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高奶奶

暮梓

红军高奶奶

                            ------ 暮梓于2014年3月29日

    偶然想起高奶奶，是刚踏上红安的土地的时侯，算起来已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次和同事们去红安拓展，大家一路欢歌笑语的，导游领着我们在大巴上做着一些好玩儿的游戏，同事中年轻人居多，就是稍微年长的几位同志也被气氛所感染，车里几乎被闹翻了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却始终提不起丁点儿的兴致，便怡然自得地欣赏起窗外的春色。
    进入红安后，不久就开始走盘山公路，时值四月，山上有星星点点的艳红，我知道那怒放的定是映山红了。路过几个山头的时候，我还有幸看见了几棵开满了白花的油桐，一阵阵的甜香，即使离得很远了也能闻见。还有那些雪白的金樱子花，毫无顾忌地在公路边开得这里一簇那里一片的，几乎都要铺到路中央来了。
    红安是革命老区，因而我的心情始终有种说不出的凝重。记得日程安排上是要参观英雄纪念碑的，便无心再恋春色，开始思忖那些革命英雄，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似乎，这是个离我很久远的话题，就在这一闪念，我就想起了高奶奶，她曾经是离我很近的人，一位曾经的女红军。
    对高奶奶的一生，我知之甚少，在我的印象中，总共与她的接触也就四五次，甚至在我与她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也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现在的记忆是模糊的，只仿佛一个影子，再怎么努力地搜寻，也只能大致看到一个轮廓而已。曾经有一次，我问母亲：“高奶奶是不是经常披着紫红色的袍子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地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儿？”母亲专注地看着我，好半天才突然忍不住笑起来：“怎么会？你说的那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当作男儿来养的女儿，高奶奶可是红军呀！”对于年轻的我记忆的混乱，母亲有点诧异。我让她再说说高奶奶的故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唉，人都不在了，不说了！”我知道母亲的心里一直有个遗憾，是关于高奶奶的，便不再追问。
    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高奶奶是什么时候，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北街上有个卖五 丝线的高奶奶，她性情有点古怪，还长得人高马大的，一头的银发雪白雪白的，最关键是说话的声调也与我们迥异，在我小小的心里，总觉得她与我们格格不入。那时她天天在一个木棚子里摆个小货摊儿，一色的木头盒子，盖子是用玻璃做的，里面摆着各色的丝线，外带着卖些针头线脑什么的。说是木棚，其实是在整条街上搭了一溜儿只有四个木头柱子的棚子，用油毛毡糊的顶棚。有点类似现在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四根柱子之间再横着穿上几根削了皮的圆木，起着一定的稳固作用。那些圆木离地面不过一米，正好可以拿来当板凳坐。高奶奶的棚子在靠最东边的那间，离街中心最远，却又是生意最红火的一家，光看那些圆木就知道，是这条街上被蹭得最油光闪亮的。当时听街上的大人们说，她的价钱都比别人高，还不准还价，倔的很，弄不好她就不卖给你了，但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总是爱往她那儿钻，因为货真价实，贵点儿也认了。
    高奶奶是红安人，当时是随李主席转战南北，战斗结束后就留在我们当地了。留下的原因，以及她具体是行军打仗还是卫生兵，不得而知，也许是转移的时候掉了队，也或许当时遇到了她的爱人吧。但我知道她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我还知道后来她是领养了一个孩子的，只是我从没见过，听说长大后就去外地工作了，很少和她联系。
    再后来她爱人也去世了，也就是在六十多的年纪得了一场急病。临终前握着她的手双泪长流，说出了那句发自肺腑的“我对不起你呀”。高奶奶懂她的意思，但她沉默未语，把一切苦痛都咽了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高奶奶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从不在人前示弱，更没象祥林嫂一样四处诉苦，活着，坚强而毫无怨尤地活着，一个人坐火车去省城进货，一个人搬，一个人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该是有多硬气呢？
    第一次单独接触高奶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临近春节，母亲在家里忙得不可开交，便嘱我送些过年的物资给高奶奶。外面的天阴沉得很，象是要下雪的样子。我不理解为了一个街坊，何至于要我冒着严寒去送些过年的吃食。见我不肯挪步，母亲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命令我：“孤苦伶仃的一个老人，你去一趟，总能给她一点儿安慰。”拗不过母亲，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我还是出发了。路程不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慢慢开始飘起雪来，天气便越发地寒冷了， 一路我都在琢磨：一会儿赶紧丢下东西就走。按母亲告诉的路线，我终于找到了高奶奶的家，其实就是小木棚的不远处，一排青砖房最中间的地方。进门前要上几级台阶。我轻轻地敲门，过了好半天，小屋的门才“吱嘎”一声打开。见到我，高奶奶非常地惊喜，本能地迟疑过后便一把将我拽进屋里按在椅子上坐下，然后慌忙烧燃火盆的碳火，给我掸掉身上的雪花，再递给我一杯热水，又去找出糖果花生什么的一把塞进我的手里，我知道那是她大年初一给民政来拜年时预备下的。如此情形，我只得硬着头皮坐下。小屋里光线很暗，也没什么家俱，除了灶台和床铺等一应生活必需品之外，再无其他。只是墙角散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丝线才令这个逼仄的小屋有了些许生气。那么冷的天，别人都是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热气腾腾地忙年，高奶奶却连火都舍不得烤，就这么一个人清冷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现在想来，那情形是何等的酸楚！
    后来果真如母亲所言，对于我的那次拜访，高奶奶一直记挂于心，每每和母亲提及，眼里总有泪光闪耀。后来她居然去买了很贵的布料给我做了一身衣裳，当时我正在外地上学。虽然不是量身定做全靠目测，但居然也无比的合体，想必是费了很多的心思的。那一次，我改变了对高奶奶不易接近的看法，我知道，她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对于世间的情感，她比常人更加珍视。坚强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更加柔软的心。
    母亲最后一次见到高奶奶的时候，也是一个春节前的寒冬。“她来的时候穿的一件棉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母亲说。当时我们正坐在姐姐家的院子里晒太阳，母亲在讲家乡的一些陈年旧事时提到了高奶奶。那次高奶奶来串门儿，身体已不大好了，小生意也做得断断续续地，以前硬朗的身体也一下子就佝偻了。她冻得瑟瑟发抖，以前梳理得一丝不乱的白发也被北风吹得凌乱不堪。母亲一眼就看见那件洗得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棉袄上，有一个很大的裂口，已经露出了其中的棉絮，便转身去寻了一件又大又暖和的棉衣给她披上，好让她脱下旧棉衣来缝上。那是姐姐买给妈妈过年的新衣，蓝黑色的灯芯绒面上，洒满了白色的小碎花儿，母亲极是称心，加之是自己女儿孝敬的，更是觉得贴心。
    “我的眼睛看不见穿针了，所以一直没补”高奶奶一边换着衣裳一边嘿嘿笑着，有点儿自我解嘲的味道儿。穿上新棉袄后，高奶奶突然提出想要这件棉袄，母亲愣了一下，随即就答应了。
    “其实我当时有点舍不得的，不是舍不得衣裳，主要是自己女儿买的，穿着感觉不一样的，再说也怕你姐姐不高兴哩”母亲告诉我。“高奶奶从来都不向我提什么要求的，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看来也真把咱们当自己家人一样亲近和信任了，我肯定是不能拒绝的”。在我看来，高奶奶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靠和温暖，而并不是一件棉袄。
    最后一次关于高奶奶的消息，是从别从口中得知的。父母回到阔别了几年的小城，却听说高奶奶已经去世了。后来的几年她身体每况愈下，因为曾经当过红军，就被民政局接去照顾了。在她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不世时，便托民政局的人四处打听我父母的消息。不巧的是，因为更换了电话号码而最终没能联系上。“一直等了一个多月呀”等父母亲专程去到民政局的时候，当时受托的干部告诉母亲：“老太太说最想见的就是你们俩儿了，她在这世上也没什么亲人了，一直念着你们的好，可我真的是没办法联系上你们”。母亲给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她的眼里噙着泪花“那次回家乡本是要去看看她的，因为当 间太仓促了就想着下一次，谁知......”。最后的一面，失之交臂，成了母亲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于高奶奶的身后事，我们都不得而知。听说她在红安还有侄子，不知是否已将老人的骨灰接回了家乡，让她长眠于故土的青山翠柏之中。历尽苦难的一生，也许早就被世人遗忘。但在这个春天，那个曾经无意间给了她一丝火柴般微温的孩子，在长大后的岁月里，懂得了她的艰辛和苦涩，并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文字，以自己的方式来怀念她。
    也许，这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温暖吧！







来源: 红军高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