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想起那年的围炉
小年已到,儿子儿媳们都在各自忙碌,只是偶尔抽空回来看看,买个鱼缸,拿个台历,换换空气净化器的滤网,然后匆匆离去。剩下我们老两口围“炉(暖气)”夜话。夫人爱看名人传记和奥斯卡获奖影片,爱看绿植和鱼虾,爱看堆满了房间的玩偶。我们就围绕这些聊啊聊,直到夜深,窗外已经很少行人车辆,然后看看南北两个标志物:航标灯看不见是重度霾,电视塔看不见是中度霾,由此决定明早出不出门,熄灯,就寝。当然,春节时儿子儿媳和孙子们是会回来的,夫人早已网购了足够的积蓄。 回想1969年春节的围炉(确实是煤炉)夜话,别有一番滋味。 1968年,我校教师多数被转移到茶淀农场。茶淀是北京市在天津境内的一块飞地,称为清河劳改农场。那时,由于备战的需要,原有的劳改犯们内迁到山西等地,农场改为五七干校。我们住的是一座座红砖围墙的院落,围墙四角有岗楼,墙上拉着铁丝网,每个院子里有大约七八间平房,房间里面是连通的大炕。这些院子分别称为“58×”分场,从581直到586——埋葬死人的地方。在那里首先是劳动,我们种过水稻,修过公路,盖过房子,收割过小麦、芦苇,其次是每天讲用和开批判会。 刚到茶淀的第一个春节,大家都盼着回家过年。虽然那时的“年”已经没有什么年味,但是亲人团聚总是最朴素的愿望。但是,领导们宣布不放假,号召大家大干苦干,于是大家纷纷各找借口,争取回家。我本来没有回家的打算,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他说: “大哥,你快回来吧,妈妈病了!” 我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上一年冬季,我在学校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病了,回到家里才知道他已经在睡梦中逝世。我慌不择言地大声问道: “妈妈还在吗?” 弟弟感到了我的焦急,连忙说: “在,在,你回来就看见了!” 我放下电话,立即去向领导请假,然后到汽车班打听明天有没有到火车站拉物资的车。第二天一早,我搭上卡车,冒着寒风赶到40里外的火车站, 再赶回北京。到家以后,才知道妈妈只是轻微的感冒,主要还是为了找个借口让我回来过年。 春节晚上,大家终于围坐在一起,母亲添旺了两个煤炉里面的煤火,勉强顶住了窗外透入的冷风,摆上了用春节期间特殊供应的肉、蛋、豆制品拼凑出的年夜饭,最难得的是平日见不着的花生和瓜子。但是,这个家已经不团圆:父亲去年刚走,我的妻子还被关在单位牛棚,吃饭的只有母亲、我们弟兄三人和我不满周岁的孩子。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庆幸这次难得的聚会,尽量说说喜庆话,主要是祝妈妈长寿,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摸不透下一年有什么可以盼望。夜深了,大家一起包饺子,却不敢守岁,因为担心邻居们会攀比我们用电太多。正月初一,我的妻子被允许回来看看孩子。她害怕被小脚侦缉队看到连累家里,不敢回家,而是打电话让我把孩子带到附近的什刹海,好好地遛了一番。 过了春节,匆匆赶回干校,才知道大家为了团聚各显其能,最可笑的是家在上海崇明岛的一个同事,回家的理由是结婚。等他回来以后,领导问他,才知道他并未结婚。质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就算我预支了婚假可以吗?下次真的结婚我就不请假了。”从此,“预支婚假”就成为干校的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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