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求诸野，史乱民补之

半醉汉

                        礼失求诸野，史乱民补之

                            ——读林正德先生的巨著《非常十年》

    去年深秋，我在福州通过朋友，得到林正德先生赠送给我的、他写的一套三本《非常十年》纪实小说。

读罢深受感动。

    当时，我的自传《大圹圩农场十二年》初稿刚好草成，因为我的纪实和林先生的纪实，都是写这“非常十年”的事情，故虽然我们尚未谋面，但通过读他的《非常十年》，我对林先生已经有了一种文字知己的心仪。

林正德先生是个“老三届”，福建福州人，生在中华政权大交替的一九四九年。这就决定他这个人，必然先天带有不堪故国的传统基因，也一定要经受新事物熏陶和煎熬。

    林先生退休前的职业是治病救命的医生，但他却与笔墨文字结下不解之缘。林先生本人除著有很多医学专业的论文、著述外，还陆续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社会、文学、民俗方面的文章，可谓硕果累累。

    早在文革中期，林先生就开始动笔写这部《非常十年》了。这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和立体的“始、中、终”的上山下乡大作，经过他二、三十年的泣血孕育，二百六十万余字的三部曲终于横空出世。

《非常十年》再现了“老三届”一代，在动荡年代里的种种遭遇和命运。作品气势恢宏，场面巨大，时期十年。因为是纪实作品，全书不乏布局构思的合理精巧，和情节事件的细腻逼真。此书是全方位描写文化大革命，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过程大部头著作，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

    知青纪实文学《血色黄昏》一书的第一责编岳建一，在评论知青文学时指出：“我认为过去的知青文学绝大多数我都很失望，除了少数的作品，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多数知青文学轻浅、圆通、单薄、苍白，甚至矫饰，不能直面那一页历史，也不能直面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行为，从所谓的诗情画意到所谓的‘青春无悔’再到所谓的‘劫后辉煌’，唯独缺少面对那一页空前绝后的、残痛的、真实的、沉重的历史的勇气。那么照过去那些‘前知青文学’的观念写下去，真正的中国知青历史将会被淹没，令人痛心。”

    这段话对知青文学的概括，中肯而犀利。

    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是专制独裁政治的产物。至今，文革也没有摆脱是敏感话题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对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的，党和政府已经有过定论的历史，在社会现实中还这么让人敏感呢？还这么叫人忌讳呢？

    其中，必然有难言之隐情。

    这的确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

    对待十年“文革”，多年前官方就将其定性为是发生在中国的“浩劫”。浩劫二字，当然不需要再解释。

党中央的历史决议，针对文革给其定性说：“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领导者是谁？中国人谁心里不清楚？可是，偏偏要在这么重大、重要的决议上，文件与全国人民玩起文字游戏，打起哑谜。其中的难言之隐，就是为尊者讳。这样一来，在社会上留下思想混乱的隐患。给后人带来困惑、费解。也给独裁的崇拜者们，敞开了对独裁吹捧歌颂的可乘之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视为最得意的一生二事中的一件。酝酿、舆论、发动、支持，他老人家真正对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但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成全社会共识。

    异议不是没有，仅是少数人寒蝉凄切的悲鸣。

    李慎之先生说文革是“国耻”，季羡林先生对文革概括说“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有把握对发动文革稳操胜券，一是他本人有开国“皇帝”的权威，二是有大量群众对现实不满这个基础。

    毛泽东利用群众对现实不满，对民主、自由的需求渴望，阴谋阳谋并用，达到了打倒党内他视为异己的目的。

    文革发动的时间，应该以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五一六通知”算起。

    但文革的预谋很早。

    毛泽东在经历三面红旗运动失败，国内大量饿死人这一无情事实，虽然权威仍在，但脸面尽失。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他数番重提阶级斗争，已经表现出他的不甘寂寞，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他对退居的不满与渴望掌权的急迫。

    一九六三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算是文革这场大型历史剧的前奏与 排。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终于按耐不住，开始发难，授意麾下批判海瑞罢官，是正式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精心炮制的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两篇文章，人民日报拒绝转载。这无疑极大地刺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四月，在毛泽东压力下，《北京日报》接二连三发表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系列文章，使党内斗争明朗化。

    这才是这场大戏的开场。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我国开展的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粗略统计有：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 “五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拔白旗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私分运动、新三反、整内整社运动、机关整风运动、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不一而足。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涉及千家万户。其实质，就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找到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对上级领导或上上级领导提出过批评，或说过牢骚怪话的人，将其打到。把设想中的敌人“变”成事实，以印证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

    其十七年间，这些政治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将许多无辜活生生的生命变成冤魂屈鬼。这种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整个社会下层，充满恐惧。

    特别是民间成分不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成员，包括资本家、反革命、伪职人员家属及子女，还包括直系亲属在台湾、香港、澳门及在海外的人，他们低人一等，被当成隐患。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少数，罗瑞卿有个报告，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六年里，处决了两千万、监禁两千三百万人。

    除了以上这些人，按当时政策，农村伪保长以上、城镇科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曾经在国民政府工作过的人员，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按党和政府的政策，每次运动，各地、各部门要肃整揪斗的坏人数字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说，这这次运动肃整百分之五，下次运动再肃整百分之五，数字是递增的。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敌人会不断增加，所以要不断抓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中阶级本质的论据，使以上这些阶级敌人成为贱民。即使是他们的子女，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威吓下，只能成为“可以改造好”，即本质是不好的人。

    批准入党，提拔干部，招收工人，大学招生，所有好事都将他们拒之门外。连军队征兵都明文规定不收他们，他们连保卫祖国的权利都被剥夺。

    这些人处处被公然歧视， 会遭受欺凌。稍有抵触或争辩，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帽子就马上压下来。如果你要抗争，那就是飞蛾投火，套用一句老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一定会把你砸的粉碎。

    像刺配一样，阶级烙印，无情地烙印在阶级敌人和他们子女的脸上、身上、心上。

    小孩子玩耍吵架，别管对方多凶悍，你一句“你是地主羔子”、“你妈是右派”、“你爸在台湾”，立刻就能使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卑贱身份，乖乖认栽。

    这些人，包括大量出生好但思想“落后”分子，他们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尊，改变性格，委曲求全。他们见人矮三分，只能拼着性命工作、干活，夹着尾巴做人。

    他们敢怒而不敢言，自卑的心，自然对这个社会不满。这些人同样目睹了吹牛的赶英超美，荒诞的大炼钢铁，浮夸的大跃进，惨不忍睹饿死人的哀鸿遍野。但他们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甚至连冷风热潮的权利也没有，也不敢。

    无中生有的横祸，随时会因为他们无意中一句玩笑，或者是他人的刻意栽赃诬陷，而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

    那种无妄之灾，把人逼疯，给无辜带来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见识的太多。

    一部分人在这种长期专制淫威下，放弃了思想自由，被改造的精神麻木，陷入宿命。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伟大领袖会开展一次“四大自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会基层的人们，并不知道文革的目的。他们亲历了开始由红卫兵冲锋陷阵，砸烂封资修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但这个新生事物对社会只是表层的触及。后来的大批判运动，他们看到了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全面夺权斗争。而这些，则完全是针对党和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人的，与社会的基层民众毫无关系。

    一霎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切乱套。文革运动以文斗开始，却以武斗的方式把运动推向高潮，又以枪杆子军管形势，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政府，来收拾残局。

    人民，或者叫百姓更准确，被全部席卷进去。

    无论他们是自发的、被迫的、虚假的、真挚的、纯情热血的、狭私报复的、别有用心的、稀里糊涂的，但他们都有积极参与的内因。久久纠结压抑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结，都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这个光明堂皇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释放了。

    等待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无政府状态下，他们痛痛快快地“自由民主”了一下。待到大局既定，毛泽东登上神坛，立刻就来个良弓藏，走狗烹。以革命名义的清算五一六、讲清楚、深挖打砸抢分子、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抓革命促生产、一打三反等等运动，以及或冷或热随心所欲的“严打”，无一不是把专政对象对准基层民众。

    所以，以人民需要的名义，来注释文革的成因，是卑鄙的。把利用民众、胁裹民众参加文革，说成是群众的主动要求，是无耻的。

    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欺骗姓、歧视性、强迫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人民群众进行双重迫害。

    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必然程序，二者带有血缘基因，是一种依附和孪生和因果关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上下下，家、国、公、私，都不满意。

    现在之所以还有人吹嘘这件事，是倒行逆施的“四人帮”阴魂的死灰复燃。表面上，这好像是个人认知的认识问题。其实，折射出、表现出的是拥护专制独裁政治失势者们的怨愤。

    对知识青年，毛先生有两条最高指示。一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就纳闷了，要把“国家大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难道这些需要再教育知识青年，能担当国家大事的重任？抑或是开始他们能担当，后来变幼稚了，需要再教育？而且，是要让农民来教育！

    这种胡言乱语还值得我们去驳斥吗？

    我们中国农村变化是缓慢的，就是这些慢悠悠的微小变化，都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哪个什么“救世主”的力量所致，更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关。

    相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一九五七年以前，虽然反右派运动在政治上确立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在经济上还能维持。直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把中国经济搞得不可收拾，饿死几千万人后，刘少奇才开始反思。知青下放，只不过是人祸后对经济萧条的无奈扑救。其中对成分不好知青的下放，骨子里带有流放性质。逼人妻离子散，且要人们感恩戴德。

    城市知识青年，包括社会失业青年下放农村和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并非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实际上从一九六二年就已经开始。

    再早点，从一九五八年知识青年支边支内，就已经开始。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模范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和候隽等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权者将知青下放这一政策和规模发展到极致。而且几乎都是强迫执行，只有极少数城市青年可以幸免。

    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当初始作俑者羞于启齿败笔。

    知识青年当时的服从，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无奈屈从。

    我不明白，现在还有一些当初饱受迫害的知识青年，直到今天，他们还能感觉到上山下乡运动是青春奉献、青春无悔。能功盖日月，功彪千秋，还要将这段历苦难史浓 重墨地写入史册！

    既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么伟大、光荣和神圣，那么有意义，怎么就没有一个知青愿意继续留在农村，继续做伟大、光荣、神圣、有意义的事业呢？难道那么多知识青年觉悟都不高？

    长年累月被洗脑，脑子进点水实属难免。

    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毒害至深直切。但官方从未对其认真批判、清算过，一直是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才造成今日思想混乱的“容虎”之患。

    伟大的民族，总会留给清醒者一份空间，让他们留下一些文字，为鉴别和除却污浊，做一份参照。

    这就叫“礼失求诸野，史乱民补之”，林正德先生的《非常十年》一书，就是如此。

    《非常十年》这本书，没有对这十年的人世沧桑进行主观、感性的评论。作者只是客观、理性地对这十年的事物、世态、人情、遭遇，作出真实的再现。林先生的文字，不温不火，娓娓地将这十年的“非常”，冷静地记叙下来。曾经的经历。亲情、故土、梦想、初萌，都在荒唐岁月里被权势者搅拌得面目全非。只有饥肠碌碌，衣不蔽体，艰苦劳作，无望奔忙的曾经，顽强地在意识里，实实在在地地显示着真实的存在。

    时光走过，旧事似无痕迹，实则铭心刻骨。只要能够凝视自己，就能感受良知。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我们每个知识青年的经历回忆，都能折射出它的荒谬和反动。

    《非常十年》书中主人翁之一李晟和他的同学们，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狂热和欢欣，感受过受骗的愤怒，摧心的痛苦。他们上山下乡，在穷乡僻壤里苦恼、渴望、期盼。他们在漫长坎坷的道路挣扎着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历程。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些经历他们都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

    往事依稀浑是梦，都随此书到眼前。

    现在，这些四五十年前的过往历史，被林正德先生《非常十年》的文字真实地再现出来。

    感谢林正德，先生善莫大焉！

来源: 礼失求诸野，史乱民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