正月嘛，不剃就不剃吧，反正还有另外十一个月呢。其实，汉人心中另有一番‘小九九’，所谓‘死舅舅’，据说是‘思旧’的谐音，寄寓着‘思念旧明王朝’之意，这便是鲁迅先生所总结的‘精神胜利法’之经典战例。
过了正月，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中国人的头发已经攒得差不多，于是，大大小小的理发馆、发廊、洗头房开始忙碌起来。
在中国人忙着理发的时候，九洲养猪场的猪也该剃头了，具体来说，就是拔猪鬃。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部中脊生长着的那些长度超过5厘米的刚毛，可别小看了这些不起眼的家伙，市场上一公斤猪鬃大约能卖到100元左右，而且绝不愁销路。目前，世界猪鬃的总需求量每年至少要有65万标准箱，可总产量仅为25万标准箱，缺口很大。
猪鬃刚韧且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受冷热温度变化影响很小，这些独特的理化特性使其成为重要的工业和军事物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沿海港口相继失守，随着日军针对滇缅、滇越公路展开代号为‘断’的作战行动，对外陆路交通也基本陷入停滞，中国大陆的猪鬃运不出去，导致国际市场价格暴涨（全球90%以上的猪鬃供给来自中国）。为应对这一局势，美国政府通过驻华使馆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出口猪鬃优先供应美国（中国的抗战物资大都是美国无偿提供的，这点儿要求不算什么），可在当时，苏联、英国也急需大批猪鬃，于是，三国专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商讨中国出口猪鬃的分配问题，美国政府还颁布了‘M51号战时猪鬃特别法令’，规定3英寸以上长鬃全部供给军需，民间使用的毛刷中猪鬃含量不得超过55%，且生产企业需向有关部门申请特殊执照。
动物和懂得穿衣的人类不同，它们完全靠皮毛来保暖，而皮毛，是可以随着季节更迭变化的。家里有猫狗等宠物的人都知道，春、夏两季气候温热，是动物掉毛的时候，到了秋季，新毛逐渐开始生长，为过冬做准备，这便是成语‘明察秋毫’（连秋天刚刚长出的细毛都能发现，比喻富于洞察力）的来历。正因动物皮毛的这种周期性规律，春季便成为拔猪鬃的最好时节，此时的猪鬃最长、最粗、最硬，若不及时拔取，到了炎炎夏日，它们自己就会脱落。
不过，与拔猪鬃相比，这个春天，九洲养猪场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经过去年的尝试配种，现在，母猪大规模临盆的时候到了，按照人类社会中的说法，这应该叫作‘生育高峰’。
按照常规，母猪在临分娩前的几天，会主动叼衔青草、嫩叶等柔软物体来铺垫猪床絮窝，而在养猪场里，由于猪舍地表是水泥砌成的，且无草可衔，母猪便会不停地蹬抓地表，直到饲养员为它们准备好‘产床’，母猪才会放下心来。
即将临盆时，母猪显得既紧张又不安，一边磨牙、一边摇尾，鼻子拱地，排尿也比平时频繁，一会儿站起身来活动几下，一会儿又回到原地趴下，翻过来掉过去，换了若干次姿势，总嫌不满意，它要摸索最舒服的体位，好让猪宝宝顺利地来到世间。
在人听来，母猪的叫声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用喉部轻轻哼出的‘嗯嗯’声，表示亲昵或享受；第二种是遇到危险时张开嘴发出的尖利叫声；第三种则是鼻腔喉腔的混合共鸣，伴随着其它肢体语言，用来警告入侵者。与人类生育时的大喊大叫、指天骂地不同，在母猪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每头小猪将要‘破壳而出’那一瞬间，母猪会伸直脖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其余大部分时间内，它都会温柔而欣喜地‘嗯嗯’着，让人既感动、又钦佩。
通常来讲，家猪长到半岁左右就会开始发情，而野猪‘懂事’却要晚得多，雌性需到一岁半，雄性更晚，至少要等到三岁以后。此外，在生育能力方面，家猪也要比野猪强得多，野猪一胎只能生三、四只小猪，家猪却十分厉害，少说也得六、七个，一胎十四、五只都不能算新闻。这一次，九洲养猪场中共有十一头母猪临盆，总计产下一百零五只小猪崽，除四只因有‘胎里带来的不足之症’，出生后很快夭折，其余全部活了下来，十分健康可爱，令大家爱不释手。梅子迟还特意找季若云要走了两只小猪，拿回家在院子里养上一段时间又送了回来（长得太大就不妙了），端木衡本也想要一只，因怕挨萧洛君骂，只好作罢。
在自然界，越是高等动物，每胎平均产崽率越低，翻车鱼一次会排三亿只卵，但绝大多数都不能长成成体，高等动物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又有社会组织作为支持，不需要用高生育率来维持种群的存续。
人类也一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相反，越是文明、富足的社会越讲究生活质量，不会让众多孩子出来受穷，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当然，生得多，有时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始终流行着一则极为著名的传闻，说爱新觉罗·弘历本是汉人陈元龙陈阁老的儿子，被雍亲王（雍正登基前的封号）强行抱去认作自家孩子，成为后来的乾隆皇帝。针对这一说法，鲁迅先生在1934年9月发表于《中华日报》上的《中秋二愿》一文中笑道：‘这一个满族的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今后满人若再欺负汉人，那可就真是‘儿子打老子’了。
而现在，落后的民族似乎真要‘靠生殖机关革命’了。放眼世界，越是先进国家，生育率越低，欧洲、日本已经步入人口负增长，美国要不是因为有大量新增移民，情况也会差不多，在疯狂生孩子的都是南亚、非洲、拉美国家。照这个趋势，过不了一、二百年，如今的发达国家都将不复存在，仅剩的那些遗老遗少也沦为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而他们创造的灿烂文明成果将被那些除了生孩子、别的什么也不会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
就在九洲养猪场的母猪们忙着生儿育女的时候，和国永兴刚结婚半年的吕菲菲也到了临盆之期，她腹中的孩子马上就要横空出世了。
这样说绝没有贬低许万年和吕菲菲‘爱情结晶’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将自己的身世和猪扯上些关系，反倒是大富大贵之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对我们这个民族政治、文化走向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大人物’，在出生前后，都曾经和猪结缘……
战国时期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季历（周文王父亲）之妃曰太任（文王母亲），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姬昌，即文王）’，《国语·卷十·晋语四》也说：‘臣闻昔者太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也’。文王的母亲梦见和一个大块头亲热，之后就怀孕了，虽说是怀孕，但她自己却没有感觉，后来去猪圈小便，完事后回头一看，哎？怎么有个孩子？这就是后来鼎定八百年江山的周文王。先是‘大块头’，后是猪圈，你说文王是谁的孩子吧。
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武帝出生时饱满健硕、有帝王之相，也有人说父皇刘启希望借此来祝愿儿子福寿终生，但西晋葛洪在所著《汉武内传》中却持不同观点：‘（武帝）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武帝母王夫人居所），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气如雾，来蔽户牖’，景帝因为梦见一头红色的猪从天而降，故而将未出生的儿子（后来的汉武帝）命名为‘彘’。
此外，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在满语中就是‘野猪’的意思，这还不算完，努尔哈赤有个同母弟弟叫舒尔哈齐，舒尔哈齐在满语中则是‘小野猪’的意思，可见猪在满族先民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
这一次，吕菲菲生的是个整整八斤、粗壮魁梧的男孩儿，真真不枉许万年的一番苦心，总算是如愿得了儿子。
如今很多人选择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丢芝麻捡西瓜’，把未出生的女儿‘干掉’，若怀的是儿子，则皆大欢喜。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的人很奇怪国家为什么不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那样发大招、出重拳整治这股歪风邪气呢？‘宁可血流成河，绝不超生一个’、‘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出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杀鸡牵牛’…… 有这决心，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怎么到对付性别比例失调时就没招了呢？其实想想就会明白，国家不是不能管，也不是不想管，而是没必要管。如果这种‘先进经验’可以迅速普及的话，中国的人口问题用不了多久就能得到彻底解决，道理很简单，至少到现在为止，生孩子基本还是女性的专利，女人越来越少、男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下去的结果就是生育率显著降低。古脊椎动物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恐龙灭绝前一段时间，这个物种的性别比例曾经严重失调过，十只成年恐龙中变得只有一两只雌性，其它都是帮傻老爷们儿，没过多久，恐龙种群数量便开始急剧下降，直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吕菲菲这个母亲当得可真是有点儿不称职，首先，她在没有任何手术指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怕疼’，执意要求实行剖宫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数据，中国产妇剖宫产的比例高达46.5%，雄居世界第一，究其原因，跟菲菲差不多，大都是不愿忍受长时间分娩过程带来的痛苦，或是担心顺产会导致产道松弛进而影响今后的‘生活质量’。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此次选择剖宫产还真不完全是吕菲菲的意思，这里面也有许万年一份，他倒不是怕疼，或者说倒不是怕菲菲疼，而是想给孩子找个吉利的时间出生。剖宫产与顺产不同，顺产是
‘尽人事、听天命’，什么时候生由不得自己，而剖宫产却是想什么时候‘剖’就什么时候‘剖’，中国人真了不起，居然这时候都不忘要‘人定胜天’。
废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是个极其迷信的人，治国无方的他，刚当上皇帝15年，天下就大乱了。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攻入都城长安，皇宫岌岌可危，这个时候，王莽不把心思用在整军御敌上，反而依靠谶纬符命之术。眼见绿林军已近在眼前，王莽不慌不忙地来到未央宫前殿，命‘天文郎’操作星占仪器，模拟天体运行，他本人则在用精铜和五色石炼成的星阵里游走，一边还念念有词：‘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我的德行是上天赐与的，叛军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耿于天

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最好的时辰出生，许万年给焦必成放了一个月的假，四处打探，最终寻访来五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高人’们经过反复计算，认定那一日午时是求嗣良机，说什么‘煞北，冲戊申，不遇白虎，三合生旺’。后面那些话许万年听不懂，反正是好时辰就行，于是要求医生在午时动刀。可事有不顺，中午12点40左右，许万年、国永兴等人正在产房外等待着喜讯，焦必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高人’们改主意了，午时不好，‘煞北，冲壬子，六戊建刑，司命帝旺’，若此时出生，得受一辈子苦，应该等到未时，‘煞西，冲癸丑，勾陈，禄贵，六合’。许万年急了，咱可不带这么玩儿的，里面手术都开始了，现在再改也来不及啊。但见焦必成说得认真，知道此事急切，前后思量，许万年冲进手术室，当时吕菲菲已经‘开了膛’，医生从子宫中取出胎儿，正要剥去胎衣、剪断脐带，许万年一把抓住医生的手，说先别剪，只要不剪脐带，就不算出生。医生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楞是一手拿着吕菲菲的子宫、一手托着婴儿，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等了十几分钟，到了未时，才最终剪断脐带。
孩子落生后，吕菲菲不知是听谁说的，担心给孩子喂奶会使胸部变形，进而影响她完美的身材，‘毅然’拒绝母乳喂养。在怀孕期间，菲菲就因为体重日渐增加而不停地埋怨许万年，这回，虽然也知道不喝母乳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没什么好处，但也实在不好再拂拗吕菲菲，退而求其次，反正军分区大院里处于哺乳期的随军家属有的是，很多人巴不得找机会拍许万年的马屁，替孩子寻个奶妈并不困难。
其实，吕菲菲真是错了，事实上，给孩子授乳才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瞬间。
比较而言，九洲养猪场里的那些母猪就比她强得多。从第一头小猪刚刚离开母体时，母猪便立刻伸展四肢，露出肚皮下的乳头，并开始主动放奶，母猪始终保持舒展的侧卧姿势，形成热源，乳头饱满而高耸，吸引小猪前来吸吮，小猪们排成一排，四肢张开，尾巴紧卷，贪婪而甜蜜地享受着美味，母猪发出低低的哼鸣，幸福地望着自己的宝宝们……
接下来，就该给孩子起名字了。为这个，许万年可费了好一番心思，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检了各种资料，最终，选择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肥肥。
吕菲菲听后险些没气背过去，自己叫‘菲菲’，儿子叫‘肥肥’，到孙子、孙女那辈大概要叫‘匪匪’和‘狒狒’了。
但许万年却有自己的逻辑，他告诉吕璐璐，这叫‘贱名长命’。
类似做法古已有之，如男孩子叫‘狗剩儿’、女孩子叫‘鸭蛋儿’等等，据说，阎王爷那里有个‘生死簿’，每个世间之人的名字都要记录在上面（孙悟空就是因为打到阎罗殿，强迫阎王勾掉‘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才落得个‘不生不死’、‘福寿齐天’），没事的时候，阎王、判官、小鬼们就会翻看‘生死簿’，觉得哪个名字好，就派黑白无常把哪个人带到阴曹地府来，而那些名字难听的人，连阎王都不愿意见，于是反而活得长。
不过，一般来讲，‘贱命长命’都是愚夫愚妇、市井之徒的勾当，读书人通常不信这一套，斥之为陋习。比如国学大师、辛亥元老章太炎，在给自己四个女儿起名字时，费劲心机、遍阅古籍，终于选中四个怪异到极点的字，这四个字分别由四个‘乂’、四个‘又’、四个‘工’、四个‘口’构成，结构不算复杂，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念。章太炎的四个女儿系出名门，不光饱读诗书，而且温良淑娴，可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不见有人上门提亲，一打听才知道，都是被那四个字给吓住了，连名字都不认识，让人家怎么开口啊。没办法，为了不耽误女儿们的终身，章太炎只好主动召开记者会，给大家讲解那四个字的读音、意义、来历，并希望大家‘竭诚惠顾’、‘非诚勿扰’。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规律反了过来。越是没文化的人，越要给孩子起个高雅的名字，最好是用电脑字库里都没有的字，透着与众不同。反倒是那些达官显贵们，捡起了‘贱名长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倘若不信，可以去搜罗一下开国元勋和顶尖富豪们后代的名字，‘瓜瓜’、‘豆豆’、‘点点’、‘毛毛’之类必不胜枚举。想来也不奇怪，这些人的富贵是天生的，用不着靠名字来显露不凡，当然，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透射出了权贵们的某种焦虑感，他们深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具备理所当然和合法性，给孩子起个不起眼的名字，盼望好养活，也就是期待这满身的富贵能多存留一天就别少存留一天、能多延续一代就别少延续一代。
除了给儿子选了个‘好名字’，在‘肥肥’过满月那天，许万年还送上了一份寄托着自己无限希望的厚礼。这是一支20K派克金笔（金笔通常没有24K的，纯金太软，不适于书写），笔身为深邃的暗黑色，带有雾状的灰波纹，笔冠上两道精巧的银线，顶端配有火焰状拼花，极富潇洒写意。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这支笔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曾经是平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签署死刑命令书时使用的‘判官笔’，听说，当初枪毙那个‘好汉身躯为群裂’的悍匪郑某时，庭长用的就是它。吕菲菲开始很不解，拿这样一支笔给孩子做礼物，岂不是很不吉利？可许万年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这当中还很有讲究。看过古装戏的人都知道，死刑犯上法场时背后都插着一支纸叠的长标，学名叫‘招子’，招子上写着‘人犯某某某’，名字上用朱砂打着个明晃晃的红勾，红勾都是由当地父母官亲手勾上去的，这么一勾，人就算是完了。每次遇有死刑犯斩首时，父母官都会换支新毛笔，红勾画完，毛笔就势甩出去，三班衙役均左躲右闪，此时谁要是被这支笔碰到，必有血光之灾，可毛笔一落地，大家又蜂拥上去争抢，据传说，谁家孩子要是用这支笔开蒙，将来一定能状元及第。许万年就是受此启发，才托公检法系统的朋友搞到这支笔，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无灾无难到公卿’。
看看，这就叫‘含着银勺子出生’，普通人家的孩子，赶考前最多弄个猪蹄来讨口 。相传在唐代时，进士及第的举子们彼此约定，将来谁位登宰执，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红色笔墨将名字题于大雁塔之上，这便是‘朱笔题名’的由来，因‘猪’‘朱’、‘蹄’‘题’谐音，每逢谁家孩子进京求取功名，邻居们总会送红烧猪蹄来为他壮行，预祝有朝一日‘朱（猪）笔题（蹄）名’。
添丁进口，无论是许万年、吕菲菲，还是吕妈妈、‘明白人’姥姥，甚至国永兴、国维民，都一派喜气洋洋。然而，正在此时，本有机会成为吕菲菲‘孩子他爸’的俞健却遇到了大麻烦。
自从摆在‘大陆架自然延伸’上的‘大排挡’被城管队抄走后，‘未家坊’的经营状况便每况愈下，连续几个月出现账面亏损，且数额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连店面的租金都赚不回来。‘未家坊’入不敷出的原因很多，除经管无方、揽客乏术外，成本过高是最重要的拖累因素，这家餐馆规模一般，但雇的人却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多岗位完全是虚设，尤其在客流稀少的时候，没活儿可干，但工资却得照发。‘未家坊’成立初期，俞健立志要做个‘儒商’、‘开明老板’，在制定员工待遇水准时十分大方，连整天坐在门口打瞌睡的保安每人每月都能拿到2500块，大厨和各‘部门领导’就更不用说了。
给猪喂食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少喂多添’，顾名思义，不要一次性往槽里倒太多料，等猪吃光了再加。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是避免浪费，如果食槽里的料多得吃不完，猪就会把剩余的料拱出来，经过踩踏、被屎尿污染过的料猪就不爱吃了，此外，想让猪尽可能地多吃多上肉，就得让它保持适度的饥饿感，有饥饿感才有食欲，如果一次性把料给足，那猪吃饱后便会停止进食，相反，倘若采取‘少喂多添’的方法，让猪始终保持对食物的渴望，那它才会最大限度地 ‘努力加餐饭’。
人也一样，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均表明，想让人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处于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状态。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有压力才有动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之所以雄冠全球，很大程度上就是‘少喂多添’之功效。
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名著《君主论》中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御下原则——‘缓赏而速罚’，简单明了，却十分实用，历来为人所称道。对下属的奖赏不宜一次给得太多，应该慢慢来，就像喂猪时的‘少喂多添’一样，这次给一点儿，下次再给一点儿，这样才能不断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倘若一次性把能给的奖赏都给完了，以后下属再有什么功劳，便赏无可赏，没法激励，反而容易引起怨言。与之相对，如果下属犯了什么错误，该惩罚时不要手软，但罚完就完了，一切朝前看，不能像中国人搞‘政治运动’时那样没完没了，不停地‘批斗’、‘游街’、‘翻旧账’，让下属整天生活在惊恐郁闷的气氛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对西方文化充满敌意的俞健显然是没有读过《君主论》，不知道‘缓赏而速罚’的治理之术，他的错误在于一次性将‘未家坊’的工资水平定得太高，违反了‘缓赏’、‘少喂’的原则，刚开始时大伙儿挺感激他，工作热情也很高涨，但没过多久，便‘习惯成自然’，把自己得到的一切看成应当应分。而俞健，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多添’已经没有余地，而降薪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不仅‘未家坊’会立刻分崩离析，他本人在平津市‘爱国者’圈内的‘名声’也将遗臭万年，可如果维持现有的工资标准，倘若餐馆的生意不能尽快触底反弹的话，作为‘打工者天堂’的‘未家坊’恐怕是撑不了太久的。
此时，不仅俞健，作为‘执行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贺义全也很着急，对于多年来四处漂泊的他来说，能找到这么个‘安乐窝’可不容易，绝不希望‘未家坊’如此之快就完蛋。贺义全和‘副财务总监’小唐将几个月来的账簿细细翻看了一遍，感到餐馆的进货环节似乎存在一些问题（到这会儿才意识到，可见其外行），他们找来近期的食材价格走势数据，和账簿上相关的成本项目进行逐一比对，发现‘未家坊’进货时报账的价格足足比同期市价高出了三成以上，积少成多，每月的总差额竟可达近万元，很明显，是负责采买的老汪在捣鬼。
俞健听说后自然很来气，他对曾勇敢前往H国海域‘宣示主权’的老汪始终很钦佩，‘未家坊’开业后将其委以重任。大多数餐馆的采买都是蹬着小三轮进进出出，可俞健却很贴心，怕老汪累着，专门把自己的二手小面交给他使用，每天就是开着车跑趟菜市而已，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每月的工资却不比他当年‘冒险’做‘渔霸’时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老汪都没有吃里爬外的道理。

耿于天

然而，当俞健拿着铁证如山的账簿找到老汪理论时，这个老江湖却比谁都‘冤枉’，他一脸无辜：‘没有啊，这怎么可能？我老汪一向光明磊落，怎么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汪哥，我俞某对你不薄吧，你要是嫌工资少可以明着说嘛，我最恨别人骗我，毛主席说过，不要搞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会得逞的… ’
‘我真的没有，不信，咱们可以到菜市场去三方对质，看看我报的账有没有问题… ’其实，老汪说这话时比谁都心惊肉跳，要真是去找供货商对账，他便一点儿辩白的余地都没有了，但老汪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得‘置之死地而后生’。
果然，俞健真被他这手‘欲擒故纵’给唬住了：‘那… 那咱们餐馆的成本为什么总也下不来？’
‘为什么？因为其他老板的心都比你黑呗！’进入‘未家坊’后，老汪已经将俞健的脾气禀性摸得十分透彻了，他知道，对付天真的俞健，必须要使用‘道德伦理’作为武器，像他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有‘晕高’的毛病，只要被人放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立刻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什么意思？’俞健把帐簿放下，坐到老汪身边。
‘我问你，咱们店里炒菜用的油是从哪儿买的？多少钱一斤？’
‘你从菜市场买的啊，玉米胚芽油，散装的，8块钱一斤，一直是这个价。’
‘可其它餐馆的油却只要2块钱一斤，我也能花2块钱买来，甚至更便宜，你信不信？’
‘不可能，柴油也不能2块钱一斤啊，连成本都不够。’
‘嘿，你还不信，’老汪拿出一个玻璃瓶，往桌上一墩：‘就这种，2块钱一斤，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一句话，明天咱们店就换这种油，成本立刻下来。’
‘这是什么油？’俞健拿起瓶子端详着，这种油与普通食用植物油外观差异很明显，一个清凉透明，一个浑浊暗沉。
‘你闻闻看，’老汪从中倒出两滴，滴在俞健手中。
俞健合拢双掌，用力摩擦几下，一股清晰可辨的臭味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有些须矿物油的味道：‘怎么这么难闻？’他用舌尖稍稍舔起一点，口感又焦又苦，令人作呕。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沟油！’
俞健神情严峻：‘地沟油？你从哪儿弄来的？’
老汪笑：‘别紧张，现在，这东西满大街都是，就拿咱们店来说，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推销，我就料到你早晚得有此一问，所以特意买一点儿当样品。’
地沟油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地沟油专指从下水道中油腻漂浮物中制取的油，‘掏油工’从污泥浊淖中捞起一种呈现暗红色的膏状物，经过沉淀、分离、过滤、加热，生成这种‘再生油’，而广义地沟油则还包括从厨余泔水中提炼的、以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出产的和在生产油炸食品过程中反复使用过的油。经专家估算，现今，每年流向我国餐桌的地沟油总量大约在200万到300万吨之间，而中国人每年消费的动、植物油脂总量只不过225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你每吃十顿饭，就有一顿是用地沟油做的。
显然，从理论上来讲，地沟油绝对不能食用。其中的细菌、真菌等有害微生物群一旦进入人体消化道，将引起众多胃肠疾病，此外，油脂经污染后，产生酸败、氧化、分解等一系列理化反应，含有严重超标的铅、砷、黄曲霉素、苯并芘，食用后会破坏白血球及黏膜组织，引起中毒甚至致癌。
毛主席医疗保健小组的负责人李志绥晚年撰写过一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其中披露：1956年夏天，毛主席南下广东，畅游珠江，主席下水的地方位于珠江入海口附近，地处广州工业区下游，水质很差，李志绥等人担心水体污染会影响健康，主席本人却不以为然：‘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么？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
中国人一向擅长‘无限发挥’毛主席的智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三聚氰胺牛奶、漂白面粉、化肥月饼、明矾瓜子、苯甲酸泡菜、瘦肉精猪肉、敌敌畏火腿、亚硝酸钠牛肉、苏丹红鸭蛋、乙二醛纯净水、硫磺土豆、增白豆芽、激素草莓、乙烯利苹果、甲醛蜜枣、人尿虾仁、口水油火锅、连二亚硫酸纳海带、色素葡萄酒、明胶腐竹、墨水木耳、印染绿茶…… 照理说，哪样吃了也好不了，可大家依旧活得好好的。
除中国人外，猪也是具备‘百毒不侵’本领的，就拿毒蛇来说吧，大多数动物避之唯恐不及，但猪却不怕它，不光不怕，猪还爱吃蛇，越毒越好。首先，猪的表皮很厚，一般的蛇牙根本就咬不透，就算咬透了也没关系，猪皮下面是一层厚厚的脂肪组织，可以阻挡蛇毒侵入血液和内脏。此外，猪的胃部具有一种神奇的功能，每当它将还没咽气的毒蛇吞下肚，死到临头的蛇一定会拼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咬住猪胃的内壁，别担心，猪可不怵这招，非但中不了毒，而且受伤的胃壁组织会很快生出肉芽，进而形成纤维和瘢痕组织，在胃内壁的黏膜上形成一个‘疗’。别小看了这个‘疗’，‘疗’越多，猪肚的药用价值就越高，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疗’中含有大量特殊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食用可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而且对胃出血、肠胃炎、消化道溃疡有奇效。
如今，很多餐馆都在使用‘地沟油’，毕竟，地沟油在成本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普通散装植物油每斤至少要5块钱以上，可地沟油却只需区区2块。以俞健的‘未家坊’为例，一每个月少说也得用1000斤油，经过老汪手的玉米胚芽油一斤8块，是地沟油的4倍，这可就是6000块钱以上的出入，不要小看这6000块钱，若分摊到菜价里，竞争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中国人自古讲究勤俭，对价格十分敏感，一盘干炸丸子，你用正规油、卖16块，对门用地沟油、卖12块，食客肯定不进你的店，边吃对门的地沟油干炸丸子还得边骂你奸商。
为挽回不利局势，也为了还消费者一个公道，俞健决定对‘地沟油’采取措施。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向电视台举报，人人都说媒体是‘第四权力（相对与立法、司法、行政）’、‘无冕之王’，倘若能在电视上给他们暴暴光，必定事半功倍，一来能打击那些无良奸商，二来又可以缓解自己饭店的经营危局，说不定还会因此出名走红。中国观众向来喜欢看这类报道，因此相关栏目并不在少数，可俞健打了一圈电话后得到的却只有失望，各栏目组要么推三阻四、来回‘踢皮球’，要么就是草草应付一番、之后再无回音，甚至有人直接用‘吃饱了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之类的言语来羞辱俞健，只有一个栏目答应‘调查一下’，可没过几天就态度大变，告诉他‘这事挺复杂，超出我们能力范围’。
同很多人一样，俞健确实是高估了中国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了，所谓‘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那都是有前提的，没有知情权和独立性，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的功能全会变味儿。就拿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来说吧，这个曾经被标榜为‘正义’和‘良心’的‘保留节目’，已经渐渐沦为整人工具，回顾一下近年来的‘3·15晚会’便不难发现，‘中招’的大都是些著名的国际品牌，比如2010年LG、索尼、东芝、2011年锦湖轮胎、依云矿泉水、美赞臣奶粉、2012年麦当劳、家乐福…… 涉及的问题往往也只是些细枝末节，不过，这些‘犯了小人’的国际品牌倒是很具大将风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你不整人家，人家有问题也会自我反省，这些年没少听说欧洲、美国、日本的汽车企业在华‘召回’‘问题车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些修不修两可的‘瑕疵’，但这些大品牌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可您什么时候听说过国产车‘召回’的，难道咱们的车比‘德系’、‘美系’、‘日系’更‘久经考验’、一丁点儿‘设计缺陷’都没有？

耿于天

‘3·15晚会’中被暴光的‘民族工业’倒是也有，却只是一些你听都没听说过的小鱼小虾：2010年会同县一次性筷子、康福宝治疗床、2011年田婆婆洗灸堂、网秦软件、2012年澄海玩具、东顺灭火器……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肯定听都没听过，与其说是在暴光，倒不如说是在替这些厂家做免费广告。事实上，不少在‘3·15晚会’上‘亮相’的‘小微企业’确实因此‘走红’，一夜之间尽人皆知，销售额与利润直线上升，以至于出现某些企业挤破头抢着被暴光的‘奇景’：‘求你了，骂骂我吧！’对自己人只挠个痒痒、甚至‘劝百讽一’，对别人却是不问青红皂白、痛下杀手、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很多中国媒体的做派，指望他们行使监督权，真是见鬼了。
电视台靠不住，俞健只能自己想办法，他学着好莱坞大片上的招数，冒充客户，通过售卖地沟油的中间商，一路向上游察访，试图找出真正的源头。说起好莱坞大片，俞健倒是对此很有研究，和大多数人不同，他看美国电影的目的不是为欣赏，而是要‘充分了解西方社会的黑暗’。俞健做‘志愿网络协管员’时，多次以那些反映欧美国家阴暗面的影片为例子，驳斥各种‘美狗’、‘汉奸’、‘五美分党’的‘崇洋媚外’立场：‘看过《教父》、《西点揭秘》、《现代启示录》么？这就是你们崇拜的西方社会！’的确，比起好莱坞大片，中国影视剧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创作原则’，但因此就认为外国的月亮没咱们这边圆是不是就有点儿荒唐了？这不等于是在说‘坦白从宽的人比抗拒从严的人更可耻’么？俞健甚至还将一些美国电影的片段进行剪辑，当成真事儿在网上散布，不过这手确实是有些老套了，那些都是中国媒体过去在‘暴光’西方社会‘尖锐矛盾’时玩儿剩下的，当年的电视观众常常很纳闷，为什么被防暴警察打、被高压水枪喷、被催泪瓦斯熏的总是同一拨儿人，他们也不嫌累，昨天在纽约、今天在伦敦、明天在柏林、后天又跑到罗马去了，难道是格瓦拉同志的追随者、在‘输出革命’？
你还别说，好莱坞大片的确是‘扎根生活’、‘为工农兵服务’，里面的招数还挺灵，不出一个月，俞健便找到了地沟油产销链条的发源地，据几个‘一级批发商’讲，平津市市面上超过90%的地沟油均出自坐落于北郊延平县的一家名叫‘新长开’的化工厂。
‘新长开’？俞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有些耳熟，后经贺义全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自己的偶像罗青名下的那家企业么？起初俞健实在无法相信‘爱国者’罗青会干出这种事情，可现实是残酷的，所有证据和线索都指向‘新长开’，绝对不会搞错。
罗青当年在老家C市制造‘炎皇山事件’帮助政法委书记赖某逃过纪委调查惩处后，带着赖某给他的报酬以及多年‘无本生意’积累下的财富来到平津，其实这些钱已经够他一家人今生吃穿不尽，但资本永远是嗜血的，保值增殖是它的本性，见过‘大场面’的罗青自然也不愿意坐吃山空。刚开始，罗青在延平县办了家服装加工厂，给国外企业做代工，靠压榨农村廉价劳动力小赚了一笔，后来，随着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搞劳动密集型肯定是没有出路的，罗青本想打造‘自主品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砸进去好几千万，全做广告玩儿了。巧得很，当时正值延平县搞‘产业集团化’，为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县委县政府决心创建‘化工延平’，将重化及相关产业作为该县的主攻方向，在C市当‘黑老大’时就很懂得紧跟父母官的罗青来到平津后也一直致力于同政府方面搞好关系，恰逢主管经济建设的副县长上门游说，罗青自然要与大方向‘同进退’，毅然关掉了服装厂，改行做化工。
其实人人喊打的地沟油原本是有正当用途，比如可以生产生物柴油、制备选矿药剂、生产乙醇、沼气等等，很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罗青的‘新长开’化工厂就是干这个的，被延平县拔擢为远近闻名的新能源企业，短短数年内，已经发展为具备3万吨生物柴油、1万吨油酸、8000吨硬酸脂产能的大型化工企业，年产值超亿元。可问题是，用地沟油炼制工业用生物柴油、油酸等化学品成本很高，与使用其它方法生产同类产品相比没有价格优势，市场反映一般。‘新长开’作为‘环保新能源’企业名头很响，但冷暖自知，几年下来，罗青基本没有赚到钱，那些先进设备都是从欧洲进口的，虽因政策支持获得了银行贷款，但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就够他头疼的。
后来，经业内的‘高人’指点，罗青发现做‘食用地沟油’赚头很足。对于‘新长开’来说，干这个不需要添置任何设备，一切都是现成的，只需简单调整一下‘工艺流程’就行，更妙的是，由于‘新长开’原本就是搞生物油脂循环利用的，且产能很大，可以理直气壮地收购地沟油‘原料’。很快，罗青的‘新项目’便上马了，‘新长开’虽然依旧生产部分生物柴油、油酸、硬酸脂，但这些都是幌子，该企业真正的利润中心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食用地沟油’的油水很大，倘若形成规模，一半的利是绝对有保证的，‘新长开’可不是那些小作坊，弄个十吨八吨的地沟油到市场上偷偷摸摸地散散，凭罗青的性格，要来就来大的，‘新长开’的效率很高，头一年就生产了3万吨‘食用地沟油’，由于销路甚好，产能始终按照每年20%以上的速度飞快扩张着。1吨地沟油‘新长开’可以获得1500元左右纯利，3万多吨至少能赚5000万。您可听清楚了，这是利润，不是产值，化工行业的利润率是原本是很低的，很多企业外人看上去很了不得，年产值好几个亿，但真正的盈利算下来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还要承担巨大的市场及库存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新长开’做‘食用地沟油’简直是一本万利，跟罗青当年在C市的‘无本生意’也差不多了。
坦率讲，‘新长开’的动静这么大，当地政府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听不到，但县、镇两级班子基本上都装聋作哑，‘管它黑猫、黄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新长开’可是延平县的‘龙头企业’、‘经济支柱’，理当‘重点保护’。该县地处山区，是个农业县，经济发展水平在平津所辖的11个区县中排名倒数第一，GDP只占全市总量的2%左右（跟‘欧债危机’策源地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差不多），地方财政更是连年入不敷出，只得向平津市和兄弟区县‘拉饥荒’，弄得延平的干部都不愿意去市里开会，见了同僚总觉得低人半头。搞了好几年‘产业集团化’，厂房盖了不少，真正赚钱的没几个，‘新长开’能‘发展壮大’已属难得，罗青这个人又很‘善解人意’，倘若是领导出面请他‘帮忙’，向来无有不从。
基层政府的财政构成与中央或省市不同，税收所占比例并不高，很大程度上要靠以各类‘费’、‘款’为名义直接从企业和老百姓手里‘抠’钱，延平就是典型，以前几乎每年都会因‘乱收费’被上级点名。自从有了‘新长开’，准确地说是自从‘新长开’‘转型’做‘食用地沟油’，延平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长开’每年的利润中有大约一半以各种形式到了县、镇两级财政手中，要知道，这些‘利润’在公司账面上可是看不出来了，不入账就不用交税，没有了这项‘负担’，罗青也愿意多拿出些钱来‘支援地方’，有了这笔‘横财’，延平县领导们的腰杆硬了许多。
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以为‘地沟油’换来的钱都进了干部们个人的腰包，您还真错了，如果以贪不贪作为衡量标准，延平的领导绝对都是‘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据说，县委郝书记一直坚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那辆‘二八永久’还是70年代末当公社副主任时用上级奖励的自行车票买的，跟了他整整三十年，郝书记喜欢下乡，‘二八永久’在崎岖的山路上始终与他形影不离，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在主人的悉心保养下，车子仍能忠于职守。近几年，郝书记岁数大了，有些骑不动了，他便让秘书小叶骑上‘老爷车’带着自己访贫问苦，郝书记选择身边工作人员的标准永远比别人多一条——自行车必须骑得好。有这样的领导，不用问，‘新长开’贡献的资金肯定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村里小学的危房可以修了、民办教师的工资可以结了、乡间的公路桥梁多了起来、农民们也不用再交‘苛捐杂税’了……
经俞健反复明察暗访，平津及其周边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地沟油几乎全部来自‘新长开’，销售人员也大都操着浓浓的延平口音，看起来，罗青不光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还为拉动当地就业贡献不小。
坦率讲，当确认罗青就是地沟油的源头后，俞健一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想和自己的偶像撕破脸，可另一方面，他也绝不能容忍地沟油长期肆虐下去。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俞健决定找罗青恳谈一次，他天真地认为，同为‘爱国者’的罗青一定是受小人蛊惑才走上这条歪道，甚至可能对真相并不完全知情，经过自己的规劝，肯定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只要他答应今后不再干这种害人的勾当，自己可以‘既往不咎’，将业已掌握的情况‘内部消化’，不去为难‘新长开’。

耿于天

然而，这次俞健彻底想错了，罗青听说小兄弟前来拜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可俞健说明来意后，罗青态度大变，先是否认，让他不要听信谣言，当得知俞健已经手握真凭实据时，罗青立刻显露出当年在C市做黑道大哥时的嘴脸和手腕，软硬兼施，安抚结合威胁，一面表示将照顾俞健和他的‘未家坊’，一面语含机锋地警告他：‘不该你管的事情别管，否则容易麻烦上身’。谈到最后，俞健几乎哭了出来，他恳求罗青不要一意孤行，希望自己的诚意能够打动对方，可罗青却越来越没有耐心，后来干脆‘端茶送客’，让俞健‘好自为之’。此后，执著的俞健又几次主动登门拜访，可罗青始终托辞不见，有时让秘书送来一信封钱，说是朋友间的一点儿‘小意思’，有时则直接由保安出面把俞健‘礼送出境’，并告诫他‘不要再无理取闹’。
在罗青那里碰了壁后，俞健也曾通过相关渠道向延平县及平津市政府反映过‘地沟油’的事情，得到的结果都很不让人满意。县委郝书记当然知道‘新长开’生产的究竟是什么，可他是个大老粗出身，没有太高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听说过地沟油的危害，但在郝书记看来，充其量就是比一般的食用油‘略微脏一点儿’，吃不出什么大问题，再者说，‘新长开’的设备那么先进，一定可以将其中的‘有害杂质’降低到最低水平。想‘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总难免要抄点儿近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不必‘小题大做’，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用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能采取否定改革成果、倒退回旧体制的方式。
2008年6、7月间，三鹿公司陆续收到婴幼儿因使用该品牌奶粉而出现肾结石等病症的消息，三鹿集团是家合资企业，最大的境外股东是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该公司7月底初得知奶粉出现问题，因‘恒天然’方面是财务投资者、基本不参与三鹿公司的日常生产、管理，故立即要求中资方和当地政府召回相关产品并对相关消费者进行补偿，但都被以‘奥运期间顾全大局’为理由拒绝。无奈，‘恒天然’公司只好转而向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报告，9月5日新西兰政府闻讯后要求新西兰外交与贸易部门的相关官员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反映情况，中央这才开始严肃对待此事（当然，这时奥运会也已经圆满结束了）。调查后发现，在中国乳品行业中，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并不是个别现象，‘X牛’、‘X利’、‘X明’等知名品牌相继牵扯其间，据说只有负责中央特供任务的‘X元’幸免于难。为严肃法纪，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还毙了两个，一个叫张玉军，一个叫耿金平，这二位都是奶农，说白了就是养奶牛的，很多人至今都无法理解，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大本事，能凭一己之力、往大江南北几十家乳品公司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当时拉登还没死，得知消息后一定扼腕叹息：‘人才啊，可惜了，这要是能为我所用，何愁大事不成？’
面对铁了心的罗青和装聋作哑的当地政府，俞健万般无奈，只能像三聚氰胺事件中的‘恒天然’公司那样、选择非常规的‘越级上告’。事前，贺义全多次劝过他，希望能就此打住，别把事情搞得太大，可俞健心意已决，两人一度闹得很僵。
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俞健直接把告状信寄给了最高层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由于事实明确、证据充分，又正值食品安全专项治理整顿时期，平津市延平县‘新长开’化工厂特大‘地沟油’制售案件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没过多久，质监、卫生、环保等11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便‘驾临’平津，‘新长开’被处以巨额罚款、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责任人也被依法控制。按道理来讲，作为罪魁祸首的罗青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贺义全事先给他通了风、报了信，情知不妙的罗青卷起家当溜之大吉，留下的‘新长开’只是个空壳而已。
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才刚刚开始。
‘新长开’被上级工作组查办的消息传来时，延平县委郝书记刚视察完远郊某山村‘超级杂交稻’试验梯田，工作组下来得很突然，当地政府事先并没有得到风声。此时，郝书记正坐在秘书小叶骑乘的‘二八永久’后座上往回赶，一老一少颠簸在尚未翻修完成的山间小路上，两人一边闲聊，一边与路旁偶尔经过的老乡打着招呼。
此时，郝书记包中的手机铃声作响，他接通电话，山里面信号很弱，甚至还不如当年被誉为‘喂喂靠’的小灵通。秘书并没有停下车，移动电话应该移动着打，此处又是个缓下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郝书记费了半天劲才弄明白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从‘新长开’现场打来的电话：‘啊… 对… 对… 我还在路上，什么？哦，新长开… 啊… 新长开怎么了？’
正在前面蹬车的小叶也想听清电话那头说的是什么，便将头部略向后偏，稍稍凑近郝书记拿手机的右手。
‘什么？什么工作组？’郝书记两道立眉渐渐锁到了一起：‘你说什么？新长开被查封了？’他努力稳了稳神：‘罗青，罗青呢？什么？跑了！’
听到这个消息，秘书小叶也是一惊。车行经过一处急弯，正在此时，一辆运送农产品到城里卖完回乡的大货车刚好从对面开来，空车，又着急往家奔，故开得很疯。而骑车的小叶心思全在电话上，头部又向后半转，过弯时，并没有注意到急驰而来的大货车。
‘哎，小叶，看… 看车，快… ’倒是坐在后面的郝书记先发现了险情。
小叶猛转回头，赶忙急打方向，一路下坡的自行车车速很快，眼看就要和大货车‘亲密接触’，好在货车司机精力还算集中，猛踩制动，两车惊险地擦身而过。虽然躲过第一关，但刚刚急转弯的自行车已经基本失去了控制，径直向路边的山崖冲过去。
其实，按照常规，早在刚刚发现大货车的时候，后座上的郝书记就应该从车上跳下来，一则可以保全自己，二则也能减轻小叶的负担，可是，几十年来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的郝书记却没有选择‘临阵脱逃’，而是一直身处第一线指挥：‘快… 左转，不不，右转，转啊…’
小叶带着郝书记，骑着那辆三十岁高龄的‘二八永久’，一起滚下山坡。
出险后，大货车司机和路过的群众边打电话报警，边展开救援，好在山间树木茂密，两人并没有摔出太远。小叶是复员军人，身手敏捷，只受了点儿皮外伤。可郝书记就比较惨了，团身前滚翻1080度后栽进一丛灌木，被刨出来时已经人事不省，颈椎错位，肋骨、尺骨、腕骨多处骨折，最糟糕的是左小腿，腓骨、胫骨齐刷刷地断开，伤口是开放性的，血流不止，甚是触目惊心。郝书记原本等到再换届就该光荣退休了，这下可好，直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虽然因抢救及时、并无生命危险，但老年人肌体自我修复能力差，别人是‘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却足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半，且从此落下疝气和跛脚的痼疾，病痛始终陪伴在他本该和乐的晚年生活左右。
‘新长开’关门大吉后，最懊恼的并不是因此重伤并提前退休的郝书记，而是延平县那些靠生产与销售‘地沟油’发家致富的普通百姓，罗青可以卷钱跑路，但他们却不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才是与‘新长开’最休戚与共的人。工厂没了，挣钱的路也就被堵死了，‘被下岗’的工人和销售员决定要‘讨个说法’，不知他们从哪儿得到消息，了解到俞健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于是，一心以为自己是在‘主持公道’、‘大义灭亲’的俞健和他的‘未家坊’成了‘受害群众’的众矢之的。
刚开始，这伙人一股脑跑到‘未家坊’来胡搅蛮缠，说俞健砸了他们的饭碗，自己一家老小等米小锅，‘理应’由‘肇事者’管他们下半辈子死活。俞健当然不允，两拨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一直闹到派出所，警方介入后，问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显然是‘新长开’的‘遗老遗少’们没理，但毕竟是情有可原，于是以‘说服教育’为主，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胡来，否则一定严惩不怠。
既然硬来不行，这些人便改变打法，开始转向‘技术流’：先是找茬在‘未家坊’吃霸王餐，比如趁服务生不备、将事先准备好的头发、苍蝇、蟑螂放进菜里，而且是吃完了才‘发现’，不光饭钱不给，有时还要额外敲上一笔；发展到后来，干脆整天混在‘未家坊’，一个人占一桌，不点菜，光喝茶，或者一盘花生米吃到天黑…… 这手确实比上门打架有效，没过一个月，俞健就撑不住了，‘未家坊’位于寸土寸金的商业街地段，每月光房租就要20000多，原本就连连亏损，如今又惹上这帮‘光脚不怕穿鞋的’，长久下去如何了得？
然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新长开’化工厂原来有一位叫杨铁锤的质检员（真不明白生产‘地沟油’为什么还需要质检），工厂出事后，他也跟着一起失了业，有一天，穷极无聊的杨铁锤在家看报纸，上面刚好有‘新长开事件’的相关报道，他灵机一动，既然俞健用地沟油整垮了‘新长开’，自己为什么不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杨铁锤和几个工友商议停当，一起到‘未家坊’吃饭，席间，用自己带来的一盒事先用地沟油、而且是存放了很久的地沟油炒制的鱼香肉丝换下了桌上的同样一道菜，胡乱吃了几口后就说肚子疼，找俞健和贺义全吵架，一口咬定是饭菜不干净，并吵着要打墙上的投诉电话、找工商局来解决问题。
照贺义全的意思，还像以往一样，大不了赔人家点儿钱了事，可俞健已经被近来的一系列‘碰瓷事件’搞得心烦意乱，‘愤青’脾气又上来了：‘找工商就找工商，谁怕谁，身正不怕影子斜，现在就打电话，我还就不信了… ’

耿于天

没过一会儿，工商执法人员赶到，连人带菜一起弄回局里，一检验，那盘被掉包鱼香肉丝果然有问题，十几个项目超标，俞健顿时傻眼。说来也巧，平津市文宣区工商局中主管餐饮系统的科长姓赵，是延平县人，刚调来城区不久，过去一直在延平当地工作，赵科长是个山里娃，从上学到工作，二十几年来没少受郝书记恩惠，一直无以为报。前不久听说恩人因‘新长开’的事情摔成重伤，赵科长始终如鲠在喉，他本身就在工商系统任职，别人也许不知道‘新长开’出事的源头是俞健越级上告，赵科长不可能不知道，‘未家坊’刚好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他一直想找个机会修理一下俞健，为郝书记‘报仇’，但苦于没有借口。这下可好，‘未家坊’自己送上门来了，绝不能轻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章第八十五条之规定：罚款三万元，勒令停业整顿两个月。
俞健当然不服，向文宣区工商局的上级单位平津市工商局提出申诉，市局相关科室调阅卷宗后也隐隐感觉其中有所蹊跷，然而，‘新长开’的事情一度影响很大，俞健越级上告，平津市市县两级质监、卫生、工商等部门均有失察之过，即使没有受到处罚，至少也弄得大家灰头土脸、颜面无光，究其原因，全是俞健这小子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引得‘人神共愤’。当初是你给我们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如今又想让老子替你主持公道，想得美，申诉很快被驳回，‘未家坊’必须立即停业整顿。俞健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举报地沟油的功臣，到头来却又栽在地沟油上，倒不失为‘报应循环’的明证。
消沉的俞健一直闭门不出，把餐馆的事情悉数委托给贺义全，直到两个月停业期满前几天，他才悻悻地回到‘未家坊’，想找大伙儿商量商量如何拯救已经濒临倒闭的餐馆。
可来到‘未家坊’门前，俞健却不由得怔住了，曾经光鲜鼎沸的里里外外，如今已变得破乱零落，大门敞开，屋内一片狼藉，只有房东太太正坐在门口的一把瘸腿椅子上边打哈欠边磕瓜子。
‘这… 这是怎么回事？’俞健站在那里发呆。
‘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你这餐馆到底还开不开了？’房东太太看见俞健，顿时来了精神，站起身、气呼呼地抢上几步，瘸腿椅子失去外力平衡，立刻颓然倒地。
‘开… 开啊，为什么不开？’
‘房租呢？’
‘老贺… ’俞健朝空荡荡的餐馆大堂望去。
‘什么老贺啊，我不知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了，总也没人接，给你本人打也不接，到店里找又没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这个店面一直很火，前头那个店主是挣钱挣够了，懒得干了，这才让你接手。你说说，自从你来了之后，出了多少夭蛾子？先是弄大排档，把街坊们都给得罪了；前些日子又不知惹上了谁，天天有人跑来白吃白喝带讹钱；后来可好，彻底让工商给封了。你还想不想让我做生意了，把这儿的名声弄得这么坏，将来我把店面租给谁去啊？你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那儿可还一大家子人呢… ’房东太太连珠炮似的喋喋不休着。
可俞健的心思却全不在这上面，他翻出手机，给贺义全打电话，已经停机了；给小唐打，也是停机；再打给老汪，还是停机……
实际上，‘未家坊’被勒令停业整顿后不久，贺义全便萌生了退意，显然，俞健不是块做生意的料，‘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自己没有必要一棵树上吊死，翻船的事情是常有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在落水之前离开这条危船。和小唐等人一商量，发现不只自己有此想法，别人也在考虑后路，那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好在‘未家坊’的财政大权一直掌握在贺义全和心腹小唐手里，俞健的父亲俞忠伟那笔抚恤金折腾到现在还剩下不到一百万，由贺义全‘全权’做主，一半分给大伙儿作为‘失业补偿’和‘再就业基金’，另一半则归了贺义全自己，有了这些钱，他完全可以换个地方继续自己的‘爱国’事业。
《庄子·德充符》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也… ’
一头母猪刚刚死掉了，可小猪们却不知道，仍旧依偎在它身旁吸吮着乳汁，可过了一会儿，小猪们发现母猪不再分泌乳汁，这才意识到母猪已死，于是便四散而逃、一去不回头，它们爱自己的母亲，但爱的只是那个能给予自己乳汁的母亲……
人也一样，很多时候，什么道义啊、理想啊、信仰啊、追求啊，都是扯！还是太史公司马迁看得透彻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耿于天

十四、反刍

虽然和吕菲菲结婚的时间已经不短，但国永兴和她始终保持着同居不同床的状态，表面上是出于对菲菲和许万年的尊重，然而，国永兴心中却有另一番打算。在他看来，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尽管配不上吕菲菲，可好歹也算个处男，迷恋菲菲多年不假，但若要让他把第一次献给已经‘服侍’过许万年的吕菲菲，国永兴依旧有些不大情愿，故而‘正事’始终拖着没办。后来，父亲国维民给他出了个‘四角俱全’的主意，便是要先找个同样未经人事的女孩儿同赴巫山后，再和吕菲菲……
就在不久以前，国永兴的机会出现了。
这是个维族女孩儿，名叫‘阿依努尔’，在维吾尔语中是‘月光’的意思。
如今大城市里的姑娘们，在着装方面的确是越来越新奇大胆了，有人调侃说：过去的泳装是‘扒开泳装才能看见屁股’，现在的可好，是‘扒开屁股才能看见泳装’。与她们不同，阿依努尔的穿着打扮一向素净大方，国永兴头回见到她时，阿依努尔一袭飘逸的长裙，白地蓝绣，如青花瓷般静谧雅致，裙子是她自己亲手做的，故而格外得体，以维族独特的艾德来斯绸缎为材质，既妥帖又柔和，款式带有维吾尔的‘坎利克’风格，青春洋溢，却不失羞赧。
最让国永兴着迷的是阿依努尔那双闪烁的大眼睛，毫不夸张地说，国永兴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眸，即便曾经让他魂牵梦萦、食不甘味的吕菲菲，也无法与之相比。
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汉民族）眼睛的内角处都有一个明显皮褶，由上眼睑处向下微微褶住泪阜，对于矮鼻梁或单眼皮的人来说，此现象尤其突出，这个皮褶就是所谓的‘蒙古褶’。人类学研究表明，‘蒙古褶’出现在东亚人种身上并非偶然，自远古时代起，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始终干燥多风，为应对这种自然环境，先民们逐渐进化出了‘蒙古褶’，这个小小的皮褶可以有效抵御风沙，避免过多刺激泪腺。不少西方人在春季来到中国北方都很不适应，稍微一刮风，眼睛里就开始不停地进沙子，导致发炎、肿胀、流泪不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蒙古褶’造成的。
传统上，中国人的审美并不排斥‘蒙古褶’，倘若外眼角再能微微上挑，就成了著名的‘丹凤眼’。旧时，人们大都以能拥有一双‘丹凤眼’而感到自豪，‘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向来是古典东方美女的典型特征，男人也不例外，曾国藩在《冰鉴注评》中说‘目如凤凰，必定高官’。古代中国人性格含蓄，‘丹凤眼’深藏不露、神光照人，显得既睿智又不失温婉，颇得其要。
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人也开始爱上了西方式的大眼睛，阿依努尔就是典型。那一双明眸，活像一对刚从树上采下的水杏，顾盼生辉，炯炯有神，真好似欲说还休一般，如一湾秋水，像满天寒星，沉甸甸地，就那样摇啊摇啊，摇得人揪心，摇得人迫不及待地想去一探究竟。
漫说是一向见着美女走不动道儿国永兴，就连单位里那些年龄相仿的女同事，也大都羡慕阿依努尔生就的‘双瞳剪水’，没办法，这就是人种的差异，汉族女孩儿就算到韩国去‘开眼角’，怕是也难逃东施效颦的宿命。其实，西方人反倒更倾心中国人的小眼睛，比方说超模吕燕，中国人觉得很‘丑’，但西方人却喜欢得不得了，很多国际品牌的名车甚至直接将车灯设计成‘丹凤眼’的形状。审美就是这样，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如同男女间的关系，‘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奸，奸不如没奸成…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国永兴放着家中如花似玉的吕菲菲不用、反而挖空心思在外面‘打野食’的原因之一吧。
阿依努尔出生在天山南麓的一个小牧村里，背枕皑皑雪山，前望碧波瑶池，风光旖旎，宛若仙境，维族牧民世代居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恬然自安。然而，自19世纪后期开始，内地汉族人大批移民新疆，天山南北大多数水草丰美的牧场都给他们占据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人则被驱赶到偏僻荒凉、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地方。
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宣传中，新疆好像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似乎倘若没有汉族人的‘支援’和‘帮助’，维吾尔人早就饿死、冻死了，看起来，他们应该对掌握着‘先进文明’的汉人感激涕零才对，可情况果真如此么？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总面积约16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是我国境内最大的省区，群山峻岭、戈壁绿洲之间，蕴藏着无数‘粮仓’、‘肉库’、‘油盆’、‘煤海’，已探明的130多中矿产中，相当部分的储量、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原油总储量300亿吨、天然气15000亿立方米、煤炭25000亿吨、锂60万吨、镍100万吨、铜250万吨、云母8万吨、黄金20万公斤…… 大家可以一起来算笔账，现今，新疆每年资源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万亿元，区内维吾尔族人口约800万，即便只是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那样躺在家里卖资源，人均年GDP也可以高达15000美元左右。可事实上，经多年‘高速发展’，新疆现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也只有可怜的10000元人民币，这还是连同城里富裕的汉人一起计算在内，落实到维族牧民头上，能温饱就不错了。
阿依努尔的家乡在一片‘煤海’之上，这里的矿藏品位高、储量大，截止目前，年产能已经达到200余万吨。因煤层埋藏浅，故而采取的是露天开采的方法，于是麻烦来了：首先，地表植被破坏极其严重，露天开采，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挖开地表，从理论上来讲，某一区块的煤层开采结束，是要对当地进行回填、植被再造的，可这需要成本，显然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于是乎，就像医生动完手术不给病人缝合一样，挖开的地表就那样长期裸露着，日久天长，土壤逐渐沙化，原有植被想恢复也不能了；其次，众所周知，煤炭中含有相当比例的硫元素，这些硫在采矿过程中会混入当地水体，造成水源污染，并导致土壤酸化。简而言之，露天煤矿开始采掘后几年，当地曾经绿草荫荫、牛羊成群的牧场就被彻底毁掉了，一车车原煤运往内地，留下的只有连片黄沙、千沟万壑。
在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动物摄取食物时都很‘讲究’，这种讲究主要体现为节制。牛羊吃草时，一片草场上的青草吃得差不多了，就会转移到另一片草场上，猴子、猩猩采食果实时也一样，一片树林的果实摘得差不多了，就会转移到另一片树林当中。这种有节制的食物摄取对自然界有益无害，青草的顶部被牛羊啃食掉，有利于促进它更快地生长，树木的果实被猴子、猩猩摘走，来年会长出更多，植物学研究证明，有动物来摄取食物的植被较之那些无人闻津的植被富含更多营养，这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设计好的，不同物种相依相随，毫厘不差。
不过，这个规律并非绝对，偏偏有些物种对自然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是保护、而是破坏，猪就是很好的例子。猪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杂’得离谱，‘杂’得不可理喻，凡是能嚼烂咽下肚去的东西，猪一向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家猪是这样，野猪更是如此，猪群所到之处，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不剩，连草根、书皮也不放过，威力不亚于蝗虫，再茂盛的植被，只要被野猪群看上，其结果只能是遭遇灭顶之灾。猪的这种特性是由其生理结构造成的，它们没有反刍能力，不能反刍就意味着对食物利用的效率很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排泄物很少，大部分很难消化的粗纤维都被它们神奇地吸收了，可猪却不行，以它们的消化能力，像其它偶蹄动物那样只吃青草肯定得饿死，所以见什么吃什么，而且大部分食物都被其糟蹋了，怎么进去的，又怎么出来了，很多时候，你甚至能从猪的粪便中判断出它们上顿吃的是什么。
近年来，‘科学发展’这个词越来越被中国人所熟知，坦率讲，我们的确是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发展’实在是太不‘科学’了。去过欧洲的人都会为那里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环境所折服，实际上，欧洲的‘文明史’一点儿也不比中国短，同样的自然禀赋，在西方人手中为什么就能完好如初呢？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用‘满目创痍’来形容绝不为过，越是‘历史积淀’深厚的地区越是如此，各种可再生、不可再生资源都会一扫而光，就像野猪光顾过的草场、丛林一样，带走繁华，留下荒芜。资源耗尽后，便会盯上邻居们的地盘，陆地、海洋、天空，所有能用来掠夺和破坏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放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破坏——扩张——再破坏——再扩张’的死循环始终在延续，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之所以很多中国人会对领土问题如此之敏感，归根到底是由发展方式决定的，一旦‘生存空间’被限制住，‘破坏——扩张——再破坏——再扩张’的循环便难以为继，末日也就为时不远了。
不过别担心，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供我们‘蚕食’，比如阿依努尔那曾经美丽的家乡。当然，这是需要有人付出代价的，阿依努尔家和乡亲们失去了草场，赖以生存的依靠就没了，为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当地政府‘适时’推出了‘产业升级’计划，简单说就是让牧民到矿上做工。露天煤矿虽然没有塌方、爆炸的危险，但劳动条件并不比矿井强，牧民没有相关技能，只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很大，收入却仅够糊口。
然而，这种微薄的生活也没能持久，去年，阿依努尔的父母因长期积劳、又缺少必要劳动保护措施，双双患上了结核病。牧区不比城市，没有可靠的医疗保险制度（当然，城市里的社保也不怎么靠得住），得了病只能自己负担，阿依努尔家一直惨淡度日，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很快用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没办法，只能靠她这个独生女外出打工来给父母筹措医药费用了。‘万幸’的是，由于阿依努尔家所在地区的‘汉化’教育一直开展得比较好，她除本民族的维语外，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事资源贸易的保沃集团在新疆有不少项目，很多公文往来都需要汉维语互译，故而阿依努尔来到平津后不久，就在集团总部找到了可以发挥专长的职位。
2011年7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新任副助理国务卿金茂伊（Kin Moy）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举行会谈，可很多大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将金茂伊的职衔翻译成了‘副助理国务卿帮办’，可实际上，人家美国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职务。科普一下，美国国务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或Department of States）成立于1789年9月，由总统直接领导，全权负责管理美国外交及内政事务，主官为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s），国务卿以下设六位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及次国务卿（Under Secretary），各副卿、次卿下为各事务局，每个局设一名主官、一名次官，主官称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次官称副助理国务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此次访问台湾的金茂伊是隶属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副助理国务卿，政务副卿下设八个局，其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局（Bureau of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的现任主官为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次官就是这位金茂伊先生。附带说一句，西方的政府机构里副职很少，通常就是一正一副，不像中国，据相关新闻报道，四川某县有十四个副县长，山东某县有十五个县长助理（副县长级）。
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中，政府成立了很多新兴部门，这些部门的副职常被称作‘会办’、‘帮办’、‘襄办’等名。如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由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头号红人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挪用海军军费给慈禧修颐和园的就是他），李鸿章任‘会办’、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任‘帮办’（曾国藩13年前已经去世）。由于历史和习惯原因，港台地区至今仍沿用了‘帮办’这一说法，常将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和‘次国务卿’翻译为‘国务卿帮办’、将‘副助理国务卿’翻译为‘助理国务卿帮办’。然而，‘副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帮办’这两种叫法你只能择其一，不能混在一起称作‘副助理国务卿帮办’，这下就成了‘助理的助理的助理’，可事实上，国务卿只有‘助理’和‘助理的助理’，并没有‘助理的助理的助理’。
在访问台湾后不久，这位副助理国务卿金茂伊也访问了大陆，会见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长杨洁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家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等军政高官，可见人家的级别并不低。有趣的是，金茂伊访问台湾时的官衔是‘副助理国务卿帮办’，可一来大陆，立刻变回了‘副助理国务卿’，更有甚者，美国负责经济与贸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访问台湾时，被大陆媒体‘连降两级’，也成了‘副助理国务卿帮办’。这样做的动机昭然若揭，无非是想矮化人家台湾，不管是‘助理’还是‘助理的助理’，到了台湾这面‘哈哈镜’跟前，全变成‘助理的助理的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