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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散文同题)
旗袍,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有学者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的深衣,是民国20年代之后最普遍的女子服装,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 。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民国旗袍风行的原因,有众多学者和当时的媒介认为,民国初女子为寻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效仿男子穿长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女性穿“两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被视为封建礼教迫害歧视女性罪证的《女儿经》中就写到: “为葚事,两截衣,女人不与丈夫齐。 百凡事体须卑顺,不得司晨啼母鸡。” 民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思想先进的年轻人积极学习西方,特别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为当时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权利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旗袍的缘起时,也是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 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王宇清先生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的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所谓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之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全写给楚伦先生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文章——“女子着长衫的好处”,“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经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已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古典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特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设计师与旗袍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旗袍是近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的传统时装,而并非正式的传统民族服饰。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当今时代。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比较高,因而富有一定收藏价值。
(以上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笔者按) 文:筱欣奕奕 201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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