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这是“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资料照片）。 七君子出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同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都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必然能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继续对“七君子”进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辑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七君子”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七君子”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者的胜利而告终。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亲自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要求和他们一块坐牢，以示抗议。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结束。 日军是“七君子事件”幕后黑手 2004年3月26日上午，再现“七君子事件”七主角形象的大型青铜塑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 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还向记者出示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八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幕后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日军密电摘录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4天，密电就称： “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5人……”。从当时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十七（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沉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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